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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模式的本质及当前的困境

更新时间:2009-03-28

在20世纪之前,北欧国家曾是寂寂无闻的世界小国,但由于北欧国家在20世纪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在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前这一地区显得经济高度发达、社会高度和谐,因此全球独树一帜的“北欧模式”[1]一度成为在全世界范围内极具吸引力的发展模式。到2017年,挪威、丹麦、冰岛、瑞典、芬兰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世界前列,分别位居世界第3、7、8、12、18位[2]。然而,北欧国家的成就并不是(一般人想当然地认为的)资本主义所取得的发展成就,它离不开社会主义的功劳,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相互结合的结果,确切地说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成就,因为这些国家的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左翼政党主导了“北欧模式”的确立。因此,要想了解北欧模式,首先有必要充分认识到左翼政党在北欧国家的政治地位和在北欧模式出现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一、北欧五国左翼政党的基本情况

(一)丹麦

丹麦主要的左翼政党包括:

第二阶段,大致从2017年7月份直到当前。这一时期是中美经贸问题日益凸显,并最终演变为贸易战的关键阶段,也是特朗普政府明确将中国界定为美国战略竞争对手的时期。特朗普政府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由前期的较为积极和“机会主义立场”开始转向质疑、抹黑和公开反对。美国不再就事论事或从商业角度看待“一带一路”,而是从中美战略竞争以及经贸竞争的地缘战略和地缘经济视角重新审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第一,社会民主党(SD)。该党的前身是第一国际丹麦支部,是在工会运动的基础上于1871年组建的,最初名为“社会党”,但是这个党在1872年就遭到政府镇压,到1878年则重新成立并更名为社会民主党。

丹麦社会民主党是丹麦最大的左翼政党,与西欧的其他社会民主党一样,该党推崇民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强调维持社会福利制度、政府应干预经济、保护生态环境。但是该党并不像典型的社会民主党那样左,较为趋向于实用主义。该党在1973年发生了分裂,一些相对偏中右翼的党员退党后组建了中派民主党(CD),中派民主党的经济政策、文化政策带有左翼色彩,但已不属于左翼政党了。

第二,丹麦共产党(DKP)-社会主义人民党(SF)。社会主义人民党是于1958年从丹麦共产党(DKP)中分裂出来的。“在50年代后期,丹麦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的阿克塞尔·拉森(Aksel Larson)由于批评赫鲁晓夫的和平过渡,主张军事社会主义和中立主义而被丹麦共产党开除出党,随后他创立了社会主义人民党。”[3]43尽管社会主义人民党反对苏联,但坚持纯正的左翼意识形态。该党的主要支持者是信仰社会民主主义的人士以及丹麦的左翼知识分子。丹麦共产党在丹麦选举中的得票率一度很低,“丹麦共产党自1920年至1988年共参加26次选举,其中只有6次选举选票突破4%,其余都在4%以下。1920-1988年平均每次大选得票率为2.6%。”[3]123这与该党当时所持的支持苏联的立场有关,但社会主义人民党在从丹麦共产党中独立出来之后其影响力远远超过了丹麦共产党。

社会主义人民党在1967年也发生了分裂,一些党员另立左翼社会党(VS),左翼社会党与丹麦共产党相似,得票率很不理想(在1%-2%左右)。

考虑到协同成员间关联关系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为进一步确定w(pipj)与W(pipj),本文采用三角模糊数方法[18]将专家对协同成员之间各种关系给出的评价语言变量转化为三角模糊数。本文假设专家具有相同的重要程度,令评价专家集为Ex={Exl|l=1,2,,Ω},评价语言变量集为Θ={Θθ|θ=0,1,,l-1},其包含奇数个评价语言变量。

第三,红-绿联合名单党。“红”代表社会主义,“绿”代表环保主义。该党由社会主义工人党、丹麦共产党、左翼社会党在1989年组建,该党的组建与当时东欧国家发生的剧变有关,但后来两个政党在红-绿联合名单党组建之前影响力十分有限,也是红-绿联合名单党得以组建的重要原因——如果不组建联合政党,后两个政党可能将无法维持下去。红-绿联合名单党属于极左翼政党,该党确定的主要目标是:为在丹麦实现社会民主主义而奋斗;为解决丹麦和欧洲所面临的环境问题而奋斗。组建后该党在议会中的议席数一般在10-20个之间(丹麦总议席数为175个)。

此外,丹麦还有一个重要的中派政党激进自由党(RV,也称社会自由党)。该党成立于1905年,由丹麦自由党(V)内的一些保守主义色彩较淡的党员在退出自由党后建立。一般而言,在资本主义兴起的时代激进党是左翼政党,故而激进自由党比丹麦的典型中派政党“自由党”更左,当然,尽管激进自由党的左派特征比较突出,但从基本属性来看应当将该党视为带有左翼色彩的中派政党。激进自由党的主要支持者是知识分子和小土地所有者。由于带有左翼色彩,因此该党经常与社会民主党联合执政,甚至成为社会民主党制约丹麦其他中派政党的有力工具。激进自由党总是能够进入议会,但得票率并不稳定,其拥有的议席数在多的时候接近30个,在少的时候仅为个位数。

2004年8月20日江苏省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江苏省湖泊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并于2005年3月1日起施行。《条例》的颁布实施明确了水行政主管部门作为湖泊主管机关的主体地位,并规定了包括高邮湖、邵伯湖在内的13个重点湖泊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直接管理。2006年,江苏省政府批复了省管湖泊保护规划,进一步明确了省管湖泊的保护范围、湖泊功能区划,明确了省管湖泊管理与保护的总体要求与实施计划,省管湖泊管理与保护工作逐渐步入正轨。通过对高邮湖湖区水文、水质和管理现状进行分析研究,探索湖泊管理与保护体制,为实现湖泊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二)瑞典

第二,人民联盟(PA,Ab)。人民联盟最初是于1956年组建的竞选联盟,后演变为政党。人民联盟在成立之初主张在冰岛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革,但随后逐渐向中派靠拢,其主张逐渐温和化。该党在城市中有一定的影响力,支持该党的主要是政府雇员和知识分子。人民联盟是冰岛左翼色彩最浓的政党,但只能算作中左翼政党而非左翼政党。

第一,社会民主工人党(SAP,在近些年简称为S)。该党与瑞典工会联合会(LO)保持着紧密联系,曾长期主导瑞典政坛,为“北欧模式”在瑞典的确立作出了主要贡献。尽管如此,该党仅仅在1940、1968年两次大选中获得过绝对多数议席,这显示了瑞典左、右翼的政治力量对比较为均衡。

第二,左翼党(VP或简称为V)。1917年,一些坚持较为激进的左翼立场的党员从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中分裂出来,成立了左翼社会民主党(VSdP)。到了1921年,左翼社会民主党的多数党员加入了新成立的瑞典共产党(KP),因此左翼社会民主党在事实上转变为瑞典共产党。瑞典共产党在1967年更名为“左翼党共产主义派”(VPK)。在1989年、1990年东欧国家发生剧变之后,左翼党共产主义派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再次更名为“左翼党”。瑞典共产党发生的这两次更名象征着该党的左翼色彩日渐淡化,在成立之初该党主要是一个代表蓝领工人阶级的传统左翼政党,现在则变成了一个以学生、政府雇员为主要依靠对象的后物质主义政党。左翼党的议席数一般为20个左右,但是在近些年中随着一部分选民对社会民主工人党的政策日渐偏右感到不满,左翼党的得票率有所上升。

挪威的多数政党都带有一定的左翼色彩,因此挪威各政党之间的主要区别是代表的地域有所不同。挪威主要的左翼政党包括:

第三,自由人民党(FP)。该党成立于1902年,曾为争取瑞典国王放弃全部政治权力、在瑞典实行君主立宪制而进行过长期斗争,因此自由人民党在成立之初属于左翼政党。但是到1917年瑞典国王已将所有权力交给政府,因此自由人民党在成立时所秉持的目标已经基本完成了,此后该党逐渐转变为意识形态特征不鲜明的政党。例如,尽管该党支持在经济领域实行自由竞争,但态度并不像瑞典的右翼政党那样坚决;而支持自由人民党的选民多数是城市中的蓝领工人。因此可以说当前该党是一个同时带有左、右翼特征的政党。自由人民党的议席数呈日益减少趋势。

第四,环保党-绿党(MpG或简称为MP)。该党成立于1981年,除了主张保护生态、反对利用核能之外,还强调实现两性平等、中央政府下放权力、实行直接民主。最初,环保党-绿党不愿意被归类为左翼或右翼政党,该党也的确比欧洲其他国家的绿党更加中派化。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环保党-绿党公开宣布自己属于中左翼政党。目前该党的议席数一般能超过10个。

在北欧国家开始发展资本主义之时,社会主义运动已经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中蔚然成风,因此社会主义运动就在北欧国家与资本主义经济同步兴起了。北欧国家是在荷兰、英国等西欧国家的影响下开始发展资本主义的。在开始发展资本主义之时,由于多数北欧国家刚刚实现独立,因此本国的资产阶级并不强大,北欧国家的资产阶级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相比就更显弱小。此外,在北欧开始发展资本主义之时,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已经兴起,这些工人运动迅速传播到北欧地区,因此在北欧地区,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起步,工人运动亦同时起步了。例如在丹麦工会出现得极早,“1871年10月15日青年邮政工人路易·皮奥在这些新工会的基础上成立了第一国际丹麦支部,出版了题为《社会主义集团》小册子(后来以此为基础创办了《社会主义者》刊物),这标志着斯堪的纳维亚第一个社会党的诞生”[3]8。丹麦共产党则成立于1919年。在瑞典,“随着瑞典工业化的发展,瑞典工人阶级的数量随之增长,瑞典工人阶级的团结意识也逐渐加强,各种工会开始出现,工人纷纷加入工会,瑞典工会会员人数在1902年为6.6万人,1907年达到23.1万人。随着各种工会组织的发展壮大,全国性工会组织也建立起来,这就是1897年建立的‘瑞典工会联合会’,整个瑞典的工会组织从此有了一个长期稳定的中央组织。”[6]在此基础上,社会民主工人党成立于1889年,瑞典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而瑞典雇主联合会(即资本家的联合会)直到1902年才初步成立。可见瑞典的工人运动的出现要早于资本主义组织的出现。在挪威,挪威在实现正式独立之前就已经出现了左翼政党。“在第一批带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工会成立的基础上,卑尔根的印刷工人C.H.克努森与《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三位编辑(C.杰普森、E.尼森、O.克里金)共同把分散的社会主义团体、工会联合起来,于1887年8月21日成立挪威劳动人民党,这标志着挪威社会主义运动的开始。”[3]8在芬兰,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99年,芬兰共产党成立于1918年,此时芬兰尚未彻底实现独立。在上述背景下,北欧国家的劳方与资方、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力量对比比较平衡,故而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北欧国家的工人运动、左翼运动显得比较强大,社会主义运动成功制约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丑恶的一面,使北欧国家显得更加公平、更加人性化、更加和谐。

(三)挪威

(1)取样复测本标段内地下水及地表水,看地下水及地表水复测结果是否与设计相符,若与设计相符,则对水质已有侵蚀的施工地点,对土钉墙墙面,在对其第一次喷射混凝土、立模现浇混凝土、土钉孔灌浆时应按照设计要求进行进行相应耐久性施工处理。若其复测结果与设计不符,应及时联系相关单位进行必要处理。切记有侵蚀性水不得作为施工用水。

北欧模式的动摇在近些年间已有所显露。

第二,社会主义左翼党(SV)。该党成立于1975年,政治立场比挪威工党更左。该党的前身是由部分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组建的一个选举同盟,这些人反对北约、反对挪威工党所持的主张挪威加入北约的立场。社会主义左翼党在一段时间内曾经名为社会主义人民党(SF)。社会主义左翼党属于左翼-社会主义政党,既批判传统的共产主义又反对社会民主主义。该党在竞选中的主张是建立一种更加体现进步主义的税收体系、反对削减福利项目。

(四)芬兰

芬兰的主要左翼政党包括:

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是指各种财富的转移是既得利益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重新分割,而这种“社会性后果”的表现是会计报告对企业、政府、投资人和债权人决策行为的影响,这种影响使会计信息具备了财富分配效应和决策效应,起到了资源调配作用。

第一,芬兰社会民主党(SDP)。该党成立时名为工人党,于1903年改为现名,之所以改为这个名字是因为该党意图效法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建党模式。芬兰社会民主党的理念体现出较明显的实用主义色彩,属于中左翼政党,芬兰农村地区对该党的支持力度较弱。

由国内学者钱铭怡等人(2000)修订,共计48个条目,本研究采用外倾性和神经质两个分量表(各12个条目),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78和0.81。

第二,芬兰共产党(SKP)。该党由芬兰社会民主党中主张走强硬路线的人士创立。如同欧洲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情况一样,芬兰社会民主党在最初成立时其内部就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两派——激进派和改良派。激进派后来另立芬兰共产党。此后芬兰社会民主党又分裂出了几个小党。但芬兰共产党在成立后从未独立参加竞选,这是因为芬兰政府在1923年禁止共产党继续活动,又在1930年至1944年规定芬兰共产党为非法组织。该党在“二战”后恢复合法身份之后立即组建了由该党领导的芬兰人民民主联盟(SKDL),该联盟规定:芬兰的所有信仰共产主义的候选人都可以通过这个联盟参与竞选。支持芬兰人民民主联盟的主要是芬兰南方地区的产业工人阶级、农村中的弱势群体。

人民民主联盟在刚成立时曾是议会第一大党,累计参与执政时间达15年。但是自1969年以后,由于苏共的干预,芬兰共产党内出现了反苏派和拥苏派的斗争,因此该党在竞选中的表现逐渐转差,得票率从1945年的20%以上逐渐下降到1987年的不足10%——这主要是因为该党发生分裂、而后出现了与人民民主联盟相竞争的“新民主党”造成的。为了扭转困境,芬兰人民民主联盟在1990年改组为左翼联盟(VAS、VL),此后芬兰共产党仅作为左翼联盟的下属机构活动,不再是独立的政党。左翼联盟在成立后在议会中的议席数约为20个。

我国的大部分国有电力企业均具有较为庞大的机制,从而导致在开展组织管理的过程中,会出现由于组织庞大而导致组织的管理精细化缺失问题,且许多企业均未能建立有效的高效管理体系。不同于其他工程类型,电力工程的质量问题将严重影响工程的安全性,甚至将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为国家和人民均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3]。在实际施工的过程中,许多施工企业由于缺乏高效的管理体系,导致部分施工人员的施工行为未能得到有效的规范,导致工程内存在许多安全风险,影响了施工管理质量。

第三,新民主党(Deva)。芬兰人民民主联盟在成立后提出要“走有芬兰特色的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主张对某些产业实现国有化,但并不主张彻底实行传统的共产主义纲领。因此芬兰的一些社会主义者认为芬兰共产党还不够激进,一些激进主义者脱离了共产党,另建共产主义工人党(KTP)、芬兰共产党-团结(SKP-Y)等政党,这使芬兰共产党遭到削弱。这些新政党为了参加1987年大选而组建了“新民主党”,但新政党的得票率有限。1990年,新民主党解散,党员加入左翼联盟。

第四,绿色联盟(VL)。该联盟是由几个环保组织联合成立的。绿色联盟在1983年首次进入国会,是北欧地区的第一个进入国会的绿党。在1991年大选之后,绿色联盟成为芬兰的小型政党中的最大的政党,拥有的议席数为10个左右。

此外,芬兰还有一个不能归为左、右翼政党的党派。芬兰国内的瑞典族人建立了“芬兰的瑞典族党(SFP)”。该党成立于1906年,主要目标是保护芬兰国内瑞典族人口的权益,并不主张某一意识形态。

(五)冰岛

由于以下三点,冰岛的左、右翼政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表现得并不明显:第一,在争取冰岛独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政党——如独立党——在冰岛政坛的地位十分突出,这类政党曾代表全体冰岛人争取独立,因此往往是全民党,而非代表某一阶级;第二,在冰岛,各政党的领导人受选民欢迎与否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该党的竞选表现,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政党的阶级差别;第三,冰岛政党之间最明显的差别是代表城市还是代表农村,即城乡差别。故而,冰岛的政党之间在左、右问题上的对立相对于其他欧洲国家来说显得并不明显,各政党的政策主张往往既有左翼政策又有右翼政策。例如在历次选举结束后冰岛最大的政党均是独立党(IP,Sj),该党不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特征,体现出较强烈的实用主义特征,主要代表首都及首都周边地区。冰岛在多数选举中的第二大党是进步党(PP,F),该党的经济政策略带左翼色彩,但主要代表农村地区,在多数事务上属于保守主义政党。

在上述背景下,冰岛主要存在三个带有中左翼特征的政党:

第一,社会民主党(SDP,A)。该党成立于1916年,尽管其在成立之初支持对大型企业实行国有化、大幅提高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的开支等传统的左翼政策,但是在“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70年代,该党逐渐向中派靠拢,甚至在经济政策方面出现了中右翼倾向。当时社会民主党放弃了政府应当在国民经济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观点,开始鼓吹市场自由化,尤其是主张在农业领域实行自由化。尽管一些工人会支持社会民主党,但是一些私人企业主也支持该党,政府雇员对该党的支持非常弱(西方国家的政府雇员一般支持左翼政党),这些都显示出该党并不是纯粹的左翼政党。20世纪70年代,从社会民主党中分裂出了一个“自由主义者和左翼人士联盟(ULL)”,但该党本质上也是中派政党,而且影响力十分微弱。

传统上,瑞典是一个民族构成状况比较单一的国家,因此不存在民族矛盾,瑞典各政党之间的主要分歧是左、右翼之间的分歧。瑞典国会从1970年起实行一院制。瑞典的主要左翼政党包括:

在1999年大选之前从人民联盟中分裂出了左翼-绿色联盟(LGA)。左翼-绿色联盟的得票率接近10%。

第三,妇女联盟(WA,Kv)。该党成立于1983年,是冰岛女权运动的代表,但是妇女联盟也关注环境保护问题。

在1999年大选中,三个带有中左翼色彩的政党——人民联盟、社会民主党、妇女联盟——组建了“团结左翼(UL,IU)”,但是得票情况并未得到明显的改善。

二、社会民主党主导了北欧模式的出现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北欧国家都存在大量左翼政党,而且最大的左翼政党均为主张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改良的社会民主党。在20世纪,社会民主党在北欧国家长期执政,这是北欧地区的一大政治特征。社会民主党奉行民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张通过和平改良方式实现社会主义。尽管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性不足,但由于能够在北欧国家长期执政,因此他们的确使社会主义因素在北欧不断生长、壮大,从而使北欧国家变得越来越社会主义化、越来越人道化,使资本主义的缺点逐渐淡化,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较平衡地交织在一起,从而创造出了以经济繁荣与社会和谐相互促进为主要特征的北欧模式。具体来说:

近些年来北欧国家经济下行,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偶然性体现在许多方面,例如北欧国家未能实现持续的经济创新、未能一直引领科技潮流(典型例子如诺基亚手机逐渐被市场淘汰)、北欧国家的一些优势因客观形势的变化而消失(例如石油价格的下跌导致挪威的石油收益减少)、世纪经济危机冲击了北欧经济(以2008年经济危机后的冰岛经济困境最为典型)。必然性则体现在:北欧模式对社会公平的追求曾促进了北欧社会的和谐,但是当对社会公平的强调超过了一定的限度之后,会损害经济效率[10]

在瑞典,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长期是瑞典最大的政党,这种情况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1911年,在根据瑞典新宪法举行的第一次大选中,社民党议员从1980年的33名增加到64名,人数增加近1倍。1914年,社民党的议席继续增加,达73席,奠定了议会中第一大党的地位”[3]14。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不仅得票率高,而且由于长期执政,该党的实力渐趋雄厚——“20世纪60年代瑞典社会民主工党的总收入为9 457 047克朗,90年代增加到了135 258 450克朗,是60年代的14倍多”[5]。该党从1932年至1976年持续执政了44年,创造了欧洲所有政党中连续执政最长的纪录。瑞典议会的议席数为349个,社会民主工人党一般能获得140个左右的议席。社会民主工人党为瑞典的左翼事业例如建立福利国家作出了主要的贡献,凭借着长期执政的优势一手打造了现代瑞典的各项基本制度,是北欧模式在瑞典的奠基者。

在挪威,从20世纪20年代起,工党一直是挪威最大的政党,该党在城市、农村中均享有相当广泛的支持而且与挪威的工会保持着紧密联系。从执政情况来看,工党是挪威的“天然执政党”,曾多次执政,挪威工党在1935年至1945年执政期间奠定了挪威发展为福利国家的基础,1941年德国占领了挪威,工党流亡伦敦并指导了挪威的抵抗运动。“二战”后工党地位进一步巩固。“挪威工党从1973年到1981年一直执政,1981年下台,1986年到1989年上台执政,1989年10月到1990年10月期间由挪威资产阶级三党联盟执政,1990年11月工党重新组成少数派政府执政至今。”[3]85从1945年至今,挪威工党共执政了48年。这种状况之所以能够出现,在早期是因为该党在国会中占据统治地位,但是在近几十年中最常出现的情况是由工党组建少数政府,该党之所以能组建少数政府,是因为挪威的非社会主义的政党弱小,非社会主义政党只有成功组建执政联盟才能获得足够的议席数,才能取代工党执政,但是这种联盟经常会因为内部的分歧而崩溃。挪威工党的纲领属于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纲领,该党的活动使挪威染上了浓重的社会主义色彩,例如实行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失业救济、政府开办的幼儿园对挪威所有儿童实现全日托管、全民享受养老金、妇女产假延长到46周并享受全额在职工资等。在挪威工党的影响下,挪威国内的政治氛围的特点是保守主义色彩非常淡,相应地左翼色彩则非常浓,例如挪威各政党均认同应维持福利国家、政府应在经济事务中发挥作用。

在芬兰,芬兰社会民主党长期是芬兰第一大党,其在芬兰南方的城市地区尤其强大。该党在刚成立不久即获得了巨大成功,“由于社会民主党开展的政治动员工作的作用,该党的党员在1906年增加到8.5万人,是刚成立时的5倍,在这一年社会民主党在芬兰举行的第一次自由的选举中获得了37%的选票。此后该党的得票率逐渐增加,到1916年已经增长到47%。”[4]202后来芬兰发生了内战,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力下降了,仅仅在1926-1927年之间短暂组建了少数政府。到1937年芬兰社会民主党与农民党、进步党组成执政联盟,一直执政到40年代。在40年代,社会民主党曾与芬兰共产党联合执政。从40年代以后,社会民主党的得票率一般为25%左右,该党除了与共产党联合执政外一般与农民党联合执政。社会民主党在芬兰议会中拥有的议席数一般在50席以上(芬兰议会总议席数为200个)。芬兰社会民主党主张维持福利国家、保护受雇佣者的权利等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理念,在推动芬兰社会和谐、进步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冰岛,多数时候由两大党之一联合其他一些政党组建政府,而且很难说冰岛的某一届政府真正属于左翼或右翼——这是因为冰岛并不存在纯粹的左、右翼政党。但是人们还是能够判断冰岛政府的政策是体现左翼价值观还是右翼价值观的,是体现社会主义价值观还是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北欧地区的总体政治氛围呈现出左翼色彩浓重的特点,受到这一环境的影响,相较于欧洲其他地区的政府的政策而言,长期以来冰岛政府所执行的政策也体现出相对而言比较浓重的左翼特征。因此尽管冰岛缺少纯粹的左翼政党,但冰岛政府的政策仍然体现出强烈的社会主义色彩,冰岛政府的政策也属于北欧模式的一部分。

三、北欧模式的本质

通常,学界认为“北欧模式”的特点是由高税收支撑的高福利以及政府对社会财富进行倾向于平均化的二次分配,但本文认为这并非北欧模式的本质。本文暂且笼统地将北欧五国在20世纪下半叶的发展模式称为“北欧模式”,下面再分析这种模式出现的条件,在分析北欧模式出现的条件的过程中即能对“北欧模式”的本质加深理解。

如图2A所示,5 ℃贮藏的商品鳞茎中自10~20th d,外层鳞叶与内层鳞叶的GA3含量均先显著上升,在30th d时稍下降为然后又持续上升,至60th d时达到高点。相较而言,外层鳞叶GA3的含量在贮藏30 d后稍高于内层鳞叶。25 ℃贮藏商品鳞茎的GA3含量在整个储藏期间表现为持续缓慢上升,外层鳞叶与内层鳞叶差异不大,只是在60th d 时,外层鳞叶GA3含量高于内层鳞叶。

“北欧模式”出现的条件包括:

第一,北欧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运动是同时起步的,因此资本主义因素与社会主义因素长期保持了平衡,资本主义因素与社会主义因素的结合孕育了独特的北欧模式。社会主义因素有效遏制了资本主义因素,促进了北欧国家的和谐稳定,社会的和谐稳定反过来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又有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从而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

具体而言,多数北欧国家独立较晚,因此资本主义经济的起步要晚于西欧国家。北欧五国都不是欧洲传统强国,瑞典、挪威、冰岛曾遭受丹麦的统治,芬兰曾遭受瑞典和俄罗斯的统治。在北欧五国中,只有丹麦曾一度在北欧地区比较强大,但在欧洲范围内也并不属于强国之列。1523年,瑞典摆脱了丹麦的统治而实现独立。挪威直到1814年才摆脱丹麦的统治,但是当时并未实现真正的独立,而是与瑞典组成了一个邦联;由于在二者之中瑞典更为强大,所以挪威在邦联中处于从属地位。由于不甘于做瑞典的附庸,挪威最终在1884年获得自治地位,在1905年实现了完全独立。芬兰在1919年正式成为独立的共和国。冰岛到1944年才实现了彻底独立。因此北欧国家开始发展资本主义的时间远远晚于早期出现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

2.制度建设滞后。为了扩展外部市场,许多企业在指导思想上就本着现干现做的想法,只求大,不求强,只求粗,不求细。一味地追求市场份额,忽视基础管理工作,造成相应的管理制度建设跟不上市场的拓展速度,使社会市场项目管理处于松散状态,影响了整体经济效益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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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工人运动起步较早,左翼政党较早就进入了议会,开始掌握政权。北欧国家在资本主义的起步期即开始实行现代民主制,而民主制有利于左翼政党的崛起,北欧的民主制的出现与各民族的历史传统有关。北欧民族在传统上就长期实行原始民主制,即便有君主,也长期设立议会。瑞典从18世纪就有议会,议会从1866年起实行两院制;丹麦从1901年起实行民主制度;其他北欧三国在独立后也开始实行民主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党有可能利用参选实现上台执政,例如挪威工党在1907年就进入了国会。前已述及,北欧国家是后发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因素并不强大;又由于北欧国家的资本主义起步较晚,而工人运动起步较早,因此这里的工会、工人政党的社会影响力较大。这种情况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不具备的,英国、美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非常强大,因此资产阶级能够在政治上占据主导地位,促使政府的政策更多地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但北欧国家的工人政党在政治上的相对强大,这就导致工人政党、左翼政党能够利用民主制度、利用选票优势上台执政。故而可以说,北欧国家天然的、浓厚的左翼背景导致左翼政党比较强大,左翼政党的强大又导致北欧国家的政策带有明显的左翼特征。

北欧国家的主要左翼政党是主张和平改良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而非主张革命的共产党,这是因为:一方面北欧国家的资产阶级、工人阶级的力量对比比较平衡,因此阶级矛盾并不尖锐,因此温和的左翼政党更加符合社会现实的需要,主张暴力革命的左翼政党反而并不符合北欧地区的社会状况的需要;第二,由于左翼政党能够通过选举合法获得执政地位,因此没有必要开展暴力革命。故而可以说,主张和平改良资本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更加符合北欧国家的国情。

由于左翼政党在北欧国家拥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左翼政党所不能比拟的地位和影响力,因此北欧国家的政府长期推行的政策更加倾向于维护社会底层民众的利益,这就会促使北欧国家的阶级关系显得更加和谐、整个社会显得更加和谐,而社会的和谐非常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因此北欧国家的经济发展比较顺利,而经济的稳健又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由此构成了一种难能可贵的良性循环。

第二,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北欧模式的前提和基础。

根据一定的统计标准和结构标准选择类系化合物,作为建模的训练集。化合物选择的条件为:统计上的随机性、结构上的代表性和全面性,以及性质/活性数据的可获得性。

在20世纪初,除了丹麦之外,北欧国家的经济状况均较为落后,但北欧国家在20世纪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从而使北欧模式获得了基础。以冰岛为例,冰岛在20世纪初是欧洲最贫穷的地区之一,但随着现代生产方式在20世纪逐渐传播到冰岛,冰岛出现了工业化过程、城市化过程、对外贸易显著增加,因此实现了经济发展,该国经济发展水平逐渐达到甚至一度超过了西欧国家的平均水平,这相较于20世纪初的冰岛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成就。瑞典也是如此,在工业化之前瑞典的很多地区尚未得到开发,极为贫困,“19世纪的瑞典是一个农业国家,1850年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90%,到1900年仍占75%,农业以种植业和家畜饲养业为主” [7]。瑞典工业化始于19世纪70年代,工业化使得瑞典可以利用自己的森林、水利等资源发展经济,到20世纪30年代末瑞典就已号称是当时世界上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了。

北欧国家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实现经济的明显发展,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既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偶然性和外部原因体现在:由于北欧地处欧洲边缘,自从北欧国家开始工业化进程以来,由于并未遭遇严重的外部危机打断工业化进程,这些国家的经济在20世纪在大体上保持了稳步增长。最突出的例子是:两次世界大战对多数欧洲国家构成了严重的冲击,但对地处欧洲边缘的北欧国家构成的冲击相对较小,这就为北欧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特别是瑞典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宣布保持中立,不仅未受到两次世界大战的明显冲击,反而在“二战”期间大幅扩大了出口,实现了经济的重大发展,这种情况与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大发战争财很相似。也就是说,在20世纪,当其他欧洲国家的经济得到发展之时,北欧国家的经济也在发展;当其他国家的经济陷入停滞之时,北欧国家的经济仍在发展。故而,到20世纪下半叶,北欧国家的经济成就已显得较为可观了。

所谓北欧经济在20世纪出现健康发展的必然性,体现在:首先,北欧国家毗邻西欧,受到先进技术的影响稳步实现了工业化,工业化必然会使北欧国家从20世纪之前的农业国转变为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其次,左翼政党的长期执政促进了社会和谐,为北欧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条件。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在北欧国家推行的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使典型的资本主义的非人道的一面未在北欧体现出来,因而使北欧社会显得和谐而兴旺。“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北欧模式’极大地促进了平等、安全、灵活性、融合以及所有人教育机会的平等,此外还增强了国家处理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的能力。”[8]再次,左翼政党的长期执政促进了工业化进程。由于挪威、瑞典、芬兰等北欧国家长期由左翼政党执政,因此这些国家的政府并不像英国、美国等信奉自由主义经济理念的国家那样不愿干预经济,而是由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主要角色,政府甚至创建了大量的国有企业,这些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北欧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可以说,北欧国家实行了国家资本主义体制,这有力地促进了工业化进程。而经济的发展又为北欧国家建设福利国家提供了经济基础。福利国家的建立使北欧社会变得更加和谐,也在一定程度上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保障。福利制度体现出社会主义的性质,“20世纪后半叶,社会保障体系开始建立。他为多数公民提供了疾病、失业和养老等方面的经济保障。不管他们父母的收入高低,所有儿童都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医疗保障、儿童和老人的社会保障成为每个人的权利”[9]。福利制度使北欧社会看起来比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更加人道、和谐。

由于本文根据安徽省1982-2010年农业产出投入的数据,利用回归分析的方法确定各个解释变量的系数,样本数据会影响到参数值的估算,难免出现数据误差[7]。随着农业发展新阶段的到来,农业生产函数的形式也会出现变化,所以,对于如何使生产函数随着农业不同生产阶段的变化而变化,从而更精确地测算农业技术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率,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与分析。

从上述分析可知,“北欧模式”是一种以经济的稳步发展、良好的外部环境为基础,以保障社会底层民众的利益、实现社会和谐、政府主导工业化进程和社会建设为特色的社会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利用政府主导的工业化进程促进了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为劳资关系和谐、阶级关系和谐提供了基础,社会的和谐、阶级关系的和谐又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保障,从而实现了一种良性循环。北欧模式是全世界范围内的一种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相互平衡、相互结合的特例,他比典型的资本主义更加社会主义化、更加人道主义化,但同时他又保持了一定的经济效率,因此显得兴旺而和谐,北欧模式比典型的资本主义更具吸引力。

四、北欧模式前景黯淡

然而,经济的强劲、健康发展是北欧模式的物质基础,当这个基础发生动摇时——例如近些年来北欧国家因为内部、外部原因其经济状况不再像此前那样良好——北欧模式就有可能难以持续。这是因为,经济状况不佳会加剧社会矛盾,而社会矛盾的爆发会干扰经济发展,进而出现一种恶性循环。也就是说,北欧模式的出现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北欧国家因多种原因在20世纪实现了经济的总体良性发展,这是北欧模式得以出现的重要前提,但北欧国家的经济并不必然会一直保持良性发展。

在丹麦,丹麦社会民主党成立不久即在丹麦获得执政地位,“从1924年至1926年,社会民主党(与激进自由主义派)曾短暂联合执政并在执政联盟中占据主导地位,此后在1929年又开始与自由主义派长期联合执政。在1936年这两派在丹麦议会上院中获得了绝对多数议席。这个政府在德国占领丹麦期间(1940-1944年)与占领军进行合作,从而使社会民主党的声誉下滑。在1945年的选举中该党仅获得了33%的选票,与此同时丹麦共产党的得票率(12%)出现了暂时性的提高”[4]159。从“二战”末期起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丹麦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力达到顶峰。“1943年,丹麦社民党党员已经发展到233 417人。党员人数最多的年份是1948年,共316 027人”[3]26;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之间,也就是左翼价值观的影响力在整个欧洲都比较强大的时代,该党能够获得40%左右的选票。但是此后该党未能再次获得这样的成绩,得票率一般在35%左右。这主要是因为在丹麦参与竞选的政党数量增多了,选民的投票出现了进一步分散化。尽管如此,在“二战”之后社会民主党一直是丹麦第一大党。20世纪70年代以来,除了1973年-1975年、1982-1993年、2001-2011年、2015年至今,丹麦社会民主党均处于执政地位。丹麦社会民主党在执政期间推行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使丹麦经济、社会事业染上了浓重的社会主义色彩、左翼色彩。

具体来说,由于注重实现社会公平的左翼政党长期在北欧执政,因此左翼政党在实现了一定的促进社会公平的目标之后,为了继续执政,会在竞选中提出新的旨在实现更高程度的社会公平的目标。而右翼政党为了获得执政权,也会提出这样的目标。故而北欧国家的政府会倾向于日益强调社会公平,进而会损害经济效率,例如高税收、高强度的二次分配、高福利会导致富人的创富积极性下降、穷人的就业积极性下降。故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如果资本主义因素与社会主义因素在北欧国家失去良性平衡,那么北欧模式必然会趋于衰落。要想避免衰落,北欧国家应当保持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之间的相对平衡,当经济不振时应该更加注重调动、提高经济效率。

第一,挪威工党(DNA)。该党成立于1887年,曾经发生过分裂——“1918年,挪威工党内左翼反对派在党内取得领导权,通过有保留地加入第三国际的协议。第二年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党内温和派1921年脱党,另组挪威社会民主工党。”[3]25工党支持挪威加入北约组织,主张实行环保政策、挪威成为无核区。2011年,该党由“挪威工党”更名为“工党”。

在丹麦,近年来在竞选期间引起争论的主要议题包括外来移民、减税、福利开支、宏观经济政策等问题,也就是说,由于经济中的问题逐渐增加,左、右翼在经济、社会事务方面的立场的对立成为丹麦政党之间最主要的政治分歧。左翼政党在丹麦的执政优势并不像挪威、瑞典的左翼政党在本国所拥有的优势那样明显。这表现在:当丹麦的经济状况不佳时右翼政党有可能上台执政,例如从1982年至1993年年初社会民主党曾沦为在野党,由保守主义人民党联合中派、右派政党执政。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丹麦右翼政党多次执政,特别是中右翼的自由党的地位在近些年中超过了丹麦社会民主党,这显示出丹麦的政治在整体上呈现出右倾态势——当然,这是相对于传统上社会民主党在丹麦比较强大的情况而言的,可以说近三十年来左、右翼政党在丹麦势均力敌,但右翼政党的发展比较抢眼。这标志着丹麦选民已经不再看好左翼政党倡导的北欧模式,也反映了当前丹麦的经济状况需要将提振效率这一目标放在促进社会公平这一目标之前。

在瑞典,从20世纪30年代起,瑞典的经济状况较好,因此社会也比较和谐,左翼政党的许多主张得到了贯彻;但是从70年代中期以来瑞典经济出现了许多问题,尤其是在这个长期能够实现充分就业的国家中出现了较高的失业率,因此曾经十分强大的社会民主工人党的得票率出现了下滑。该党的得票率在1991年大选中未达到40%,这是1928年以来的第一次。在这次大选之后,4个中右翼政党组成了联合政府。由于选民对这个政府推行的削减福利的措施感到不满(这也显示出瑞典的左翼氛围浓郁、显示出北欧国家难以由关注社会公平迅速转为关注经济效率),因此社会民主工人党在1994年大选后再次获得执政权。但是这届政府执政期间的主要问题是瑞典是否应加入欧盟问题,社会民主工人党支持瑞典加入欧盟,然而这是一种偏右翼的立场,不符合该党传统的偏左翼的形象。因此社会民主工人党在1998年的选举中的得票率创下新低,该党的许多支持者都转而支持瑞典左翼党。 在1998年大选之后支持社会民主工人党执政的是瑞典左翼党和绿党,这种情况凸显了瑞典左翼政党与右翼政党之间的对立。由于从目前来看瑞典的经济状况难以有较大改善,而且外来移民问题越来越引人关注,因此瑞典传统的左、右翼政党在偏中左翼政治立场的基础上达成妥协的局面在未来很可能发生变化,右翼特别是极右翼政党会逐渐兴起。从2006年至2014年,社会民主工人党处于在野状态,在2018年大选中社会民主工人党因较宽松的移民政策也导致该党选情不振。

在挪威,工党在2013年、2017年两次大选中虽然仍是第一大党,但是所掌握的议席数太少,为反对派提供了建立联合政府的机会,工党这个传统上在挪威十分得人心且取得过辉煌的执政成绩的政党失去了执政权。

在芬兰,近些年来新兴政党在芬兰的影响力有所扩大,例如在1991年大选中首次出现了芬兰中派党的得票率高于社会民主党的情况,此外芬兰的非传统政党在选举中取得的成绩也是有史以来最佳的,共有26个议席由绿色联盟、农村党、基督教联盟等小型政党获得。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洲政党普遍出现主要政党趋同的情况,这种情况造成一些选民对传统主要政党都不满意,因此他们会支持新兴政党、边缘性政党。在未来,这种局面有可能持续下去,这种情况标志着北欧国家传统的比较稳定的政治格局正在逐渐发生变化。这也反映了北欧模式的“由左翼政党主导政坛”的特征正在发生动摇。

高校知识资源的组织活动过程,不管哪个层次,都涉及教学、科研、院系、图书馆、档案、人事管理等诸多职能部门。这些职能部门的活动过程以及其间形成的各类数据信息,都有其内在的逻辑联系,是需要详细记录、统一管理、统一开发的重要知识资源。

在冰岛,从20世纪90年代末起因为经济表现不佳,特别是随着冰岛在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后经济严重受挫,冰岛左、右翼政党之间的分化变得比以往更加明显了。例如在1999年大选中团结左翼明确主张对社会财富进行力度更大的二次分配、提高福利开支,左翼-绿色联盟也呈现出异军突起之势。在未来,冰岛的偏左翼的政党有可能进一步左倾并扩大影响力。这种现象并不意味着北欧模式在冰岛的巩固,反而恰恰意味着在冰岛经济下滑的情况下,该国选民的政治意愿开始变得激进化,政党为了赢得选民而开始提出激进的政治主张,这并不是一种好兆头。

总之,尽管在传统上北欧国家通常实行阶级合作主义,劳资双方之间长期通过协商实现互相让步、相互妥协、建立起了一种比较和谐的关系,但是随着欧洲的经济环境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转差,北欧国家的和谐局面也很难维持下去了。“1980年5月瑞典爆发了半个世纪以来最大的一次工人大罢工,令世人震惊。他标志着1938年萨尔茨耶巴登协议的历时性妥协时代的结束。”[3]160不仅是瑞典,其他北欧国家也出现劳资关系由和谐转为紧张的趋势。因此可以说,与80年代之前相比,目前北欧国家的经济竞争力有所下滑,未来北欧国家是否能够继续保持偏左的政治氛围、妥协的政治习惯、和谐的社会局面,还有待观察。

结语

社会的和谐有助于左、右翼政治力量之间出现和谐局面。通过观察北欧的情况可以看出:在社会和谐时左、右翼政治力量之间会趋于和谐,相反,在社会矛盾加剧时左、右翼政治力量之间的对立会加剧。北欧模式就是一种左、右翼政治力量比较和谐的特例。

具体来说,近代以来,世界各国都存在于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体系之中,因此国民的生活是存在着客观的国际比较的。例如北欧国家的低收入人口的生活水平也会比某些国家的大多数人口的生活水平更高。当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显得比较富足的时候,尽管该国有可能仍然存在贫富差距,但是富足的境况仍会有利于该国的社会趋于和谐。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的左、右翼政党之间的矛盾会趋于缓和,经常会出现左、右翼政党相互妥协,相互借鉴对方的政策主张的情况,这种情况可以被称为“共识政治”。

例如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尽管是左翼政党,但该党并不坚持纯正的左翼政策,从未强调要实行国有化,长期主张把瑞典建成“人民之家”——也就是说,该党意图成为全民党而不是仅仅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这种情况的出现与该党刚成立之际瑞典的工人阶级规模较小有关——“当工人阶级还不是选民大多数时,要获得选举的胜利,就得牺牲阶级的纯洁性。因此,瑞典社会民主党不断把自己说成‘人民党’,而把社会改造成以民主和国家团结为基础的‘人民之家’(folkhemmet)的愿望就集中体现了这种重点的变化,把公民分成特权阶层和被剥夺权利阶层的社会和经济藩篱将被消除。[11]”由于并不仅仅将工人阶级作为依靠对象,因此该党在选举中不仅能够获得瑞典多数蓝领工人的选票,而且在社会中下层的白领工人中间——特别是在政府部门的雇员中间——也很受欢迎。瑞典的城市化水平在欧洲是最高的,这也有利于该党——因为左翼政党一般会依赖城市中的劳动者的支持。此外,瑞典经济的长期繁荣以及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的长期执政使该党有足够的自信,是该党敢于采取右翼政党所主张的合理的政策。这种情况促使瑞典的执政党既推行左翼政策又推行合理的右翼政策,从而使国家的政治分歧显得并不明显,这也是社会和谐在政治上的一种反映。

不仅是瑞典,整个北欧都是如此。“二战”结束以后北欧国家长期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因此这些国家的左、右翼政党之间的对抗程度长期较低,左翼政党长期执政,在这种情况下,右翼政党也会接受左翼政党的某些主张,因为在左翼政党强大、整个社会都更加认同左翼价值观的情况下,右翼政党只有变得左翼化才能赢得更多选民的支持。但比较有趣的现象是,北欧国家长期执政的左翼政党也会主动吸收一些右翼政党所主张的合理的政策。这是因为在左翼政党对自己的执政地位有信心的情况下,左翼政党不会太在意在意识形态上与右翼意识形态的对立,而会更实事求是地考虑政策,他们关注的是如何拿出最合理的政策,因此当某些符合右翼价值观的政策在某一时期比较适于解决社会问题的时候,在北欧国家执政的左翼政党会乐于接受这类政策,其也有信心不会因为意识形态问题遭到党内或选民的诟病。而这种兼采左、右翼之长的政策由于比较实事求是,因此,更加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增长,这会进一步促进社会的和谐,从而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

反之,如果一个国家陷入经济下滑的通道,那么各种社会问题会纷至沓来,尤其是普通民众与富有阶层之间的对立会趋于尖锐,在这种情况下左、右翼政党之间也会严重对立,从而进一步加剧社会对抗;社会对抗会导致政府的经济措施难以得到落实,更加不利于国家经济状况的改善,从而会成为一种恶性循环。只有当左、右翼政党其中的一方在政治上彻底压倒另一方之后,该翼政党所建立的政权才会有能力采取改善经济的政策,而有关政策往往需要实现社会的和解才能改善经济状况,也就是说,上台的一方必定要采取妥协性的政策、吸纳对立的另一方的主张中的具有合理性的政策才能改善国家的经济形势。故而,尽力消弭政治分歧、达成政治妥协,才能真正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而有利于实现社会和谐、稳定,但这需要对立的双方共同努力,也需要诸多有利的客观条件。对立双方能否达成妥协,取决于主观上的善意与有利的客观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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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庆宇,张莉
《荆楚学刊》 2018年第06期
《荆楚学刊》2018年第06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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