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作为支撑官僚制度的重要杠杆，不仅对官僚政治有着补强的作用，而且有助于士人群体实现社会阶层意义上的垂直流动，对帝制社会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由此，明代铨选官吏尤其重视“甲科”，尽管在明初流行荐举，后来进士、举贡、吏员三途并用，但建文永乐以后重视科举出身则是不争的事实，国家不仅以“科目为盛”，而且“卿相皆由此出”[1]1675。洪武首科即着力突显国家对科举人才的重视，甚至有“中外文武，皆由科举而选，非科举勿得与官”这样颇具理想色彩的行政用人规划[2]59。拥有科举出身，不仅是及第士人及其家族的幸运，一定程度上也可以透过某一地域中科第人物的多寡和分布的疏密，考察当地文教发展的基本情况。本文拟通过对明代豫西河南府进士的区域分布进行研究，考辨历次科考河南府所出进士的确切数量及变化曲线，探讨区域文化差异和人才产生所需政治、经济、社会等资源的深层原因。

汉水畔房陵的中华诗祖尹吉甫，创造了中国最早的个人署名诗篇，并且采编了中国诗歌元典《诗经》；《诗经·汉广》描写的汉水神女，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江河女神形象。

一、明代河南府各州县进士的数量考证

明代河南在豫西地区的科举人才主要集中于河南府。洪武元年(1368年)改元朝河南府路为河南府，“领州一，县十三”[1]983，下辖洛阳、偃师、巩、孟津、宜阳、洛宁(清代改为永宁)、新安、渑池、登封、嵩、卢氏等十一县，另领陕州，下辖灵宝、阌乡二县[3]。统计上述辖区县相关志书，明确各州县进士的具体人数和地域分布，经分析可以明显看到传统社会中人才地域分布的一般特点。

经核查，明代河南府进士总人数为258人，属于明代河南产生进士较多的地区，但分散到各个州县，则明显呈现区域人才分布不平衡的态势。这是明代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普遍反映。横向比较河南府辖下一州十三县，府治所在的洛阳进士人数最多，达126人，远超其他州县，人才的集聚和不均衡表现得相当突出。

 

表1 明代河南府进士人数分布表

  

洛阳偃师巩孟津宜阳洛宁新安渑池登封嵩卢氏陕州灵宝阌乡总数1269913471058191014195258

(数据来源：雍正《河南通志》、同治《河南府志》、嘉庆《洛阳县志》、乾隆《偃师县志》、民国《巩县志》、嘉庆《孟津县志》、光绪《宜阳县志》、民国《洛宁县志》、民国《新安县志》、民国《渑池县志》、咸丰《登封县志》、乾隆《嵩县志》、民国《陕县志》、光绪《卢氏县志》、民国《灵宝县志》和乾隆《阌乡县志》)

综上，各种控制方式均有自己的优缺点，具体如何选用取决于客户的实际需求。根据大量的工程实际经验总结分析，针对相对独立的炉排系统，现阶段最适宜的控制方案为“部分纳入DCS”的方式。设置独立的就地ACC控制柜（PLC柜），可以可靠地对现场设备进行操控，再通过数据通讯及少量硬接线的形式与DCS进行数据交换，将设备运行状态和重要信号反馈给DCS，从而整体监控，最终实现统一管理。

经查，嘉庆《洛阳县志》中遗漏的进士有洪武十八年(1385年)乙丑科李震，据同治《河南府志》补入；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癸丑科温如春，河南洛阳中护卫人，为三甲第一百零七名，据《索引》、同治《河南府志》补入。误增进士有宣德二年(1427年)丁未科张钺，本为新安人，正统四年(1439年)己未科三甲第十名，据嘉庆《新安县志》《索引》更正；而且嘉庆《新安县志》中载张钺二子张澍、张澜分别于成化二年(1466年)、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中进士，张钺为新安人无疑。正德三年(1508年)戊辰科孙凤，嵩县人，洛阳籍，同治《河南府志》《索引》记为洛阳人，乾隆《嵩县志》有传，今纳入嵩县进士名录。成化十一年(1475年)乙未科辛兴，查《索引》及嘉庆《洛阳县志》并无此人，也无此人传记，故存疑，不纳入考查人数。万历二十年(1592年)壬辰科乔允升，孟津人，洛阳籍，嘉庆《孟津县志》有传，同治《河南府志》记为孟津人，不纳入洛阳进士考查人数。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癸丑科李荫华，《索引》中查无此人，也无此人传记，而同治《河南府志》收录，存疑，不纳入考查人数。同治《河南府志》中所载洛阳进士也存在问题。万历二十年(1592年)壬辰科马从龙，为三甲第六十五名，府志载其为“洛阳人，新蔡籍，通政使”，查嘉庆《洛阳县志》却未收此人，故不纳入考查人数。明代洛阳及河南卫进士人数，都与同治《河南府志》《索引》等文献进行了核实，得出较为可信的人数为126人。

发病初期，病蛙食欲不振，群集而畏缩不动，不肯下水。蛙头、背、四肢失去光泽，继而表皮局部开始腐烂、脱落，暴露出白色真皮层，严重者真皮下见溃疡灶，露出红色肌肉和骨骼。解剖可见病蛙腹腔内有大量透明、清亮腹水，肠壁薄而透明，肝、肾、脾等实质器官肿大，部分病蛙肝脏表现为花斑状。

通过明代河南府进士的具体人数统计，明显可以看出人才分布的极端不平衡和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基于自然地理、经济、人口、农业、行政区划等因素导致的进士分布的地域差异，不仅是社会变动的有效考察指标，而且对科举人才的产生，及由此形成的人才的社会身份的流动关系产生重要影响。进士作为地方上社会身份变化最为突出的精英群体，分析其地域分布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人才与地方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理解深度。

民国《巩县志》的《选举》部分对前代县志错误进行了考证，如洪武四年(1371年)辛亥科进士赵斗南，嘉靖《巩县志》记作庚辰科进士。洪武一朝并无庚辰科，有可能是嘉靖《巩县志》为避讳而将建文二年(1400年)庚辰科作为洪武一朝的科次。《索引》也记载赵斗南为洪武四年(1371年)辛亥科三甲第九十九名。旧志刊刻错误较多，如成化十四年(1478年)戊戌科与嘉靖五年(1526年)丙戌科就分别误写为戊辰与丙辰，民国《巩县志》都作了纠正。

嘉庆《孟津县志》所载万历二十年(1592年)壬辰科进士乔允升的归属存在争议。乔允升死后，被祀乡贤、名宦，志书中有传，但嘉庆《洛阳县志》却言及此人为洛阳籍，纳入洛阳进士名录。同治《河南府志》记载乔氏为孟津人，洛阳籍，官至刑部尚书；《索引》记载乔氏为壬辰科三甲第一百三十六名，但在籍贯上与府志的写法一致。综合考虑所查资料，将乔氏作为孟津进士处理，所以明代孟津进士人数有13人。

光绪《宜阳县志》中共有明代进士4人，其中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己未科进士任政，为当年三甲第五十四名，县志误记为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据《索引》、同治《河南府志》改正。《索引》载天启二年(1622年)壬戌科三甲第一百三十九名进士李中正，县志误记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己未科进士，据《索引》、同治《河南府志》改正。

民国《洛宁县志》中，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甲辰科进士范宗文，洛阳人，洛宁籍，同治《河南府志》记为刑部郎中，纳入洛阳进士名录。《索引》存疑，虽记范宗文为洛阳人，但也保存了洛宁籍的记载。今从府志，视范氏为洛阳人。洛宁县在明代共有进士7人。

民国《新安县志》卷十《仕进表》中失录洪武十八年(1385年)乙丑科进士李哲，据雍正《河南通志》补缺。前文对正统四年(1439年)己未科张钺的考证，在《仕进表》中再次得到证明。张钺之子张澍、张澜二人同为进士，民国《新安县志》中延续了旧志的说法。不过，民国志中出现了脱文误字的现象，如对张澍的备注“旧志成子也”的“成”本应为“钺”字。经过核查，明代新安县共有进士10人。

由于明清编撰的志书并非全然可靠，其中存在种种瑕疵，在核查明代河南府科举人才资料时，发现志书在人数、籍贯、场次，甚至人名书写等方面都有明显的问题，因此需要对各县进士的基本情况进行辨析，一般都经过至少三重核查：一是查找县志关于其人的记载，二是对比同治《河南府志》中《选举》部分的进士名录，三是核对《明清进士题名碑路索引》(下文简称《索引》)。

嵩县在元朝时为嵩州，领卢氏县，隶属南阳府，洪武二年(1369年)，降嵩州为嵩县，改隶于河南府。乾隆《嵩县志》所录洪武四年(1371年)辛亥科王弢和齐鲁、二十四年(1391年)辛未科张让、二十七年(1394年)甲戌科杨輗等四人，不见于《索引》，皆据同治《河南府志》补入。其中王弢、齐鲁二人，县志有传。正德三年(1508年)戊辰科孙凤，同治《河南府志》记载：“嵩县人，洛阳籍，湖广布政使。” [4]卷31页9《索引》则记为洛阳人，三甲第一百九十一名。嘉靖、康熙两部《河南通志》皆记为洛阳人。但是查找《嵩县志》关于孙凤的传记则有这样的记载：“凤父浩，本以商贾起家，及凤贵，游历中外，家仍旧业，亦见清操云。祀乡贤。”[5]卷27页4孙凤在嵩县被祀为乡贤，说他是洛阳人就有些牵强。康熙《河南通志》延续了嘉靖《河南通志》的内容，同治《河南府志》做了补充，明确了孙凤的归属，应视其为嵩县人。《嵩县志》也有误字现象，《贡举表》中“贾淇”误为“葭淇”，“杨归儒”误为“杨维儒”，如果将来进行文献整理，应予修正。

卢氏县在元朝时隶属嵩州，洪武元年(1368年)四月，明廷改卢氏县属河南府，三年(1370年)三月，又改卢氏县属陕州治下。光绪《卢氏县志》卷七《选举》中“任佐”条有必要进行说明。县志记载：“任佐，景泰庚午科，详人物。”[6]卷7页3县志《人物》传提到，任佐参加景泰元年秋闱，不幸遭遇考场火灾，同场士子幸存者仅七人，任佐是其中之一，“事闻，上异之，恩赐及第，佐预焉”[6]卷8页2。明代宗恩赐任佐进士及第，但这属于特例，而非明代科举制度的常规。严格说来，由于任佐没有参加会试，皇帝的恩赐并不能构成其成为进士的理由，尽管他的传记中有着十分传奇的故事及其后来显赫的官位。这也是《索引》为何不录其人的原因，毕竟他没有参加会试。此外，光绪《卢氏县志》的《选举》部分错误较多，人物的先后次序及科考场次都有错误。如本为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三甲第一百六十七名进士的李作乂，县志误写为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甲辰科；本为天启二年(1622年)三甲第一百三十九名的李中正，县志误写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己未科；甚至崇祯十年(1637年)二甲第二十七名的赵濬，在县志中被误写为天启丁丑科，而实际上天启年间并无丁丑科。经过整理，卢氏县在明代共有进士10名。

晚明耶稣会入华，拉开了16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序幕。传教士传播西学和天主教，获得了普遍的同情和赞赏，与此同时，他们擅长“点金术”的谣言在晚明社会蔓延开来，以金诱人入教、资金来源不明成为反教者攻击传教士的内容。本文以“点金”谣言为切入点，描绘明末社会流传的传教士“点金术”谣言的情况，分析谣言产生原因，探讨护教人士，尤其是教徒的辩护，展示中西文化互动交流背景下，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和反应。

民国《陕县志》的进士名录较为准确，经过比对、核查，可以确认明代陕州共有进士14人。

民国《灵宝县志》原载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进士韩国籓，《索引》记其为南京鹰扬卫人，三甲第二百零七名，而非灵宝人。雍正《河南通志》记韩国藩为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辛丑科进士，科份有误。故此，韩国籓不列入进士名录。民国《灵宝县志》误将杜希鹏列入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丙辰科，通过《索引》可知杜希鹏为万历二年(1574年)三甲第一百八十一名进士。灵宝县在明代的进士人数共有19位，属于除洛阳之外表现较为突出的县，反映了当地的文化程度和士人的向学之风较好。

由此可见，作为府治所在的洛阳县，对整个河南府科举人才的产生有着巨大贡献。比对除洛阳县之外的其他一州十二县，其进士人数的总和仅有132人。这些州县的进士明显地表现出区域分散和数量稀少的特征，而且纵向考察这些州县进士产生的时间，也有着时多时少的情况。现列表对比明初河南府各州县首位、次位进士的产生时间及二者的时间差(见表2)。

二、明代河南府进士的区域分布格局的历史分析

乾隆《偃师县志》中，薛蕙、朱旒、褚宝、李启昭四人均为军户出身，县志载其皆属外籍，但从县志、同治《河南府志》皆收录其人，《索引》也记为河南府当地之人，故纳入考查。薛蕙、朱旒二人，县志《文苑》有传;褚宝、李启昭二人，《索引》记为洛阳人，但据县志中传记和同治《河南府志》所载，应为偃师人，纳入考查人数。故此，明代偃师县有进士9人。

本研究中，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96.7%，显著高于对照组的8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24小时动态心电图观察组ST段压低持续时间、ST段压低、室早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可见，针对冠心病合并快速心律失常患者应用倍他乐克联合稳心颗粒治疗效果显著，患者依从性好，不良反应少，能够使患者症状得到有效改善，在具体应用中需重视个体化用药。

(一)明代河南府进士的集聚现象与人才分布的不平衡

人才的发展有赖于教育，教育的发展促成人才的产生。河南府的教育资源，不仅有府州县学的官方教育体系，而且有当地的义学、书院等教育场所，对人才培养发挥重要作用。但通过对科举人才数量及地域分布的研究，表明此类教育资源并非均衡，资源的集约性在府治洛阳得到充分体现，而除洛阳之外的其他州县则相形见绌。相比之下，明代河南府虽然称得上是科举兴盛之地，但对比强烈的人才分布差异造成明显的地域性集聚现象，时至今日仍不时得见，细究其因，对今天的教育政策和人才培养仍有参考意义。

  

图1 明代河南府进士人数与洛阳县进士人数对比图

作为府治所在的洛阳县，无论是在区域经济因素，还是在人文地理方面的优势都是显而易见的。洛阳县在明代河南属于科举人才的集中之地，产生了所谓人才集聚现象，而且以洛阳县为中心，科举人才的产生也呈现辐射分散的分布特征。我们还发现明代洛阳县进士人数与整个河南府的进士人数存在共振关系。

在对比数量的基础上，我们通过下面的曲线图或许可以更为直观地了解明代河南府进士人数的变化情况(见图2)。正是持续性地涌现科举人才，才使得洛阳县与河南府之间的人才共振关系表现得相当突出。

科学的体育运动不仅对促进血液循环、消除疲劳等具有良好的功效；而且能够提高心肺、肝脏和肾的功能，全面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经常参加体育运动可以改变学生不良的生活习惯。体育养生对增强体质、消除疲劳、调整心理、促进健康等具有良好功效，通过体育锻炼，不仅可以强身健体、修身养性，还能营造积极的学习和生活态度。

  

图2 明代历次科考河南府进士人数与洛阳县进士人数变化曲线图

乾隆《阌乡县志》在明代有进士5人。县志《选举》中有两处误记：一是天顺元年(1457年)三甲第三十七名的姜清，县志误记为景泰丁未，而景泰年间并无丁未，故据《索引》改正；二是县志误将陈铎的科次写成成化甲午，实际应为成化二十年(1484年)甲辰科，陈铎为三甲第一百六十八名，据《索引》改正。

 

表2 明代河南府各州县首位、次位进士产生及相差时间表(单位：年)

  

洛阳偃师巩孟津宜阳洛宁新安渑池登封嵩卢氏陕州灵宝阌乡首位13851418137113711517138513851454143913711424144814661415次位13991464139714751550140614241538147213941451145414751475时差144626104332139843323276960

元末战乱导致河南府社会经济倒退是一个普遍现象。河南府所在的伊洛盆地是豫西最为富庶的区域，是河南主要的粮食产区。然而，元末战乱使得一向富庶的河南府成为榛莽丛生的荒岭丘墟，民众流离失所，水利工程大多废弃，良田成为荒地，社会经济自然一落千丈。河南府的行政区划也因此在明初发生大的调整，在元代尚且为州的区域，如陕州、嵩州、卢氏县、渑池县等都有不同程度的裁并或改属[3]。明初伊洛地区深受战争荼毒，人口损失，经济残破，人才的培养自然受到影响。随着政治经济的渐趋稳定和发展，明代河南府的社会文化环境得到改善。社会公共资源和相对快捷有效的信息渠道向府治洛阳集中，士人居于洛阳，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便利，于时代文风变化的了解也能早于他人。

在全国大中型灌区中，工程配套率仅为70%左右，骨干工程完好率只达到50%，斗渠以上沟渠配套建筑物完好率不足51%。典型地区调研结果显示，6个县（区、市）的田间工程配套率也只为20%~70%。

当然，考虑到明初科举制度仍属于恢复和调试期，来自政治、政策的影响左右着明代科举的发展步伐。尽管部分州县首位进士出现的时间较早，如孟津、渑池、阌乡等县，但首位与次位进士产生的时间差相当惊人，而比较洛阳、陕州、灵宝等州县，发现二者相差时间较短，从中也可看出区域之间社会文化基础的不同。受到战乱影响，河南府各州县的恢复速度也存在着明显差异。这种速度上的差异，同样会影响到地方文化精英的产生，必然使人才的集聚和分布出现差异化。

经过明前期的社会经济复苏，河南府的社会条件好转，各地生员数量均大幅增长，而由于进士解额较为固定，科举竞争日趋激烈。进士解额是朱元璋的制度设计，明末顾炎武对此有批评：“今制，科场分南卷、北卷、中卷，此调停之术，而非造就之方。夫北人……更金元之乱，文学一事不及南人久矣。”[7]984顾炎武从人才素质的角度发言，对朱元璋调停南北的方法并不满意。然而恰恰是朱元璋所定的南北调停之术，维持了明朝国家的稳定，令南北士人各得其所。日趋激烈的科举竞争，加剧了先进地区人才的集聚和落后地区人才的分散。明中期以后，河南府人才的集聚和分散情况相当显著。洛阳居于府治地位，区位优势明显，人才集聚效应突出，历次科考所产生的进士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序列，并与河南府的人才曲线产生共振效应。反观河南府其他州县，进士的产生一则相当分散，二则进士所在科次之间的时间差相当长，地方社会文化的基础明显不如府治洛阳。可以想见，基于府治的区位优势，河南府科举人才不可避免地会有区域性流动现象，前文所述进士的籍贯问题就可作为证明。如张钺、孙凤、杨归儒、乔允升、范宗文等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科举社会的人才流动问题，必然会使河南府州县之间的人才集聚和分布不平衡进一步加剧。

(二)明代河南府进士分布格局的成因

一般而言，府治所在的县，因其良好的区位优势，人才产生的可能性较大，府治之外的州县人才产生的比例则相对较低，在科举年份上表现得更为分散，明代河南府的情况即是如此。考察地处豫西的河南府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洛阳县位于伊洛盆地，居于大河沿岸，地势平坦，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经济基础深厚，区域经济因素良好，为人才产生奠定了相当优越的基础。古人认为，伊洛之地居于天地之中，五方朝贡距离远近适宜，人才易于汇集，自古便为都城的良选，“洛邑为天地之中，民性安舒，而多衣冠旧族”[8]2117。长久的都城文化造就了洛阳深厚的人文地理优势，文化精英的集聚自然带来人才的不断涌现。城市易得风气之先，诸如时代文风的变化，科举信息的交流，以及人才之间的文化切磋，都会为洛阳科举人才的产生提供重要的文化支持。

相比之下，地处偏远、山水阻隔、交通不畅、土地贫瘠、信息闭塞等不良因素也会对科举人才的养成产生负面影响。如地处豫西山地的陕州，终明一代，进士不过14人。较之陕州人才较多的灵宝县(在明代有19位进士)则因为“民庶财丰”而经济基础较好，但朝代更迭产生的战乱与社会动荡却对当地人文力量的恢复颇具影响，元末“红巾肆虐”，致使灵宝当地从洪武四年(1371年)到成化二年(1466年)长达95年才有首位进士及第[9]1。尽管期间产生了十余位举人，但作为科举精英的养成时间而言，明显低于洛阳县。

河南府部分州县首位进士的产生时间相当早，如洛阳、巩县、孟津、洛宁、新安、嵩县等地，但这实际是元朝以来的人才储备所产生的文化惯性。洛阳的情况恰可作为印证，府治的文化吸引力使得洛阳在战后恢复速度惊人，社会经济的好转和人才养成的效率显而易见。其他州县的情况，通过从首位进士到次位进士产生的时间差就可以了解当地文化在经历元末战争后所需的恢复时间。

此外，得益于社会经济发展良好氛围的文化教育因素，对进士的地理分布更是有着基础性影响。明代基层社会的社学、私塾、义学相比于规模和质量更好的府州县学、各级书院来说，承担着不同的教学任务。社学为官办性质，主要面向平民阶层，推行初等知识，并组织当地童生参加各类考试。私塾，又称专馆、散馆、义学，多属民办，与社学教授内容一致，就科举考试所用书籍进行教授。社学和私塾对基层社会的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明代河南府各州县的进士分布也有着基础性影响[10]。明代河南府社学与义学数量就有28所，就河南一省而言，亦居前列[11]1309-1312。

明代河南府为科甲文风兴盛之地，府治的儒学规模和教学质量明显优于其他州县。洪武二年(1369年)明廷颁布兴学诏令，河南各地响应如潮。次年(1370年)，河南府府学在知府徐天麟的主持下得以重修，为河南府科举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余州县学多数营建修缮于洪武初年。洛宁、卢氏县学修建于洪武元年(1368年)。建于洪武三年(1370年)的县学有7：偃师、巩县、宜阳、新安、嵩县、灵宝及阌乡。洛阳、渑池县学建于洪武五年(1372年)。洪武七年(1374年)修建登封县学。陕州州学则于洪武三十年(1397年)由知州闻人桂重建。孟津县学重建于嘉靖十六年(1537年)[12]560。明初河南府的府州县学修建活动在战后残破的经济基础之上显示出新朝初立的向上气象，同时对稳定社会和凝聚人心作用明显，也对当地教育的恢复效果显著。

府州县学的科举化对当地进士的集聚与分布的影响也应受到重视。为了帮助生员在科举考试中获得名次，府州县学调整教学内容，将科举考试视为指挥棒，教育科举化现象明显。虽然府州县学的科举化对士人科考颇有助益，但长期以来造成的教育模式僵化在所难免，所以顾炎武对此有“人荒”的讥评，“北人……八股之外一无所通者，比比也……故今日北方有二患，一曰地荒，二曰人荒” [6]985。

三、结语

人才分布不平衡不仅是传统社会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缩影，也是人才结构性失调的重要体现。人才的集聚与分散在传统社会表现得尤为突出。终明一代府治洛阳进士人数占河南府进士总人数的二分之一，剩余进士则分散在其他州县，人才的集聚及由此暴露的人才分布不均衡现象尤为明显。

拓展阶段分为两部分：小组讲台汇报和教师引导讨论。十个小组依据抽签书序，选取代表上台汇报叙述性描写特征（每组2分钟）（组内一位同学在黑板书写句子），汇报后同学和老师给予评价反馈（每组1分钟）。所有组汇报结束后，教师引导讨论给出一个综合性的概括，然后结合文章和同学一起逐一详细找出和解释叙述性描写的应用（共25分钟）。最后的5分钟为整个讲解及授课的综合答疑和布置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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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项目，拓展训练在高中体育教学中有着广阔的应用价值，是提高高中体育教学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有效工具。因此，在体育教学中，教师要积极运用各种不同类型的拓展项目项目，提高高中体育教学效果。

[8] 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

堆载预压塑料排水板排水固结法在软土地基处理中的应用……………………………………………………… 刘华先（8-66）

毛泽东说过，在处理复杂问题时，我们不仅要学会抓主要矛盾，而且要学会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编织打造限制领导干部权力之制度笼子毫无疑问是一项复杂而浩大的系统工程，因此我们必须把官员系列中最主要的官员——“第一把手”的权力作为重点关注和考虑的对象。理由就在于在我国“第一把手”的权力是一种具有“至高无上性”(可凌驾于法律之上)、垄断性和集中性等鲜明特点的“绝对性权力”，而“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从近年来媒体所披露的诸多腐败案件事实来看，地方或部门“第一把手”的权力过分集中和无所约束的确是一个被忽视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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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超声加工用的工具为电镀或烧结金刚石工具，其结构尺寸、质量大小对超声振动共振频率和工作性能有较大的影响。设计中在变幅杆末端采用ER夹头夹紧工具，可以实现快速更换刀具，满足不同的加工需要，具有更广的适应性，但也会导致谐振频率、位移节点位置变化以及其他方面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安装不同尺寸刀具以及不同刀具安装位置的换能器进行分析。表4是安装不同尺寸刀具时换能器在20 kHz附近的纵振模态下，频率、位移节点位置和应力的变化情况，表中刀具夹持长度均为15 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