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疆考察时和2014年5月中央政治局在研究推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会议上[1][2][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2014年9月，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民族互嵌”与城市民族工作进一步指出，要重视做好城市民族工作[4]，“要把着力点放在社区，推动建立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使各民族交的了知心朋友、做的了和睦邻居、结的成美满姻缘”[5]。

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是通过某个民族的社会结构镶嵌于其他民族中，或者打破社会结构中不利于民族关系良好发展的因素，使少数民族掺杂或嵌入到其他社会结构中[6]，实现不同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职业、居住”等结构之间以恰当的形式相互勾连[7]，形成地理空间上交错混居，组织中各民族广泛参与，文化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心理上相互认同的物质和精神关系格局[8]。有学者指出：“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目标是巩固与创建我国各民族的有机团结[9]。从提出的历程来看，“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往往与民族团结(进步)的创建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并提。因此，“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最终目标，是通过民族团结(进步)等工作，促进和巩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

一、 浙江省城市民族关系现状及特点

根据相关研究，影响城市民族关系的因素及表现形式有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城乡、区域二元体制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结构导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被排斥在城市公共权力和主流社会之外[10][11]；第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聚居和杂居[6][9]，在一个行业内的聚集或行业的民族化导致空间和社会阶层的内聚和固化[6][11]；第三，民族文化和宗教特点的显著、某些方面的不兼容性，以及城市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排斥导致民族认同内卷[11][12][13][14]，从而造成民族间心理的区隔[15]。根据调研，浙江省城市民族关系的影响因素和表现形式有如下两个方面。

选取2018年1—10月在我院接受治疗的60例急性单纯性阑尾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每组各30例。观察组中，男17例，女13例；年龄12～79岁，平均年龄（34.86±3.92）岁；病程1～10 h，平均病程（4.06±1.33）h。对照组中，男16例，女14例；年龄19～75岁，平均年龄（35.08±3.14）岁；病程1～10 h，平均病程（4.12±1.27）h。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疗效评价标准[5]：显效：治疗后患者临床症状消失，APACHEⅡ评分减少90%以上；有效：治疗后患者临床症状明显改善，APACHEⅡ评分减少50%～89%；无效：治疗后患者临床症状无明显改善，APACHEⅡ评分减少50%以下；总有效率=显效率+有效率。

(一)结构差异基础上“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客观存在

无论是结构差异导致的“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还是由于人口聚集分布、从业结构民族化和单一化，以及民族文化凸显导致的民族和文化内聚，都是阻碍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构性要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民族工作中“把社区作为着力点，推动建立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指示，为解决城市民族关系的各种问题提供了途径和指明了方向。

表1：浙江省个别市(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年龄状况表

区域16岁以下(%)17～30岁(%)31～45岁(%)46～60岁(%)60岁以上(%)绍兴市柯桥区13741201义乌市1453491永康市143735131

数据来源：绍兴柯桥区流动人口管理服务局、义乌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局、永康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局。

表2：浙江省个别市(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受教育状况表

区域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和技校(%)大专(%)本科(%)研究生以上(%)绍兴市柯桥区4236252110.2义乌市3156172210.03永康市72365310.40.10.01

数据来源：绍兴柯桥区流动人口管理服务局、义乌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局、永康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局。

表3：浙江省个别市(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从事职业状况表

区域生产制造加工业(%)餐饮业(%)建筑、工程设施(%)其他商业服务(%)企业员工(%)待业、失业(%)其他职业(%)绍兴市柯桥区67260.57711义乌市460.225-0.835永康市411120.020.651

数据来源：绍兴柯桥区流动人口管理服务局、义乌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局、永康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局。

居住证是中国一些发达城市借鉴发达国家“绿卡”制度进行的一种尝试，为中国制定技术移民办法，最终形成中国国家“绿卡”制度积累了经验。持有居住证者，可享受当地居民的待遇。2010年5月27日，在《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关于2010 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下称《通知》)中说：“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落实放宽中小城市、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落户条件的政策，进一步完善暂住人口登记制度，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居住证制度。” 居住证制度是对暂住证制度的改革，而非对户籍制度的改革。因为，在居住证制度实施中可能涉及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利益相关内容，故此项制度的实行，会在连带效应中强化流动人口信息登记工作，给流动人口的管理与服务工作带来一定程度的方便。《居住证暂行条例》在全国范围内自2016年1月1日开始施行[16]，标志着国家打破城乡二元制度壁垒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全面展开。浙江省制定了《流动人口居住证登记条例》和《居住登记条例实施意见》，从提高人口的准确登记率着手实施新型居住证制度。然而，一方面，居住证和临时暂住证的持有，除了在子女入学等公共权利享受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外，其他方面差别不大，暂住证的办理基本与流动人口登记同时进行，而赋权式的居住证的办理是自愿性质的，绝大部分流动人口都办理了暂住证，但是居住证只有在涉及子女入学等问题时流动人口才会去主动去办理。另一方面，一些县市以往居住证办理中有对社会保险缴纳的规定，流动人口子女入公立学校，更是需要双方父母的居住证和社保缴纳证明，而且社保缴纳不低于半年，存在同一个城市的不同区之间社会保险接续的问题。绝大部分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私企或个人作坊工作，自身对社会保障的理解并不到位，加之社保接续等问题的阻碍，他们中大多数人不会主动缴纳社会保险，更少有单位为他们缴纳社保，因此办理居住证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并不多，客观上限制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对基本权利的享受。

有学者指出，当前我国城市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因为发展的不平衡，以及“人口迁移超过现有国家的制度设计和治理容量而造成无法享受公民应有的权利”的现象，是城市民族关系“形式上的平等”和“事实上的不平等”问题[6]。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社会因素、自然因素等原因形成的民族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造成的，发展较后进的民族在国家赋予政治、法律上平等权的情况下，由于自身条件限制而不能充分享有已经赋予的各项平等权利的现象[17](39)，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的经典概念。居住证政策实施以来，国家为进城务工的少数民族享受城市基本的公共服务提供了政策保障，然而由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自身发展和城市治理机制存在问题等原因，使得在短时期内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享受城市一些公共服务时受到限制，因而仍然存在“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问题。

在财务会计信息上能够清楚反映企业的经营情况和收益利润，因此企业把财务预算作为预算的重点，非常的关注，忽略了对其他环节的管理和控制，预算管理的投入与关注不成比例，没有建立完善的预算管理机制，全面的预算管理无法充分发挥其职能，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竞争力比较低，不能达到最佳的状态，由于长期的过多的忽视财务预算的管理机制，加之目前我国还没形成关于企业整体预算管理的系统机制，因此企业在执行预算管理的工作上也很不全面，缺乏根本性的管理与认识。

(二)人口分布集聚和共同文化内聚导致一定意义上的民族区隔

有学者研究指出，城市中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就业和居住方面具有比较鲜明的特点。在就业方面，他们中的多数人主要从事与民族传统和特色有关的第三产业；在居住方面，他们往往会寻找城市边缘房租廉价的地带，这样容易形成单一民族聚居或多民族杂居的聚落[18]。浙江省的绝大部分少数民族主要来自湖南、贵州、广西、云南等南方省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浙江的分布呈现大杂居、小聚居和普遍散居的分布格局*数据来源于绍兴市柯桥区流动人口管理服务局、义乌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局、永康市民族局、宁波市北仑区民宗局，《北仑区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系建设试点工作交流材料》。。南方少数民族和北方少数民族，在从事的行业、人口分布和民族意识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异。

在此基础上，KT社区“民族互嵌”还有两方面的工作可以做。第一，通过引入社会机构和组织维吾尔族群众培训班等形式，逐渐消除当地维吾尔族群众的语言障碍，并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和专业服务工作，拉近各民族之间的感情，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第二，进一步构建相互包容和接纳的社区环境和氛围，逐渐消除民族间隔阂。

“整合”就是把一些零散的个体通过“某种方式”而彼此衔接，从而实现资源共享和协同工作，并最终形成有价值有效率的一个整体。

浙江省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结构、从业、分布和文化等方面展现出的这些特点，导致两种类型的民族区隔的客观存在。一种是由于同民族和同文化群体集中居住和从业，导致社会交往的主要对象是老乡、亲戚等，与当地居民交往只属于浅层次的生意往来，这种情形在不分民族和地域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都非常普遍，由于存在语言障碍，因此在维吾尔族聚居的地方，这种现象最为明显。另一种是在空间上处于散居状态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由于共同的文化联结导致民族和文化交往的内卷性，这种情形在来自西北地区从事餐饮业的群体中较为普遍，如拉面群体就是个典型例子。为了避免行业内的竞争，这部分来自同一地区的少数民族按照行规散落地分布于城市的各个角落，但是通过文化活动以及食材的供应链等，族内以及同文化群体范围内交往比较集中。通过访谈，这部分群体很少参与当地社区的活动，与当地居民的交往也都限于生意上浅层次的往来。

“南海核心利益说”距其提出已经整整8年。追根溯源，引发该说的是《中国军队寻求拓展海军实力》这篇文章。此后，关于该说的研究及其影响大体都在该文的框架之内。就这篇文章而言，“南海核心利益说”不过是一个具体的论据；但就此后该说的影响而言，该文不过是为该说提供的一个国际趋势分析框架。因此，对该说的思考宜以这篇文章的框架为基础，以前后事实发展为依据，同时就该话题的“政治性”以及同国际关系理论的关系进行探讨。

二、 浙江省社区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互嵌实践及评述

浙江省是我国长三角地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比较集中的省份之一。截至2017年8月，根据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义乌市和永康市的调研数据，三个区域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结构具有两个明显特征：第一，以中青年为主，受教育水平在小学、初中及其以下者居多(见表1和表2)，绍兴市柯桥区、义乌市和永康市17～45岁之间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分别占所有流动人口的78%、79%和72%，并且受教育水平在初中(包含初中)以下的比例分别是89%、79%和95%；第二，主要在生产制造劳动密集型和技术水平要求较低的行业从事劳动，浙江省内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基本属于经济性流动群体，浙江绍兴市柯桥区有全国最大的轻纺城，义乌市是我国著名的小商品生产和批发城，永康市被称为“五金之都”和“口杯之都”。第二、三产业的兴盛，吸引了大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从事与生产制造加工相关的工作，绍兴市柯桥区、义乌市和永康市从事生产制造加工业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比例分别是67%、46%和41%(见表3)。根据工作人员的介绍，该区域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大都集中在一些私人企业和家庭作坊。

ZL社区是宁波市北仑区典型的散杂居社区，社区有回族、苗族、壮族、藏族、维吾尔族等12个民族。社区内各少数民族文化水平参差不齐，职业比较多样，多以小型商贸和餐饮业为主，对当地的归属感都比较差。从“民族互嵌”的角度看，ZL社区有以下工作值得一提。

在浙江省，单一少数民族比较聚集的社区不在少数，而绍兴市柯桥区KT社区，由于集中居住和生活着维吾尔族，他们多从事餐饮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族际居住隔离状态，成为浙江省创建民族团结进步和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的典型对象和社区。

(一)单一少数民族聚居为主的社区民族融入工作

电气自动化各个领域的应用，其成效的发挥受到各种环境因素所影响，例如，温度、气压、污染等，恶劣的环境将会给电气自动化设备正常运行带来影响。其一，由于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电气自动化设备的性能极容易出现损坏，结构受到不同程度上的破坏，严重影响其设备的正常运行。其二，电气自动化设备的损坏，还与设备自身的作用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作用力程度的大小，将会决定着设备的损坏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严重影响着电气自动化设备的良好运行。此外，除了上述涉及到的影响因素以外，电磁干扰因素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对自动化设备的安全造成严重影响。

在促进民族团结方面，KT社区有以下工作值得一提。第一，当地社区干部、民族宗教干部及相关行政机关对这一群体非常重视，投入了大量精力。第二，重视并满足少数民族的特殊需求。第三，通过各种途径增加少数民族群众与当地居民了解、交流的机会，例如发放邻里守望卡，社区工作人员上门服务，动员维吾尔族群众参与社区公共活动，在社区文艺活动中组织并展示少数民族文艺等，这些举措都增加了不同民族之间接触交流的机会。第四，将维吾尔族群众纳入社区社会组织，树立和宣传少数民族的新形象，并通过成立维吾尔族治安巡逻队、评选星级市民、在媒体上宣传维吾尔族同胞救人的先进事迹等，使少数民族有了归属感和自信心。

来自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偏向于从事与饮食相关的行业。在义乌和绍兴柯桥区地区，一部分来自宁夏、新疆、青海、甘肃及河南的少数民族，从事与贸易相关的外贸、翻译、餐饮、货运、商店、土特产零售等行业[19]。在人口分布和居住结构方面，受国际贸易的影响，绍兴和义乌也出现了一些少数民族相对聚居和集中从业的社区，如维吾尔族比较聚居和从业的KT社区、回族比集中从业的JMS和WA社区，以及以回族为主，还有部分西北其他少数民族共同居住和从业的BW社区等，相比于南方的少数民族，来自北方尤其西北地区的从业人群其文化有较多相似性，更易于交往交流[20]。

根据对企业、个体户和民族宗教工作相关工作人员的访谈，很多来自南方的少数民族都是通过亲带亲的方式集体外出务工的，主要在工厂或作坊以从事生产制造加工业为主。这部分群体通常集体聚居生活，与同来源地的其他民族在风俗习惯和节日方面类似，也与其他民族通婚。因此，除了极个别民族(比如彝族)外，民族特征已不明显，民族边界和民族意识模糊。有些在较大型的企业工作的南方少数民族，甚至不愿提及自己的民族身份，认为他们与汉族员工没什么差别；而在私人企业和家庭作坊务工的绝大部分群体，他们的亲缘和地域认同仍然比较强烈。

(二)散杂居社区的“民族互嵌”建设

近年来，由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数量增加，加之一些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比较突出，浙江省大部分地区将民族工作的重心放在有特殊习俗的少数民族群体上，对其他少数民族实行与其他流动人口“一视同仁”的政策措施。浙江省以社区为基础单位创建的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系，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市的相互嵌入。KT社区和ZL社区的民族工作，为我们呈现了单一少数民族聚居和散杂分布的少数民族社区如何为了实现民族团结进步，打破民族间各方面的隔阂并构建相互之间的关联。两个社区的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为我们探讨和思考城市“民族互嵌”提供了案例和思考的空间。

第一，组织结构的互嵌。ZL社区的民族工作特点在于在党建和社区建设中，充分挖掘各少数民族的特色，发展和形成种类齐全、职能完备的民族社会组织，使其成为党建和社区建设中的一部分。ZL社区成立了一个由与民族工作相关的单位、部门、组织和社会团体组成的民族工作统筹室，社区书记统一负责工作统筹室的沟通、协调和联系工作。将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相关的政治(党建)、社会(社会融入和发展)、经济(商贸发展)和各种社会团体及微组织都纳入社区建设和治理体系中，构建民族工作与社区其他工作的有机衔接，形成清晰、明确和较为灵活的工作机制。

(2)通过深部钻孔系统揭露破头青断裂、九曲蒋家208断裂深部行迹并通过切割深度、资源量规模对比，确定九曲蒋家208断裂为招平断裂北段深部找矿的主要目标。

第二，社区环境的互嵌。ZL社区环境的互嵌分为三部分。一是社区中的民族知识馆和民族标志性建筑的建立。通过民族知识馆、民族连心桥、民族风情文化长廊等硬件环境的建设，将民族知识、民族政策等与民族相关的内容进行呈现，营造出民族大团结的氛围。二是以社区居委会作为连接点，提供民族交往交流的平台和渠道。社区居委会成立了各种工作室，开通了服务和纠纷处理热线，并成立了与各少数民族相关的微组织，在帮助少数民族解决各种问题的同时，促进了民族交往交流。三是社区民族团结环境氛围的营造。通过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组织各民族一起游玩、共度节日、参与民族文化体育活动，以及定期举办文艺会演等活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ZL社区的民族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以社区中经营餐饮业的西北回族DHX夫妇为例，在过去十多年的“北仑漂”和创业过程中，社区工作人员帮助他们妥善解决了顺利开展餐饮业的宣传等问题，为他们解决了孩子在当地上学的问题。在与社区工作人员多次接触交流的过程中，他们对社区工作人员产生了感恩之情，也与社区工作人员成为朋友，他们从内心对当地产生认同感。近两年，富裕起来的这对回族夫妇开始回报社会，多次参与社区的公益活动，带头成立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和自我监督于一体的“民族之肴”特色餐饮小组*北仑区新碶街道芝兰社区《2006～2016年推进城市民族工作十周年纪实》宣传册。，成为社区共建、共享、共治的一支社会力量。

三、 浙江省城市“民族互嵌”建构的启示

浙江省城市民族关系特点和表现形式，是绝大部分东部沿海城市民族关系的一个缩影。新型城市民族关系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民族结构性差异、城乡和区域二元的差异，导致城市民族间事实上不平等的客观存在；二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城市的从业结构和人口分布结构导致一定意义上民族内聚和对外的区隔；三是某些民族文化的突出特点及某些方面与主流文化的不兼容，以及城市和居民一定程度上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排斥，导致一些矛盾冲突的潜在存在。这三个方面综合起来呈现出两种民族关系表现形式，即：一是民族人口在空间范围内的积聚导致民族区隔；二是空间分散和民族文化内卷引起民族区隔。

“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旨在打破少数民族和城市社会结构上阻碍民族团结的因素，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心理、居住格局等各方面的互嵌，促进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局面和平等、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形成。以往学者们的研究多集中在由于民族人口在空间范围内的积聚导致的民族互嵌，多将民族聚居和大杂居的区域作为“民族互嵌”的目标，从调整居住格局和人口分布结构的角度切入，探讨如何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以及如何构建互嵌式社区。然而，对少数民族散杂居或分布较少区域“民族互嵌”的探讨几乎没有。在全球化和国际化日益发展的今天，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像浙江省义乌市和绍兴市柯桥区，民族互嵌更应被引起重视。

浙江省KT社区和ZL社区的民族团结进步社区的创建，从一定意义上诠释了何为“把着力点放在社区，推动建立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以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工作人员为着力点或连接点，通过社区组织机构的建设，为各民族创立交往交流甚至提升自我的场域、平台、组织和渠道，在消解民族结构和当地社会结构造成的隔阂的同时，通过社区软环境和硬环境的互嵌建设，营造民族团结的环境和氛围，加深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

ZL社区和DHX夫妇的例子给“民族互嵌”工作提供了一定启示。第一，民族平等和发展是构建民族和谐关系的基础，也是“民族互嵌”工作成败与否的关键。ZL社区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中，不仅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提供相同的服务，还在挖掘各民族优势的基础上，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创造在本地发展的机会和提供提升素质的平台，用缩小经济和素质差距的形式弥补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使得像DHX夫妇这样的少数民族群众的权益得到保障和各方面能力得到发展，从而真正融入社区和当地，并得到当地人的认可，积极参与当地的活动和建设。第二，心理上的互嵌是“民族互嵌”最深刻也是最基本的互嵌。融入当地的DHX夫妇，积极主动参与和组织社区活动，与当地居民成为好朋友，与当地居民的频繁交往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他们由于文化差异带来的与其他民族的区隔。DHX夫妇的案例表明，民族间真正的平等发展，以及城市的包容可以消解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隔阂。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民族工作关键在党、关键在人，最管用的是争取人心。”[20]我们党90多年民族工作的成功实践证明，重在平时、抓好平常，重在交心、以心换心[21]。KT社区和ZL社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能取得实效，与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措施，与当地各级民族工作行政机构与党委的重视和支持密不可分。值得一提的是，两个社区的社区书记和工作人员，他们在民族工作的起始阶段付出了诸多艰辛努力，多次走访少数民族群众，实时掌握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情况，为少数民族群众排忧解难，宣传相关政策法规，与少数民族建立感情，并与少数民族结交朋友。社区民族工作人员是民族互嵌建构的连接点、关键点，也是诸如维吾尔族聚居的KT社区民族关系的破冰者，正是他们点滴的工作为民族互嵌的建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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