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瀛（1906-2005）是活跃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诗坛的中日混血诗人，19岁时以《清晨的展望》一诗荣获《日本诗人》“第二新诗人号”的桂冠，出版有日文诗集《景星》和《瑞枝》，并与草野心平、宫泽贤治等人创办了同人诗刊《铜锣》，堪称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传奇人物。黄瀛与众多日本诗人和文人都有过亲密的交往和互动，这些交往的片段和细节被他记录在了包括《诗人交游录》等在内的各种回忆随笔中。与此同时，这个“作为唯一活跃在我们诗坛（指日本诗坛——引者注）的年少中国诗人”（奥野信太郎，1984：237），也以种种形式进入到同时代的日本文学文本中，在众多日本诗人和小说家的笔下，构筑起了特点鲜明而又不拘一格的黄瀛形象。

高村光太郎作为诗人兼雕刻家，除了为黄瀛诗集《瑞枝》欣然作序之外，还曾用青铜制作了雕塑作品“黄瀛头像”。尽管该青铜头像在火灾中被焚毁殆尽，但所幸被摄影家土门拳拍成照片，使之“成了这个雕塑留存到今天的唯一纪念”（高村光太郎，1995：342）。高村光太郎在《被焚作品备忘录》中写道：“一看到那张照片就会发现，他那既非日本人亦非中国人的骨骼与肌肤，作为引发我进行雕塑的触媒而被捕捉了下来。”（高村光太郎，1995：342）由此可见，促成高村光太郎创作黄瀛头像的重要契机之一，就源于黄瀛那作为中日混血儿的外形特征。高村光太郎（1995：341）还说道，“黄身上带着介于少年与青年之间那种混沌未分的感觉，这一点让我觉得尤其有趣。他后脑勺脖颈儿的部位俨然就是一个少年，上面那像胎毛似的绒毛煞是可爱。”而对于高村光太郎为何以自己为模特儿而制作头像，黄瀛（1963：180）在《关于高村先生的回忆》中提到了另一个原因，那就是高村光太郎认为黄瀛的脸部具有“贝多芬＋丽莲·吉许”的特征。或许可以说，既非日本人亦非中国人的混血特质，还有介于少年与青年之间的混沌性，以及作为男性音乐家贝多芬与女性演员丽莲·吉许①的混合物——黄瀛脸部的这三重特质催生了高村光太郎的“黄瀛头像”，同时也映现出了高村光太郎把握黄瀛形象的主要视点。

分子标记技术能从分子水平上反映生物个体间差异，具有较高的多态性与重演性，SSR分子标记技术用于作物纯度鉴定已是成熟的技术，能以较小的成本、较短的时间准确、稳定地鉴定品种的纯度。该研究从均匀分布在水稻染色体上的48对SSR引物中筛选到18对用于鑫两优212杂交种纯度鉴定，选用其中的3对引物可以快速、较为准确地鉴定出鑫两优212纯度。从筛选的18对引物中筛选特异性较强的引物组合对鑫两优212杂交种进行鉴定，能够减少很多的工作量和成本，且效果更好，可靠性更高。

而毋庸置疑，我们可以从上述三重特质中抽离出一个共性，即表现为既非日本人亦非中国人的种族上的阈限性②，既非青年亦非少年的年龄段上的阈限性，既非男性亦非女性的性别上的阈限性。这种由阈限性所表征的有间隙性的，或者说模棱两可的状态，在高村光太郎眼里，构成了年少诗人黄瀛特有的魅力，从而被敏锐地捕捉下来，直至用青铜雕塑的形式得以固化和彰显。

除了高村光太郎这座闻名遐迩的青铜头像，黄瀛亦活跃在众多文人或诗友的印象记或回想录中，还作为主人公出现在同时代的多个小说文本里。据笔者目力所及，木山捷平的《七月的热情》和《第三国人》，以及富泽有为男的《东洋》，都不啻以黄瀛为主人公的小说。与高村光太郎的黄瀛头像相同的是，这三部小说都聚焦于黄瀛作为混血儿的阈限性。这就为我们以其中的黄瀛形象为线索将“混血”加以问题化，探讨混血作为方法的可能性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对象。毋庸赘言，小说创作必然折射出小说作者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处理题材和对象时的主观视线，甚至意识形态，因此我们不能不说，把这些小说中的黄瀛形象还原到小说创作的时代语境中去加以考察，就具有了很大的必要性和生产性。因为通过揭示出这些黄瀛形象得以形成或产生的个人背景和社会背景，可以让我们认识“混血儿”形象中或明示或隐含的意识形态要素。

一、木山捷平《七月的热情》中的黄瀛形象

木山捷平（1904-1968）是出生于日本冈山县小田郡新山村的诗人兼小说家。在东洋大学就读时，他加入赤松月船主办的诗刊《朝》，与同是《朝》同人的草野心平、黄瀛等相识，后逐渐与黄瀛过从甚密，友情日笃。曾出版有诗集《野》和《瞎子与跛子》。1933年与太宰治等人创办《海豹》，遂走上小说创作之路。1944年他作为“伪满洲国”农地开发公社的特约雇员单身前往长春，1945年8月被现地征兵，并迎来日本战败。此后一年间一直在长春过着难民生活，于1946年8月回国，后于1968年去世。

作为私小说的代表作家，木山捷平擅长纪实性的短篇小说，并在字里行间注入诗人的细腻情愫和不动声色的幽默感。出自他笔下的《第三国人》（1957年）和《七月的热情》（1964年）便无疑属于这种具有私小说性质的短篇小说。其中，《七月的热情》发表于1964年12月的《小说新潮》，并在1967年由冈本功司制作成广播节目在NHK电台播放。该小说描写了作者与黄瀛这个来自异国的年轻诗人亲密交往的始末和深厚的友情，并在其中穿插了作者对黄瀛妹妹黄宁馨的爱慕之情。毋庸赘言，他与黄瀛作为年轻诗人在现实交往中的亲密关系与生动细节，成了他在小说中构建等身大的黄瀛形象的重要来源和坚实基础。

那种混血儿的美丽却让人悲戚

所以他不仅原封不动地沿用了这首诗名作为小说题目，且在小说中引用该诗以做点睛之笔。

于是，黄瀛借助异国情调的诗歌，即诗歌的混血性，将混血儿的悲哀升华为混血诗人的美丽，由实生活中被歧视的弱者蝶变为诗歌世界中的强者，从而成功实现了混血儿的逆袭。在木山捷平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背负着混血儿的阴影，同时又充分利用混血儿的阈限性，将诗人作为自己身份同一性的根基，保持着乐观而坚韧的生活态度的黄瀛形象。

从白色遮阳伞的阴翳下

我看到了神户美丽的混血姑娘

她一副清纯的楚楚模样

恍如被露珠濡湿的百合花

我看见了这个令人落泪的处女

父亲——

母亲——

这个诞生于他们之间的混血丽人

小说名《七月的热情》乃沿用自黄瀛不满19岁时写下的一首同名诗歌。据称，这首诗是黄瀛1925年离开青岛，踏上神户港时看到一个混血姑娘所引发的抒怀之作。不妨认为，在木山捷平眼里，这首诗隐藏着破解诗人黄瀛之谜的钥匙，甚至构成了黄瀛形象的原风景，

（木山捷平，1979b：136 ）

木山捷平（1979b：136）认为，“这首诗中出现的混血儿，或许也就是黄瀛自身吧，亦是他妹妹宁馨吧。黄从青岛的日本人中学毕业后，搭乘轮船在神户登陆时，对日本产生的第一个强烈印象，就是混血儿。”这意味着，不妨把该诗解读为少年诗人黄瀛的自画像，其中投射着他作为混血儿的多舛命途和自我认知。我们知道，混血儿因诞生于不同种族的父母之间，堪称处于两个种族中间地带的模糊存在，呈现一种既非A亦非B的阈限性，属于与A和B都无限接近，并跨越其间，但又无法完全割舍其中某一方，彻底蜕变为A或B的第三种（C）存在，所以混血儿必然因其含混性和杂交性而找不到身份同一性的坚固基盘，容易成为被A和B都孤立和歧视的少数存在，以至于差异性、边缘性、劣等性、离散性、二律背反性等常常被视为混血儿的重要属性。与此同时，混血儿作为既非A亦非B的第三种存在，又有可能在其内部构筑起所谓的第三空间，即在自身内部获得一种将自己客体化的他者性。而这种他者性给他带来了不拘泥于A或B，将双方都加以相对化的可能性，既充满了矛盾和摇曳，又富于流动的特性。所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黄瀛为什么会在诗中一边用“白色”“处女”等来彰显混血儿的纯洁无瑕，用“楚楚模样”和“百合花”来表征混血儿的美丽，同时又不惜用“阴翳”“落泪”等来预示混血儿的坎坷命运，给我们展示了混血儿“美丽与悲戚”俱存于一身的矛盾性。不用说，几组充满矛盾的修饰语统一在混血儿身上，凸显出混血儿在血缘、国籍、语言、文化上的双重性以及身份认同的困窘。而只要粗知黄瀛的生平就知道，这种困窘和悲戚乃是源自于黄瀛作为混血儿的实际经历和切身感受。

从小学升入中学时，黄瀛因中国国籍和混血儿身份，不被认同是日本人，未能如愿进入县立成东中学而备感挫折，还在学校里被蔑称为“支那人”“杂种”，这些挫败感和屈辱感构成了他咀嚼混血儿之悲哀的原初体验（太田卓，1984：47）。而后在日本诗坛上因是外国人所遭到的歧视，比如因是外国人而在诗集出版上受到的种种苛刻限制（木山捷平，1979b：132），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因复杂的海外关系和人生经历而身陷囹圄等，都不妨视为因混血儿身份所带来的绵长悲哀。以至于传记作家佐藤龙一（2016）拜访晚年的黄瀛时，就曾听到黄瀛明确表示，他对“混血”这个词语深恶痛绝。但值得警惕的是，如果只关注到黄瀛对“混血儿”身份的否定性认识，则很可能意味着，我们在不经意间随手关闭了通向黄瀛本质的另一侧甬道。因为我们同时会发现，黄瀛作为诗人显然也敏锐地注意到了一个事实，即混血儿身上所体现的混杂性、边界性以及异国情调，反倒成就了一种异样之美。于他而言，混血儿无疑又是美好而丰盈的，有着“百合花”的“楚楚模样”，足以撩拨起“七月的热情”，在内心点燃诗意的烈火。可以想见，黄瀛对自己的混血儿身份抱持着爱恨交织的矛盾情感，并在这种矛盾的情感中小心翼翼地寻找着绝妙的平衡。或许可以这样来理解，在黄瀛看来，尽管混血儿的身份不可改变，但“混血儿”的尴尬却可以被悬置起来，即不是把自己同一性的根基固定于某个国籍或种族，而是确立在“诗人”这一身份上。而这样一来，混血儿的双重性所造成的矛盾冲突反倒有利于他酝酿内心的风暴，用以催生一种特殊的诗情。显然，黄瀛是把混血儿的悲哀作为其诗歌的重要支点，来搭建着自己美丽的诗歌之屋。所以，黄瀛（1934：94）在《致妹妹的信（2）》一诗中宣称，“没有比国境线更让我痴迷的尤物”。即是说，他并不试图搬迁到A或B的某一方领地来消解自己的两难处境，而是坚守在国境线这样的阈限空间里，把自己的出身作为历史宿命来加以接受，不断确认着自己的混血儿身份，并将此转化为自己人生的基点和诗歌的特质。

在木山捷平和友人们眼里，“那时候的他，与其说是青年，不如说更是个少年。”（木山捷平，1930：12）尽管黄瀛身上总是笼罩着某种难言的阴翳，但却又焕发出混血儿特有的光芒：“黄君是个smart(潇洒、机敏）之人。这显然是源于他的性格。‘smarty’很难被翻译成日语，但我们却能从黄瀛身上感受到这个词语。”③（木山捷平，1979b：129 ）不仅黄瀛“少许口吃的余音给我以异常美妙的印象”，还有黄瀛那“不太像日本人写的”字体也给人“美妙的感觉”（木山捷平，1930：12）。黄瀛作为混血儿，不得不生长在中日两种语言与文化的夹缝中，而这种夹缝的生存体验反倒给他的诗歌带来了明显的阈限特征，表现为中日英法等多种语言的混用，对日语句法的解构与破坏，营造出一种其他日本诗人所无法模仿的美感④，以至于“生长于东方诗风带的黄君以那种令人惬意的异国情调和世界主义，让我们羡慕不已。”⑤（木山捷平，1979b：129 ）

既然健康管理的核心是“幸福的健康”，那么从不同维度认识幸福至关重要。如果套用健康的概念，那么我们也应该从医学、心理、社会等层面来认识幸福。

二、木山捷平《第三国人》中的黄瀛形象

木山捷平的另一部小说《第三国人》则发表在1957年4月的《别册小说新潮》，比《七月的热情》早问世七个年头。小说以作者在日本战败后的“满洲”体验为素材，描写了“我”在作为“第三国人”的难民生活中，脑子里浮现出年轻时与黄瀛交往的记忆，渴望在进入长春的军队里寻觅到黄瀛的身影，在此与黄瀛久别重逢的心境。小说共分四节，其中的第二、三节都是作者和黄瀛昔日交往的细节描写，尽管与《七月的热情》不乏重叠的部分，且都属于作者的回忆性记述，但却因这种回忆发生在作者作为“第三国人”被困在长春的难民生活中，从而使这种回忆不止于一种静态的追溯，而成为映射出作者复杂心态的流动镜面，并对其心态的发展和变化发挥着重要的推进作用。

在富泽有为男笔下，黄瀛被描绘成尚未脱离美少年风范的年轻军人，还有日本妇女身上也看不到的美丽肌肤——这些描写与高村光太郎观察黄瀛的视线不谋而合，即关注到了黄瀛介于少年与青年之间、介于女性和男性之间的阈限性，并对黄瀛言谈举止中散发出的非凡才气和作为中国良家子弟的优雅褒奖有加。

在家族企业研究领域中，盖尔西克提出的三环模型(图1)由于形象地描述了家族、企业和所有权3个子系统在家族企业中发挥作用的方式，得到了家族企业研究者的广泛认同。在家族子系统中，起作用的是来源于家族地位的家族权威；在企业子系统中，起作用的是来源于企业家个人魅力的权威；在所有权子系统中，起作用的是来源于所有权契约的合法权威。可见，家族企业权威体系包括家族权威、魅力权威和合法权威三类。

早晨迎来苏军，十点迎来重庆军队，中午迎来延安部队，晚上又再次迎来重庆军队。在满洲这种混沌的局势中，无法预知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日本去。

如果菊枝能嗯地答应我，做我的老婆，搬到这个房间来的话，我肯定会好好疼爱她的孩子吧。想到这里，不知为何，我的心情竟晴朗了不少。

（木山捷平，1979a：88）

尽管不知道这种“第三国人”的离散生活何时结束，而且与黄瀛重逢的梦想也仅停留于话梅止渴，但黄瀛作为不在现场的主人公，关于他的回忆和对重逢的期许给作者来了心境上的巨大变化，赋予了他认同现状、强韧地生活下去的豁达心态。查阅木山捷平和黄瀛的人生经历以及两者的交往历史就会知道，《七月的热情》和《第三国人》与其说是短篇小说，毋宁说更像是纪实性的回忆随笔，或是作者的心像记录，鲜有虚构的成分，塑造了一个与实生活中的黄瀛几乎等身大的主人公形象。

三、富泽有为男《东洋》中的黄瀛形象

富泽有为男的《东洋》也是一部以黄瀛为主人公原型的长篇小说，但与木山捷平笔下的纪实性小说不同，其中掺杂了更多的虚构成分。黄瀛在青岛中学的校友矢野贤太郎（1984：42）写道：“我记得是在卢沟桥事变之后不久吧，富泽有为男的著作中有一部以黄君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名字叫《东洋》。”据笔者目力所及，对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界而言，富泽有为男似乎还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在日本文坛也大有被遗忘之虞。但只要查阅昭和时代的文学史就会知道，他也算得上名噪一时的作家兼画家，曾于1927年赴法国学习绘画，后拜佐藤春夫为师从事小说创作，以小说《地中海》与石川淳同获1937年上半期的芥川奖。在卢沟桥事变之后，他曾参加笔部队到过中国，后又作为从军作家奔赴印度尼西亚爪哇岛。1970年因心脏衰弱去世，终年68岁。

《东洋》初出于1939年5月号的《中央公论》。为宣传该小说，《中央公论》不惜在《国民新闻》1939年4月19日第五版上大打广告，宣称“鬼才富泽以事变后的东洋为舞台所描绘的宏大历史篇章，定会让读者诸君热血澎湃”⑥。就在半年后的同年11月，日本书房便又出版了单行本《东洋》。单行本《东洋》由如下内容所构成：开卷是佐藤春夫序，然后是作者自序；小说正文包括两编，即“第一编 刘程与刘海芝”和“第二编杂志《东洋》”；最后是“《东洋》评论抄”。作为一部正文只有近260页的小说单行本，其后附录的评论抄竟长达60页。在《东洋》面世后的半年间，《文艺春秋》《三田文学》《文艺》《文学者》《中央公论》《战争与文化》等杂志竞发评论，而加入论争者亦超过百氏，其中有小林秀雄、武田麟太郎、中岛健藏、中村武罗夫等评论大家。尽管该小说出版时宣称只是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但后来却未见第二部和第三部的后续问世，因此严格说来，不过是一部未竟之作。然而，它的问世与由此引发的论争，却俨然成了轰动当时整个文坛的一大事件。

PLCε沉默后通过Wnt/β-catenin信号通路抑制比卡鲁胺耐药的前列腺癌细胞增殖(李 罗)(8):761

我们知道，黄瀛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于1930年底回到南京执掌通讯军务，负责培训信鸽。1936年秋天曾因公务一度到东京中野的电信队出差，实现了战前最后一次的日本之行。草野心平（1981：206）曾在《与黄瀛的今昔》中这样写道：“那天晚上我们《历程》的一帮家伙举行了一个小型集会，朗诵了各自的诗歌。出席的有中原中也、菊冈久利、尾崎喜八、高桥新吉、土方定一，还有逸见犹吉、山之口貘和我。黄瀛正好那天从中国抵达了东京，他在高村先生那儿听说了此事，就穿着军服出现在了现场，让我们大吃一惊。”于是，《历程》同人的这次集会也就自然成了庆祝黄瀛短暂回归的欢迎会。诗人更科源藏（1984：20）也曾著文记录了在此与黄瀛初次见面的情景：“的确，去的是新宿一家名叫‘大山’的酒房。在那里，我初次见到了金子光晴、中原中也、高桥新吉、逸见犹吉，尾形龟之助等人。比他们稍迟一些进来的，是身穿中国陆军制服，个头不大，长着一张圆脸的黄先生。他身上充满了就像高村光太郎雕刻的黄瀛头像那种坚毅而充实的风采。”从不少诗人参加了本次聚会，还曾著文记录下当时情景这一点可以想见，该集会成了当时诗坛所知甚广的重要聚会，并传入了小说家富泽有为男的耳朵，刺激了他作为小说家的丰富想象力。而黄瀛作为本次集会的主角之一，其身为中日混血儿的中国人身份，更是给他提供了展开其“东洋”想象、投射其政治理念和文化理念的绝好载体。

于是，这次集会作为重要的场景和契机被植入了富泽有为男的长篇小说《东洋》。只是《历程》的同人们被置换成美术杂志《东洋》的成员，而黄瀛也被改名为中国军人“刘程”，作为主人公出现在小说“第一编 刘程与刘海芝”中。关于刘程这个人物，小说这样写道：

“说到刘的来头，据说乃何应钦的外甥，当时是中央军的陆军大佐。（中略）大约十五年前，他一边在陆军士官学校上学，一边发表了大量的日文自由诗，在年轻的文学修行者中间，不少人都还多少对他的才能记忆犹新。”（富沢有為男，1939：1-2）从这些描写中不难看出，刘程这个人物显然是以黄瀛为模特儿的。“一看，他那小巧的身体上穿着很规整的西服，其举止似乎尚未脱离美少年的风范，透过他不时在桌子上攥住筷子的手，可以看到在日本妇人身上很难看到的、微微泛青的肌肤，恍如散发着芬芳。谁都能一眼看出，他是中国的良家子弟。他的脸上洋溢着无懈可击的才气，眼睛也不时闪烁着具有强大弹力的坚毅眼神。”（富沢有為男，1939：3）

“尽管我等不过是连户口都没有的第三者，但知道重庆军队入城的消息后，我的脑海里还是不禁掠过了一丝希望。虽然自卢沟桥事变以后就断了近十年的音讯，可重庆军队里的确有一个名叫黄瀛的老友。”（木山捷平，1979a：79）木山捷平在这里强调了自己连户口都没有的这样一种“第三国人”的边缘身份。如前所述，木山捷平于1944年作为农地开发公社的特约雇员来到伪满洲国的“新京”（今长春），于1945年被日本军队现地强征入伍后不久，便在长春迎来了日本战败的日子。在伪满洲国土崩瓦解后，这里一时间出现了苏联军队、中国共产党军队和国民党军队轮番进城，政权频繁更替的混乱局势。而在有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等诸多人种浑然杂居的长春，“我”作为战败国的日本人，已成为没有户口的“第三国人”。“黄的国家成了战胜国，而我的国家成了战败国。”（木山捷平，1979a：84）随着这一局势的重大变化，身为难民被迫滞留在长春的“我”等日本人，已由从前的宗主国国民变成了祖国丧失者，由被特权化的强者变成了被边缘化的弱者，在伪满洲国的遗址上沦落为居无定所的离散者。不言而喻，这种作为“离散者”的浮游式存在，与处于阈限空间的混血儿具有明显的相似性，在某种意义上说，都属于处在第三空间的边缘人。或许正是在这一点上，木山捷平敏锐地发现了作为“第三国人”的自己与作为“混血儿”的黄瀛之间的相似性。或许可以说，“我”之所以在长春的难民生活中听到重庆军队入城的消息后，会马上联想到老友黄瀛，除了黄瀛身在重庆军队这一事实之外，还源于作者当下对自己与黄瀛在身份相似性上的连带意识吧。但眼下两者的区别却在于，“黄的国家成了战胜国，而我的国家成了战败国”。换言之，在作为纯种日本人的“我”与混杂着日本血统的中国人黄瀛之间，出现了国家层面上的强弱逆转。而木山捷平置身于伪满洲国“新京”这样政治局势多变、政权交替频繁、多种势力和人种的混杂之地，因外在时局的变化成了“祖国丧失者”，倏然体验了强者向弱者、权力者向无力者、宗主国民向被改造者的身份转换。于是，“我”在窘迫的现实中，不禁想象曾经身为“支那人”在日本备受歧视的黄瀛威风凛凛地出现在进城的军队里，与此刻沦落为“第三国人”的“我”相逢在长春的某一个街头，带给“我”作为老友的温暖。在整篇小说中，黄瀛化作不在现场的主人公，在后台推进着“我”的情绪变化。“我”在想象中追溯着自己和黄瀛的私交，设想着两人见面的情景，借此表达了对个人情感超越民族和国家立场的热切愿望。与此同时，对黄瀛这个中日混血诗人的友情与此刻“我”作为离散者的复杂心境浑然交织，既再次确认了自己作为“第三国人”的身份，也从黄瀛和自己的身份变化中获得了将弱者/强者、权力者/无权者、宗主国国民/祖国丧失者这样一些貌似对立的立场加以相对化的视野。毋庸置疑，这种相对化的视野带给了他乐观看待生活中的痛苦、坚韧地生存下去的勇气和信心，即达成了所谓弱者的达观和奋起。以至于小说的最后这样写道：

但接下来，小说的描写却话锋急转：“那模样很难与支那人这个概念相吻合，毋宁说更接近于日本人。”（富沢有為男，1939：3）毋庸置疑，作者在此流露出的是对中国人的偏见与轻蔑，在他看来，中国的上流人士都“沉溺在淫欲和食欲中，此外再没有像样的生活，从这种概念来看，毋宁说像刘这样的人给人过于洁癖的印象。其一，他是新时代的军人，也深谙自己的民族在世界上遭受着怎样的待遇，也亲眼目睹了这样的事实：母国国力衰微，文化低劣，事实上已陷入无可救药的深渊。因此，从他与别国友人的简短对话中，也无疑能窥伺到各种不可漠视的阴翳。”（富沢有為男，1939：13）换言之，才华横溢而又举止优雅的黄瀛有违于作者心目中抱持的中国人形象，而毋宁说更符合他对日本人的定义。对黄瀛为何表现出恍如日本人的风采，作者在感到不可思议之余，考量再三，最终归结为一点：黄瀛因为在日本接受的教育，所以变得日本化了。“结果不禁让人觉得，只要接受了现代的教育，不管是日本人还是支那人，都会变成同样的面孔。与此同时，又不能不认为，或许应该归结为在日本接受了教育的刘被特别日本化了的缘故吧。”（富沢有為男，1939：3）

但不久，谜底更是以这样的方式被霍然解开：

“据说他的母亲是日本人呢。还听说他父亲是清朝的刘兴……”

而真正促使他写作《东洋》的最直接契机，则可以追溯到他1938年作为笔部队成员前往中国，参加武汉战役的从军体验。《中央公论》1939年5月号的“编辑后记”就这样写道，《东洋》的作者“去年秋天，作为武汉从军作家的一员，置身于炮火中长达六旬”，最终创作出了这部“把以事变(指卢沟桥事变——引者注)作为转折点的现实东洋的人和国家全盘投入到命运坩埚中的野心之作”⑦。而富泽有为男（1939：3-4）也在自序中写道：“去秋（1938年——引者注）在华容镇，我被暴露在炮火的集中攻击之下……一动不动地呆坐在被朱色残照所浸染的棉花田里。但适逢这一卷出版之际，远远超过当时记忆的某种酷烈的感怀此刻正鞭笞着我心。”

（富沢有為男，1939：106）

如此一来，刘程的身世之谜终于揭开：他是一个有着日本人母亲的混血儿。正因为有着日本人的血统，所以，他的优雅和魅力就变得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了。换言之，作者在这里依靠否定刘程身上作为中国人的一面和放大其日本人的一面，来为刘程的优雅和才华寻找合理的注解，从而暗示了日本人在血统和文化上的优越性。

分析:虽然这是一个型，但仅知道f′(0)存在，不能运用洛必达法则，此时，可做变量代换，利用函数x=0在处的导数得到极限。在利用导数的定义计算极限之前，先回顾一下导数的概念，即

而接下来鹿岛对自己在赴欧轮船上与中国人刘海芝姐妹相遇的回忆更是佐证了上述的这一结论。来自中国的刘程替同胞刘海芝向鹿岛转达问候，这勾起了鹿岛对自己当年在赴欧轮船上与刘海芝姐妹之间种种往事的追忆。在越洋的轮船上，鹿岛目睹了被殖民的东亚各国的荒芜景象，意识到了西洋与东洋的对立，出于同是东洋人的意识，他对备受欧洲人歧视的中国少女刘海芝姐妹充满了亲近感与同情，而面对中国姐妹俩沉溺于对西洋的好奇心和急于投入西洋怀抱的轻佻举止，鹿岛表现出了坚决守护东洋的执拗，在内心中燃烧着“要拯救她们，守护她们”的焦灼和作为东洋保护者的抱负。毋庸置疑，这些描写都源于富泽有为男1927年的法国留学体验。他在赴欧途中亲眼目睹了东洋各国成为欧洲殖民地后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现实，从而备感屈辱，受到很大的冲击。或许正是这种体验构成了他具有右翼色彩的国粹主义和东洋主义思想的原点吧。

国和亚洲的创新模式进行了比较，他指出硅谷的创新是颠覆性且具有创业精神的创新，是创业创新（Entrepreneurial Innovation）；而日本的创新是封闭的，是对已有事业的扩张，是受监管的企业创新（Managed Corporate Innovation）[4]。同时理查德·戴舍尔教授还指出了开放式创新成功的要素及今后日本要想取得成功所需的要素，如表2所示。因此，实际上在2010年以前，日本的创新基本属于封闭式创新，是产学官合作基础上的创新。

“那，应该是事实吧？”鹿岛也着实有点相信花岛的说法，“的确，作为支那人而言，他的日语未免太无懈可击了一点。不仅仪表堂堂，就说对日本的见解什么的，也绝非支那人所能想到的。所以，仅从上次的情形来看，我也不认为他是间谍之类的，但如果他就代表了新时代的支那的话，那我们日本倒是不得不认真考量了。”

由此可见，是作者作为笔部队成员在武汉战役中的从军体验催生了《东洋》。根据此番跟随笔部队在中国的亲身见闻，富泽有为男回国后写出了《中支战线》一文，与尾崎士郎的《扬子江之秋》一起，以“大武汉战役从军记”为总标题发表在《中央公论》1938年12月号上。与火野苇平以徐州战役为题材的《麦与士兵》等不同，他关注的重点并不在血淋淋的战场上，毋宁说倒是对“整个东洋之未来” 表现出了更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关注。在他看来，虽然表面上日本是与具有抗日精神的中国在战斗，但实际上却是与在背后企图将东洋殖民地化的西欧在战斗，从而试图在东洋对抗西洋的构架中来将日本的侵华战争加以合理化。他认为，战争的胜利并不会以汉口的陷落而结束，毋宁说关键在于彻底消除中国人的抗战思想。为此，除了仰仗日本军队的威严之外，还有必要从根本上向中国人灌输皇道之仁德（富沢有為男，1938：369）。而日本对中国已由长期战争进入了长期建设的阶段，应该着手于中国小孩的教育，从孩子们心里消除仇日情绪。他还指出，支配一国命运的乃是思想，而思想是依靠包含在语言中的情感和灵魂的昂扬而获得的东西，所以，他提倡重视语言，提倡为对抗中国的抗日精神而在中国教授日语，强调中国与日本共用日语的重要性（富沢有為男，1938：370-371）。显然，这些主张也或明或暗地反映在了翌年发表的小说《东洋》中，并成为他塑造和阐释刘程（黄瀛）形象时所遵循的基本原理和主要动因。

然而，就是这样一部《东洋》却受到了佐藤春夫的啧啧称赞。他在该书的序言《关于〈东洋〉》中写道：“富泽的《东洋》因其构想的宏大、视野的旷快、气魄的高迈，尽管我不想说是空前绝后的，但也不失为近代日本文学史上的大作。完成如此雄篇，不仅有益于文坛，更让我们为邦家文明感到可庆可贺。……期待读者诸君能够据此知道，它是现代文人并不缺少经国之志的例证。”（富泽有为男，1939：序）显然，佐藤春夫在此道出了《东洋》这样一部小说的“经国之志”，那就是要弘扬“邦家文明”。事实上，该书1939年出版时恰逢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华战争全面打响的第二年，火野苇平的《麦与士兵》、笔部队及其参加者所炮制的报告文学等正裹挟了整个日本文坛。因此，一旦把《东洋》还原到这样的时代语境里加以考察，就不能不说，虽然佐藤春夫给《东洋》贴上了弘扬“邦国文明”的文化标签，但却不能掩盖其内含的军国主义意识形态和国策文学性质。

如前所述，富泽有为男曾师从佐藤春夫学习小说创作，与佐藤春夫保持着密切的师徒关系。据称，富泽有为男的《地中海》之所以能与石川淳的《普贤》成为同期芥川奖的双黄蛋，其中也有佐藤春夫大力运作的功劳⑧。换言之，佐藤春夫在富泽有为男的文学生涯和思想形成方面都具有重大的影响。而我们注意到，在《东洋》发表于《中央公论》（1939年5月号）约一年前，佐藤春夫的《亚细亚之子》已发表在《日本评论》（1938年3月号）上，并在日本文坛和中国文学界都掀起了轩然大波。这部以郭沫若为主人公的小说，将日本女性的身体比喻为亚细亚的母体，而将主人公汪（郭沫若）与日本女性安田爱子（佐藤富子）所生的中日混血儿称作“亚细亚之子”，用以象征浑然一体的“亚细亚”。在小说中，作者假托母亲安田爱子之口对孩子们说道：

你们，不应该自认为仅仅是父亲的儿子，所以就是支那人；同时你们也不应该自认为仅仅是母亲的儿子，所以就是日本人。你们是亚细亚之子。是的，是在日本出生、在日本成长、接受日本学校教育的亚细亚之子。将来——说来也只是不远的将来，你们的使命将日益重大。……希望你们在数年之内为完成你们的使命而大展拳脚！

（佐藤春夫，1938：409）

而所谓亚细亚之子的使命，究竟是什么呢？按照佐藤春夫的说法，就是利用开发“北支”的支援金来向中国输出“日本文化”，建立所谓的“日本文化塾”。在此，佐藤春夫为读者描绘了一幅美妙的前景：在日本文化输入中国之后，亚细亚的理想在这里生根发芽，最终绽放出“王道乐土”之花。至此，我们不能不联想到富泽有为男重视语言，希望在中国教授日语，让中国与日本共用日语的强烈主张。他之所以把主人公刘程的优雅和才华归结为接受日本教育的结果，就是试图证明在中国推广日语和日本式教育以达到改造中国国民的重要性。由此看见，富泽有为男的《东洋》与佐藤春夫的《亚细亚之子》之间有着思想上的一致性。而只要稍微对照两个文本，还会发现更多的相似性。比如，两部小说都以实际存在的中国人为原型，只是两者的区别在于：后者的主人公被设定为汪（郭沫若）这个“亚细亚之子”的父亲，而后者刘程（黄瀛）则被设定为母亲是日本人、父亲是中国人的“亚细亚之子”。显而易见的是，两部小说都是利用混血儿在血缘上的混合性来构建了一种“中日一体化”的隐喻。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虽然在与‘西洋’对立的层面上日本与中国同样被纳入‘亚细亚’之中，中国和日本的差异被掩盖，但在中国和日本构成的‘亚细亚’（东洋）内部，在中国和日本二者之间，日本的主体地位被确立起来。”（董炳月，2006：131）所以，在倡导所谓“中日融合”的同时，两部小说都强调日本文化的优越性，主张依靠日本文化的对华输出来改变中国的国民性，从而实现振兴东洋的目标。即是说，两部小说都隐含着这样的倾向，竭力“对日本的殖民行为进行文化解读，把侵略问题归结为文化问题，在风土、文化观的层面上赋予日本以领导‘东亚’对抗西洋的合理性。”（董炳月，2006：131-132）不难看出，《东洋》乃是明确意识到《亚细亚之子》的存在，并以此作为摹本，处在其延长线上的作品，与《亚细亚之子》具有明显的互文性和“师徒关系”。

正如小说题目《东洋》所预示的那样，它是以东洋为视野，将东洋放置于与西洋相对立的构架内，在倡导亚洲一体性的同时，又强调日本文化的优越性和日本作为东洋盟主地位的小说，旨在为日本的侵华战争寻找正当化的理由，主动顺应了日本军国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氛围。因此，经过富泽有为男有意识的政治性操作，作为混血儿的刘程（黄瀛）形象同时承担了不无矛盾的双重功能，一方面在东洋与西洋相对立的架构内成了“日中亲和”“大东亚共荣”等意识形态的象征性符号，另一方面又在中日两者之间背负了突出日本血缘和文化之优越性的喻体作用。而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先行的虚构文学，随着日本侵略战争性质的明朗化，也日益暴露出其虚妄的本质。所以，自称三部曲的《东洋》也最终只能不了了之，变成没有后续的未完之作。所以，黄瀛（1947：18）在1947年致菊冈久利的信中写道：“我曾被小说家富泽有为男写进一本名叫《东洋》的小说里，但像那个时代的那种近于胡诌的小说，恐怕富泽君也已经不再写了吧。”

混血儿乃是把血统作为人种、民族等范畴的象征性符号，用“血缘的混杂”来表示不同人种彼此混合的词语。混血儿作为两种血统相交的产物，具有与两种血统都非常接近而又不能被简单归结为其中某者的阈限性，所以其身份同一性也具有模糊不清的特点。正因为如此，混血儿也就存在着被进行多种解读、多种建构的可能性，甚至成了投射某些特定的文化欲望和政治诉求的身体景观或意识形态符号。就像在《亚细亚之子》《东洋》等国策文学中所看到的那样，混血儿因在血缘上的混合性很容易被别有用心地建构为“中日一体化”的象征物，以达到宣传“日中亲和”这一军国主义国策的目的。不仅如此，原本处于A和B之间第三存在的混血儿有时又在意识形态的操作下，被固化在A或B的某一极上，让其中的某些属性被人为地掩盖和解消，而让另一些属性被故意凸显和放大，从而沦落为承接某种意识形态的容器。另一方面，就像在《七月的热情》《第三国人》中的黄瀛形象所展示的那样，混血儿有时不得不承受因身为混血儿所带来的身份认同的纠葛与困境，而这也给他带来了不停留于血统这种生物学上的外部的多元性，而试图跨越两种以上的文化，不拘泥于其中任何一方，而在内部也秉持多元性，强悍而坚韧地生存下去的可能性。

不合理信念的三个因子（概括化评论、地挫折忍耐、糟糕至极）均与专业满意度呈负相关关系，回归模型F值等于7.752，R2=.273,调整的R2=.074，Durbin-Watson=1.586。

近一个世纪以来，全球化正以迅猛之势加速推进，从而导致了大量人和物的跨国旅行。而随着越境行为的普遍发生，不同文化和不同人种的混合早已化作日常的风景。在这样的形势下，有必要不只是停留于追究“混血”的生物学意义，而是在存在论意义上将“混血”加以方法化，使其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思想资源和生存方式。而毋庸置疑，这也是我们通过回顾和分析日本文学中作为混血儿的黄瀛形象的意义之所在吧。

我国经济法以法律的形式约束企业发展方式，避免恶性竞争；通过大数据分析商品需求避免商品生产过度饱和；指导企业规划发展方向，促进经济的发展。

注释：

① 丽莲·吉许(Lillian Diana Gish，1893-1993)，美国女演员。从小就作为童星活跃在舞台上。代表作有《八月的鲸鱼》《党同伐异》等。

② “阈限”最早广泛应用于心理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阈限（Liminality）一词源自拉丁文“limen”（英语threshold，意思是极限），指“有间隙性的或者模棱两可的状态”。特指人在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临界值。阈限性后发展为文化人类学中的一个概念，指一种社会文化结构向待建立的社会文化结构过渡间的模棱两可的状态或过程，是文化杂合的空间。换言之，阈限的时空具有模糊性、开放性、非决定性和暂时性的特征，并且具有在不同结构性状态之间转换的功能。本文正是在该意义上使用“阈限性”这一概念的。

③ 出自黄瀛在文化学院的女性朋友堀寿子发表在《南方诗人》“黄瀛诗集纪念号”（1930年）上的随笔，后被木山捷平引用在《七月的热情》中，亦表明了木山捷平对这些黄瀛印象的认同。

[7] 黄瀛.1934.瑞枝[M].東京：ボン書店.

⑤ 同③。

⑥ 此信息来源于1939年4月19日《国民新闻》第五版的广告内容。

⑦ 此信息来源于1939年5月号《中央公论》的“编辑后记”。

⑧ 富泽有为男《东洋》一书第二编的插页中有关于芥川奖评选的内幕逸闻。

参考文献：

教学进度的安排也是十分重要的，现代小学生的学习也有一定压力，为了学生能考上更好的重点初中，过于拉快进度，学生基础不牢靠反而会浪费大量的时间去弥补，而且学生学习起来会感到很吃力，一来二去降低了学习积极性。笔者在备课的时候会充分考虑这一点，比如在讲分数一章时，从概念到运算根据难度进行教学能让学生更好地吸收知识点，掌握分数的运用，“跳跃式”讲课虽然能拉快教学进度，但没有充分考虑到学生的接受能力。

[1] 太田卓.1984.黄瀛の母とその妹[A].内藤克洋.詩人黄瀛回想篇・研究篇[C].東京：蒼土舎.

[2] 奥野信太郎.1984.奥野信太郎随想全集(第5巻)[M].東京：福武書店.

百余年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三农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人。其中，乡村教育的困窘，从一个侧面折射了近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的困苦和无奈。近年来，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专著和论文颇多，但相对而言，对近代中国乡村教育实际状况的探讨仍显薄弱，本文拟作补充。①

[3] 木山捷平.1930.无题[J].南方詩人，(黄瀛詩集記念号)：12-13．

[4] 木山捷平.1979a.木山捷平全集(第3巻)[M].東京：講談社.

[5] 木山捷平.1979b.木山捷平全集(第6巻)[M].東京：講談社.

[6] 草野心平.1981.草野心平全集(第5巻)[M].東京：筑摩書房.

④ 关于黄瀛诗歌创作的阈限性特征，可参见本期冈村民夫的《对诗人黄瀛的再评价》一文和拙文：杨伟.2015.“少数文学”视域下的黄瀛诗歌与宫泽贤治诗歌[J]．外国文学评论，(1)：161-178.

[8] 黄瀛.1947.手紙[J].日本未来派，(1)： 18.

为精确提取每条轮廓线段的直线方程,需首先从U中分离构造出各线段的样本点集。本文利用长方体的投影轮廓是一个凸六边形的性质,首先判别某个顶点的位置,再从该顶点出发,利用一维Hough变换的方法构造两个邻边的样本点集。下面以线段DE和EF为例说明构造其对应的点集SDE和SEF的过程。

[9] 黄瀛.1963.高村さんの思い出[J].歴程，(3)： 177-183.

[10] 佐藤春夫.1938.アジアの子[J].日本評論，(3)： 393-421.

[11] 佐藤竜一.2016.詩壇の寵児 苦難と幸い[N].岩手日報，2016-11-1.

[12] 更科源蔵.1984.黄さんのあれこれ[A].内藤克洋.詩人黄瀛回想篇・研究篇[C].東京：蒼土舎.

对于学校来说，教学是中心工作，学校的根本任务是育人，育人就是教育的根本目的，学校通过教师培养人、塑造人、改造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教师的职责所在。对于现在的大学生，他们的思想观念尚未定型，思想波动大，在面对当今现实的社会环境中，极易受到外界不良因素的干扰，因此，教书与育人的同步就显得更为重要，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就更加严峻

[13] 高村光太郎.1995.高村光太郎全集(第10巻)[M].東京：筑摩書房.

[14] 富澤有為男.1938.中支戦線[J].中央公論，(12)： 364-383.

[15] 富澤有為男.1939.東洋[M].東京：にっぽん書房.

[16] 矢野賢太郎.1984.黄瀛先輩との交遊[A].内藤克洋.詩人黄瀛回想篇・研究篇[C].東京：蒼土舎.

[17] 董炳月.2006.“国民作家”的立场——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发展至第三代，具备卫星无线电测定系统(Radio Determination Satellite System, RDSS)和卫星无线电导航系统(Radio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RNSS)两种模式。RDSS模式采用主动定位方式，即先由用户接收机主动发出定位请求(通过卫星转发)，北斗系统的地面控制中心进行相应解算后，下发定位信息和授时数据。RNSS模式采用无源定位方式，通过地面运控系统监测整个导航系统的卫星位置并同步卫星时钟，该模式与GPS系统的原理相同[5-6]。授时精度上，北斗一代是100 ns，二代是50 ns，三代可达20 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