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后日本的“黑人”表象

在战后日本以“混血”为主题的文学作品中，有吉佐和子从1963年4月起在《中央公论》上连载的《非色》称得上是先驱性的作品。作品讲述了在被占领的东京，与黑人士兵结合并生子的日本女性追随归国的丈夫来到纽约哈莱姆，在那里确立自身生活的故事。作品以东京、纽约这两个空间里所发生的各种种族歧视现象与主人公随之摇曳的日本人意识（民族主义）为基轴而展开。在作品的高潮部分，主人公勇于面对美国权力阶层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发出了如下的呐喊：“我也是黑人！我的丈夫也是黑人。更重要的是，我的孩子也是黑人。为什么我没有早些想到这一点呢？”（有吉佐和子，1967：406）该作品作为通过“混血”这一主题，来表现日本人渴望与非洲裔美国人达成一体化的作品，占据着非常特殊的地位。

358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clinical medicine: application and thinking

在有吉笔下被加以形象化的、渴望同非裔美国人融为一体的诉求，之后在山田咏美、家田庄子、中尊寺由津子等人的作品中也反复出现，成为构成现代日本文学特征的一大要素①。不过，一旦考虑到爵士乐、蓝调音乐乃至嘻哈音乐等黑人音乐在世界上的流行，可以说，对黑人文化的憧憬乃是在世界各地都普遍存在的现象。但是，以有吉为代表的日本女作家笔下所描绘的作品群，却通过性、怀孕、生子、结成家庭等与身体维度密切相关的层面将渴望与黑人融为一体的诉求刻画出来，其强度和深度都格外引人注目。

日本女性这种渴望与黑人同一化的自我意识，与江藤淳在日美安保体制得以确立并强化的时代背景下，希望和美国白人男性拥有平等地位的民族主义的方式大相径庭，有着颇为异质的相位。在探讨战后日本民族主义时，美国是一个占有特殊地位的相关对象。战败和被占领的体验，还有根据1952年恢复独立时所签订的具有单边契约性质的日美安保条约所设立的美军基地，都给日本的“爱国者”们带来了强烈的自卑情结。江藤淳是从正面凝视这种自卑情结，并将克服它设定为自身思想课题的为数不多的思想家之一。江藤在《成熟与丧失》中，以小岛信夫的《拥抱家族》为题材对此进行了论述，具体而言，则是围绕着小说主人公的妻子与白人美国兵之间的偷情而展开分析的②。一旦与江藤这种看似民族主义的男性中心主义相比较，有吉作品中的思想史意义就会更加清楚地凸显出来。那是从女性的视域出发所构想出来的民族主义，并试图把非洲裔美国人作为主要的“他者”。在这一点上，它对战后日本保守的民族主义进行了双重意义的否定。

江藤淳自己也承认，其作为民族主义者的思想原点，立足于他从1962年开始在普林斯顿大学长达两年的留学经历。江藤淳（1965）将这段时期的体验写成了随笔《美国与我》。正如在该书中所详述的那样，他这次留学是拜美国洛克菲勒财团的资助才得以成行。透过《美国与我》中所描写的他与留学时的接受教官马里厄斯·詹森之间的紧张关系，就能清楚地解读出江藤那种旨在与白人男性建立平等关系的民族主义（梅森直之，2014）。在这里值得重视的是，有吉也是通过同一财团的奖学金制度，于1959年来到莎拉劳伦斯学院开始了为期近一年的留学生活。经过此次留学生活，有吉带回来的最重要主题就是“种族”。留学期间，有吉甚至远赴波多黎各，围绕着在纽约的黑人和波多黎各人所处的阶级分明而又错综复杂的种族歧视构造，于1964年出版了《波多黎各日记》。由此可见，尽管有吉和江藤几乎在同一时期、同一制度下赴美留学，但有吉的美国与江藤的美国却是完全异质的东西。

作为有吉写作《非色》的背景，乃是“混血”已成为一大社会问题这一现实。而“混血”之所以在战后日本成为一大社会问题，则与1945年日本战败后不得不接受美军入驻这样一种被占领体验有关。众所周知，为了履行《波兹坦宣言》，负责实施占领政策的乃是联合国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GHQ），而其中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是美国的军人和民间工作人员。据推算，占领军的规模在战败初期约有40万人之多。如此大规模的外国军队入驻，给日本社会带来了各种新的体验和冲突。其中最明显的现象之一，就是美国男性与日本女性以各种形态所进行的直接接触，以及由此诞生的“混血儿”。在这里不可忽视的是，“混血儿”对于日本和美国双方都是一种丑闻性的存在，成了受压制和被排斥的对象。占领日本的美国士兵、文职人员与日本女性之间生出的“混血儿”被称之为GI婴儿，据推算，人数达到2万到3万人之多。尽管其出生的背景、成为孤儿的原因可谓多种多样，但因父亲回国、母亲无力独自抚养而惨遭抛弃的情形却也不在少数。当时GHQ甚至将新闻媒体中涉及“占领军士兵与日本女性之间性关系”的话题作为审查的对象，这足以说明，他们是将该问题当作丑闻来对待的（山本武利，1996：附录3）。而且，在当时的日本社会，即便那些与敌军士兵发生性关系的女性们并非出于自愿，也不得不遭受来自周边人们充满好奇与偏见的目光。在日本和美国双方都存在的这种歧视与压制的社会构造，成了在这个时期催生大量“混血孤儿”的主要原因。

有吉的《非色》就是在历经了这样的历史经验后诞生的。换句话说，有吉针对战后日本的“混血儿”问题，提出了日本人女性与黑人男性的同一化这一答案。为了让这一答案的特质更加明确，有必要从总体上更清楚地把握在近代日本意识形态的建构中“黑人”这一表象的含义及其变化。接下来笔者将尝试先做一番预备工作，以便在近代日本“黑人”这一表象的生成和变化中对有吉的《非色》所具有的政治意义加以定位。

二、民族主义中的“混血”问题

在日本，“混血”作为酝酿民族主义的触媒曾卓有功效。尽管“混血”的含义和机能因时代不同而多种多样，但这种多样性既构成了近代日本民族主义的特质和多样性的原因，同时也是民族主义的具体反映。追溯“混血”这一现象的生成和变化，与追溯民族主义在日本的生成与变化，乃是紧密相关的。尽管“混血”的思想史具有广泛而深刻的问题射程，但笔者下面所尝试的，却只能是对其进行极其有限的素描。

在日本探讨“混血”所赋予民族主义的实质及含义时，汉斯·科恩与帕莎·查特吉所尝试的对民族主义的分类是颇为有用的。汉斯·科恩是20世纪中期率先展开民族主义比较研究的历史学家。汉斯·科恩（Hans Kohn，1944）在著作《民族主义观念》（The Idea of Nationalism）里展开对民族主义的分析时，将其划分为“西欧型民族主义”和“东欧型民族主义”两类。在英国、法国、荷兰、瑞士、美国等西方各国，诞生了以公民阶级为主体，并立足于合理启蒙主义的民族主义；与此相对，在德国、俄罗斯等后起的发展国家，则产生了以传统和神话为基础构建而成的以“民族”为主体的民族主义。前者具有“领域性”“政治性”“公民性”的特质，常常被称为“公民民族主义”。与此相对，后者则强调“民族的”“文化的”“语言的”特质，被称为“族裔民族主义”。

印度思想史专家帕莎·查特吉将汉斯·科恩的上述分类法运用于殖民地语境中，廓清了在殖民地出现的民族主义特征。帕莎·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1986）在《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Nationalism Thought and Colonial World）中明确指出，非西方殖民地世界的民族主义与西方的民族主义采取了不同的形态，并尝试着对此进行理论上的阐述。查特吉认为，殖民地世界的民族主义是作为反抗西方统治的一种形态而产生的，必然成为受制于西方现代意识形态的“衍生的话语”。只有意识到“东方”和“西方”在本质上的文化差异，并经历过承认这种差异的所谓“出发的契机”，让“近代性的东西”和“民族性的东西”之间的冲突得以凸显，然后将殖民地国家转换成民族国家之后，落后的社会才能实现完全的发展，找到通往“目的地的契机”。查特吉的这种类型论，正好解释了在非西欧圈的反殖民地民族主义中，科恩所述的族裔民族主义必然占据优势地位的理论背景。正是处在族裔民族主义的语境中，“混血”才被特别加以问题化的。究其原因，乃是因为“血缘”的连续性和纯粹性才是支撑族裔民族主义神话的重要要素。由此，“混血”作为对族裔民族主义的重大挑战抑或称之为“杂音”，就不能不被问题化了。

这种公民民族主义与族裔民族主义的对立，是承担建构日本民族主义之任的明治时期的知识分子们也清楚意识到了的问题。特别是中江兆民在《三醉人经纶问答》中，借文中角色豪杰君之口，展开了民族主义的类型论，提出像日本这样落后的近代化社会出现了两种民族主义，并论述了两者产生对立的必然性。兆民将其描述为喜欢近代产物的“喜新派”和对其加以抵触的“恋旧派”的对立（中江兆民，2005：175），而这正好和查特吉所主张的“近代性的东西”和“民族性的东西”之间的对立相对应。在此豪杰君从“恋旧派”的立场出发对“喜新派”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同时又意识到，自己所属的“恋旧派”已落伍于时代，属于必然会从社会中逐渐消逝的存在（中江兆民，2005：183-184）。透过韬光养晦的豪杰君这一复杂的人物设定可以看到，近代日本所经历的族裔民族主义与公民民族主义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充满矛盾的对立与共犯的关系。

在绿色建筑中，外墙最容易接受太阳光照射，故而最为容易囤积太阳能，为光伏发电系统的构建提供了必要条件。因此，外墙是光伏发电系统应用最广泛的部分，能够将海量太阳能转变为电能。在此，很多光伏系统设计师将光电幕紧贴外墙安置，与地面保持垂直，将太阳能电板美化为玻璃幕墙。在此之下，不仅能够实现集中收集太阳能，减少绿色建筑能源消耗，而且适当布局、美化之后可以提升绿色建筑的美观程度[3]。

三、东方殖民主义中的“混血”问题

美国成为培育这种崭新自我意识的培养基。这是因为美国一方面针对“黄色人种”实施具有歧视性质的移民法，另一方面，在其国内也存在着大量作为“有色人种”的“黑人”。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日本人和黑人联合起来的作品也就粉墨登场了。例如满川龟太郎的《黑人问题》。面对“质疑日本人和黑人有何种关系”的读者，该书作者指出，“日后，当以太平洋为中心，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狂澜怒涛之时”，黑人的动向必定会带来巨大的影响（満川亀太郎，1925： 2）。该书对日本提出的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的议案对黑人所带来的影响，作了如下阐述：“在巴黎和会上，日本全权代表提出的消除种族歧视的提案，不能不给身处世界各地的黑人带来深刻的感触。……黑人在巴黎和会之后，对日本全权代表深怀感激，以至于将全权代表牧野的肖像与林肯的肖像高挂在一起。”（満川亀太郎，1925： 1）针对满川的这个作品，佐藤宏子（1973： 34）一方面对其先驱性做出了高度评价，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其重要的缺陷，即不仅缺乏一般性常识，还对黑人所经过的历史缺乏人性的共鸣。

总的来说，现有的支出结构中，中央政府承担的支出责任过少，这在无形中增加了地方支出责任，由此带来的必然是城镇化进程中资金缺口的不断扩大。如果考虑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数额，从短期看可能还勉强维持一些地方的财政运转，从长期来看，制度上的缺失才是数值掩盖下的风险所在。转移支付制度不规范，只能是弥补一定情况下的地方财力不足；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不清晰、模糊、随意，带来的却是支出责任不断在地方积聚，进而无法摸清地方政府实际应该承担的支出责任、所需财力的数额，再加上主体税种的缺失，缺乏准确的资金预算，最后带来的是政府无序的支出扩张，不断高筑的债台，地方债务危机风险走向失控的境地。

在近代日本，当“混血”被加以问题化的时候，首先意味着与西方人之间的关系。对于国粹主义的男性知识分子而言，日本女性与西方人之间生出的“混血儿”，是日本女性被西方人所征服的后果，属于会进一步催化民族主义危机意识的存在。围绕着“混血”所暴露出来的，是男性中心主义的排外主义。作为具体事例，在这里不得不提到初版于1894年的陆羯南的《外权内侵录》。陆羯南以控诉欧美人在横滨租界的暴行为目的写出此书，其中最让他愤愤不平的是“茶妇屋”，即以外国人为对象的卖淫设施（陸羯南，1992：24），以及横滨近郊随处可见的“红发黑眼的小孩” （陸羯南，1992：36）。

正如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所指出的那样，这样一种反西方的殖民主义批判，不仅是日本一地，也是广泛的非西欧圈的民族主义者所共有的东西。但值得注意的是，陆羯南的这本书是在1894年出版的。也就是说，日本一方面进行着对西方殖民地主义的批判，一方面又为了成为殖民国家而自发地推动着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这种悖论也表现在陆羯南的书中——作为批判西方人对日本女性的殖民主义式侵犯的依据，陆羯南举证了日本人对阿伊努女性的侵犯。陆羯南从中看到了“内地人民”对“阿伊努妇女进行的腐蚀，无论从行为上、精神上，还是从身体上都加以破坏的事实”，同时，他也义正辞严地对自称文明国人的西方人发出了这样的警示：“与其说从法律上，不如说从人类社会的道义上而言，根本没有侵略其他人种的权利”（陸羯南，1992：52）。他有着日本人也侵犯了阿伊努妇女的自知，同时又不得不从“道义上”批判西方人对日本女性的侵犯。在陆羯南的这种矛盾中，能够看出让殖民主义与反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同时共存于这一近代日本国家而形成的特质。

这样的矛盾也体现在下面这一点上，即尽管陆羯南对日本人和西方人的“混血”问题绷紧了神经，但却对同样住在租界的“清国人”采取了完全漠视的态度。日本开放港口，也意味着对亚洲开放了港口，其结果是，很多“清国人”也与欧美人一起成为了租界的居民。他们利用各自的人际网络，移居到日本的租界，以商贸活动为主，从事各种各样的劳动。根据当时租界的人口统计，他们占据了租界各国人口的最高比例，几乎占据人口总数的一半之多。对于占有租界绝大多数人口的“清国人”，陆羯南却保持着沉默。而这种沉默也透露出一个事实，即相对于日本人与西方人的差别，他有意弱化了日本人和东方人的差别。

小熊英二在《单一民族神话的起源》（1995）、《“日本人”的边界》（1998）等著作里，执着地探寻了近代日本的民族、种族等概念受到政治化操作的过程，明确指出了“日本人”这个概念的蓄意性。小熊称，“单一民族国家的神话”得以在日本成立，是在日本丧失了所有殖民地的战后。而在战前，倒是把日本民族视为经过多个民族“同化”而形成的所谓“混合民族说”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且，这显然是旨在把对中国台湾地区、朝鲜等地的殖民地统治、以中国为对象的东亚共同体、以扩张为目标的大东亚共荣圈等大亚洲主义加以正当化，并推动其实现的一种意识形态。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下，屡屡出现“同文同种”“日鲜同祖”等口号，表现出强调东亚诸民族共同性的倾向。而从民族主义这一观点出发，日本人和东亚诸民族之间的婚姻，不同于日本人和西方人之间的“混血”，压根没有被看作是需要被避忌的现象③。

四、东方殖民主义中的“黑人”问题

在大亚洲主义的意识形态中，“混血”体现在两个相位上。即把西方殖民主义的威胁加以具体化的、与西方人之间的“混血”（不过，这仅限于西方男性与日本女性之间的情况），与象征着东方团结的亚洲人之间的“混血”。前者被控诉为有辱民族尊严的对象，而与此相对，后者则几乎没有被意识到。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民族都能恰好被这样的二分法加以划分。比如，其中具有两义性的，就是非洲裔美国人，即“黑人”。他们虽然住在西方，但同亚洲人一样，是作为有色人种而存在的，并饱受各种歧视和压迫。但又和亚洲人的情况有所不同，因为一般的日本人与黑人接触的机会非常少，所以对他们的同情与共鸣也就很少浮出表面。毋宁说，多数在美国有过生活经历的日本人反倒将白人的种族歧视意识加以内化，不乏助长对黑人偏见的言论。像这种美国与日本共有的种族歧视意识，在近年来被称作环太平洋种族主义，作为规定日本人自我意识的重要要素而广受关注（Yukiko Koshiro，1999）。

黑人这一表象的两义性，在明治初期岩仓使节团访问美国时的记述中，就以明确的形式体现了出来。《美欧回览实记》中有关美国的描述，被淹没在象征着与西方邂逅的各种各样的事件之中，然而，“黑人”问题仍然是其重要的主题之一。《实记》的作者久米邦武对美国的奴隶制度表示了很大程度的关心，还记载了他备感兴趣的好几处观察。的确，久米记录了对美国“黑人”充满了种族歧视的好几个印象，但另一方面，在将人类等同于牛马等牲口加以对待这一点上，他又认为，美国奴隶制度是倒退到东方古代的“奴婢”制度，并对其加以严厉的批判（久米邦武，1985）。他访问了华盛顿的黑人大学，并发表感想道，“皮肤的颜色”显然与知识的深浅毫无关系，而毋庸置疑，“经历十余年星霜，黑人也能人才辈出”（久米邦武，1985：216）。

2.1.3 混作和套种 混作和套种是指在同一个有机农作物种植环境中多样化种植有机农作物，以此防治害虫对其侵害。例如，在棉花田里种植高粱等能控制棉铃虫产卵的农作物，以实现集中诱杀害虫的目的，保护棉花作物不受棉铃虫的侵害。

这种状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开始出现了变化的端倪。作为其背景，可以举出下列事实：在创立国际联盟时，日本提出了将消除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纳入国际联盟条约的议案，但却遭到了否决。如今有很多学者都指出，日本提出此案的目的，乃是希望欧美列强能够基于与“美国的门罗主义”同等的立场，来承认“远东的日本门罗主义”，保证在亚洲与太平洋范围内日本人的移民和贸易自由，以期确保日本在亚洲的主导地位。（佐藤宏子，1973： 27）但日本所主张的这种“种族平等”理念，超出了基于现实利弊所做出的战略性判断这一层面，在国际社会中扩散开来。而来自国际社会的反响又倒过来成为一种日本的言说，发展为一种崭新的自我意识，即把自己确立为包括“黄色人种”和“黑人”在内的“有色人种”的代表。

五、与“黑人”一体化的欲望

近代日本国家形成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国民国家的形成和殖民国家的形成几乎是相继进行的。作为国民国家形成之起点的明治维新是在1868年，而日本在甲午战争胜利后割据中国台湾地区，成为殖民国家，则是在1895年。众所周知，明治维新最主要的动因之一，就是源于担心被西方列强殖民地化的危机意识，所以，在近代日本民族主义的根基里存在着针对西方列强的反殖民主义情感。另一方面，明治国家为了达成国家的独立，采取了积极引入西方思想和技术的政策。所谓的富国强兵，就是这种政策的集中表现。中国台湾地区的殖民地化，也处在这一指向的延长线上。由此带来的结果是，近代日本为了对抗西方殖民主义，引进了西方的思想和技术，成为与西方相同的殖民国家。也就是说，日本也成为了否定殖民主义的殖民国家。近代日本所产生的这种殖民主义的悖论，常常借助东方殖民主义这一术语而被问题化。不用说，这也给近代日本的民族主义蒙上了复杂的阴影。其结果就是，围绕着“种族”和“混血”的论题，也会以极具特色的形态浮现出来。

在探讨大正时期日本人与黑人的联合这一主题时，必须特别提到前田河广一郎1923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噪音地狱》。前田河从1907年到1920年在美国从事了各种类型的劳动，回国后，以无产阶级作家闻名于世。特别是他初期的作品大放异彩，大多数是以充满种族竞争的美国底层社会的劳动现场为舞台的。《噪音地狱》的主人公是日本人，是在纽约近郊游乐园经营弹珠游戏的流动小贩。他暗恋着在对面掷球游戏厅前台做收银工作的白人女性艾格尼丝。这种掷球游戏的规则是：三个黑人被囚禁在台面上的笼子里，人们往台面抛掷棒球，如果打中了，这个台面就会垮塌，让黑人们落入水中。

除了翻译观念的转换，还可以从他的文献中了解到：影响翻译翻译活动动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我们应该承认“任何一种翻译活动，都受到一定的动机所驱动，都为着一定的目的去进行。”[3]这和“目的论”有一定的共同之处，它们普遍认为译文取决于翻译的目的，至于目的到底是什么，要根据翻译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以及译者本身想要达到的目的去思考。

第二天，艾格尼丝来到主人公的店铺前，拿起作为游戏奖品的陶器，非常亲切地赞扬日本产品的美。感觉出“这个女人开始勾引我了”（前田河広一郎，1928：86）的主人公，具有挑衅意味地回击她道：“我觉得，在你那儿工作的黑人更美。”（前田河広一郎，1928：86）面对如此的回答，艾格尼丝说道：“黑人？——你认为他们是人类吗？”（前田河広一郎，1928：87）主人公接着质问道：“那你自己又是什么呢？”（前田河広一郎，1928：87）她深感受到侮辱，离开店铺飞奔而去。望着她的背影，主人公半年以来第一次打心底大笑了出来。

随着美国与日本的对立日益加深，“黑人”与日本人的联合，也渐渐变得不难想象了。而且这在太平洋战争之后，演变为“针对黑人的策反工作”，并作为具体的国家政策而提上了日程。佐藤正晴（1995）的研究表明，从战争开始，外务省就开始积极地收集美国黑人的信息，策划并展开了一系列宣传工作，其目的就是让他们明白，只有日本胜利了才可能真正消除种族歧视。这一切都立足于旨在分裂敌国内部思想的宣传方针，具体而言，就是以助长各个种族间的反目成仇为目标。在由外务省的特约雇员疋田保一所拟定的“战时黑人工作”条例中，作为“黑人有识之士已感知到的事项”，列举了日本对种族问题长期保持高度关心，同时日本的胜利乃是有色人种希望达成的目标等；而作为“引发黑人兴趣的事项”，则列举出了日本承诺在战后会为推动黑人的进步和前进助一臂之力等④。

日本政府这种对“黑人”的理解和关心，说到底是在进行对美作战这一条件下的一种战略性关心，不啻一种权宜之计。从“战时黑人工作”中对“黑人”的身体特征、历史、文化的高度评价被记录在“令黑人舒心之事项”这一条目下，就能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换言之，对黑人的评价和关心，必然会随着对美战争的终结而终结。大日本帝国在战争中对“黑人”做出的、“战后会为推动黑人的进步和前进助一臂之力”的承诺，也不见日本政府积极践行的任何痕迹。毋宁说战后日本随着与美国合作伙伴关系的加强，反倒将美国的种族歧视主义加以吸收，并逐渐内化，甚至对“黑人”也出现了种族歧视的情况。

六．战后日本“混血儿”问题

要想了解战后日本的种族歧视，特别是对“黑人”歧视的严重程度，参照泽田美喜所留下的记录，无疑会大有帮助。她在1948年创设了收容“混血孤儿”的机构伊丽莎白·桑达斯孤儿院（Elizabeth Saunders Home）。泽田出生于大财阀岩崎之家，二战前一直以外交官夫人的身份活跃于国际社交圈。说到自己战后投身于该事业的契机，泽田美喜（1963： 157）写下了如下回忆：“在战后拥挤的列车中，列车行驶进岐阜关原时，有一个细长的裹着包袱皮的小包从行李架上掉到了我手里。此时，走进来两名巡警。我将包裹放回到了行李架，但还是心存疑窦，于是凑身过去……我开始打开放在自己膝盖上的这个包裹。噢！这是什么啊——里面竟然是用超过二十张的报纸包裹起来的黑色婴儿的尸体。警察们、周边的乘客们都认为，我就是这个死婴的母亲，正要处置死婴的尸体。在当时的状态下，大家会这样想，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尽管很快就澄清了遗弃婴儿的嫌疑，但泽田却觉得，自己是受到了神的启示。泽田美喜（1963： 158-159）这样记录道：“倘若你一时被当作了这个孩子的母亲，为什么不能为了日本国内的这类孩子们，成为他们的母亲呢……”“这些孩子两个国家都不要，被父母当作包袱，他们被从一个黑暗推到另一个黑暗中。当我直视这些现实时，我的命运也就决定下来了。那就是，我要用我所剩的余生，与这些混血儿们同呼吸共命运。”

到1980年5月泽田客死于西班牙为止，这个福利机构共养育了多达900人的“混血孤儿”，并将他们输送到社会中。泽田在大量的随笔和演讲中，都严厉地谴责了战后日本社会对“混血儿”的歧视，而其中尤为严重的问题，就是对黑皮肤“混血儿”的歧视。泽田撰写了书名为《黑色的皮肤与白色的心》的自传性著作，介绍了自己直到设立伊丽莎白·桑达斯孤儿院（Elizabeth Saunders Home）为止的半生经历。她在里面记述了日本人向孤儿院孩子们投来的“黑鬼”之类的谩骂和歧视的目光，是如何刺伤到孩子们和泽田自身的。她的描写深入骨髓，令人记忆深刻。

小坂井澄的著作《这是你的母亲》是一部力作，通过采访近30个来自孤儿院的人来探寻泽田实践混血孤儿教育的意义，同时也揭示了泽田那种混乱的教育方针所存在的问题。其中特别让人感兴趣的是泽田的教育方针。她在伊丽莎白·桑达斯孤儿院内部设立了名为ST.STEPHEN’S学园的小学、中学，让孩子们在封闭的环境里接受教育。小坂井澄（1982： 276）指出，从一开始，就有很多人对泽田这种封闭主义持批判和反对的意见，而泽田却没有听取这些批判性的意见。这样的封闭主义也体现在孤儿院所采取的避免让被收养的孩子与母亲见面的方针中(小坂井澄，1982： 227)。虽然这样做是为了实践“让孤儿院长大的孩子全部移民，为他们建造一个没有歧视没有偏见的混血孤儿的乐园”这一“伟大的理想”，但最终的结果却遭到了挫败(小坂井澄，1982： 199)。毋庸置疑，这样的“封闭主义”，表达了泽田对战后日本社会向“混血”孩子们投来充满“好奇”与“恶意”的目光的批评和绝望（沢田美喜，1963：239）。但与此同时，泽田又非常冲动地肆意对孩子们进行严厉的体罚，以至于好几个相关人士都声称，在他们的印象中，泽田反而成为了“种族歧视的典型”。小坂井澄(1982： 98)记录了从孤儿院出来的“黑人混血”女子的证言，说泽田“从内心深处讨厌黑人，有时候还会通过言语和态度表现出来” 。

有吉佐和子的《非色》一方面受到泽田这一践行的触动，另一方面又对其持批判态度，这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在泽田的文本中，“混血儿”的母亲们只能起到边缘性的作用，而有吉的小说却自始至终都是从母亲这一视点出发构建而成的故事。泽田对“混血儿”与日本人母亲生活在一起、组成一个家庭的可能性抱着极其悲观的态度。这也表现在泽田对孤儿院积极致力于把在日本出生日本长大的、连英语都不懂的孩子们送到美国去当别人的养子这一点引以为豪的态度中。与此相反，有吉所描写的，可以说是日本女性通过毅然放弃“日本”、将人生赌注押在与“黑人”一体化这一可能性上的生存方式。

采用SPSS 18.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数(%)表示,采用x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七、“承诺”的去向

在近代日本粉墨登场的民族主义，乃是对欧美列强种族歧视主义的对抗，同时也是对其进行的一种吸收和内化。例如，大亚洲主义从某个层面上说，也是与20世纪初期欧美流行的黄祸论相对抗的一种意识形态。比如，在小寺谦吉的《大亚细亚主义论》中，就做了如下公式化的定义：

现如今我大日本为内外事务所扼，不仅陷入帝国主义的漩涡，且在担负维护东亚和平之责任的问题上，也处于中心地位，拥有把支那从白色人种压迫中解救出来的崇高使命，成为黄色人种的盟主与领袖，扶助支那的领土保全，使其国民成为具有富强文化的国民，基于同文同种、唇齿相依的关系，相互信赖和提携，以对抗世界大势，建设伟大的新亚细亚文明，并将之推广，使栖息于亚细亚天地的全部黄色人种在该主义下复活，获得政治上的自由与独立，进而实现统一全世界黄色人种的终极理想。由此吾所提出的所谓大亚细亚主义，即亚细亚乃亚细亚人的亚细亚，并以此作为结论之要谛。

（小寺謙吉，1916：12-13）

重要的是，这样的大亚洲主义，不仅是面向国内所进行的一种宣传，也意味着是大日本帝国对全亚洲各民族的一种承诺。竹内好对战后日本甚至忘却了自己做过那种承诺的事实，并且还在美国的影响下讴歌着和平与繁荣进行了谴责。我们知道，日本政府在太平洋战争中曾对美国黑人承诺道，战后会为推动黑人的进步和前进助一臂之力，但这一承诺却几乎从未提上日程。通过对泽田的混血孤儿教育实践、有吉的作品进行系谱学式的解读，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日本政府没有兑现的那些责任，是由“混血儿”与他们的母亲们通过自己的身体来独自承担的。

注释：

在内部控制质量方面，张淑惠等（2016）认为企业聘请的具有海外背景的人才担任董事会的独立董事能够提高企业内部控制的质量，且其水平越高，企业内部控制的效果越好，刺激董事会为了满足日常营运需求而持有更多现金。进一步研究认为企业在董事会成员中应当适当加入拥有海外背景的董事，这样可以合理控制企业的风险，同时将有海外背景的董事和无海外背景的董事人数之比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① 笔者的脑海中浮现出了如下作品：山田咏美《床上的眼睛》（河出書房新社，1985年）、家田荘子《聚集于我肌肤上的女人们》（二見書房，1985年）、中尊寺由津子《横滨玛丽J小姐》（Blues Interactions, 2010年）等。（山田詠美.1985.ベッドタイムアイズ[M].東京：河出書房新社；家田荘子.1985.俺の肌に群がった女たち[M].東京：二見書房；中尊寺ゆつこ.2010.ハマのメリーJさん[M].東京：ブルーズ・インターアクションズ.）

② 《拥抱家族》中乔治面对关于偷情的问责，放出言论说，自己只对自己的父母和国家负责。目瞪口呆的主人公俊介只能叫嚷着“你给我滚出去！”，进而陷入不知如何是好的境地。江藤对这个场景做出了如下解释：“在乔治身后有他的‘父母’，还有‘国家’。……此时带给他极大影响力的不是‘母亲’，而是以‘国家’这种形态所出现的‘父亲’。……面对这一逻辑，俊介夫妇之所以畏缩不前，不外乎是因为他们一直生活在极力想抹杀‘耻辱的’父亲形象这样一种近代日本文化中的缘故。”（江藤淳，1993： 70-71）

㊴Mitchell Timothy，“Society，Economy，and the State Effect”，in George Steinmetz(ed．)State/Culture:State－ Formation after the Culture Turn，Corner University Press，1999，pp．76 ～97．

[2] Chatterjee, P. 1986. Nationalism Thought and Colonial World [M].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在一定程度上表征学术成果质量优劣的JIF与学术质量之间的关系并非呈线性正相关，并且在更多的时候，其所表征的是学术研究的热点，所以并不能直接代表学术研究水平。因此，DORA也建议，不使用JIF等评价期刊的指标作为评价单篇研究论文质量的代替指标，也不能用来评价某位学者的贡献，也不作为决定是否提职、聘用或经费资助的指标。就是说，JIF可以作为期刊评价与学术评价的某种参考，而不能唯JIF是论，更不能赋予JIF太多的利益和好处。然而，有不少国家和地区，把JIF与论文水平甚至跟科研奖励直接挂钩，有些机构甚至给那些在高JIF期刊上所发论文的作者提供巨额的奖金。

④ 参见日本国会图书资料馆宪政资料室所藏的是由特约雇员疋田保一拟定的对黑人展开工作时的工作条例『戦時黒人工作』（1943年1月）。

参考文献：

[1] Kohn, H. 1944. The Idea of Nationalism[M].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③ 参见近衛篤麿于1898年发表于《太阳》上的《同人種同盟》一文。（近衛篤麿.1898.同人種同盟[J].太陽，(1)：1-3.）

[8] 陸羯南．1992. 外権内侵録[A].稲生典太郎編.内地雑居論資料集成4[C].東京：原書房．

[4] 有吉佐和子.1967.非色[M].東京：角川書店.

主人公与在掷球游戏中担任靶子的黑人吉姆是老相识。有一天他们一起吃午饭时，主人公想要打听些有关暗恋对象的信息。他期待着吉姆和他一样认同艾格尼丝的美，但却遭到了吉姆的拒绝。他对主人公讲述了自己因诱惑白人女性而被科以私刑，差点就上绞刑架的经历。吉姆告诉了他被白人女性那看似天真无邪的搔首弄姿所吸引而可能带来的危险性：“由于这个原因，不知有多少万黑人被杀害。”（前田河広一郎，1928：85）吉姆倾诉着对白人的厌恶和愤怒，还扬言说：“如果日本人和美国开战，我将率先加入到消灭白种人的战斗中。”（前田河広一郎，1928：84-85）

针对高压配电室的环境特点，基于机器人的总体任务需求，面向各分系统的功能需求进行机构设计，提出了一种新型高压配电室智能巡检机器人机构。这种新型机构由轨道式移动机构和机械臂组成，具有沿着弯曲轨道行走能力，并且具有良好的稳定性与定位功能，方便机械臂末端执行器对开关柜执行相关操作任务。

[5] 梅森直之. 2014. ロックフェラー財団と文学者たち：冷戦下における日米文化交流の諸相[J]. Intelligence，(14)： 118-137．

普遍说来，在明治时期日本的意识形态建构中，与“东方人”所发挥的政治功能相比，“黑人”这一表象所发挥的政治功能，明显要薄弱很多。究其缘由，是因为在明治时期的日本，基本上与非洲裔美国人直接接触的机会非常稀少，所以很难将“黑人”问题作为自身的问题加以考量。随着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的胜利，欧美的日本威胁论越发盛行，并借助“黄祸论”这一认知框架，加大了日本威胁论的频率和强度，甚至在日本也有人将世界看作是“黄白两个人种的竞争”。例如近卫笃麿为了对抗这种形势，甚至提出了“同人种同盟”的主张，而其设想的同盟对象就是中国③。

[6] 江藤淳.1993.成熟と喪失[M].東京：講談社.

[7] 江藤淳.1965.アメリカと私[M].東京：朝日新聞社.

“互联网+”背景下，乡村旅游呈现旅游信息在线化和移动化、旅游需求精众化、经营管理数字化和平台化、旅游营销智慧化的发展特征，乡村旅游转型升级已成为当前必须面对的问题，本文从产品、经营管理、营销模式和保障体系四个方面分析了“互联网+”背景下乡村旅游转型升级路径。但是，在乡村旅游实践中还存在着不少制约乡村旅游转型升级的障碍因素，还需学界和业界作进一步的研究，探讨对策，以促进互联网时代乡村旅游的产业发展。

[3] Koshiro, Y. 1999. Trans-Pacific Racisms and the U.S. Occumation of Japan[M].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9] 久米邦武.1985.米欧回覧実記1[M].東京：岩波書店．

1)合成孔径成像技术能够解决矿井瞬变电磁法对巷道位置探测不够准确的问题，可以提高矿井瞬变电磁法的纵向分辨率。

[10] 小熊英二.1995.単一民族神話の起源[M].東京：新曜社.

[11] 小熊英二.1998. <日本人>の境界[M].東京：新曜社.

[12] 小坂井澄.1982.これはあなたの母[M].東京：集英社.

[13] 小寺謙吉.1916.大亜細亜主義論[M].東京：東京宝文館.

[14] 佐藤正晴.1995.戦時下日本の対外宣伝における「黒人工作」[J].マス・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研究，(46)： 157-170+221-222．

[15] 佐藤宏子.1973.日本人の人種観と黒人問題[J].東京女子大学付属比較文化研究所紀要, (34)： 23-36.

[16] 沢田美喜.1963.黒い肌と白い心[M].東京：日本経済新聞社.

[17] 中江兆民.2005.三酔人経綸問答[M].東京：岩波文庫．

[18] 前田河広一郎.1928.騒音地獄[A].前田河広一郎.新選前田河広一郎集[C].東京：改造社．

对参与调查护理人员的满意度评分进行分类评价，其满意度合格以上的比例组成其总的满意率，对比分析两组人员的满意度评价情况。

[19] 満川亀太郎.1925.黒人問題[M].東京：二酉名著刊行会．

[20] 山本武利.1996.占領期メディア分析[M].東京：法政大学出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