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晚清以来的妇女解放思潮和运动，唐群英对中国女权运动的贡献不容忽略。她领导了辛亥革命后第一次声势浩大的女子参政运动，让妇女解放运动覆盖到政治领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她创办了多种女性报刊和女子学校，作为著名的女性新闻工作和女性教育家，在文学方面也有一定的造诣和影响，彰显了优秀女性的风采，奠定了妇女逐步走向解放的基础。多方面的因素成就了唐群英在女权运动方面的影响和实绩。但具体分析，唐群英的成就和影响离不开她在如何利用传统典籍资源与域外话语、依托世界女权运动潮流和发挥女性报刊及白话文等方面所采取的有效策略。

一、传统典籍资源与域外话语并重

我国有“托古改制”的传统，大凡推动改革和创造新事物，都力图从历史传统上寻求依据，从而发掘其合理性，减小阻力。从另外一个维度，女权运动发端于外来刺激，有效运用域外话语也是成功手段之一。注重从传统资源和域外话语两个方向来汲取力量，对反女权势力形成攻势，提升女权运动的能量和效率，早期许多女权运动人士都努力向传统和域外寻求女权依据，但唐群英是运用得最为有效的女权运动家之一。

重新阐释构建女权、女学传统，还原性别状况的历史真相。1907年12月，唐群英在东京成女高等学校速成师范科毕业典礼上作为学生代表发言，总结了我国的女子教育传统与成绩：“窃惟我震旦，自古为文明开化之国，于女学亦未尝稍有逊步，征之毛诗三百篇，首颂后妃之德，而王化流行于江汉间者，殆非女教之功，曷臻此。迄乎三代以还，此旨浸废，然女师女范昭然于史册者，若班氏、木兰、伏羲辈”[1]。对旧典籍的重新解读，得出了并不十分严谨而基本自圆其说的崭新结论。这符合唐群英当时发言的场景，是一种饱含爱国主义和民族自信心的完美表达，更在深层次上体现了唐群英对倡导女权女学的成熟思考。针对世人认为女子少当兵、不参与军事等，唐群英同样依据史实反驳：“实则秦之女子，亦知从公敌忾；唐李渊女，以娘子军开国；明秦良玉，以总兵成劲旅”[2]。这些人物和事件，或正史言之不详，或来源于戏曲、民间传说等，但她以不容置疑的语气取得了理直气壮的效果。旧史料翻出新阐释，证之以史料、佐之以情理分析，环环相扣，因而，唐群英女权主张不但获得了道德高度，也形成了强大的逻辑说服力。

重点突出古今杰出女性形象。通过对典型人物的反复强调，唐群英要让世人明白女子的作用和业绩不可忽略，让女同胞增强性别自信。她肯定女娲、伏羲、孟母、班昭、花木兰、梁红玉都是历来参与社会事务和国家治理的优秀人物，从而得出当代女子参政有例可循的结论。以上种种，无论是有据可查的历史人物，还是若有若无的传说人物，都被唐群英作为女权存在的确证，作为一种话语资源，予以广泛运用。西方杰出女性也被唐群英在诗文中经常引用，在实际工作中被效仿和参考。如历史人物罗兰夫人、威尔逊夫人、罗非哥夫人、富色特夫人等。“罗兰夫人起为共和党参谋，改革政体，建立新政府，杀身成仁。至今东西男女无不啧啧艳称，颂其功烈”，“露国之罗非哥夫人，英国之富色特夫人，或以慈善名，或以政治著，虽所处国势不必如一，观其改良社会，效力国家之苦心，则无不同出一辙”[3]。对于西方女性全面参与社会、经济和政治等事务，进行全面肯定，以图激发中国妇女参与女权运动的斗志，动摇根深蒂固的男权思想。

高扬民主平等自由的旗帜。唐群英话语之所以具有巨大威力，来自域外的民主平等自由等理念是重要因素，外来的理论具有乌托邦效应，截然不同话语体系对旧制度产生了颠覆性的力量。唐群英的诗中多次提到“欧美风雨”，对西方思想始终保持开放的态度。早在她丧夫后大归到三吉堂读书，就阅读了唐乾一和秋瑾提供的“时政学”教材。虽然具体书目不详，但可以推测大多是介绍西方进步思想的书籍和报刊。秋瑾去北京后经常给唐群英寄书刊，“瑾居京时期喜读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和《新小说》，对其具有爱国精神和民主思想的作用，如《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东欧女豪杰》《新中国未来记》等爱不释手”，[4]那么她寄给唐群英的也很可能是此类富含爱国主义和民主思想的书刊。唐群英对西方思想采取为我所用的开放态度，引用了赫胥黎甚至半虚构的宗教人物耶稣的观点：“英儒赫胥黎以学问为完全常识，故近世言学问者，率皆以大同平等之物视之。”[5]“耶稣博爱平等之说日大昌明”。[6]概括起来，唐群英强调的西方思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天赋人权思想；二是性别平等思想；三是民主思想；四是法律意识；五是人道人权观念。唐群英将确认参政权作为尊重女子人格的表现，女子独立而不依附男子才具有人格，否则就是违背人道、灭绝公理。其他诸如名誉权、隐私权都是女性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较大的怒砸长沙日报社事件，就是唐群英维护名誉权、隐私权的实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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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借力国际女权运动潮流

全面掌握各国妇女运动的成果及趋势。唐群英通过阅读报刊和书信文电了解当时国际妇女运动情况，判断分析形势，从而决定运动策略。公开发表《女子参政同盟会代表唐群英宣言书》，列举了我国女界对于参政权其不能不争的四条理由，其中第四条为“现今世界趋势上之理由。”一一列举多个国家在争取女子权利方面的进展，既是鼓励人心又是对比差距。当时唐群英正努力争取女子参政权列入国民党党章，找到国外的先例是为了凝聚人心，回击反对力量。

上世纪初期，世界妇女运动如火如荼蓬勃发展，以争取妇女参政权为核心的女权运动遍及欧洲、美洲、澳洲、亚洲的数十个国家。唐群英密切关注世界妇女运动的新动向，努力了解其历史源流，积极参与与国际妇女组织的交流，促进了中国女权运动全面开展。将国际妇女组织和妇女运动成就作为中国女权运动的参照，找到了成功的例证，在策略和方法上提供了有效的借鉴。与国际妇女组织互通声息，争取了道义上的支持，对国内保守势力形成了压力，壮大了声势。

唐群英留下来的文稿，基本上是古体诗、对联、政论文、发刊词和演说稿等，属于典雅的文言文。秋瑾则不同，除了诗词等，留下了大量的语体文，明白如话，还有弹词等。两人对于白话文的认识一致，而实际运用迥然不同。原因有：一是言说的对象不同：唐群英的《中华民国女界代表上参议院书》《参政会上孙中山书》《女子参政同盟会代表唐群英宣言书》《女子参政同盟会宣言书》指向的读者都是特定的，都是文化程度高的政治人物；《女子后援会意见书》《留日女学会杂志发刊词》的读者也是当时参与社会活动的上层女性精英。读者的文化程度，客观要求比较典雅深刻的文字。二是表达目的之需求。阐明男女平等、驳斥对方谬论、争取女子参政权，需要争论问题，讲究逻辑性严谨性，无论从文体特性还是操作熟练度来选择，唐群英都不会选择白话文。

很显然，唐群英将国际妇女组织作为可以依靠的后盾，作为激励人心和宣传动员的资源。1911年4月，她在《留日女学会杂志发刊词》中肯定当今各国妇女组织的作用，指出其中不乏杰出人才，鼓励中国妇女效仿。1912年9月，《民国新闻》登载《女子参政同盟会代表唐群英宣言书》特别提到：“畴昔我女界参政团成立，英之伦敦女子政治及社会联合会以电来贺”。1912年10月，唐群英在民国女子参政同盟会本部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详细介绍了刚刚离开的万国女子参政会会长嘉德夫人一行访华情况。一则向女同志通报女权运动的国际形势以及受到国际声援的好消息，以此鼓舞人心；一则以中外对比彰显中国社会对女子不合情理的歧视，激发妇女义愤。就在同一天，唐群英在《创办女子白话报意见书》表达了相关的意思：“政变共和，女子参政之声，达于全国，即西来女杰，莫不极表同情”。

唐群英将西方民主政治和男女平权作为中国妇女运动的重要参照，作为向男权社会和顽固落后力量挑战的重要武器，但并不盲目迷信西方，在部分细节提出要敢于创新，认为中国也可以引领世界潮流：“夫男女既列于同等之地位，则男子参政，女子亦可参政，各国虽尚未见诸实事，亦何不可自我神明黄裔之中国，为世界女子开一先例，以作各国之模范乎？”[8]这在当时中国百年积弱、事事不如西方的环境里，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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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和学习了当时外国女权运动的策略和做法。1903年，英国出现以班霍斯德夫人为首的“战斗的参政派”；1912年前后，英国妇女参政组织开始采取激烈手段争取参政权，如发表演说、拒绝纳税、不服从法律、焚烧车站、捣毁会场、毁坏商店橱窗等。这些信息传入中国后极大激发了中国妇女的参政热情，提供了学习的榜样。日本学者小野和子在《中国女性史—从太平天国到现在》一书指出：“中国妇女们打破议会玻璃窗户，闯进参议院表示抗议的行动，十分清楚地表明她们是在向英国妇女学习，是有意识进行的”。[7]唐群英、沈佩贞和王昌国等人大闹议会的行动也得到了外国妇女组织的肯定和声援。1912年4月，全英急进女子参政团致电南京的女子参政同盟会表明态度。当年9月，嘉德夫人一行来华考察访问期间，当面高度评价了唐群英领导的女子参政运动。采取激进方式开展女权运动，虽然一直为人诟病，但是对于“弱者的反抗”是不能责备求全的，由此产生的社会效果和宣传效果也是不能忽略的，实实在在扩大了女权运动的社会影响。

三、善用女性报刊和白话语言

1911年3月5日，中国留日女学会在日本东京成立，随即创办《留日女学会杂志》，唐群英被推举为主编兼发行人。《留日女学会杂志发刊词》将女性报刊视为妇女运动的重要工具：“着手之方，先组织留日女学会，由女学会发刊杂志。炎炎大言，闺中木铎，热诚所感，金石为开，女界一线之光明，可于杂志之出世觇之矣”[9]，将杂志看成“闺中木铎”，要达到“金石为开”的效果。但是，她并不盲目乐观，继续冷静分析说，此前各种报刊纷纷涌现，一时称盛，而今水流花谢、烟消云散，有办理不当的原因，也有各种实际困难和阻力。所以号召同志们，要不畏艰难办好女学杂志，不畏艰难争取选举权等权益，从而达到女界复兴的宏大目标。

积极参与国际妇女运动交流。万国女子参政会来华是当年妇女界的一件大事，带来了女权运动的国际经验，扩大了我国女权运动的社会影响，具有内容和形式上的双重意义。1878年法国妇女倡导设立了有法国、瑞士、英国、美国、意大利等国妇女参加的“万国妇女参政大会”；1902年美国嘉德夫人（Mrs.CarriesChapmanCatt）成立“万国女子参政会”，1909年前该会召开三次会议，会员扩大到21个国家。1912年8月31日起，万国女子参政会会长嘉德夫人、万国女子参政会荷兰分部长解古柏斯女士及会员斐恒夫人、盘德夫人一行，先后在香港、上海、南京、北京等地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考察访问，与各地妇女组织交流。在北京，唐群英与嘉德夫人一行就妇女参政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研讨。嘉德夫人希望唐群英将争取女子参政权的情况及时通报万国女子参政会，勉励中国妇女组织早日加入万国女子参政同盟会。1913年5月，万国女子参政会会长嘉德夫人来电邀请中国派代表出席6月15日在布达佩斯召开的万国女子参政代表大会，唐群英本来计划参加，但后因经费无着落而未能成行。唐群英作为接待万国女子参政会的主要组织者，学习借鉴外国经验，拓宽了思路，推动中国女权运动进入了新境界。

好好好你谈。牛皮糖就站那里又听了一阵，大概清楚村长一时半会不会理睬他，自觉无聊，就没再扯村长的衣袖，也没有大喊要过路，恨恨地瞄了路当中的警察一眼，嘴里嘟噜着往回走。

唐群英是我国早期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先后在东京、北京和长沙创办了《留日女学会杂志》《女子白话报》《亚东丛报》《女权日报》和主持复刊《神州女报》。她善于运用现代报刊开展女权运动，具有较为成熟媒体运作技巧。每次成立妇女组织，都相应创办女性报刊，作为机关刊物，达到壮大声势、团结同人、表达主张诉求的目的。《留日女学会杂志》为留日女学会机关刊物，《女子白话报》《亚东丛报》为女子参政同盟会北京本部机关刊物，《女权日报》为女子参政同盟会湖南支部会刊。唐群英善于运用、引导甚至运作媒体，具有较为成熟的媒体驾驭和舆论应对技巧。主动接受报刊采访，以热点吸引读者眼球。每当创办报刊、提出政治主张或实施重大事项，都在社会知名报刊上登载启事提前预告或通电全国。办报办刊时大量刊发名人贺词，扩大影响，集聚人气。重要文稿选择在《时报》《民国新闻》《知新报》等社会知名报刊上发表。与之对应，唐群英认识到了白话语言在大众传播中的巨大威力，在办报办刊与部分文字工作中重视采用明白晓畅的白话语言。早在1898年7月，中国女学会在上海创办《女学报》，据原来在《知新报》刊登的告白，原名《官话女子白话报》，清楚表明这是一张采用白话的女性报纸。唐群英将白话文作为推动报刊从精英读物向大众传媒转变的重要工具，始终自觉采用白话作为办报办刊语言，具有一定的超前性。

1912年10月20日，女子参政同盟会本部在北京成立，第二天《女子白话报》发行。提前一个月在《申报》登载女子白话报启事与简章，明确了办报宗旨和要点：“鄙人于京师创办《女子白话报》，专为开通女习而设。凡关于女界事实，无不广辑搜罗，编成俚语，以补我女同胞阅报之不逮”，“本报为民国女界组织而成，故定名为女子白话报”，“本报专为普及女界知识起见，故以浅近之言，引申至真之理，务求达到男女平权的目的为宗旨”。[10]在相当于发刊词的《创办女子白话报意见书》中，进一步明确：“夫暮鼓晨钟，而入人之耳鼓者，以其音之清醒也。稗官野史，而为人所乐闻者，以其言之浅显也。钜制鸿篇，高而难读，杂家小说，浅显易知。故社会之转移，习俗之改变，收功于深远之文章者少，收功于浅近之小说者多。歌大风于聋者之侧，置明珠于盲者之前，虽竖子亦知其无补也。当兹女学未发达之日，女权未伸张之时，示以高文则难达，演为白话或易懂。”[11]同年11月16日，唐群英又在北京创办《亚东丛报》，注重利用原《亚东新报》的社会影响。1913年2月16日，《女权日报》在长沙出版，每日出版两大张，尽管出版两个月后因经费不支而停刊，但作为湖南第一张提倡女权的白话女性报纸，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影响。

不稳定型心绞痛[1]是介于急性心肌梗死、疲劳稳定型心绞痛与猝死的一种临床表现。具有发病时间持续延长、心绞痛发作次数急剧增加，舌下给药硝酸甘油时疗效不明显等特点[2]。本文通过对我院收治的不稳定型心绞痛患者66例作为研究对象，采取复方丹参滴丸与曲美他嗪联合应用治疗不稳定型心绞痛，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现作如下报道。

刚踏入中科大堂，墙上高挂着的“中科梦”三个醒目大字即刻吸引了我们的目光，本以为是仿照“中国梦”定下的“中科梦”，但和余培宽董事长一番交流后我们方知，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中科梦”是个百年梦想，创办百年企业是中科人不竭动力，早在2007年“中科梦”便被写入了公司手册，彼时距离中科成立仅5年。

唐群英对白话文的重视可以追溯到数年前，且一直延续不断。据记载，唐群英有一首题为《望月台》的白话诗，大约创作于1911年初并预备在《留日女学会杂志》第二期发表。《望月台》以当年她本人在南岳山救下欲跳崖自尽的刘琴姑娘为事由，但毫不拘泥于单一事实，结合南岳自然风光、“木鱼声声”的宗教氛围，以类似“天问”的方式追问人的命运，运用设问、排比、对称等修辞，展开具有普遍意义的诗意探索。分行排列，但长短参差，有对话的意味，是一首比较成熟的白话诗。此时距离胡适的第一首白话诗在《新青年》发表还有六年多，所以将《望月台》放在现代文学史上看也是值得注意的。多年以后，唐群英回到家乡办学，编写了一首通俗易记的白话体《放脚五字歌》，在当地广为流传。由此看来，唐群英超前地认识到了白话文的问题价值，而且在不断的实践中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绩。

参考文献：

[1][2][3][5][9]刘静,唐存正.女权运动先驱唐群英[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292,304,294,292,294.

[4]郭延礼,郭蓁.秋瑾集 徐自华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5:235-236.

[6]唐群英.女子参政同盟会宣言书[N].时报，1912-04-10.

[7]赵金平.唐群英的女子教育思想与实践[M].唐群英研究文集,1998：121.

[8]唐群英.中华民国女界代表上参议院书[N].时报,1912-02-27.

[10][11]唐群英.创办女子白话报意见书[N].女子白话报,1912-1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