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波普尔(Karl Rairnund Popper，1902—1994)以其“证伪法”而闻名于世，被称为“批判的理性主义”。按照休谟提出的“归纳问题”，归纳法并不能得出逻辑的结论，因为经验归纳不能触及“无知的领域”，而这个无知的领域有可能推翻所谓“一般的规律”。为此，波普尔提供了一种思路，即在逻辑演绎过程中，通过经验上的“证伪”而确定“一般规律”成立的可能性。波普尔将他的“证伪法”嫁接到政治哲学上，对历史主义的正确性进行了考察。波普尔说历史主义是一种结不出果实的方法论。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中，波普尔说：“我认为历史决定论是一种涉及社会科学各学科的理论，这种理论把历史预言作为它的基本目标，……认为通过发现潜在历史发展中的‘节奏’‘模式’‘规律’或‘趋向’能够实现这个目标。”[1]136从中可以看出波普尔将这种历史主义决定论看成类似科学领域中的“一般规律”，按照这种规律，人们可以对未来进行预想，并根据历史发展的趋向来设计当下的政策。对历史主义的盲目自信很容易让人们不可避免地推论出极权主义也是不可避免的。波普尔认为，所有证明历史主义的证据都是不可靠的，同自然科学的规律一样，社会历史领域也不存在永恒的规律，对于人类的将来，充满了偶然性和不可预知性。波普尔说:“这类总括性的历史预言完全超出科学方法范围之外。未来依靠我们自己，而我们不依靠任何历史必然性。”[2]17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波普尔用了一半的篇幅对“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柏拉图进行了批判，指出其历史主义是极权主义理念的根源。

1.个人主义色彩浓厚。受西方思想的影响，部分学生不愿意参加社会公益活动或志愿服务活动，自私心理较为突出。

一、柏拉图的理念论是一种方法论本质主义

波普尔认为，柏拉图的理念论有两个来源。

其一是赫拉克利特的流变学说。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不是由物质材料组成的稳定的结构，而是一切变化的事实的总和，“万物皆流，无物长驻”，但赫拉克利特又在这种永恒的变化中得出一种永远不变的法则、尺度或者理性。波普尔认为，赫拉克利特的这种既强调宇宙变化又认为宇宙按照预定秩序发展的观点正是历史主义和反民主趋势的特征(这种哲学暗示一切变化背后都有一种驱动力，是一种“社会动力学”)。进而波普尔指出：“在社会大变革时代里，各种历史主义很容易凸显出来。”[2]41赫拉克利特的哲学受到他所经历的社会和政治动乱的激发。柏拉图也生活在一个战乱和冲突频仍的时期。波普尔认为，柏拉图在万物流变的感觉中找到了和赫拉克利特哲学相似的宇宙法则，即，所有流变物都注定要退化的“衰败法则”，所有的社会变化都是腐败、退化、衰亡，而唯一发生作用的力量是宇宙力量。但是与赫拉克利特不同的是，柏拉图相信存在着一种不衰败的完美事物，对这种完美事物的信念被称为形式论或理念论。

其二是苏格拉底的探寻本质的方法。既然万物都处于流变当中，我们就不可能对它们有确切的认识，而只有虚妄的意见。而柏拉图所寻求的不是关于经验世界的含糊的意见，而是不变世界的纯粹理念。他从苏格拉底那里得到了启示，那就是在不同类型的事物或行为中寻找其本质。柏拉图将这种方法发展为判定一物的真实本性或形式或理念的方法。这样，柏拉图既保留了赫拉克利特的流变的观点，又在苏格拉底那里找到了认识流变事物的方法，即在可感事物中发现不变的东西。

柏拉图认为，理念可以用来阻止道德的退化，抑制政治领域的腐败，进而阻止历史的衰败趋势。但是阻止变化避免衰败必然会违背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波普尔进而分析，柏拉图的历史主义是有一定限度的，因为在柏拉图身上有一种被称之为“社会工程学”的态度。与历史主义者相反，“社会工程师”并不首先判定历史的发展趋势，而相信人是历史的主宰，人可以按照自己的目的去创造自己的未来。柏拉图的目的在于通过建立一种完善的国家来逃脱历史发展的规律，这种完善国家的原型就是理念，它永恒地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中：“它是事物的品质、理想和完善。”[2]55

波普尔认为，柏拉图的理念论是一种方法论本质主义，方法论本质主义相信可感事物是不变的，科学的任务就是去发现和描述它们的本质，也就是说，本质是可以通过理智的直觉发现并具有专门的名称。这一方法具体可表述为：“我们能够认识事物的不变本质；我们能够知道本质的定义；我们能够知道它的名称。”[2]67波普尔认为，在没有回答“是什么”的问题之前无法弄清楚“是怎样”的问题，而本质主义方法论经常犯这种错误，它以直觉下定义的方法造成了对研究事物的含糊判定，是不科学的。这种方法论本质主义运用于社会科学大部分问题的研究，是社会科学之所以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柏拉图的描述社会学是一种历史主义方法论

波普尔说，柏拉图是最早一批社会科学家的一员，他成功地将他的唯心主义方法应用于分析人类的社会生活。波普尔认为，柏拉图以理念论及衰败理论为思辨的基础构造了一种符合实际的社会理论，这种理论将现存的国家视为不变和完善的理想国家走向衰退的摹本，柏拉图试图描述这种国家的理念或者与之接近的某种社会，这样就“能够解释希腊城邦国家历史发展中的主要趋势，也能解释在他所处的时代发挥着作用的社会与政治力量的历史发展趋势”[2]75。这是一种历史主义社会学，他将这种历史主义的原则应用于讲述社会有机体走向衰落的故事，并相信这种衰落伴随着道德的退化和灵魂的堕落，是一种理所当然的趋势。

3.3 体育课程评价重视过程 体育课程评价是体育教育项目持续的、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对学生进步的质与量的评价，是检验体育课程实施过程与结果的重要手段，也是激励学生学习的有效方式。各国在体育课程评价方面都比较重视，而且过程性评价占比更高。

(一)理想主义——趋向静止、遏制变化的方法

每次，只要我端起喂狗的碗走下楼梯，趴在地上的小狗就迅速跳起来，朝我“汪汪汪”地高声欢叫，脖子上的铁链被它摇得哐啷哐啷响，看来它已经习惯了每天由我这个小主人给它端饭、送水，并清楚地知道我手上拿的正是它的美食。

(二)自然主义——真理与价值同一的方法

波普尔认为，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着自然规律和规范性法则，自然规律是一种事实，它是可证伪的，但却是不可变更的。而规范性法则是人为制定的道德标准或规范。波普尔认为“封闭社会”的特征是“朴素的一元论”，即自然规律与规范性法则尚未做出区分的阶段，当人们意识到人为的规范或许是基于某种自然法则，但决不可能从自然法则中直接推导出来，就导致了事实与规范的“批判的二元论”。波普尔认为，柏拉图的历史主义属于朴素的一元论和批判的二元论的中间立场：生物自然主义。柏拉图认为国家具有完美的理念特征，而个人是国家的不完善摹本，这是一种整体论的观点，即只有稳固的整体是真实的，而短暂易逝的个体则没有真实性。全体是比个体更高范畴的一个“自然”单位。单个的人只有通过国家或者处在国家之中，才能达到完善，所以国家必须处于比个体更高的地位上。国家与个人相互依赖，但是这种依赖关系以国家对个人绝对的优越性显示出来，这表现为，一个完美的国家的衰落或瓦解的开端，产生于个体人性的不完善或种族的退化，而不是国家内部结构的缺陷。波普尔认为，柏拉图构想的国家有机体理论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完美的国家也逃不脱历史衰退的规律，而且“导致了他在其他方面十分出色的分析当中渗有的非理性的、异想天开的和浪漫主义的成分”[2]171。

三、历史主义必将导致极权主义

波普尔认为，柏拉图的政治纲领是基于他的理想主义和自然主义，其方案是，回到自然中去，阻止所有的变革。柏拉图政治纲领中的所有要素都导源于其政治要求，而其政治要求又植根于历史主义社会学。柏拉图的政治要求有两个最主要的要素：一是严格的阶级区别；二是国家与统治阶级共命运，国家利益至上，个人必须服从整体。由这两个要素可以推出其他三个要素：一是统治阶级对军事的垄断权，但被排除在经济活动之外；二是统一思想，制止革新；三是国家必须自给自足。波普尔认为这样的政治纲领被描述为极权主义是极为公允的。

(一)柏拉图正义论是一种反平等主义

柏拉图认为正义就是每个人牢记他自己的职责，国家的正义就在于三个阶级各司其职。波普尔说，柏拉图不把正义看成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把它和阶级特权原则等同，是以阶级关系为基础的整个国家的一种性能。“正义理念最根本的要求就是天生的统治者就该统治，天生的奴隶就该被奴役，这是历史主义要求的一部分：为了阻止所有的变化，国家应当是它的理念的复制，或者是它真正的‘本性’的复制。”[2]236波普尔认为，对于柏拉图来说，平等主义是他的最大敌人，他将竭力摧毁它，但又不敢直面它。在他的《理想国》及所有的著作里，都是对新的平等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挑战的回击。波普尔总结了人文主义的正义要求：一是彻底均等原则；二是普遍的个人原则；三是保护公民的自由是国家的任务和目的。而柏拉图极权主义的正义原则要求则与此截然相反：一是自然特权原则；二是普遍的整体主义或集体主义原则；三是保持并加强国家的稳定是个人的任务和目的。波普尔从这三点阐述了柏拉图正义理论的反平等主义和极权主义性质。

柏拉图希望建立的是一个“不仅比我们的世界好一点并且更为理性的世界，而且是完全消除它的所有的丑恶的世界：不是一条百衲被、一件胡乱拼制的旧衣服，而是一件完全崭新的外衣，一个真正美丽的新世界”[2]309。这种和谐统一的政治蓝图是唯美主义的，而且只能导致乌托邦主义。乌托邦工程意味着按照理性的要求从整体上重建社会，这就要求少数人的集权统治，就可能导致独裁，而独裁者无法弄清他的意愿是否和重建社会的措施相符，而且不容易听到人们对他的各种措施的抱怨。乌托邦工程的另一个困难是独裁者的继承者问题，假如乌托邦工程在独裁者的有生之年不能实现，而继承者又不追求同一理想，那么人们为这个理想遭受的苦难则是徒劳无功的。

柏拉图的学问统治，其根据也是国家的利益。尽管他的智慧理论的很多因素受苏格拉底的影响，但实际上已经完全背叛了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所指的智慧是“知道自己的无知”，哲学家是指“爱智者”；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助产术的形式获得智慧；统治者应当是心智诚实的人。而柏拉图则认为智慧是指能够通晓一切神秘领域的能力；只有统治阶级才能而且必须接受教育；教育是通过灌输的形式而不是批判性的思维对大脑和灵魂进行塑造，使人们丧失独立思考和行事的能力。统治者应当由最博学的人担当。这样柏拉图就由苏格拉底的理智主义曲解成权威主义。与苏格拉底的讽喻、理性、真实的世界相比较，柏拉图却构建了一个因其具有魔幻般的权力而使他凌驾于普通人之上的哲学王国，这是反人道主义的，是一种退步。

波普尔认为，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这一问题与平等与不平等密切相关，个人主义相对于集体主义，利己主义相对于利他主义，而柏拉图将个人主义与利己主义等同起来，将集体主义与利他主义等同起来，但是“事实上集体主义并不反对利己主义，也并不和利他主义和无私相同一”[2]207。柏拉图只是利用了人们无私的道德情感，给人文主义者打上自私的印记，以此来攻击个人主义。他的主张是个人应当推进集体的利益，应该为了集体而存在，否则你就是自私。他把《理想国》中的政体描述为国家的最高形式，在这个形式里，每个人都被格式化。他强调军事纪律，并由此制约公民的整个生活，这种统治别人和被别人统治的习惯从和平时期，从孩提时代就应当强化。柏拉图不关注大家通常所称的正义问题，即调试个人的要求使之适应国家的要求，他所关注的是集团的整体。正义对他来说，不过只是集体机体的健康、团结与稳定而已[2]215。个体只不过是国家这面大钟上的齿轮，他们被恰当地安装在一起，使之符合整体，保持自己的职位是一种美德。波普尔说这种道德标准是一种极权主义伦理学即集体效用论。

既然理念是恒常不变的、善的和完美的，那么变化只能导向远离完美和善的一种运动，也就是趋向衰败，所以柏拉图教导人们，变化是邪恶的，而静止是神圣的。柏拉图将这种规律应用于人类社会和历史，他在《理想国》里论述，理想的城邦是由最智慧的人统治的君主政体，但是由于利己心激起的内部矛盾和阶级斗争使得政治开始退化。波普尔说柏拉图的这种关于社会衰败的理论“旨在设计一个由一条进化规律支配的历史阶段体系；换言之，柏拉图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历史主义的社会理论”[2]86-87。波普尔认为，柏拉图的历史阶段体系是和近代历史主义者的体系一样的，即他们都相信有一条历史进步规律。柏拉图发现，由阶级利益的对抗所激起的阶级斗争是政治革命的推动力量。他认为只有统治阶级内部的反叛能够削弱甚至推翻其统治，于是，为了避免阶级斗争，柏拉图进行了严格的阶级划分，赋予统治阶级一种不可挑战的优越地位。波普尔说，首先，柏拉图是在描述一个作为始祖的城邦，其次，柏拉图是着眼于稳定性(只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团结)来构想城邦的。柏拉图的教育也纯粹是为了政治目的，统治阶级的生育和教育是一种阶级特权，把它们作为一种有力的政治武器，以此来“放牧众牲”，有助于统治阶级结成一体。

(二)哲学王统治是一种权威主义

在历史的推动者或领导者问题上，柏拉图主张哲学家当王。在波普尔看来，“谁应当统治”这一《理想国》的重要议题本身就预示了城邦未来受历史规律的支配，应然的统治者意味着历史规律的解密者和执行者。

波普尔认为柏拉图是一位艺术家，他将政治作为最高的艺术，为了美而重建城邦，这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审美热情，他的“绘画必须先彻底擦干净画布”的做法导致两种可怕的后果，一种是自我毁灭，一种是用孤注一掷的希望代替对社会问题的持续的理性的思考，这是一种危险的热情。“即使怀抱着建立人间天堂的最美好的愿望，但它只是制造了人间监狱——人以其自身的力量为自己的同胞们准备的地狱。”[2]326波普尔认为乌托邦主义从整体上重建社会的方法是名副其实的扫荡性的变革，因为我们对于雄心勃勃的要求没有确凿可靠的知识以及知识所需要的实际经验。波普尔主张：“政治必须维护个人主义和平等主义的原则，追求美的梦想必须服从于处于苦难之中的人们以及和遭受不公正之苦的人们的迫切需要；并服从于构造服务于这样的各种制度的迫切需要。”[2]321-322唯一理性的社会工程是零星工程，他认为零星工程师不赞成整体设计的方式对待社会变革，他也许会把社会看作一个整体的一些理想，不过这些理想仅仅是一部分，他们采取一个部分一个部分的小规模的调整，来实现对社会工程的改造。这样就可以避免乌托邦主义或整体主义改革时带来的意想不到的麻烦。

1）通常中频信号强度较高，为了防止发生空间信号串扰消弱滤波效果，必须对滤波器周围空间可能串扰的地方物理隔断措施；

波普尔认为，作为历史的推动者和领导者，哲学王追求的真理的标准是“是否有利于国家利益”。他把寻求阻止国家变化的一切知识作为自己寻求智慧的终极目的，哲学王为了实现国家的利益，有权利不惜利用谎言和骗局欺骗被统治者以及统治者内部的其他人。如必须“对编故事的人进行审查，接受好的故事，拒绝坏的故事”[2]338，有权利利用宗教为他的政治机会主义服务，如利用血统跟土地的神话，不仅是赤裸裸的对被统治阶级的专制，也是赤裸裸的精英种族的统治。柏拉图还要求对那些对神的观念偏离了国家的观点的人施行严厉的惩罚。

其次，重视合同管理人员的培训工作。合同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合同管理的质量，因而应当重视经济合同管理人员的培训工作。应按需设置培训内容、重点突出、增强培训的针对性。要不定期举办法律知识学习班，聘请合同法律专家、学者讲授《民法通则》《合同法》《招标投标法》《担保法》等法律法规等基本知识，在学习中培养并不断增强合同管理人员法律意识，提高签约技巧。

(三)乌托邦工程是一种整体主义

波普尔认为地道的平等主义要求不承认任何自然特权，每个人都应该受到无偏见的对待。而柏拉图的正义原则和平等主义截然对立。他利用了自然主义的观点，认为人天生就是不平等的，所以不能把平等给予不平等者。他就为天生的领袖要求自然的特权。

“伟大人物经常犯伟大的错误”，波普尔破除遵从古人的习惯，指出柏拉图思想中所包含的那些可能导致历史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各种因素，是对迷信历史的极权主义的警告。波普尔分析问题的方式包含了他对他那个时代极权主义深深仇恨的情绪。波普尔是“生活在自由观念发展的一种环境中，由于法西斯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共同兴起而持久地受到伤害”[3]59，而寻求着用思想与极权主义作斗争的知识分子，他不可能不关注当时的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的译者说，促使波普尔写这本书的直接动因就是“1938年3月接到奥地利遭到入侵的消息”。波普尔说：“《历史主义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是我为战争而作的努力。我认为自由会成为一个中心问题，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重新复活和大规模‘规划’的思想影响之下；因而这些书意味着反对极权主义和独裁主义的思想以保卫自由，以及对迷信历史主义的危险提出警告。”[4]120也许正是这种政治义愤，加上他将证伪主义的方法应用于社会政治领域，使他的理论带有一定的偏激和片面性。

通过对阶级特权的强调，柏拉图的正义理论把“谁应当统治”这一问题置于政治理论的核心。波普尔说，将这个问题当作根本性的政治学的问题，就心照不宣地假定政治力量根本上是不受限制的。政治权利就是不受制约的统治权。波普尔赞成的是对统治者进行制度统治和权力之间制衡的理论，在现实社会中我们的领导者的资质可能只在中等及以下，这样就能尽可能地为最差的统治者做准备[2]258。但是在柏拉图那里，这个问题变成了挑选天生的领袖并训练他们的领导才能，而训练统治者乃是教育的最大任务。这就是柏拉图的领导权理论和智者领导理论。

四、余论

此外，鹤壁、三门峡、商丘和济源在2010-2016年间中介中心度一直为0，表明这些城市在河南省中的中介地位极低，对区域内其他城市旅游经济联系的交往疏散不起作用，在旅游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受其他节点城市的限制作用明显，独立性弱，处于河南省旅游经济网络的边缘位置。在河南18个城市中，安阳是除郑州外唯一一个7年来中介中心度不断下降的城市，在2016年安阳的中介中心度下降为0，安阳虽作为最早的核心城市，但是核心城市的功能却在不断弱化。

(一)波普尔以进化论的观点评判柏拉图的政治哲学并不合理

他对柏拉图缺乏同情的理解，他笔下的柏拉图是一个现代柏拉图，一个作为现代民主社会的敌人的柏拉图。柏拉图理想国构建的基石是古代的自然法理论，而波普尔是用现代性的观点进行反思和批判。他用现代关于民主的观念去评价古希腊城邦政治理论，忽略了柏拉图所处的特殊时代背景与思考问题的方式，显然是不合理的。与注重消除个人权利行使障碍的现代消极国家不同，柏拉图所处的时代更多的是认同公民有义务促进城邦的善，在希腊人的意识中也很少会将自身置于城邦的对立面。波普尔以现代的眼光评判柏拉图未免苛刻。这种评判标准下的柏拉图不再是关注古典正义的哲学家，他的很多正确的论断被盲目地一概否定，这对于柏拉图是非常不公平的，对于政治哲学的研究与发展也是不利的。

互联网具有虚拟性，互联网金融是完全通过网络传输来实现的，对信息技术手段的要求很高。没有过硬的互联网技术就容易导致互联网金融的资金安全问题。例如，由于互联网操作技术的不过关造成黑客和病毒的入侵，导致计算机软硬件失去作用、信息泄露、资料被篡改等后果，这对资金的安全是极其不利的，容易使资金被盗[1]。此外，在我国互联网技术还不够成熟，我国的互联网金融机构的技术支撑大多是从国外购买的。由于我国互联网技术的核心技术的缺乏，大量的对外来软硬件的引进，使我国的金融信息安全失去了保障。

(二)“证伪主义”批判社会政治领域带有浓厚的科学主义色彩

波普尔的自然科学“证伪主义”倾向过于强调事实和价值的分离，否认人类的理性预测能力。将柏拉图哲学简单化为历史主义，显然不合理。这种价值中立的研究方法，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问题。他依靠经验论的证伪方法，对柏拉图的政治学说进行批判，认为柏拉图笔下的理想国脱离现实，无视个体的权利与自由。但是这种经验主义的方法只是适用于事实领域，而古典政治哲学关注的是“善的正义”这一价值层面的问题。凭借经验主义并不能为这一问题做出回答。正如施特劳斯所指出的，价值领域本来不具有完全的确定性，无法采用中立的态度对政治哲学进行评价，当指责专制或极权主义时，这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认为过去的一切都落后、不符合时代的观点同样包含着价值观念。在施特劳斯看来，柏拉图并非是极权主义的始作俑者，即便在理想国中，他所主张的极端理想的哲人王统治与法西斯主义也存在本质的区别。古典政治哲学考虑的更多的是关于善恶、正义的问题，忽视这些必然导致社会道德的退化以及精神上的虚无主义，这才是现代西方民主制的最大危险。

(三)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具有鲜明的否定性

波普尔认为历史主义就是对“必然的”历史发展的可知性和可预见性的信仰，是“对知识的非分要求”，它教导人们相信历史背后有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支配着，个人对历史的命运是无能为力的。波普尔认为复杂的现实世界不能通过一般性的知识和概念而必须通过清晰表述的单一观察进行把握，进步总是通过解决各单一问题得以实现的。与柏拉图的乌托邦工程相反，波普尔主张的零星社会工程是以理性的批判的可能性为前提，从而也是以言论自由和多元主义为前提，他把根据这些原则组织起来的自由主义社会视为开放社会；而被本质主义和整体论思想所迷惑的社会则没有自由和多样性的位置，因而是封闭社会。柏拉图的历史主义是以理念论为形而上学基础，在方法上是本质主义，在政治领域就导致了极权主义，因此属于开放社会的敌人。波普尔批判的理论来源于启蒙运动以来的民主、自由和个人主义，但是他的零星社会工程也不一定能解决所有问题，有可能会造成新的权威主义。

参考文献：

[1] 夏基松.波普哲学述评[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

[2] 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卷[M]. 陆衡，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3] 博杜安.卡尔·波普[M]．吕一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4] 波普尔.无穷的探索：思想自传[M]．邱仁宗，段娟，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关于婚姻无效的申请权利人，因情况而异。在俄罗斯，因未达到法定婚龄且未依法得到允许而结婚，当事人、当事人的父母、当事人的监护人、监护机构、检察官可以提起婚姻无效之诉。当事人已成年的，只能由其本人提出，删除了原来关于这种情况下也可由检察官提出的规定。［5］(P599)在我国，未达到法定婚龄的一方及其近亲属可以提起婚姻无效之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