正如近年来的一个热门议题，如何建设“双一流大学”，或者更确切地说，如何让建设“双一流大学”的规划不会重新陷入以前的老路？这也意味着，如何提升大学生对高等教育的认同感，以及高等教育在国人的社会生活中确立起它的真正意义。这就必须明确一个前提，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的根本矛盾，是求道与学艺间的矛盾。可以说，中国长期以来浸淫的儒家传统的教育理念，其本位是以求道为终极目的的。书院教育便是这一理念的其中代表，它是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组织，不仅为中国的教育、学术、文化、出版等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但随着清末改制，书院改成学堂，在中国延续1300多年的书院教育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历史，同时，西方教育也不仅以知识的方式，更以制度的存在开始对现代中国的发展进程施以深刻的影响。

在MM定理之后，突破原先的理想条件，有学者基于非对称信息提出了代理理论、权衡理论等。权衡理论认为，虽然在一定程度内负债增加可以产生税盾效应，但是过多的负债也会对公司造成巨大的还款压力，企业破产风险上升，即财务困境成本增加。2004年我国学者曹延求、孙文祥在代理成本的背景下，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资本结构中债务融资的比例增加会导致公司业绩下降。

7）苗木定植。栽植深度以苗木根颈部与地面相平为准。栽植时根系要摆布均匀，填土一半时轻轻提苗，再填土与地面等平，最后灌透水，待水渗完后覆盖地膜。

韦伯在谈到中西方教育的目的差异时曾经指出，中国的教育和考试的目的在于考察一个人是否完全具备知识并由此产生一个有教养的人应有的思考方式，而西方的治学和考试的目的则是为了成为法学家、医师或别的技术人员。[1]而这正如严复对中国教育的看法，“但使吾国之民，人人皆具普通知识，即不然，亦略解书数，有以为自谋生计，翕受知识之始基，则聚四百兆之人民，其气象自与今者迥异”，[2]“故欲为立宪之国，必先有立宪之君，又必有立宪之民而后可”，[3]教育的目的不应仅是对国民的生存能力的培养更应是一个公民资格的人格培养。韦伯与严复两人的观点简练独道地概括出中国古典教育与西方高等教育之间的巨大沟壑——求道和学艺到底孰先孰后、孰重孰轻的问题，这个问题同时也围绕着民国以来中国教育的救亡图存与西方化、现代化的发展历程的整个轴心。可以说，民国至今，中国高等教育愈发呈现对西方教育的模仿主义，充分表现了从以求道为本位到以学艺为本位的教育理念转向，导致当代中国国民人格培养愈发受到轻视和路径匮乏，在现代高等教育越来越专业化和理性化的发展同时，其精神文明的实质脱节也越来越严重。面临如此的中国教育困境，如何回归其求道的教育传统和本位、重新培养国民的儒家人格，这都迫切需要今天的教育工作者们去考察和反思中国高等教育的整个发展历程。

一、水土不服：模仿主义的中国制造

（一）模仿主义的政治旋律

著名国学大师钱穆认为，中国近代以来新教育一直存在两大弊病，其中之一便是“模仿主义”。“模仿”是休谟的经验论的重要观点，因为对相似、相近以及因果关系的解读使得人的行为亦会产生相应的类模式，[4]中国本土的高等教育便是因为最早在文化自卑与国力衰败的社会现实下转而深陷于对西方文明的政治崇拜和文化崇拜的“模仿主义”，使得自己的教育模式难以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阴影。清末时期的书院改制，书院改为学堂，基本上中式传统高等教育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中国大学的现代化办学在模仿主义上越走越远。加拿大著名高等教育研究专家Ruth Hayhoe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实际上仍然是“欧美模式的凯旋”。[5]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专家潘懋元更是深刻地指出当代大学教育出现了“理念危机”。[6]剖析中国高等教育的办学历程，可以为我们今天重建本土化的办学体系提供经验教训。

以下将主要针对交直流侧不平衡故障时，交流侧不同接地设计方式对保护配置原理、出口方式、动作时序配合等各方面的影响进行仿真分析与验证。

1912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封建统治，中国高等教育迎来了较为宽松有利的发展环境。蔡元培参考法国高等教育提出的“五育并举”“学术自由”“教育独立”理念以及大学区的实践，都为后来建立现代大学提供了范本和参考。[7]在这里，民国的高等教育主要参考了以德法为代表的欧洲大陆模式和以英美为代表的英美模式。其一，以德法为代表的欧洲大陆模式大学教育是由政府主导的，政府对大学有直接的控制权。而在学校内部的管理，则是“教授治校”，学者享有高度的自治和自由。总体来说，欧洲大陆模式，是国家保障教育事业的物质支持，然而教育本身则贯彻着“学术为本、以人为本”的思想。因而，绝大多数教授都认可国家是唯一的学术合法赞助人，研究都和学术本身发展和个人兴趣相关。其二，以英美为代表的英美模式和德法模式间的明显不同在于，英美大学本身有高度自治权，政府无权过问学校内部事务，大学拥有独立法人实体地位，可以依靠董事会、理事会实现教育市场化。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下，英美大学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竞争机制。总体而言，英美模式是“以市场为中心”的资本主义高等教育体制。

德法和英美的大学体制相映成趣，虽然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有所不同，但是无论是国家主体还是社会主体的资本支持，西方大学本质上都还是以资本和市场为主导的资本主义教育。在这样的教育中，大学之间形成的竞争关系是市场为导向的，老师对学术的态度是以自身之兴趣为出发点的，师生之间的关系是可以明而言之的功利关系。无论哪一种模式，其核心精神都是自由自治，学术独立。也正是这样一种公开的市场竞争反而实现了以教授、学者、学生的竞争力为重，客观上实现了“以人为本”。在大学中，学生和老师成为了真正的主体。

2.继承前人知识，创新学术研究

1956年后，中国大学教育开始迈出摆脱苏联模式的步伐。80年代以后的改革，更是针对当时政府主导包办一切的教育体制提出“简政放权”的主题。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原有的基础上欧美模式的高等教育再一次在中国复苏，然而这次复苏来得更加猛烈，带上了资本主义本身的功利主义，物质化的高等教育使得教育发展进入了新的理念危机。可以说，纵观当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我们大致发现有一个轨迹线：模仿欧美—模仿苏联—模仿欧美。现行的中国高等教育一直难以脱离文化自卑与西方中心主义的集体无意识，从政治膜拜到制度模仿的主旋律也一代又一代地响起，这都不由使得中国陷入“双重尴尬”的境地。

（二）中国制造的双重尴尬

中国制造的高等教育所陷入的“双重尴尬”本质上就是模仿主义的意识形态与集体无意识的现实反馈与延伸。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的今天，中国高等教育似乎成了一个西、苏结合的混合物。运用着西方大学的分科、学制、市场化办学、教学评价，同时却用着苏联的管理模式。看起来倒像是各取所长，欧亚合璧，实则是各取皮毛、有形无神。我们可以将这种双重尴尬分为办学尴尬与治学尴尬的两重性给予深入反思。

其一是办学尴尬。无论是西学东渐，还是效仿苏联，中国大学的建设、改革都是一场又一场自上而下的政府化运动。首先遗留下的便是无法抹去的“以政府为中心”的办学痕迹。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大学的行政分级。在这样的体制之下，大学无可避免地形成了“官本位”思想，加剧官僚主义在高等教育的蔓延。如果说行政化办学是苏联模式的后遗症，那么功利主义追求就是模仿西方大学的落下的病症了。中国大学从专业设置，到学制设定，都是西学东渐的结果。学校与市场更为紧密的联系，让功利主义在办学中彰显着资本的魔力。不断扩大的招生数量，越来越多的专业设置，综合大学的不断扩张，各种大学的改名潮流，似乎专业已经成了牟利的工具，学术也是市场的傀儡。在市场化的影响之下，中国大学的人才培养宛如一个又一个大型的工厂，而学生俨然成为一个又一个标准化生产的产品。

在模仿主义的凯旋中，看似我国高等教育突飞猛进，但是在模仿的过程中我们却忘记了中华本身该有的民族之魂。原因并非偶然，而是必然。近代以来的高等教育发展，我们何曾回想过中国一脉相承的传统大学？模仿西方也罢，模仿苏联也罢。我们邯郸学步，学未有成反倒是忘记了自己曾有的模样。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乏高等教育的经验，无论是官学中的太学还是私学中的书院，可惜都随着清末书院改制、在五四运动之后，传统教育的继承几乎中断，我们在模仿主义中蹒跚前行，何时又能在模仿主义中迷途知返？我们的教育究竟应该秉持什么理念，树立什么思想，西方和苏联遗留给我们的问题，我们又该如何解决？

无论是办学的尴尬理念还是治学的尴尬环境，究其原因还是模仿主义，是“有形无神”的中国制造。西方大学的模式是“以市场为中心”，在教育独立的基础上运用公平、公开的市场竞争，形成良好的办学效益，客观上实现“以人为本”。苏联大学的模式是“以政府为中心”，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运用国家权力进行资源分配，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客观上实现“国富民强”。可见，两种模式之间的建制和理念相辅相成，割裂开来各取其一，只能是强行嫁接，变成无根之花，必然枯萎。

其二是治学尴尬。治学包括教师和学生两个部分。教师本应该是作为高等教育的主体之一，然而“以政府为中心”和市场化趋势却使得教师地位尴尬。一方面，教师不得不为了获取研究的经费对政府做出妥协，甚至投其所好改变研究的方向；另一方面，又因为职称制度所累，无心无暇更好地顾及教学；再一方面，为了融入市场获得收益，又不得不作出额外让步，可谓教而难有心。而学生也本应该是教育的主体，却在这样工厂化的生产中失去了主体性和个性，沦为了工厂生产的工具。工具化和物化磨灭了学生对于学术的追求和品性的陶冶，可想而知，在如此标准化的生产下，大学生又如何真的实现高等教育的意义。教师和学生本应该是亦师亦友、相辅相成的和谐关系，在这样的体制下无非形成了三种畸形关系：一是上级下级的官僚关系，二是功利主义的利用关系，三是互不相干的毫无关系。这都不应该是正常的治学氛围。

步骤3：在得出准则层各指标的云模型结果后，结合该层指标的权重，得到目标层的风险综合评价结果。将计算所得的综合云模型与标准云进行比较，以确定城市灾害综合风险等级。

二、追本溯源：书院教育与儒家人格培养体制化

由于中国高等教育的模仿主义和双重尴尬，当前在港澳台和上海等不少地区已经陆续开始复兴书院教育的传统模式，摆脱当代对大学生人格教育忽视的困境。从书院教育的历史来看，萌生于唐，成熟于宋元，而在清朝走向衰落，成为统治者的合理化自身政权而非培养人才的方式。从书院教育与现代高等教育的关系来看，亦不同于“修复”或“重建”，修复或重建的前提是这种传统的教育方式至今仍旧存在并影响今天的教育方式，修复是在现存制度完整性的基础上的一种完善，重建是对现存制度的批判、反思和再生产，而书院教育至今已经存在着明显的断层。因而，对书院教育的研究应该回归到宋明时期对其成熟范式的重新呈现和价值挖掘，使其适应于当前高等教育的形势和需要。

同时，正如前文所述，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的根本矛盾是求道和学艺间的矛盾，研究书院教育，本质上就是从书院的办学制度与治学方法透视儒家传统的人格教育的方式方法，以此充分理解教育制度与人格培养的密切关系，理解中国古典教育对人格培养的张力所在，如此才能回归于中国教育的求道本位。一方面，高等教育的办学制度关乎对学生的管理方式和开放程度，书院教育的办学制度从对学生的选拔、学习再到精神世界和兴趣爱好的培养，具有开放性、独特性和系统性的特征；另一方面，书院教育为典型的高等教育并不以单纯的学艺为目的，师生之间的反哺关系和思想纽带既是书院教育建立起的文明传承的路径，同时更是文化创新与再生产的方式。因此，下文便通过归纳宋明时期书院教育具体的成熟的模式，揭露其中无处不在的儒家属性，并以此反思儒家人格培养的体制化与反哺性。

（一）办学制度与儒家人格的体制化

1.书院教育的开放办学

为了保证建筑设计质量、降低建筑安全隐患、确保国家及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1997年建设部在上海、武汉、苏州、合肥等城市进行施工图审查试点工作[2]，并于2000年开始实行了施工图审查制度。但传统的审图方式效率低且漏审、错审的概率高。2014年住建部《关于推进建筑业发展和改革的若干意见》建市〔2014〕92 号文件要求：“改进审批方式，推进电子化审查，加大公开公示力度，推进建筑市场监管信息化与诚信体系建设，推进BIM等信息技术在工程设计、施工和运行维护全过程的应用，提高综合效益，探索开展白图替代蓝图、数字化审图等工作” [3]。

书院教学采取开放式办学，严中有宽、有教无类。这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收入学生虽然有相对严格的选拔机制，但是对于学生的出身门第并没有严格要求，客观上其实是有教无类的办学体现；另一方面，在教学过程中，社会各界人士皆可参与其中，是书院教育社会化的重要体现，也是书院包容、开放、自由、公开的学术精神的体现。其中，书院教育的学术精神的历史典型便是“鹅湖之会”。南宋时期朱熹和陆九渊是两个不同学派的学术领袖，曾进行过公开的论辩，但朱熹却主动邀请陆九渊到自己主持的白鹿洞书院讲学，并把讲学内容刊刻在石头上，以便于学生学习与参考。又如，岳麓书院本为湖湘学派张南轩的讲学基地，但他却广邀不同学派的学者到书院讲学，闽学派的朱子及永嘉学派的陈止斋等，都曾到书院讲学，并受到学生的欢迎。可以说，书院教育的开放办学，一方面标志着高等教育的书院教育并不是少数人的精英教育，相反是社会共享的大众教育，另一方面又体现出其学术精神的海纳百川、兼容并包。

当地水稻面积在逐步减少，柑橘、花卉、蔬菜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在不断扩大。此外，云南严格执行化肥零增长，直接影响化肥销量，但同时也规范了市场。8月1日后，当地开始严查农药经营许可，还强化农药市场监管，加大违法行为处罚力度。据了解，目前已经查处一家销售假化肥的企业。对于后市，预计尿素价格将上涨100-150元/吨。

2.书院教育的学派风格

书院是士人的活动领域，士人是社会阶层中最活跃的分子，所以有了书院，其实不仅仅是书院对士人有筛选，士人也会对书院有所选择，这便形成了书院和士人的双向选择。不同的书院有不同的追求，因而进入同一书院的士人，也会相应地是志同道合之流。例如朱熹所办之书院，都成为了理学传播的重镇，供奉儒家先圣，传播理学纲常。而陆九渊、王守仁所热衷讲学的书院，便成了心学对抗理学的重镇。同时，书院教育的这一特色也引发了书院之间的学术交流切磋。当然，也不乏有的书院追求功名。或许每个书院目标各不相同，但是正是因为这样，不同追求的人才可以相聚不同的书院结为团体，久而久之，便形成了相应的学派之别。客观上，书院教育也正因为他们的办学各不相同，才形成了良好的学术氛围，保持了书院之间的独特性。

3.书院教育的心性培养

[1]韦伯.儒教与道教[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98-101.

（二）治学方法与儒家人格的反哺性

1.伦理本位的师生关系

书院独特的治学制度，是以伦理本位的师生传承，而这也促使师生关系的紧密相连、知识和德行的言传相继。中国传统而言的教师，其实是身兼“经师”和“人师”的双重身份。“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其实正是中华文化中对于师生情谊的体现，重视师生情谊是中国文化的良好传统。讲会制度的频繁，其实便是增加了师生相处的时间，别出心裁的讲会设计，也让学生不断借由语言的讨论，加强心与心的交流。同食同宿，其实极大程度地拉近了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的距离，同时，也促成了儒家文明的反哺特征。王阳明就曾与门生相约稷山书院外的龙泉寺天阁，讲会走出书院，走向外界，师生平等的各抒己见，怎么能不铸就师生传奇呢？以情感为纽带而非以利益输送为纽带所缔结的师生关系，也才使得每一个学派的文明能够既保持完整又时刻创新，促进师生对书院本身的认同感。

2.教学相长的讲会制度

②称取2，4-D粉末1g溶于500mL清水配成2g·L-1的母液，再用清水分别稀释成质量浓度为2×10-11、2×10-10、2×10-9、2×10-8、2×10-7、2×10-6g·L-1的2，4-D溶液。

书院最具特色的讲学制度便是讲会，它成了书院区别于别的教育机构的重大标志，而这一开放的制度也促进师生之间的教学相长，是儒家人格培养的反哺性的另一个具体体现。关于讲会的起源，颇有争议，不过根据朱熹所作《白鹿洞讲会次卜韵》，可以判断南宋时期其实已经有了讲会。[9]南宋时期出现的讲会，大多是非经常性的学术聚会，对于会期、地点、人员、组织都没有一定的规定。讲会制度得以建制、兴盛，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是王阳明心学的繁荣。王阳明为了推动心学的传播和创新，十分重视讲会，力求将其打造成经常性、制度性的活动，在《书中天阁勉诸生》中，王阳明写到：“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能有生者也。”强调了定期制度化的重要性，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要虚心谦逊、包容尊敬的参与态度。[10]在心学推动下，讲会制度得以繁荣发展。不过，讲会制度倒不是拘泥于心学，相反，讲会呈现的是学术自由的精神，是教学相长的社会需要和文化自觉。讲会制度的繁荣也促进当时思想的碰撞和不同学派的争鸣。因此，明代中叶后期，同繁盛的心学同时代的程朱理学的后世学者，也有频繁的讲会活动与心学争辩，还有少数的佛家、道家也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三、其命维新：书院复兴与本土化的高等教育探索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穷则变，变则达”，建设“双一流”大学如何才能不走老路，不会回归到原本的“学术GDP”的功利性原则上，真正回归到大众社会的生活世界，那么在这里，反思书院制度以及对书院教育的重新挖掘，就是当代高等教育研究的根本问题。回归到高等教育本土化的语境下，明确儒家传统的人格教育与西方传统的区别提出当代教育如何构建儒家人格的根本原则，重建高等教育模式和大学制度，这也才能摆脱旧日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摆脱模仿主义与双重尴尬的境地。因而，以下便就书院教育的当代复兴对儒家人格培养和大学制度重建的两重意义展开详细阐述。

（一）书院教育复兴对儒家人格培养的当代意义

蔡元培在《大学教育》一文中提到：“大学教育者，学生于中学毕业以后，所受更进一步之教育也。”[11]可见，大学教育本就是更高一等的教育，它自然要承担起继承先辈知识，同时要创造新知的责任。中国著名教育学家郑晓沧也在《大学教育的两种理想》中将“学者”列为西方教育两大教育理想之一。[12]可见，知识、智育是大学永恒不变的基本命题。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华东师范大学首任校长孟宪承，在《现代大学的理想和组织》一文中，也将“智慧的创获”列为三大理想之一。[13]我国的大学理想也理应“继先圣之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归根结底，中国高等教育的弊病就在于模仿中，忘却了中华几千年来本身的传统和经验。急于求成地模仿他国成功经验，却遗忘了本国的先贤圣学。大学本身就应该扛起传承文化的历史使命，而非传授技术经验的培训工厂。《大学》提出的“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修己是治人的前提，修己的目的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说明治国平天下和个人道德修养的一致性。这其实也是说明，中国传统的大学精神本就应该是修身、修德和求知、求学合二为一的。

20世纪50年代初期，由于政治话语对苏联模式的盲目崇拜，我国大学教育又有了新的动向，当时的大学教育几乎是“一边倒”的模仿苏联，对“苏联模式”的照搬照抄，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主义计划大学教育体制。机械化、分工化的教育制度，对中国教育影响深远。苏联的大学是在计划经济下，由国家建立，实行中央高度统一管理和各个经济部门单独管理相结合的办学体制。国家统一是最大的特点，统一办学，统一招生，统一分配，对学生教育实行专业化培养，教学内容紧密结合经济需要和科研需求。[8]总体而言，苏联大学是“以国家政府为中心”的计划性社会主义大学。与西方大学以市场为导向明显不同的是，苏联大学是完全的以国家政府为主导的办学体制，这样的教育体制中，整个教育系统自上而下，整齐划一，简单高效。所有的学生、教授，所有的科研、学术都为国家服务。对建立完整教育体系，提高教育效率而言，确实有其独到之处，是典型的工业化强国理念在教育领域的延伸，也在世界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1.传承中华精神，陶冶心性品德

3.弘扬批判精神，维护独立自由

以史为鉴，大学生永远是思想最为活跃激进的社会分子，大学也往往是社会思潮的源头。大学教育，理应弘扬批判精神。时刻保持自身的相对独立和学术自由。纵观书院历史，但凡政府强行控制书院教学时，书院教育如一片死水，相反，则一片繁荣。蔡元培曾经在中国实践其教育独立的思想，也是深殷独立、自由精神是大学精神之魂。书院教育的本质在于其对不同思想的包容和思辨，它不仅是批判精神之下的个体的求道之路的再出发，同时这种对独立和自由的精神价值的维护，也才能促进求道之路的长远发展，对大学生人格培养，既有创新又不失之偏激。

（二）书院教育复兴对当代大学制度的重建意义

1.办学与管理

在新的零售模式下，传统老字号调味品企业必须紧跟时代的步伐，充分运用网络资源的覆盖面积广、传播速度快等优势，建立微信公众号、拓展电商销售渠道以及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使消费者购物更加便捷，开创了传统行业的销售新局面。同时，在传统零售渠道中，公司业务团队分析市场竞争环境，以智取胜，在看似饱和的市场中采用产品定制的策略努力挖掘空间，实现销售增长。

现代教育学中，阐述了构成教育活动的三大基本要素：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中介系统。[14]其中教育者是教育活动的主导者，受教育者是教育的对象也是学习的主体。学习本身就是一种能动的双向互动。简而言之，教育必须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我们需要建立的应该是我国特色——中式的“以人为本”。书院教育便闪耀着独特的人文主义光芒，仔细研究，不难发现，书院是以个人生命关怀作为出发点的。不在乎门第，不在于功利，追求的是个人的修养和学识，正如王阳明所说的弥补官学的流弊。而且，纵观书院发展的始末，政府力量和书院力量一直是一对相互对抗的力。当政府力量全面压制书院力量，书院便沦为官学附庸，失去了生机。而政府力量相对削弱时，书院又焕发出了蓬勃的生机。我们再看看西方大学，西方政府对大学的较少干预，便形成了活泼的学术氛围。相反，我们在模仿苏联大学的时候，就导致了工科强势和人文凋零。

书院教育对中国大学的建设办学和管理的探索，是“去行政化，以人为本”。学校本就应该是学校，应该和政府保持一定的距离和区别，可以考虑逐步取消行政分级，将学校独立出来，不要沦为行政一级。政府应该适当简政放权，给予学校教授、老师足够的自治权。同时应该尊重教师、学生的主体地位，办学应该是为了学术、为了学生，真正发挥大学教书育人的本能。

2.教育与学术

书院教育对中国大学的教育和学术的探索，是“去同质化，独立多元”。政府应该“简政放权”，给予学术发展提供环境。每个学校应该有自己的定位和发展规划，国家也应该建立相关的机制，把关学校。高校、高职、技校本就该有明确分工，理工、人文、财经、政法也应该发挥各自的优势。书院讲学也应是百家争鸣，自成一派，各个大学也应该树立特色发展的理念。只有当每一个大学毕业的学生都带着自己学校的独特印记的时候，这才是大学教育真正走向多元发展的时候。

3.传统与价值

学问有四个向度：一是学习知识的向度，二是创造知识的向度，三是认识心性的向度，四是发展心性的向度。[15]或许这就是我们应该追寻的民族之魂。与其我们运用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去归纳中华的含义，倒不如回归最原始，最平和的那个本意。或许这就是书院教育，又或者其实是中国传统教育以来最珍贵的财富。回归求道的教育本质，修养心性，发掘心性，这也是中国传统高等教育区别于他国最明显的特征。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一个极其有趣的现象：只有中国的高等教育会将修身提到如此高度，甚至可以说中国传统会倾向德行高于才能。

然而，当她远远地看见许峰的时候，她原本打算飞奔而去的，但怎么也迈不开脚步。许峰看起来真的成功了，两年前他把自己收拾得像个贵公子，如今他仍然像，但有些变了。变在哪里，李莉说不清楚。

可以说，书院教育对高等教育本土化遗留下的最重要的财富就是“去功利化，德智并举”的传统价值与教育理念，这甚至也是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留下的精髓。中国当代大学教育以及大学生的思想教育问题，在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模仿过程中所丢掉的神，便是这“中华精神”，便是对心性修养的坚持其后果是：为了对应市场化的需求，注重科学知识，忽视了道德教育：重视就业发财，“学艺”的偏向越来越强，而却忽略了修身养性的“求道”的社会意义和教育方式。如果我国的大学教育真正地学会了回归传统，回归到求道的教育本质，再结合时代精神，这才能真正让我们的高等教育重获生机。反思儒家传统的书院教育与人格培养的制度体系，正是为了唤醒“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的“大学”两字，一个发展数千年却只不过百余年就被忘记的名字，它本身也是制度和精神的有机结合。大学生人格教育匮乏的警钟已经敲响，是到了摆脱模仿主义，从自身传统出发，重新拾回中国文化和精神的时候了。

[3]严复.宪法大义[G]//严复集（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王拭主编，1986:245.

参考文献：

书院教育最大的神髓在于它的德育和智育的并举。书院的教育不甘沦为官学的附庸、科举功利的工具。书院运动兴起，本身就是理学家为了矫正科举带来的功名利禄之心。关于书院，王守仁也说过“匡翼夫学校之不逮”。可见，真正弘扬书院精神的书院办学目的本就是超脱科举功名，追求学术和人格的独立。书院定期会对学生的德行进行考核，为了能够做到考核有据，不同书院还采取不同方式，并且和学业考试一并，列入奖惩范畴。可见书院的德育做到了两手准备，贤德之人学规导之，无德之人，学规惩之。能将道德心性放到如此高度，也是书院教育为什么能成为“心灵学校”的重要原因。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的旨归，而人的共同体则是保障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形式。在马克思看来，实现人自身的解放只有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被消除、旧式分工被消灭的基础之上，届时人与人才能在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的前提下相结合，形成“自由人联合体”即人的共同体。而人只有生活在共同体中，才能实现自由个性的全面发展；只有“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3]199，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最高追求才会实现，人才能逐步走向自由自觉的美好生活，最后通达人的解放的终极状态。

[2]严复.与学部书[G]//严复集（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王拭主编，1986:593.

制定切实合理的水系整治实施计划，与生态新城的开发总体时序相适应。水系规划计划分四期实施，为优先保证区域及下游耕地的灌溉，并尽快提升西片区水生态环境，蛇家坝干渠改道及沈湖扩挖工程优先安排在一期实施，其余工程分期逐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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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运用对偶，在形式上音节整齐匀称，节律感强；在内容上，凝练集中，概括力强，使“嘎花”富有音律感，便于人们唱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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