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从学（西南交通大学）：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我受潜江章华台诗会主办方暨江汉大学现当代诗学研究中心的委托来为大家服务。我们这个“新诗的代际、群体和流派”主题是一个将新诗的普遍问题基本都能容纳进来的主题，形式上是一个漫谈式的发言，每个人的发言可以在八分钟左右。第一个发言的是云南大学的李海英，有请。

五是“放管服”改革标准化。推动行政权力清单标准化，公开行政审批事项目录、政府购买服务清单、“双随机一公开”、专项资金管理清单等。

李海英（云南大学）：其实我对新诗的代际、群体和流派没有一个很系统的研究，我就浅显地谈一下我的感受。一般而言，文学团体与流派指的是在某一历史时期，由一批有相近的文学理想、创作主张、审美趣味的文人组织的小型团体，他们多半有较相似的表现风格或形成了相似的艺术风格。或者，是文人身后由史家们据其活动轨迹与作品特色而归类，是史家建构系统与整体的权宜之计，诸如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中的田园派、山水派、豪放派、婉约派等。通常，当几个有志于文学创作的人聚集在一起，明确地以某一文学主张作为宣言，并由此而出版自己的刊物，或许可暂时性地为自身铺设一条，文学小道而不至于无路可走，或形成对自身的暂时性督促而不至于孤军奋战，尤其是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它可能是大家围在一起取暖的炉火。但不客气地讲，所谓一个“流派”，一个“团体”，它若能在今天还响彻于我们耳边，那最必然的条件是，这个流派这个团体中至少有那么一两个响当当的人物存在，如果没有一个可以留在文学传统中的闪光人物，这个团体流派并没有存在的实质性价值，江西诗派、桐城派皆是如此；或者这个流派团体确立提出了惊世骇俗的见解并创造了卓然不同的成绩，诸如法国的象征诗派、美国的垮掉诗派，它们拓展了人的思维、情感、感觉和接受。

换言之，一个有志于文学本身的团体，绝不是抱团取暖的互吹小组，更不是抽梁换柱的利益小窝。不幸的是，我们的新文学伊始，多的是假文学之名而亵文学之实的团体，进而是举文学真善美之旗帜而干清除异己甚至“杀人越货”的勾当。比这更可怕的是，那些坏的影响一代代地遗传，并使承继者以之为天然的合法的榜样，新时期有很多这样的勾当即是如此，想起来就让人愤恨。尤其是一些“团体”故意推出虚浮的口号，其意图不在创造出什么，而在于能引起多大的非议，最好非议到文学史家不能视而不见的程度，那样他们就可以靠博眼球（反正没才华也没什么创造）而进入关注的行列。

西渡（中国计划出版社）：对于流派、代际、群体问题，我没有深入的思考，只能讲一点肤浅的意见。从整个新诗史来看，诗人的代际关系都是非常紧张的。这种情况和古典诗人的代际关系有很大不同。古典诗人的代际关系，也会有某种紧张的成分，因为新的诗人要出场，肯定要改变诗坛已有的格局，包括挪动某些诗人的位置。所以，诗人的出场多少都伴随着某种戏剧化的事件。譬如，陈子昂从四川来到长安，想要尽快扬名，就有一个毁琴买名、耸动听闻的举动，一日而名动京城。但总的来说，古典诗人之间的代际关系还是比较平和的，因为大家处于一个共同的审美空间之内，又有充分的时间来完成诗人的自我成长，彼此间虽然有竞争，还不至于兵戎相见。但优秀的诗人在时空上太集中了，彼此为了竞争影响力空间，就容易发生某种冲突。李白和王维不相往来，大概就有这个因素。不过，他们是同辈人，生于同一年，还不是代际的冲突。李白和杜甫差十一岁，按现代的标准，算是两代人，他们的关系就很和谐，“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好得要死。李白和前辈诗人孟浩然关系也不错，“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孟浩然和王维则是铁哥们儿，看来朋友的朋友，不一定是朋友。白居易到京城，顾况以“长安米贵，居大不易”调侃他，一旦读了诗，觉得这小子有两把刷子，马上改变态度，“居也何难？”韩愈对李贺也是奖誉有加。欧阳修和苏氏父子的关系也是如此。

我想说的是，不是文学史家要警惕什么，是泥沙总会沉淀到他们该去的地方，无须过于担心误判，尽管会有暂时性的误传。而是研究者，尤其是同一时代的研究者，不要过于趋附潮流也不要过于贪图在场，对某些人的创意表演，若是操之过急的描述与定性，那多半会惹出许多笑话，直接说，我们没有必要主动加入互吹之阵列。“入史”不是几个人的人为之力，而是时间本身的无数次实践吧。

段从学：感谢海英。接下来请王毅老师发言。

王毅（华中科技大学）：谢谢主持人。从我个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有趣也非常重要的伪问题。

这个问题之所以有趣，首先它是从“诗可以群”以来至今都让我们纠缠不清、言说不尽的一个话题，我甚至相信它将是现在以至无穷久远未来的一个言说场域。其次，从后现代的语言观角度看，没有人可以单独使用语言进行写作，所以他／她必然地拿起笔就跟前时代或者同时代的写作者处于某种个人与群体的关系，甚至焦虑中。语言或者诗歌写作的江湖先于自身的存在，这身不由己。关于这种关系，大体而言，目前基本上有三种不同的划分：为大众，为个人和为小众。其中最讨巧的可能是余光中标榜的“小众化”，即诗歌写作既不是大众化的，也不是个人化的，而是一群人的“小众化”的。仔细想想，这也只是表述方式更漂亮而已，并不解决问题。小众的边界何在？多小算小，多大算大？究竟无法界定，终于跟大众化和个人化差不多。

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首先是每个写作者确实切身体会并不得不遭遇这个问题或者关系。其次，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会比在别的地方显得更迫切。即使排除前述的所谓影响的焦虑之类的说法，在这个萧条、寒冷而且混乱的季节，是不是真的有诗人独自勇闯天涯？他／她怎么可能孤身前往？抱团取暖因此显得如此重要，因此我们真的宁愿相信诗“可以群”，至少让诗人们自己“群”。即使不在我们这里，在另时在远方，比如当福楼拜质疑左拉玩命鼓吹的自然主义小说观时，左拉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我比你更不在意自然主义这个名称，但人们需要一个新的名称。所以，文学史除了文学以外，还得有文学运动以及运动造成的景观。

这个问题说到底是个伪问题。这是因为，就个人与群体／流派的关系而言，简单地说，任何人的写作都被迫处于这种关系之中，概莫能外，无法在这种关系之外举出例证。所以，作为一个问题，它不涉及问题应该具备的逻辑自洽（甚至都谈不上是否自洽），也不涉及作为问题应该具备的现实例证（因为无需例证就已经在这种关系中了）。

单个诗人无法形成一个流派或某种时尚，它们是一种金字塔结构。最醒目的诗人成为顶端的塔尖，但不会出现只有塔尖的金字塔，它必须依赖等而下之的诗人们一起构成。一般来说，文学史不会给那些等而下之的诗人和作品留下多少位置，他们注定要被简略。他们是被迫站在文学史背后的巨大的力量。可以说，他们的意义也就在于成全并继而毁灭一个流派或时尚。他们首先声势浩大地捧出塔尖，然后又吵吵嚷嚷地以各自拙劣的模仿葬送它，就这样规定着当下的诗歌本体，规定着诗歌在某个特定时候是什么，也就决定着诗歌音乐性是否必要的问题。它实际上就是这样一幅情景：在一个特别时期——它通常由时尚的领先者导致——出现某种群聚现象，而这个新时尚的领先者如果视音乐性为必要，则往往导致它在模仿者中普遍流行。相反，音乐性则消匿。所以，在我看来，音乐性在新诗中是否必要，根本上取决于艺术时尚。而对于时尚我们所能做的，事后的描述远远多于先行的预测。因此一方面，没有必要把此时期音乐性态度上的反复与所谓艺术内部规律的矛盾运动钩挂在一起；另一方面，由此可以看到，关于新诗音乐性的必要性问题，理论上的演绎与论争并无多大价值。它最终由诗人们决定，诗人的创作实践在这一点上具有第一位的意义。而对于那些对音乐性问题感兴趣的诗人和理论家而言，努力仍然是值得的，但不应（事实上也不能）将之强加于他人。这里也许用得上占星术中的那句话：星星相吸，但不强迫。

最后，就个人与群体的关系而言，我现在也许可以做一点补充。惺惺相惜／星星相吸的同时，写诗的星星们自己可能早就知道：玩儿可以是“大众”的，写诗写着玩儿可以是“小众”的，但真正写诗大概是只能是“个人”的。

段从学：感谢王毅，时间把握得很好。那现在到刘洁岷老师了。

刘洁岷（江汉大学）：作为一个地域性的诗歌群体，潜江诗群由百余位书写新旧诗歌的诗人构成。这些诗人处于散在的写作状态，既没有共同或相近的主张，也没有围绕一份刊物集体传播他们的作品与观念，所以只能说这是一个“诗群”。他们的部分诗歌2016年结集为《潜江诗选（1979—2015）》出版，收入了63位诗人的诗作。我与他们交往多年，深深感触到江汉平原腹地深厚的诗情积淀。那些离开潜江到外地的潜江籍诗人有的比较知名，如沉河、柳宗宣、龚纯（湖北青蛙）等，时间所限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他们的写作和传播资源也为潜江诗群有所助力。另外的外力来自荣光启、夜鱼等，我本人在主办《新汉诗》的六年期间也与其中的诗人们有着密切合作和往来。

“白色的鸟儿飞过镜面／穿透躯体的光线使翅膀变轻／在它的羽毛掉光之前／我得赶紧为你写完这封信／告诉你一些鸟的秘密……”这是潜江诗人杨汉年2008年刊发出的诗《鸟及其他》的前面几行，整首诗虽然不太完美，但就凭这一小节，也可以看出他的才情。他的一本150个页码的诗集《地下的果实》刚刚问世，是一本好读又出色的书。他的短诗《采石场》《防盗系统》《孵化》《树阴》《森林公园》《纸鹤》《柚子》《鸟人》《经验论》《父亲的玩具》《灰坎》《魔术》《龙来了》《秩序》《自动识别》等等都是难得的好诗。他的诗，日常经验与超然意味混成，那种细节的丰富到了精确的地步（庞德有言，精确是抵抗平庸的利器），那种言说的质朴与天分般的分寸拿捏令我赞赏——他的诗具有那些众多“打工诗人”或“口语诗人”们不具备的品质，就是他们排列出来的是板结的素材，而汉年的语言里有从容，看似不经意的“击中”性灵的腾挪，回过来又令那些经验的呈现显得更加饱满生动。我曾在他的短诗《防盗系统》旁批注了一段话：当我们的生活耗磨了我们的激情与领悟力的时候，当我们处在一种无所不在的平庸无意义处境中的时候，特别需要一种他者的审视。在我们不再无条件信任生活的现实，那么，重建自我，重建“我与你”关系，亦即如何建立现实身份就显得尤其迫切。艺术或诗歌使得我们在世界的扭曲、缠绕中找到了某种真相的现实。诗人杨汉年看待世界的方式、敏锐的洞察力、挥洒日常素材的灵巧性，以及在语言与情感把控上的分寸都有其独到性。我看重杨汉年的诗写，他也许比他周围熟悉他的人甚至某些“专业人士”对他的认知走得要远得多。

3.3 MMPs与TIMPs 心肌细胞外基质的稳态依赖于合成与分解的动态平衡。MMPs属于锌离子依赖性内肽酶，不仅参与基质的降解，还调节胶原的合成更新，最终的结果是MMPs升高并伴有心肌纤维化的发生。TIMPs是MMPs的天然抑制剂，可与酶的催化位点或酶原的某些位点结合，使酶失活或阻止酶原活化而抑制MMPs。MMPs和TIMPs的平衡对于胶原的合成和降解以及细胞外基质的平衡至关重要。通过沉默诱导MMPs表达的细胞外诱导物基因使MMPs的表达减少，可使小鼠不出现与年龄相关的纤维化，提示MMPs在衰老相关纤维化中起重要作用[26]。

魏理科（大头鸭鸭）有诗集《后湖农场的姑娘》面世，最初显出他才情的是在《新汉诗》2003年卷到2005年卷刊发的短诗《克制》和长诗《深秋回到高口村》，那是题材和主题比较传统，也比较地域化的诗作。后来他与杨黎以及另一些“口语诗人”相投，致力于身体写作，写出了在潜江诗群里显得比较另类的“性感”作品。他的诗作和活动影响力，还和其他诗人一道带动了一些停笔的诗人以新的写作方式“回归”，如诗人郭红云、平果、让青、三槐，其中郭红云停笔后的写作产量丰富，有《看父亲打瞌睡》等佳作，贺华中（佳北）在繁忙的批发零售工作的间隙写出了《高高在上的人》《她沿着一条小径走过来》等咂摸日常生活滋味的诗歌，视角平实，情感真挚。在魏理科等的影响和带动下，一些青年诗人如黍不语、韩梅、王威洋、路人丁、灰狗、殷书梅等渐渐在较大范围里为读者所知。其中，黍不语有不错的诗感，她的不少诗作都能够轻轻勾连、摩擦到“诗核”，比如她的《我的母亲坐在那里》《你好，北先生》等。才21岁的丁文俊（路人丁）如果能够持续写作，也是可以期待的。

徐进步恰与孙曼玲面对面,赶紧用湿裤衩捂住下身,红着脸嘟囔:“哎哟妈呀,直勾勾地看着我,是我不要脸还是她不要脸啊!”

雪鹰在2008年写出了他的“天鹅之歌”《张医生》：“……张医生已经不行医了／因为医死了人／已被吊销了执照／但时不时总有人在夜半／大声叫喊我的邻居”，我在关于此诗的“精读”文章中谈到：“此诗在一种痛苦的言说中，却挥洒了一种语态与语感的愉悦，一种结构的契合无间与情感的控制力，使得诗意在不经意中呈现出来——犹如水墨画的烘云托月法，以淡墨散锋层层擦染，不露笔迹，以云一样的轻柔之态，反差于生存的沉重与黑色幽默：深藏的诗意哲学由此或可瞥见端倪？”雪鹰持续写作二十多年，作品结集为《平原志》由诗人哑君的“新诗路”诗社民间出版。梁文涛有过写作诗集《敞开的玫瑰》的小抒情小浪漫时期，2004年写出了《沙漠骆驼队》《记事本》等相对笔触坚实的展开叙述、转换经验的诗作，后来便写出了《叙述我的20年》《齐桥小学》等代表性作品。彭家洪的《田埂上坐着几个人》《棉花开在田野》、李昌鹏的《骑马下乡》、黄旭升的《时间的刻度》给人印象较深。

潜江诗歌的先行者黄明山著有诗集《立交桥》等。他的诗歌往往自身边的诸多物象出发展开诗思，乍一看来是延续了咏物传统的诗篇——但不经意间又对旧的意象进行了变构与重新的命名。他的诗歌意蕴往往透露出对农耕理想社会的赞许与对现代的城市化进程的惶惑、紧张感，如此，就弥漫了一种清晰和痛切的现代乡愁。

钱文亮（上海师范大学）：新世纪以来中国诗坛出现了不少以地缘关系集结而成的诗歌群体，例如湖北的“潜江诗群”、武汉的“象形诗群”、海南的“海拔”、上海的“城市漫游者”等等，都是比较典型的。以前还有河南的“平顶山诗群”“三明诗群”等等。诗人柏桦曾经用中国古代的“风水”概念和视角写过精彩的诗学文章《论江南的诗歌风水及夜航七人》，“当代诗歌义工”黄礼孩也曾编过诗集《出生地》《异乡人》。这些都在说明了诗歌界对新世纪这一特殊现象的重视。

杨小滨（台湾政治大学）：刚刚已经谈了不少关于个人化写作和群体的关系。我从1980年代开始写作，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群体，我是非常支持个人化写作的，但我觉得这两者不能对立起来解释。上海当时有撒娇诗派，它是以地域性分的。还有城市诗派，略带有一个风格性或主题性的核心。而海上诗派基本跟潜江诗群类似，它只跟这个地方的人在一起写，却不像撒娇诗派那样有类似的风格。福建当时也有星期五诗群。诗群跟诗派不太一样，诗派可能是个流派，可能有共通的追求，诗群更多元。类似潜江诗群，它有一个大致上的方向，但不至于让我觉得大家都在写同一种诗。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把宗旨作为永远的目标去追求可能有点荒唐，当然对一个诗群，一个比较松散地在一起并互相激励、互相比试的群体，还是比较有积极意义的。我虽然偶尔被归入第三代诗群，如《关东文学》杂志好像把我收录在第三代诗人专号里面，但基本上是没有归入任何流派。我本人仍然在不断不懈地写作，而写作的目的我觉得未必一定要以流派为归属。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中国的民主化事业，在中共十六大和十七大上分别提出了“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和“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的著名论断。在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事业始终是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的。

如果从理论角度去看诗群里个人和群体的关系，可以看作是一种主体和他者之间的一种，不能说是依赖，但有点像是拉康所讲的“主体的欲望是他者的欲望”的关系。可能你的写作会有一个想象性，或者是“主体的快感是他者的快感”，你会考虑别人是不是能够欣赏，或者肯定你的写作，我觉得这是一个积极的意义，而不是限制你一定要按照我们这个群体的某种口号或者某种美学风格来写。虽然潜江诗群有部分相近的趣味，但它并非一个锁链。潜江诗群的诗作有点偏向口语化，而我好像是偏学院派，但我倾向避免特别书面化的写作语言，所以我对潜江诗派以口语化为基础的写作风格是比较肯定的。同时潜江诗群的好处在于，它的口语化并没有落入口水化的窠臼，它避免了仅仅把口语当作简单的日常说话的一个复现，因为诗里面的口语还是要有一些提炼，经过某种变化后才能在口语基础上对现实、社会或自我经验有比较独特的认知。刚刚刘洁岷也提到几个具体文本的例子，我觉得那都是非常优秀的诗篇。

随着全球经济时代的到来，“供应链竞争”越来越激烈。物流企业仅仅为了进一步降低供应链运作成本，提高运作效率，提出了物流金融集成化协同服务的概念。供应链物流需要在资金的支持下带动物资流动，一旦出现资金缺口，就会造成物资流转的停滞，进而影响供应链运转周期，甚至导致供应链断裂。供应链物流金融服务是物流企业获得供应链资金的重要途径，而物流金融集成化协同服务，将进一步整合资金，提高资金的流动效率。供应链物流业务与金融业务的整合，为供应链物流构建了一个新的发展平台，面对瞬息万变的经济环境，物流金融集成化协同服务也应不断创新，以适应市场环境的需要。

还是回到关于生命经验的问题上来，写作本身当然要跟生命经验有关，我不觉得要把生命经验当作最高的追求提出来，因为在提出这个概念时往往要对立它和语言性或修辞性，例如修辞。过于修辞化的写作可能会影响生命经验的表达。修辞的重要性非常大，但不能把修辞狭窄化到语言上的某种矫揉造作的摆弄，而是要如何通过独特的语言性的表达，来使你的生命经验实现更独特、更与众不同、更有新意、更有创造力或想象力的表达。我觉得这是表达生命经验的最高要求，而不是用一种修辞去压制或掩盖所谓的生命经验。所以这两者之间不是对立，而是如何结合得更好的问题。

我不是很认同现在没有大诗人的观念，有很多的伟大性到现在还未必能够被认知，但历史也许会证明我们这一代诗歌的写作可能高于很多代，甚至可以跟李白、杜甫比肩。关于抒情性的问题，并不是说没有抒情性或者说抒情性减弱了，就一定是诗性的减弱。1990年代强调叙事性，那是跟小说的题材有所借鉴，我们何不对戏剧这个体裁也作一定的借鉴？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袁可嘉就提出过新诗戏剧化的观点，但是没有深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且可以去思考的问题。传统的抒情性是从一个自我出发，好像所有的诗里面的语态语气感受都是从诗人“我”出发的，但是戏剧化的诗不一样，它会有一些面具化的，借用别人的声音或者有不同的声音的冲突、对立、对话。这可能开始于现代派的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的情歌》：“那么我们走吧，你和我”，这是一个仿效舞台化的做法。但这种做法在我们古典诗里也有，辛弃疾《西江月》里写到“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沁园春》说“杯汝来前”，他跟杯子有个对话。这样的做法我觉得并不是在20世纪才开始的。我们可以借鉴的传统其实非常多。再回到王泽龙教授刚才说到的“古今如何”，这个观念我是非常同意的，我们可以把古今中外各种最能充分表达自己生命经验的方式融合在一起，而不只是说我要简单地说，我必须要表达我的经验、我的感受，因为直接的、简单的表达生命经验或生命感受，可以是一种诗的写作方式，但不是最好的诗的写作方式。

后来随着以太网的发展，通过引入交换网络解决了冲突问题。此外，通过服务质量（QoS）引入了以太网数据报文优先级。对于工业应用，保证低延迟尤为重要。尽管有QoS，但在办公环境中使用的标准以太网只能保证延迟低至某一点，尤其是在高网络利用率的情况下。

段从学：谢谢小滨老师的精彩发言，他提出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东西。现在到张桃洲了。

张桃洲（首都师范大学）：首先我们要注意的是，诗歌代际的划分、流派的指认，是一种诗歌史的需要，这其中有权宜的性质在里面。就像杨小滨兄所说的，像撒娇诗派、城市诗派、海上诗派包括潜江诗群，他们这些流派、群体的划分，各自都有着不同的目的。但是这样划分存在着一定的弊端，它过于笼统，且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从时间上来看，现在大多以“十年一代”来划分一个代群，但代际与“长时段”并不是割裂的。不同年代的诗人之间，他们分享着相似的文化资源，也面对着共同的文化困境。就个体诗人与流派的关系而言，我赞同杨小滨的观点，我们要关注那些难以划入代际、“不便归类”的诗人，实现对代际、流派的超越。不同诗人之间存在个体性和差异性。诗人应该建立自己写作的谱系、阶段性，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可被称为“黑暗甬道”的时期，继而凝定风格、寻求创新和突破。诗人的“个性”独立于代际、流派的“总体性”之外，反过来又构建并促进了“总体性”的形成。前些年，我们提出“中生代”命名，也是印证了这个规律。曼海姆提出“社会岩层”的理论，他把具体的社会群比作社会岩层，代（Generation）就是社会岩层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对代际的命名是有效与可能的。

刘洁岷：我补充一点。关于“代际”问题，《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现《江汉学术》）“现当代诗学研究”专栏在开栏初期曾有过一次命名尝试，我和桃洲商量后在2005年第5期该栏目拟定的编者按是这样的：

论争中最为极端的例子是朦胧诗论争过程中参与和卷入矛盾漩涡的艾青与北岛等青年诗人的关系。两代人由最初密切、友好的交往变成剑拔弩张、“恩断义绝”的尖锐对立，也不无代际冲突的作用。作为老诗人代表和青年诗人崇拜的诗歌偶像，艾青以新诗秩序的维护人和诗歌写作模式的指路人身份对青年诗人进行诘难。当他针对无名诗人北岛诗作而发出诗坛泰斗“与青年诗人谈诗”的权威性批评后，“坐不住并起而还击”的是贵州诗人，他们对艾青批评北岛诗歌的不满与不解甚至超过了当事人北岛自己。当年，他们在贵州大学中文系主办的《崛起的一代》上，以“无名诗人谈艾青”为总题发表了8篇向艾青挑战的“檄文”。方华、黄翔等年轻人的诗文措词犀利，态度愤激，反驳咄咄逼人，以嘲弄权威与长者的示威口吻，表达了“文学青年”不被“文坛宿将”理解的忤逆。

我们在命名了“中生代”这期专栏里配发了荣光启《“中生代”：当代诗歌写作的一种“地质”》和西渡、王毅、耿占春的共四篇专题论文，随即产生了比较大的反响，《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等刊转载后，吴思敬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针对性论文《当代诗歌的代际划分与“中生代”命名》，其中全文引用了该编者按，并建议将在此提法的基础上“做适当的调整与扩展……把大陆的‘中生代’定位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诗人”。这种“扩容”就将朦胧诗人和第三代诗人全部囊括进来了，如此，在一个特殊的语境下凸现的诗歌形貌就丧失了它的特殊性，也违背和消解了我们专栏当初命名大陆“中生代”本旨和初衷。“中生代”以写作年龄划分诗人群落和“非代性”的悖论性特征，本来是可以非常独特地界定出一个在诗歌史上的重要研究对象的，但这种丧失了有效边界的研究，会使得后面的延续难以乐观。虽然，《诗探索》2008年起开辟了“中生代研究”专栏多期，作家出版社2008年出版了诗论集《汉语新诗百年版图上的“中生代”》，由于研究对象的模糊游离和过于宽泛，使得这个命名还是没有能够成为学术界和诗歌创作界普遍应用的指称。不过，倒是与台湾在30年前的同名“中生代”命名进行了一次无疑有些机械的接轨，台湾新诗史上，在“前行代”与“新世代”之间，曾经有过一个“中生代”的命名称呼，针对的恰巧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诗人。其中，有些诗人曾是“新世代”，后又转对“中生代”，比如简政珍（1950年出生）、白灵（1951年出生）、苏绍年（1949年出生），好像是谐音于“中坚”，处于“中坚”状态的群体，自然就“荣升”为“中生代”了，这倒是与大陆的“中间代”命名之初的阐述有了曲径通幽之处。于是，自2007年3月在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举办“两岸中生代诗学高层论坛暨简政珍作品研讨会”开始，陆续召开了上十次两岸的相关诗学会议，只能说是促进了海峡两岸的诗学交流吧。关于这个涉及到代际、群体的命名，各路多位方家都作出了努力，其得失可能需要专文的篇幅来谈，这里我就不进一步展开了。

段从学：谢谢桃洲和洁岷，下一位是西渡老师。

以此将各观察指标小于等于截点值定义为低比值组，高于截点值定义为高比值组。两组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比较见表1和表2。

对两组患者的检测的灵敏度进行计算，并对患者的预后情况进行观察，若是良好，则证明患者治疗后与正常人生活无疑，若是一般则证明患者出现轻度残疾症状，若是较差则证明患者重度或中度残疾，若是死亡则证明治疗无效。

新诗是以革命的姿态出场的，胡适用引车卖浆者的语言写新诗，跟他的一帮哥们儿就闹翻了，前辈诗人更是得罪完了。这首先是美学趣味的一种冲突。这种美学上不可调和的冲突，决定了新诗和旧诗的紧张关系，也决定了新诗人和旧诗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从新诗本身的历史来说，也是一个不断否定前辈诗人的过程，说得夸张一点，就是埋葬前辈诗人的过程。胡适埋葬了旧诗，郭沫若又埋葬了胡适。郭沫若一出场，胡适那个东西就过时了。新月派的出场则是以埋葬郭沫若为前提的。《女神》出版不久，闻一多写了一篇《女神的时代精神》，对《女神》赞不绝口。过两天，马上又写了一篇《女神的地方色彩》，转而对《女神》严辞批评，认为郭沫若你的写法不行，你那里面全是西化的东西，没有中国特色，不能体现中国文化精神，我要写诗，绝不这么写。这里面的紧张，不光体现在闻一多和郭沫若之间，也体现在闻一多自己，今日的我否定昨日的我，甚至是左右手互搏。戴望舒的出场又是对新月派美学的清场。实际上，新诗用几十年的时间把西方几百年的诗歌史演化了一遍，等于把时间、空间都压缩了。在这样一个压缩的时空内，代际关系就特别容易紧张。如果有一个相对宽松的空间，这种紧张也会被稀释。由于时空压缩，大家都在一个密集的空间内施展身手，要出头，当然也就特别容易发生矛盾和冲撞。

到十七年诗歌，这种冲突更借助了政治的手段，变得特别残酷。这个后遗症到现在还有遗留。1970年代末，朦胧诗在夹缝中出场，可谓阻力重重，美学的、人际的阻力都有。1970年代，艾青流放新疆，眼睛不好，回北京看病，北岛他们那时对他很景仰，很敬重他，给他送北京粮票，送钱。艾青那时候，户口什么全打到新疆去了，你拿着新疆的粮票，买不了北京皇粮。等到朦胧诗论争的时候，艾青也回到了北京，重新做了作协的高官，对朦胧诗却采取了绝然否定的态度——除了对舒婷还有所肯定外，艾青对其他的朦胧诗人，包括北岛，全都否定了。北岛他们大概有点始料不及，自己很尊敬老诗人哪，当年还送过救命粮的，就这么给了当头一棒。是艾青欣赏不了北岛他们的诗吗？我看未必。北岛他们在诗艺上的探索，实际上并没有超出艾青从法国象征主义学到的那一套。在诗艺上，朦胧诗实际上是艾青、戴望舒这些1930年代左右成名的诗人的继承者。所以，根本的原因不在美学上，而在梁山英雄排座次上。艾青大概听到了年轻诗人一些重排座次的议论，老人家很敏感，你们不是要把我往后排吗，我也对你们不客气。实际上，还是不自信。

等到第三代诗人起来，又毫不客气地否定了北岛他们。第三代一开始就提出口号，Pass北岛、Pass舒婷。后来发展到当着北岛的面喊“打倒北岛”。在一次研讨会上，北岛还在讲话，有一个北京诗人叫刑天，站起来就喊：“打倒北岛！”很戏剧化，也很好玩。在第三代诗人内部，人际的、派际的关系也很紧张。现代的演化怎么说来也还有几十年的时间。第三代又把这个几十年的时空压缩到一个点上，进化的时间完全空间化了——进化总是需要时间的，但在第三代这里，这个时间完全被压扁了。1986年前后，诗坛一下子涌现出几十个流派，成百上千的诗人，大家在同一时刻竞争，诗坛变成了丛林，那几年的诗坛称得上遍地烽烟。好了，如今轮到北岛功成名就，充当大棒的角色了。他忘了艾青当年给他们造成的委屈。臧棣跟他较了真，写了一本书，叫《北岛批判》，发在一个刊物的终刊号上。本来要出书，后来北岛中风，臧棣就把这个书从出版社撤了。北岛的态度也算是报了第三代打倒北岛的一箭之仇吧。

从新诗的整个历程来讲，我们一直在不断重复这样一种代际冲突。年轻人要出场，就拿前辈诗人当垫脚石，把你打倒，我就扬名立万了。前辈诗人则站在道德和美学的制高点上阻截，躲在防御工事后面放冷枪。艾青、北岛都没有想到，能够维护你地位的，不是打击别人，不是诗人自己，而是时间。时间是特别无情的。如果从竞争的方面去理解文学，文学的竞争就显得特别残酷。会下有朋友提到，四川诗人方敬一直抱怨九叶派把他遮蔽了。但是，九叶本身就能长存吗？过一段时间，九叶可能就凋零成一叶了，这一叶在更长的时间内，也不能保证永远存在下去。这个淘汰的过程，确实残酷无情。在这样一个淘汰的过程中，你的自我维护并不能保证你不被淘汰，因为你根本无法干预时间的机制。但是，如果我们从一个更加深广的视野去看待文学，看待诗歌，把文学、把诗的发展当作我们的目标和事业，这种淘汰，这种残酷的竞争，根本就不存在。个人和流派不会永存，但文学和诗本身却是永存的，只要人类还存在。好的诗，伟大的诗，无论出自谁的手，都是我们这个民族，或者，广而言之，都是人类共同的财富。诗大于诗人。作为个体的诗人，你我都是为缪斯，为诗服务的，每个诗人都是缪斯的仆人。一方面，诗的发展，诗的增值，也就是我们每个诗人财富的增加。另一方面，你个人写出的诗归根结底也不属于你自己，而属于大家共同的财富。诗的名归于缪斯，并不归个人。作为这样一个献身于缪斯的榜样，最后我想提到阿赫马托娃的名字。阿赫马托娃晚年，自身的处境也不好，但她对布罗茨基等晚辈诗人的扶持却不遗余力，从生活、写作各个方面尽可能地帮助年轻人。通过她，俄罗斯光辉的诗歌传统得到了延续。她是俄罗斯诗歌的摆渡人。我希望，我们在座的诗人、批评家，到了晚年，不，就从现在开始，要做阿赫马托娃一样的摆渡人。

英国有工业再造计划、美国有再造工业方案、德国有工业4.0，而中国亦有“中国制造2025”。这让人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人类进入了一个发展的新时代。文化消费成为主导，科技创新成为基础，跨界融合的创造需求日益增强。在新时代，工业设计的格局与发展将迎来一场革命，而这一次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为这场革命的参与者和主力军奠定了基础。

段从学：西渡说得很深刻，而且很生动。接下来请李润霞发言。

李润霞（南开大学）：当我们讨论新诗史上的代际问题时，朦胧诗的出场和纷争提供了一个关于代沟文化的绝佳例证。在朦胧诗浮出地表的过程中，青年文化与中老年文化之间的对立，往往被转化为青年一代诗坛新人与中老年一代权威诗人之间的正面交锋。

当然，“地理诗学”中的“地理”不能等于纯描述性的纪录片式的写实，恰如人文地理学家所言，基于地方的归属与认同并非总是在一个固定的状态上，而是处在一个不断变化与重构的动态过程中，地方认同是一个不断对地方进行想象与再想象的过程；不过，这种重建“并不是一种总体重建（企图一下子扭转乾坤），而是从那些细微的、人们不太注意的地方开始的重建”，当然也不是现实政治的具体方案，他们只是一种文学艺术所特有的“虚拟”。这一点是我们认识和评价新世纪那些“地理”特征突出的诗歌是否优秀时需要特别注意的。

按理，新时期后的诗人出场和诗歌复兴应该由老一代诗人和青年一代诗人共同承担。然而，两代诗人进入新时期后，非但没有因“共患难”而“同富贵”，反而在“度尽劫波”之后的重逢中更迅速地走向“分化”和“陌路”。在整个新时代的“平反”诉求和“拨乱反正”的历史逻辑中，无论是诗还是诗人，他们在短暂的“同路”之后，很快就分道扬镳了。

不管是“归来的老诗人”，还是“朦胧诗人”，他们曾经面临相同的受难或“失踪”命运，两代人共同经历了大致相同的时代遭遇，在广义上有了“共患难”的个人命运。然而，在新时期变换了的历史语境与政治语境中，老诗人与青年诗人却呈现了几乎完全不同的人生走向和诗歌命运，他们各自所书写的“归来的诗”和“朦胧诗”也在创作主体发生变化的动力之下呈现了不同的美学旨向。对于蒙冤后平反的老诗人而言，他们幸存到新时期之后得到了政治地位、物质实利、情感心理等加倍补偿。于是，他们重拾希望，以“历劫归来”的身份参与到主流社会和政治话语中，实际是对主流社会的一种重新“归队”。当年政治上的受难者变成了政治上的受惠者，“苦尽甘来”“否极泰来”与“噩梦醒来是早晨”成了许多老一代知识分子非常普遍的心态，他们很快投入到新的时代，并逐渐成为社会主流，重新对国家、新制度充满了信心，开始为新的时代唱起了新的赞歌，开始在诉苦与感恩、忆苦与思甜、失意与得意之间达成心理平衡和文学主调。

与老一代诗人相比，青年诗人却没能像艾青自况的“出土文物”，反而成为“被弃的一代”。青年诗人虽也“归来”但却不是“历劫归来”的英雄，反而更像是一群“归来的陌生人”，而“时代陌生人”的身份焦虑显然解构了贴在一代青年人身上的“主人翁”或“接班人”身份标签。与老一代诗人诉苦感恩心态或者“我不怨恨”之情相比，以青年一代为主的朦胧诗人在“我不相信”和“不满”的类似声音中表达了对历史更为深刻决绝的质疑。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朦胧诗论争”是两代诗人之间的论争，老诗人对“朦胧诗”的指责，常常转化为对青年一代诗人的指责，表现出来就有点像已经习惯听命长官意志、习惯于大一统思维的长者与正值青春叛逆期的孩子之间的代际对立，“长官”与“家长”试图共同维护类似于“家庭秩序”的诗坛秩序。重温公刘当年提出的“新的课题”，就是怎样对待新一代文学青年的问题。他感慨地指出青年一代“和我们这一代，和我们的上一代，都是多么的不相同啊！”“我们和青年之间出现了距离”。顾工的《两代人》则把“父亲一代”对“儿子一代”在诗歌表达内容和方式上的“不懂”，从生理学意义上父子之间的代沟思考，引到社会学意义上两代人之间的代沟文化。

1990年代中期以后，一个诗歌写作群体悄然形成。这个我们命名为“中生代”的诗人群体，以1960年代出生的诗人为主，他们的写作大多开始于1986诗歌大展前后，1990年代中期引起关注。相对于朦胧诗、第三代诗歌运动的横空出世，这代诗人的理论主张与诗歌文本更内在、驳杂，缺乏鲜明、易于概括的特点，是当代新诗潮“后革命”期的产物；其精神背景是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的社会转型，与朦胧诗的“文革”背景，第三代的改革开放背景迥然有别。由于这批诗人艺术观念、美学风格、修辞手段等等的各不相同，在诗歌技艺上更综合化，文本呈现上又更个人化，因而，中生代研究必须建立在具体的具有代表性诗人及其作品的深入研究、梳理与把握之上，否则难以获得有价值的指认与确立。中生代诗歌具有“非代性”这种悖论性特征。“中生代”借用的是一个地质学名词。中生代诗歌与70后、80后等按时序划分的表象化命名无关，它的成立很大程度上与当代诗歌经历了整个1990年代沉闷、黯淡的孕育和摸索有关。有人曾将之命名为“中间代”，这一说法不甚缜密和科学，也不具备质朴、准确与有启示性的特质。

1.3.1 社区护士培训 定期对社区入户和信息管理护士进行冠心病诊治、护理知识等技能集中统一培训，专科医生带队深入社区指导示范，跟踪考核等。

但历史总是充满某种吊诡之处。在与老一代诗人挑战中崛起的朦胧诗人，亦被一代代更年轻的诗人挑战，被更激进的“打倒”与“Pass”之声笼罩。似乎，诗歌史的每一次代际更替，最终都化为新锐诗歌发生与新变的动力。这也是一种文学常态吧？

段从学：谢谢李润霞，她的思考非常深入。接下来请王泽龙老师发言。

王泽龙（华中师范大学）：我想从新媒体时代的诗歌素养问题这个角度来谈几点对新诗的看法，因为这个总是关乎诗人对新诗本质的思考，或许能给新诗的代际、群体和流派的建设与发展带来一定的启发。中国这一百年新诗的探索，是很有成就的，并且成就是不能低估的。我们总是把它放在古代诗歌辉煌的时期，唐诗、宋词的语境中来理解，这种比较，我觉得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多元的眼光、创新的眼光来看，我们完全可以非常充分、有理由地大大肯定新诗一百年的贡献，中国新诗一百年开创了中国诗歌以来很多以前没有的东西。比如说新诗自由的问题。自由，不是简单的形式自由的问题，它把心灵解放了，把思想解放了。白话新诗的意义是超过了语言和文学本身的，是心智、思想、精神的民族大解放，已是远高于文学的意义了，我们今天这么评价新诗一百年的成就真是不为过。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就是新旧诗歌的关系。要多元的、互补的而不是对立的看待五四以来的新诗。当前有两种倾向，一个是现代诗歌、当代诗歌的部分学者和诗人对传统的叛逆、逆反的心理。再一个就是有些从事传统文学文化研究的、国学研究的学者和诗人，对新诗是不屑一提的。但今天提到的那些打油诗、口水诗严格意义上不叫诗。我们看待新旧诗歌要有变化的眼光，不要把它对立起来。我的一个观点就是，古代诗歌是远传统，一百年新诗形成一种近传统，这两个传统是一脉相承的，互相吸收，互相转化。但是我们今天面对一种复古主义的思潮，这种厚古薄今的东西我们也要正确看待。我们从事现当代诗歌研究的学者和诗人，不要为时局所惑，要坚持我们的探索，这一点我们是不能放弃的。在这种语境中，我们不能迷惑，要有一个坚定的方向。我们要培养新诗的趣味，不要再拿几千年老旧的那种趣味、那样的形式来看待、判断今天的新诗和未来的诗歌。

即使今天读这些“檄文”，我们也仍能够想象到一个年逾古稀、被人尊为诗坛泰斗的老诗人面对无名小辈忤逆的愤怒，更何况艾青性格中本就有激烈和倔强的一面。所以，从“忘年交”到“绝交”的急剧转变似乎成了老一代诗人与青年一代诗人发生代际冲突的最后结局。可以说，在对艾青的态度上，青年诗人像是叛逆家长而离家出走的孩子，当他们发出自己的宣言“你们这一代诗人代表不了一代诗人的我们”，也许，他们想要表达的是对“诗歌换代”的提醒，或是一种谋求“自立”摆脱“影响的焦虑”和“现实的打压”的迫切心情。最后，到了顾工所说的老一代“节节败退”，已经预示着两代人与两代诗以一种各归各位的告别方式达成和解。

第三个我要谈到的，是新媒体时代的新诗素养。为什么中国诗歌拿来和西方诗歌一比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没有分量了？首先，我们的思想没有深度。郑敏先生前不久谈到，好的诗歌是生命的哲思。诗歌不仅是个语言问题。好的诗是诗人创造语言，而不是语言创造诗歌。中国的诗歌感性的传统根深蒂固。我们要在知性上提升新诗。有人说到现代主义对传统消解之后，诗歌走向了反抒情，走向了玄学、神学，不少诗歌不知所云、自作深奥。有人提出深度抒情，对传统的抒情要进行深度的改造，不能丢掉抒情传统，而要去渗透情感，表达情感。并不是说要抛弃情感，对知性的表现并不是要抹掉文学性的情感性的东西。中国古代诗歌也讲理趣，像宋诗，与现在的“知性”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要把二者结合起来。我以前提过一个概念，叫“知性之美”，从卞之琳、穆旦的诗里面，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启发。在1940年代，到了穆旦的时候，跟传统隔得比较远了，对中国传统似乎是一种拒绝的姿态，更多的是受后现代、后象征的影响，强调诗歌是经验，谈象征，谈玄学，但是他们诗歌中的知性与感性结合是值得学习的，知性和深度的感性抒情要结合起来，这也是我们诗歌的一个方向。

新媒体时代的媒体素养特别重要，对很多芜杂的媒体信息要判断，要选择。对格调不高的诗要有选择、鉴别的能力。再一个就是创新意识。信息时代有很多表层信息、虚假信息、伪信息，这是媒体的素养要面对、处理的。关于诗歌的素养，应该包括文化的、诗歌的、美学的方方面面，不是我们青年诗人一说诗歌素养就是诗歌的语言问题。诗人的语言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会，它是综合的素养问题。像冯至到晚年写出比较好的十四行诗，还有余光中等人能写出好的诗作来，是与他们的人生经历分不开的。想当好诗人，想把诗歌写到位，恐怕还是要从学习开始。别整天只是想到语言，以为把语言解决了就是好诗人了，这样永远也解决不了语言的问题。谢谢大家！

段从学：感谢王泽龙老师的精彩发言。他谈的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话题，他用自身关于诗的见解反思了这个碎片化、个人化时代诗歌的一些重要问题。现在轮到颜炼军兄发表高见了。

颜炼军（浙江工业大学）：这个问题我没专门思考过。可能对我这样一个喜欢直接读文本的读者来说，代际和流派的问题没那么“重要”，我需要反省一下。对汉语新诗这个特殊的对象，代际和流派常常被作为一个诗歌史和诗学问题拿出来讨论，刚才西渡老师和李润霞老师的发言，对我颇有启发。在西方现代诗歌史上，有庞德帮艾略特修改《荒原》的著名例子，如果把这个作为代际问题来考虑，就特别有意思。如果没有庞德，艾略特就没那么快成就自己。关于代际，我也想起一个例子，比如莎士比亚这样的大作家，他可能遮蔽了他时代复杂的文学质地。我最近在读莎士比亚时代的一些欧洲文学作品时，发现一个小细节。《堂吉诃德》里，堂吉诃德在教导桑丘时，说，人生就像一座舞台云云，桑丘立即回敬道，这个道理很好，但比喻太陈旧了，于是讲出了另一个新的比喻。堂吉诃德很吃惊，说你跟我一段，进步了。桑丘为什么觉得堂吉诃德的比喻老套呢？其实在莎士比亚的《麦克白》里，麦克白夫人有一段很有名的独白，其中也有人生如戏的比喻。如果我们去读当时的一些作品，会发现这个比喻很普遍。这个比喻最早可以追溯到波斯诗人欧玛尔的《鲁拜集》，波斯阿拉伯的作品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影响是很大的。但我们今天讲到这个比喻的时候，更多可能会援引莎士比亚《麦克白》中的那一段。而不太会去援引那些我们不太熟悉的、或比莎士比亚差一些的作家。所以，我想说的是，一个更大的作家可能会遮蔽同时的许多文学共性。回到我们汉语新诗里，比如里尔克诗里关于具体物更无限时空之间的关系，经常有特别精彩的描写。这对冯至的写作有非常大的影响。比如冯至十四行诗的最后一首写到的“风旗”。现代诗歌史里，对这个的讲述很多，但如果我们去看冯至同时期的许多诗人作品，其实也受到了类似影响，这甚至体现在一些人的旧体诗写作里。但他们的诗不如冯至影响大，所以我们常常会忽略。这大概是文学史上很残酷的一面，我们对大作家或大诗人的关注，遮蔽了同时期写作生态的驳杂性。所以，从现场看，更从已经文学史化或经典化的角度看，文学现象展示给我们的面目的确差异很大。这种差异很有意思。这是我大致的一些想法，请大家批评。

段从学：颜炼军的发言很有意思，他从文学史的角度反过来呼应了新诗的代际、群体和流派的问题。现在请钱文亮发言。

段从学：好的谢谢，加深了我们对“潜江诗群”的印象。现在轮到来自台湾的诗人批评家杨小滨。

新世纪诗坛除了这种以地缘关系集结而成的诗歌群体，更为重要的还有诗歌书写中“地理”经验的大大增加，“地方感”的普遍突出。为何如此？借用人文地理学的观点解释，就是因为在巨变中，人需要不断重复对于地方的体验，通过与地方不断的互动过程，使得地方成为定义自我的一个关键元素。地方的意义与个人或社会群体身份认同的建构也是密切相关的。地方成为自我的一个隐喻，发现地方即是发现自我的过程。诗可以使人“在被涌入生活的潮流之前,捕捉到自我和世界”。

我想着重谈谈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当代诗歌的诗学转变概况。对此我曾经在台湾的《中国现代文学》杂志发表过一篇专论，题目就叫《新世纪之初大陆诗歌的“地理转向”》。大家都知道，上个世纪90年代的诗学取向聚焦于“个体化诗学”或者叫“个人写作”——其实这个旗号是1980年代启蒙主义话语在1990年代的一个结果，同时它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转折期重大的历史事件构成意识形态层面的回应。但是经过1990年代中国的加入WTO，姓社姓资之类意识形态争论被高层主动搁置，当代诗歌的本土思想文化语境已经发生巨变，进入新世纪之后，全球化浪潮冲击下地方性意识迅速增强，以经济发展为唯一中心的粗暴而大规模的城市化在摧毁无数自然村落的同时，彻底改变了我们这个农耕民族的基本生活方式与文化，激起了挥之不去的乡愁——“乡愁”主题中的个人地理书写，带有当代人文地理学的生态主义意识，对于古老乡村共同体生活及其文化的回忆不仅是一种感伤的怀旧，更应该被视为以血缘、地缘为脉重建生命共同体，以“仁爱”的理念重建生活中的共属关联，进而以人文地理学家所说的“地方”在诗歌中探索更为理想完美的社会和谐整体的努力。而在诗学上，它“同时挽留了曾经在场和呼唤了可能的在场”（黄斌随笔集《老拍的言说》）。在场对于那业已过去的不在场的把握，称之为“记忆”，而对尚未到来的不在场的认同，称之为“想象”。对于人类的群体而言，经验是“记忆”和“想象”的叠加产物。所以，诗歌中的“地方”或“地理”经验并不像一般人所理解的那么机械和简单。

近几年，我国城市化水平得到了快速发展，城市中的给排水工程的规模也不断扩大。给排水工程是城市建设过程中一项基础工程，其质量，以及运行效果都会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直接影响。因此，在给排水工程施工期间，要采取合理的措施，工程施工进行控制，从而使给排水工程的质量能够得到显著提高。

从人文地理学的视角看，诗歌中的“地方感”成为维系国人精神与情感归属的重要源泉。人文地理学大师段义孚曾经指出：“恋地情结”(Topophilia)／“虔地情结”是广泛存在的、深厚的人类情感之一，“地方特点可以通过感官来感受到，感受的综合便形成了地方感”。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容易解释云南诗人雷平阳、江南诗人潘维的被重视，这里还包括武汉的“象形诗群”。那么，从诗学的推进层面看，新世纪的这种我称之为“地理诗学”的普遍趋向，因为有效增强了诗歌的公共性与在场感的“地理”因素，是新世纪当代中国诗歌值得肯定的诗学上的丰富：这种因素因为寓含着个人与其生活世界的相互融合，个人与他人和万物的共时存在，不事声张却又是强有力地修正了1990年代以来大陆诗坛一度趋于流行的“个体化写作”“私人化写作”理念，从而在自我与他人、经验与想象、人与自然、词与物等一系列矛盾、对立的诗学关系中取得了一种微妙的平衡。而且，如果把1980年代的当代诗歌标准命名为“不及物诗学”的话，新世纪诗歌中“地理”因素的加入无疑缓解了“不及物诗学”的高蹈、空疏和玄虚所带给诗人与读者的焦虑，使得“及物”／“不及物”的二元对立不再成为问题。另外，“风土”“地理”是铸就群体共同感的主要来源，它们是非常具体的东西，也是尚未被符号化、集约化的东西，正如一位诗人所说，地理还可以补足那些汉语不能真切传递的方言的微妙和情感的地方特征，唤起读者在地理上的共同经验的共鸣。

现有资料表明，在中国的黄山、庐山、湖北、云南、西藏、河北、内蒙古均发现有第四纪冰川遗迹[1]。比上述各地区纬度要高的黑龙江省有无第四纪冰川存在，一直有两种认识：一种认为只有冰缘而无冰川；另一种认为既有冰缘又有冰川[2]。笔者在进行黑龙江省地质公园地质遗迹调查中发现了大量形似冰川地质遗迹的现象，以下暂称为“类冰川地质遗迹”。有的类似冰臼、有的类似冰壁龛、有的类似冰面湖湖蚀柱石……(以下暂称为冰臼、冰壁龛、冰面湖湖蚀柱石……)，这些地质遗迹的发现，为分析黑龙江省古冰川是否真正存在提供了重要线索。

朦胧诗不仅是一个新的诗群与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更是以青年人为主体的一代新诗人和“青年文化”强力出场的历史要求。这一代人是生理学上的同龄人与社会学上的同代人，在文学主题和文化特征上也体现了一种“同时代性”。在集体入场诗坛时，也鲜明地呈现了这种“代际意识”与“群体意识”。比如，顾城说到朦胧诗时，即以人生譬喻“它已经度过压抑的童年，进入了迅速成长的少年时期”；舒婷写下《一代人的呼声》，发出的也是长大成人的挑战；而徐敬亚更是直接以“崛起的一代”命名新一代诗人，认为“青年——这就是全部青年诗的主题内容”。谢冕在呼唤新的崛起时，特别指出“一批新诗人在崛起”。当时，贵州大学中文系创办的刊物名叫《崛起的一代》，十三校联合创办的大学生刊物直接取名为《这一代》，其创刊号上的发刊词对青年“这一代”的“代际”定位和“代群”认知直截了当：“这一代，有他们自己的生活道路：睁开眼就看见五星红旗，从小就呼吸着新中国的空气。”他们就是刘小枫所说的“第三代群”或李泽厚所说的“第五代人”。他们是经历“文革”的新一代，“文革”历史完成了他们青春人格的塑造和成长教育，红卫兵和知青的生活经历构成了大多数人的青春生活。进入新时期后，他们作为刚刚崭露头角的文学青年，无社会地位、无文学资历，属于“弱势群体”，处于需要扶植，需要被肯定的时候。

段从学：钱老师既有生动的事例，又有深刻的思想，谈的问题很大。现在有请王东东。

王东东（河南师范大学）：当代诗的代际、流派与群体，这是一个非常政治性的题目，通过不断地曲隔、划分来形塑出不同的身份和位置，这在一个政治性凸显的时代情有可原。但是除了这种曲隔性的概念，我们是否还可以更多考虑整合性的概念？在五四时期，新文学和新诗其实被赋予了一个崇高的政治目标、政治功能，也可以说是一个精神目标、精神功能。这一精神功能，从个体方面可以说是自由，是心灵的自由，从共同体方面则可以说是民主，是艾青、穆旦和徐志摩都谈到的民主政治或德谟克拉西的精神。胡适所说的“有人”“有我”，也可以这样解读。对于新诗来说，这可能是原初性的一种建构。也许我们的时代更多是一个曲隔的时代，而非整合的时代。我就简单说这么多。

段从学：根据这次会议的议题，再结合会上看到的“潜江诗群”现象，我随便说这么几点：流派和群体研究作为一个最基本的研究范式，它毫无疑问是有历史事实作为根据；同时，长期的学术史实践也证明了它的有效性和正当性。但问题是：这种以群体、流派或代际为讨论问题，评价诗歌、诗人的基本范式的做法，会不会在反过来限制了诗人们的创造力？会不会反过来形成学术研究与诗歌创作之间心照不宣的“共谋”，最终伤害了诗歌？

和现代相比，古代诗歌群体和流派没有那么发达。我们在大学里就知道，中国古代文学史学下来，没有几个需要记忆和背诵的“诗歌流派”或“诗歌群体”。至于今天重复得令人根本就不想再看的“××后”“××一代”之类的代际划分，更是绝无仅有。“五四”以来，以集团或群体的方式“冲上文坛”，才成了一时风气。新诗的流派和群体，自然也不例外。

唐弢曾设想以流派为线索来写现代文学史，根据的就是这种历史现象。通常的新诗史，也把进化论的线性发展，处理成了不同诗歌流派和群体的更替史。我们的新诗史必然只能越写越薄，所以在一个流派或群体下边，带动一批诗人“进入文学史”，也是一种事出无奈但颇为行之有效的做法。

这里当然不可能深入展开。只是把问题抛出来，引起大家的注意。问题就是：评论家们以群体或流派的方式来书写“新诗史”的套路，会不会导致诗歌作者以“组织起来”的方式来写作新诗，以期顺理成章地“进入文学史”？这种“进入文学史”的方式，当然会发掘一批、一群值得注意的诗人，但会不会更多地忽略，甚至压抑了有个性的诗人？对那些刚开始写作、视野相对有限、可塑性比较强的年轻诗人来说，群体或流派会不会反过来塑造和引导了他的写作，让他偏离了可能更有效的个体写作道路？

颜炼军：我们不知不觉就讨论了三个小时，从海英开始，到段从学老师结束。从不同角度讨论了新诗的群体特征，代际问题，以及它们与时代之间的关系，都有充分讨论，言谈的碰撞砥砺，未必形成共识，但必将成为新的思考的起点。此外，我们也涉及了对潜江诗群的一些描述和评价，让我们对一个地域性的诗歌写作现象和诗人群体有了初步的认识。我想起刚才我讲的那个《堂吉诃德》里的例子，我现在从手机上翻出来了：

堂吉诃德：“桑丘，你的心眼儿一天比一天多，识见也越发高明了。”

桑丘：“是啊，因为沾染了您的高明呀！贫薄干枯的土地浇了粪便，翻耕一下，就会丰产。我是说呀，我这副干枯的脑筋是贫薄的土地，您对我讲的话是浇在上面的粪便；我伺候您，和您谈话，就是翻耕这片地。我希望您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得到大丰收。”

我觉得今天，我们大家都得到了一个诗学言谈的丰收。谢谢！

注释：

2.4.1 数据整合能否统一。从电子资源(医学特色数据库、电子图书、光盘资料及各个数据库)到阅读记录，再到各项实验在科研中的研究数据，这些不同格式的数据都要用不同的处理方法，所以大数据能否给各种数据和信息做出相对规范的公式，提出了大的问题，能否让异构资源准确的进行抽取、映射及导入，从而形成内容丰富，数据吻合度高的一个画面。

①录音内容由江汉大学现当代诗学研究中心倪贝贝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