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是一种时间的内容。我天生对老的、有岁月感的事物有感触，我觉得那是一种时光的美，带给我一种莫名的伤感。

孙玉芳（以下简称孙）：资料显示，1964年11月28日，您的艺术随笔《精巧的刻砖艺术》刊在《集邮》上，同年，您最早的“书”——《天津砖刻艺术》完成；1973年，您写了《天津史话》；1974年写了《蔚县剪纸》……是什么驱使您如此关注以致投身民间文化艺术的呢？

截至2017年底，全球油气田总数为14047个，其中油田8411个，气田5636个；在产油气田为3833个，其中在产油田2536个，在产气田1297个。全球油气田主要分布于133个国家、408个含油气盆地，主要分布在中亚-俄罗斯、中东、非洲、美洲、亚太和欧洲6个地区。全球油气经济剩余可采储量为2121亿吨油当量，技术剩余可采储量为3849亿吨油当量。其中，原油经济剩余可采储量为1216亿吨，技术剩余可采储量为2203亿吨；天然气经济剩余可采储量为107万亿立方米，技术剩余可采储量为195万亿立方米。通过分析上述在产油气田可以看到，2017年全球油气开发呈现以下八大特征。

冯骥才（以下简称冯）：你要是这样看，那我从事民间文化抢救就很早了。我检视自己，那时做这些事不是出于理性和自觉，而是一种“天性”。

孙：您自己说过“属于天性的东西没办法研究”，那么就请“夫子自道”一下吧。

冯 ：“老”是一种时间的内容。我天生对老的、有岁月感的事物有感触，我觉得那是一种时光的美，带给我一种莫名的伤感。现在的我看上去很强，很阳刚，很理性，说话喜欢用“智慧”，还很幽默……但在我生命的深处，从本性或者本质而言，我是一个伤感气质的人。童年、少年的我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多愁善感、非常感情用事。后来因为各种遭遇，被生活磨砺的，表面上看不到了。

数学运算能养成学生进行程序化思索的良好习惯，并且形成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学生把握数学建模的整个过程，就能将现实问题转变成为数学问题，用数学语言进行标书，用数学知识来解决现实问题，推动学生积极地进行思索、探究与想象，并且尝试去解决问题.这个过程中学生会对问题有全面的认知，并且明确数学知识来源于生活，并且最终作用于现实生活.

孙：这种感伤在您的一些散文和绘画里还是有的。

对于Nt ≤ Nr的系统，分别进行搜索星座符号的实部和虚部，如果i>Nt，则开始搜索虚部。根据表1，搜索一个虚部的计算量包括以下两部分：①2Nt ≤ i ≤2Nr时，计算需要(2Nr-2Nt)次实数乘法；②Nt≤i≤2Nt时，计算需要2Nt次实数乘法。由于R1是上三角矩阵，因而②中包含了(Nt-l)个无效的操作，因此总共需要(2Nr-Nt+l )次实数乘法.一旦i=Nt +1，发现一个可能的虚部就开始搜索相应的实部.由于计算需要3Nt次实数乘法，其中包含(Nt-l)个无效操作，因此搜索一个实部需要(2Nt+l )次实数乘法运算.

冯 ：对，但是文化批评里没有这些。我从小就容易被老的事物触动。我喜欢读鲁迅《朝花夕拾》里的《阿长与〈山海经〉》，就买了好些版本的《山海经》，这么多年，只要碰到《山海经》的版本我就买。在塘沽上中学的时候，家里给我一点儿零花钱，我最喜欢逛劝业场“天祥商场”二楼的旧书店。书店很大，里边有各式各样的中外旧书，线装书、铅印书、画册。我那时特别迷朋弟的《老夫子》，三四十年代用很粗糙的纸印的《老夫子》，后来看到王泽画的《老夫子》，我非常为朋弟不平。为什么抱不平，我知道朋弟的遭遇，看不过少年时代心里的偶像被别人欺世盗名。除了这些木版印的小书、木版印的画，我还喜欢搜集其他民间的东西，因为它们特别淳朴，有民间的情感和美在里面。民间的美非常“天性”，非常“本性”。我天性里就喜欢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原因。现在“跳龙门”博物馆里好多东西是我年轻时搜集的，很大一部分“文革”毁掉了。

孙：您说过“文革”期间“画过草帽和玻璃镜片”，在今天看来，这是直接和民间艺术接地气了。

冯 ：60年代初我考中央美院没被录取，就到天津书画社画画。书画社里都是一些什么人呢？都是一些画国画的“匠人”，没什么名气，有的跟画师学习技法，很有功力，但不能创作，还有一些本身就是民间匠人。他们经常画一些复制性的画，书签、贺年片、灯笼画、扇面、彩蛋等等，把传统国画跟工艺品结合起来。我主要是做摹古，跟他们在一个大车间，有很多来往。后来书画社跟天津工艺美术厂合并了，于是不同的车间，各种民间艺术集中生产，有画画、搞美术设计的，还有搞剪纸、丝印的，伊德元剪纸的艺人们也跟我在一起。可以说，我的青年时期跟民间艺术本身就融在一起。另外，虽然天津是华洋杂处的城市，但对传统习俗保留得比较多，市井城市注重生活，生活的文化在这个城市里特别有市场。生活的文化就是表现人们对生活的热爱，人们的各种感情，人们对生活的希望，反映在文化里，就是各种各样的民俗和民间艺术——民间美术、民间曲艺、戏剧、民间文学，这都是我喜欢的范畴。

孙：再比如您的节日情怀也来得特别强烈。

孙：事实上，追溯您个人做民间文化保护的原点，通常会追到《为周庄卖画》（1991）和捐赠贺秘监祠（1992）。您个人怎么看待这两件事？

冯 ：节日情怀是岁月的情怀，也是生命的情怀、文化的情怀，所要表达的是一种生活情感。每逢过年，我觉得心是热的，土地也是热的。有时候太忙，忙到年根儿找不到年意，就到杨柳青、独流镇的市集上去，在那些兴致勃勃预备过年的老乡中间一挤，年意就来了……你可以看我写的过年《春节八事》，那里面都是我个人的过年习惯。

◎历史并不只属于过去，更属于未来。历史的最高价值是未来价值。

孙：能谈谈您最初的“田野”是怎么做的吗？

冯 ：另外会上通过了《抢救民间文化遗产呼吁书》，季羡林、启功、于光远等老先生都签了字。转年我还代表民协在两会上写了《关于紧急抢救民间文化遗产的提案》。提案递交后中宣部约我去谈。丁关根和几位副部长都参加了。我担心自己说服不了他们，一口气谈了两个小时，说得口燥舌干，一身都是汗。丁关根表示这件事情很重要，得做，接着让我到文化部去讲一讲。文化部当时的部长是孙家正，还有七八个司长，在一间屋子里，我又讲了两个小时，讲中国文化的问题，民间文化在中国文化里的位置和重要性，讲我们所处的时代特点以及我们的特殊文化困境，等等。我认为应该赶快抢救，否则文化的损失太大了，而且是不可逆的。之后文化部设立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我是副主任兼专家委员会主任，而中国民协做的是“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我当时的想法是专家做“抢救”，政府做“保护”。后来我又在文化部提出建立自己的名录保护制度，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名录对接。我当时的想法，说白了，就是迫使政府保护民间文化。

孙：您对民间的一切都是从情感出发的。

冯：我很多事情都是感情行为，比如我到家乡办画展，捐修贺秘监祠。在天一阁办画展的时候我讲了一句话，我说任何艺术家办画展都是艺术行为，唯独我在我的老家办画展是感情行为。

3.1.3 容量负荷过重 双极电切术中几乎无电切综合征发生，但在手术时间过长或膀胱穿孔时，由于冲洗液大量吸收，亦可导致血容量过多。对于基础心肺功能或肾功能不全的患者，可能引发急性心功能衰竭等严重并发症，并导致死亡。对于此类患者，应加强围手术期监护与管理，术中应谨慎操作，并尽量缩短手术时间。必要时，可适当考虑使用利尿剂或浓氯化钠溶液。

冯 ：对，刚刚离开，有很多感触。我做的那些事情跟自己的内心是一致的。做文化保护最重要的是要有情怀。情怀是什么？情怀是让关注的对象走到自己生命里来，让它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文化情怀，不是你走进文化，而是让文化走进你，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打个比方，幼儿园的阿姨走进孩子的生命，可是妈妈一定让孩子“走进”自己，妈妈会把孩子搁在心里。我始终认为做文化是需要情怀的。作家有情怀，学者不一定有情怀。可能因为我是作家，所以我比一般纯做文化的学者更投入。

冯 ：我做文化保护，是一个感性到理性的过程，从感情行为渐渐演变成自觉的文化行为。一直到后来办各种画展、义卖，都是这样。周庄的迷楼是柳亚子和南社诗人们聚会的地方，听说要拆，我就动了感情，想要做点什么。我第一次明确表达想法则是在宁波月湖的整修开发会议上。宁波修月湖，要拆老建筑，请我讲几句话。我当时说，一个在外的游子回到故乡通常是两种心情，一种心情是希望看到家乡的变化，希望旧貌变新颜，贫穷不应当是我们老乡的专利，我们应该过上好日子，让生活光彩起来；还有一种心情是希望仍有自己童年的踪迹可以寻找，希望风光依旧。这两种心情是矛盾的。矛盾怎么统一呢？那就是怎么样在变化的同时还能保留城市精魂的问题。

孙：比如贺秘监祠应当保留。

冯 ：当时我找了很多研究天津的学者，比如张仲、崔锦、黄殿祺、杨大辛，把天津老城整个跑了一遍。他们比我更熟悉天津老城，对每一个老房子如数家珍。老城之外的，当时我想了几个词，河东——河东区，水西——水西庄，宫南宫北——两条老街，这就是东西南北，等于把天津四面的老房子都筛一下，做了《天津老房子》这套文化档案。没人支持我经费，我就只有卖画。之后在天后宫搞了一次签售，老百姓排那么长的长队啊。后来我对张仲说咱别停了，把租界也做下来吧，于是又有了《天津小洋楼》。这时我的思想就越来越清晰了。比如我之前写的《甲戌天津老城探访记》还比较感性，等到写《小洋楼的未来价值》时，我就已经进入比较自觉的理性思维了。你要劝市领导别拆，就得让他们知道这些东西有未来价值。历史并不只属于过去，更属于未来。历史的最高价值是未来价值。后来我索性在上海《文汇报》开了个文化专栏，写了十几篇文章，有《年文化》《文化四题》，主要是谈我对城市文化的忧患。我记得当时用了一个词叫“建设性破坏”。这些文章当时影响很大。《文汇报•笔会》的主编肖关鸿把这些文章编成《手下留情》一书，学林出版的，这是最早确立我的城市保护思想的一本书，也是我第一本谈文化遗产的书。

尚无足够的证据证明全身麻醉药物对前列腺癌根治手术患者预后有影响，现有的全身麻醉药均可应用于前列腺癌根治手术患者。

为了提高春季鸡病防治的质量，在养鸡过程中应严格控制鸡的饲养密度。为了适应春季市场需求的刺激，许多育种家在育种过程中盲目地增加育种，但高密度的鸡育种将导致传染病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因此，在夜间雏鸡生产中，应根据科学的方法进行雏鸡舍的规划，并在育种过程中保持科学的饲养密度。

孙： 那是1994年的事了。

冯 ：贺知章的祠堂是徽派的建筑，很破旧但是非常精美。当时这座祠堂给了文联，但文联没有钱修缮，要拆，怎么办？我从“敬乡画展”上摘了5幅个人最喜欢的大画卖了20万。等到天津要拆老城，这就更加引起了我的思考。

◎我当时的想法是专家做“抢救”，政府做“保护”。

孙：可能是命运的安排，您和民间文化特别有缘——1979年11月第四次文代会，虽然是一名作家，但您却是以民间文学代表的身份参会的。

孙：第四次文代会对民间文学、民间文化的重视程度怎么样？

冯 ：那会儿我的《雕花烟斗》刚刚出来，当时天津老作家太多，作协没有名额了。因为河北省省会有一阵在天津，后来搬回石家庄时孙犁、梁斌、方纪、袁静这些老作家都留在天津了。天津的本土文学是郑证因、宫白羽、还珠楼主、刘云若，没有《新儿女英雄传》，没有“朱老忠”，没有《白洋淀》。而我作为民间文学研究会的代表参加第四次文代会也是歪打正着，我的《义和拳》《神灯》跟民间文学是有关系的。

冯 ：当时没太留意，因为我大部分时间都在作协那边。王蒙给我介绍邓友梅、丛维熙、刘绍棠、刘宾雁这批人认识，在作协里感到特别亲切，我觉得那才是我的会场。

孙：那您跟郭沫若、周扬、钟敬文、冯元蔚这些民协的领导人有过直接接触么？

冯 ：钟敬文，我读过他主编的《中国民俗史》。我很钦佩他，他是一个真正的民俗学学者。他病的时候我去探望，他当时跟我说了两个事，一是希望我将《民间文化论坛》复刊，他说协会必须要有理论的刊物支撑；一是北师大要开民俗学研讨会，希望我参加。

“数学益智游戏”校本课程由学校自身组织、规划，不仅活动方案由学校自身研究设计，而且课程实施力量也来自学校内部，因此课程开发时要注意发挥校内教师的作用，调动教师参与的积极性。根据前期的问卷调查和访谈，我们了解到实施游戏教学的形式会受到班额大，空间范围小的限制，因此，我们结合学校现有条件开发了系列数学游戏微课程（见图2）。教师各显神通，有的用手机录制，有的用PPT录制，有的用超级录屏或Camatasia Studio录屏软件……课程的跨时空性大大地提高了数学游戏开展的可操作性。

孙：2001年11月北师大“中国民俗学建设和人才培养”理论研讨会对您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而言是个里程碑式的会议，正是那时候您提出“抢救是第一位的”。

冯 ：我有一个好朋友崔锦，我们俩商量后，把天津的民间文化列了八种，刻砖、杨柳青年画、风筝魏、泥人张、华锦成灯笼、伊德元剪纸、天津地毯，还有木雕——天津有一个出色的木雕艺人叫刘杏林，预备写出来，作为一个系列，在天津美术出版社出版。《天津刻砖艺术》是第一本。20世纪60年代天津还有一些带砖雕的老房子，有的雕刻特别精美，虽然那时天津人还很爱惜它们，但毕竟是老物件儿，有的砖刻已经脱落了，我觉得应该把它记录下来。当时我才二十出头吧，借了一个廉价相机，从家里拿一个高腿儿的木凳绑在自行车后架上，天天在老城里跑。当时我搜集的资料很多，大部分在“文革”时被抄了。我当时还专门画过一幅图，是关于影壁、门楼砖雕结构和津门砖雕分布的。比如哪条街上砖刻多，那条线就画得特别粗……每一条街有多少砖刻，都记录下来了。这其实就是一种感情行为。

孙：传统村落名录制度也是这样。

冯 ：2011年中央文史馆成立60周年纪念会上，我准备了一个发言《为紧急保护古村落再进一言》，可讲的时候动了感情，就脱稿了，语言也有点激烈。我说为什么古村落在欧洲被视为文明硕果，加倍珍惜，却被我们当作历史垃圾；为什么污染了一个地区的河流与农田要受到惩罚，但毁掉一宗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却安然无恙，甚至没人过问？我们还是一个文明的国度吗？我讲完以后温家宝总理说了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他说我们不能让后代连村落是什么样子都不知道。会议结束后我打开电脑，已经有无数网站转载了这次对话。后来住建部的几位领导到学院来，我们在大树书屋见的面，我也准备了一份建议材料，其中就提到了建立传统村落名录，就是给国家建立家底儿。我当时已经有了经验，只要进入了名录，也就进入了国家的视野。从那时候开始到目前为止，传统村落已经是4153个了，名录背后是大量具体的工作，就不细说了。

◎文化情怀，不是你走进文化，而是让文化走进你，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

孙：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期间您设立了冯骥才民间文化艺术基金会。

冯 ：当时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没钱。“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列入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委托项目，已经是最高级别，但经费很少，只有30万。30万做全国的民间文化遗产抢救，那是不可能的。当时政协一位领导想支持一下，问我抢救工程需要多少经费，我当时说了一句话，我说十个亿吧。全场惊呼。其实我这么说是希望政府充分重视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很大。可是没有经费，怎么办？上海民协的一个人建议我成立民间文化基金会，需要两百万启动资金，于是我又开始卖画。但是卖画也要花费很大的力量，那时我画画手腕上画出来一个很大的疙瘩，得了腱鞘炎，你看，现在还有。当时① 2004年。是在天津和北京义卖。我的朋友赵文瑄把他一笔一百万的报酬捐给了基金会，增加了我的力量。

(3)防护结构工程的识验。包括熟悉设计文件，知道防护区和非防护区；弄清各口部的结构布置情况，防护门如何开启，底板、墙板、顶板上各个孔洞的位置、尺寸、标高；穿过防护墙的防护密闭措施等；熟悉人防各类墙体，如间隔墙、临空墙、防护外墙、门框墙等。

孙：接下来就是2007年的苏州和南京义卖。

或许很多人不解这样做的原因，夏碎娒给出的答案是：百年企业和新生企业不应该做同样的标准，那些有实力的百年企业应该让自己的产品达到A级标准，走高端路线；而那些新的企业可以先从B级标准做起。“也就是说，做什么样的标准是企业的自由选择，这不仅有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也有利于我国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

冯 ：嗯，最后一次是在苏州。那次我有点伤感，手里的画基本卖光了，我有一种家徒四壁的感觉。我对摄影师说，屋子里的人没有了，过两天画儿也摘走了，你让我跟我的画合个影吧。其实我知道卖画、成立基金会都解决不了民间文化的问题，我只是通过一次一次的画作义卖，引起人们的注意，唤起人们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让我可以把想法传播出去。

孙：唤起民众的自觉，是您的一个愿望。在您本人而言，这些首先都是感情行为，是您个人情感的投入，您从民协退职时还写了一首诗《二〇一六年六月心情》② 全诗：戎马民间十五年，苦寻大地野花鲜，每见奇葩情似涌，何惧岁月过如雁，骨力经年渐消泯，多少情愫已成烟，而今霜雪登我顶，犹有忧思驻心间。。

“佳禾农资不管发展到多大规模，永远不离开农业，离不开农村。我们种地就是为农民打工。”他表示，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化肥贸易商、生产商，通过整合农业生产各要素，输出种植模式，才能更好地为农业服务，使自身的经营工作更接地气、更加稳健，从而才能把佳禾打造成一个基业长青的“百年老店”。

◎民间是我文学写作的土壤，这块土壤我这辈子是绝对用不完的。

孙：想反过来谈谈民间文化对您个人创作的濡养。本雅明评论波德莱尔：“大众是一幅不安的面纱，波德莱尔透过它认识了巴黎。”是否可以这样说，您的“文化反思小说”是透过民间文化生境来认识天津，继而透视中国文化的？

冯 ：我为什么能写《神鞭》《俗世奇人》这样的小说？民间是我文学写作的土壤，这块土壤我这辈子是绝对用不完的。我的“文化反思小说”透过民间文化认识天津，最主要的还是认识天津的地域精神。透视中国文化，我主要是寻找中国文化的症结。我的“文化反思小说”，《神鞭》写的是文化的根以及我对根的反思，根的意象是辫子；《三寸金莲》写的是文化的自我束缚力，意象是三寸金莲；《阴阳八卦》写的是文化的自我封闭系统，是面对开放时代最大的不自觉的精神束缚，意象是秘藏家底的文化黑箱——阴阳八卦。我认为现实问题有如大海的涌动，有其内在的根由。这根由的一端深藏在人的内心，一端深藏在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背景上，有待挖掘。我要寻找我们民族深层的症结。历史局限正是一种时代特征吧。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一直有这样一股源源不断的知识分子的清流传统。正因为这股清流，我们的生活才不让人绝望。

孙：在您的多重身份里，我注意到，您之前尤为看重和强调“作家”身份，但是近年，包括之前在某些场合，您对“知识分子”的身份格外重视。我的理解，当您强调“作家”身份时，您是在关注您自己和民间文化自身的关系，这是一种内在的关系，当您提及“知识分子”时，您其实是强调“公共领域”中自己的责任和文化良心，是这样吗？

[35] David A. Sonw, et al., “Frame Alignment Process, Micro Mobilization 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51, No .4 (1986), pp. 464-481.

冯：我个人最看重的称呼是“知识分子”。我说过，当社会迷惘的时候，知识分子应当先清醒；当社会过于功利的时候，知识分子应给生活一些梦想。知识分子天经地义地对社会文明和精神予以关切、敏感，并负有责任。知识分子应该是精神至上的、无功利的、纯粹的人。我还赞成王阳明的观点，知识分子应该是“知行合一”的，不能只给出思想，还得要践行自己的思想。

孙：其实目前作家和知识分子的边界很模糊。爱德华•萨义德认为，“在20世纪的最后若干年里，作家在各种行动中越来越多地呈现出知识分子的反抗特征……”您怎么看？

冯：作家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当任何时候都坚守文化的前沿，保持先觉，主动承担；作家不见得有承担。屠格涅夫，你认为他有承担么？

就在易非的胡思乱想中，车顶的灯熄了。来来往往上厕所洗漱的人少了，稀疏的讲话声变成了此起彼伏的呼噜声。只有火车在哐当哐当往前慢慢摇。一切静下来后，各种气味向易非涌来，泡面的甜腥味儿、鸭脖的辛辣味儿，还有鞋子和脚的臭味儿……这是暮春天气啊，再干净的车厢，也难免有脚丫子的臭味儿。

孙：列夫•托尔斯泰有承担。

冯：有的作家把文学纯然视为艺术，只专注审美文本和精神文本的创作。比如90年代曾出现的文学观点，庆幸“文学终于离开社会了”。我不赞同，那样一来，作家在现实中就越来越没有力量了。

孙：您认为作家要有勇气干预现实，而知识分子一定要“作用”于现实。

冯：我认为作家不能脱离开生活，当然，我也不赞同作家功利地为生活服务。现在的全球化、消费时代，知识分子是被边缘化的，还不如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有尊严。但生活中必须有知识分子存在，他们就像水里的清流一样，或隐或现，但是不能断。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一直有这样一股源源不断的知识分子的清流传统。正因为这股清流，我们的生活才不让人绝望。最近有人打电话说，你最近挺好，不做民协的事情了，过得仍然很充实。我说不是事情使我充实，是我的精神使我充实，我生活在我的精神里。我原来做文化保护的时候必须跟官员和商人打交道。层层的官员，从省级到村长，我必须考虑他们的诉求，考虑他们的语言方式、思维方式，考虑他们的政绩，还得考虑他们的认知水平；跟商人打交道则要考虑商人的利益，一天天下来，脑子是浑的，但事情要做，只是在做事的过程中不能失去自己。不能等到事情做成了，“回归”的时候找不到自己了，那就坏了。现在呢，我又回到了文人的自我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