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海归的去光环化：从“黄金时代”到“青铜时代”

在近代和改革开放的初期，只有极少数人能享有国家公费出国的留学机会，留学走着“精英化”的路线，那个时候的海归是“高水平”和“高薪酬”的代名词。然而，随着全球化的日益加深，国与国之间的交流更加紧密，中国国民收入逐步提高，出国留学已不再是多数人的奢望，留学已经是一种“大众化”的趋势。海归“已从‘黄金时代’逐步进入‘镀金时代’，现在已步入‘青铜时代’，海归‘去光环化’将成必然趋势”。[1]

由上可得，雷达的非线性测量方程需要线性转化以简化运算，这可以通过雷达的观测量转换，用转化后的间接观测量(伪观测量)来替代实际的观测量来实现。

这种“时代”变迁的发生，除了受到国家出国政策和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影响，还受到当前教育功利化、实用化思想（受教育就是为了谋取一份好职业）的影响。回顾历史上的中国留学现象，可以更好地理解这种变化。在清末民初，留学的目的主要是“救亡图存”，这是因为中国在经历了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的惨败后，先进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学习西方先进科学知识的重要性。因此，少数人选择自费或者被公派出国留学以实现“救国”。1847年，容闳前往美国留学，并于1854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获学士学位，成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回国后，他以“教育救国”为口号，劝说政府开展留学活动。1872年，政府批准了第一批留学美国的中国少年，共30人，并在之后的3年持续每年派30人留学美国。到了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了“广开渠道，力争多派”的留学方针，严格挑选人员出国学习，希望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文化大革命”后人才断层的危机，希望在国外学有所成的人才能够归国效力，尤其对国家的工业技术的振兴提供帮助。因而，改革开放初期，少数公派出国的人员出国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从而了解东西方的差异，以实现振兴国家的目的。要看到，这些在清末民初和改革开放初期带着“振兴国家”使命而出国的人员都是经历了层层选拔的佼佼者，人数十分的稀少，是精英中的精英。在清末民初（1896—1911年）的这16年期间，仅仅只有558人留学美国，在民国时期（1912—1949年）的这38年间，也只有13085人留学美国。尽管人数不多，但是留学青年的素养和能力都相当高，回国后为国家在各个领域作出了显著的贡献，如顾维钧就是黄金时代留学青年中的佼佼者，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致力于外交事务。改革开放后，在1998年到2002年仅仅5年的时间留学美国的人数就已经达到了293, 374人，是清末民初时期留学美国人数的525倍，是民国时期留学美国人数的22倍。[2][3]

(1)这种低K(K≤80 mg/kg)MoO3原料适合生产小粒度钼粉，粒度范围主要在2.5～3.0 μm之间。

到了21世纪，留学美国的人数仍然“高烧不退”，1998年到2002年留学美国的人数达到293374人，2003年到2007年留学美国的人数达到335720人，相比较前五年增幅达14%，2008年到2012年留学美国的人数达到577450人，较前5年增幅达到72%，2013年到2016年留学美国的人数达到907026人，较前5年增幅达57%。

表1　当代留学美国人数及增幅

时间 留学美国人数 增幅2013—2016年 907026 57%2008—2012年 577450 72%2003—2007年 335720 14%1998—2002年 293374 /

这种长期形成的“习性”将成为这些青年一种不假思索的、一套深刻地通过家庭的条件和熏陶内在化的行动。当他们出国后，自然地以为这样的“习性”仍然能适用于国外的生活。然而，现实给予了他们沉重的打击，在国外的他们，不仅要承受超负荷的学习任务，而且任何事情都要亲力亲为，如学习、做饭、整理房间、处理与老师和同学之间的人际关系等，这使得他们有些不知所措，但为了学业的顺利完成，他们必须要努力地适应，以实现在西方的场域中重塑“习性”。布尔迪厄还指出，习性并不仅仅是过去经验的展示，并非过去的经验完全决定了人们在今后实践中的行为，过去的经验仅仅是一个基础，人们在此基础上进行着不断的发展、创新和演变，即习性是一种持续实践的构建。如在中国，这些青年通过父母的早期教育和培养而具备的“习性”，会在新的西方的场域中，根据西方的文化、特定的规则下而得以重塑，这是习性自身能动的适应环境和遵守规则的产物。

青铜时代的大部分留学青年已经不同于黄金时代的留学青年，他们不再是用人单位疯抢的“香饽饽”。回国后的留学青年还是要和本土高校毕业的青年一样海投简历，薪资和国内大学毕业的青年相差不大，甚至很多国内的企业更愿意要国内毕业的211和985高校的毕业生，认为这些学生专业基础扎实，踏实肯干，更加实用，更有利于企业的运营和发展。

另一个与此相关的重要概念是布尔迪厄的“场域”，“在位置之间客观联系的一种网络，或者一种结构”。[9]按照布尔迪厄的看法，在场域中一个人所处于的位置，并非是由一种单一的资本所能决定的，而是由多重资本的博弈所决定的。为此，在这些出国的学子中，他们除了对学术资本的重视，他们还深知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人际关系（社会资本）的重要性。实际上，这也正是留学青年出国的另一个目的：获取场域内自身发展所需要的社会资本。留学青年到国外的目的并非只是为了学习，还想认识同一阶层或同一个场域的朋友，回国后为自己的事业发展积累更多的“人脉关系”。对于这一点，家长似乎看得更加清楚，即使到了国外，小孩的成绩或者学术成就也不会一飞冲天，他们也还是选择支持小孩出国留学，因为孩子出国可以积累一定的社会资本。

二、留学何以受追捧：场域中资本的转化与博弈

世界读书日是莎士比亚诞辰日、塞万提斯去世纪念日，意义虽大，但毕竟距离中国人的生活太远。将9月28日孔子诞辰日设立为国家阅读节，既有纪念意义，又有操作可能，对于推进全民阅读具有重要意义。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约而同地把推动阅读放到了重要位置，并且把举办各种国家阅读节（日）作为推动阅读的重要手段。

然而，面对着中国每年大量毕业生的残酷现状，如何衡量每一个青年所拥有的学术资本的分量，成为了职场中用人单位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以科学场域中的学术资本为例，影响这些学术资本评估价值的因素包括科学发现是在哪个科学实验室做出的、论文是在哪个级别的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被引用的频率如何，等等。布尔迪厄敏锐地指出，“权威实验室的科学家比一般研究所的科学家具有更高的公信度，在权威大学的知名实验室里完成的发现，往往比在其他非重点实验室里诞生的发现更具说服力，如果作品被引用的频率越高，说明得到学界的认可程度越高”。[8]

既然国外的学习压力如此巨大，为什么国内的家长或者青年学生仍然竞相选择出国留学呢？我们认为，青年学生（无论是国内成绩优异的佼佼者还是成绩平平的普通生）之所以选择出国留学，用布尔迪厄的话来说，都是为了在特定的场域（field）内获取更多的“资本”。布尔迪厄认为，“人类的行为起源于个人生物属性的遭遇，这些属性是某种类型的资本，资本的多少，某种倾向以及某种场域”。[7]对于任何一个青年学生来说，要想在特定的场域内（如科学场、文学场、经济场、医学场等）谋求一个职位、实现价值、获取成功，就需要得到这个场域内共同体的认可，而这些认可则体现在是否具有相应的资本。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学术资本的获得，因为学术资本是进入这个场域的“入场券”，它代表着这个青年学子在这个场域中的某种能力，是一个强制性的参考系。举例来说，美国名校南加利福尼亚大学（USC）规定，留学青年能在毕业时修满150个学分就可以有资格考注册会计师（CPA）证书，CPA证书是进入美国和中国经济场域的重量级“入场券”。

两组治疗前的PAgT、PT、PT‐INR、D‐D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治疗后，两组PAgT及D‐D降低，PT及PT‐INR延长，同组治疗前后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PAgT、PT、PT‐INR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治疗后D‐D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1。

在很多中国家长看来，国外的学术资源更受到国内某些用人单位的青睐，国外的学习更有利于塑造具有多种能力的人（如熟练的英语、独立生活的能力、开阔的视野等），国外更有利于发表一流的论文，国外发表的论文更具有权威性和公信力等。还有些家长认为，如果孩子出国读硕士、读博士，跟着一个相关场域内的大牛导师，那么孩子回国后的发展和前途就会一片光明。正如布尔迪厄所说：“该场域是两个种类的学术资本并存的场所，一种是学术本身的权威性资本，另一种是施加于科学世界的权力资本……前一种学术资本更恰当地说是国际的。” [8]由于认定国外的“洋学位”肯定比国内的“本土学位”更具竞争力和潜力，因而很多国内具备经济实力的家长把“出国”作为孩子获取学术资本的首要选择。

除了在职场承受着竞争的压力之外，留学青年在学场也面临着不小的压力。“斯坦福鸭子”是对留学青年学习状态的一种形象描述：他们就像是水面上的鸭子，看起来悠闲，可鸭掌在水下飞快地滑动。换言之，留学青年尽管表面上看起来轻松自在，但是他们内心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黎铭在《听说》一书美国篇中列举了11位对美国留学青年的采访记录，这11位青年均来自中国有名的高中。尽管他们都毕业于国内知名的高中，学习成绩优异，但是在到美国留学后，他们也表现出了诸多的不适应，产生挫败感和焦虑感。“进入Pomona College学习后，也曾经为自己的英语紧张过”； [5]“尽管来伯克利大学已经3年，但是在一天下午，和美国同学一起坐在草坪上看球赛，愣是一句话都没有说……不知道怎么开口，不知道说什么，很是挫败”。[6] 幸运的是，这些“学霸”级的留学青年，自我调适能力、抗压能力很强，很快寻找到了学习和生活的“高招”，慢慢地开始享受在美国的学习和生活。然而，仍然存在一些留学青年，尽管他们也认真努力地学习，试图能尽快适应美国的生活，但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能很好地调整自我，患上了焦虑症甚至抑郁症。

[1]中青在线. 海归从“镀金时代”步入“青铜时代”[EB/OL].http://article.cyol.com/m/content/2016-07/22/content_13264353.htm，2016.

三、留学青年的困境：新场域中“习性”重塑的艰难

据《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5）》统计，与2012年相比，2015年在国内读完高中再出国读大学的学生比例从61%下降到41%，出国读高中的学生比例则从17%上升到27%[11],留学已经呈现出低龄化的趋势。这一趋势反映出了家长对子女教育的重视，希冀他们在日后的竞争中能够握有更多的砝码。父母是场域内拥有经济资本的行动者，他们对留学决策的影响很大。对于父母而言，手握经济资本，希望将经济资本转化为小孩的文化资本，利用这些资本不仅获得进入不同场域的“入场券”，在场域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从而实现教育所具有的社会阶层再生产的作用。因此，花大量的资金和精力投资教育是一个十分理性的选择。然而，要看到，理性的甚至有些功利性的选择并不等于最合适甚至最好的选择，因为在实际的过程中，文化资本的获取以及转化还受到准留学青年“习性”的影响。

[2]顾宁.评冷战的文化遗产:中美教育交流(1949-1990)) [J].史学月刊，2005(12):77-83.

这些数据显示，出国留学已不再是少数人才能享受的一种文化教育，而已经成为了大众化的一个常规选择。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数量上的增长与质量上的提高并不同步，因为出国留学的动机和心态存在着差异。大多数人出国留学的目的是为了在国外实现自我的增值，获得更大的成就。他们出国后刻苦努力、认真学习和科研，并取得了很好的成就，归国后受到用人单位的青睐。然而，还存在着少数一些抱着一种“崇洋媚外”、“混”洋文凭心理的留学青年。在国内时，他们的成绩并不突出，花钱聘请专业的留学机构帮助他们提供“一条龙式”的服务，以实现自己的出国梦。不难预想，这一部分人在出国后很难获得真正的技能和本领。当他们回国后，很多企业高管对他们的评价是负面的，“眼高手低，专业基础并不扎实，甚至不如本土毕业生；语言能力和业务水平大不如前；缺少海外工作经历和经验等”[4]。

留学青年的家长认为，他们的孩子尽管在国内并未表现出能够独立到国外学习生活的能力，但是在国外，他们孩子的习性将会成功地重塑。当没有父母在身边时，他们的孩子一定能像其他小孩一样，慢慢地适应国外的环境，并能够通过出国，学会十八般武艺，成为一个综合能力很强的孩子。然而，太多例子表明，这其实只是家长们一个美好的愿景。的确，孩子的“习性”会随着场域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得以重塑，但是每个孩子需要的时间是不同的，而所需要的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原有的习性”。有一些孩子的父母从小灌输给孩子学习和生活自理能力同等重要的思想，并专注于综合能力的培养，这使得这些青年习得了较好的独立能力、适应能力、自理能力和抗压能力。因此，当他们出国，面对与东方文化截然不同的西方场域时，他们能够在短时间内适应国外的生活，并懂得如何排解国外超负荷的学习压力，而另一些从小缺乏这些能力的青年，在初到国外时，需要较长的时间去重塑已经根深蒂固的“习性”。

四、应对策略

从当前留学青年面临的困境考虑，避免其在新场域中“习性”重塑的艰难，应对准留学青年进行思想认识教育。

一是准留学青年应该避免从众心理，想好将来就业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每一个场域都有不同的规则，这些场域中的规则指导着我们的行为和重塑我们的习性。在国内外不同的文化、体制环境中，就算同一个场域都会有不同的规则（如专业课程的设置、培养的方向、重点和目标等），这导致留学青年在国内和国外学习的知识和塑造的习性与国内很不一样，而这些知识和习性未必是国内场域所需要的，尤其是法律场、经济场会有更大的区别，“洋为中用”存在一定的难度。因此，如果留学青年从出国时就打算回国就业，那么出国未必是唯一的或者是最好的选择。国内大学的教育水平已经获得了国际上的认可，它们也是获取场域内有价值的资本的途径之一。

（4）如果发电机运行中，由于不对称或者外部不对称短路造成负序过电流，往往需要对容量在50MW及其以上的发电机装设负序电流保护。该保护配置是利用定子绕组电流不平衡引起的转子过热，有效地避免振动加剧。这种保护配置是发电机主要保护方式之一。

二是准留学青年应努力在新的场域中成功地“重塑”习性来更有效地获取各种资本。留学青年在出国时，应该充分地了解西方文化，并辩证地理解这些文化，比如西方推崇的“自由文化”，这种自由文化好的一面在于给予公民在学习、生活、思想上最大的自由度，可是坏的一面在于空气中的大麻味道、随时可见的操场上的裸奔青年等。同时，还应该主动地向正在留学或者已经有过留学经历的留学青年了解“真实的”留学生活，如高负荷的学习压力、孤独无助的生活压力等，而非仅狭隘地看到朋友圈或是脸谱中他人晒出的留学生活的美好一面。在充分了解这些信息后，再从自身思考自己所根深蒂固的习性是否能够很好地适应西方的文化，或者能够在西方新的文化中得以“重塑”，从而真正地享受留学生活，并从中获取自己所需要的各种资本。

三是准留学青年应从人本位的角度去思考教育的本质。人是目的而非手段，人应该是智力和品性互相结合的整体。在我们的教育中,人自身的价值常常被忽视，甚至被抹杀。正如罗素所问：“教育应当尽快成为某些行当或者职业的技术培训吗？”[14]过度功利化的教育无视个人全面发展的需要,培养出来的人大多缺乏理智和情感、志趣和爱好, 生活态度冷漠,精神世界贫乏,没有生机和活力。在全球化时代，人才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智力和知识方面的素质毫无疑问是极端重要的。然而，活力、勇敢、耐心和勤奋等这些品性方面的素质也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因为后者是前者得以有效施展的根本保证。如果将智力和知识看作学术资本的硬件，那么活力、勇敢、耐心和勤奋就是控制硬件的软件。对于品性教育，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父母不应把这个责任完全寄托于国外的学校，而应言传身教。只有当这些准留学青年具备这些最基本的品性后，他才真正具备独立闯荡一个与东方文化相差很大的西方世界的能力。

这一步严格来说仍然是属于审题范畴，这里单独拿出来分析，说明其在答题时具有很重要的作用。这几年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对大量习题与高考试题的研究，我发现历史非选择题的设答类型一般分四类：一：“根据材料回答”；二：“根据所学知识回答”；三：“比较分析材料……”；四：“综合上述材料与所学知识”。那么，针对这些不同类型的提问方式，我们该如何做答呢?下面我通过具体实例来分析问题。

物业管理企业的地区跨度很大，不同的市场环境对物业管理的要求也是不同的，因此为了满足业主的需要，不同地区的监管模式和管理模式也不完全相同，所以物业管理企业的内部运营机构就会错综复杂，没有形成一个高效运转的体系，成本监管难度很大。

参考文献：

格伦费尔（Michael Grenfell）指出：“无论在微观还是宏观上，场域都是一种被结构了的社会关系的系统。” [10]更具体地说，场域本质上就是场域中的各种行动者、机构、规范制度等社会因素所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因此，想要在特定的领域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就必须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本，这些资本决定了你在场域中的位置。同时，这个位置又决定了是否你未来能在这个场域中获得更多的资本。一部分在国内成绩非常优秀的中国青年，他们之所以选择出国去结识同一个场域内的领军人物，是因为这些人不仅会提升他们学术资本的价值，而且会使得他们在这个场域内的位置更加稳固。

在中国环境下，尤其是特定家庭环境中培养出的青少年，已经具有了某种特定的“习性”。“习性不仅是一种具有结构能力的结构，它构成了实践以及实践的认知，而且也是一种被结构的结构”。[12]布尔迪厄强调，习性是一种“被结构的结构”，试图强调习性的倾向是家庭（关系属性和内在属性的来确定）和与自己相当的群体所决定的，即习性主要来自童年时期的社会化。正如斯瓦茨(David L.Swartz )所指出：“孩子成长在运动世家更有可能去发展他们的运动能力和获得这方面的倾向，并且知道怎样去欣赏好的运动演出。”[13] 斯瓦茨的这个比喻准确道出了家庭观念和环境对于孩子习性塑造的重要性。在国内时，总有一些青年的父母，从小给他们灌输了这样一种思想：你只需要专注于学习，学习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其余的所有事情都不必操心，我们父母会为你全部操办。日积月累，这些思想塑造了中国年轻学生的独立生活能力较差的习性。此外，缺少敏锐发问的能力、羞于大胆表达和坚持自己的想法也是中国学生特有的习性。

[3]陈学恂、田正平.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M].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66-68.

[4]刘红霞、石晓艳、付笛.“海归”就业何以难——精英情结与社会排斥之间的匹配博弈[J].中国青年研究，2017(01):52.

翻开历史足迹，回顾创业历程。天脊人以担当奉献的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艰苦创业、催人奋进的英雄赞歌。与改革开放同行的天脊集团，在发展进程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良心制造化肥，全力支援农业生产。自1987年投产至2017年，天脊集团累计为“三农”贡献化肥1956万吨。

[5][6]黎铭.听说[M].北京：现代教育出版社，2015:64、116.

[7] [8]布尔迪厄.科学之科学与反观性[M]. 陈圣生等译.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95、38.

[9] Bourdieu P, Wacquant LJD.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M]. Chicago&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97.

4.1.2 餐饮服务单位应当实施经监管部门、行业协会、第三方机构评定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或者企业自行建立的、在行业内普遍认同的先进管理体系，并能够保持良好运行。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包括GB/T 27306、DB31 2015、危害分析关键控制点、“六T 实务”等。

[10] Grenfell M, James D. Bourdieu and education: Acts of practical theory. Falmer Press,1998:16.

[11]晋浩天、王安琪. 低龄留学，几多困惑几多忧愁[N].光明日报，2016-09-07(009).

[12] Bourdieu P. 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110.

[13] Swarts DL. The Sociology of Habit: The Perspective of Pierre Bourdieu[J]. OTJR: Occupation, Participation and Health , 2002（01）:61S-69S.

[14]罗素.罗素论教育[M].杨汉麟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