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地农民问题一直是城市化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话题，农民“集中居住”为城市化进程中土地集约利用，提高城市化发展水平，实现城乡二元结构协调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1]。因此，在以“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下，关注集中居住农民心理、行为、文化等相关问题，显得尤为迫切重要。

一、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概况

国外学者对失地农民主观幸福感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较为成熟[2]。国外学者相关研究主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研究者着眼于考察不同群体的主观幸福感状况；1980年代中期以后，侧重于探讨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及影响因素；1990年代后期以来研究者们试图运用主观幸福感的测量理论来整合各种观点和方法[3]。在大量幸福感研究的基础上，一些国外专家和学者对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也各自有自己的特色和侧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一些欧美国家及日本等国学者的研究。总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因素对个人(群体)幸福感产生影响：生活质量、收入、年龄、社会文化及受教育水平等[4]。Schuessler and Fisher(1985)认为提高人民生活质量是每个国家和政府制定政策的一个主要方向[5]。Sen(1993)通过可行能力研究发现，生活质量是可以用可行能力方法来测量的[6]。Anthony and Lennart(1997)研究发现许多国家和地区往往只关注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却经常忽视了人民的生活质量水平，同时建议应当尽快建立居民生活质量指数体系[7]。Robert Costanza(2007)统一和定义了生活质量的概念，认为生活质量应当包含快乐和主客观幸福感[8]。Diener and Lucas(1999)认为幸福感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而不断提高，或者至少是不会下降的[9]。Myers(2000)认为各个年龄阶段的人们幸福感水平并不存在太大的差异。Charles and Reynolds(2001)对老中青三代人的幸福感进行分析，发现幸福感随着人们年龄的增加而不断提高，老年人的幸福感最强[10]。Campbell(1981)基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跨部门数据的研究发现，幸福感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升反降[11]。Gerdtham and Magnus(2002)对瑞典5 000个成人的幸福感进行了探讨，发现年龄和幸福之间呈现“U”型变化的趋势，45～64岁之间的人们幸福感水平最低[12]。Easterlin(2006)研究发现美国人的幸福感上升速度非常缓慢，从18岁到中年逐年增加，随后的增长就特别缓慢[13]。Ferguson(1999)通过不同国家之间幸福感的比较研究发现，不同国家之间的平均幸福感水平存在着稳定的差异[14]。Diener(2000)等的研究显示，东亚人比北美人表现出的幸福水平要低[15]。Walker(2001)等的研究表明，和美国人相比，中国人的生活目的、自我调节能力比较低[16]。

(二)国内研究概况

失地农民作为中国近代以来城市化的产物，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国内对失地农民幸福感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逐渐繁荣，涉及经济学、社会学及心理学等多个学科，研究重点也从定性描述向定量测量上发展。总体上说，失地农民的心理是随着所处的当前环境和政府相关政策的变化而变化的。周旭霞(2007)在总结不同领域有关生活质量的研究后，对生活品质进行了经济学解释[17]。程晔(2008)使用Campbell幸福感指数量表和生活满意度等相关问卷，对南京市2 000名城市居民幸福感进行实证调查，分析了影响城市居民幸福感的主要因素，并结合情感社会学、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等相关思想对调查结果进行了解释[18]。贺豪振(2004)对城市化进程中老年失地农民的抑郁程度和幸福度进行了分析研究[19]。陈传锋(2005)对失地农民市民化过程中的社会心理和生活变化等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涉及失地农民心理、情绪、社会支持、抑郁程度、社会适应等方面[20]。王国林(2006)通过对大量失地农民进行调查研究，并且对失地农民生活满意度、幸福感等问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阐述和分析[21]。邢占军、黄立清(2007)以幸福指数为分析工具，实证分析了农民群体、干部群体、工人群体及国有企业管理者等七个社会群体的主观生活质量[22]。高进云、乔荣锋、张安录(2007)对农地城市流转前后失地农民福利水平进行了定量研究，并以湖北省部分县市为例，对失地农民在失地前后的福利水平做了对比分析，提出了一些提高失地农民福利水平的相关建议[23]。吕斐宜(2006)、谈小燕(2007)提出，应从提高收入促进角色适应；强化现代意识，改善生活习惯；改变交往认识，扩大社会关系；提升社区理念，创新社区管理等方面提高失地农民在转换角色中的幸福感，并指出应将幸福指数纳入农村发展指标体系[24][25]。

文章以高新技术产业为研究主体进行创新效率评价实证研究，主要发现样本航空设备制造业存在投入冗余与产出不足的情况。对比其他创新主体的创新投入和产出情况，提出以下对策来提高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

综上，目前国内外对失地农民幸福指数的研究比较少，研究的范围也仅仅是部分区域的个别案例；没有从不同区域、不同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下对失地农民幸福指数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对失地农民幸福指数的实证分析也比较少。我国在城市化进程中产生了失地农民，对失地农民的研究必须结合我国的城市化特点。因此，以城市化进程为视角，通过实证分析来研究失地农民幸福指数的提高路径问题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同时也具有现实意义。本文选取兰州市近郊四区的失地农民安置小区为例，通过系统分析影响其幸福感的因素及幸福指数与影响因子之间的关联性，以期探寻提高兰州市失地农民幸福指数的具体解决方案。

二、调查方法

(一)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近年来，兰州市在城市化进程中在农民土地被征用后，统一规划建设了安置小区。本文的调查对象为兰州市近郊四区(城关区、七里河区、西固区、安宁区)的4个安置小区住户，总人口六万三千人左右。通过对其拆迁前后的居住情况、户口、居住环境、交通情况、家庭规模、居住面积进行比较，可以看出，虽然拆迁后失地农民的居住面积有所减少，但居住环境较以前有了明显改善。(如表1所示)。

 

表1 样本小区拆迁前后基本情况对比分析

  

比较项目拆迁前拆迁后居住情况平房现代小区户口类型农户非农户环境差较好交通情况不便利便利家庭规模三代同堂小户型(三口人)居住面积平均60m2平均30m2

(二)调查方法

调查采取方便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并配合访谈的方法详细了解兰州市近郊四区安置小区失地农民生活状况。调查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年龄、学历、收入、职业等情况；另一方面是居住空间、生产生活、精神文化、社会保障等情况。其中，居住空间包括15项内容，即交通条件、社区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老年人活动中心、体育文化设施、幼儿园、便民服务网点、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人均居住面积、电网、教育资源、环境卫生、安保措施、小区绿化面积等；生产生活方面包括6项内容，即受教育程度、职业、月收入、环境卫生、小区安保情况、物业服务情况；精神层次方面包括2项内容，即失地农民文化娱乐活动、邻里之间的关系；社会保障方面包括3项内容，即失地农民参与何种养老保险、需缴纳的养老保险金以及参与社会保障情况。

该内容包括5项，即受教育程度、月收入、环境卫生、安保措施、物业服务等(如表4所示)。

三、实证分析

(一)个体差异与幸福指数的变化趋势

1.年龄对幸福指数的影响

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年龄在0～18周岁的占16.5%，18～30周岁的占19.4%，31～40周岁的占27.8%，41～50周岁的占24.4%，51～60周岁的占7.6%，60周岁以上的占4.3%。

  

图1 年龄与幸福指数的关系

从图1可知，小区居民0～18岁和60岁以上的群体幸福指数最高。0～18岁之间群体为学生，幸福指数主要来源于学习和物质生活，通过拆迁补偿，家庭物质生活得到了丰富，幸福指数比较高。60岁以上群体身体机能出现衰退趋势，不能进行繁重的活动，政府通过征地进行补偿、实行养老保险制度，使他们的生活得到保障，幸福指数比较高。18～60岁群体正处在人生的奋斗期，受到的各方面的压力比较大，幸福指数不太高。

综上可知,中尺度WRF模式能较好的模拟出此次平流雾天气过程的生消演变。模拟资料可靠,可进一步用于平流雾的成因分析。

2.学历对幸福指数的影响

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小区居民初中以下学历占34.77%，高中或中专学历占18.56%，大专学历占20.47%，大学及以上学历占26.19%。

  

图2 教育与幸福指数的关系

社会保障包括两方面内容，即参与何种养老保险、需缴纳的养老保险金以及参与社会保障情况(如表6所示)。

3.收入对幸福指数的影响

通过分析发现，居民收入不同，其幸福指数不同。根据数据月收入在1 000—3 000的占38.10%，月收入在3 000—5 000的占22.38%，5 000—10 000的占21.43%，10 000及以上的占19.05%。

  

图3 收入水平与幸福指数的关系

我国征用农民用地通常采用就业安置、一次性货币补偿、留地安置、社会保障补偿等方式。兰州市近郊四区安置小区普遍采取的是住房补偿方式，即：一户中按照每人40平米的方式，进行相应的补偿。由于这些小区住户采取租房来获取日常收入，因此月收入在1 000—3 000区间的人员比较多。不同收入者之间的幸福指数存在明显的差异：收入居中的群体幸福指数相对较高，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的幸福指数都相对较低。主要原因是收入高的人群对生活质量的追求较高，对现有条件的满意度比较低，而收入低的群体受经济条件限制，导致生活质量偏低，而收入居中的群体更容易满足。

4.职业对幸福指数的影响

通过分析发现，职业不同，其幸福指数不同。根据数据行政企事业单位职工占27.62%，个体户或私营企业主占20.95%，房屋出租户占19.52%，外出务工人员占24.76%，未就业人员占4.29%。

根据幸福指数评价标准，20—50为非常不幸福，50—70为不太幸福，70—90为比较幸福，90—100为非常幸福[27]。通过调查研究发现，总体来看，兰州失地农民的幸福指数并不太高，处于一般水平，接近于比较幸福。分析不同因素对幸福指数的影响程度，得出如下结论：

安置小区居民职业大多为房屋出租户或外出务工人员。由于安置前知识和技能不足，造成失地后就业比较困难。许多失地农民以房屋出租户作为自己的职业。外出务工人员没有专业技能，主要从事体力劳动，收入偏低，主要追求基本的物质文化需要，因此社会地位相对较低。而同时，在城市化进程中，人们的思想观念由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失地农民也更加重视子女的教育，用于教育的资金支出比以往加大，导致在其他方面支出减少，相应地幸福指数总体下降。

建国后，县乡（镇）基层政权的组建与完善，逐步限制了家族势力在地方的影响力。然而，乡村社会历史负担重，情况复杂，不同地区往往差别很大，以至于宗法观念的不良影响很难在短期肃清。村级自治中，村民被赋予了相当的民主权力。这使得家族黑恶势力有了抬头的机会，部分地区民选出的村官往往是族中长老或大户长者。在欲望与利益驱使下，为了实现胜选，竞选者往往与村中实力派结为一体，霸选、贿选从而把持村级行政权力，导致地方的基层腐败。在已查处的基层腐败案例中，广州冼村“最牛家族”较为典型。[2]

  

图4 职业与幸福指数的关系

(二)不同幸福指数因子的变化趋势

1.居住空间分析

居住空间包括15个小项，即交通条件、社区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老年人活动中心、体育文化设施、幼儿园、便民服务网点、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人均居住面积、电网、教育资源、环境卫生、安保措施、小区绿化面积等。通过对拆迁前后居民的居住空间进行对比，可以看出安置小区的居住空间较之前得到了明显改善(如表2所示)。

 

表2 安置小区拆迁前后对比表

  

居住空间拆迁前拆迁后交通条件不便利便利社区服务中心无有社区卫生服务站无有老人活动中心无有体育文化设施无有幼儿园无有便民服务网点无有业主委员会无有物业服务无有人均居住面积大小电网有有教育资源薄弱丰富环境卫生较差较好安保措施无有小区绿化面积20%达到未达到

对失地农民人均住房面积和户型结构等的深度调查显示，人均居住房面积大于30平米的达65%以上，有46%的居民对房屋的户型结构满意。因此，居住空间改善后，失地农民的幸福指数也相应得到了提高(如表3所示)。

 

表3 居住空间与幸福指数的关系

  

人均住房面积30m2以下等于30m2大于30m2———占比(%)3.8130.4865.71———户型结构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占比(%)5.2441.4351.431.90

兰州市近郊四区的安置小区，作为新建住宅小区，配套建设了社区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老年人活动中心、体育文化设施、幼儿园、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但同时也缺乏更新，如便民网点的布置等。安置小区的户型结构采取南北通透式，采光较好，配有暖气设施。绿化面积较少，未达到20%的标准。安置小区交通便利，与一些高档住宅区相邻，附近配套建设了大型商场，居民生活更加便捷。

2.生产生活分析

调查抽取城关区、七里河区、西固区、安宁区四区的4个安置小区内不同行业的失地农民各500人。共发放调查问卷2 000份，收回调查问卷1 750份，其中有效调查问卷1 700份，有效回收率为93%。在抽取样本时，兼顾了不同区域和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同时也兼顾了年龄、文化程度、职业和收入等方面的平均分布，确保调查具有代表性。在对调查获取的数据进行分析之前，通过SPSS软件对抽取的样本进行了测量，总体信度系数为0.9162，说明数据可靠有效。

 

表4 生产生活与幸福指数的关系

  

受教育程度初中以下高中或中专大专大学及以上占比(%)11.417.63140月收入(元)1000-30003000-50005000-1000010000以上占比(%)46.741.98.13.3环境卫生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占比(%)1138.144.36.7安保措施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占比(%)5.751.435.28.9物业费和享受是否等价物超所值经济合理物廉价优不等价占比(%)2.942.92133.3

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居民占71%，说明安置小区的居民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月收入5 000元以上占11.3%，说明安置小区居民高收入群体人数较少；49%的居民对小区环境卫生不满意，44%的居民对小区安保措施不满意，54%的居民对小区物业服务不满意，说明安置小区居民对小区环境卫生、安保措施和物业服务满意度不是很高。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居民对环境卫生、安保措施、物业服务的满意度要高于大专以上文成程度的居民，说明学历低的失地农民群体比学历高的失地农民群体更容易得到满足。

3.精神文化生活分析

该项内容包括文化娱乐活动、邻里之间的关系两方面(如表5所示)。

 

表5 精神文化层次与幸福指数的关系

  

文娱活动经常开展很少开展从不开展占比(%)0.00100.000.00邻里关系非常熟悉一般不熟占比(%)38.1056.205.70

从表5可以看出，失地农民安置小区的文娱活动开展很少。在邻里关系方面，之前在同一个村庄居住的居民，相互会比较熟悉，之前不在一个村庄居住的居民，住进小区后相互交往少，彼此相互不熟悉，说明邻里关系没有发生变化。虽然失地农民已转为市民，但受思想观念等因素影响，还没有真正转变成市民。政府相关部门应该结合实际，加强社区文化建设，开展文明和谐社区创建，调动失地农民共同参与的热情，切实增强失地农民的归属感和文化认同感。

4.社会保障分析

由图2可知，失地农民的学历与幸福指数不呈正相关。但不代表学历越高越不幸福，而学历相对较低的失地农民，不幸福的可能性会比较高。根据访谈了解，学历的高低有可能会对收入产生影响，从而幸福指数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高学历群体对因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比较高，往往不容易满足，而学历低的群体受文化程度限制，无法追求高质量的生活，但他们安于现状，思想保守，信息闭塞，导致幸福指数相对不高。

 

表6 社会保障与幸福指数的关系

  

养老保险类型城镇职工城镇居民新农合未参加占比(%)11.4313.8121.9052.86养老金额(元)100以下100-200200-400400以上占比(%)50.0032.3815.711.91政府提供社会保障很大帮助一定帮助没帮助———占比(%)21.4362.8615.71———

由表6可知，失地农民享受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的比例为25%，有52%以上的失地农民没有参加任何养老保险，有50%的失地农民养老金在100元以下，养老金在400元以上的不到2%，这说明政府给失地农民提供的社会保障给失地农民的帮助作用不是很大。社会养老保险金一般由个人和政府来共同承担，政府应该积极引导，将失地农民统一纳入到社会养老保险范畴，加大社会保障力度，有效化解在征地过程中产生的矛盾。

(三)失地农民总体幸福指数分析

建立数学模型对因子进行分析，设有β个变量χ1，χ2，…，χβ，且每个变量经标准化处理后的均值都为0，标准差都为1。用矩阵来表示，即：X=Aɑ+θ。其中，A为公共因子，θ为特殊因子。

采用共同度进行分析。βi的表示如下：

 

(1)

幸福指数可以按照所设计的体系的整体结构和相应的具体指标进行计算得出数值，思路是：首先把幸福指数指标体系中各个指标进行量化，然后通过因子分析法计算出各个指标的权重值，最后根据指标的权重值来计算幸福指数。

“我”是一个觉醒的人，是不羁的野马，驰骋在前卫思想的荒原，同行者寥若晨星。“我”辗转奔波，上下求索，不麻木，不愚昧，不受束缚，是个清醒者，而周围的人都睡了。围墙外面，“我”茫然四顾，风萧萧，江水寒，孤身一人心悲惨，但是不怕，因为有梦，敢振臂，敢呐喊，敢斗争，是一个战士，笔为匕首，墨是鲜血，字是宣言，敢在荆棘丛中，在荒原大漠，在重重围墙之外探索一条希望之路。

幸福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2)

其中h代表幸福指数，χ1，χ2，……，χi代表幸福指数指标体系中的各项指标，βi则代表对应指标在整个体系中的所占的权重。可以通过公式对安置小区失地农民幸福指数进行计算[26]。根据对幸福指数的权重分析，可以得出安置小区居民在居住空间方面、生产生活方面、精神层面、社会保障方面四者的权重为27.6%，41.2%，13.9%，17.3%。

把调查数值套用到幸福指数公式根据共同度H2，即：不同的情况对幸福指数影响的指数，得出βi，再与权重相乘，得出最终的h。经计算，兰州安置小区h=70.21。

2.3 NIPT对单双胎妊娠筛查效能比较 15 206例单胎妊娠孕妇中，NIPT高风险选择进一步行产前诊断者共81例，其中经染色体核型分析确诊共65例。双胎3例高风险中确诊2例。在对单胎妊娠低风险孕妇的随访中，发现1例18-三体假阴性病例，后经染色体核型确定为18-三体嵌合。双胎妊娠低风险孕妇随访未发现异常。比较NIPT在单胎和双胎中的筛查效能，具体情况见表3。

1.年龄、学历、收入、职业等是影响失地农民幸福指数的重要因素

年龄与幸福指数不呈正相关性，小于18岁和大于60岁的群体幸福指数相对较高，年龄在19～59岁区间的群体幸福指数相对较低。学历与幸福指数虽然不呈正相关性，但学历相对较低的失地农民，幸福指数相对较低。收入与幸福指数不呈正相关性：收入决定着消费，高收入可以带来高消费，但伴随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会相应提高对收入水平的要求。收入居中的群体更容易满足，但收入低的群体幸福指数会相对较低。职业与幸福指数不呈正相关性，好的职业可以带来稳定的收入，高收入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会更高，幸福指数就会降低，但无业、失业人员在物质和精神层面都得不到相应的满足，幸福指数会相对比较低。

2.居住空间、生产生活、精神文化、社会保障等是影响失地农民幸福指数的决定性因子

2018年前3季度，我国总体进出口增长继续加快，国内城市化进程不断取得新成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促进企业成本降低和企业负债率下降。今年前3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4%，商品房库存减少，同期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2.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加上我国停止天然林采伐等利好消息促进了林产品进口;另外，国内消费市场的持续增长，以及欧美市场的复苏带动了我国林产品的出口。原木进口保持增长，锯材进口维持去年同期水平，木家具出口数量增加，出口金额下降，其他林产品除中高密度纤维板外出口保持增长。

居住空间与幸福指数呈正相关性：失地农民的人均居住面积、小区户型、交通、绿化面积、小区基础设施得到改善后，生活水平得到相应提高，幸福指数进一步提高。生产生活与幸福指数不呈正相关性：文化程度高的群众收入相对较高，但对小区环境卫生、安保措施、物业服务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幸福指数就会相应降低。精神文化与幸福指数呈正相关性：小区定期开展文化娱乐活动，邻里之间关系融洽的，幸福指数会相应提高，反之则会降低。社会保障与幸福指数呈正相关性：养老及医疗保障措施到位，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得到有效保障，幸福指数会相应提高。

3.不同因素和因子相互作用对总体幸福指数的影响呈现出明显差异

女性盆底功能障碍是一种临床常见病，多发生于中老年女性，其主要临床特点是尿频、尿失禁、下腹部坠胀疼痛、盆底器官脱垂等[1] 。导致本病发生的因素较多，如年龄升高，体重增加，激素水平下降，子宫增大，分娩，孕次及产次，便秘等[2] 。既往治疗本病以手术为主，但创伤性大，不易被女性所接受，物理方法、中医疗法则备受推崇。近年来笔者采用温针灸治疗女性盆底功能障碍，取得了理想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通过综合分析发现，影响失地农民幸福指数的决心性因子中，生产生活和居住空间的权重比较大，而社会保障和精神层面的权重相对较小，可以认为大多数失地农民在判断自己是否幸福时，是与自己的过去和期望作比较的。在兰州市近郊四区中，因拆迁安置政策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其安置小区失地农民的幸福指数也不同，相比之下，城关区失地农民幸福指数最高，安宁区、西固区的失地农民幸福指数居中，七里河区失地农民幸福指数最低。在失地农民群体中，大多数人对现有的安置政策不够满意，对安置政策满意的群体幸福指数明显要高于对安置政策不满意的群体，同时采取货币安置和住房安置的失地农民群体的幸福指数要明显高于采取单一方式安置群体的幸福指数。老人和儿童比其他年龄段的人幸福指数要高。受教育程度越高，幸福指数不一定相应提高。在幸福指数相对较高的群体中，大多数人对幸福的要求只是对基本生活的需求层面和物质条件上的基本满足，还没有上升到追求更高层次的高水平生活质量和丰富的精神文化层面。

四、对策建议

(一)建立就业保障制度

建立失地农民就业保障制度，是帮助他们解决生计的关键所在。政府相关部门要积极引导失地农民自主创业，给予城市下岗职工同等待遇，优先办理营业执照，适当减免部分税费，主动协调解决在资金、场地、设施等方面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人社部门要加大对失地农民开展技能培训力度，使他们至少熟练掌握1项技能。要建立失地农民就业信息库，利用各种媒体等平台及时发布就业信息，主动牵线搭桥，组织和推介失地农民外出务工，做好服务工作，解决其后顾之忧。

The results of the major randomized clinical trials are summarized, and the bene fi ts of the molecular targeted agents in patients with mCRC are highlighted.

(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农民土地被征用后，政府要积极采取多种措施，加强资源统筹，加大社会保障力度，确保失地农民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可考虑由政府、集体、个人、征地主体四方共同出资，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纳入城市居民统一管理，让他们真正向“市民”转变。

(三)创新补偿安置方式

拆迁安置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回迁群众的“吃、穿、住、行、娱、购”等生活因素，广泛听取群众意愿，通过科学论证，将失地农民的集中安置地点选择在交通便利，离学校、医院、超市较近的区域，让失地农民能从相对偏远的农村走进城区，享受市民生活。要采取货币安置、生产安置、以房换房、补差价等方式，对失地农民进行多方式安置，保障其基本生活水平。

(四)大力开展文化服务

失地农名搬进小区后，颠覆了其传统的生活方式，如何引导他们积极向上？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是提升其幸福指数的关键。政府相关部门要不断加大文化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增加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提高失地农民的幸福指数。同时，社区居委会要结合实际，充分挖掘小区资源，兴办小区文化事业，建设社区文化站、图书馆等公共文化设施，鼓励和支持失地农民开展业余文化体育活动，精心设计和组织居民喜闻乐见的健康文体娱乐活动，倡导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满足居民多样化的需求，让失地农民失地不失快乐。要积极整合资源，将失地农民安置小区纳入“平安小区、幸福家园”创建活动，建设天眼、防盗门、亮化、美化、文化“五项工程”和门卫、议事、联系、管理“四项制度”，高品位、高规格打造“文明小区”。

参 考 文 献

由于受到鉴相器闪烁噪声的影响，在偏移载波1kHz处相位噪声的测试结果与估算结果、仿真结果略有偏差，但高于设计要求-85 dBc/Hz@1 kHz，如表1所示。由此可见，基于相位噪声分析设计汽车防撞雷达频率源的方法是可行、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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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温雅.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住房安置研究-以广州开发区为例 [D].广州： 中山大学，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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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客户评价，形成商品的热搜榜、热度排行榜和好评榜，切实体现商家的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同时,由于第三方网购平台的利用率较高，可进行数据对接，提升产品的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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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财政监督法律体系，对推进财政监督管理科学化、法制化发展有着现实意义；对此，我国修订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预算法》等法律，使财政税收工作处于“阳光监督”下，监督结果及时公开，形成独特的监督文化，促使财政监督合理化、规范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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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补贴范围广，但分散不集中，取得的效果并不理想。我国对农业生产过程的补贴较少，而且很多不能直接让农民受惠。补贴隐蔽性很强，财政资金不直接输送到农民，而是通过各种渠道间接性补贴。这种补贴方式很难让农民接受和知晓，补贴的刺激力度大大削弱。此外，我国对农业科研方面的补贴较少，不利于开展高新技术的长期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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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在企业发展的整个过程中，风险的控制和管理始终贯穿企业的各项经济业务。这就要求企业必须加大对财务风险的防范力度，通过对财务风险的控制，有效降低企业经营风险、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为促进企业的良性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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