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机关枪”话语压抑下的形式焦虑

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对于科学精神的推崇和争辩，映射了其与分散的社会结构和低效社会生产之间的断裂，加之内部政权的纷争与外部侵略所形成的恶化使这种断裂感不断增强，并逐步形成了唯物论派与经验论派的分野，使二者最终在1920年代发生了“科玄大战”，其所争论的基本点便是物质和精神孰是优先？这个争辩的过程中，科学精神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了强大的力量：“科学此时比以前更加强大，倒不是因为它的辩护者大名鼎鼎，也不是由于中国一般的反宗教感情，而是由于科学方法本身的流行。科学的范围不断扩大；现在它包括自然和社会生活两方面，对它的可能限制总是被推回。科学家似乎握有无法估量的人生和宇宙的钥匙。而哲学家丢失阵地则主要是因为他们提出的解决人生问题的方法不受欢迎。他们的答案最多只是玄思冥想。现代社会要求用客观性作为判断真理、诚实、可靠性及可敬性的标准。”［1］115

1923年2月14日，张君劢于清华大学发表关于反对科学主义人生观的演讲，随后地质学家丁文江引发了争辩，并在《努力周报》第48期和第49期发表的《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的长文之中给予张毫不客气的称谓——“玄学鬼”：“玄学鬼早已在张君劢前后左右砌了几道墙。他叫他说人生观是‘主观的’，‘直觉的’，‘自由意志的’，‘起于良心之自动而决非有使之然也’，‘决非科学所能为力，依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而且‘初无论理学之公例以限制之，无所谓定义，无所谓方法’。假如我们证明他是矛盾，是与事实不合，他尽可以回答我们，他是不受论理学同事实支配的。定义，方法，论理学的公例，就譬如庚子年联军的枪炮火器，但是义和团说枪炮打不死他，他不受这种火器的支配，我们纵能把义和团打死了，他也还是至死不悟。”［2］

在今天看来，这种激烈的言论由于缺乏深度的理论支撑而显得肤浅，枪炮火器这样的修辞明显带有很强的个人意志，而且在当时唯科学主义知识分子中较为流行。巧合的是，也就在张君劢于清华大学发表演讲的同一年，吴稚晖也有这样相似的、激进的“机关枪”言论①［3］。

无论是丁文江的“枪炮火器”，还是吴稚晖的“机关枪”，这种火药味十足的修辞将矛头指向了曾经笼罩在国人心灵深处的传统知识结构，即由儒家文化所笼罩的文化心理结构。“机关枪”作为一种科学主义的修辞指向了古典文化中的物质载体，即被吴稚晖称为“国故”：“什么叫做国故，与我们现今的世界有什么相关？他不过是世界一种古董，应保存的罢了。埃及巴比伦的文字，希腊罗马的学术，因明惟识的佛经，周秦汉魏的汉学，是世界上人公共有维护之责的东西，是各国最高学院应该抽几个古董高等学者出来作不断的整理。这如何还可以化青年脑力，作为现世界的教育品呢？亚里士多德之古籍，经流血而掷诸校门以外。希腊拉丁之文，至今逐渐强迫最古董之学院废除。此等彰明皎著的大改革，是世界共认为天经地义的了。”［3］这段话有两层意思，一是国故作为古董式的知识共同体的存在，被精英知识分子所经营；二是精英知识同民众启蒙并无很大关系。而事实上，吴却忽略掉了文字和语言在历史上作为统一族群和政权律令的巨大作用，即使是在古希腊的城邦时代，区域的语言差异并没有阻挡通用语言的形成，至少在精英阶层广泛使用，并于其后的朝代更迭中继续存在。比如古罗马帝国被教皇取代之后，拉丁语却成为了教会和大学中的通用语言，这种现象在中国的封建时代也存在：“在帝国时代，政治和文化精英之间以有文学传统为依托的通用语言进行沟通，而每个地区都有方言。中华帝国之所以延续两千多年，也得益于一种共同语言和共同的思想、审美和语言传统。中国古代的精英分子需要通过考试录取。”［4］194-195

用“机关枪”反对“国故”指涉了作为政治和民族解放意义上的文化及语言的革新，然而一种新的语言之形成往往离不开古典的影子。即使是在古典历史同一时期，语言创新在不同派别间也发生着相互纠正式的实践，比如明代竟陵派对于公安派过于空疏、俚俗、轻率、浅陋的文风的纠正，这种纠正的思想资源来自于古典文学遗产中敦厚静谧的部分。而吴稚晖机关枪所敲打的对象不仅仅是抽象的古典知识共同体，还包括具体的人：“我有一天跑到胡先生的书房里，四壁架满了线装书，桌上也堆得东一堆西一叠……他们不是闹什么新文化，简直是复古。”［3］

根据Zhang Y，Shao J H等[12,13]的方法，并稍作修改，使用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记录添加刺槐豆胶以及空白组冷冻面团冻藏不同时间的微观结构。将冻藏后样品放入1 cm2大小的正方形模具中进行冷冻干燥，冷冻干燥结束后用导电双面胶固定到样品台上进行样品表面喷金，喷金后置于SEM下观察（电压10 kV），拍摄放大倍数2000倍的图像。

由此，书写的僭越和习古实践在身体操练的技艺话语支配下成为了一种相似的东西，即通过刻苦的技艺训练把握书写的基本规律，进而成为熟手，最终才有可能达到书写的形而上学。而作为劳作的神话式馈赠，那些经典的书家也并非一日而成就，至少要留下一些书写的肉身化寓言，比如王羲之的墨池、智永和怀素的笔冢。所以，如果真的存在由书写技术而形成的形而上学，那么墨池和笔冢，将是书写技艺话语中有力的意象：它作用于基本的书写物质，也就是书写物质的损耗以及形式的生成，或是成为形式的反叛。这便是书写的古典辩证法。即使是吴稚晖也限于这样的辩证法。如果稍稍地观看他的书法作品就会发现，在形式上，他是一个十足的保守主义者；而在内容上，他又大胆地混合白话文和文言文，并透过工业社会的想象将“摩托救国”的情绪予以强化：“读者众多的《新中华》杂志，1933年在‘摩托救国’的标题下出了特刊号，它的编者承认吴是这种观点的光荣创立者；这一期首篇就是吴的文章。确实是出于他乐于让人揣摩意图的习惯，吴稚晖不用通俗的‘白话’，而是用古体的、极其文绉绉的‘文言’来论写这时髦的现代主题。他甚至用他那素享盛名的古代篆体字写上一大段称颂摩托的题词，来装饰扉页。在这种旧外表下，是这样一段文字：‘自蒸汽机发明而世界一变，自油轮机发明而世界再变。19世纪，蒸汽机所莞领之时代，20世纪者，油轮机莞领之时代也。神哉摩托；壮哉摩托。’”［1］31（图4）

然而当我们回到丁文江和吴稚晖的书法世界时，会发现其在形态上的相似，与二人激进的科学主义立场相比，这种书写形态依旧沿袭着清代中后期以来的两种书写范式②——即作为文人帖学继承者的丁文江（图1）和作为金石书风继承者的吴稚晖（图2）。

  

图1 丁文江《直隶龙门县附近地质报告》评语（1915年）

  

图2 吴稚晖篆书书法（1947年）

在此，科学主义者的书写和话语呈现出了参差不齐的样态：无论是吴稚晖对于“臭国故”的批判，还是丁文江对于“玄学鬼所做的恶作剧般的注脚”③［1］32-36；103-104都会看到与二人激进的言论相比，书写世界所依附的旧形式。如果说科学为新，那么就不能说帖学、金石不为旧了。于是新与旧的参差不齐形成了正如杨春时所说的矛盾式现代性焦虑心态［5］166，在杨春时看来，外部压力造就了对于现代性物质层面关注的同时，忽略了其内涵的部分。④［5］166-169与之配套的说法则是，在吴稚晖等人的这种“迎新而不拒旧”心态遇到外源思想的新选择之际，现代性甚至会遭遇到抵制和放弃，科学主义、进化论正是这种新选择的不同面孔，按照时世平的说法，语言和书写世界也处于这种氛围之中，复杂性最终妥协于书写的“一元化”⑤［6］。

二、妥协的共同体：机关枪和篆文的形而上学

对于语言的现代规则化历程，在中国现代性语境中显得尤为复杂，即古典的知识遗产如何进入现代世界的问题，以及如何被知识精英阶层接受并有效地向大众予以传播的可能。所以，这个现代性不仅要统一多样化的区域性语言形式，还要以科学主义的精神作为机关枪来祛除古典语言的权威，因此,“在民族国家时代，出现的是俚语和地方方言的慢慢窒息灭亡的现象。地方语言被当地社会精英所抛弃，然后又遭大众教育冷遇。因此，民族语言尽管是反对帝国语言的多样性象征，在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还是有成千上百的语言消失，或者只剩下一门语言作为语言标准和政治规范。”［4］195这种情况在后发的现代民族国家中更为明显，作为新文化的继承部分，语言的革新首先要面临文化和知识的普及，即如何破除汉字传统系统中的言文不一，此外还要建立一套去阶级化和地域性的共同语言。

1928年蔡元培公布《国语罗马拼音法式》，在这之前，欧洲汉学家便已经创造了一套汉语的拉丁拼音系统：“有些汉学家（如德国的Gabelentz）或教会组织（如‘内地会’）也都有各自的拼写方法。因此，瑞典的著名汉学家高本汉曾说：拼写汉语的方案‘有一年里的天数那么多’（意即三百六十多）。但是，这些方案在中国社会中并无影响，甚至不为国人所知。”［8］

自为之力的守正，在于其为学为艺，一路恪守中国传统绘画的正道，不随意追风，借端革旧维新而旁门外道规避传统工笔绘画艺术修为的必历之艰。罗春辉不仅长于熟纸、熟绢上重彩，其生纸、生绢上的写意、没骨和水墨等技法的掌握也极为娴熟，这与他自接触丹青以来，便始终坚定自持，卓尔不群，虔敬正诚地循主流正途，在探索、创新的同时，不忘苦修传统功夫有极大关系。观其作品《玄岭硕秋》《晨霭》《苗岭冬雪》等画中动物与树木造型的精准表现显示其传统功夫深厚。将山水、花鸟同置于画，尚能做到融合自然、主次分明、虚实得当且意境宏阔，更显示其长期善于研精究微、思考画理、锤炼笔墨和琢磨技巧的守正之功，以至汲得大成自我的百家滋养。

早在19世纪末期，语言革新派便认识到汉字在数量的众多、笔画的繁杂以及表音系统的不成熟，造成汉字形体和声音的不匹配，导致日常生活语用功能的丧失。于是，以“北王（照）南劳（乃宣）”为代表所形成的切音字运动产生并持续了10年，最终清政府于1910年查禁了这一套系统。直到民国建立以后的1918年才重新公布了注音字母，“即是后来国民党政府单向字‘母’会下‘崽’，‘生儿育女’成为文字，1930年4月29日发布‘训令’改称‘注音符号’”［7］，这样曲折和复杂的官方接受过程，同科学主义在中国的进程一道，在1930年代迈向了实质性的讨论或者实施的阶段。

这些方案本身存在着缺憾，比如标记方式的笨拙、声母系统的冗余等，此外清末苏州人朱文熊也做出过“去吴语口音的地方化”的努力，比如他的《江苏新字母》就用字母标：字尾加s表上声，加h表去声［8］。可见，在赵元任在建立完整的罗马字读音系统之前，中西语言学家就已经做过这方面的尝试了，然而在民族共同体的古老权威之下，这种尝试要背负和面对古汉语在形式和意义系统方面的压力。无论是在定义古老的象征世界，还是强化皇权意识形态乃至封建道德的宣传方面，古汉语都呈现出超级稳定的结构形态，语言形成了一整套严格的系统化标准，不但构建着古典的象征世界，同时也让统治者利用这套系统对分散的民众进行控制。日常生活部分中丰富和繁多的地域及民族语言传统被集权的意志所控制，并在其相关的伦理秩序、道德律令下予以空间的固化，导致这些众多固化区域之间交流的障碍。此外，自然语言的地理关系也会导致某一种区域的优先使用，正如索绪尔所说：“在自然语言中，只有方言；听凭它自然发展，注定要遭致无尽的分裂。但诸多需要便引发了在众多方言中择取特定的一种，作为用于同整个民族相关的一切事物的传达工具，某种方言就由这种状况确定了。它或是文明最为进步地区的方言，或是最有力量地区的方言，或是权力机构、政府、王侯宫廷所在地的方言。”［9］

而且“这种方言一旦成了文学语言，很少能保持住自身原先的纯粹面貌，而是变为混杂的了，带上了其他地区方言携有的因素”［9］。区域性语言的交流障碍反倒是便利了政治的控制，因为文字系统的一统化弥补了言语沟通上的不足，超级稳定的汉字系统将表意的功能可以放置于帝国领土的各个角落，即使存在语音的差异，也会通过形体结构的可视化辨认来传达和交流信息，只是普通人学习和使用起来较为费力。

同195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所颁布的现代汉语拼音方案相比，国语罗马字在形式上显得不是那么呆板，而且又充分考虑到阅读习惯，并在字母的构成规则上充分讲究了形式感的运用（图3），凸出了印刷形式美感，以及“印刷资本主义”在地理上的散播：“有效地将彼此相关的方言组合起来。在文法与句法所限制的范围内，资本主义创造了可以用机器复制，并且通过市场扩散的印刷语言。”［10］52

第三，中英两国意识形态的差异。 英国走的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而中国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两国在意识形态上存在巨大差异，这会导致英国对中国许多概念和思想的误读。 另外，受到冷战思维的影响，西方国家常常带着有色眼镜看中国，并将中国想象为西方自由世界的敌人。

  

图3 民国19年版《国语罗马字》外封

古典方块体汉字也存有美学上的要求，只是这个美学标准属于一小部分人的技能化工具，要通过语言的稳定结构及其专门化的书写技能和解读训练才得以继承。掌握这个技能的人在官方文件的流传中，同样也扮演着阐述和解读的角色。掌握文字的人是一个古老的形象，这个形象并非来自先祖在创立文字之初对物的相似性和象征意义的表述，而是被居于有利地位的统治阶层用作阐释工具。这样，小部分人的共同体语言成为了专属的国家语言。而拉丁语的书写形式则“在积极的意义上促使新的共同体成为可想象的，是生产体系和生产关系（资本主义）、传播科技（印刷品）和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个因素之间半偶然的，但又富有爆炸性的相互作用”［10］51。

从现代中国知识精英通过对西方文化中现代书写与传播的物质性的引介和学习，对于书写的前现代传统的改造，并由之形成西化拼写的过程，可以看到如下现象：尽管国语罗马字在后期并没有得以完整的继承，但是规则化的尝试已经在语言的现代性进程中留下了重要的一笔。有关语言物质性的东西差异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激烈交锋，机关枪和线装书对应的正是这两种差异秩序的隐喻：前者是精密和严禁的秩序；后者是圆融和整一的秩序。同吴稚晖激烈的机关枪修辞不同的是，温和主义者认为在接纳西方物质文化之前，需要一个完备的线装书秩序作为一个“前知识”的积淀，这样才能更有效地进行文化的植入：“如其吴先生以为留学生的任务只是去到外国学‘用机关枪对打’的‘工艺’，那我也就没有话说；若是吴先生还知道除了‘用机关枪对打’外，留学生还有事可做、有事应做，那么‘出洋学生带了很多线装书出去’倒未必‘成一个废物而归’。”［11］

显然，在民族主义思潮确立和彰显的年代，线装书和机关枪的论战会呈现出这样一个有趣的逻辑：机关枪先是激烈地横扫线装书，并将之搁置而视为无效，而后又通过民族主义者的审视又重新被包装了一番。这不等同于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简单概括，而是重新挖掘了机关枪和线装书中形而上学的部分，即二者各自结构中所包含的科学精神，而非此消彼长、一方完全强于一方，而是找到二者共有的科学精神，以及如何将之落到实处的问题⑥［12］。即如何通过西方现代的话语来落实后发国家寻求启蒙之道，实现对于“崇新”过程中对待旧思想、旧形态所形成的焦虑心态的化解之道。

三、新奇美学的生成：“摩托篆文”与“英文书法”

在汉字的书写上，科学与国故生成一种反向的逻辑，同国语罗马字强调拼音的可读以及普及过程有所不同，方块的书写正是这样一种被权力规训的状态，即语言的物质属性被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云的权力共同体给予了控制力的附加，以及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对于语言被意义所附加的论述⑦［13］。

在中国古典书写史中，规范化的语言规则附加于书写的各种表现形式：文件、档案、密令、信件、手札、诗句。就书写本身的训练而言，其本身的技艺训练成为了传统文人的必修课，是日复一日地在有限的书写物质材料上不断进行习古和僭越的尝试，甚至二者的对抗有可能会成为垂头丧气的尝试。习古和僭越，最终会被习古卷入到书写文化政治的历史坟墓之中，成为几百年间的某一段书写史中的“惯习”，比如在清代初期所实施的有利于科举考试的“馆阁体”书写形式。而僭越的尝试自然显得珍贵，因为书写形式的僭越会被视作对于规则所形成的共同体的反动，形式僭越和挑战权威成为了这个意义上的等同。规则被权威所制定，并承继着历史传统所稳定下来的道德、意义和真理，其话语体系最惧怕某个历史的闯入者来搅局，而挑战权威和秩序则意味着被边缘化或者出局：其结果要么是失掉士大夫梦寐以求的通过考试来提升政治地位的有效途径，要么落魄余生。但正是由于这些僭越者的美学实践，才构成了书法史得以不断从一种秩序到另外一种秩序的演进和修补。当然顺从者也有狡猾的一面，即遵从秩序的一面，或者说在获得政治地位的同时又进行僭越的一面；但是在这些僭越的尝试同时，被书写的意向性所指涉了作为身体操练的技艺话语持续不断的规训，正如赵壹《非草书》的精妙之语：“夫杜、崔、张子皆有超俗绝世之才，博学余暇，游手于斯，后世慕焉。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坐，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腮出血，犹不休辍。”［14］

吴稚晖究竟要提倡的是哪一种语言形式呢？是一种完备的规则化形式？还是像白话文运动那种通俗的形呢？

例如，教师讲解《三视图》这一章节的内容时，可以在黑板上画出几个不同的几何体以及几个不同的三视图，并让学生通过小组讨论的方式将几何体的三视图画出来，并将几个三视图还原成实物图。每位学生的空间几何思维都存在一定差异，对于同样的图形，不同学生会还原成不同的几何体。学生在小组中讨论交流的过程是对数学知识消化的过程，学生可以在小组讨论的过程中自由表达自己的想法。

  

图4 《新中华·摩托救国论专刊》外封（上海中华书局，1933年）

篆文这个比“二王”书写系统更古老的形式，在清代的实证主义者阮元、包世臣、康有为那里，被重新挖掘出这样一个新的意义，即通过对早期铭刻文字的研习来扭转对于字帖书写的陈旧文风：书写的物质属性膜拜朝向了更为久远的金石系统，空间的二维仿造了三维，文字的平面意义指向了文字的雕刻意义。

夹逼定理常用于求数列极限中的无穷和的极限问题。若和的各项为分式，且各分母不同(但为等价无穷大)，则可以通过各项分母的放缩(保持等价性)以形成公分母，达到通分化简的效果，再用夹逼原理求极限。

本书为“含章文库”品牌系列之一，精选沈从文先生写给妻子张兆和的书信数十篇及五篇以爱情为主题的短篇小说，以纯真质朴的笔触抒写爱情的各种滋味，篇目经典，编校精当，集中体现了一代文人的浪漫情怀，使读者充分领略沈从文文字的独特魅力。本书为精装，特别收录原创中国传统彩墨插图三十幅，图文相得益彰，湘西风情跃然纸上。

针对污泥浓度过高的现象，将部分污泥泵改为手动排泥，经过一段时间后，污泥的浓度明显下降，出水质量也得到了提高，出水SS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但是脱水机出现了严重跑泥的问题，不能絮凝，通过检查其内部的药箱制备装置，其制药浓度正常，但是脱水进泥的污泥比较稀。经过检测之后，处理过后剩余的污水含水量比较高，这样连续排泥时会将清水带至泥渠，使得污泥含水量升高。将排泥时间设置为自动运行时，污泥浓度处于正常的范围，并且泥渠中的污泥含水率也得到了降低。

如此，复制的技术在两种书写系统上达到了一致，而且字帖和镌刻也在进行相互模仿，至于原始的书写者，匿名或不匿名则显得并不重要，仅仅是存在于复制史和展示传播史中一个书写的形态而供后人依附。

此外，复制技术的语境决定了帖学书写系统所依附的原始版本与复制版本的相似性和差异，以及版本真伪的怀疑。复制技术决定了点划、结体之间的相似，也产生了不同复制者由于手工带来的风格差异。就其继承的原始版本来说，原始版本的真伪也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部分，即使是经典的《兰亭序》也逃不出复制所带来的良莠不齐的厄运：“《兰亭》起于‘定武’，继以‘神龙’，是欧、褚之二源，论之数矣。后之稍好翰墨者，家有镌勒，杂出于数百年间，不言其所得之由，于是耳目始纷然难辨。”［16］所以，帖学系统一开始便是一个由复制话语所主导的系统，正如陈振濂所言：“‘帖学’之根植于‘刻帖’，本来也是一种缺乏图像传播技术手段的无奈之举，‘帖’而能刻，当然就有了化身千万的可能性。于是投入者众，才会产生一个‘帖学’系统。但‘帖’而能刻，却又把‘帖’作为‘墨迹’的物质条件作了一种致命的变革，以镌刻而不是书写的行为特征，规定了‘帖学’的线条除了在外形上接近于碑刻——‘空白’的线形，沿线条左右两个边缘刻出的边界而空出中心，这样的做法不正是碑刻的做法吗？那么，学贴者在直接摄取线条美感时，是产生一种墨迹意识还是碑刻意识？显然应该是后者而不是前者。”⑧［17］

在木刻印刷技术尚不足精细地保留书法线条乃至墨色的书写痕迹的限制下，书写者所依赖的视觉经验只能向陈振濂所说的“镌刻感转移”。那么，至于碑刻系统本身所带有的对于传统镌刻的技术话语本身的压抑（即“崇文抑工”），其所带来的“匿名主体”则被清代书法理论予以释放，这些由无名工匠所刻写的文字成就了近代书风的另外一种可能：“清初碑学的兴起,骎骎欲凌驾于传统帖学之上，以及篆隶书对行草弱态的强势介入，未始不是对以刻帖为主的‘帖学’笔法线条的日趋枯寂简易的反弹。以篆隶北碑书为标志的‘碑学’，显然是以气格宏大取胜，它对笔法线条细微处的重视，远不如它对大格局大形势大气息的重视，这种对比，很像在‘帖学’内部的因为线条表现日趋单薄而有意从案头尺牍走向中堂大轴长联以求大效果取胜的价值取向。”［17］

表明上看，金石的雕刻会同吴稚晖的摩托话语所制造的新奇感，以及视觉形式的张力突破了文人书法的有据可循、陈陈相依，但从本质上来说是另一种古典依附，或者叫做“匿名的依附”。因为它同有据可循的文人书法的依附不同，帖学系统重视对于某个前代大师的继承，尤其是清初帝王的美学趣味所决定的科举考试书写标准：“本朝状元，必选书法之优者。顺治中，世祖皇帝喜欧阳询书，而壬辰状元邹忠倚、戊戌状元孙承恩皆法欧书者也。康熙以来，上喜二王书，而己未状元归允肃、壬戌状元蔡升元、庚辰状元汪绎，皆法《黄庭经》《乐毅论》者也。”［15］

  

图5 黎锦熙书法书写（1940年代）

然而如果没有西方现代复制媒介的引入，汉字书写系统将一直被帖学或者碑刻的系统所左右，这个稳定的结构将继续维持它的活力，即使是激进的科学主义者也会成为这个系统的附庸，并在此基础上生成一种奇异的书写美学。吴稚晖用作装饰《新中华》杂志扉页的“摩托救国专刊”篆文呈现了奇异的书写现代性：被古典汉字形式所包装的“摩托”——言向现代切近，而文又被古典拖拽。这种书写的状况同样也存在于黎锦熙关于新国语罗马字的书法实践中（图5）。作品分别用罗马音字母来标记其中的汉语部分，既有格律诗，也有白话文，但都被拉丁字母予以标记，且紧紧地固化了汉字的声音。同时字母也竭力被书法的线条予以形态化，这比起篆文的摩托多了一层复杂的美学意义：书法线条的点划形态再造了字母的结构；点的使用在线的配置之中游离和驻扎，点的重复又生成了线与线之间的视觉补充，破碎和单独的点同时又与线保持了距离关系；而线则突破了有限的拉丁字母所造成的变化上的不足，使字母的线条进行了自动化的延伸。在构图上，竖排的汉字和横排的字母照顾到了各自的阅读习惯，字形的大小又被安排在一个合适的构图中。而在黎锦熙、白涤洲所编著的《注音字母无师自通》的书页上，我们会看到“英文书法”与金石书写的新组合（图6）。竖排的汉字变为横排，同其上的英文书法一道构成了书写的一元论。最终“白话文，注音字母，新式标点，都打扮着正式出场了”［18］。

低碳混凝土是指水泥用量较低而大量使用粉煤灰和矿粉等工业废渣粉配制的混凝土.因水泥用量少，因此呈现出低碳特点.随着国内工程和房地产规模的不断增大，矿粉的价格也不断攀升，使低碳混凝土的成本不断增加.另一方面，我国高岭土资源总量丰富，达到190亿t，仅次于美国、英国，且其具有良好的可塑性、高粘结性、抗酸溶性、耐火性等理化特性，经济成本低.近几年，有报道高岭土粉作为掺合料应用于混凝土 [1-6]，以改善混凝土的内部微观结构，提高混凝土适用性，同时可降低混凝土成本.本文采用煅烧高岭土粉作为掺合料替代矿粉，研究了其对低碳混凝土性能的影响，为后续实际应用提供理论参考.

  

图6 《注音字母无师自通》外封（1929年）

四、结语：“以新化古”和“以古化古”

至此，我们通过黎锦熙和吴稚晖的书写首先看到的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书写中两种对现代性焦虑的反应，一种是黎氏“以新入古”，将其国语运动改革的结果：罗马注音复活作为汉语书写笔法、结体的内容部分，并形成其“不管大字小楷，横联竖幅”［19］的书写模式，内部形式之新奇与外部功能具启蒙意义，然英文书法之新却与汉语书法之旧并置，旧并非全然离场。另一种是以吴稚晖为首的激进的无政府主义的书写形式，即“以古化古而成新”，包括丁文江在内，重拾他们所批判的内容（书写不正是国故的一部分吗？）来作为批判的载体，金石、篆文、隶书乃至帖学都成为承载进口概念转为汉字的形式，在旧的形式之下则看到新的概念（摩托、机关枪），那么机关枪篆文并非全然之新，在新概念中依然是旧概念的纠缠。

轩辕明笑着走过来，说道：“老师这次和你一起去找材料！”翼小飞和黑火儿这时也纷纷举手表示加入，大家都意识到飞船发生故障的可怕程度不亚于遇见怪物。

其次，无论是“以新入古”还是“以古化古”，均围绕着唯科学主义来进行“新崇拜”运作，“新”可以是外源性的西方概念形态，也可以是对内在的中华帝国中心论的强调，在新与旧、中与西、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当中，无论是“以新入古”者，抑或“以古化古而成新”者，都在寻求文化的普遍意义与启蒙姿态，最终导致新和旧之前的妥协：在吴稚晖那里是激进概念包装之下的旧形式，在黎锦熙那里是现代之新与古典之旧的混杂。

再次，这两种反应并非没有平行的、次级的形式，相反，如果将二者放在中国现代语言变革与书写变迁史的视野当中，我们会发现这两个分类之下仍有几种平行的同时代形态，如罗振玉、董作宾、王国维、郭沫若的“甲骨文书法”、诗人废名的“英文书法”，以更为古老的形态迈向新的世界。然而重要的不仅是通过对这些次级形态的分类叙述建构一个复杂的过去，更是通过建构一个复杂的过去而定位诸如（百年的）书写变迁史、（百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焦虑史，或者是对于知识的态度史当中几个有影响的坐标、它的前后关联，以及过去的形态何以在历史进程中发生变异，又如何在新与旧的纠缠之中彼此关照、彼此对抗又彼此依附。

注释：

①吴稚晖在《箴洋八股化之理学》一文之这样说：“这国故的臭东西，他本同小老婆吸鸦片相依为命。小老婆吸鸦片，又同升官发财相依为命。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因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战国乱世的产物。非再把他丢在毛厕里三十年，现今鼓吹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了，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

②有学者认为，二者的分流在清代以嘉道为界，在此之前是帖学，其后为金石。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则以实证的精神将之前散碎的书学分类态度予以做实，此说较为公允。详见方爱龙、毛万宝著：《中国书法史绎·风格与诠释》，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第150-154页。

③在郭颖颐看来，吴稚晖、胡适、丁文江等人并未对科学的本质做出较为清晰的定义，相反张君劢则在一些场合当中会提及这种差异，然而在叙说逻辑上的失误则会成为科学主义者的众矢之的，以至于双方的争论在概念和修辞上的激情。

④即道器的差异，如果物质载体是器的话，那么现代性的内涵则是民主和科学，当然，科学主义者并非不重视内涵的部分。

⑤时世平认为，罗马拼音字所带来的一元化心态是文化普遍主义的体现，会在后发的民族主义国家形成对于优越性文化的普遍追求，同时这种实施也必然具有文化帝国主义的简单和绝对，基于此，会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乐观维新派等共同追求的东西。

⑥罗志田认为，论战的双方都认为中国急需引入科学，但如果这个科学只是“形而下学”的科学，那么是无效的，而如果包含形而上与形而下两部分，则机关枪与线装书并无冲突。

体育运动通过向身体输入感觉信息，促进体内“内啡呔”的释放，使人精神振奋，消除疲劳感；增加脑部的血液流量，提高机体唤醒水平，对摆脱烦恼、改善心境具有显著的治疗和调节作用。此外，经常参加体育活动，可以磨炼意志，提高自信心，并能缓解紧张，减轻应激反应。

⑦这种新的印刷形式不同于古典时期的官方共同体的语言，方块体的结构脱离了表音的可读，换之则是由少部分精英分子所掌握的可辨认的技能，方块化的汉字同精英分子一道成为了小部分的控制技能，这也是语言被存在所强加于意义和真理的传统，这个过程被德里达成为符号被真理赋予意义和真理化的过程。

⑧这种理论视角突破了传统碑帖的二元思维，复制技术的视角引入到帖学书写系统，书写技术也形成了以刻、拓为载体的传播。同时，由于镌刻对线条的平面化处理，帖学史也必然是从多向度多形态的线条史，走向固定而平面化的线条史。

参考文献：

［1］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M］.雷颐，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2］丁文江.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M］//张君劢，丁文江.科学与人生观.长沙：岳麓书社，2012：8-9.

［3］吴稚晖.箴洋八股化之理学［M］//张君劢，丁文江.科学与人生观.长沙：岳麓书社，2012：260-261.

［4］吉尔·德拉诺瓦.民族与民族主义：理论基础与历史经验［M］.郑文彬，洪晖，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5］杨春时.现代性与中国文化［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

［6］时世平.救亡·启蒙·复兴——现代性焦虑与清末民初文学语言转型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23-28.

［7］陈永舜.中国大陆百年语言规划概评［C］.华人地区语文生活与语文计划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2002-11-01.

［8］陈升祥.国语罗马字探源［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2）.

［9］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M］.屠友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21.

［10］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11］梁实秋.灰色的书目［N］.晨报副刊，1923-10-15.

［12］罗志田.机关枪与线装书：从“国学书目”论争看民初科学与国学之间的紧张（二）［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6）.

［13］雅克·德里达.声音与现象［M］.杜小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30.

［14］赵壹.非草书［M］//栾保群.书论汇要：上.北京：故宫出版社，2014：9.

［15］王士禛.分甘余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9：29.

［16］陈奕禧.绿荫亭集［M］//崔尔平.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479.

［17］陈振濂.对古典“帖学”史形态的反思与“新帖学”概念的提出［J］.文艺研究，2006（11）.

［18］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M］//黎锦熙文集：下卷.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129.

［19］信应举.黎锦熙的书法特点［M］//河南省文史研究馆.中州轶闻.北京：中华书局，2005：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