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礼是人生历程中的重要标志。在当下青年举办婚礼的基本模式中，来宾所送的礼金（“随份子”）由于实际支出的不断攀升，事实上已经超越了祝福、祝贺的文化内涵，而具有亲朋好友予以资助的特征。婚礼流程中设置专人负责接受、登记礼金，以及婚礼后礼金的结算与分配，使婚礼由此而更像是“众筹”式的婚姻“路演”。虽然不断有质疑婚礼礼金增加了青年社会交往成本的讨论，青年们往往也会感叹自己的经济收入与人情支出不成比例，但是，仍然无法动摇婚礼礼金就是约定俗成的基本规则，甚至礼金实际支出的不断上涨也没有因为受到质疑和参与者的困惑而呈现企稳的趋势。邀请和应邀参加婚礼相互呈现的是维持既定社会关系的姿态，被邀请者特别是青年人很难作出自主的选择，如果出于经济因素而回避别人的婚礼，无疑会被解读为破坏或放弃所涉及的双边关系，更重要的是，很可能损伤人们所要尽力维护的社会资本。对于这样的行为预判以及互动模式，仅从移风易俗的角度进行评判或者进行引导，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和解决问题，还应当关注、解释婚礼礼金存在的逻辑。

一、传统婚礼对于青年的意义与成本计算

钱穆先生曾经就婚礼对于中国人的意义作过深刻的解读：“人生之礼最大者有二，一曰婚礼，一曰丧礼。夫妇人伦之始，无夫妇即无人生，即堕退为禽兽生。禽兽之生，亦有演进成夫妇者，故婚礼最为人文之大礼。”[1]可见婚礼的重要性具有深刻的人文基础。钱穆先生进而特别强调：“中国人言社会，则尤重其礼俗。俗亦礼也，唯俗大限于一地一时，礼则当大通于各地各时。”[2]因为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是“差序格局”的家族式制度，费孝通先生由此将家族称之为组成中国乡土社会的事业社群。那么在家族制度之中，男人结婚如林语堂先生所说其意义并不是娶了一个妻子，而是娶了一房媳妇。婚礼则必须体现符合传统社会礼制标准的家族“门风”，才能维护已有社会资本的稳定网络关系。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人们对于婚礼的认可遵循的是“定亲疏、决嫌疑、别同类、明是非”（《礼记》）的基本要求，婚礼的具体过程规定为“崇俭朴，尚古礼。婚礼经过问名、过庚、纳采、谢允、接亲、成礼等繁琐程式，方能结成夫妇”。[3]婚礼规模大小可以视家境而异，但是最为重要的在于必须“合礼”。传统的婚礼模式是“新郎新娘参拜父族母党，亲戚朋友为拜客，受拜者要赐红纸封的钱物以作纪念”。[4]婚礼礼金在这时只是具有见证和承认这个家族的成员发生变化这一事实的象征性意义。有调查者记录下当时的“随礼”钱物皆可，既可以是自产的土特产、家禽，也可以是平时积攒下的鞋帽衣料等日常生活必需品，即使偶有送礼金的，数额也不大，不会造成经济上的负担。钱穆先生从“礼尚往来”的角度阐述了婚礼与丧礼在中国社会关系网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丧礼则更大于婚礼。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亦非礼也。唯死生之际，丧葬哀祭，有往而无来，有施而无报，最见此情之真，此死生为一体，故丧礼尤大于婚礼。西方文学重悲剧，中国人则哀礼犹重于喜礼，孰为有当于人生之真情，此亦一大别。”[5]需要注意的是，钱穆先生这里所论述的“礼尚往来”是指非功利性的持续稳定的情感连接，人们越注重即便在形式上无回报的事件，就越使得“人人亲其亲，长其长”的宗法共同体更为稳固。

我们强调传统婚礼的“礼尚往来”是重“礼”不重“利”，其重点是在于此时人们对于婚礼仪式表现出的关系界定并不完全是以“礼”的经济价值而作出评判，其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等交换的意义，那是在于社会流动频率低，人际关系始终较为固定的熟人社会，对待婚丧嫁娶等生活交往的态度，涉及到维护生产合作基本关系的一般性原则，即你送别人多少，别人应该还多少应当是大家共同遵守的潜在规则。但是这种规则只是维持“互不相欠”的浅层关系所需要的，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亲朋好友以现金作贺礼的实际支出，是根据亲疏关系而确定。由此可见在熟人社会中，人们其实并不刻意回避相互关系的“亲”与“疏”，而更在意的是寻求长期合作的稳定秩序。与经济成本相比较，人们更为看重的是如何获得和维护长期交往的社会资本。在资源、资金效率低下的农业社会，人们为了和谐相处而进行理性计算的基本逻辑是“行事不能就事论事，为人不必睚眦必报”，“你今天在村庄里得势，你或你的子孙今后在村庄里未必永远保持强势”。[6]所以，根据长期合作的需要，按照身份、地位而调整在稳定的社会交往中的行为模式，使得由礼金差异表现亲疏关系并不会影响到人们的长期合作预期。斯科特注意到，在东南亚农村存在着有较高经济地位的群体就应当承担更多的道德义务的“小传统”，即他们会主动为所在村落捐款建设公共设施和为其他村民“做善事”，以此构建可以缓冲因其经济地位所导致的社会风险的社会资本。

与当代青年人的婚礼不同，传统婚礼中父母是主办婚礼的责任人，“家族制度的影响于吾，就恰恰在于私人的日常生活中。它从吾们手中剥夺了订婚权，而以之授予我们的父母”。[7]定亲送彩礼，直至盖房置办家具都是家族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婚礼的请柬是以父母的名义发出，来宾的档次和社会地位维持的是家族的社会资本关系网络，展示的是家族的体面。既然青年失去了婚礼的主导权，当然也就没有对于筹办婚礼的议价权。

至此可以发现，相对于今天青年自己承担的有关婚礼的支出既是必需的社会交往的开支，又是一项沉重的货币成本。传统婚礼“崇俭朴，尚古礼”同样需要支出相当的成本，其中包括了人情世故的计算与选择、家族利益的取舍等更为复杂的利益均衡关系。钱穆先生视之为“人生之大礼”的婚礼在传统社会关系中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如果放在应星教授的分析视野中，作为泛道德化的中国传统社会，儒家和官府劝导民众不因“鼠牙雀角”之争而失去礼仪之本只是无衣食之忧、居庙堂之上官绅的断语，而底层民众通常由于物质生存空间的极端拥挤，对实际利益的争取往往会超越礼义，全方位的理性计算支撑着底层社会的人际关系。传统社会中的婚姻本来就是为了完成“香火”绵续、“传宗接代”的家族任务，婚礼的作用与意义导向并不在于借此扩大和维护家族外部的社会资本网络，而是在于增进家族内部凝聚力和扩大家族的组织规模，所以聘礼与嫁妆才是传统婚礼重要的内容，相当于合伙人之间的资产重组。传统婚礼的这种内向性特征，释放了让其他人遵循等级差序格局参与的婚礼的空间，也降低了外延性人际交往的支出成本。现代婚姻已经迈过了家族内生性发展的限制性，其意义是为了组成新的生活和生育单位。如果我们当前仅仅看到传统婚礼“崇俭朴，尚古礼”的表现形式，而忽视传统婚姻与现代婚姻的结构性差异，希望通过恢复传统价值观而解决现今人们，特别是收入有限且此类活动众多的青年人礼金支出成本的困惑，则有可能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

二、婚礼礼金是现代社会衡定社会资本的定价机制

在现有社会学理论中，社会资本是由客观的社会网络、社会组织和相对主观的道德认同以及价值规范所组成，人们对于这些组成部分的参与和获得程度，可以影响其社会行动的有效性以及社会关系的广度与深度。社会资本又可以进一步分为共通性社会资本和特定性社会资本，共通性社会资本是指由开放型社会网络把具有不同经济、社会以至政治背景的人联系在一起，又被称之为普特南描述的“跨越型社会资本”。特定性社会资本体现为排他型社会网络的组织效应，即将有共同经济、政治或人口特征的人整合起来，而将其他不具有此类特征的人群排除在外。特定性社会资本属于普特南所说的“紧密型社会资本”，旨在维护圈子内成员的局部利益。以社会资本理论解释现代社会婚礼礼金是否合理的核心在于如何理解婚礼当事人与邀请来宾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就是当下的“婚礼仪式”对于人们构建社会资本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从而判断当今流行的婚礼礼金是与共通性社会资本还是与特定性社会资本相关联。

共通性社会资本的特征是不同经济、社会、政治背景人们的连接，以形成“无区别”的社会信任和社会认同。然而“无区别”不等于“无成本”，信任和认同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形成的，人们采集、识别、寻找不同经济、社会以至政治背景但是又具有共同道德与价值认同合作者的相关信息需要付出相当的成本，而这些群体之所以能够达成合作也是在于必须付出一系列的组织协调成本。有研究证明，更倾向于共通性社会资本的群体，往往与其投入相关联。我们进行社区调查时也可以发现这样的现象，对于社区共通性公共服务的认同度、接纳度较高的社区往往是中档以上房价的社区，这些社区因为有可靠的物业收费保障，其社区保持了稳定的安保及物管状态，社区成员不需要单独承担识别社会信任和社会认同的成本。但是在那些经济适用房小区，提醒社区成员提高防范意识、注意居家安全的警示标语随处可见，这也表明社区组织协调资源的有限性，就会增加个人识别信任和选择合作的成本。经济学家科斯在《企业的本质》中有两个非常精彩的论述：其一是人们选择进入企业工作是为了降低单独交易所产生的成本，企业内部的共通性则因此而提高了整体效率；其二是交易费用限制了企业的规模，因为企业内部的组织协调同样也会产生管理成本，当共通性的边际效益低于管理的边际成本时，企业的规模就达到了极限。科斯关于企业组织的理论同样适用于分析共通性社会资本的结构、规模与效率，不同经济、社会以至政治背景的群体的合作意向是降低整体性社会交往成本的理性选择，也是因为组织协调合作的成本对于共通性社会资本的规模有所制约，人们对于共通性社会资本的向往，仍然要接受组织协调成本的筛选。人们之所以认同和遵守当前社会流行的收送婚礼礼金的做法，便是以定价机制衡定共通性社会资本。作为婚礼举办者的理性选择是，婚礼是在自己的社会网络内宣示夫妻关系的仪式，邀请更多的参与者既增加了婚姻的仪式感，也是赋予婚姻关系因拥有共同性社会资本的基础而更具有神圣性，那就是所有参与来宾不论其经济、社会以至政治背景，一致对其给予道德与价值的肯定与祝贺。然而这种获得和给予共同性的肯定与祝贺必须要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场所集体表达出来，其价值就在于必须具有集体一致的清晰、准确的可见度和可记录性，个别人的延时表达或单独表达都会失去参加集体一致“共通性”的意义和价值。婚礼仪式是具有特定边界的准公共空间，亲缘、业缘等人际关系网络划分准入的范围，同时也为认同在这个准公共空间表达的意义和价值确定了准入标准。在婚礼主办者为参与婚礼的来宾提供的集体空间范围内，可以设想以下选项：如果预设所有参与者必然都抱有共同的意愿（对礼金或礼品没有要求），婚礼主办者其实根本无法甄别参与者的真实意图（鉴别共通性社会资本的成本过高，搭便车者有之）；如果只收取礼品又会因为礼品的多样性和价值的不确定性造成参与婚礼者之间的事实差异，从而违背“无区别”的原则。相比之下礼金则是更具有“共通性”特征的适当选择。现阶段的婚礼维护共通性社会资本的意愿当然同样具有“礼尚往来”的运行逻辑，今天你送的“礼”道理上也是将来我所要还的“礼”，但是在时间过渡的维度中，今天礼金金额的实际价值与将来同样额度的实际价值肯定会有差异，更为重要的是，现代社会的高流动性以及未来人际关系变化的不确定性使“礼尚往来”的等价交换只是一种可能性，维护当下共同性社会资本的确定性才使得人们非常重视礼金的作用，以“礼尚往来”延续长期的互动关系仅是送出礼金的选项之一。

参考文献：

[7]林语堂.吾国吾民[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162.

三、青年面临的社会资本选择困境

青年面临的由婚礼礼金带来的经济困境实际是社会资本“输不起”的选择困境，那就是现实生活事实上规定了青年只有“购买社会资本”这种“奢侈刚需”的选择。社会资本对于青年来说是生存和发展道路上的“耐用品”，正如经济学家欧文·费雪认为收入是一连串的事件，这个“一连串的事件”将会是什么事件，可能涉及到什么人，谁也无法事前预料。正是这样的“无知之幕”，礼金开支自然成为试图敲开未来之路的通行规则，青年只能为未来的“一连串的事件”持续投资或者购买保险。社会学家罗伯特·帕特南在他的新书《我们的孩子》中说你的同学是谁，你和哪些人一起上学，这是大问题。生活中人的差距很大程度上在于社会资本的不同，帕特南认为如果共通性社会资本不足，特定性社会资本是可以弥补其缺陷。问题是特定性社会资本往往具有阶层划分的特性，如果不能打破阶层固化，依然无法有效化解青年面临的社会资本选择困境。青年倍感经济压力的礼金开支不是问题，为什么没有替代性的其他的选择才是问题。这也引发另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根据社会学家布卢默的观点，人际互动的最大特征是：“人类不只是对彼此的行为做出反应，人类是在解释或定义他人的行为。”[8]当我们生活中的常态事件以及正常的人际交往行为，被赋予过高的社会价值意义时，我们则无可避免、无从选择地要付出相应的成本和代价。

经济学的需求定律在婚礼问题上有可能会出现部分“失灵”。经济学需求第一定律表述的是随着价格的上升，商品的需求量就会减少，而价格降到一定程度，需求量又会增加。我们在运用科斯定理分析婚礼规模时谈到组织协调合作的成本对于共通性社会资本的规模有所制约，即随婚礼规模扩大其组织成本也必然上升，因此参加婚礼的人数也会受其组织成本的限制，事实上没有无限额的婚礼仪式。同时根据需求第一定律，礼金实际支出的上升应该会导致对应的需求量下降。而且需求第二定律还告诉我们需求对于价格是存在弹性的，这个弹性是表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需求会因价格而呈现出是否取舍的弹性选择。具体而言，满足一种需求的价格，会在多大程度上迫使人们决定继续获得还是果断放弃。当礼金的实际支出与人们用于情感表达的经济承受力适度标准接近时，这是获得共通性社会资本的必需成本。当其实际支出超过了人们经济承受力的适度标准，再继续用这种相当于购买的方式而希望获取相应的社会资本就属于是奢侈的需求。那么是否意味着礼金开支最终会在经济规律的作用下既可以控制在青年的经济承受力范围内，又可以满足青年维护、获取社会资本的需求?如果是普通商品，人们的需求弹性就会发挥作用，即对应满足需求的价格，必然会出现相应的替代方案和替代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用其他更经济的方法满足原本奢侈需求的对策就会越来越多，最终对于奢侈品的价格形成压力。但是当前青年（包括为“人情债”困惑者）无法解决的问题在于：一是在文化意义的构建层面上婚礼如钱穆先生所说是人生最大礼之一，否则“即堕退为禽兽生”，婚礼如此刚性的意义规定使礼金具有价格的垄断性，不会给人留下可以替代或回避的空间。二是需求量与需求是不同的概念，礼金实际支出的压力曲线理论上会导致需求量曲线的下降，但是在实际支出的不同点位上，仍然会有不同的需求存在。所以需求第二定律又称为“法律无效定律”，那就是指交易双方谁的弹性越低，谁对满足这类需求更迫切，谁就会承担这样的价格成本。于是对于满足维护、获取共通性社会资本的不同需求，其礼金的实际支出会因特定条件而呈现不同的情况。如果是特别重视婚礼的特定扩展效应（如可以在此时结交在其他场合所不可能结交的人，或者通过这个机会可能达成自己的某些目的），即可以扩大或者变现社会资本，或者根本就是因为如果不送礼就有可能损害自己的利益（得罪人），礼金的价格仍然会被有这样需求的人所承担，因为实际上这是在为自己的利益购买保险或者增加投资。

3）灰土拌合要均匀，颜色一致，严格控制含水率在最优含水率的±2%范围内，对含水率过高或者不足的灰土禁止使用。3∶7灰土拌合完成，采用装载机运送至筛分机进行过筛处理后及时用于回填。灰土拌合指定专门的技术员监督检查灰土配比，现场试验员在回填前对灰土的含水率进行现场检测。制备好的灰土要随拌随用，当天使用完毕，雨天采用塑料布遮盖，避免遭受雨淋。

当前，青年主要面对的是众多“共通性社会资本”类的婚礼邀请所带来的压力。小圈子特定性的“紧密类型社会资本”类的婚礼一是数量有限，二是送不送礼，以及送什么样的礼可以有多种选择。而那种随大流婚礼的“随份子钱”对于主办者有“众筹”式解决部分婚礼开支的实际作用，但是对于被邀请参加婚礼者则会产生相当的经济压力。婚礼的规模性越大，参与者的互动关系就越要受到“邓巴定律”的制约。根据“邓巴定律”，由于人的大脑皮层有限，人的情感认知能力只能对大约150人左右维持相对稳定的人际关系。所以在现实生活中，能够发生稳定而经常性联系的“好友”数量是非常有限的。这也是说我们希望扩大共通性社会资本范围以提高我们社会行动成功率的设想，至少在私人领域作用可能并不明显，以婚礼礼金衡定开放性参与并以此维护共通性社会资本的效能还有待证明。如果将礼金视为共通性社会资本需求量的价格指数，那么婚礼礼金的实际支出又会表现出什么样的规律?

四、问题与讨论

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一书中说到：“当一种礼仪程序被普遍接受之后，人们就不得不付出这笔开销，否则他就不能通过这些人生的关口。”“结婚时的宴会为亲戚们提供了一个相聚的的机会，对新建立的亲属纽带予以承认，对旧有的关系加以巩固。亲属纽带不仅仅是感情上的关系，它还调节各种类型的社会关系。”[9]在费孝通的记录中，开弦弓村一个普通四口之家的村民日常生活开支，用于礼仪事务的开支为每年全部开支的1/7。需要说明的是，费孝通记录的礼仪事务开支是指村民筹办自家婚丧嫁娶的费用，用于送礼的费用不在此项开支之列。因为开弦弓村位于长江三角洲的丝绸贸易发达地区，费孝通认为：“同中国的其他乡村相比，这些估值似乎相当高。”[10]然而费孝通发现用于礼仪事务的开支虽然估值较高，但是也似乎并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一种社会的沉重负担，依然发挥着调节社会关系的作用。其中，当然是有由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特征所决定，人们日常生活中相当部分的必要消费并不依赖于市场的现金交易的原因，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当地实行“互助会”这种民间集体储蓄和借贷的经济机制，村民定期向互助会交纳储金，在发生需要时互助会则提供借贷服务，组织互助会的目的就是为婚丧嫁娶等家庭事务筹集资金，而且这种经济互助组织是将用于生产和贸易的借款需求排除在外。费孝通注意到，互助会的核心是亲属关系群体，具有广泛且良好亲戚关系的家庭在经济困难时得到帮助的机会就比较多。费孝通发现，人们哪怕在经济困难时也会选择借债举办较大规模的婚礼，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护广泛的亲属关系，即不断延续在互助会中的信用资格（这种信用资格是以亲属情感的连接作为担保的）。这样的选择受到两方面因素的驱动：一是婚礼的内生性价值作用，如果当地人因为经济原因而缩小婚礼规模，或者由于经济便利采用“小媳妇”（童养媳）的方式，“但对亲属组织却发生了深远的后果。姻亲关系的完全或部分退化已使妇女和儿童的社会地位受到影响。彩礼和嫁妆的取消延长了青年在经济上依赖父母的时间。所有这些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礼仪开支不全然是浪费和奢侈的，这些开支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11]二是婚礼在维护社会关系中所承担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已经改变了的婚礼仪式中，所请客人的名单通常已经缩减，这使原来较广的亲属纽带变得松散。从长远来看，就可能封闭了一些经济援助的渠道”。[12]费孝通1936年的经典著作仍然给予我们今天讨论相同的问题以深刻的启示。

[1][2][5]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23.

叙词表是将自然语言描述的概念转换成规范化语言的术语控制工具，是概括各门或某一学科领域知识的术语模型，由语义上相互关联的术语构成。国家于2003年由测绘出版社出版了《测绘学叙词表》。《测绘学叙词表》是一部显示测绘主题词和词间语义关系的规范化、动态性的检索语言词表(又称检索词典)。其中的叙词款目是基本结构单元，收录了由汉语拼音、款目叙词、英文译名、分类号和各种相关项组成的，共约3000个词条，并按照属性等级划分为“Y”(用)、“D”(代)、“F”(分)、“s”(属)、“Z”(族)、“C”(参)六个项目[6]，方便检索和查询。

问题讨论之二:现代社会的信息缺失与现代社会的货币杠杆效应的互补。费孝通先生讲述的“互助会”是传统社会信息完全公开条件下社会资本的有效载体，但是，如翟学伟教授对现代性的解释，“一种简化了的含义是，以工业化为主要标志的社会变迁引发了人类社会生活的‘不安’，而所谓现代性就是‘寻求一种对不安的答案’”，[16]现代社会带给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事实就是经验越来越难以成为引导行动的依据，信息总是不对称的。在大城市里驾驶汽车的经验变成与其相信自己曾经熟悉的道路，不如依靠智能导航软件实时更新路况信息更为可靠。我们需要应对的各类社会活动在现代社会中都呈现为综合性系统，任何一个随机出现的小概率事件都会对我们的行为产生无法预期的影响，系统信息的缺失导致对固定场域、固定社会关系信任度的降低，这就是吉登斯所说的“脱域”现象，“脱域”现象是让我们不能再依赖于具体生活环境来获取相互的信任。那么我们还能有什么办法可以得到信任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吉登斯给出的答案是用“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来填补由“脱域”而导致的信息与信任缺失。[17]吉登斯提出的“象征标志”是指不需要由特定场景赋予意义的交流媒介，货币就是这样的交流媒介。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的市场交易已经完全不是一种物与物之间的交换，而是更追求于在任何时空中都可以进行的交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有满足交换的普遍化与一般化特征的交流媒介。货币的一般等价物本质属性，让我们可以脱离具体场域和时空仍然放心地以货币为媒介进行高效率的各类交易。我们不需要了解有关货币发行的具体信息，但是我们更愿意用货币进行意愿表达的信任投票。现在可以结合前面讨论的问题进行思考，围绕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婚礼仪式而发生的经济关系之所以要成青年必须学习的“选择和维持自己的社会关系的能力”，那就是吉登斯坚定地认为全球化的各种要素，如商品、市场、品牌、专家、专业知识等以及由此构建的制度系统都是“脱域”的，即没有具体的时空边界。过去可以在血缘、地缘关系网络内形成的“互助会”类型的社会资本，今天已经由具有一般等价物属性的交流媒介——货币所代替，货币的杠杆效应连动着包括婚礼仪式在内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衍生的社会资本的获得与维护，虽然有违于传统的道德价值认定，但是似乎也只有货币适合在婚礼仪式上直接表达祝贺的诚意和释放可以信任的信息，重要的是由货币表达的诚意和信任信息会随货币不受时空限制的交流媒介功能可能发挥虚拟“互助会”的作用。在吉登斯等讨论现代社会风险的社会学理论框架中，青年学习维护自己的社会关系能力当然不是指挣钱与用钱购买人情的能力，而是从马克斯·韦伯到福山都强调社会资本说到底是人与人联系起来的方式，类似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样的文化基础，能否在“脱域”的社会状态下使人们除了货币的表达手段之外还有坚实的精神价值共识?婚礼礼金的讨论也启示我们除了用货币投票之外，还应建设什么样的相互信任的思想基础，最终走出社会资本的选择困境。

组织设计与标准设计形成了管理体系的静态框架，而流程设计则是管理体系的动态设计，采用PDCA 戴明环，将监督检查计划制定、实施、整改、确认四个阶段进行完整划分，形成工作闭环，做到执行有计划，实施有标准、整改有反馈，事后有确认。同时，将监督检查工作分为井场自查、作业区自查、厂级检查三个层级，相对应由小到大形成三个循环，即井场小循环、作业区中循环、厂级大循环（见图4）。

“现在，我们这里有30多个村庄变成了旅游专业村，包括石头村、软籽石榴村、齐长城村、画家村、摄影村、奇石村等。我们尽量挖掘文化要素，基本没有同质化的村庄，使游客始终有一种新鲜感，回头客不减。”山东淄博市淄川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唐加福说，有温度的产品、有文化的包装、有品质的服务，才能真正实现可带走的记忆。

问题讨论之一：婚姻过程中的利益选择决定着相关者的角色定位。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1981年提出婚姻经济学，认为婚姻关系如同节约交易成本的企业行为。西方婚姻经济学研究分析的重点是两性之间缔结婚姻关系的目标市场、双方需求、交换条件以及契约的签订，不难发现这是以独立的经济人的理性选择为研究假设，回答的是婚姻关系的组合效率与效益。在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中，则能深入解读出婚姻以及婚姻的关系过程实质是一个利益互动的传输网络，在文化认同的背景下，以亲属关系为核心、以亲缘经济互助关系为基础构建的社会资本通过婚礼仪式得到进一步整合和强化，“熟人社会”这一前提条件决定了婚礼所要维护的社会资本的成本。当今青年在承担婚礼礼金的实际支出时，关键是从熟人社会转换到陌生人社会，与婚姻仪式相关联的社会关系、社会资本依然发挥着作用，甚至我们还可以看到当今城市的青年人仍然具有类似的“乡土意识”。传统社会的乡土意识通常表现在对地缘的稳定认同和固守，如认为宋代并没有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学术观点，其依据之一就是即便是在宋代商品经济较为发达、城市人口按照葛剑雄主编的《中国人口史》保守估计已占全国人口的12%以上情况下，人们依然奉行“叶落归根”“荣归故里”的乡土信念，田产被视为最保值的固定资产，这与今天的青年人将购置房产作为重大的人生目标和资产并无本质性的区别。房产和田产一样具有流通性差而固定性强的特征，房产在个人资产中所占比值越高，其职业与区域流动性就会相应降低，所谓“有恒产即有恒心”可以理解为人们更会由此对其地域性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社会资本产生路径依赖。如果因此而责备我国青年缺乏现代意识并不公平，这正是吉登斯和贝克描述的“风险社会”所存在的内在矛盾，即“在发达的劳动力市场社会中，个体状况的分化绝不等同于成功的解放”。[13]吉登斯和贝克对于个体主义通向自我创造之路抱有深度的怀疑，他们认为个体的复兴“伴随着一种向生活方式的制度化和标准化的趋势。解传统化的个体变得依赖于劳动市场，并因此而依赖于教育、消费、社会法规的规范和支持。”[14]于是我们可以发现非常有趣的事实，在具有现代性制度的陌生人社会中，人们寻找可靠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具有更大支持力度的社会资本需求，会因为陌生人社会存在着风险的不确定性，进而为了规避风险而愿意付出更高的成本。贝克同样意识到城市建筑规划对于人们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由于“身体的距离感”已经不再成为组成社会关系的必要条件，那么“选择和维持自己的社会关系的能力不是一种每个人天生就有的能力，如阶级社会学家所知道的那样，它是一种基于特殊的社会和家庭背景而学来的能力”。[15]那么如何处理围绕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婚礼仪式而发生的经济关系，为什么会成为青年必须学习的“选择和维持自己的社会关系的能力”?

[3][4]汉源县志[M].四川：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813.

系统设计中电源管理模块提供对系统各模块的电源支撑，电源监控模块监控系统各路电源电压电流，避免突发异常损毁设备，而电压参考模块对各级运放提供参考电压，以用于信号多级放大处理。系统通过中央处理单元MPU完成对各模块的控制及实时的数据采集与处理，通过RS422与上位机或上级控制系统进行通信处理。针对系统信号调理模块的设计，其方案如下：

[6]应星.“气”与中国乡土本色的社会行动[J].社会学研究，2010(05):111-129.

现阶段也有婚礼是以维护特定性社会资本而在特定群体中进行。这种“紧密类型的社会资本”，具有信息对称、一致性程度高、可预期等明显等征。特定性社会资本有如微信的朋友圈，参与其中本来就需要资格认定，因此，其成员因为熟悉而具有不言而喻的行动指向和价值认同，也用于相互理解和组织协调的成本较低。在这样的群体举办的婚礼中，婚礼礼金与礼品可以发挥同样的价值认同与祝福的意愿表达，甚至礼品由于辩识度高、切合婚礼当事人的实际需要，从而能够进一步加深情感的记忆显得更为适合。熟人社会中由家族举办的婚礼，计划经济时代单位所有制下的婚礼也可以视为是在特定性社会资本范围内进行的，但是这时被邀请者的礼金或礼品并不在于经济价值而在于服从于社会通行的道德标准。今天特定群体（如演艺明星）在既定范围内举行的婚礼则从属于婚礼主办者的身份、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与寻求共通性社会资本的婚礼“无区别”旨向不同，“有区别”才是这类婚礼的意义所在。对比国外的婚礼，也许因为文化背景和生活习俗的差异，国外婚礼中来宾的关系边界较为清晰，其参与程度与礼金礼品没有必然联系，人们更注重的是情感在此时的表达和连接。

[8]理查德·谢弗.社会学与生活[M].赵旭东译.广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123.

[9][10][11][12]费孝通.江村经济[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90-91.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涉此问振聋发聩，可见无论封建王朝统治者如何愚弄百姓，还是有觉醒打破黑屋子的英雄。只可惜，不管陈涉如何声嘶力竭地呼号，自古以来，封建时代的王侯将相还真的“有种”。比如大清王朝的八旗制度。八旗地位本来不分彼此，但是因为皇帝控制正黄、镶黄、正白三旗，所以这三旗就被称为“上三旗”，其他五旗只能沦为“下五旗”。上三旗出身的便根儿正苗红，“向阳花木易为春”，最易出将入相、升官发财。下五旗的就不得烟抽，比不得上三旗，但他们仍然有藐视汉人包衣的优越感。所以，大清王朝的一个满人呱呱坠在哪个旗就很重要了。

[13][14][15]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M]. 何博闻译.江苏：译林出版社，2004:109-120.

[16]翟学伟.信任与风险社会——西方理论与中国问题[J].社会科学研究.2008(04):123-128.

[17]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江苏：译林出版社，2000:69-77.

马林（1883～1942），原名亨德里克斯·斯内夫利特，荷兰人。1914年，他在爪哇建立东印度社会民主同盟，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实现了与伊斯兰教联盟的合作。1921年马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来华，根据其“党内合作”方式的经验，积极推动国共两党实现合作，从而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