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名思义，“天体星象纹”是一类具有天文学内涵的纹样，在内容物象上包含了日月星辰及其运行规律，在表征形态上则涵盖了图像、图式以及符号。

100例患者中鼻咽癌构成比位居第一，占64%，鼻腔NK/T细胞淋巴瘤第二，喉癌第三。其中有1例为原发灶不明的颈部淋巴结转移鳞癌，考虑鼻咽癌。共91名患者可获得完整TNM分期信息，以T4期患者最多。

自新石器时代起，源起于天体崇拜的“天体星象纹”，以“日月崇拜”和“北极星崇拜”两大母题为线，便渗透于中华文明祀神祭祖的历史之中。“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祇”，古人唯天、唯地、唯人之时，法天维地，建立人间秩序，均借以天体崇拜为根基，以“万物有灵”的原始巫术体悟为传承，千年积淀尽显于人的知礼行礼之中。费尔巴哈认为:“自然界的变化，尤其是那些激起人的依赖感的现象中变化，乃是使人觉得自然是一个有人性的、有意志的实体而虔诚地加以崇拜的主要原因”[1]。畏天、敬天，而后知天，初民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摆脱蒙昧，孕育出文明的火种。

“天体星象纹”与古代天文学知识息息相关，是先民观照自然、思考自我而萌发的宇宙观的物化，它常现于礼器，是先民祭祀活动中沟通天神的钥匙，它反映着先民天文、科技、工艺发展的水平，亦折射出当时的社会结构、社会分工、社会矛盾及其宗教思想。《春秋繁露·顺命》载：“天者万物之祖”，正是先民崇天思想的具现。《春官·大宗伯》载：“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祇，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孙诒让《周礼正义》说：“此经通例，天神云祀”。可见，《周礼》中所述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风师和雨师等，均属天神祭祀的对象，亦是“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祇”中最重要的内容。先民造物所纹饰的与天文学相关的纹样，便是对这些文献记载的最好诠释。

楚人的祖先祝融，是高辛的火正，火正的职司有三，一是观象授时，二是点火烧荒，三是守燎祭天[2]。此三者均对火正的天文学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楚王族作为祝融的后人，应可称为当时的天文学世家。正是因为先祖曾经从事的职业，楚人在造物时，多有饰以“天体星象纹”的习惯，这些纹样包括北极纹、十字纹、亚字纹、太阳纹及八角星纹等等，其地位在楚漆器中并不输与龙、凤等纹样。

一、楚漆器中的“天体星象纹”

1．天极纹

基于考古天文学和艺术学领域下的系统化“天体星象纹”研究体系并没有建立起来，其原因在于三个方面：一是中华民族天体崇拜的信仰促生的先民惧天思想的影响；二是对古代“天体星象纹”的研究是沿着考古发掘的进展而进行的，纹样史过多的是从艺术学的角度对纹饰图像特征的研究；三是以儒、道互补为主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天体崇拜思想观念的影响。但是，“天体星象纹”作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财富却不容我们忽视，在考古天文学和中华礼制文化体系下的“天体星象纹”是最能体现中华民族科学精神的精髓。

2．太阳纹

“十”字与“亚”字的讨论最早在文字学领域展开，对“亚”字图像的研究始于北宋末年王黼编纂《宣和博古图录》。在卜辞系统中存在的“”，早期文字学界将其识读为“巫”，已成共识。巫具有沟通天地的能力，能预测农时，得授天意，实际上属于先民中的统治阶层，或者说上古时期先民中的领袖，必须要具备巫的能力。“”即为巫使用的器具，东汉石棺拓片中伏羲像即手持“”，意指步天之器，规矩。以学界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可以确定“亚”字是“十”字的演化，而“十”字以字符的形式存在于卜辞系统中，以符号的形式存在于玉器与青铜纹饰之上[6]。楚漆器中的十字纹有单独的几何化应用，也有与天盖纹并存而构成类似神圣符号形态的“◇”形的变异(见图7、8)。

从人类世界范围来看，天体崇拜是各大文明之先民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原始先民礼天之举，实际上促成了古代天文学的萌发，冯时说“天文学与其说是一切科学中最早诞生的学问，倒不如说是最早诞生的宗教”。先民所事农业生产与祭祀活动，对观象授时有着迫切的需求，“天文学实际已成为人类最早获得的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知识”[3]。可以说，在人类文明的发端，天文学体系是与当时的宗教体系交融在一起的。《左传·成公十三年》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自《汉书》至《清史稿》，正史中引“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凡16次，足见中国古代统治阶层对祭祀活动的高度重视，进而促生了中国古代文献天文观测记录的多项世界之最。同时，从现有中古文献来看，古代天文学知识在先民中曾经相当普及。顾炎武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天’，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日知录》卷三十)。实际上，这正是体现了自帝颛顼“绝地天通”后，与通天宇宙观相关的文字、天文等知识，被统治阶层所垄断的情况。反映在纹样中，与天文学知识关系密切的“天体星象纹”也经历了一个显性到隐形的演变过程。

从长沙子弹库楚帛书、荆门郭店楚简“太一生水”篇及屈子的《天问》篇中，我们可以看出楚人对宇宙起源的看法：宇宙原本混濛一片，无上下明暗之分，后阴阳参合，天地分化，然后万物生发。圆天有九重，绕天极旋转，大地由八根大柱支撑，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可见楚人的宇宙观是由原始盖天说发展而来。宋玉《大言赋》所说“方地为车，圆天为盖”亦可视为对盖天说的认同。楚漆器中的天极纹正是这一思想的具体呈现。天极纹在楚漆器纹饰中常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宝盖图形，是先民对天球的中心处天极“璇玑”结构的想象，《周稗算经》卷下：“凡日月运行，四极之道。极下者，其地高人所居六万里，滂沱四隤而下。天之中央，亦高四旁六万里”，其意即从天盖的侧面看，“璇玑”剖面是“凸”字型结构。这种图形在新石器时代文物中较常见，楚人器物应是对那一时期纹样的遗承(见图1)。二是表现天盖旋转的天极图形，这一类图形多为圆形适合纹样，常见于楚漆器的顶盖处或圆盘中央处，圆形顶盖本身也是对天盖的一种模拟。这一类纹样正中往往有一圆点，意指北极星(或太一)，四周有三或四组拟态的云气、北斗甚或龙凤作逆、顺时针旋转，动势强烈(见图2)。这正是楚艺术恣肆灵动风格形成的源点。

  

图1 凤鸟莲花漆豆(天星观2号墓出土)

  

图2 夹紵胎漆盘(马山1号墓出土)

楚漆器中常见的“天体星象纹”有以下几种类型：

太阳纹在楚漆器中出现的频次较高，盖因楚人有着浓重的太阳崇拜情结，崇火尚赤，并把民族的祖神多归于太阳之神。《史记·楚世家》载：“楚之祖先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其中，高阳之阳，昌意之昌，均指太阳初升之象；而楚人祖先神“祝融”原是日神与火神[4]。楚漆器中的太阳纹常常与凤纹、扶桑木纹共生，是对上古神话题材的反映。《鹖冠子·度万篇》载：“凤凰者，鹑火之禽，阳之精也”。鹑火是天文意义上的楚国分野，凤、日均象征南方方位，楚漆器中常以凤喻太阳，凤日组合，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见图3)。《山海经·海外东经》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十日居于扶桑以及后羿射日的传说也是楚漆器喜用的题材(见图4)。

  

图3 凤纹漆耳杯(马山1号墓出土)

  

图4 弋射图漆衣箱拓片(擂鼓墩1号墓出土)

3．八角星纹

药剂掺量对高黏粒含量废浆渗透性和真空固结特性的影响······························武亚军 顾赛帅 卢立海 强小兵 骆嘉成 (4,617)

八角星纹是一种曾流行于新石器时代诸文化器物上的八角折线封闭纹样。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安徽省含山县凌家滩村出土的玉版玉龟曾轰动一时，其玉版正面中心即刻着这种八角星纹。“对于八角星纹这一几何符号的主要观点有：太阳崇拜、四鱼相聚族徽、“巫”字、“贞”字、表示方位、原始式盘、原始日晷、织机部件、花蒂、龟甲囊绳索捆绑、原型为龟、天圆地方、九宫等”[5]。但其最初的意义源自先民利用太阳辩正方位的行为，故其具有天文方位的内涵是确定的。楚漆器中的八角星纹，可分为两类，一类则被拆解为左右或上下的方位图形，形式上有作二方连续的首尾相连，或是因为在纹样流变过程中逐渐失去了原有的涵义(见图5)，一类则完整的隐藏于类三角形纹样中(见图6)。

  

图5 彩漆木雕龙凤纹盖豆(曾侯乙墓出土)

  

图6 湖北黄州楚墓方豆顶面

4．十字纹与亚字纹

“天体星象纹”研究隶属于纹样史的研究范畴。艺术学界对纹样史的研究成果较多，图谱、学术论文、著作均十分丰富，既有系统类的专书，又有断代类专题研究，亦有对比研究的尝试，但目前可查文献中对“天体星象纹”并未有专门的论述。田自秉等著的《中国纹样史》中将日纹、月纹、星纹、云雷纹归为“天象纹”，但亦将山纹、水纹、火纹、西湖十景[4]并入其中，显然将“天象纹”看作表现具体物象的纹样，“天象纹”的称法仍难以阐明纹样的天文学内涵。吴山著《中国纹样全集》将太阳纹、蛙纹(月崇拜)及其流变纹样归为几何纹样，也言明了纹样与天体崇拜间的联系，尽管“天体星象纹”演变过程中确实存在几何化的抽象形态，但对这一类纹样的天文内涵同样没有表达。2015年李振在其博士论文《早期中国天象图研究》中通过对卜辞与铭刻文字的图像形态比较，深入探究了天象图的图像结构和图像元素的配置模式，并以此揭示先民宇宙观的形成与演变。同年，张庆在《楚国纹样研究》一文中提出“天体星像纹”，并采用文献佐证与天文学理论指导的方式，对楚系器物中“天体星像纹”系列图像进行了论述。西方研究者因上古天文历法中外体系差异较大，且存在母体文化上的隔膜，较少见到对相关纹样的论述，但在上古甲骨文研究领域中亦有较多论著，如艾兰的《龟之谜：商代神话、祭祀、艺术和宇宙观研究》。此外，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李约瑟先生亦对中国上古文化、科技作了极为重要的研究。

（3）采用健康调查简表（SF-36量表）中文版[6]对两组长期生存状况进行评价，主要包括：生理功能、精神健康、总体健康、活力等方面，得分越高说明急性心肌梗死PCI手术后合并焦虑情绪患者治疗后的生存状况越好。

  

图7 余岗楚墓漆木虎座凤架鼓，鼓面的十字纹

  

图8 凤鸟莲花漆豆中的天盖圣符

二、学术文献中的“天体星象纹”

大力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提升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素养，是缓解城乡居民交往互动心理隔阂和文化整合的基本条件。要大力推进城市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建设，推动图书馆、科技馆、文化馆等城市公共文化资源向新生代农民工开放。城市公共文化活动及社区活动应积极吸纳农民工群体参与，帮助他们提升素养，增加城乡居民接触机会，创造互相接受、互相尊重、互相学习的城乡居民交往互动文化社会环境。

考古学界多有以“星纹”“星象(像)纹”命名出土文物的例子，但其相关研究成果多偏重研究其人文社会背景及历史分期与断代，对纹样的流变、演化研究，主要用以佐证不同时间和地域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其实，先民造物中的纹样与天文学间的关系，很早就被察觉。宋人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五载：“其(古器)制作，则有云纹、雷纹……篆带、星带、辅乳、碎乳、玄夔、双夔之类。”原注：“星带，四旁饰以星象。”明朝王圻父子所著《三才图会》中收录多幅星图以作《天文》四卷，又在《器用》十二卷中说鑑时论及了其背面意蕴四时八方、日月星辰的纹样。清人戴震撰《考工记图》只在此基础之上对工艺技术标准的表述更加翔实。近代中国，以天文学观照考古学的研究肇始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自夏鼐的“洛阳西汉壁画墓中的星象图”和孙常述“洛阳西汉壁画墓星象图考证”以天文学研究方法对西汉壁画墓中前室顶脊上的星象图展开研究后，西汉以降墓室及其他各种天文星图逐渐成为研究的重点。1989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是对198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天文文物图集》的补充，但图集中先秦部分很少，文集中亦少见对先秦器具纹样的研究。此后，冯时著《中国考古天文学》，陆思贤、李迪著《天文考古通论》系统提出了中国考古天文学体系。然而以天文学、考古学互证的考古天文学研究成果，较少对具有天文学意义的纹样作详述，亦无系统的专题研究。

楚国漆器之兴始于西周时期，发展于春秋时期，盛于战国中晚期，之后由秦汉漆器继承和发扬了楚漆器的许多艺术特质。如前文所述，楚漆器中常饰“天体星象纹”与楚人的祖先祝融有关，在表现形式上多繁缛抽象，而又动感张扬。

三、“天体星象纹”纹样史研究现状评述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饰纹的专题研究有加强的趋势,特别是一些年轻学者所作的学位论文,引入了一些较新颖的研究理论和方法,而且在探究的方向上达到了一定深度。总体而言，参与研究的学科不断增多，队伍不断壮大，成果日趋丰富，中国纹样史的概貌与纲目均得以建立，而进一步细化的断代、分区和交叉学科的专题研究已经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同时，纹样史领域的研究也存在着诸多不足。只有消除这些缺憾，明确未来研究的方向，艺术学领域对纹样史研究的水平才会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提高。

(一)学科研究的自闭性

目前，可查文献仍未发现“天体星象纹”(或天文学意义下的一类纹样)的专题研究。相关研究领域对这类纹样的忽视，与学科研究的封闭性有直接的关系。近代科学门类的详细划分，为人们系统认知、构建知识的体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在深入研究的过程中，学科分类构建的壁垒又限制了学科的发展。通过超越以往学科门类的研究方式，实现对问题的整合性研究，即跨学科研究方法，是近年来才兴起的一种新范式。

所有数据采用SPSS 18.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两组计量资料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P<0.05表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二)研究资料的不对称性

“天体星象纹”的研究，包括纹样史的研究，必然依赖于对出土文物的图像资料研究。而考古学成果发布与目前收藏市场交易品的真伪混杂现象存在复杂的关系，导致考古机构对发布的资料格外审慎，文物图像资料在发布时限制很大。且考古学领域本身有对纹样图像学严谨性的忽视，在已发表的材料中，有的缺少图片或线图，只有简单文字描述，有的线图有视觉误差，与实物差距较大。有学者就曾指出新石器时代器物纹饰从发掘报告(简报)到相关著述,从模画到研究都缺乏严谨,没有真实保障,这是一个普遍现象[7]。这些情况，都造成了艺术学领域的纹样研究者与出土文物间天然的隔离，在资料获取上存在较大的不对称性。

大樱桃树本身就具有较强的生长势，放任生长的6～8年生以上大树，一般树高均在5～6 m，个别树高达7 m，有的树还形成上强下弱，没有花芽或花芽很少，必须逐年落头开心，削弱顶部生长优势，将营养集中到下部枝干上，促进树体花芽形成，提早挂果。落头后的树体高度应控制在3.5～4 m，便于果实采摘及日常管理。

阿什河是松花江的一级支流。近年来，由于东北粗放型的经济增长，工业废水、沿岸村镇生活污水处理率低下及农业面源污染强度大等因素的影响，已使得阿什河沿岸面目全非，流域水质长期处于Ⅴ类或劣Ⅴ类状态。人类活动导致阿什河流域天然的岸边缓冲带受到严重破坏，缓冲带断带严重、面积减少、净化功能减弱或丧失，引发流域生境多样性退化和生物多样性减少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影响了流域的生态安全。因此，针对阿什河流域岸边缓冲带现状，对流域缓冲带分布格局和特征进行分析，以提高缓冲带污染物截留能力为目标，进行缓冲带宽度的合理优化，对于阿什河流域缓冲带的综合规划管理、流域岸边污染阻断及流域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三)研究视野的局限性

从涉及“天体星象纹”研究的各个学科来看，考古学旨在佐证真实存在的历史，重在知识性的完整构建，文化学侧重于古人思想文化的还原，二者都不重视文物饰纹的图像学研究。而艺术学的研究者仍存在着文化解读上的隔膜，在纹样这一美的事物面前，往往又不太重视科学理论与工具。至于天文学研究者多是要向着前方，要延伸到宇宙的新的深处。因学科的侧重点不同，使各学科研究者本身就存在视野的局限性，继而对专题研究体系的跨学科、全视野构建造成了阻碍。

四、“天体星象纹”专题研究的意义

运用考古天文学、符号学的理论与方法于专题纹样史研究中，钩沉“天体星象纹”背后的社会背景、社会心理及思想意识，探询“天体星象纹”产生和发展的动因，注重研究天文与人文的相互关系，进而通过对“天体星象纹”研究这样一条独特的途径，管窥古代社会的科技史、思想史以至社会史。这一研究方式，为纹样史研究领域提供了另外的视角，以纹样蕴含的科学内涵为线索，再次解读楚漆器中的纹样形态流变脉络，无疑是对现有研究成果的极大补充与丰富。

立足于艺术学的领域，从主题研究、造型分析、绘制技术、意义解读、资料制作方法等五个方面对“天体星象纹”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整理，完整勾勒其在社会学、天文学、文化学、图像学影响下的传播与演变过程，亦可为相关领域的后续科学研究提供图谱佐证。而且，在“天体星象纹”纹样史资料制作方法中，尤其要注意利用现代数字图像处理的优势，尽量呈现原物原图的真实状态，以避免考古学著述和研究中对器物纹饰绘画和描述的随意性、写意性、概略性倾向，否则会对其他相关领域的研究产生阻碍甚至误导。

五、结语

对“天体星象纹”这一类蕴含了大量科技、宗教、人文信息的特殊纹样的研究，可以极大丰富纹样史研究的内涵。在研究的过程中，以历史文献记载与考古出土实物相互印证，以古天文学理论映照梳理文物上的纹饰流变，既可避免对纹样图形特征演化的误读，亦可从纹样内涵嬗变的角度一窥“天体星象纹”在时空维度上的全貌。同时，综合运用天文考古学、艺术学、传播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交叉理论和研究方法展开研究，将有助于理解政治因素在纹样演变过程中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以期为先秦纹样研究拓展出新的研究视野。

参考文献：

[1]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M]．荣震华，王太庆，刘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4：458-459 ．

[2] 张正明．楚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6．

[3] 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1-12．

[4] 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206-220．

[5] 肖湾．中国史前八角星纹的图像分析与阐释[D]．长春：吉林大学，2017.

[6] 李振．早期中国天象图研究[D]．上海：上海大学, 2015.

[7] 王先胜．考古学家应严谨对待器物纹饰[J]．社会科学评论, 2007(3)：87-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