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关于推进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更加公正合理、全球和平合作和共同发展的中国方案，因此 “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后就在国内迅速上升为国家战略。除了从中央到地方展开的各类规划与建设外，在世界上推广“一带一路”，最终达成国际合作的行动就成了中国外交工作的重点。国家领导人在外事活动中就“一带一路”倡议向各国及有关国际组织进行宣传并促进具体合作达成，因而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有关国家的积极响应。2015年3月，中国政府对外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明确了“一带一路”的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与合作机制。2017年5月，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了《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实践与中国的贡献》则总结了倡议提出以来取得的成就，进一步明确了合作框架、合作领域与合作范围。当前“一带一路”倡议已逐渐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化为现实。在国际上，一方面中国与有关国家乃至国际组织通过共同宣言、联合声明、签订谅解备忘录或是通过两国国家战略、发展愿景、各类规划等有效对接，就共建“一带一路”达成从宏观层面到具体领域的合作。截至2016年底，已有100多个国家表达了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和参与意愿，中国与39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46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涵盖互联互通、产能、投资、经贸、金融、科技、社会、人文、民生、海洋等领域。[1]另一方面通过与有关国家共同打造合作平台、实施重大项目等，使得“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落地生根，增进了中国与合作国家的共同利益。从倡议发出三年以来，仅央企就有超过1676个项目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落地，促进了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2]2017年5月 ，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首脑和代表参加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论坛的成功举办则体现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国际上已经取得了广泛的影响与成就。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虽然国际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国际组织对“一带一路”持欢迎和支持的态度，但仍不乏疑虑乃至反对的声音。这两方面的观点广泛存在于大部分国家之中。因而有必要对这两方面观点的主要内容进行梳理，并进行归纳与分析，以提出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推广与改善的政策建议。

二、国际上对“一带一路”倡议带来主要机遇的认知

“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后之所以得到国际上普遍的支持和欢迎，是因为其为当前世界面临的发展问题提供了一套中国方案。“一带一路”旨在促进更高水平以及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包含着广阔的合作领域，围绕这一愿景主要有四方面的机遇为世界广为认知。

(一)弥补基础设施短板

“一带一路”致力于构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网络。沿线国家普遍存在着基础设施缺乏问题，意味着改善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基础设施存在巨大空间。当前中国已经与部分沿线国家开展了不少基础设施建设重大项目，许多项目将极大地改变这些国家的区位条件。如在与老挝合作开展的中老铁路项目，老挝公共工程和运输部副部长拉塔纳玛尼·宽尼翁认为，中老铁路不仅将提高老挝沿线居民的收入，创造就业机会，并吸引外资进入，而且老方对铁路建设的参与将促使老挝技术人员有机会学习和掌握铁路建造与运行的技术；该项目建成后，将使老挝拥有主干铁路，并促进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联通。[3]菲律宾政府和商业顾问曼希特认为，由于基础设施的投资非常高昂，这对任何发展中国家都构成了挑战。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对于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缓解国家预算压力与促进社会投资方面都会有积极影响，菲律宾乃至其它发展中国家都会受益于此。[4]即便是对“一带一路”主要持旁观与反对意见的国家，如印度和美国来说，基础设施项目所蕴含的商业机会与贸易前景仍存在着巨大的吸引力。印度国家海事基金会的维贾伊·沙胡加就认为，中国提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给印度在改变其海上基础设施及有关技术薄弱的现状提供了机遇，并且将有利于印度加强与东盟的海上互联互通。[5]美国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主任盖尔·勒夫特也认为，美国可以在“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发挥安全保障、科技质量支持以及劳工、环保、商业等领域的监管比较优势。不仅如此，美国还可将这样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扩展到世界更为广泛的区域，以此来共同促进全球经济增长。他认为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成为中美两国在国际合作中的“超级粘合剂”。[6]基础设施建设已成为应对2008年经济危机后续影响和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而中国具备促进欧亚非大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能力，这其中蕴含着的巨大机遇已为国际社会所共同认知。

(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国际产能合作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部分为发展中国家，与中国进行产能合作可实现部分产业向该国的转移，从而促进转入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中国当前已经在双边与多边两个层次上与部分国家达成了多份国际产能合作协议，产能合作已经走在了机制化的轨道上。中国通过建立国际合作园区，为产业顺利向国外转移建立了平台。截至2016年底，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合作建立初具规模的合作区56家，入区企业超过1000家，总产值超过500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超过11亿美元，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超过18万个。[7]国际产能合作一方面可以为缺乏改造国内原有产业能力的国家带来机会，如塞尔维亚副总理左拉娜·米哈伊洛维奇表示，塞尔维亚已有40多年未开展能源项目，而中国企业参与了对塞尔维亚的基础设施、农业、能源等多个领域的项目投资与建设，以及进行了技术支持与培训工作，这都对塞尔维亚的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产生了推动作用；[8]另一方面，国际产能合作也可以为缺乏工业基础的国家带来工业化的动力，如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在产能合作方面也产生了大量成果，截至2017年初，两国已签约52个项目，总金额约270亿美元。[7]对此，哈国投资和发展部副部长叶尔兰·萨根蒂耶夫认为，中国对哈萨克斯坦提出的工业创新发展规划进行了积极响应与帮助，哈中在石油、天然气、化工、交通物流、矿产开采、冶金以及能源等领域展开了大量的项目合作，这为双方在更高水平上的合作奠定了基础。两国相当部分的合作项目都是立足于哈国的资源禀赋优势，并向产业链的下游延伸，开创了哈国多个“第一家”，起到了完善哈国工业体系的作用。[9]巴基斯坦战略研究所所长马苏德·汗认为，中巴经济走廊的合作项目建设可以首先解决巴国当前的能源危机，这也为工业发展提供了保障；在拥有可靠能源供应的基础上，巴方的工业园区和工业中心得以建立；最后加上配套铁路、公路、互联网等基础设施的完善，整个地区的长久发展也得到保障。[10]由于中国具备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充足的建设能力，可以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关键产业和实现工业化提供全套支持。

(三)增加投资与贸易机会

不仅基础设施和重要产业项目的落地会带来大量投资，相关配套设施的建设也会为进一步引入投资打下基础。“一带一路”合作项目不仅会带来中国对合作国投资的增长，而且可能会使合作国成为更广泛的投资目的地。随着基础设施的改善和产业项目的运行，合作国的贸易机会同样将得到增加。如中国与马来西亚合作的关丹产业园项目，企业通过在该平台的优惠条件投资建厂，为本地的就业与经济发展提供了机会。马来西亚东海岸经济特区发展理事会的徐嘉仁就认为，随着合作项目在产业园的落地，相关的中国投资会越来越多。[11]在产业园区内建设的一些工厂，如大马联合钢铁项目，其钢铁生产能力在满足马来西亚需要的情况下，还可以面向东盟内的其它国家销售，扩展了马来西亚与东盟国家的贸易机会。因此，中国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所带来的投资机会为有关国家密切关注。伊朗驻华大使阿里·阿斯加尔·哈吉就认为，“一带一路”经由大量的伊斯兰国家，伊朗在其中有着重要地位，且伊朗对中国的投资与技术转让非常期待，伊中在经济领域存在诸多互补。伊朗可以作为“一带一路”中连接中国与西方的便捷通道。[12]通过可能的贸易与投资机会的增加，“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网络的建设会改变一个国家的区位条件，改善该国在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哈萨克斯坦国家铁路公司总裁阿斯卡尔·马明认为，通过哈萨克斯坦阿腾科里至中国新疆霍尔果斯的铁路、中哈物流园区、渝新欧国际铁路等一系列建设与合作，哈萨克斯坦不仅便利了中国的贸易连接，而且哈萨克斯坦与日韩、东盟、欧洲的货物联系也更为便利，这都对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发展与货物运输有着重要作用，哈萨克斯坦在地区贸易网络中的地位会因此进一步提升。[13]可见，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推进，沿线国家的投资与贸易机会将得到增加。

(四)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

“一带一路”在其直接覆盖的欧亚非大陆之间，还存在着大量非传统安全威胁，如难民危机、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核安全等一系列问题，为此，共建“一带一路”给中国和有关国家共同应对和解决非传统安全威胁提供了机遇。对于中亚难民危机，意大利外交事务研究所的尼古拉·卡萨里尼认为，由于“一带一路”项目覆盖了部分发生冲突或经受战乱的国家或地区，这些地区的稳定也应该是中国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的优先事项。因此，布鲁塞尔和北京具有深入合作的战略利益，以为欧洲的相邻地区带来稳定与繁荣，而不是放弃这一地区。这也是欧洲长期以来所倡导的规范和做法。他预计如果到2049年“一带一路”愿景充分实现，连接欧洲与中国之间是和平的区域，那么对于欧中来说都是成功。[14]对于海上安全合作，新加坡国立大学南亚研究中心的印度裔研究员查特维迪认为，中国和印度是全球安全的重要角色。他们的共同努力可能有助于打击非传统的安全威胁。鉴于这两个国家的海军越来越多地在同一地区开展业务，因此必须协调一致，通过不断加强信任措施来建立合作项目的可操作性，包括在联合反海盗和人道救灾方面的行动。印度和中国在海事领域可能会有许多其他的合作空间。[15]对于打击恐怖主义，伊朗最高领袖的国际事务高级顾问阿里·阿克巴尔·韦拉亚提认为，伊朗与中国将提高在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方面的合作，尤其是打击“伊斯兰国”组织方面，该组织对中国西部是一个重大威胁。[16]可以说“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国家都存在与中国在面临各类非传统安全问题上的合作空间，中国可以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上与沿线国家共同展开行动。

三、国际上对“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主要问题的认知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作为“一带一路”合作的优先领域，是当前建设的主要方向。由于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在经济上需要巨大的长期的投入，而且涉及到很多政治因素。在多个影响因素之间，中国首要的就是注重基础设施项目的经济性与社会性。即一些重大的基础设施项目首先在经济上是可持续的，不能不做好充分的研究就贸然进行重大的投资和建设；其次在社会效益上可以更多地造福于本地居民，注重项目的本地劳工权利、环境保护和公共关系维护等社会影响方面。即便是一些涉及到政治因素的基础设施项目也应注重这两个方面。这样一方面使一些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回报可预期，从而使得基础设施项目更具持续性，另一方面降低一些国家对基础设施可能带来的政治影响的担忧，发挥合作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积极性；最后也可以使得这些基础设施项目所带来的福利为合作国人民所直接感受，营造正面的公共舆论，进而防止中国“吃亏不讨好”的情况发生。

(一)基础设施的社会效应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一带一路”倡议在世界落地的大部分重大项目都与基础设施建设相关，因而其对“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影响。基础设施除了可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外，部分基础设施还涉及了大量的政治与社会因素。一部分基础设施建设在政治与社会方面的效应则引起了相关国家人士的担忧。一是对基础设施项目在经济上不可持续而可能造成的影响担心。俄罗斯卡耐基莫斯科中心的亚历山大·加布耶夫认为，中国应谨慎务实地评估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风险和收益，尤其是区分好基础设施建设中的政治效益和经济效益两个部分。他认为中国现在推进的中欧班列和高铁建设都偏重于政治方面的考虑，其中的经济性欠佳。而当前，中国一方面在海外快速地建设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在国内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管理等领域也在发生变化，如中国政府在项目风险评估及对外投资方面越来越谨慎，这两方面可能会影响基础设施建设的持续性。然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沿线国家对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配套有着较高的期待，如果未来一旦无法兑现，这些参与国将对参与“一带一路”产生挫败感。[17]二是对基础设施项目可能带来的腐败与监管问题表示担心。菲律宾的丁度·曼希特认为，鉴于之前菲律宾政府与中国国企合作中出现的腐败案件，他对有关项目的建设效果提出质疑。虽然基础设施建设将有利于菲律宾的经济发展，但是如果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出现腐败与浪费，这将破坏原先建设基础设施和投资收益的目的。这类事件一旦发生，不仅会影响菲中关系，而且会影响菲律宾社会对于中国的整体看法。他呼吁对中国项目合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腐败进行预防。三是部分国家的公民对一些合作基础设施项目在认知上存在不少负面解读。如印度尼西亚的米拉认为，在印尼-中国雅万高铁的双边合作中，印尼公众的批评以及部门间政策的不同步在社会上引起了争论，几乎一边倒地认为印尼是利益受损的一方。这样的争论多少令印尼国内抵制中国的情绪火上浇油，并有可能发展成排华事件。[18]再如中越合作修建连接中国东兴与越南芒街的北仑河二桥，本是促进中越双边贸易的有利之举，但由于越南担心中国会通过新修建的北仑河二桥在军事上威胁越南，而使此项目阻力重重。纵然有一些比较开明和理智的越南政治家不愿意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代之以较理性和灵活的态度与中国展开合作，也会面临诸多阻力，使中越合作共建的一些项目难以取得预期效果。[19]除以上三方面外，基础设施建设在劳工、环境、监管等方面的问题都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不良影响，这将对中国与合作国家在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上产生障碍。

不少国家对于“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机遇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同时也不乏担心在合作中难以享受到实际利益以及可能受到侵害的情况。对于中国推广的高水平的开放合作平台和自由贸易的倡议，俄罗斯卡耐基莫斯科中心的亚历山大·加布耶夫认为，欧亚经济同盟成员国普遍认为相比于中国而言，它们自身缺乏自贸区谈判和发展的经验，很担心在与中国的经贸往来中得不偿失，因而在经贸伙伴的选择方面也并不倾向于中国。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主体上，越南经济政策研究院阮德成认为，从当前看，中国推动“一带一路”的力量主要依靠的是国家意志，而非企业与民众意愿，也非市场力量。古代的丝绸之路，主要是依靠民间力量而非政府推动，依靠经济互惠而非政府强力。如果没有民企与民众的参与，“一带一路”的建设动力将后劲不足。对于共享“一带一路”建设的收益，他也对中国能否很好地与其他伙伴分享利益表示疑问。他认为中国要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须与其他国家分享利益，而利益的分享关键在中国自身。对此，中国须学会与合作伙伴分享利益。中国企业到了其他国家，特别是到周边国家，主要寻找当地的自然资源，他认为中国企业需改变这一方式。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收益能否更多地惠及合作国家普通劳动者方面，印度尼西亚的米拉认为，中国在印尼的项目雇佣不少中国本地的劳工，但这产生诸多社会问题。印尼本地的社会团体认为，中国劳工尤其是体力劳动者挤占了印尼劳工的工作机会，并且一同工作的两国劳工还存在待遇不同、文化差异等多种问题。这都引发了印尼民众在媒体上对中国劳工问题的讨论，使得印尼民众对中国参与项目能否为自己带来收益产生疑虑。因此，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仅涉及国家与国家之间，而且也关乎到合作国国内不同阶层对于收益的评价，如何落实“一带一路”建设的这一原则，也成为了“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挑战。

(二)对有关国家可能的政治影响

“一带一路”倡议提升了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合作水平，加深了中国在该国的经济影响。这也从另一方面加大了中国对有关国家可能的政治影响，这使得部分国家产生了忧虑。在社会层面上，不少国家的民众对中国逐渐增大的影响感到害怕，韩国中央日报社对“一带一路”沿线的调查结果认为，对中国的迅速壮大，周边国家的居民普遍感受到作为弱小周边国家，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对于中国企业在当地购买矿山的现象，当地的商人普遍对本国的资源感到忧虑；同时对于自己国家内迅速增加的中国人的数目也普遍抱有警戒心。[20]印度尼西亚的米拉在归纳国内专家和学者对“一带一路”的认识和反应后，她总结到：一方面“一带一路”能提高印尼与中国的关系，有利于印尼国家利益，但另一方面，也可能给印尼带来威胁和不利。印尼应对加入中国“一带一路”计划保持警惕，提防与中国在交流中可能受到利用和控制。在政府层面上，部分国家认为“一带一路”的概念非常宽广，但具体操作还不明确，担忧合作后可能存在的政治影响，这使得一些愿意参与的国家心存疑虑。如伊朗参赞阿勒马斯叶指出，古代丝绸之路是建立在平等发展的理念之上，“一带一路”要像亚投行那样，性质和运作方式都很明确，他国才会在行动上积极参与。[21]从这些反应中可以知道，虽然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上秉持着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态度，但由于中国不断增长的巨大影响力以及在有关方面上的不足，使得部分国家对“一带一路”推广过程中中国对本国各方面的介入产生了政治上的担忧，认为这削弱了自身的独立性，这一态度进而会影响与中国的具体合作。

第三，思想文化协调。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大量的企业、资本与人力进入到沿线国家，这对于沿线国家来说，或多或少存在一种对中国影响的担忧乃至恐惧心理。这种心态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思想文化这一层面。就拿东南亚来说，虽然该区域与中国在各个层面有着广泛的交流，拥有地理与历史文化上悠久的联系，但这些国家很多都被西方殖民过，在文化制度上吸收了很多西方因素，而且一些国家拥有深厚的自主意识和独特的文化环境。另外沿线国家很多还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国内以农业和一些初级产业为主，其社会生活与生产方式相对落后。中国在与这些国家合作的同时其实也在向这些国家引入现代化的一些生活方式，如新式的基础设施、高铁、工厂引入会带来对当地人民生活生产方式的巨大改变。这样，各类思考方式和文化习俗便在多个层面产生冲突。一方面是中国国内的一些思考方式和行为特点与所在国家接受的西方思想价值的冲突，另一方面是中国引入的一些现代生产生活方式与合作国国内传统习惯之间的冲突。因此在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展开合作的同时，不仅要注重各国国家具体的利益导向，还要顾及它们的具体感受；不仅要重视计划与项目产生良好的结果，还要注意合情合理的推进过程。这需要中国重视沿线国家多元文化的特性，采取更加开放与包容的态度，以思想文化上的协调将“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深入到沿线国家人民的心中。因此，本文根据以上三个层次的分析，初步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三)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落实

外采低价资源虽然利润丰厚，但其前提条件是通过加油站零售出去。受制于网络能力限制，每年外采2000 万吨资源只有一部分可以进入零售环节，其余资源基本相当于赚取批发差价。

(四)改变区域已有的地缘格局

“一带一路”与区域内国家的共同建设必然要增加中国在该区域的存在，而中国在一些合作区域增长的影响必然会引发区域内已有大国对自身安全与影响的担忧。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分析中心主任安德烈·卡赞采夫认为，在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出现危机时，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持续上升。事实上，俄罗斯与中国在中亚地区存在着发生利益碰撞的严重威胁，因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常会被定位成俄罗斯倡导的欧亚一体化的可替代性方案。显然，由于目前与西方国家处于对抗的关系，俄罗斯没有更多可支配的自由资源来对抗中国。因此，必须找到有效方法达成一致。[22]虽然当前中国与俄罗斯已经就“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达成一致，在中亚中俄就经济与安全领域达成分工，但是这两者不一定能够完全区分开来，俄罗斯对于中国影响的担忧仍难以被彻底消除。另外中国一直宣称当前发起设立的国际机构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补充，但美国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纳德吉·罗兰仍认为，“一带一路”己经离间了美国和其盟友。英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不顾美国反对相继加入亚投行，这是否说明中国的经济实力己经足以“侵蚀”美国在亚洲的领导力。中国建立的经济、安全和其他领域的机制可能是要说明中国要设立一个以自身为核心的领导体系。[23]欧盟智库网络的保罗·范德普顿等人认为，欧盟虽然设立了对于欧中在基础设施和运输领域的互联互通平台，作为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回应，但是他们认为中国对欧盟的合作是有偏重的，中国主要从中东欧和南欧(尤其是希腊)入手，为此建立了中国与中东欧16+1合作机制以及与六个南欧国家在农业与海上的合作平台。这在欧盟层面上看来是中国将欧盟机制“工具化”的行为，可能会影响到欧盟的团结。[24]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欧盟内的一些大国对“一带一路”对欧洲地缘格局影响的担忧。

四、进一步分析及政策建议

从国际上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反应可以看出，相当多的国家都存在着对该倡议的矛盾心态。一方面担心“一带一路”建设影响自己在区域内的政治、安全乃至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却希望能够借助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上的优势能力，在某些具体的合作领域和环节上与中国分一杯羹。对那些在“一带一路”倡议上持中立乃至反对态度的国家来说，中国可以考虑参照一些成功的案例构建若干专门合作平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乃至一些多国合作项目的成功建设，可以为中国在推进这类专门平台建设上提供参考。这些项目通常具有较强的国际共识，并且能够形成强强合作、优势互补，其内容通常十分明确和具体，能够通过实实在在的效益凝聚各方力量。通过这类平台的运作，也可以逐渐明确“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内涵，来降低有关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疑虑，最大限度地加强“一带一路”倡议的共识。

畜牧兽医行业的发展离不开工作人员的发展，很多人都觉得这份工作很安逸，或者认为自己的工作不是很光鲜，就失去了自己的责任感、使命感，其实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尤其是在近些年，国家的食品安全问题引起了老百姓的强烈不满和恐慌，这就更需要从业人员提高自身素养，及时获取相关的专业知识，在执行工作的时候一定要严格按照相关的规章制度，确保在自己的环节不出问题。提高工作人员的责任感，就是提高整个行业的责任感，才能让畜牧兽医行业更加健康的发展。

第二，体制机制准备。一些不当策略与手段的根源来自于我国在一些领域还缺乏足够的体制机制支撑。在市场体制与企业制度上，一些企业在项目推进上仍然不是采用充分的市场运作，在实践上并未形成一套有效的管理体制，使得不能够对沿线国家的一些市场情况做出及时反应。这就需要我们一些走出去的重要企业，一方面能够构建更加灵活多样的体制机制来应对沿线国家复杂环境，另一方面在运作的过程中能够遵循当地基本的规范和价值。“一带一路”建设的人才缺乏则是当前我国未做好充足体制机制准备的另一个重要结果。当前新型开放体制的建立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需要大量各个层次、能够掌握新规范、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人才，以及能够扎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本地化人才。而我国在人才培养各个环节上都存在着与新要求的不匹配。一方面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人才储备，另一方面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上多个层次的人才面临紧缺。就关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学术研究来说，过去主要关注部分大国，而缺乏对沿线相关国家的基础研究与实地调研，这阻碍了我国政府及企业在这些国家采取有效的合作手段与反应策略。不仅仅是为了应对当前的一些紧缺领域的人才缺乏问题，人才培养还要为中国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目标而准备，这就需要教育科研等领域更深层次的体制机制改革。

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天然湖约2740平方公里，内湖1200平方公里。主要分为东、西、南三部分，东洞庭湖是湿地系统的核心，现均为自然保护区，生物物种丰富。还有许多名胜古迹，流传着一些神话故事，文化底蕴较浓。

(一)注重基础设施项目的经济性与社会性

“一带一路”在一个区域内能否有效地推进，离不开与该区域主要影响大国的合作，取得相关国家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共识十分必要。当前“一带一路”建设虽然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很大进展，然而“一带一路”的深入发展也引发出有关国家的若干疑虑。国际上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问题将会成为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必须应对的挑战，因而需要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由于这些问题涉及到的方面较多，本文归纳了其中四个重要问题进行研究。

第一，策略与手段的选择。在“一带一路”的推进策略和手段上，中国收获了许多方面的成功。但随着“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也应认识到之前所采取的策略与手段的局限性。首先，通过建立“一带一路”开放的合作原则和广阔的合作领域，可以与合作国家较为容易地取得合作，这样从总体上便于与相关国家取得共识，较为迅速地推广“一带一路”倡议。与此同时，过于宽广的合作领域使得部分国家认为“一带一路”缺乏明确的内涵与运行框架，在一些关键领域的保障不足，这使得部分国家对此表示疑虑与观望。其次，通过与沿线国家在战略和规划上寻求对接，这容易构建两国合作的政治互信以及为具体建设提供宏观的指导。如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最大限度消解了俄罗斯的怀疑态度，使得该方面的建设获得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政治基础，促进了中国在中亚这一关键区域的“一带一路”合作。但具体规划对接的完成不可避免地引发合作国家的一些期待，而这些期待与担忧是同时存在的，这就需要更为稳定与全面的合作机制做保障。还有一些问题主要来源于我国在推进“一带一路”过程中所采取的策略与手段未做好充足准备所造成的影响，如在一些基础设施推进上引来的批评是源于没有做好充分的经济核算和社会风险应对，造成建设结果严重偏离预期，继而引发负面社会影响；一些项目过于强调政治性，忽略了其中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这可能影响到部分国家对于该项目可持续性的认知；还有一些推进项目实际上并没有获得相关合作国内公共舆论的好感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在推进“一带一路”合作上应根据国际环境和合作国国内的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策略与手段。

(二)建设“一带一路”专门领域的合作平台

由于“一带一路”涉及的领域极其广泛，其所面临的环境也非常复杂，因而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取得成效的同时，也受到许多国家在多个领域的疑虑。通过归纳国际上对“一带一路”问题的认知，可以梳理出这些问题虽然涉及不同的主体或不同的领域，但对于这些问题的来源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层次来考察：

10.加快实现“一网通办”。推动落实审批服务“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要求，优化简化行政审批服务程序，最大限度缩短民营企业办事时限，方便民营企业创业创新。2019年6月底前整合部省两级中国法律服务网，优化服务流程，推进实现以中国法律服务网为统领的“三网融合”“一网通办”。

加强教师对混合式远程培训的认识，转变学习态度首先，教师的认识要由“被迫学习”转变为“积极主动内化学习”。在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中，得到他人的尊重是人的高层次需要，每个人都有自我精彩的一面，渴望得到认可，应当开展分享交流式学习[4]。其次，教师要学用结合，追求培训的实效，打破空间限制，积极参与线上的个人学习空间与教师工作坊，以教育教学中的问题驱动学习、交互。

(三)为市场运作建立保障

市场化运作一方面能够规避可能的经济风险，降低项目中可能涉及的部分政治敏感性，另一方面可以吸收更多的主体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来。因而共建“一带一路”要坚持市场运作，这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在对外项目合作中要重视民企的作用，发挥它们机制灵活、适应市场的特点。有关国企参与的海外项目的投资建设也可以和民企联合推进，利用彼此优势。二是对内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企业成本，优化营商环境。国内的市场体系完善与对外经济中的市场运作是相互联系的，完善的国内市场才能更为便利地在海外运用市场规则，更利于国内民营企业走出去，参与到“一带一路”项目建设中。因此，政府主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起到引导和搭台作用，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信息、资金等支持。

公安机关、银行等有关部门应及时开展信息预警，适时以真实案例为宣传切入点，揭露“套路贷”犯罪的行为特征，倡导民众通过正规渠道借款，远离不正规的非法放贷组织、个人，自觉抵制非法放贷行为，严防上当受骗。

(四)系统培养 “一带一路”专业化建设人才

应从全局上来看待建设“一带一路”的人才短板问题。“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需要大量的各个层次、各个领域的人才，这个培养过程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因此一方面需要从中国对外合作的长远角度着手，发挥政府、企业、高校、社会乃至国外各方面主体的作用，着手推进师资、课程、标准和服务保障等方面的建设，以将国际化教育导向融入到日常的教育中去。另一方面，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育合作，提高双方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劳务培训领域的合作水平，吸引沿线国家学生来华留学和培训，扩大与沿线国家的人才交流，鼓励各国人才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来。着重加强对沿线国家的国别研究，需要培养一批拥有地区国家专门研究经验与能力的人才，为中国与该国展开合作提供资讯与研究成果。只有培养和凝聚各个领域的国内外人才，才能为“一带一路”的顺利推进提供根本保障。

(五)改善自身软实力以促进民心相通落实

民心相通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根基。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不能仅满足于有形的硬件联通，更重要的是沿线国家民众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同。沿线国家在看待“一带一路”时常常伴随着矛盾心态，这种矛盾心态也与看待中国的态度相关。中国在向这些国家推广“一带一路”倡议，乃至共同进行项目建设的同时，也要注意到与这些国家在思想、生活与生产方式上的差异，更多地考虑到沿线国家的具体感受。因此，除了推进有形的如资金、基建介入外，还应注重适当的节奏和力度。加强自身软实力的改善，在与沿线国家的共同价值上形成更大的公约数，依托“一带一路”国际文化传媒领域的合作，寻求民众对于“一带一路”倡议与项目的认同，最终将“一带一路”愿景转化为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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