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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配置对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作用机理研究

更新时间:2016-07-05

一 引 言

21世纪是海洋产业快速发展的世纪,各国均将海洋生物医药产业作为战略性产业加以重点发展。美国、日本、欧盟是世界上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最早的国家,它们将海洋生物医药资源开发列为构建本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保障国民健康的重要计划。中国海洋经济中,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是近六年来发展最快的行业,行业年均名义增速超过30%,预计未来五年平均增速仍将在25%-30%区间内,2020年中国海洋生物医药行业产值可达1100亿元(智研咨询集团, 2016)[1]。而且,当前中国蓝色药库开发计划正在启动,近三年拟投入3-4亿元,至2030年投入15-20亿元,系统建设首个海洋药物信息系统,构建一个海洋药用生物资源开拓、两大海洋药物快速发现及八大海洋候选药物成药关键技术体系(王宁等,2017)[2]。虽然中国人口占全世界22%,但医药产业产值仅占全球7%(陆琨倩, 2014)[3],多以低附加值产品为主,缺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磅炸弹”式的创新药物,医药中97%以上为仿制国外品种,制药企业多以传统产品和仿制品薄利多销实现销售收入。这与先进国家企业主要以技术创新和药物产品创新实现销售和利润形成较大差距。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市场消费需求急剧变化,海洋生物医药产品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人们对于价格合理的创新型优质海洋生物医药产品的巨大需求,与国内市场提供传统质量普通的终端产品的供给形成矛盾。因此在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下,研究新兴的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路径,对加快中国海洋产业发展、抢占海洋战略制高点具有重要意义。

传统建筑设计者使用T形尺和铅笔“手绘图纸”。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基于几何与基于对象的CAD(Computer Aided Design,计算机辅助设计)的相继问世,标志着建筑信息化第一次革命的到来,设计者由手绘进入软件制图的CAD时代。近些年来,BIM(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建筑信息模型)技术的出现,给人们带来一种处理复杂建设项目的新方法,也拉开了建筑信息化第二次革命的序幕,即从二维设计向三维设计过渡。

20世纪40年代以来,国际海洋药物研究发现了3.5万种海洋化合物,一半以上有活性。20世纪70年代,Southcott(1975)[4] 根据化学、生理药理实验室对海洋生物毒素的研究,分析得出某些类型的海洋生物毒素是新型药物的可能来源。20世纪 80 年代,Grant(1982)[5]指出当时已研究发现许多海洋生物活性物质,但其中已用于生产药物的仅占极少数,还有大量来自海洋的活性物质亟待开发和临床实际应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海洋生物医学的研究逐渐深入,学者们发现,包括无脊椎动物、藻类和微生物在内的海洋生物往往具有与陆地生物不同的生物活性天然产物,例如萜类化合物、生物碱、类固醇、多肽、碳水化合物、多酚、多肽、蛋白质和必需脂肪酸。这些海洋天然产物所具有的多种生物功能,如抗肿瘤、抗病毒、抗菌、抗氧化、抗血栓、抗凝血、抗炎、降压、降糖等,可广泛应用于药物开发(Silvestre和Tosti, 2010[6];Suleria et al., 2016[7];Thomas et al., 2010[8])。例如,Chai(2017)[9]指出海洋无脊椎动物,如牡蛎、贻贝、蛤蜊、海参和海鞘,是有效的生物活性肽来源。抗氧化肽在食品、药品和化妆品中具有潜在的应用。Ruocco(2016)[10]描述了海洋多糖(包括甲壳素、壳聚糖、呋喃酮、卡拉胶和藻酸盐)在保健品、药妆品以及药物研究的最新进展。21世纪初,Molinski和Dalisay(2009)[11]指出,海洋天然产物药物研究迎来了一波复兴的高潮。Nastrucci et al.(2012)[12]等认为海洋药物发展最有前途的领域之一是癌症治疗。截至2016年,利用海洋天然产物研发的抗癌药物医药价值已经从5630亿美元激增到5.69万亿美元(Mudit和Sayed,2016)[13]

该项目致力于将“高远”贫苦地区的绿色食材和美食文化从山野田间推广到城市餐桌。其中,“高远”泛指以云南、新疆、西藏等深度贫困地区,重点关注上海对口帮扶的“高远”地区,即云南、新疆喀什、西藏日喀则、青海果洛、贵州遵义、重庆万州、湖北夷陵等7个省区市20个地州市101个县市区,涉及贫困人口近300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海洋生物医药研发取得了重大进展。科学家们发现了一批新型抗肿瘤、抗心脑血管疾病、抗艾滋病、抗动脉硬化的海洋药物,并已有十几种海洋药物获国家批准上市,例如多烯康、角鲨烯、河豚毒素、藻酸双酯钠、甘糖酯、盐酸甘露醇等(刁戈, 2010[14];郑莉和蔡大浩, 2016[15])。中国先后建立了一批专业性的海洋生物医药研发机构,创立海洋生物医药相关刊物,相关研究也结出了累累硕果(李岩, 2013)[16]。至2003年,中国已批准生产并进行临床使用的海洋类抗肿瘤药物近30种,如6-硫酸软骨素、扭曲肉芝酯、大田软海绵酸制剂、羊栖菜多糖制剂等(司玫和展翔天, 2003)[17]。在中科院及其他相关机构的推动下,海洋医药产业发展条件与外部环境正逐步改善,发展态势持续向好。2005年,中国已有国药准字号海洋药物14种,包含海洋生物物质的中成药130余种(张偲等, 2005)[18]。截至2015年6月,已确定并记录了中国沿海海域的725种中国海洋药物,涵盖1552种有机体和矿物质(Fu et al., 2016)[19]。近些年来,随着相关海洋药物新技术方法如合成法、色谱法等相关研究的突破,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有了新的驱动力,产业未来发展潜力十分可观。据《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显示,中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从2010年的67亿元增加到2016年的336亿元,已成为中国海洋经济新型增长点,并逐步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

然而,由于海洋药源数目少、研发投入资金难以满足当前需求、药物研发缓慢、复合型人才资源缺乏、科研成果转化率低、法律权利意识淡薄、知识产权保护不足,中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尚未形成完整成熟的产业链;产业发展规模小,水平低,未形成产业集群;企业数量少、规模小、水平低、布局分散,缺乏名牌龙头企业和名牌产品等问题突出,研究基础较为薄弱,科研成果原始积累仍较少,发展仍处于落后地位,与国际领先水平国家之间的差距不容忽视(林文翰, 2013[20];付秀梅等, 2015[21];顾劲松等, 2008[22];王长云等,2009[23];黄盛和周俊禹, 2015[24];韩立民和周乐萍, 2013[25])。为此,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出发提出促进该产业发展的对策建议。例如,有学者提出应借鉴欧洲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模式,加快中国该产业研发进程(顾劲松等, 2008)[22]。在海洋资源环境恶化引起的药源问题上,应提倡保护与发展双管齐下,协调保护资源、减缓衰退与开拓新资源之间的关系,明晰产业未来走向,从源头上引导产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王长云等,2009)[23] 。在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上,分别从产业集聚和构建海洋生物医药产业链角度出发,依次从环境、资金、渠道等方面提出优化外部环境、拓展融资来源、构建交流平台等建议,推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黄盛和周俊禹, 2015[24];韩立民和周乐萍, 2013[25])。

从既有研究来看,甚少有学者分析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主要取决于资金、人才、技术、海洋资源环境、政府政策等发展要素投入与配置水平。整体来看,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处于劳动密集型占主导阶段,产业发展要素配置仍旧不合理。通过要素优化配置实现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结构优化,促进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型势在必行。为促进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又快又好发展,必须识别驱动该产业发展的要素,找出各要素之间的协同作用机理,有效减少资金消耗、资源浪费,提高发展效率,推动经济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增强海洋生物医药产品附加值,优化产业结构,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要。因此,本文从要素优化配置角度入手,探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驱动要素,提出驱动该产业发展的要素研究假设,设计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驱动要素量表,构建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驱动要素概念模型和PLS-SEM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探究资源要素配置对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作用机理和作用强度,为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决策和路径选择提供参考,对国家发展海洋经济、实现海洋强国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二 研究假设与量表设计

通过梳理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研究成果,本部分从资金、人才、技术、海洋资源环境、政府政策五个方面提出驱动该产业发展的要素研究假设,设计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驱动要素量表。

(一)研究假设

(1)资金是产业发展的主要推动要素,是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海洋生物医药产业作为21世纪战略性新兴产业,其发展各个方面如海洋资源开发、科研机构与高校人才培养、技术水平提高、基础设施建设等都离不开大量的资金支持。当然,不同发展阶段资金的用途也不尽相同。在产业成长初期,资金主要投入于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园区建设,完整的基础设施是吸引企业和人才入驻不可缺少的条件,而人才和企业的集聚是实现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条件。在发展成熟阶段,需要将资金投入专利技术和产品的研发、技术成果的转化以及产品的市场化推广,进一步扩大海洋生物医药产业规模,形成良性循环。现阶段中国拥有中科院海洋研究所、三个国家海洋局海洋研究所、黄海研究所、青岛海洋生物医药工程研究院、国家重点实验室、中国海洋大学等几所科研机构,基础设施相对完善。而当前中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主要处于第二个阶段,资金投入对于技术水平的提高起着重要作用,不论是研发还是成果转化以及市场推广都需要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据此提出假设H1。而资金提供方主要是政府、企业以及科研机构,所以本文选取政府资金投入、企业资金支出、科研机构经费收入三个方面作为资金的显变量。

H1:足够的资金支撑对技术水平的提高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2)人才是一个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是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产品研发、成果转化、产品市场化等各个阶段都离不开人才,人才的质量和数量对高新技术产品形成的各个阶段有重要作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对人才素质和知识水平的要求高于其他行业,其必须接受过专业、高水平的教育和培训,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能充分利用各方资源实现技术研发、生产要素组合和产业效率的提高(H2a假设)。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高度依赖技术,而技术进步与创新需要大量高素质人才,不仅包括专业技术人才,还包括具备基本专业知识的生产管理人才和既懂技术又了解市场的复合型人才。只有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才能提高技术水平,将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各个环节(从原料获取、活性物质提取、产品加工到市场组织销售)有效地连接起来,形成完整的产业链(H2b假设)。本文以高等院校学生人数(高校)、R&D人才(研发机构)、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企业)以及复合型人才这三方面要素分析人才对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影响。

H2a:高素质人才对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H2b:高素质人才对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稍后,陆游在成都时作《登塔》一诗,说他自己“冷官无一事,日日得闲游”,面对千尺高塔上所见到“雪山西北横,大江东南流。画栋云气涌,铁铎风声遒”的雄壮伟丽景象,他却“旅怀忽恻怆,涕下不能收。十年辞象魏,万里怀松楸。仰视去天咫,绝叫当闻不。帝阍守虎豹,此计终悠悠”。如此壮丽的景致,没有让陆游心胸开阔或变得愉悦,只徒增了他去国怀乡的愁苦悲怆。可见,当陆游创作时的情绪恶劣时,无论所见景致多么引人入胜,都不足以改变其心境。

(4)海洋资源环境既是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又是该产业发展的外部保障。这源于海洋生物不仅具有资源属性,同时还具有环境属性。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海洋资源环境遭到破坏,海洋生物多样性面临着新威胁。例如,人类围填海造地、不当的海岸工程建设等极大地破坏了海洋自然岸线,侵占了海洋生物栖息地,使得海洋自然保护区面积严重不足;而随着沿海人口不断增加,近海养殖、化工生产等沿海经济活动频繁,破坏了海洋生物的生存条件,造成许多物种灭绝,目前已有556种海洋生物处于濒危状态(Fu et al., 2016)[19],严重制约了海洋药用生物资源的可持续性,不利于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H4假设)。就海洋生物医药产业而言,海洋资源及其环境状况最直接的反映就是海洋药用生物资源可利用程度。因此,为海洋药用生物资源营造一个更好的海洋生存环境,需要更少的环境污染和更多的海洋自然保护区。本文选取海洋自然岸线保有率、海洋自然保护区面积、海洋生物多样性和资源可利用程度四个指标,分析各个地区多样性的海洋资源环境对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作用强度和机理。

H3:技术对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3)技术是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过渡的驱动因素,决定产业发展速度的快慢。根据内生增长理论可知,内在的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科学技术能够改善经济结构,优化产业结构、实现产业规模经济,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经济利润。拥有良好的海洋资源环境、丰富的海洋药用生物资源、足够的资金支持,却无先进技术力量,无法实现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快速发展(H3假设)。技术水平即技术创新度和成熟度的提高自然会带来产业快速发展与结构优化。例如,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研发环节的深海采样、生物分离、分子结构鉴定技术等,与生产环节的中试生产和规模化生产、质量管理技术及其他相关技术的创新度和成熟度, 决定产业发展进程。另外,现如今核心技术知识产权保护也逐渐引起各界的重视,拥有知识产权保护的核心技术,对产业产品竞争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产业发展竞争力与潜力的重要标志。因此本文从技术创新度、技术成熟度以及核心技术知识产权的自主性来分析技术要素对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作用机理。

H4:海洋资源环境的改善对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5)政府政策是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支撑条件,对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有宏观调控作用。增强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实力,把海洋药用生物资源转变为现实的经济优势, 需要制定和实施合理、有效的资源环境保护政策和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例如,由于海洋生物医药产业高风险、高投入等特点,需要政府制定引导和推动产业发展资金集聚的措施,加速研发成果产业化,产品市场化。同时引导产业创新和升级,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当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到一定规模时,还需要政府创造公平、公正、公开的市场环境,促进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平稳发展。现阶段该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政策的导向作用主要表现在资金集聚方面,不仅表现在政府对产业发展的直接财政支持上,还包括其他金融机构、企业等部门因为有了政策支持而向该产业大规模投资(H5假设)。政府政策通过政府战略导向、政府支持强度、政策实施力度与监管手段等方面指导海洋药用生物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 发挥调控作用,促进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 从而推动该产业更好更快发展。

H5:积极地政府政策对海洋生物医药产业资金的投入具有显著正向作用。

(二)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驱动要素量表设计

由于资金、人才、技术、海洋资源环境和政府政策属于潜变量,需要相对应的测量指标进行具体体现。因此,本文根据上述分析,选取以下显变量建立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驱动因素表(表1)。

1 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驱动因素

指标分类潜变量显变量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产业发展η1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化水平y1海洋药物企业发展水平y2国际化程度y3资金η2政府资金投入y4企业资金支出y5科研机构经费投入y6人才ξ1高等院校学生人数x1企业经营管理人才x2R&D人才x3复合型人才x4技术η3技术创新度y7技术成熟度y8核心技术知识产权的自主性y9海洋资源环境ξ2海洋自然海岸线保有率x5海洋自然保护区面积x6海洋生物多样性x7资源可利用程度x8政府政策ξ3政府战略导向x9政策支持强度x10政策实施力度x11政策监管力度x12

三 模型构建

首先对测量方程进行分析,反映各显变量对其潜变量的解释程度(表5),本文中模型的估计结果都通过t检验,表明其测量模型的识别性较好。在此基础上,对结构方程模型进行进一步回归分析。

(一)概念模型的构建

基于上述各要素的选择以及各种假设关系,基于偏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型(PLS-SEM),构建基于资金、技术、人才、海洋资源环境以及政府政策对产业发展影响的概念模型(图1),进一步探索各要素对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作用机理。

图1 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驱动要素概念模型

(二)PLS-SEM模型的构建

结构方程模型主要包括结构方程和测量方程两个方面(周子渊, 2016[26];李琪和于珊珊, 2011[27])。结构方程描述的是潜变量之间的关系:

(1) 提取。称取样品约5.00 g(精确至1 mg),置于50.0 mL离心管中,加入10.00 mL乙腈-水(80∶20,V∶V) 混合提取液,涡旋30 s,超声提取20 min,离心,取上清液5.00 mL,加入10 mL乙腈饱和的正己烷去脂,取下层清液备用。

η=βη+Γξ+ε(i=1, 2, 3, …, n)

(1)

通过选取驱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资金、技术、人才、海洋资源环境以及政府政策,实证分析该产业的发展驱动要素,得出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驱动要素作用机理(如图2所示)。

本文结构模型设计如下:

(2)

内生潜变量中,η1指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η2指资金要素,η3指技术要素。β13代表技术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系数,β32代表资金要素对技术要素的作用系数。外生潜变量中,ξ1是人才要素,ξ2是海洋资源环境要素,ξ3是政府政策要素,Γ11代表人才要素对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作用系数,Γ12代表海洋资源环境要素对该产业发展的作用系数,Γ23代表政府政策对资金要素的作用系数。

测量方程用以描述显变量与潜变量之间关系:

(2)孔斜控制及纠偏。双轮铣槽机施工防渗墙时可通过操作室电脑监控成槽的垂直度,确保成槽的垂直度达到孔斜率不大于0.4%的要求。遇有含孤石的地层及基岩陡坡等特殊情况时,孔斜率控制在0.6%以内。施工过程中发现孔斜率超出规范允许偏差时,可回填石渣或低标号的混凝土至超出孔斜率超标段的上部1.0m后,再重新铣槽直至将孔斜修正在规范允许范围之内。

y=λyη+εy

(3)

x=γxξ+εx

(4)

2.资金效应:资金对技术水平提高的作用系数为0.274,表明资金包括政府资金投入、企业资金支出、科研机构经费收入每提高1%,该产业技术水平提高0.274%。资金投入有利于提高新型药物的研发和生产,即提高从原料获取、药物化合物分离提取、结构鉴定、药效作用机制及活性评价、化合物合成等研发过程,经过企业生产加工、设备升级、生产质量控制到市场组织产品销售各个环节的技术水平,进而促进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因此,资金对产业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提高技术水平这一途径实现。

(5)

(6)

其中y1y9分别对应内生潜变量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η1、资金要素η2以及技术要素η3的显变量(表1)。λ11λ21λ31分别表示显变量产业化水平y1、企业发展水平y2、国际化程度y3对内生潜变量η1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作用系数。λ42λ52λ62分别表示显变量政府资金投入y4、企业资金支出y5、科研机构经费收入y6对内生潜变量资金要素η2的作用系数。λ73λ83λ93分别表示显变量技术创新度y7、技术成熟度y8、核心技术知识产权的自主性y9对内生潜变量技术要素η3的作用系数。x1x12分别对应外生潜变量人才要素ξ1、海洋资源环境ξ2以及政府政策要素ξ3的显变量(表1)。γ11γ21γ31γ41分别表示高等院校学生人数x1、企业经营管理人才x2、R&D人才x3、复合型人才x4对外生潜变量人才ξ1的作用系数。γ52γ62γ72γ82分别表示海洋自然海岸线保有率x5、海洋自然保护区面积x6、海洋生物多样性x7、资源可利用程度x8对外生潜变量海洋资源环境ξ2的作用系数。γ93γ10.3γ11.3γ12.3分别表示政府战略导向x9、政策支持强度x10、政策实施力度x11、政策监管力度x12对外生潜变量政府政策ξ3的作用系数。

19世纪20年代时,沙俄加快了吞并中亚的步伐,不断向哈萨克草原扩张,新疆同沙俄之间的边界问题产生了,伊犁地区卡伦的设置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据《伊犁文档汇抄》载道光中叶,厄鲁特营管辖的卡伦有9座,即:鄂尔果珠勒、特穆尔里克卡、格根卡、哈尔齐拉、沙尔雅斯、那喇特卡(下五旗)、乌弩古特卡(下五旗)、鄂卜图、阿墩格尔布胡图卡。

随着结构方程模型的广泛应用,常用的实现该模型的方法主要有基于协方差估计(LISRE、AMOS)和基于变量方差估计(PLS)两种。相比LISRE、AMOS的方法,偏最小二乘法(PLS)主要是以原始数据为依据,通过迭代算法求出各潜变量之间以及潜变量和显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进而得出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和载荷系数(周子渊, 2016)[26]。其无须对数据做任何分布的假定,对样本数量要求较低,适合难以收集到200个以上样本的分析(周子渊, 2016[26]; 史丽萍等,2014[30])。

(三)数据收集

根据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驱动要素的分析与相应的研究假设和概念模型,设计本研究所需要的调查问卷。为保证问卷调查结果的真实可靠性和客观性,本文首先在海洋生物医药领域内选取专家和学生对问卷内容进行修改分析,并在此范围内进行试调研,以消除问卷可能存在的问题。正式调查对象包括海洋药用生物资源研究领域、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研究领域以及各海洋生物制药企业的研究专家和管理人员。问卷共包含3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被调查者的背景信息,如被调查者所任职或从事的单位属于高校、科研院所、企业还是其他,在此部分采用类别尺度进行设计;第二部分涉及影响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各因素,采用Liket五分量表(周子渊, 2016[26];李文静等,2017[29])的形式进行测量,“很高、较高、一般、较低、很低”分别用“5、4、3、2、1”表示;第三部分为开放性题项,如对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建议等。本研究共发放调查问卷200份,回收问卷165份,回收率82.5%,其中有效问卷128份。

四 实证检验

采用KSM1-315L1-7.5型90kW开关磁阻电机替换老式交流异步电动机,用SRD控制系统替换传统的继电器控制系统,设计并自主完成生产制作新的动力柜和控制箱,成功实现新的动力系统安装、调试工作,改造后使用效果良好。改造后无需改变原操作习惯,操作简单,短时间即可投入使用;改造后的机械特性良好,双辊筒运行更加恒定可靠;优化了设备的堵转保护功能,显著提升了生产作业时的安全系数;利用开关磁阻电机和配套的SRD控制系统固有特性,优化了设备的停机方式,删除了原有的外部电磁抱闸机械制动装置,减少了维护成本,提高了电机制动的可靠性。

(一)信度分析

问卷信度反映了问卷结果的一致性和稳定性。通过对量表中的显变量进行信度分析,反映量表数据的整体信度。基本步骤为:首先对每个变量做基本描述统计,其次计算各变量的简单相关系数,然后计算剔除一个变量后其余变量间的相关系数,最后采用Cronbach’s α系数来表示显变量信度(史丽萍等,2014)[30]。若Cronbach’s α系数大于0.9则认为信度很高,若Cronbach’s α系数在0.8至0.9之间,则量表信度较好,若其在0.7至0.8之间,表明量表信度具有参考价值,否则需要重新设计调查问卷(周子渊, 2016[26];李琪和于珊珊, 2011[27];史丽萍等,2014[30]; 卢愿清和黄芳, 2013[31])。本调查的Cronbach’s α系数均大于0.8(如表2所示),说明问卷量表信度良好。

2 变量信度效度分析

潜变量显变量信度检验α系数KMO累积解释总方差(%)FactorLoadingAVE产业发展η1y1y2y3091808930824095406719089%0940098009390909资金η2y4y5y6090407630897092906088595%0972089409110858人才ξ1x1x2x3x40898095108420818081906088595%07700874091209160757

(续上表)

潜变量显变量信度检验α系数KMO累积解释总方差(%)FactorLoadingAVE技术η3y7y8y9096009070955095707139276%0985094909540927海洋资源环境ξ2x5x6x7x80963097909430942094407859250%09230984097009690925政府政策ξ3x9x10x11x120939090009430908092907588643%09620879093909360864

(二)效度分析

问卷的效度检验主要包括两方面: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反映测量结果的准确程度(卢愿清和黄芳, 2013)[31]。其中收敛效度是对各显变量进行验证,用标准化因子载荷(Factor Loading)是否大于0.6判别,本研究中标准化载荷因子均大于0.7(见表2),问卷收敛效度良好;区别效度反映所有显变量与潜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即满足每个显变量与其相对应潜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大于与其他潜变量的相关系数(见表3),且本研究中AVE特征根(表2)均大于其他相关系数(表4),KMO(Kaiser-Meyer-Olkin)>0.6(表2),相应的解释方差百分比大于80%(表2),区别效度检验通过,表明本问卷的效度良好,适合进行进一步研究。

3 显变量与潜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

变量产业发展资金人才技术环境政策y109404500045977068747603240220254159-0065678y2098047901053580618335043763103050680027142y3093850201345800628572055692802966800037843y40094374097211701407210267131-01188680363584y5012578708944130108834032006200202960292279y60066195091101601113450297273-01474310445099x1067971100269260770068056845201239400045403x2043705102247730873723026779101008720137498x3053295900911920911820011748000714430116074x4059418701517900915736020491701409270018420y7053065503125850453906098526601709140136979y8034383903019160319589094921700480010130226

(续上表)

变量产业发展资金人才技术环境政策y9043644903050330298925095400200798040205372x50284421-00427650046958010707309233960065755x60293459-01019170151908012161709835860071886x70285594-00932270161385008579409698450041456x80288893-01249230144274011104209692040073288x9002287303921750083858017623100533790961531x10-00539240341926-0019329003380300324280879424x11000414503578590116828018875301213270939213x12002137704011470122008019291200395110936438

4 各潜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

产业发展人才技术政策环境资金产业发展1000000人才06764621000000技术046351903796531000000政策0000425008422101623591000000环境02996030131473011073700656981000000资金0100749012962103182640402792-00945501000000

(三)PLS-SEM模型的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

采用偏最小二乘法(PLS)对结构方程模型(SEM)的结构方程和测量方程进行回归分析,并对提出的假设进行检验。

首先,如果想要对焊接质量进行提升就必须对于焊接的机械化与自动化进行持续的推进。结合当前的情况可以发现船舶制造业的焊接人员无论在理论知识方面、职业素养方面以及焊接技能水平上都存有明显的不足,基于这种情况只要对焊接的机械化与自动化进行不断的推进,并且结合合理有效的焊接工艺才能使一些焊接过程中人为因素的影响被控制在最低的范围之内。

根据上述研究假设与量表的设计,本部分首先建立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驱动要素概念模型,然后根据各潜变量、显变量之间的关系,构建PLS-SEM模型,采用调查问卷数据,对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驱动要素进行实证分析。

5 测量模型的估计结果

T-Statistics检验结果x1←资金17149827接受x2←资金8209251接受x3←资金10943227接受x5←环境10170983接受x7←环境9690504接受y10←人才14500414接受y11←技术17060944接受

(续上表)

T-Statistics检验结果y12←技术12181190接受y13←技术15979836接受y7←人才6047341接受y8←人才11346246接受y9←人才9870241接受x10←政策9572207接受x11←政策11423266接受x4←环境3671569接受x6←环境8552407接受x8←政策18769646接受x9←政策6969025接受y1←产业发展31174318接受y2←产业发展40093591接受y3←产业发展29059926接受

对结构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政府政策对资金的路径系数为0.403(t=4.561>1.96),说明假设H5成立,即政府政策的支持对资金的提供具有显著作用。资金对技术水平的路径系数为0.274(t=2.876>1.96),说明假设H1成立,即足够的资金支撑对技术水平的提高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技术对产业发展的路径系数为0.227(t=3.470>1.96),说明假设H3成立,即技术水平的提高对于该产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人才对技术水平和产业发展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344(t=3.847>1.96)和0.564(t=11.296>1.96),说明假设H2a和H2b成立,即高层次人才对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及产业的快速发展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海洋资源环境对产业发展的路径系数为0.200(t=3.275>1.96),说明假设H4成立,即良好的海洋资源环境对该产业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大口径管道“金口”连头施工受限条件较多,环境、地形、地质、气候以及已下沟管道的在位状态等都是制约“金口”连头施工的重要因素。同时,对“金口”连头施工的用管下料、管口处理、组对焊接要求等也是影响管道“金口”施工质量的主要因素。

6 结构模型的估计结果

假设假设说明路径系数TStatistics检验结果H1资金→技术02742876接受H2a人才→技术03443847接受H2b人才→产业发展056411296接受H3技术→产业发展02273470接受H4海洋资源环境→产业发展02003275接受H5政府政策→资金04034561接受

五 结果分析

其中η是指内生潜变量构成的向量,ξ是指外生潜变量构成的向量,β(内生潜变量的作用系数矩阵)为内生潜变量之间的影响,Γ(外生潜变量的作用系数矩阵)为外生潜变量之间的影响,ε反映方程中不能解释的部分(周子渊, 2016[26]; 马莹, 2012[28])。

肌间隙组发生并发症5例,其中术中硬膜破裂2例,予以缝合修补,术后出现头痛、腰背部疼痛各1例,分别予补液、康复治疗后症状消失;切口皮缘延迟愈合1例,予延迟1周换药后愈合;未发生伤口感染、肺部感染、深静脉血栓。传统组发生并发症8例,其中术中硬膜破裂1例,予以缝合修补,术后无不适症状;发生肺部感染3例,予更换抗生素及促进痰液排出等处理后治愈;伤口感染而延迟愈合2例,经积极伤口置管冲洗和换药后愈合;术后腰背部反复疼痛2例,经过康复治疗、功能锻炼后症状消失;未发生深静脉血栓。

1.技术效应:技术水平对该产业的发展作用系数为0.227,表明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相关的技术成熟度、技术创新度以及核心技术自主知识产权每提高1%,产业发展就进步0.227%。这与海洋生物医药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发展产业的现状相一致。技术水平的提高主要通过资金投入和人才来推动实现。技术决定该产业生产各个环节的发展,促进产业化各环节的有效连接与产业的快速发展。技术创新、技术成熟以及核心技术自主知识产权的水平直接体现该产业发展的竞争力与潜力。

其中yη的观测指标,即η的显变量;xξ的观测指标,即ξ的显变量;γxλy是载荷矩阵,εxεy是残差项(周子渊, 2016[26]; 李琪和于珊珊, 2011[27]; 马莹, 2012[28];李文静等,2017[29])。本文测量方程设计如下:

首先运用SPSS22.0软件对问卷数据进行信度、效度检验,然后采用偏最小二乘法(PLS)对结构方程模型(SEM)的结构方程和测量方程进行回归分析,并对资源要素配置对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作用机理的研究假设进行检验。

1.2.5 第一章绪论第六节-负反馈控制系统 人体内自动控制系统中前人归纳了负反馈调控是一个闭环控制系统,来自受控部分输出信息反馈调整控制部分活动,使受控部分活动向与其原先活动相反方向改变,从而维持稳定的状态。体内的多个器官系统活动均具有负反馈调控特点,教师就可以指导学生演绎分析具体负反馈调控的知识点,例如第七章体温的稳态就可以结合负反馈调控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具体演绎分析。第四章血压的调节中减压反射亦可以结合负反馈调控进行演绎分析。

3.人才效应:人才对于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及产业发展的作用系数分别为0.344和0.564,表明高素质人才每提高1%,技术水平相应提高0.344%,产业发展进步0.564%。人才对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提高技术水平,间接影响该产业发展;二是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直接促进产业进步。技术水平的提高必定离不开高素质人才的推动,技术水平的提高也会推动产业的快速发展。而且人是根本,是产业发展各个阶段的决定力量,从原料获取、产品研发与加工到市场组织销售都离不开人的主观能动性。

总而言之,全面落实制造型企业动态成本管理工作,不但可以有效提高企业财务管理质量,同时还能便于职工更好的掌握企业发展情况,实现企业运营生产模式的优化,引导企业稳定发展。在落实成本管理工作时,常常会存在一些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制造企业做好各项问题分析工作,把动态成本管理理念融合其中,从动态管理角度入手,充分实施成本管理,减少成本消耗,给企业创造理想效益,从而促进制造型企业健康发展。

4.政府政策效应:政府政策对资金集聚的作用系数为0.403,表明政府政策包括政策战略导向、政策支持强度、政策实施力度以及政策监管力度每增加1%,资金的供应增加0.403%。增加力度较大,说明政府政策的主要作用表征是促进资金集聚,实现技术成熟与新技术应用创新,进而提高技术水平,以促进海洋生物医药产业进步。而足够的资金又会促进技术水平的提高,进而促进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快速发展。

5.海洋资源环境的效应:海洋资源环境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系数为0.200,表明海洋资源环境每改善1%,产业发展速度提高0.2%。海洋自然岸线保有率的提高、海洋自然保护区面积的扩大对海洋资源环境的改善具有明显作用,能够促进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增加以及海洋药用生物资源可利用程度的加大。良好的海洋资源环境有利于海洋生物资源的生存,进而促进海洋药用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进而为产业的快速发展提供资源保证。

值得注意的是,非洲猪瘟病毒因对环境耐受力强,常常潜伏于环境中,加之有野猪等自然储存存在,导致同一源头的两次疫情之间,可能间隔时间长达几个月。因此,即便未来一段时期内没有疫情发生,养殖户仍要时刻保持警惕,不能放松。

综上,基于PLS-SEM模型,资源要素配置对中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作用机理关系为(图2):人才→产业发展;人才→技术→产业发展;政府政策→资金→技术→产业发展;海洋资源环境→产业发展。

图2 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驱动要素作用机理图

六 政策建议

为加快中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进程,根据PLS-SEM模型的实证结果,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1.加大人才培养与引进力度。人才对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快速发展的正向作用最强,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每一阶段,都必须充分发挥人才的主观能动性。中国各类高校需要加强海洋相关学科建设,扩大海洋相关专业专科本科专业点设置,有计划地扩大招生规模,培养海洋相关专业基础人才。由于人才培养周期比较长,中国沿海各个地区还应加大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引进力度,不仅包括专业研发型人才,还包括既懂技术又懂市场的复合型人才,进而为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提供活力。

2.改善海洋资源环境。中国沿海各个地区在进行其他生产活动过程中要注重保护海洋资源环境,缓解海洋资源供求之间的矛盾。应根据当地发展现状,积极建设自然保护区,同时加强已有自然保护区管理,建立自然岸线保有率控制制度;保护濒危生物资源,完善濒危海洋生物资源物种基因库;不断开拓新资源,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和可利用程度。政府要制定综合性法律法规实现海洋地区的环境保护,一方面加大环境保护宣传力度,提高人们保护海洋资源环境意识;另一方面制定严格海洋环境标准,减少企业、市政等各行业各部门废弃物排放,提高海水质量。此外,还应该加大沿海地区污染治理力度,全方位保护海洋资源环境,实现海洋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

3.提高技术水平。中国沿海各地区应当根据当地海洋生物医药发展条件,有针对性地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人才培养,建立技术联盟与共享平台,完善国家药物创新体系,提高研发、生产技术成熟度,增强技术创新度,以更有效提高技术水平。此外,加强该产业从技术研发到规模生产的核心技术知识产权保护,力求避免任何科研成果、生产工艺的流失与不正当输出,确保中国在国际竞争中保有自主技术优势,进而做好基础性海洋生物医药制品研发,做大海洋生物医药中间制品研发,做强高技术海洋生物医药制品研发,完善海洋生物医药产品体系,为产品规模化生产、市场化推广奠定基础。

4.充分发挥政府作用。在大健康时代,海洋生物医药作为解决世界疑难杂症、大众亚健康等问题的新希望,具有较强的公益性质。因此政府应该高度重视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制定推动该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以引导企业、科研院所等相关机构确定研发方向,使政产学研商金充分结合,促进产业加速发展。另外政府应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实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链建设;主导成立风险投资基金,引导各方资金注入;重视招商引资策划,加大税收优惠力度。政府还应该加强对政策实施情况的监管,确保相关政策、法律法规落到实处,促进资金集聚,加强海洋资源环境保护,稳定产业市场环境。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有力监管,沿海各地区优化配置人才、技术、资金、海洋资源环境、政府政策等优势要素,建立招商引资信息化平台,加强政产学研商金交流,提高要素效率,促进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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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秀梅,姜姗姗,张梦启
《产经评论》 2018年第2期
《产经评论》2018年第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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