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自觉的存在物，人与动物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人有意识地培育属人的文化系统，并在以文化人的过程中，逐渐构筑自己的精神世界。人的精神世界的核心在于：人不仅活着，还会追问“为什么活着”。正是在对这一亘古如斯的叩问中，人不断反思现实生活，寻求生命的意义，以超越自身存在。2016年11月，北京大学心理健康咨询师徐凯文发表了一篇题为《时代空心病与焦虑经济学》的文章，分析了当代中国青年精神领域的新现象，即北大学生中部分存在的“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乏”等现象，其症状与抑郁症相似，但按抑郁症治疗无效。因此，徐凯文将其归因于“价值观缺陷所致心理障碍”，并称之为“空心病”——“感觉不到生命的意义和活着的动力，甚至找不到自己”。[1]将“空心病”问题置于现代性视角下予以分析，对“现代性”理论的中国式阐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有利于“空心病”的现代性理论反思，从而为其诊断与治疗寻求现代性的解释机理和解决方案。

2.强调规范用药的必要性，减少生产事故的发生。“一日不吃，三日不长。”多日不摄食，势必影响鱼类长势。普及药物使用常识，规范使用药物，减少不必要的人为损失。

（三）寄生虫性腹泻的综合防治合理的驱虫程序是防治该类疾病的基础。驱虫程序：35～70日龄的仔猪应进行1～3次驱虫，怀孕母猪应在产前3个月和产前1周进行驱虫，后备、空怀猪及种公猪，每年驱虫3～4次，育肥猪应在春秋两季对全群猪各驱虫1次。经常清扫猪圈。将猪粪集中储粪池发酵消灭虫卵、幼虫或卵囊。

一、“空心病”的内涵及其病理表征

首次提出“空心病”概念的徐凯文及其后续讨论者在论述“空心病”时，更多的是现象性描述，而非概念性说明。鉴于此，“空心病”概念的内涵需要首先予以明晰。以“空心”描述人的精神状况并非徐凯文的首创，“1925年英国诗人托马斯·艾略特创作了诗歌《空心人》，刻画了现代人的无聊、空虚、焦虑的精神生活，被认为是描写当时人的精神状态的代表作。”无独有偶，中国“80后”诗人罗雨出版了以《空心人》为标题的诗歌集，展现了“80后”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徐凯文在其文中描述青年“空心病”症状时，也多次谈及“内心空洞，找不到自己”，“我完全不知道我活着的价值意义是什么”。由此，“空心”指认的是人的内心空洞与精神世界贫瘠，核心在于意义感的缺失。由于“空心”与人的精神世界有关，而人的精神世界关乎文化，因此，本文借用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文化”的定义，“文化本身是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帮助他们对付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2]，将“空心病”界定为青年群体由于缺乏支撑个体生存与发展的意义系统，以至于无法对自我的生存境遇进行有效解释与应对的一种精神世界的贫瘠状态。作为一种新状态，“空心病”在青年身上的病理表征可归纳为以下三个层面。

其一，在个人与自我层面上，“空心病”在青年身上表征为较低的自我认同感。“自我认同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埃里克森提出并被用于青少年心理研究领域。他认为自我认同是指青少年对自我本质、信仰和一生中的重要层面前后一致及较完善的意识，即个人的内部状态与外部环境的整合与协调一致。”[3]因此，自我认同度高的个体，常常有一种熟悉自身的感觉，一种明晰个人未来目标的感觉，一种能够从他信赖的人中获得所期待的认可的自信。与此相反，患有“空心病”的青年自我认同感偏低，时常感叹“我不知道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不知道我是谁，我不知道我要到哪儿去，我的自我在哪里”。与较低自我认同感如影随形的是人生的无意义感，他们虽然取得了非常优秀的成绩和成就，但这些成就似乎成了一种瘾，当需求得到满足时，他们内心反而空荡荡的，频频发出“空虚”“无聊”的感叹。

参考文献：

其三，在个人与社会层面上，“空心病”在青年身上表征为英雄主义情怀的失落。虽然不同历史时期的英雄主义有不同内涵，但它有着共同的所指，均指称在主动承担具有社会重大意义活动中所表现出的为了群体利益甘于牺牲自我的气概，是一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怀。然而，中国青年一方面疲于追逐世俗意义上的成功，陷入个人利益得失的斤斤打算之中；另一方面纠结于人生的无意义，躲避崇高，鲜少谈及社会理想抱负，这实则宣告了英雄主义情怀在青年群体中的消隐。除了好的学习、好的工作，这些青年“不再有更高的目标感，不再感觉有某种以死相趋的东西”[4]。

二、现代性视角下中国青年“空心病”的诊断

“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5]“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6]如果脱离当代中国所处的时代背景，便难以准确把握“空心病”的病理根源，亦无法对其作出合理阐释与科学诊断。当今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随着中国社会的剧烈转型以及现代性的累积，青年的精神生活必然遭遇现代性的困扰。对当代青年精神生活现代性处境的拷问与反思成了探究“空心病”深层病理的重要路径。

关于现代性，哲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均给予不同的解释，由于所处的时代背景、理论旨趣、阶级立场等不同，他们对现代性的内涵界定、分析模式存在较大差异。例如，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性标志着为世界“祛魅”，从传统宗教社会向世俗社会过渡；米歇尔·福柯认为：“现代性是一种态度，它使人得以把握现时中的‘英雄’的东西。”[7]马克思虽未在任何一本著作中明确提出现代性的概念，但对现代性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借助“商品”“资本”“异化”三个基本范畴对现代性进行深刻剖析。围绕现代性这个问题，虽然学术界在认识上莫衷一是，但学者们普遍认为，我们今天理解的现代性概念肇始于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是有关现代和整个现代社会的总体性概念，其在内涵上至少包括“祛魅”、主体性原则、理性化、自由意识等。

（一）祛魅：传统神圣价值的消退与自我意识的觉醒

[3]姜微微.当代青年自我认同危机及其重构路径——以80 后早衰现象为例[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15(04):99.

总体来说，贵州土壤对重金属Cd的吸附量较大，若存在滞后效应，将带来一定的环境风险；且土壤中的Cd可通过食物链富集到人体内，对人体健康形成潜在危害。

本文采用最小平方法和层次分析法确定主观权重，采用变异系数法和熵值法确定客观权重，最后基于矩估计理论对4种单一权重进行优化、综合。

祛魅还意味着以往匍匐在十字架下寻求信仰支撑的人，开始抬起高昂的头颅逐步站起来，向宇宙宣告人的主体性地位。觉醒了的自我意识开始思考“我是谁”的问题，试图寻找自己内心深处的特殊存在，这就产生了认同问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看，现代性与自我认同问题本质上是相互关联的。“没有充分自我意识的人不可能提出认同问题，或许因为他更大程度上是自然的一部分，这样他的生命是天性的释放，而不是主体的自我体悟与建构；或许因为他是社会传统的没有反思的延续者，这样他的生活是社会的要素，而不是有个性自我选择和自我设计的结果。”[12]在传统中国社会，人们更多地将个性的力量淹没在人际关系之中，中国古人信奉的哲学探讨“怎样做人”也更多注重的是群体关系。因此，传统中国人并不太注重主客体之间的界限，也没有清晰明确的“自我”概念，自然也就不关心自我认同问题。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演进，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人们逐渐从由血缘与地缘关系主导的社会关系中脱离出来，“自我”意识悄然增长。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促使自由、平等、公正的现代观念深入人心，人们追寻自我的欲望越发强烈。传统共同体衰弱的同时，新的公共空间并没有随之建立起来，致使青年在自我意识觉醒之后又陷入寻找自我迷茫之中，他们看似具有更多的选择权，实则却是一种“被迫的自主性”。

（二）冲突：价值理性的式微与工具理性的膨胀

伴随祛魅而来的另一后果是世界理性化的增进，“只要人们想知道，他任何时候都能够知道；从原则上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13]正因为世界愈益理性化，人本代替神本，人从上帝、神明那夺回对世界的主宰权，人们的价值观念越来越理性化，所有的一切都必须接受理性的考量与比较，凡与现实利益以及世俗关怀无关的价值都被挡在理性大门之外。伴随世界理性化进程同时发生的是，价值理性日趋式微、工具理性逐步膨胀，人们一步步沦为工具性存在物，陷入理性的“铁笼”。根据韦伯的论述，工具理性重在行为结果以及效益最大化，而价值理性关注行为本身并对某种信念与意义抱有追求。现代性的萌发与演进致使“社会的主流思维模式从传统社会的价值理性逐渐转向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14]人们考察生活和行为的重心，不再是衡量其有无终极性意义，而是将其视为达成特定世俗目的的工具，鉴定其是否合理有效。充盈人们精神世界的既非追求超越的终极意义，达至上帝彼岸的未来愿景，也非穷其一生只为成就道德圣人的现世理想，而是掌握更多象征社会资本的稀缺资源的世俗谋划。

现代性撕毁了中世纪温情脉脉的面纱，加之工具理性与市场经济在中国的“联姻”，致使一切陷入冰冷无情的打算之中，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友情、爱情伦理也都难以逃脱冷酷的竞争伦理的挤压。网上发布的一篇北大“90后”的自白谈及：“我们从小被灌输，人生是一场战争，学习的意义是为了把其他人甩在后面，上好大学是为了获得成功。回顾青春期的成长历程，功利与目的性几乎贯穿了整个家庭与学校教育，我们花费时间做任何一件事，都要有一个明确的‘有用’的目的。”[15]工具理性的盛行导致自我封闭、原子式个体的产生，每个人都将只专注于自己个体的生活，陷入你追我赶的竞争之中，鲜少关心与切身利益无关的人、事、物，从而使自我陷入孤独之中。与此同时，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与青年内心深处对于“成功”的定义之间存在裂缝，这导致青年无法从被工具理性宰制的世俗谋划中获得相应的成就感与归属感。因此，即使从小衣食无忧、成绩优秀、各种目标均易实现的青年也难以从这个工具理性盛行，“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的现代社会中获得足够的幸福感，宛如漂浮在茫茫人海之中的孤舟，无所依傍。

（三）撕裂：集体主义的衰弱与个人主义的强盛

众所周知，通过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运动，人们不再相信现世的教皇和皇权所倡导的通过现世禁欲获得来世救赎的路径，转而大胆地关注世俗的生活，渴望回归当下，回到人本身。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宣告了自我意识的确立，主体不再依附上帝，思考本身就确证了自我的存在。自我意识觉醒的个人在追逐世俗生活的享乐，探寻人生命存在的感性、合理性的过程中，不断将目光投向自我，个人主义悄然增长。“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观念，主张把个人的独立、自由、平等等价值及权利放在第一位。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极端个人主义，是与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相违背的。”[16]高扬主体性、主张个性自由的现代性给转型期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领域造成重大影响，在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价值观中造成某种撕裂。

在被奉为中国传统主流价值观的儒家学说中，自我是一个严格的道德概念，而非政治或法律概念，个人只有作为群体中的一员才能获得他的意义。因此，中国历代士大夫奉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地开太平”的价值理念，践行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格言。在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公式中，个人也只是始点而非终点，个人专注的是“天下”整体的利益。故而，中国传统社会从来不缺英雄主义情怀，这种情怀是一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修身之道，是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豪言壮语，更是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家国情怀。改革开放以来，主体性的张扬成为当今中国社会思潮的主流。自我的发现、个人权利意识的不断增长，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诸多领域，特别是精神生活领域。值得注意的是，在肯定主体性觉醒给中国社会带来正面影响的同时，也需警惕个人权利膨胀后导致自私自利的极端“个人主义”。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机制的启动，强调以个人为本位，为了个人利益不惜牺牲集体利益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潮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个体的生命成为一切价值目标的出发点与终点，“导致以自我为中心，以及随之而来的对那些更大的、自我之外的问题和事务的封闭与漠然，无论这些问题和事务是宗教的、政治的，还是历史的。其后果是，生活被狭隘化和平庸化”。[17]

三、现代性视角下中国青年“空心病”的治疗

无论是“祛魅”引发传统价值体系崩溃，价值陷入多元与虚无，还是理性化不断增进导致工具理性膨胀，功利主义盛行，抑或主体性觉醒，在中国土壤中发生病变形成极端“个人主义”，现代性的这些主要内容构成当下中国青年“空心病”的病理根源。面对“空心病”，家庭、学校、社会组织均可对症下药，但鉴于“空心病”的核心是青年精神世界的贫瘠，家庭、学校、社会等施加的影响最终仍需通过青年的内化才能发挥作用。因此，本文立足青年自身，指出在治疗“空心病”的药方中至少应包括以下三味药材，即建构共享式自我观、恢复被压抑的人类感性与增强“抱负”的道德意识。

（一）建构共享式自我观

青年因受现代性诸多影响而陷入自我认同感低、孤独、人生无意义等“空心病”的病症体验之中，究其根源，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这些青年总是将自我置于排他的、独白式的个人主义基础之下，将自身禁锢在以自我为中心的圆圈内，[18]呈现出原子化的、封闭的存在，致使自我与共同体分离。因此，为治疗“空心病”，青年应该积极建构共享式自我观。所谓“共享式自我观”，意指将自我视为具有共享基础的社会性存在。首先，查尔斯曾说过：“内在生成这种事情，如果理解为独白式的，则是子虚乌有的。我对我的同一性的发现，并不意味着我独自创造了它，而是说，我通过与他人的、部分公开的、部分内化的对话，订立了这个同一性……我自己的同一性根本上依赖于我与他人的对话关系。”[19]这为青年构建共享式自我观提出了必要性。其次，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0]人自诞生之日起，便置身于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之中，是一种区别于动物的社会性存在。虽然现代性瓦解了中国传统社会亲密的共同体，但人的社会性本质为青年构建共享式自我观提供了可能性。再次，青年可以在参与家庭、学校、社会组织等微观共同体的实践活动中，意识到自己与他人分享共同的历史、兴趣与情感，处于相似的生存境遇，这为其建构共享式自我观提供了现实性。随着社会的进步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别于传统的、由政府与共青团委为主要媒介搭建的青年团体，新的不以契约，而以感觉、情感、兴趣为连接纽带组成的团体组织，即情感部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这些情感部落既包括线上的各种论坛、微博、微信等，也包括线下的驴友团、读书会、俱乐部等。青年可以通过自由出入这样的社会组织，在分享情感、体验情感的过程中构建共享式自我观。

（二）恢复被压抑的人类感性

理性化演进过程中，工具理性的膨胀与价值理性的式微，导致功利主义盛行，竞争伦理对亲情、友情与爱情等人类情感的碾压，从而使人沦陷于斤斤计较的世俗谋划中，难以找寻到人生意义的真谛，这背后实则为资本逻辑对生活世界的宰制，理性对感性的压抑。因此，治疗“空心病”的一味必备药材便是恢复被压抑的人类感性。诚然，发端于逻各斯与努斯精神的西方哲学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一直上演着理性与感性的争斗，集中表现在17世纪唯理论与经验论的较量。长期以来，理性与感性势均力敌，直到资本主义的兴起与蓬勃发展，在人类无限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征程中，理性借由资本日益占据主导地位，挤压感性的生存空间。那么，如今该如何恢复人类感性呢？马克思曾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21]人是具有创造美的需要与可能的，而艺术是人创造美、表达美的重要方式。在韦伯看来，艺术承担了一种世俗救赎的功能，它可以将人们从千篇一律的日常生活中，尤其是从理性宰制的社会中解脱出来。“艺术成为生存意义的提供者，一方面向人们敞开了一个科学技术无法提供的关于生存的思考；另一方面又把人们带回到‘本真’的领域，遭遇到自己的感性身体，欲望和情绪”。[22]故而，审美具有一种将主体人从现代社会工具理性“铁笼”中解救出来的功能。在审美活动中，青年既可以暂时退出现实的生活世界，超脱于由名利交织构成的功利网络，又可以带着日常生活中积累的经验走进审美世界，释放自己全部的人生积累。基于此，青年应注重培养自己的审美力与生活情趣，积极促进日常生活审美化，善于将粗鄙的生活视作一件艺术品，正如宗白华所言：“我们常时作艺术的观察，又常同艺术接近，我们就会渐渐地得着一种超小己的艺术人生观。这种艺术人生观就是把‘人生生活’当作一种‘艺术’看待，使他优美、丰富、有条理、有意义。”[23]因为当人们在观赏一件艺术品时，充盈内心的不再是理性计算，而是感性情绪，小己的忧愁烦闷就都停止了，心中油然升起一种宁静，一种愉悦。通过审美力的培养，青年拾起遗落的人类感性，弥合感性与理性的裂缝，在自我与他人、社会之间建立一种超越现实的、非功利的关系。

（三）增强“抱负的”道德意识

柏格森指出，“义务的”道德来源于社会对个体施加的压力，表现为一种非人格的、专断的“绝对命令”；而“抱负”的道德出于英雄式的“抱负”和创造，表现为用“忠诚”“隐忍”“博爱”等德性去感召人们。他认为：“任何时候都会出现体现此种道德（抱负的道德）的特殊的人。在基督教的使徒以前，人类就已经有了希腊的圣贤、以色列的预言家、佛教的阿罗汉以及其他品德高尚者。”[24]“抱负”的道德已经超越了只关心个人和团体的狭隘利益而把自己投向全人类，正如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所谈及的那般：“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25]青年应在充分的自我认知之后，以一种巨大的责任感与理性，犹如韦伯笔下的新教徒履行“天职”那般投入自己的本职工作，增强“抱负”的道德意识。他们“唯有通过这种日常的、天职的坚守，才能驱离各种幻想，在一种坚实的现实感中如西西弗斯一般，于个人层面实践一种英雄伦理”。[26]

其二，在个人与他人层面上，在“空心病”的青年身上可以看到强烈的孤独感。人是社会性存在物，处在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具有相互扶持、相互帮助的群居性本能。人总是希望成为某个群体中的一员，希望从中获得认可、安慰与情感的寄托。但是，患有“空心病”的青年却认为自己与周遭的人、事、物并没有真正的关系，所有的社会联系于他们而言都变得非常虚幻，他们无法从社会关系网中寻得慰藉，常感觉自己置身于荒岛之上，淹没在一片孤独之中。他们虽然通常有着良好的人际关系，但非常在意他人对自己的看法，所付出的努力多半为了维系他人眼中的“好孩子”“好学生”“好妻子”“好丈夫”形象，并非自我意愿，因此，即使目标达成，内心也常感到疲惫不堪。

[15]夏麦.一个北大90后的自白：摇滚与美拯救了我的虚无主义[EB/OL].http://mp.weixin.qq.com/s/cgUWfybjFD10cTXQdjlX8w，2016.

[2]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M].赵一凡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24.

自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现代性的一大重要标志就是宗教社会的衰微与世俗社会的兴起，社会的世俗化正是“祛魅”的结果。“‘祛魅’是韦伯于1917年发表的著名演讲——《世界的祛魅》中提出的重要概念”。[8]当今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这一过程直接的结果是诞生了一个祛魅的世界。在传统中国社会，人们有着自给自足的精神世界，它既可以是儒家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积极入世机制，也可以是道家倡导的“明哲保身”的撤退机制，还可以是佛家倡导的“四大皆空、涅槃成佛”的超越机制。无论哪一种机制，人们总可以在这个秩序里发现并确定自己的位置，应对其所处的生存困境，从而拥有安身立命之本。祛魅则真正拉开了现代性的序幕，宣告了一个没有神秘、没有天意的时代，人们再无法通过外在之物获得终极关怀，生活的意义与价值的源头一时变得难以确定，“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9]祛魅使得中国人必须重新面对原先在传统中早已有所安顿的宇宙/生命的基本意义问题，由此产生普遍的精神困惑与存在焦虑。[10]这致使青年处于一种无所适从的状态，即不再信仰旧价值、旧思想、旧信条，又对新价值、新思想、新信条缺乏信心，一时陷入价值真空与存在意义的饥荒之中，频频发出“空虚”“无聊”“郁闷”的感叹，正如吉登斯所言：“在现代性背景下，个人的无意义感，即那种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感受，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11]

[4][17][19]查尔斯·泰勒.本真性伦理[M].程炼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4、18、59.

解析：设组成该蛋白质的氨基酸数为n，根据氨基酸的质量之和=蛋白质的质量+脱去水的质量、脱去的水分子数=氨基酸数-肽链数可得，128n=5646+18（n-2），解得n=51，即答案为51。

[5][9][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52、403、135.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

[14]孙其昂、倪秋思.当代青年精神生活异化的现代性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12(07):12.

环境友好型钻井液抗钻屑和水污染实验结果见表8(老化条件为90℃、16 h)。不同区块的钻屑对钻井液性能影响较小，随着钻屑量的增加，钻井液黏度和切力略有增加，20%南堡岩屑污染后较原体系有一定变化，钻进过程中钻遇大段泥岩及钻时较快时，需要及时补充包被剂加量并提高钻井液抑制能力，通过加入稀释剂保证良好流变性，少量水侵对钻井液有较小的稀释效果，动切力略降，滤失量略增，不会对体系性能产生明显的影响。

[7]米歇尔·福柯：福柯集[M].杜小真编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534.

[8]汪泽应：祛魅的意义与危机——马克斯·韦伯祛魅观及其影响探论[J].湖南社会科学，2009(04):1.

[10]童世骏等.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320.

[11]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赵旭东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9.

[12]韩震.现代性与认同问题的思考[J].学习与探索，2004(06):14.

[13]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29.

有一点是肯定的，对于我们当代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知道太多，热闹太多，个人时间太少，回到过去太少，阅读经典太少——挨近各种垃圾太多，时时有被这些掩埋的危险。

[1]徐凯文.30.4%的北大新生竟然厌恶学习，只因得了“空心病”？[EB/OL].http://mp.weixin.qq.com/s/Gb6DstfazxwCMz4 TDDlCIg，2016.

[16]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C].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441.

[18]任彩霞.从独白到承认：青年自我实现的困境及出路[J].当代青年研究，2014(0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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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周宪.审美现代性的四个层面[J].文学评论，2002(05):46.

从表1可以得出，使用氧化乐果一次注药防治，害虫死亡率分别是：火车站48%、国道67.5%、农田林网55%，总平均为56.8%。使用辟虱蚜防治害虫死亡率分别是：火车站34.55%、国道42%、农田林网41.5%，总平均为39.3%。由此看出，氧化乐果防治效果高于辟虱蚜的防治效果。

[23]宗白华.青年烦闷的解救法[EB/OL].http://mp.weixin.qq.com/s/a_Ch4tn0LqQp0aPZQVGfaQ，2016.

[24]亨利·柏格森.道德与宗教的两个来源[M].王作虹、成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22.

本院2017年1月—2018年1月骨科、普通外科、血液内科、消化内科、妇产科、心脏外科等六个主要科室接受输血前5项检测中的HBsAg、抗-HCV、抗-TP、抗-HIV四项检测指标，共计患者4 875例。

[25]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M].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5.

[26]刘泽铭.出走复旦一周年[EB/OL].http://mp.weixin.qq.com/s/SRQojm6lEgwho0jPZyQpNg，2016.

孩子早期发热并不是因为治疗不及时转为肺炎的，发病初期就是肺炎，发热只是肺炎早期的一种表现。但是支原体肺炎早期症状和体征并不典型，即使发病初期到医院诊治，医生通过听诊、血生化检查、X光片也不会早期发现，因此支原体肺炎又叫“原发性非典型肺炎”（此非典型肺炎不是非典时期SARS病毒引起的肺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