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类解放为旨归的科学共产主义构想本身不仅可以说是马克思全部研究成果的汇集和结论，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终诉求的体现和理论升华的结晶。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来就不是脱离实践独立存在的思辨哲学体系，科学共产主义的诞生过程内在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自身并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哲学向何处发展、应当怎样发展、以什么样的具体形态发展的范例。透视并理解共产主义的内在哲学底蕴有助于我们探寻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创新之路。

纵观马克思为实现人类解放而构想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整个思想历程，可以发现这一理论构想内在蕴含的哲学方法论并非是一成不变的。综合学界研究成果，我们对此可以从逻辑进路、思维方式、论证方式三个方面来加以认识。

一、马克思构想共产主义逻辑进路的转变

马克思构想共产主义的内在逻辑在此消彼长中经历了从基于价值预设的应然逻辑到基于现实情况的实然逻辑、从基于异化史观的人本逻辑到基于唯物史观的科学逻辑的转变。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德与刑的关系上有一条清晰的思想脉络：从周公的“明德慎罚论”，到商鞅的“以刑去刑论”，到董仲舒的“德主刑辅论”，再到朱熹的“明刑弼教论”。周公的“明德慎罚论”认为德与刑是对立的，刑罚要少用、慎用，否则有损德政；商鞅的“以刑去刑论”认为德与刑是统一的，重刑可以抑制犯罪、威慑不法，是真正的德政；董仲舒的“德主刑辅论”认为德与刑是相辅相成的，两者都是君主治国的手段，但前者是首要的、优先的、值得提倡的，后者是次要的、居后的、不应彰显的；朱熹的“明刑弼教论”认为德与刑是高度统一的，没有主次、先后之分，前者是目的，后者是手段。治国虽应德政、教化为本，但刑罚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担任莱茵报编辑期间，马克思需要针对莱茵省议会就林木盗窃、地产分割、自由贸易展开的辩论发表意见，当时还信奉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他将理论与现实对照，以理论预设的价值标准去抨击普鲁士政府的统治，并因此碰到“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1]588。从他将《普鲁士国家报》所鼓吹的“不应该同整个国家理性和国家伦理联系起来来解决每一个涉及物质的课题”[2]290这一理论所产生的后果称之为“下流的唯物主义”，是“违反各族人民和人类的神圣精神的罪恶”[2]289这一事实可以看出，一方面当时的他还主张对国家伦理的遵守和尊重，但另一方面他也看到在现实中驱使人们行动的是物质利益。这里包含的“应当”与“是”的强烈冲突驱使马克思“逐渐抛开唯心主义的思辨领域，并认识到人道主义和人的解放的问题必须争取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解决，而不仅是在思想上解决”[3]45，从应然走向实然即对现实经济的研究。

虽然马克思探索的范围和路径发生了变化，于《德法年鉴》时期与实际工人运动的接触中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并在《1844年经济学和哲学手稿》中完成了对共产主义这一人类解放形式的最初指认，但是此时他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却深受费尔巴哈人本学影响。他认为共产主义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4]185，将共产主义视为建立在“自由自觉的活动——异化劳动——扬弃异化劳动”的异化史观上的“否定的否定的肯定”[4]197，遵循的依然是黑格尔的“正、反、合”的三段论逻辑。这意味着共产主义的实现动力来源于人的本质冲破异化结构向自身复归的冲动。但在对异化劳动的论述中，马克思也不自觉地意识到人本逻辑的缺陷，即没法回答异化是“怎样由人的发展的本质为依据”[4]168这一触及现实因而思辨无法解决的问题，他必须突破人本逻辑的框架才能作出解答。《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摒弃抽象的人而从“现实的人”出发，并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4]567-568，共产主义的建立“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4]574，这就将共产主义建立在唯物史观之上并到现实的历史运动中去寻找其生成的原因，开启了从对共产主义进行人道主张向科学论证的转变。

二、马克思构想共产主义思维方式的变革

虽然在对共产主义的论证方式中存在着上述前后差异，但应该指出的是，自唯物史观确立以来就如马克思所言是“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1]591。因此，自《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后的共产主义思想发展虽然有着总体论证和专门科学论证这两种方式，但是马克思在对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性辩证方法的运用上是一以贯之的，所以认为这是两种具有异质性的研究方式是错误的，只能认为这是历史唯物主义从广义向狭义的自我深化。在认识上，一方面要防止将唯物史观确立后对共产主义的总体性论证等同于一般历史哲学的理论推演，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将借助政治经济学和人类学等专门科学对共产主义的研究简单理解为实证主义。

从论证共产主义的实际操作方来看，马克思的思想存在着一个不断自我深化的过程。

从静态直观思维到动态中介思维。从古希腊到近代，直观的思维方式从潜伏到成熟，一直被认为是追求确定性知识的方式，这在近代哲学尤为凸显[9]。直观力图在心灵静观中从感性知觉无需中间环节直接跨越到自明性理性知识。费尔巴哈即满足于将人与环境局限在“反映与被反映”关系的直观中，致使他认为当自己认识到人的“类本质”就成为了共产主义者却不主张对现存世界进行现实变革。《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虽表现出了与直观思维相抵牾的对象性思维，但他仍没有达到完全的理论自觉，仍存有像“感觉在自己的实践中直接成为理论家”[4]190这样带直观色彩的表述，直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才予以了彻底自觉的理论清算。完全摆脱了人本学直观的马克思认为，感性活动是“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4]529，以实践为中间环节从人与环境的双向运动中看待社会历史，因此主张将社会看成人的活动的产物和被改造的对象。实现共产主义必须“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4]527，这是一个实践问题而不是理论问题。

变异系数可以反映重金属元素含量的空间变化特征。变异系数≤0.1时为弱变异性，介于0和1之间为中等变异性，变异系数>1时为强变异性[9]。由表1可知，变异系数排序为：Cu>Ni>Cr>Co>Zn>Cd>U>Pb。各元素变异系数均介于0和1之间，属于中等变异，说明该农田内重金属变化程度较大，可能受到农田种植活动及铀矿开采活动等人为活动的影响。

从先验预成思维到历史生成思维。本体论思维方式具有追求终极、预定论、还原论的特征[7]，承认并力图把握预先存在于时空之外、在历史展开前就已存在于事物背后的永恒本质，以期一劳永逸地把握历史发展的真理。早期马克思借助于“自由自觉的活动”这一人的“类本质”来论证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将人的本质实体化抽象的同时，实际上也相当于设定了一种柏拉图式的、先验的、超历史的本体。后来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揭露“思辨结构的秘密”就实际上等于宣告了对这种将事物的共相独立出来作为事物的本质的思维方式的抛弃。摒除该思维的马克思将个人决定于特定历史阶段下“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4]520，并将共产主义理解为“现有的前提产生的”[4]539生成性运动。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他还明确提出了“从后思索法”的认识论原则，主张对历史的科学分析只能从历史已经生成的结果开始[8]，这就否定了可以历史展开前直接认识事物先验本质的合法性。

三、马克思构想共产主义论证方式深化

从自足实体思维到开放关系思维。传统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实体思维经由古希腊早期哲学家酝酿并最终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得以确立。实体作为“或者作为从述说他物的终极主体；或者是作为可分离的这个而存在，即每一个体的形状和形式”[5]118，是属性的支撑和依附。因此，作为认识对象的实体是独立的、自足的、封闭的，这就导致这种思维下的认识对象只会变得越来越抽象空洞，而不是越来越具体和丰富。早期马克思受困于“类本质”研究范式的局限，不可避免带有实体思维的色彩。唯物史观确立后，他不再将作为个体或总体的独立事物而是将相互作用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他将研究的出发点“人”理解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501，又将其研究对象“社会”视为这些现实的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6]220，从以生产关系变迁为主导的整个社会关系结构的变革去说明共产主义的建立，不再诉诸“人”这一感性实体的抽象属性。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19世纪40年代文本群中，马克思探索人类解放和共产主义实现依据的逻辑进路、外在呈现的论证方式，总体上是一种基于哲学或者基于世界观(历史观)的宏观性和整体性论述。即此时马克思更多是通过对哲学、历史、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等多种思想资源的融合利用来达到人类历史发展总规律的整体性把握，粗线条勾勒历史演进的脉络，将共产主义置于宏大的历史进程中予以定位进而展开了一个具有总括性质的论证，以高度精炼浓缩的语言揭示共产主义能够实现的历史逻辑及其根据。

回顾马克思本人是如何进行理论创造的，往往能够给我们带来思想启示。在当代中国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具体形式和方法可以多种多样，但是总体上不能偏离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马克思的哲学创新始终寓于其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不断追求之中，也始终服务于人类解放的崇高事业，故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总体上也必须紧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本期话题”栏目中5篇文章较全面地呈现衢州江山市小学生综合评价改革试点的研究成果，从实验过程、评价内容、评价维度、评价标准等作案例分享，很有借鉴价值。衢州江山市城南小学赵峥峥老师以《“态度与习惯日常表现”评价的探索与实践》一文为例，与大家分享其研究过程，可以看到赵老师及团队对过程性评价研究所收到的成效。对于一线教师来说，好的评价是实用的，既好操作又有效果，从赵老师的面对面的解读，我们应看到其应用或推广的价值。

通过对以往学说和自身思想的反思批判，马克思在对共产主义的构想中完成了从“实体——预成——直观”到“关系——生成——中介”的思维方式序列的飞跃。

根据基本假定，孤石B的倾覆表现为绕E的转动，孤石抗倾覆力矩主要由重力、压力与摩擦力提供，倾覆力矩主要由外力引起。则孤石的抗倾覆安全系数：

四、马克思构想共产主义的方法论转变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启示

而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和马克思思想的不断深入，这种宏观的总体论证方式已经不再能够满足工人运动的需要和回应各种资产阶级反动学者诋毁攻击，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证方式走向了进一步的深化。这种深化体现在，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借助具体专门科学的大量研究成果，将实证知识与辩证思维相结合，对共产主义进行更为具体和微观的论述说明。在19世纪50—60年代的《资本论》等政治经济学研究文本群中，马克思聚焦于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特定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的研究，力图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特殊规律中发现社会化大生产的一般规律，以此思考未来社会所有制形式、分配形式、经济运行形式等问题，进而从对资本主义旧世界的批判中发现共产主义新世界的建立条件和呈现面貌。为此，马克思不仅利用了大不列颠博物馆所有的政治经济学资料，还研究了“包括工业、农业、商业、财政、信用、外贸等应用经济学，以及土地关系史、技术史和发明史等专门学科”[10]86。此外，19世纪70—80年代的晚年文本群中，这种论证方式的视野进一步拓展到人类学和民族学，他对摩尔根、梅恩、拉伯克、菲尔和科瓦列夫斯基等五位人类学家的著作做了重要摘录，在人类学的最高视界上来论证追求共产主义的道路，将关注点从西方转向东方，完善了关于社会形态的理论并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等重要思想。

如果更进一步从科学共产主义入手去反过来透视哲学之路，可以看到无论是这一成果本身还是马克思在构想共产主义的思想历程中所实现的哲学方法论的变革都为我们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存在形式、发展方向提供了指引。对这一过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始终伴随着三对关系的处理。这三对关系处理的好坏直接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其共生关系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内在机制。

第一对关系：哲学与现实的关系。“世界上并不存在任何可以写在纸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11]15美国学者詹明信的这一观点颇有见地。马克思主义既来源于对现实问题的理论概括又需要以理论形态去干预现实，最终达到对现实的合理超越，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就会走向空洞和庸俗从而面临自身的合法性危机。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经完成就可以固化下来、自说自话、自我发展的倾向，既不符合马克思本人对哲学的理解，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发展的实际。从马克思哲学之路的初始，他就强调“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的问题，他的哲学思想一直是在研究无产阶级解放的实际问题中得到深化的，且最终以科学共产主义这一带有预测性质的成果呈现出来。科学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批判和未来社会构建的统一体，这启示我们，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不能离开当今世界的时代发展变化和当今中国的重大历史变革，也不能偏离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最终理论归宿，既要源于现实问题的思考又必须能够超越于直观经验达到对时代精神本质层面的把握和发展趋势的预测，以哲学特有的方式关照现实。具体而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又最终至少绕不过以下几个问题：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发展新变化的批判及其未来走向的思考、对当代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命运的思考、对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关系的思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其他民族发展命运关系的思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的反思和未来发展的思考等。

第二对关系：哲学与哲学的关系。这一对关系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的关系。理论创新虽然从根本上来源于现实，但是“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12]523。马克思构想共产主义的思维方式从“实体——预成——直观”序列到“关系——生成——中介”序列的飞跃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以往哲学以及同时代哲学的积极扬弃。正如《资本论》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某种程度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也是一部哲学批判史，一部哲学观念和哲学思维革命的历史。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以后，它也必须面对一个自我批判和自我革新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通过不断研究其他哲学来关照自身，批判吸收其他哲学的合理因素来实现自我变革，在批判旧理论中创立新理论，在理论交锋中防止自身内向螺旋发展导致理论走向僵化，退化成一种封闭的理论体系。对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不能够回避其与同时性共存的其他哲学思想的关系，处理这一关系主要可以具体化为处理以下几对关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关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既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关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等。

从回归系数中可以看出，第三道大题的标准化回归系数远远大于第一、二道大题，说明第三道大题对整卷难度的解释率更大，也就是影响更大.特别地，从第三大题与整卷难度的散点图分布也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存在很清晰的线性相关性.

第三对关系：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卢卡奇曾说：“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归根结底就没有什么独立的法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科学等等，而只有一门唯一的、统一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关于社会(作为总体)发展的科学。”[13]77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表示他们只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这既表明马克思主义力图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认识和把握，也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够单纯地作为一种独立的理论形态而存在，不能成为仅仅就哲学而言说哲学的纯哲学，这样会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蜕变成传统的形而上学，蜕变成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要终结的“关于意识的空话”[4]526。马克思主义思想史表明18世纪和19世纪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优秀文明成果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出现的理论资源，“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前提，就是整个欧洲的社会和思想的发展”[3]2。马克思构想共产主义的两种论证方式也表明，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可以吸收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念和方法也可以并应当存在于对各种其他学科知识的运用之中。具体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一方面要持续关注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法律、宗教、艺术等这些马克思主义一直涵盖和关注的传统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跟进具体知识的更新，另一方面也要将心理学、民族学、人类学、生态学等马克思生前刚刚诞生不久或没有诞生的学科研究成果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视野当中来，提升理论整合能力。同时，密切关注自然科学和科技领域的新动向，注意研究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突破和高新技术的发明应用给人类思维所带来的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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