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5年国家实施《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05～2010年)》以来，国家和地方政府不断加大对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扶持力度,人口较少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迎来了黄金时期。但由于社会历史、地理条件和资源环境等原因的限制，人口较少民族聚居地区底子薄、起点低，经济社会发展总体状况比较滞后。帮助人口较少民族尽早实现现代化社会转型固然重要，但跨越式“转产”过程中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却成为制约人口较少民族可持续发展的障碍。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关注人口较少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积极探索人口较少民族现代化转型路径，缩小差距，补齐短板，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 东北地区人口较少民族发展成就

自《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05～2010年)》实施以来，得益于国家民族政策的重点扶持和各级政府的帮助与支持，东北地区的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达斡尔族、俄罗斯族等人口较少民族的生产和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都驶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一)跨越式“转产”与生计模式多元化

首先，产业结构多业并举。《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05～2010年)》实施以来，东北地区各级政府先后出台人口较少民族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纲要、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专项建设规划等，大力发展绿色、特色农牧业和养殖业。经过十余年的实践，东北地区人口较少民族不再囿于单一的采集、渔猎、畜牧等传统生产方式和经济文化形态，逐步转变为农业、养殖业、旅游业等多业并举的发展格局，社会生产力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人口较少民族相对聚居的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鄂伦春自治旗、鄂温克族自治旗三个自治旗2016年的三次产业结构比例分别为：45.3∶24.0∶30.7，32.4∶12.4∶55.2，6.5∶67.1∶26.4*数据由三个自治旗“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所得。，初步形成了产业结构多业并举的局面,群众增收渠道也不断拓宽。

其次，旅游业成为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支柱产业。近几年，人口较少民族依托得天独厚的旅游文化资源，把旅游业打造成为精准扶贫的新引擎。在人口较少民族旅游业的发展中，最典型的当属俄罗斯族。恩和俄罗斯族民族乡凸显边境生态文化及俄罗斯民族文化特色，着力打造“俄罗斯族家庭游”品牌，从事旅游业的家庭从2007年的10户增加到2016年的110多户，占全村人口的2/3，户年均纯收入约9万元*数据由课题组2017年6月21日实地调研所得。，旅游业已发展为该乡的支柱产业。

而拉弧式螺柱焊焊接通过变压器/整流器降压后直接放电。由于不需要预充电，电能可以源源不断地释放，所以焊接时间长短可以控制，根据设备功率不同，可焊接直径3-25mm的螺柱。

(二)城镇化进程加速与社会事业协调推进

2.因地制宜并切实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本就脆弱的人口较少民族，其经济文化生态面临断层、流失的危机。我们可以借鉴加拿大、韩国、日本等国家的原住民保护政策、传统村寨保护政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等相关政策，针对那些具有唯一性、不可重复性、不可替代性的民族生计方式与文化，制定地方性法规和单行条例，为濒危经济文化类型提供有效的法律保护。如鄂温克族的驯鹿经济不仅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而且具有丰富的文化寓意和重要的生物链意义。穿梭于大兴安岭丛林间的鄂温克族猎民最为迫切的需要是猎枪，山上的驯鹿及猎民的生命安全需要猎枪，鄂温克族的文化更需要猎枪。正像鄂温克族猎民玛利亚·索所说的那样，“我们是个弱小的边境民族，是靠打猎过来的，祖祖辈辈生活在大森林里，守着山林，我们有自己的传统，有猎枪，是中国唯一养驯鹿的民族，跟别的民族不一样，我们应该保护自己民族的东西。我们跟大自然非常亲近，过着自己的生活，我们并不需要太多的钱，大自然里什么都有”[9]。自禁猎以来，大兴安岭生态恢复状况良好，可以尝试季节性地给鄂温克族配额发放猎枪。对猎民的驯鹿养殖业、旅游业给予倾斜政策，放宽一些禁猎限制，一方面能够有效保护我国独一无二的驯鹿种群，另一方面有助于化解猎民关于狩猎、猎枪的“心病”，有助于保护古老的森林民族的传统文化。

（4） 质谱条件。离子源：电喷雾离子源（ESI）；扫描方式：负离子监测模式和正离子监测模式；检测方式：多反应监测（MRM）；毛细管电压4.0 kV；雾化器（N2）压力35 psi；干燥气（N2）温度350℃；干燥气（N2）流速10 L/min。

(三)传统文化保护工作成效显著

其次，生计空间受挤压严重。经济转型、社会转轨使人口较少民族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随之而来的外来人口大量涌入、过度商业开发、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严重等一系列现实问题也是无法回避的。尤其在民族旅游业如火如荼发展的今天，“转产”后，扶持政策与现实的脱节以及商品经济利益的无序追逐，使人口较少民族的生计空间受到挤压。资本是旅游开发的必要前提，无论是在金融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还是社会资本上，原本弱势的人口较少民族都无法与外来开发商相抗衡。就东北地区人口较少民族旅游市场而言，从招商引资、旅游规划、基础设施建设，直至营销和运作，都很难看到人口较少民族的身影，真正唱主角的多是相关部门和外来开发商，世代生活于此的人们多扮演着配合民俗展演的角色。作为旅游资源持有者的人口较少民族，若没有或不能很好地参与旅游开发的各个环节，他们便很难成为政策扶持的直接受益者,甚至会日益贫困。如俄罗斯族民族乡家庭游、乡村游，近些年因为大量外来建筑商、经营者的蜂拥入驻和强势资本的“抢客”，本地居民在“大鱼吃小鱼”的竞争中纷纷被淘汰，生计空间深受挤压。

首先，跨越式转型与传统社会组织的解体造成人们心理失衡。东北地区的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都是“直过”民族，时间短、跨度大是“直过”的突出特点。“直过”不单是社会形态和经济结构层面的跨越，更是文化心理结构层面的转型。千百年来，这些民族祖祖辈辈生活在各自小而全的传统社会中，在缺乏心理准备和技术准备的情况下，他们原有的家支血缘关系网络、生计模式、经济结构、居住饮食习俗，以及宗教信仰等社会和心理结构被层层打破。由于没有经历过完整的社会发展阶段，受历史传统影响程度深，碰撞、徘徊于传统生计惯性与新型生计方式之间的这些民族人口在现代城镇生活中倍感迷茫。尤其转型后呈现的巨大贫富差距引发人们心理失衡，社会竞争中的不公平感、脆弱感和无助感交织成为普遍的“弱势心理”，并形成恶性循环。

不仅如此，人口较少民族地区充分发挥旅游业的引擎作用，以旅游业拉动文化产业，使民族传统文化得以活态传承，实现经济发展与文化保护双赢。另外，人口较少民族将本民族的传统艺术文化与民族工艺技艺应用到生产生活中，打造本民族的文化品牌，不断拓展增收渠道。如赫哲族大力发展鱼皮手工艺制品的制作和生产，其产品远销俄罗斯、韩国、美国等地，鱼皮加工业已经成为赫哲族聚居区旅游文化产业的一张名片。

二、 东北地区人口较少民族转型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毋庸置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政府在人口较少民族地区推行的一系列定居、转产、禁猎、务农政策，以农为主和多种经营等一系列的社会经济转型，使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人们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也遇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深层次问题。

在转型过程中，农牧民的参与度不足，自主发展能力欠缺，“等、靠、要”现象依然严重，政策性收入远远高于生产性收入。例如2016年，鄂伦春旗猎民人均收入22 908元，其中生产性收入9 068元，政策性收入13 840元，生产性收入仅占人均纯收入的39.6%，政策性收入占60.4%*数据来自《鄂伦春人口基础数字统计情况》(内部资料)，采集时间2017年6月18日。。

(一)经济文化类型转换任重道远

首先，产业提升能力与增收后劲不足。虽然人口较少民族都初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产业结构体系，温饱问题已得到解决，但综观近几年的发展历程，人口较少民族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发展一支独大，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仍是发展的主要课题。如赫哲族“转产”以后的产业结构中，种植业、养殖业等第一产业仍占地区总收入的90%，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相对薄弱，产业结构层次较低。从第一产业内部组成比例看，农业占比达65%，牧业、渔业、林业所占比例依次是15%、10%、2%，农业比例过大，缺乏特色产业支撑已经成为赫哲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3]。

一个由12名专家组成的评审组于9月10日—14日在桑迪亚国家实验室(SNL)对B61-12延寿计划的电子、机械、热和飞行试验数据和分析结果进行了详细评审，确定B61-12延寿计划能够满足国防部的相关要求。评审组还评审了潘得克斯工厂的程序、培训工作开展情况和安全性，确认该厂已为启动最终生产认证工作做好了准备。

东北地区人口较少民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其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主要靠口传身授。“转产”之后，人口较少民族传统文化普遍面临断层和后继无人的发展危机，各级政府高度重视人口较少民族传统文化的收集整理工作，建立文化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设施，成立各种文化团体，加快少数民族文献的整理、发掘与创作。十余年来，在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各民族社会团体的积极努力下，人口较少民族的许多珍贵文化遗产，尤其是濒临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有效的挖掘、整理和存储，反映人口较少民族文化艺术特色的舞台力作和艺术精品相继问世，成为人口较少民族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名片。截至2016年，东北地区鄂温克族、鄂伦春族、达斡尔族、赫哲族、俄罗斯族5个人口较少民族共拥有23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别占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总数的56%和18%；2010年黑龙江省国家级非遗——赫哲族“伊玛堪”被正式批准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填补了黑龙江省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白。

“林权之争”是长期制约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瓶颈。鄂伦春族是典型的森林民族，祖祖辈辈与大兴安岭森林在一起。但令人尴尬的是，如今的鄂伦春族没有林权，鄂伦春族在当地资源开发中的权益得不到充分保障。鄂伦春自治旗面积5.9万平方公里，但国有林业局和大兴安岭农场局管辖着97.8%的面积，作为地方政府的自治旗只有2.2%的管辖权[4]，鄂伦春旗与林业部门就森林管理权问题矛盾已久。

(二)传统社会结构解体引发“弱势心理”

5 号脉为矿区内伟晶岩分带性最好、含矿性最好、矿体规模最大的伟晶岩脉,具有良好的分带性, 李鹏（2017）对5号伟晶岩脉进行了研究，将5号伟晶岩脉由外至内划分为文象伟晶岩带→粗粒块状钠长石带→中粒白云母钠长石带→细粒含石榴石钠长石带→锂云母石英核（如图 4），铌钽矿化主要赋存于白云母钠长石带和锂云母石英核带中。从外带到内带, 钾含量逐渐减低, 钠含量逐渐升高, 但在锂云母石英带因富含锂云母而导致钾含量升高,钠含量降低; 铌钽的含量在白云母钠长石带和锂云母石英带含量最高（如图 4）。这些特征反映出铌钽矿化与白云母、锂云母、钠长石有密切关系。

其次，人口健康素质有待提高。大跨度转型不仅对人口较少民族的生计方式产生影响，而且给他们的身心健康带来隐患，影响了人们身体素质的提高。课题组在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人口较少民族地区调研时发现，这些地区普遍存在酗酒问题。在经济社会转型的“弱势心理”作用下，原本就有饮酒习惯的东北人口较少民族，由渔猎、狩猎时期的喝酒取暖变为借酒消愁，有人因酒精中毒死亡，或因醉酒引发冻伤、烧死、淹死等意外事件。再加上心脑血管疾病、肺结核等疾病的侵扰，人口较少民族的健康受到很大影响。2010年，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65岁及以上人口均不足总人口的4%[5]。

(三)传统文化的流失与变迁

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人口较少民族普遍面临生计方式的根本性转换与跨越式发展问题。人口较少民族的转型多为政府推力主导的跨越式变迁，由于生产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富有民族个性的狩猎、采集、渔猎、驯鹿等传统生计方式失去了赖以存在和发展的自然空间，民族语言、习俗、艺术、信仰等传统文化也在迅速变迁。曾经的狩猎民族仿佛一夜之间离开了与自己唇齿相依、命运相连的大自然，“从弓与箭的文化来到原子弹时代”，他们陷入社会发展和身份认同的双重困惑之中，传统文化承继濒临危境[6]。

本文运用话语空间理论和趋近化理论，对2002年、2015年及2017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进行了分析，发现在《报告》所构建的话语空间中，中国的定位从“伙伴关系”转变为“竞争对手”，由靠近话语指示中心移动到了边缘地区。特朗普政府的《报告》首先将中国定位为消极的外部实体，进而利用趋近化话语策略，从时间、空间、价值观三个维度将物理空间中遥远的中国建构成不断迫近的威胁，使读者产生恐惧情绪，从而实现“美国至上”这一政治目标的合法化。

在社会转型背景下，人口较少民族的语言、习俗、说唱艺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普遍面临失传、断代的危险。例如，黑龙江省世界级非遗——赫哲族的“伊玛堪”，20世纪50年代调查时尚有10多位歌手会唱，到了80年代只有5位[7]。2003年5月，最后一位歌手尤金根离开人世。目前，只有几位80多岁的老人能够凭借记忆唱出其中的几个片断。

肺癌是1种临床常见肿瘤，其具有恶性程度高、发展迅速的特点，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其发病率均居高不下，而在我国其发病率排在恶性肿瘤死亡原因之首[1-2]。因而其早期诊断及预后备是临床医师的工作目标，而肿瘤标志物对肿瘤的诊断以及疗效的评价均具有重要意义，但单一的肿瘤标志物对肺癌的诊断敏感性和特异性还不足够[3]。因此，本文探讨血清CA19-9、CA15-3、CEA、NES联合检测在临床诊断肺癌的应用价值，取得满意效果，现报告如下。

三、 东北地区人口较少民族转型发展对策建议

(一)多元推动，实现人口较少民族可持续发展

1.尊重和保障人口较少民族的主体地位。美国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曾指出，很多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起到反作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所有的规划者对其所要改变的社会或生态所知之少”，项目的基石来自“清晰和简单化的设计”[8]。我国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也存在类似问题。例如，投资上千万的敖鲁古雅生态移民，是国家出于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步伐的惠民工程，但令人费解的是，该政策招致种种不满，老矛盾、新问题叠加。追根溯源，症结在于“一刀切”式的转型，以及后续发展中少数民族的生态生计资源权益和社会文化权益受损，少数民族自身的心理诉求和主体性没有得到充分尊重。在设计和推进人口较少民族社会转型时，必须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特殊性与主体地位，一切从少数民族实际出发，切忌让“谋发展”的思维越位。如旅游开发中，应充分尊重并切实保障人口较少民族在旅游业发展中的主体权、选择权和收益权，谨防在“招商引资”的旗号下使当地人口较少民族沦为最弱势、最边缘的群体。

在国家政府专项资金和相关民族政策的重点支持以及各级地方政府的多方帮助下，东北地区人口较少民族同各兄弟民族一起走上了健康、富裕的发展道路，人口较少民族地区不断向城镇化转型。根据课题组近三年来对黑龙江省、内蒙古自治区13个人口较少民族乡村情况的调研来看，《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05～2010年)》实施以来，各地通过各种专项经费和项目建设，修建了村村通公路、文化室、卫生院、休闲娱乐活动场所，有些乡镇甚至建立了博物馆、民族风情园等，村民大多住上了砖瓦房或砖混结构的楼房，自来水、卫生间等设施一应俱全，电视、电脑、网络、手机等现代信息传媒技术已经走入普通家庭，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低保等基本覆盖，民族教育事业不断进步，人口素质不断提升。仅以鄂伦春族为例，其文化素质指标大多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大学文化程度人数比例[1]。2000年至2010年的十年间，接受高等教育的民族人口显著增多。2010年鄂伦春族大学(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口638人，占民族总人口的17.6%，是2000年的2.47倍[2]。

另外，要充分发挥跨境民族优势，推进人口较少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一带一路”宏伟倡议的实施给边境地区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东北地区人口较少民族多为跨境民族，地域相连性及族缘、经济文化上的相近性，不仅利于人口较少民族特色产业发展，而且通过国境两岸“走出去”与“引进来”的文化交流，可以给岌岌可危的人口较少民族文化注入活力，提升其自我发展能力，使其文化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形成竞争力，进而拉动人口较少民族区域经济文化发展。

(二)增强文化自信，推进人口较少民族持续发展

1.进一步提升自我发展能力。文化自觉是社会转型背景下提升人口较少民族自我发展能力的前提，也是保障其经济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人口较少民族的发展固然需要国家及各级政府的政策扶持与保护，但这种扶持与保护应该与其能动参与及造血功能培育相结合，从而变被动发展为主动发展。由于自然、历史、人文、社会等因素的限制，人口较少民族的自我发展能力相对较弱，成为制约其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我们在加大对少数民族群众的资金、技术工作支持力度的同时，应把扶持工作的重点放在增强造血功能和提升自我发展的能力上来，不断提升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思想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及时调整好“文化震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真正实现从“要我富”向“我要富”的转变。

2.强化民族干部队伍建设。推进人口较少民族持续发展的关键是民族干部。全面落实民族干部政策，积极营造有利于民族干部成长的良好氛围；充分利用当地的高等教育资源，加大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学历教育和各种培训力度；积极探索新常态下民族干部队伍成长的新途径，应出台特殊政策，鼓舞和奖励人口较少民族的大学毕业生回乡创业，为民族地区建设注入活力。人口较少民族地处边疆和偏远地区，选拔乡镇干部，不能仅以公务员考试的硬性条件来衡量，而应因地制宜，打破常规，在农村外出打工返乡人员和退役军人中挑选年轻有能力的“土专家”“田秀才”等“非公”人才，给予政策倾斜与扶持，为人口较少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储备人才。

(三)坚守本真，探索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之路

1.弘扬和传播传统文化。多样性、独特性是东北地区人口较少民族传统文化的特色。由于所处的自然环境与生计方式不同，东北地区人口较少民族文化可谓异彩缤纷，既有乌苏里江沿岸的渔猎文化，也有大兴安岭的狩猎文化、使鹿文化，还有呼伦贝尔草原的游牧、畜牧、农耕文化。富有个性的民族经济文化类型、衣食住行文化、礼仪文化、节日文化、传承文化、制度文化等，无不闪烁着多彩耀眼的光芒。通过对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文化资源的整合，可以打造兴安岭狩猎文化、敖鲁古雅驯鹿文化、赫哲族渔猎文化、俄罗斯族风情文化等民族特色品牌，通过政策扶持、新闻媒体、项目建设等途径，为文化产业的开发和提升奠定基础。

为加速马铃薯脱毒生产和使用步伐，应加快建设马铃薯脱毒体系，提高种薯质量，从而全面推广马铃薯产业进程，财政部门应专门设立资金，安排补贴在各县实施马铃薯推广补贴试点，让脱毒种薯从原种调运到生产、检验、出厂等流程，均得到管理和监控，保证种薯质量。并且通过扩繁降低生产种薯的价格，从而调动了农民使用脱毒种薯的积极性，加速了马铃薯推广速度。

2.建立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东北地区人口较少民族文化传承面临的共性问题是传统生计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传统文化的传承、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环境和土壤。在自治旗的资源产权界定及利益分配问题上，林业局应适当考虑当地自治民族的权益与传统文化保护，把林地使用权适当下放给自治地方；各级政府有必要选取寓意独特、与传统生计方式和文化紧密相连的一定面积的林区、河谷，建立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通过政策支持和科学规划，不断完善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使活态的传统文化保持在原来的自然状态下世代相传。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不仅是维护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障性措施，也是培植新兴经济产业的重要措施。

3.重视下一代的民族文化教育。各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及传统文化的传播都离不开教育，人口较少民族的少年儿童在学校中通过民族团结教育和文化知识的学习，可以从小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树立爱祖国、爱家乡的观念。对东北地区人口较少民族而言，家庭环境和家庭教育对下一代民族情感的维系与传统文化的传承尤为重要。依靠家庭教育和民族文化教育活动，诸如家庭及村落内的民族语言使用，各种传统文化的熏陶与行为约束机制，以及定期举办的各种民族节日、民俗活动与民族历史书籍、影像资料的整理与出版等，都会对青少年起到潜移默化的熏陶和启迪作用。

参考文献：

[1] 李静.浅谈鄂伦春族的职业教育[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4).

[2] 吴瑶.黑龙江鄂伦春族人口发展状况及对策研究[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4(4).

[3] 丁红岩.赫哲民族乡(镇)新型城镇化建设研究[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6(5).

[4] 方征,刘晓春.鄂伦春自治旗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径与对策[J].鄂伦春研究,2017(1).

[5] 郑长德.中国少数民族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J].民族学刊,2014(1).

[6] 朴今海,王春荣.小民族大文化:现代化语境下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化传承——以东北地区人口较少民族为例[J].青海民族研究,2017(2).

[7] 陈军.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研究[J].黑龙江史志,2012(12).

[8] [美]詹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9] 谢方.最后的驯鹿民族——使鹿鄂温克[EB/OL].长江商报官方网站http://www.changjiangtimes.com/2015/06/503377.html,2015-0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