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全球化的浪潮推动了世界道德教育研究格局的深刻变化，我国的道德教育领域也必然要经历变革，需要对道德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做出新的探索。作为这种探索的基础性工作，就是把本领域内所取得的一切成果，既包括国内、也包括国外，做出一番系统的整理与分析[1]。因此本文借助定量和定性的实证工具，试图揭示新世纪以来国际道德教育研究的热点议题，为加强我国道德教育研究及理论建设提供参考与借鉴。

一、研究方法

（一）样本来源

据2016年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对各期刊的引证报告（JCR）数据显示[2]，SSCI收录教育学（Education&Education research）期刊共233种，其中道德教育研究期刊仅有一种，即《道德教育期刊》（Journal of Moral Education，JME）。该期刊在 1971年10月始创于英国，旨在提供一个独特的跨学科的论坛，通过分析道德教育与个体人生历程发展，为家长、教师、学生、公民提供帮助，并促进其在家庭、学校、社区等环境中的道德推理、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的发展[3]。据Bradford文献离散定律可知，大多数核心论文通常会集中发表于少数核心期刊，这些论文基本涵盖了该领域的总体状况[4]。因此，分析JME编载的论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透视国际道德教育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创意文化产业的意识形态性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性，决定了二者的融合是一种“应然”。然而，现实中，受内外因素影响，二者的融合并没有成为理想中的“实然”。

本研究以科学引文数据库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WOS）为信息源，以“道德教育期刊”为出版物，时间跨度选择“2000-2018”，文献类型选择“论文”，学科范围选择“教育与教育研究”，进行检索，共获得有效文献492篇。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借助美国费城德雷赛尔大学副教授陈超美开发的信息可视化应用软件（CiteSpace），采用文献计量法、内容分析法、引文空间法等对采集的期刊论文数据进行定量研究，并在可视化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定性分析，基于此对本领域的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进行描述、评价与预测。本研究设计的分析框架包括三方面，一是对道德教育研究的国家分析；二是对道德教育研究的主题和前沿热点分析，运用软件对492篇论文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探索国外道德教育研究的前沿。三是对道德教育研究的知识基础分析，对492篇论文的参考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绘制作者共被引和文献共被引知识图谱。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道德教育研究的国家分析

本研究通过运用Citespace5.1 R5，对论文作者来源国家的数据进行定量分析，最终导出发文频次前20位的国家，如图1和表1所示。通过对以下两幅图表进行分析可得，以美国、英国、加拿大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始终是道德教育研究的主要阵地，其中美国所发表的论文数量比重占了总论文数量的42.479%，且与英国、加拿大、芬兰、中国等国家存在明显的合作关系（图1中的连线）。我国的论文发表量位居亚洲国家首位，代表性机构有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但在总量上仍与上述国家存在显著差距。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台湾地区的论文贡献率和中介中心性均处于较高水平，已成为亚洲地区道德教育研究的中坚力量。

（二）道德教育研究的主题与前沿热点分析

图1 JME作者国家的分布与合作知识图谱（2000-2018）

表1 JME作者国家分布（前2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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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工程建设对钢筋的需求量大，同一项工程对钢筋产品的型号、规格要求较多，同一批次所需的供货量多少不一，施工企业又希望能及时供货，这对于希望批量供货的钢铁企业来讲难以满足；另一方面，随着国家对产能过剩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的加大，一些大型钢厂退出了建筑用钢的生产，而小钢厂又由于资金和技术限制，不愿意投入高强钢筋的研发。

图2 JME论文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2000-2018）

根据图2以及软件提供的后台数据，删除教育、道德教育两个笼统的关键词，导出共现频次前40位的关键词及其中介中心性值，制成表2。这里的中介中心性反应了一个节点占据其他两个节点之间最短路径的能力，中介中心性越高，该关键词在整个知识网络中的重要程度就越高[7]。从知识理论的角度来看，频次和中心性高的关键词一般都是一段时间内众多研究者共同关注的问题，也就是研究的热点与前沿[8]。此外，为进一步分析高频关键词间的亲疏关系，揭示当前国际道德教育研究的前沿热点，本研究运用Cite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对关键词共现聚类与突现关键词形成的叠加图进行图谱分析（见表3）。

外部环境的治理需要政府的积极参与，通过与环保部门协作，强化对外部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治理，降低有害金属物质的排放，保证水资源的质量。同时，政府部门还应提高对水产养殖外部环境污染的重视程度，制定完善的体制机制，避免不利因素对水产养殖环境造成的消极影响。

表2 JME高频关键词分布（前3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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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JME高频突现关键词共现聚类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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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图2、表2和表3中共现关键词聚类图谱的关联分析可知，新世纪以来道德教育研究的前沿热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关注全球化背景下的道德教育发展

这种发展主要表现为以一种全球意识来思考伦理的内涵，构建一种全球伦理的框架体系。即探求不同文化体系、宗教派别、道德传统所应该遵循的最基本、最起码、最核心、最稳定的道德规范，或不同文化和伦理的重叠之处，同时以一种开放、包容、平等、理解、对话的心态对待多元价值体系。另一方面，注重为非西方国家发声，揭示越南[9]、马来西亚[10]、韩国[11]、泰国[12]、以色列等国家道德教育现状、面临的挑战以及未来发展趋势。例如，有学者研究了多元文化背景下马来西亚的学校道德教育，他认为对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学生的道德教育不应是道德灌输，而是通过加强对彼此价值观的了解，以促进相互团结和良好关系形成[13]。

结合表3和图3发现，其中共被引频次前10名作者依次为：Lawrence Kohlberg（劳伦斯·科尔伯格）、Carol Gilligan（卡罗尔·吉利根）、James Ronald Rest（詹姆斯·罗纳德·莱斯特）、Anne Colby（安妮·科尔比）、Jean Piaget（让·皮亚杰）、Walker J.Lawrence（沃克·劳伦斯）、Darcia Narvaez（达西亚·纳佛兹）、James Rest（詹姆斯·莱斯特）、Elliot Turiel（艾略特·特里尔）、Jonathan Haidt（乔纳森·海特）。其中，以科尔伯格和皮亚杰为代表的认知发展理论学派，重视儿童的道德推理与判断能力，以及拾级而上的道德发展阶段。此理论虽历时久远，仍保持较高的引用量，说明其对当代道德心理学以及道德教育理论影响之深广。但是，认知发展阶段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学者Gilligan指出科尔伯格等人的道德认知观点多以中产阶级的白人男性为研究对象，因此她基于女性主义视角，开启了道德理论中“关怀理论”和“女性伦理学”的思潮。此外，以学者莱斯特（包括纳佛兹、特里尔、莱斯特、劳伦斯）为首的“新科尔伯格取向（neo-Kohlbergian approach）”，在继承道德认知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修正与超越，其主要观点包括“确定问题测验”（Defining Issue Test）和“伦理行为四成分模型”（Four Components Model）。此外，哈佛大学教授安妮·科尔比在道德判断的测量、公民教育、品格教育等领域有极大的贡献。

2.关注道德教育的多学科研究

道德教育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主要涉及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多个学科范围。多学科的视野为道德教育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路径和逻辑范式。首先自哲学角度言之，道德教育的哲学基础包括德性伦理学[14]、分析哲学与后设伦理学[15]、实用主义哲学[16]、现象学与诠释学[17]、女性主义伦理学[18]、东方哲学[19]（儒家思想、佛学、伊斯兰哲学）等哲学理论。从心理学视角来看，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有五种[20]，即精神分析理论、行为主义理论、人本主义理论、认知发展理论[21]、社会学习理论。论及道德教育的教育学取向，主要涉及道德教育史[22]、道德教育政策[23]、道德课程[24]、道德教学策略[25]、道德教育师资培养[26]等范畴。

将我院收治的亚急性甲状腺炎患者作为本次的研究对象，接受治疗的时间是2016年—2017年，共计60例。患者年龄22～68岁，平均年龄29±2.9岁。男性45例，女性15例；病程为1～4d，平均病程（2.78±1.03）d。其中16例甲状腺弥漫性肿大，12例甲状腺结节性肿大，伴随有咽痛、发热、乏力症状。甲状腺双侧受累56例，右侧受累7例，左侧受累10例。患者中排除肝肾功能病变以及精神系统疾病。

3.传统品格教育的复兴

知识基础是一个有利于进一步明晰研究热点本质的概念，如果把研究前沿定义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发展状况，那么研究前沿的引文就构成了该领域热点的知识基础。本文通过分析JME刊载论文的引文情况，试图揭示其研究前沿与知识基础。JME 2000-2017年刊载的492篇论文中共有14，161条有效引文，借助Citespace信息可视化软件分析形成作者共被引（见图3）和文献共被引（见图4）知识图谱。

对图4和表4进行关联分析可知，JME的文献共被引网络中有多个比较突出的关键节点，有效分析了当前国际道德教育研究的知识基础及其研究热点的动态，挖掘这些关键节点对于探索道德教育领域的经典文献和主要理论具有重要价值。

2.文献共被引分析

科尔伯格的认知发展阶段理论，动摇了行为主义和精神分析学派在道德心理学领域的统治地位，为道德教育理论与研究开辟了新的心理学基础。但在20世纪80年代的“情感革命”（affective revolution）和90年代的“自律性革命”（automaticity revolution）[34]的冲击下，道德认知主义在新世纪面临着诸多挑战。为了实现对道德认知主义的重建，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通过论证直觉与理性的关系，指出道德判断除了是迅速的、自发的道德知觉行为，这些道德知觉在发展过程中也会受到特定文化环境、他人道德推理及社会说服环节的影响，因此道德判断实质上不仅仅是一种个人活动，更是一种社会活动[35]。而领域理论则在认知发展阶段理论基础之上，将社会规则划分为道德领域（moral domain）、习俗领域（social convention domain）和个人领域（personal domain）三大领域，并分别探讨三大领域儿童认知发展规律以及领域交叉情况下人们社会行为的复杂性[19]。此外，超越“公正”视野的关怀理论以及超越“道德推理能力”培养的品格教育理论都实现了对认知主义的发展与重建。

（三）《道德教育研究期刊》的知识基础分析

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校道德教育开始历经衰退期，有识之士们认识到这一变化的不良后果。他们指出，主流观点中认为教育者应该促进学生批判思维和宽容品质的培养，但是这些内容并不被视为道德价值观念，而是处于价值争议领域之外的中立的、无效的位置[27]。这种错误的教育方式导致了很多重大青少年伤害事件的发生。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成为复兴传统品格教育的理论基础，有学者基于美德伦理学中美德、幸福、实践智慧等核心概念，以及美德在于习惯的培养和美德需要共同体的支撑的主张，确立了品格教育的目的和途径[28]。随着品格教育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教育者投入到品格教育的研究中，集中于品格教育的概念厘清[29]、品格教育的网络构建[30]、多元文化下的品格教育[31]、高等教育阶段的品格教育[32]、品格教育的模式探索[33]等各个方面。

关键词是论文核心主题及主要内容的精炼性表达，通过对高频关键词的统计和分析，可以掌握新世纪以来道德教育领域的热点议题与发展趋势。本文通过对JME的492篇论文进行关键词词频共现分析，形成了关键词共现可视化图谱（见图2）。图中共有97个节点，273条连接线，节点的大小或厚度反映了该关键词在道德教育研究领域中被关注的程度，节点越大，关注度越高。图2表明，最大的十个节点分别为教育（education）、判断（judgement）、行为（behavior）、道德教育（moral education）、身份认同（identity）、自我（self）、青少年（adolescent）、文化（culture）、学校（school）、美德（virtue），它们都是在知识图谱中共现频率达到10以上的关键词。其中关于“教育”和“判断”的研究是最大的热点，例如Jau Wei Dan（但昭伟）揭示了道德教育者在道德教育中面临的内外困境，建议教师在道德教育中加强对学生的道德关怀，从而减缓其对道德要求的排斥态度[5]。Michael J.Pargales（迈克尔·皮根斯）的研究表明具有较高道德想象力的儿童更有可能做出合理的道德判断，并指出阅读文学作品是培养儿童道德判断的最佳途径之一[6]。

图3 JME作者共被引知识图谱

表3 JME作者共被引分布（前1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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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作者共被引分析

从2007年3月开始，美国经济增速在5.25%的联邦基金利率下显现疲态，受次贷危机冲击，宏观周期开始掉头，但未对油价形成压倒性利空。同时，全球的原油实物需求高企不下，伊核问题和尼日利亚局势加剧，尽管OPEC原油总产量从3000万桶/日增加到3200万桶/日以上，仍然跟不上中国等新兴市场的需求增速，美国原油库存持续下降，库存周期占主导。

4.对道德认知主义的批判与重建

变量相关性分析表明，Sub与Own、Inst都是显著正相关，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政府补助对于社会投资者具有信号效应。Da与Own、Inst显著负相关，说明社会投资者对于会计信息质量较为重视。而Rem与Own、Inst无显著相关说明真实盈余管理较应计盈余管理更加隐蔽。另外，Roa、Lev与Own、Inst显著正相关说明社会投资者偏好绩效良好、有适当财务杠杆的企业。通过检验，变量的VIF值均小于2，多重共线性不会影响回归结果。

何良诸捉摸不透，赵集怎么会犯事？路遇不平，拔刀相助，闹出人命，赵集干得出，但不会扯到文物上去呀？琥珀铭文，多年前何良诸寻找过，连影儿都没见着，却使何良诸命运转折，调到了省城。多年后，赵集寻宝。人家偷驴你拔橛子，指望我救你？涉及到文物，我摘都摘不清。

图4 JME文献共被引知识图谱

表4 JME文献共被引分布（前1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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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4和表4可知，明尼苏达大学伦理研究中心创始人莱斯特的《后习俗道德思考：新科尔伯格方法》（1999）；伊利诺伊州立大学教授拉里·努奇的《道德领域中的教育》（2001）；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乔纳森·海特的《正义之心：为什么人们总是坚持“我对你错”》（2012）；美国纽约大学儿童与发展心理学教授Martin L.Hoffman（马丁·霍夫曼）的《同情和道德发展：关爱和公正的内涵》（2000）在图中节点最大，堪称极为重要的经典文献。莱斯特的《后习俗道德思考：新科尔伯格方法》通过分析科尔伯格在追踪调查中出现的道德发展阶段“倒退”现象，突破道德判断只能用“访谈法”的界限，确立了简便易用且信效度良好的道德发展评估方式——“确定问题测验”（Defining Issue Test，简称 DIT）。拉里·努奇的《道德领域中的教育》对“社会认知领域理论”（Social Cognitive Domain Theory）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指出个体的社会认知分为道德、社会习俗和个人三大领域。乔纳森·海特的《正义之心：为什么人们总是坚持“我对你错”》提出了社会知觉模型以及6大道德基础，揭示了人们之所以不能理解他人思想和行为的原因在于个体间的道德原则不同。马丁·霍夫曼的《同情和道德发展：关爱和公正的内涵》阐述了儿童亲社会道德的发展及规律，提出移情是实现儿童道德发展的关键。书中将“移情”界定为对他人情感的同理反应，认为人们可以通过移情感受他人处境，促使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关心，进而实现道德认知向道德行为的转化。这些经典文献对世界道德教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我国当代道德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表4也表明，乔纳森·海特的《拥有理性尾巴的感性的狗：道德判断的社会直觉主义方法》（The emotional dog and its rational tail:A social intuitionist approach to moral judgment）、Graham Jesse（格雷厄姆·杰西）的《映射道德领域》（Mapping the Moral Domain）、Jeremy A.Frimer（杰里米·弗里默）的《道德人格的新范式》（Towards a new paradigm of moral personhood）、Moran Seana（莫兰·西娜）的《人生目的对年轻人意味着什么：目的中是否包含文化？》（What"Purpose"Means to Youth:Are There Cultures of Purpose?）、莱斯特的《职业道德的发展：心理学与应用伦理学》（Moral Development in the Professions:Psychology and Applied Ethics）等著作也是JME重要的知识基础。这些经典文献对世界道德教育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我国当代道德教育的研究与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结论与启示

总之，新世纪以来JME紧紧围绕着国际道德教育发展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涌现出一批具有理论建设性的研究论文。该期刊所刊载的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道德教育的实际境遇与发展趋势，对其进行知识图谱的分析有助于反思和审视我国道德教育研究的问题，对道德教育的研究与实践有所裨益。

营运能力可从市场营销能力和产品/服务能力两个方面来衡量。企业的营销能力主要指企业是否能够吸引新客户、维持老客户。B2C企业的产品存在于虚拟网站空间，未直接面向客户，因此对消费者的推广营销、对于顾客的消费偏好、潜在消费者的挖掘等对企业成长方向确定产生关键性的作用。产品服务能力是影响B2C企业最关键的要素，是企业价值构造和品牌认知形成的主要手段。因为产品和服务是B2C企业同顾客之间发生关系的纽带和桥梁，企业通过产品和服务的全面性、优质性、独特性来吸引消费者产生偏好和忠诚进而对企业认识、认同和支持，从而扩大市场份额，给企业带来利润。

其一，从研究对象来看，聚焦以青少年为中心的道德教育问题。从JME期刊新世纪以来发表文献分析来看，西方国家的道德教育研究强调以儿童、青少年的道德发展为中心的研究视角，前沿研究热点中多是围绕青少年道德发展等相关问题展开，从学生的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动机、道德氛围、人生目标、多元文化、网络道德等方面探讨有关品格教育、公民教育、身份认同、校园欺凌、道德评价等问题，并注重探究同伴、父母、社区、教师榜样等对学生道德发展的影响。具有代表性的文献《高效品格教育的十一项原则》、《校园欺凌旁观者的道德脱离》、《公民、多样性和教育:哲学的视角》、《道德责任中的选择性道德脱离》等均从不同视角论述了有关青少年的道德发展。但在JME期刊中所聚焦的研究阶段多半为中学与小学，虽然这两个阶段是道德发展的关键期，但是，其他教育阶段的道德教育亦不容忽视，尤其是终身学习的趋势以及幼儿人格塑造的奠基，都需强化继续教育以及幼儿教育中有关道德教育的深度探讨。对于我国的道德教育研究而言，既要紧密的关注西方发达国家道德教育的前沿热点，保持研究领域与学科发展的最新动态和趋势同步，也要注重相关研究的针对性和本土化，努力形成中国特色道德教育研究范式。

其二，从研究主题来看，新世纪以来国际道德教育研究的热点议题一直在不断嬗变和深化，其重心在宏观层面体现为从政治变革、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多元文化等角度重新审视道德教育面临的复杂情境及其蕴含的深层意义。在微观层面主要聚焦青少年的品格教育、价值观教育、公民教育、认知发展、道德情感等主题，从而实现对其身份认同、人生目标以及个体发展的关照。前者揭示了外部环境是道德教育的研究基础、隐形推力、现实背景及未来走向。后者则反映了道德教育研究对受教育者相关利益及内心诉求的关怀。而我国有学者通过对过去17年我国德育研究相关文献的计量分析得出：我国道德教育的研究主要围绕道德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公民教育、高校德育、价值观教育来开展，包括道德教育的课程、内容、模式、方法和功能等[20]。一方面体现了在大德育背景下，我国学者聚焦于道德教育的研究主题及其分支领域，缺乏对研究内容和关键概念的精深和细化。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我国道德教育的意识形态化倾向，突出表现为德育中“高、大、全”的政治导向，窄化了德育的本质内涵[21]。因此，有学者指出我国道德教育要想告别和摆脱其灌输和宣讲的传统方式，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教育活动，就必须容许学生质疑探究、经得起学生批判论证，唯有如此，它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帮助受教育者在自主的生活经验和理性实践活动中找寻和确证其作为道德公民抑或法治公民的人格品质并获得相应人生价值的学习过程[22]。

其三，从理论建设上来看，英美加等西方国家有大批研究者长期从事道德理论的专业化研究，他们建立并发展了许多独创性的理论体系或话语，并不断以实证研究来检验和完善已有的理论框架，其目的是推动道德教育研究的学科化水平。其中，在学科理论基础方面，主要是以教育学为主，以心理学和哲学作为道德教育研究的两大基础，并兼具社会学和文化学研究取向。注重基于某一学科基础的跨学科的多元视野探究，特别是将行为主义、认知主义、人本主义等心理学研究成果应用到道德教育研究与实践中。反观我国，教育学家们多钟情于道德教育研究的哲学思辨，心理学家们则热衷于心理学流派的理论探究，而将心理学研究成果与道德教育情境有效结合，既考虑到教学逻辑又考虑学生道德发展心理规律的研究并未成为主流，对实践问题的探究仅仅局限于“就事论事”的范畴，从而使诸多研究成果在学校道德教育中存在一定的不适应性，导致学校道德教育实效性低，与社会的重视和政府的投入不成正比。此外，在学科理论建设方面，国外道德教育研究者着重对前人研究成果的继承、批判与发展。例如，拉里·努奇教授作为科尔伯格理论的继承者之一对科尔伯格理论进行批判与超越，从而形成了道德领域理论。就我国而言，对西方道德教育研究成果的表浅性移植远远多于批判反思与创造转化，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特色的道德教育理论建设任重而道远。因此，在国际化趋势引导下，未来我国学者亟需结合我国文化脉络和主体优势，对国外道德教育研究理论与思想进行二次开发及本土化改造，进一步打造符合中国特色的道德教育理论体系。

其四，从研究方法上来看，关注对青少年道德认知发展水平的实证研究。例如柯尔伯格提出的道德判断访谈法（Moral Judgment Interview）；在柯尔伯格访谈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测量青少年和成人道德判断发展水平的确定问题测验（Defining Issues Test），以及在修正和改进先前量表的基础上形成了确定问题测验2（Defining Issues TestⅡ）；基于道德行为与发展的“双面理论”开发的道德判断测验（Moral Judgment Test）；关注青少年道德敏感度、道德判断、道德动机和道德特征的四成分模型（Four Component Model）；致力于分析道德来源、道德判断等问题的道德基础理论（Moral Foundation Theory）及其实证分析模型；基于内隐社会认知理论提出的内隐联想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针对从事某一具体职业的人群在职业情境中的道德行为提出的中间概念测量（Intermediate Concept Measure），建立在吉利根关怀伦理基础上的关怀伦理访谈问卷（Social-moral Reflection Measurement），以及罗克奇基于价值系统理论编制的价值调查量表（Rokeach Values Survey）等等。正是由于这些方法的使用和改进，才使得道德教育研究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就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反观我国道德教育研究，普遍以理论研究、比较研究、历史研究、文献研究为主要的研究方法，对于道德测量工具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对国外著作的翻译和介绍，缺乏对本土化测量工具的开发与实践探索，致使其研究结论的信度和效度明显不足，既不利于我国道德教育理论体系的构建，也不利于形成对道德教育改革有参考价值的决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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