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将其载入党章，明确了新时代“三农”事业发展的定位、航向和范式，这是我们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重大成果。这一战略自面世以来，立即受到官方和学界注意、社会和媒体关注、基层群众呼应，尤其被许多专家、学者纳为理论研究的“新宠”。当下诸多课题，乡村振兴战略涉及的相关利益方多元、广泛，面向的“农民群”体量庞大，其所涵盖信息内容、工作条线丰富而复杂。在乡村振兴战略旺盛的实践需求之下，深埋了一座横亘历史与现实，贯通政治学、社会学、农学、生态学、经济学、人文地理学等专业领域的学术“富矿”，值得我们多方位深入挖掘和开发，形成多学科研究基础上的理论指导气象，以为乡村振兴所用。

当前，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研究探讨方兴未艾。不过，对于一个新专题的理论研究及其体系建构来说，首要任务是进行规范性的思维检视和逻辑证成，使之具备专业规范性基础，而其中的逻辑起点就是界定核心概念的内涵，亦即“为了什么”“是什么”。事实上，这关系到科学研究当中的所谓本体性问题，同样也适用于乡村振兴战略研究。“本体”是一个哲学术语，指物质存在的一个系统解释，是一个形式化、概念化、可共享的、清晰的规范，它包含了逻辑理论假定存在的原初依据和“基因”。本体性确证的意义在于，对概念的规范性追问不仅决定人们对其理解的通约性，为思想或理论体系的丰富完善提供一根贯穿始终的全面“主线”，而且推衍出实践选择的科学一致性，为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逻辑推进开创公共范式。本文试图从本体性逻辑视角，通过回归乡村振兴战略的本原，追问有关乡村振兴战略内涵的若干问题，解构乡村振兴战略“为了什么”“是什么”，从理论上廓清可能存在的认知模糊和分歧，达成思想共识，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怎么做”展开问题前置和理论预备。

一、乡村振兴战略的语义结构

研究乡村振兴战略的本体逻辑，是在对其现象和形式逻辑分析的深化中实现的，我们不仅应该知晓乡村振兴战略的“所以然”是什么，以一种什么样的形态表现出来，还要掌握这一过程“之所以然”的深层依据何在。唯有如此，乡村振兴战略概念的通约性及其丰富内涵才能得到最深层的阐明。由于整体不能先于或脱离部分而存在，“有局部经验的人，有战役战术经验的人，如肯用心去想一想，就能够明白那些更高级的东西”［1］。在科学认识活动中，把握部分是综合的必经环节，对乡村、振兴、战略“是什么”“为什么”的解答又为其本体逻辑提供必要铺垫。从结构上看，这三个二级词不仅共同呈现了乡村振兴战略“本体”具象的、自然的外在符号和语言形式，而且还隐含了中国深层次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密码，具有特殊的国情和农情意蕴。当我们从这三者切入，还原乡村振兴战略形式符号对本体的映射，明确符号层以下的语义逻辑时，就能找到一把解开乡村振兴战略本体的“密钥”。

定义 4.2 Μ(B1,K1), Μ(B2,K2)均为Rd上的Bessel测度, 若‖I-SμSν‖<1或‖I-SνSμ‖<1, 称μ,ν为近似对偶测度框架。 若SμSν或SνSμ可逆, 称μ,ν为伪对偶测度框架。

（一）“乡村”语义逻辑：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是主体认定

乡村振兴战略是属于乡村主体的振兴战略，解决的当然是乡村问题、“三农”问题。尽管其字面显示了战略主体、战略目标，但本身并没有提供实现战略目标的方法或路径信息。作为中央顶层设计战略，乡村振兴战略这一概念容易让人产生一种美好想象和“执行冲动”，就是认为已经有一套现成、稳妥的乡村发展方案与办法，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它、对照它、执行它，乡村振兴就顺理成章了。但是，“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如若脱离了特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离开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无法回答，更无法解决”［2］101-102。就乡村振兴战略而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具体问题”就是具体的“乡村”，“具体分析”就是分析乡村的实际情况，易言之，就是对“乡村”主体进行全面准确的认定。

乡村振兴战略以“乡村”取代了过去常用的“农村”，恰如其分地表达出它意欲营造的独特语义环境，在凸显其价值初衷的同时也揭示其微妙的适用范围、实践取向。“乡村”和“农村”是两个既密切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习惯于将两者当“同义词”使用，似乎不存在问题，但如果从文化或学术角度分析，“乡村”与“农村”只是“近义词”，不能等同视之。因为，相比较“农村”较重的农业产业特色，“乡村”具有更大的兼容性［3］。“乡村”是一个综合的、历史的、动态的概念，它是随着社会变迁和生产力发展，与大自然“若即若离”并保持有限自然经济和特定社会活动方式，与“城市”相对应的一种区域实体。其兼容性决定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振兴”原则。首先，乡村集农业、农村、农民三个关联因素于一身，所以乡村振兴不仅是农业（经济因素）的振兴，还有农村（社会因素）、农民（人的因素）的振兴，包括农业的产业化、科技化、社会化，农村的社区化、信息化、生态化以及农民的职业化、组织化、文明化等。尤其因“‘乡村’这一概念不仅包括‘大农业’的农村，而且也把第二、三产业的非农社区包含在内”［4］，农业振兴已不仅仅针对传统农业，更是指脱胎并成长于农村、由农业延伸出的第二、三产业，即非农化的农业加工业、乡村旅游及各类服务业。其次，乡村发挥经济、安全、生态、生活、文化传承、城市“后备”等多方面功能，它不仅扮演原始的、基本的经济再生产角色，还带有审美基因、文化印迹和家园情怀。随着现代化进程推进，物质财富创造主要来自工业化和城镇化，乡村的经济功能日渐衰微。所以，乡村振兴已不是单纯的经济进步和物质生产力提高，更多意义上是乡村现代功能的全面发掘和彰显。有学者依据多功能农业和多功能乡村理论，提出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居乡兼业型路径、边缘化路径、城市区域路径、乡村旅游路径、乡村绅士化路径等区域差异化路径［5］。

先说，我之所以认为微小说《等》的表现形式十分新颖，是因为创作者在作品中采用了一种以“内心独白”的方式来叙述故事、推进情节、刻画人物、表现情感。

由此观之，乡村衰败是在中国由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的过程中出现的，构成了社会深刻变革的一部时空影像，是中国现代化发展“新陈代谢”后的历史产物。现代化本意指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农耕（游牧）文明向现代工业社会和城市文明转型的历史动态过程，这一过程必然引发乡村传统瓦解，带来乡村经济、社会、文化乃至人们思想、心理等方面的急剧变迁。不得不承认，乡村衰败具有其客观必然性。然而，“败也现代化，成也现代化”，当下的乡村如果能深度融入整个国家现代化体系和现代化进程，科学重构经济、社会、文化结构，积极推动生产、技术和功能形态升级，有选择性、有针对性地“重修现代化功课”，在改造且接续传统的基础上进行自我修复和提升，则完全可能摆脱乡村“衰亡魔咒”，总体上是其兴可待的。可以说，现代化是重塑和再造乡村机理，实现乡村“浴火重生”的必由之路，尽管这条路会异常曲折、艰难。当然，我们也要理性把握乡村振兴的趋势和尺度，对乡村现代化可能所带来的极端结果做好充分的心理和行动准备，也就是除普遍推动乡村顽强地可持续性“活着”之外，还要勇敢地接受部分乡村“衰败—死亡”的自然规律，直面和承接它们的“体面消失”并进行善后［7］，或采取生态移民搬迁等方式实行战略转移，为其他可复活的乡村腾出振兴资源和空间，以舍部分而得整体。此外，“我们这里讲的现代化，不是像有些学者所说的是发达国家所走过的现代化道路，而是指当下的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进程”［8］，受我国国情、农情的特殊性和经济新常态影响，乡村现代化不可能采用西方现代化传统的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三高”模式，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包括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共同富裕之路、质量兴农之路、乡村绿色发展之路、乡村文化兴盛之路、乡村善治之路、中国特色减贫之路［9］，推进浸润中国乡村气质的“三农”现代化及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且，城与乡的组织异质性也决定乡村振兴不可能复制工业化、城市化的生产—消费主义模式。

（二）“振兴”语义逻辑：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要义是现代化

“振兴”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词，这个词浸润了我们党深沉的历史危机感和使命感。根据《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振兴”意指大力发展，使之兴盛起来，其施力强度和涵盖范围均大于“发展”或“建设”，既有非常规性的发展要求，又有鲜明的目标导向和动态特征。透过字面，我们可以窥探出乡村振兴战略一条历史线索，即乡村业已“由盛而衰”，亟需一场不同凡响的振兴运动。回顾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我们看到乡村长期扮演农耕社会载体的重要角色，支撑着大一统封建王朝的自然运转，一度成为帝国盛世的惯常标志，其地位举足轻重。然而近代以来，伴随西方工业文明入侵，乡村在中国“被现代化”的狂潮中无可逆转地走向衰败，传统乡村经济社会结构逐步解体，自足性、主体性地位骤然丧失。新中国建立后，在赶超型、自助型现代化目标任务的驱动下，社会主义建设不断从乡村汲取资源以实现原始积累，乡村为国家现代化无私地贡献着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改革开放尽管为农村解放了剩余劳动力，赋予了农民一定剩余索取权，但仍然是“多取少予”，乡村一直“入不敷出”，“三农”问题因此产生。直至2006年取消农业税，这种农业依赖型经济才正式宣告终结。而此时的广大乡村，却在中国快速的现代化发展映衬下，日益空心化、边缘化，呈现出一览无遗的老态、颓势以及难以自抑的焦虑、迷茫。尤其在广大中西部，大多数乡村“肌体”普遍营养不良，青壮年人口流失严重、产业空虚、集体经济弱小、“三留守”和“谁种地”问题突出、乡土传统价值观陷落、精神文化生活乏味等。

同时，“乡村”概念的兼容性与现实乡村的差异性也是紧密相连的，这也决定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原则。中国幅员辽阔，区域地理、经济、人文特征多样性明显且发展不平衡，乡村类型自然也是千差万别，它们在发展基础、空间布局、资源禀赋、区位交通、环境容量、市场需求等方面状态各异、情况复杂。按地域划分，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乡村情况不同于广大中西部地区、边疆农牧民族地区乡村；按类型划分，传统农业型乡村情况又不同于城中村、工业村、大中城市周边村、专业特色村等。对于东部沿海发达乡村来说，“农民已经不再从事农业，乡村社会早已完成了工业化”［6］，能够引领乡村现代化的潮流，率先走向振兴。同样，对于其他地方的城中村、大中城市周边村、工业村、专业特色村、“官办”示范村等典型乡村来说，由于发展资源丰厚、利益密集，凭借其天然优势也易于振兴。而这两种类型乡村的振兴进路及成功经验、有效做法，理论上是“丰满”的，但如果移植到传统农业型乡村现实中，却可能会因水土不服而“瘦身”。我们所称的乡村衰败，严格意义上是描述广大中西部传统农业型乡村状态的，而它们恰恰占据中国乡村个体的大多数，覆盖面最广，矛盾问题尤为典型，所以具有代表性，实现这部分乡村振兴才是我们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主体”工程。因此，在全国乡村内部实质上已经分化、分层的情况下，从普遍意义上泛泛而谈乡村振兴战略是徒劳的，我们“不应从思想出发去裁剪现实，而是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坚持“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2］102，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差异化解决各个地方、各种类型、各个发展阶段的乡村振兴问题。

二是立足长远。尽管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于十九大，但其中的一些思想、论断和要求在我们党长期的“三农”工作中业已形成或孕育，是对过去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继承和发展，具有不可割舍、一脉相承的历史纵深。同时，它又有遵循乡村发展规律的现实擘画和未来期许。与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相对应，中央制定了乡村振兴战略的“三步走”目标任务：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9］。由此观之，乡村振兴战略周期长，是一项长效工程，其战略实施必须一以贯之，不得朝令夕改、起伏不定。

虽然前述部分解构了乡村振兴战略的语义逻辑，但仍不足以界定其概念范畴的全部，真正的本体性逻辑还要揭示决定这一战略演进成因和演进轨迹背后的社会关系。这个关系就是工农城乡之间的“我—你”关系，其构成了乡村的存在本体。乡村地位身份绝非孤立存在的，没有工业和城市参照就没有乡村的存在，也就没有所谓的乡村衰败和乡村振兴。德国宗教哲学家马丁·布伯甚至认为，“本体乃关系”。［13］从原因学、发生学以及过程论讲，乡村振兴战略是工农城乡关系历史变迁的特定产物，所以，关切其关系预设是与乡村振兴战略语义同等重要的本体性问题，只有通过了解其关系依据，确定其外延的适用范围，才能捕捉到标本兼治的长效良策。

（三）“战略”语义逻辑：乡村振兴战略的本质是发展战略

系统论认为，系统具有开放属性，与外界环境不断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与传递是实现有序发展和功能优化的必要条件。运用这一假说，乡村社会系统必须重视与外部环境联系，从工农、城乡协调关系中引进有利因素促进自身发展。但我们看到的却是严重的情理悖论与境遇反差，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方面，主要由体制和制度造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严重阻碍生产要素从城市向乡村自由流动；而另一方面，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却又在市场机制的推波助澜下，“高效率”地将乡村的人财物吸入工业部门和城市。这场工农城乡关系的严重失衡，为乡村衰败作了一个由外而内的注脚。由此推之，乡村振兴战略不是乡村反观自身的一场自我救赎，而是从开放性视角，以矫正不协调工农城乡关系，匡扶乡村发展主体性、主动权为标的演算出的一组发展公约数。如果我们用本体性的外在参照办法迂回追问，而不是就振兴而谈振兴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把乡村振兴战略理解为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下工农城乡关系的再调整、再平衡战略。

一是着眼全局。“战略是以总的奋斗目标而不是局部目标为出发点的。”［12］乡村振兴战略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为全局背景，确定了关于乡村振兴的大方向、总趋势和若干重大问题，顺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形势。它不囿于“三农”工作视域，不单关切乡村一己发展，更是出于解决新时代主要矛盾、以实现“两个一百年”为奋斗目标、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诠释社会主义共富本质、从拓展国家现代化途径的全局考量，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有机组成部分，充分体现了新一届党中央对新的时代特征和客观条件的精准把脉，对全党重中之重工作和战略任务的精准定位。

电阻抗成像中图像重构时,电极采集数据的精度影响图像重构的质量。微通道截面电极不同的结构、数量和排布方式会产生不同的电势分布。先前的研究考虑到微流控芯片的加工工艺,电极排布到菱形微通道的两侧(图3(a)),这种排布方式中利用8个电极实现了电阻抗成像检测[11]。本研究采用圆形横截面,电极数目为8电极、12电极与16电极,电极的排布方式及尺寸如图3(b)所示。

三是面向多维。乡村振兴战略是一个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经济学理论基础之上、指导性很强的战略，管全局、管长远，但它终究要体现在相关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配套上，落实到新时代“三农”工作的致用上，是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一系列方针政策、思路措施的综合体系。实践中，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工作相互协调，彼此依存，在党的统一领导部署下，围绕乡村振兴目标依序配置成一个有机整体。为确保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用性，还必须辅以相应的战略手段、衡量参数和技术方式，使得战略要素齐备、切实可行、具体可操作。概言之，乡村振兴战略的价值魅力、效力和生命力经由理论和实践结合、战略和战术对接、目标和手段统一得以彰显。

乡村振兴战略是在认真总结“三农”工作历史经验教训，深入思考城乡发展规律，准确把握城乡关系现状与变化特点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对于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意义重大。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造成了一个“此（乡）消彼（城）长”的局面，在成就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城乡发展差距的扩大乃至乡村衰败。为此，新世纪以来，党和国家进行了持续政策发力：自2003年起每年中央一号文件都聚焦“三农”问题；十六大要求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2006年一号文件指出当时我国总体上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2012年，十八大再提出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这些对诊疗城乡“二元弊病”，推动农村发展、提高农民收入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对解决“三农”问题、城乡发展差距问题并没有达到“釜底抽薪”的治本效果，也就无法支撑起乡村振兴的时代使命。

二、乡村振兴战略的关系定位

几千年的历史证明，“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不断与时俱进，使中华民族保持了坚定的民族自信和强大的修复能力，培育了共同的情感和价值、共同的理想和精神。”[1]这是中华文化的发展特征，也是中国画教育应遵循的基本路径。建构适合时代需求的中国画教学体系，应认识这几个关键问题。

随着高职院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班级规模也不断扩大，多保持在40-50人左右。在这样的班级上课，因学生个性差异、学习能力、知识水平等方面的差异较大，任课教师难以因材施教面面俱到地照顾到每位学生的课堂学习。从而，教师也就难以针对不同学生的差异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法和辅导方法，使得课堂教学效果较差，无法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

乡村振兴战略的本质寓于其本体中，是本体存在的“特质”。顾名思义，乡村振兴战略是一个战略方面的问题。作为战略的一个类属概念，乡村振兴战略是“战略”在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类别拓展和运用，是我们党运用战略思维分析、解决城乡区域发展结构中“三农”问题的智慧结晶和光辉典范，其本质是一种发展战略。发展战略是发展经济学中的特定用语，主要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由不发达状态迈向国家现代化过程的问题［10］，是关于它们发展过程中有关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问题的谋划［11］。这是乡村振兴战略区别乃至统摄于过去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等政策的根源所在，具有超越一般性政策、阶段性计划或技术性工作的量级层次、标准要求和影响力。

（一）这一战略做出了由“四化”同步发展到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政策性链接

继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十八大进一步强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十九大在延续“四化”同步发展这一战略任务、要求的同时，又创造性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是报告当中五大“优先”项目的其中一个，树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支农、强农政策导向。一直以来，无论“三化”还是“四化”同步，都承载了中国现代化发展路径依赖的使命，寄托了“四化”耦合以支撑和带动农业现代化的美好愿望，但实践证明并没有达到人们的有效预期，农业现代化严重滞后于其他“三化”，所谓的“四化”同步异化为服务于、服从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四化”同步。而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战略安排，正是对这一政策盲区的及时“补位”以及政策阻梗的疏通。“优先”是相对于工业、城市发展而言的，是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更加重视和政策倾斜，之所以强调“优先”，是因为农业农村发展严重滞后，如果不坚持优先发展，则不仅“四化”同步无以为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现代化建设也难以达到。当前，工农城乡发展的极不平衡、农业农村发展的极不充分，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结构性矛盾问题。根据木桶理论分析，农业农村的短板决定着整个现代经济体系的容量和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程度，必须将农业农村这个最重重点抓好、最短短板补齐、最弱弱项加固。具体而言，就是在资源要素、政策条件配置上为农业农村发展开通“绿色通道”和“快车道”，为乡村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公共服务等“强基固本”，减少乡村发展心理、机会和实质落差，让乡村获得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结果基本公平。与此相适应，整个行政系统还要切实转变唯GDP的政绩考评体系以及效率至上的传统工业思维和“城市中心论”，毕竟，运用这种经济理性霸权的“丛林法则”来度量或构建乡村振兴的战略性、公共性，在逻辑上无论如何也是说不通的，因为推动乡村振兴也许暂时是“不赚钱”的，效益也许不是那么立竿见影的。

（二）这一战略宣告了由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到城乡融合发展的历史性转轨

综上，从三个词汇合的语义构成而言，乡村振兴战略是以推进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为旨归，多元化解决乡村衰败问题，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系列政策和方略总和。

寻根究底，“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政策重点仍侧重于城市，农村仍处于从属地位，体制机制的顽疾还在。“城乡统筹”，意在发展城市的同时一并考虑乡村，主要是以城统乡，且由政府单一主导；城乡一体化是要把城市与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最终形塑一个统一的经济社会，但主要从经济层面考虑，且缺乏有力抓手。而对比起来，乡村振兴的“城乡融合发展”路径更具现实针对性、系统性和革命性。它既接手了“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的精华，又精准对接新时代历史方位中的城市化发展，更注重发挥乡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更强调城乡地位的平等、角色的分工、要素的互通、利益的共享，并配套相应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致力推动城乡关系的历史性转轨，打造城乡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

一是坚持“和而不同”，推动城乡结构关系转轨，构建城乡互补关系。融合是“存异”基础上的融合，城乡融合发展的前提是尊重城市与乡村的个性。城市与乡村各有其个性特点、存在理由和发展规律，不能为城市化而城市化，通过扩张城市硬性“消灭”农村、减少农民，从长远看，不计一切让乡村都变成城市、村民都变成市民，除了理论上落入“同则不继”的窠臼之外，现实中也是行不通的。有学者甚至认为城乡二元结构某种程度上还有一定合理性，因为农村相当部分非市场因素能使村民获得高质量生活，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基础，并为中国赶超现代化提供低成本劳动力再生产空间［14］。当然，该观点重在说明乡村具有城镇不可替代的资源、功能和优势，它并非天然就是落后、封闭的代名词。“城乡融合”异于“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的其中一点，就是强调乡村不是一个像过去被动接受城市辐射、支配和反哺的角色，而是一个能主宰自我、主动作为的振兴主体，甚至还是一个能满足城市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能提供城市化高质量发展所需资源和条件的对等主体。反过来，城市也不是作为对乡村的“替代者”，而是乡村的“合作者”身份出现的。

二是坚持“一视同仁”，推动城乡体制关系转轨，构建全面融合关系。融合是“求同”目标指引下的融合，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质是要创造各方面条件，“撮合”城乡发展的“殊途同归”。由于乡村在“嫌贫爱富”的市场经济面前居于绝对弱势地位，乡村振兴战略应该“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通过政府力量的有限介入，拆除制约乡村振兴的制度壁垒，加强乡村振兴制度性供给，从而培育出强劲、可持续的乡村发展新动能以及农民自我组织和发展能力。要彻底转变“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时期“先城市后农村、主城市次农村”的惯性思路和策略，看一看城乡居民之间的生产生活环境和水平差距是否不断缩小直到逐步消除，通过户籍授予城乡居民“国民待遇”，权益机会是否一视同仁，城乡公共服务是否实现均等化。在体制机制的“护航”下，实践中才有城乡规划建设、产业业态、物理空间等方面的融合，才有资源要素在城乡之间的通畅流动、平等交换和优化配置。

三是坚持“互利共赢”，推动城乡利益关系转轨，构建共同繁荣关系。这种城乡利益双向局面的形成，首先有赖于现实可能性。在人民群众对优质农产品、生态和生活服务、休闲健康等需求刺激下，国家对农村基本建设的大规模投资为农村的资源型资产提供了大规模增值空间［15］。而随着工业投资利润率和城镇化产出收益的逐步递减，原来钟情工业和城镇的人财物要素也将会以“软着陆”方式下乡进村。不过，鉴于资本的逐利性和“分配势利”，必须建立以振兴乡村为目的的城乡责任分担和利益共享机制，进行良善的制度规范，以防乡村振兴的各种收益价值（包括土地、产业、资产收益）集中到少数下乡资本所有者或中间商手中，或大部又回流到城市。事实上，城乡融合最终目的，在于促成一场最大限度给予农民利益获得感、幸福感的“城乡联姻”，代表了乡村振兴的价值落点，这是对“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时期的伦理超越。

三、乡村振兴战略的参数界定

乡村振兴战略首先是一种乡村本体关照下的价值追求，其次是据此“量身定制”的政策和制度体系，同时还是这种价值追求、体系框架的本体实证表达。其主体性内涵是抽象的、凝练的、原则性的，但反映到实践中的内容是“形而下”、具体化、可衡量的，以多个可视的关联要素表现出来。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乡村振兴战略内涵丰富，层次分明，集中体现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上。这五个方面、二十个字的要求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揭示了乡村振兴战略“是什么”之下一层次的内容，即“包括什么”或“具体是什么”，是主体性的“显山露水”和“平铺直叙”，同时也为战略实施提供了可靠参数和重要遵循。之所以从本体性角度理解概念，是因为本体是一个“清晰”的规范，在概念使用时的约束都是清楚定义的，而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划定了产业、生态、乡风、治理、生活五大要素标准，为我们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提供了一把规范“清楚”的标尺，因此可以认为，这个总要求是乡村振兴战略概念的本体性载体。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大体上不过是价值指引和政策规制下围绕这五个方面要求的本体性演绎，并且通过回应产业是否兴旺、生态是否宜居、乡风是否文明、治理是否有效、生活是否富裕以及程度到底多大，也足以检验乡村振兴战略的本体性成色。

对比之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二十字方针”，乡村振兴战略除保留“乡风文明”一词外，对其他四个词都进行了调整，如由“生产发展”到“产业兴旺”、由“村容整洁”到“生态宜居”、由“管理民主”到“治理有效”、由“生活宽裕”到“生活富裕”。这不仅意味着简单的话语更迭或形式转换，更象征发展理念的创新和发展层次的升华，是在乡村场域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必然要求。分述开来，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点，主要指涉经济建设方面要求。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产业正是乡村硬实力、自信心的增长平台。产业兴旺不仅需要生产发展，还包括产业结构合理、体系健全、供给有效、销售通畅、竞争有力等方面内容，因此要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改革或完善有利于产业兴旺的系列制度，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生产、经营“三大体系”，走创新发展之路。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主要指涉生态文明建设方面要求。我们所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而生态正是乡村现代化进程中最富竞争力的可靠资源。生态宜居不仅要求加强环境形态方面的建设，使乡村适宜“自己人”居住生活，还要将这种自然资源“卖给城里人”，“导出”资本并促其增值，走绿色发展之路。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保障，主要指涉文化建设方面要求。精神力量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对于乡村振兴来说，文明的乡风正是这种转化条件。我们要特别加强乡村思想道德建设，发展乡村文化教育事业，提升农民的综合素质、文明程度以及内生动力，达到“人心振奋”和乡村振兴的“同频共振”。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主要指涉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方面要求。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乡村善治不仅是确保乡村社会和谐运行的基本任务，也构成了国家政治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没有自治、法治、德治“三合一”型构的有效治理，没有乡村社会的和谐、安定、有序，乡村振兴战略就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根本，主要指涉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方面要求。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乡村振兴战略的正当性、合法性源自“共享发展”理念的证成和注解，其出发点、落脚点在于不断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和民生保障水平，让乡村共享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成果，其中当前表现最为突出的是直接服务于贫困农村的精准脱贫攻坚战。

显然，各声索国分别基于各自对历史依据、国际法和南海对国家利益重要性的理解而对中国南海提出领土要求，相较之下，越南侧重所谓历史依据，菲律宾看重南海对其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而马来西亚和文莱则更多地基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的部分条款提出领土要求。由此，各声索国对南海的领土主张分别形成了各自的意象，即南海海洋权益与领土领海声索的依据、逻辑和目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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