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队伍女性化是指教师队伍中，女性教师数量不断增加，导致教师性别结构以女性为主，它既是一种过程，也表现为一种结果。西方国家中小学教育发展过程中最先出现了教师队伍女性化的趋势，来自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教育学等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都围绕教师队伍女性化问题展开了大量研究。

中国传统社会，教育权仅为男性所有，当时虽无公立学校，但民间塾师发挥了类似教师的功能，且塾师全部由男性担任。社会普遍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除了少数贵族家庭外，多数女性并不享有受教育的权利，除了服务于富裕之家的闺塾师外，公共领域的女性职业教师并不存在。1907年《女子师范学堂章程》的颁布标志着职业女教师的诞生，女性可以进入教师职业，新中国成立后，性别平等运动进一步激发了女性走出家庭，走向公共领域的热情，中小学教师队伍中女性教师的比例不断增加：2005年中小学教师中女性比例开始过半，“当时比例为50.51%，此后该数据一直持续缓慢小幅上升”[1]，2011年为54.36%[2]。早期阶段，城乡教师性别结构表现出较大差异：2009年，城市小学阶段女教师比例最高为79.39%，农村小学女教师则仅为46.11%[3]，尚未表现出女性化的趋势。然而，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族教育与多元文化研究中心在对中国13个省/自治区“特岗计划”实施状况的评估过程中发现②，特岗教师队伍女性化特征日趋明显，已经成为令地方教育管理部门“头痛不已”的问题。

“互联网+”时代的今天，一种新的、颠覆传统教学模式—“翻转课题”的出现，真正将课堂还给学生，让学生成为教育的主体，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通过多媒体技术，将流程设计与信息技术融合，实现了“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全新教学模式，掀起了数字化课堂革命的浪潮。

目前我国现任乡村教师主要包含三类：民办转正教师，中师生教师和新生代特岗教师，随着民办教师政策已退出历史舞台、中等师范学校也已被取消、“特岗计划”成为很多省/区乡村教师招聘的主渠道，乡村教师队伍的主体构成将由过去以民办转正教师和中师生教师为主逐渐转向未来以新生代特岗教师为主[4]。在民办转正教师和中师生教师是乡村教师主体构成的时代，乡村教师中男性教师比例较高，随着新生代特岗教师大量进入和民办转正教师和中师生教师逐步退出，特岗教师的性别结构将逐渐改变过去以男性教师为主的乡村教师性别结构，新生代特岗教师的女性化趋势将表征着未来乡村教师队伍女性化的趋势。

小学阶段的学生对新事物充满好奇，对生活的一切都有着较大的探索兴致。因此，教师在开展思想品德教育时，要为学生创造既丰富又熟悉的教学情境，将课堂教学内容和学生的衣食住行联系起来，真正引导其意识到思想品德课程的重要性。例如，教师在讲解《互帮互助一家亲》的章节内容时，可以先请学生回忆自己和家人一起合作完成的某件事，然后再将学生分成若干人一组，通过游戏比赛的形式让学生体会团结协作的重要性，在促进学生与学生之间感情的同时提升教学效率和质量。

“特岗计划”下的教师女性化究竟有哪些具体表现？如上所述，特岗教师的女性化趋势表征着未来乡村教师的女性化趋势，那导致乡村教师女性化的因素有哪些？乡村教师女性化的未来发展趋势对女性和乡村教师社会地位的生产/再生产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

一、特岗教师队伍女性化的现状

调研组利用网络，采用多阶段抽样方式实际抽样特岗教师6598人，回收有效问卷5966份，共涵盖全国13个省60个县③。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女性特岗教师比例高达66.7%，特岗教师群体具有较强的同质性，70%左右为农业户籍出身，多数来源于农村多子女家庭，父母受教育水平较低（初中及以下），月收入在2000元左右，多数家庭经济居于当地中等偏下水平。

实地调研中发现，县级层面教师女性化同样明显：2015年，河南省光山县共招聘特岗教师231名，其中男性特岗教师仅23名，占该年特岗教师招聘总数的10%，女教师为90%；江西万安县女特岗教师比例高达91.9%；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县所招聘的特岗教师中，69.3%为女教师。

调研组网络多阶段抽样、实地调研结果与全国特岗教师性别结构特征较为一致。基于对教育部提供的全国2012-2015年特岗教师数据库④性别比例的分析，调研组发现：全国21个省/区特岗教师中，女教师比例由2012年的72.4%上升至2015年的77.5%，呈持续上升态势，与此同时，男性特岗教师比例则由27.6%下降到22.5%，呈不断下降趋势。

图1⑤ 2012-2015年，全国特岗教师性别结构变化图

省级层面，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未纳入统计外，其他省/区特岗教师女性化特征均较为显著，但各省内部又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性。整体而言，北部省份女性特岗教师比例高于南部省份，以汉族为主的省份特岗教师女性化程度高于少数民族数量较多的省份（云南、青海、贵州、甘肃）。

二、乡村教师女性化的影响因素

（一）父权制文化下的社会性别角色差异

图2 2012-2015年，不同省份特岗教师中女教师的比例

父权制文化影响下的社会性别角色差异是男女两个群体面对教师职业时做出不同选择的重要背景性因素。父权制是人类社会文化演变的结果，作为一种统治阶级文化，它试图确保实现男性对女性在生活与工作领域的控制，深刻地影响了社会对不同性别角色的期望以及这种文化影响下的个体职业选择。在父权制文化的影响下，社会生活被分为公与私两个领域，子女养育及家务被认为是女性的天职，属于私人家庭生活领域范围，女性需要扮演母亲和妻子的角色，男性的天职则是家庭经济与对外事务，其工作属于公共生活领域，这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谓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角色分工。

与性别角色分工相对应，男性更多的被赋予积极进取、坚强勇敢、智慧、理性、有领导力等气质期待，社会更希望女性表现出温柔、耐心、感性等特质。性别平等化运动虽然将女性推向公共社会生活中，但父权文化则通过公共社会中的职业性别标识实现他们对女性的控制，“劳动力市场中存在所谓女性标识的工作及男性标识的工作。女性标识的工作被定义为具有女性的、阴柔的特质，男性标识的工作则被定义为具有男性的、阳刚的特征”[5]。

社会性别角色分工不断形塑着生活在父权制文化影响下的个体，成为支配个体生活过程中一只无形的手，影响了个体的行为选择与日常生活。两性在职业选择中便表现出了很大的差异性：男性更倾向于寻找社会交往多，经济报酬丰厚，且能够彰显其男性气概的工作，女性则“首先考量的职业就是集中在所谓‘女性的’职业岗位上，而这些‘女性的’职业又与女性的‘天职’——照顾、养育等特质密切关联”[6]。

（二）男女两性对乡村中小学教师职业认同的差异

职业认同是指一个人对所从事的职业在内心里认为它有价值、有意义，并能够从中找到乐趣。教师的职业认同，既指一种过程，也指一种状态。工资收入、职业声望是影响个体职业认同的重要因素，职业认同同时会对个体职业选择以及职业坚守产生重要影响。

受到父权制文化的影响，男女两性对乡村中小学教师的职业认同存在很大差异。已有研究发现，不仅在职教师中女性教师的职业认同高于男性[7]，作为准教师群体的女性师范生对教师职业的职业认同也高于男性[8]。评估结果发现，特岗教师生活幸福感程度存在性别差异，对目前生活感到满意或比较满意的女教师比例为71.4%，高于男教师（65.8%），男教师对生活不甚满意或很不满意的比例为34.2%，高于女教师（28.6%），生活满意度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两类群体在职业满意度的差异。

1.乡村中小学教师职业内部女性低社会地位再生产

中国现代化、城市化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城乡不平等的二元结构基础上的，城市繁荣的背后则是乡村的萧条，也导致了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城市化取向，2009年对高校毕业生的研究发现，“从城乡流向看，只有0.9%的毕业生去农村就业，3.4%毕业生流向乡镇，其余95.7%左右的毕业生都在县市以上地区就业[16]。”即使乡村中小学教师岗位有国家编制保证，但是城市可以为男性提供更多职业选择，而且这些职业收入高，体面，虽无国家身份，但是也具有较好的社会保障，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吸引进一步推动男性，尤其是农村户籍男大学生可以毫无顾虑的放弃乡村中小学教师这一职业选择。

尽管相关政策多次强调，保证教师与公务员同等待遇，但实际情况却是，中小学教师与公务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直到2010年教师绩效工资改革全面落实后情况才发生改变。

虽然每年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介和走村进户的形式广泛宣传强对流等灾害天气防御的相关科普知识,并在强对流天气来临前,通过多种方式,及时、广泛发布气象预警信息,但还是存在部分社会公众尤其是偏远农村地区的群众对强对流等突发天气防范意识淡薄,缺乏科学应对技能等现象,往往容易造成人员伤亡。

总体思路是以收集到的地理国情普查数据、小班调查数据、遥感数据等作为基础数据源，从遥感图像上反演目标物的地表反射率，分析RS信息和GIS信息与森林蓄积量之间的关系，用地面样方所对应的遥感图像各波段灰度值、灰度比值及样方信息作为自变量，以样地蓄积量为因变量，构建森林蓄积量反演模型进行遥感估测[2]。技术路线如图1。

表1 2010年学历相当行业的工资比较[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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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中小学教师与公务员实际工资之差[10]

相比而言，女性是劳动力市场上的“脆弱者”，较之男性，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命运更容易受到国家政策、市场变化的影响，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消极体验加强了她们在就业过程中的顾虑，也影响了他们在乡村中小学教师职业上的选择。

2.女性：劳动力市场上的“脆弱者”

1.男性：劳动力市场上的“隐形宠儿”

经由历史的分析可以发现，教师职业是被社会话语与权力建构为“适合女性的职业”，这种建构恰恰增加了女性对中小学教师职业的认同感。

明清时期，女性的教育功能便已经得到了社会的关注，只是主要局限在家庭教育领域内，强调“母教”的重要性——“有贤女然后有贤妇，有贤妇然后有贤母，有贤母然后有贤子孙”[11]，“从明代后期开始，男性文人在子女接受教育上态度有所转变，一些人着手教其妻妾、女儿、儿媳及其女性亲属读书识字，并赞助周围女子的文学活动”[12]。梁启超对女子教育与民族存亡关系的阐述奠定了女子教育从家庭走向公共社会的基础。1907年，清政府颁布《女子师范学堂章程》，职业女教师获得合法地位。

尽管职业女教师获得了合法性，但是我们不应忽略，女教师的身份是由男性赋予的而非女性独立争取的结果，这种赋予背后体现了男性对女教师的控制与期待，它不仅体现在教育内容上，较之男子师范，女子师范增加了家事、裁缝、手艺、修身课；而且体现在培养目标上，通过师范教育培养贤妻良母：“今教女子师范生？务时勉以贞静、顺良、慈淑、端俭诸美德，总期不背中国向来之礼教与懿媺之风俗？至于女子之对父母夫婿，总以服从为主[13]。”“贤妻良母”主义的培养目标使得接受师范教育的女性更易为男性所接受，“在女性主义学者看来，也正是教师与母亲这两个角色内涵的联结，使得父权社会得以将女性扮演‘母职’的角色期待借由‘教师’的角色延续下去”[14]。与此同时，以儿童为主的教育对象使得中小学教师角色更多的被认为是女性家庭角色在教育领域的延伸，这种角色定位能够很好地帮助女性实现家庭与职业之间的角色转化。虽然乡村中小学教师工作任务繁重，工资收入不高，但女性因较少面临来自家庭经济方面的责任，较少受到教师工资收入低这一问题的困扰，另外教师工作有编制、收入稳定、体制内身份、假期多、可以顾家等因素也弥补了工资收入有限的不足。因此，女性对乡村中小学教师的职业认同也比较高。

（三）男女两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不同际遇

教师职业仅是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一种职业类型，从更大的职业场域来看，男女两性对教师职业的选择受到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与其他职业互动情况的影响，即两性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不同际遇也影响了他们是否选择乡村中小学教师职业。

在泰高高速TG-2标路基96区的大面积施工中，采用上述总结的技术参数和施工控制工艺能够满足实际施工指导要求。由于石灰水泥综合处治土施工方案及施工控制工艺的确定受到地形、土质、天气等自然因素的影响，这里仅以低液限粉土为例做简要分析，具体施工方案及施工控制工艺还需要结合施工实际综合确定。

2.女性对乡村中小学教师职业认同较高

传统社会，塾师作为中国乡绅的最底层，社会地位不高，经济收入有限，并不受科举应考者的青睐，鉴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为男性所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他们只能无奈的选择担任塾师，“教书一事，非吾所愿，余今出门教书为贫困所迫也[15]”，好在塾师本身是他们应考过程中的副业，不仅使其免受经济窘境，还可为之后的应考做准备，因此，传统社会中的男性倒也安于暂居塾师之位。

1840年后的中国逐步开启了现代化的进程，社会变革带来经济发展方式的不断改变，城市中大量新兴职业开始出现，1949年新中国建国后在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尤其取得了显著成果，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更是提供了一个全国性的劳动力市场，父权制的权力结构与市场绩效主义的取向使得男性成为劳动力市场上的“隐形宠儿”，来自城市与农村的男性在城市求职过程中都享受了这种优势。

尽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6年采纳了“教师职业专业化”的建议，中国也在1994年肯定了教师的专业化地位，但是教师职业的工资收入、社会声望与其专业化的社会地位并不匹配。如下图所示，现阶段，我国中小学教师工资收入在学历相当的不同行业收入排名中相对靠后，在现有地方财政收入状况变化不大的背景下，教师工资提升面临比较大的困境。

乡村教师不仅工资收入有限、职业声望低，还因乡村环境的复杂性，需要付出比城市中小学教师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工作投入与工资收益明显不成比例，此外，乡村中小学教师在职业培训、晋升与发展前景等方面均面临更多困境，这种职业选择显然无法满足社会对男性的性别角色期待，注定不是男性的最佳职业选择。

与此同时，中小学教师的职业声望也不断下降：信息技术的发展打破了教师在知识传播上的垄断地位，“儿童中心”主义的盛行在提升儿童地位的同时极大地降低了教师的权威，传媒对个别教师不良行为的大加渲染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教师群体的污名化，进一步弱化了教师的社会形象，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教师职业声望的下降。

何良诸缓缓向后仰去，作伪证，是犯罪的。她不接受我于事无补的材料。为什么，为什么总会有人救我！何良诸觉得说不出的虚弱。何良诸，你欠这个世界的，太多，太多了！餐厅内响起古筝声，如千年流水，韵味跌宕。何良诸闭住眼睛，泪水满面……

清末民国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有所发展，但是整体文化环境较为保守，女性教师的增长较为缓慢。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男女平等运动的推动演变成为一种性别平等的国家话语，借助这种话语优势，女性大量进入劳动力市场，但改革开放后，女性开始成为劳动力市场上的“失意者”，“从改革开放前30年到后30年,中国社会的性别话语发生了明显转型,由国家主导的话语模型转变为市场导向的话语模型。市场化一方面改变了国家话语的叙述方式和内容,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市场话语和传统话语的结盟[17]”。市场化的话语强调个体基于自身的素质与能力在劳动力市场上进行职业的自由选择，它以自由为名，对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进行了合理化，“市场化的作用和国家的退隐,使得女性遭遇公开的歧视并被边缘化”[18]，尽管与男性面对同一个劳动力市场，但是女性更容易在求职中遭遇性别歧视，有更多消极性体验。求职过程的失败使她们建构出了“自身素质、能力不及男性”的观念，职业选择趋于保守，高等教育扩招更加剧了女性，尤其是农村女大学生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劣势，因此，在性别和地域上处于劣势地位的女大学生只能退入乡村中小学教师职业。

即使是特岗教师这一职业，我们也不难发现，女性的进入门槛高于男性：女性教师选择特岗教师的平均时间（23.9）早于男性（24.6），拥有教师资格证的女性教师比例（67.9%）高于男性教师（62.9%），来自乡镇及以上地区的女性教师比例（63.1%）高于男性（45.5%），且女性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及年收入均优于男性。

归化与异化，是根据译者不同的文化立场而呈现出的两种翻译策略。归化采取目的语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当源语中出现目的语中的文化盲点或是有文化差异时，要用跨文化的词语来转换成读者熟悉的文化形象，便于目的语读者理解，避免引起误解。而异化，则尽可能地在翻译时迁就外来文化的语言特点，保留译出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其目的是开拓译出语的文化形象色彩，在风格和其他方面突出原文本之“异”[3]，多采用源语的表达方式。

三、乡村教师队伍女性化导致的社会地位再生产

（一）职业女教师标志女性走向公共生活

图4 不同性别特岗教师父母的受教育程度

图5 不同性别特岗教师父母的年收入情况

职业女教师在中国的出现曾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实现了对传统社会性别角色期望质的突破。封建社会，在男权主义思想的控制下，女性被限制在家庭私人生活领域内，无法参与社会公共生活。职业女教师则使得女性得以摆脱对男性和家庭的依赖，获得在社会生活中安生立命的资本，从而为女性群体进一步走向更广阔的社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正是因为它获得了父权制文化的授权，职业教师成为女性社会地位合法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女子师范学堂同样具有深刻的社会内涵：“在1910年，当第一批女学生从1907年章程公布以后的女子小学堂毕业，女子师范学堂就成为他们接受中等教育，寻求职业，走向社会，赢得自立的主要途径。这种转变意义深远，影响了其后一代又一代的女性”[19]。尽管受到父权制的影响，但是在当时风气未开的时代背景下，女性教师的出现毕竟为女性在公共社会占据了一席之地，作为性别启蒙运动的代表，职业女教师为女学生树立了未来的职业榜样，也激发了周围年轻女性谋求现代独立人格的动力。

（二）乡村教师女性化导致社会地位再生产

“但是为女性争取教学机会的理由却没有为女性开创一个公正和性别平等的社会空间，而是反其道而行之”[20]，尤其是当中小学教师队伍中女性比例远远超于男性，女性化特征日益明显时，它反而加剧了女性在性别结构与社会生活中所遭遇的不平等。乡村中小学教师女性化看似是男女两性个体自由意志选择的结果，实则是父权制的权力意识形态隐性作用于文化结构与经济结构的产物，其最终结果是导致了父权制的社会结构的再生产，加剧了乡村中小学教师职业的性别隔离。最终不仅导致乡村中小学教师在整个职业体系中低社会地位的再生产，同时带来乡村中小学教师职业内部，女性教师低社会地位的再生产，乡村中小学女教师在这一过程中遭遇多重不平等。

职业性别隔离是指性别导致的男女在不同职业和工作中的集中，它可以被分为垂直隔离与水平隔离，垂直隔离即同一职业内部不同层级职务中的性别集中；水平隔离则是不同职业之间的性别集中，即一些职业从业者以男性为主，而另一些职业的构成主体则是女性。

1.男性对乡村中小学教师职业认同低

对于乡村中小学教师而言，女性教师数量多，男性教师数量少，社会对男性特质的正面评价使得男性教师由数量稀缺演变为价值稀缺，从而为男性教师在中小学教师群体中占据优势地位创造了条件，导致了男女教师在中小学教师内部产生垂直隔离。

评估过程中发现，尽管女性占据乡村中小学教师的主体，但是她们担任学校管理岗位的比例远远低于男性：男性主要担任校长/副校长、校团委负责人及教务主任，女性则主要担任少先大队辅导员、任课教师及班主任。

2.中小学教师内部乡村中小学教师低社会地位再生产

图6 不同性别特岗教师担任职务情况

父权制影响下的社会性别角色期望增强了女性对中小学教师职业的认同，女性大量进入中小学教师职业则给公众造成“中小学教师更适合女性”的刻板印象，由此带来教师职业的水平隔离——教师被定义为女性化的职业。这种性别隔离不仅影响了中小学教师工资，同样使得教师专业化的职业地位难以得到社会认同。经济学研究证明，“当一个职业女性比例增加，即女性劳动力供给增加的时候，雇主认为这个职业的价值在下降，因而降低这个职业的工资水平”[21]，从社会学视角来看，女性地位的弱势使得以女性为主的职业在薪酬协商过程中并不占优势，这也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小学教师的工资收入。而且“即使女性教师成为了基础教育的主力，但数量优势并不能与权力、专业化程度划等号，因为女教师在学校的工作还潜意识的被视为家庭中‘母亲’角色的延伸，而不是公共领域里受认可的‘真正的工作’和‘专业’”[22]。

原本中小学教师便在整个职业体系中不占据优势地位，乡村中小学教师主要由农村籍女大学生构成，父母受教育水平不高，家庭经济收入有限。由于该群体本身及原生家庭所享有的社会资本较为有限，相比城市中小学教师，她们在相关信息获取、资源利用等方面面临不利处境，加之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农村学校在教育资源配置和专业化发展方面原本便不占据优势，由此导致以女性教师为主的乡村中小学教师在整个教师职业体系和劳动力市场中低社会地位的再生产，这反过来又降低了该职业的吸引力。

总之，无论水平隔离还是垂直隔离，我们认为乡村教师队伍女性化导致了女性弱势地位的再生产，包括乡村中小学教师职业内部女性低社会地位再生产以及以女性为主的乡村中小学教师职业在整个劳动力市场上弱势地位的再生产。这种再生产的实质是父权制统治结构下男尊女卑的价值秩序的维持以及男性对女性，尤其是农村女性的压迫。女性大量进入乡村中小学职业原本就是劳动力市场对农村女大学生歧视的结果，但女性却要因此承担教师队伍女性化导致的学生性别社会化危机的舆论责任，并且在中小学教师职业内部继续遭遇性别歧视。原本作为女性走向社会独立的教师职业发展到教师女性化的今天，最终导致了父权制社会秩序的再生产。

第一，依托辽宁省物联网产业，根据人才需求及岗位分析确立人才培养目标、岗位类别及实践能力，落实总体人才培养要求。第二，引入国内外先进的教学理念，将其与我院人才培养方式相结合，加大校企“订单式”联合办学力度。第三，面向本地区物联网企业，培养高素质应用型物联网技术人才，进一步完善具有培养应用型技术人才的“博内揽外、订单驱动”的特色。

3）为了使传递函数的Bode图在穿越频率处能以-20 dB/dec斜率下降，将两个零点fz1和fz2设置为LC极点的一半；将第一个极点fp1设置为ESR零点处，抵消ESR零点的影响，第二个极点fp2设置在开关频率的一半，减小右半平面零点的影响，并增加高频衰减。

注释：

①本研究为教育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6年度资助项目“‘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政策实施成效（2006-2016）”（项目号：YE702 3.3.1.1)研究成果。

通过对三维有限元模型的计算，得到了从6:00至18:00之间组合梁各节点的位移时程结果，发现不均匀温度场会对组合梁产生很大影响。重点讨论箱梁边跨跨中、中跨跨中及中支座处混凝土板与钢底板温度变形和温度应力的时程反应。

②“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简称“特岗计划”，是由教育部、财政部、原人事部、中央编办在2006年联合启动实施的，旨在公开招聘高校毕业生到中西部农村中小学任教的一项政策。该计划由中央财政以专项转移支付的形式，负担特岗教师三年服务期内的工资，服务期内，特岗教师虽不享有教师编制，但是待遇等同于公办教师，三年服务期考核合格后，教师获得编制，并纳入地方财政供养范围。2016年3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族教育与多元文化研究中心受教育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委托，对“特岗计划”实施情况进行第三方评估，评估主要包括网络抽样和实际走访调查，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来自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与数据中心在2012-2015年全国特岗教师抽样框中的网络抽样，同时参考了教育部2012-2015年全国特岗教师数据库相关数据。

③网络多阶段抽样首先从21个省/区中以简单随机抽样抽选13个，然后在13个省/区中，以特岗教师规模对县排序，并以等距抽样方式选60个县，再从60个县中按名单排序以等距抽样方式选6000名特岗教师，为保证有效样本达到6000人，扩大抽样10%，实际抽样6598人，有效问卷5966份。

我们的方法是：将所有的调料都放入锅中正常烹饪，只留醋在出锅前淋入，不要让醋汁渗入原料食材太久，然后马上上桌，此时客人吃到的菜品既有酸味，又有海鲜的鲜美质感。

④该数据库为教育部提供的2012-2015全国21省/区特岗教师基本信息数据库，为非公开的内部数据库。

⑤除图3、图4外，其他图表均来自于此次评估内部报告。

本文通过使用Materials studio软件建立起SiBCN陶瓷先驱体结构，并对其进行分子动力学模拟。在改变压力的条件下对实验结果进行了对比，为今后研究与开发新条件下的陶瓷先驱体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依据。但本文还有很多方面值得深入研究，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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