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是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结构、重塑新型城乡关系的重大战略，也是引领城乡一体化，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主要路径。新型城镇化对乡村发展有直接作用，也有间接作用，前者主要体现在使更多的农民实现了生产生活居住地的转移，后者主要表现为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影响下，农户生计行为选择的因素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在这一背景下，如何依托以城镇化为推动力，寻求优化农户生计策略的路径，已成为了学术界和政府关注的重点。

农户生计通常指农户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方式，包括其具备的能力、拥有的资产和从事的相应活动三个方面内容，其中资产的存量、流量及其组合最为重要[1][2]。在种类上，主要包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五种类型，通过不同类型的组合达到不同的生计结果[3]。目前，对于农户生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户生计定量评价[4]、农户生计风险[5]、脆弱性及其应对的适应性分析[6][7]、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包括农户生计多元化的分析[8]、生计资产数量、质量及其组合方式的转变[9][10][11]，以及特色产业发展对生计策略的影响[12]等。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城镇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也日益增大，引起了许多研究者的关注，其视角主要围绕城镇化导致的农村土地、人口等要素的非农化，影响了农户各类生计资产的数量与质量的组合状况，进而影响到农户策略的选择，产生了正面与负面并存的综合效应。城镇化进程一方面对农户原有的生计方式构成了冲击与挑战，另一方面也为农户的生计转型提供了机会，带动了农户多样化发展，扩大了生计选择空间，为各类生计资产的重新组合提供了可能性。作为当前推动我国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城镇化通过自上而下的外力形式介入乡村地区，不同地区由于城镇化影响强度的差异、发展基础的不同，农户生计资产的组合特征也各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未来农户生计转型的路径。对不同城镇化发展水平下农户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进行更为全面的影响评估，对深入分析农户在新型城镇化推动的背景下，更好地利用其正面影响，规避负面冲击，实现生计策略的转型和升级具有重大意义。

销售是企业的灵魂，“种的好、养的好、加工好，更要卖的好才行”。为了把产品销售出去，张雪松不断拓展销售渠道，打造完备的销售网络。先后在大庆、哈尔滨等地建立老街基旗舰店4家、直营店12家，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建立连锁店100多家。并在2009年开通了电子商务，成为阿里巴巴的诚信通用户。入驻淘宝网并开通微商城。在公司官方网站开通了支付功能。在产品包装上打印二维码，实现产品全程可追溯。从而，提高了产品的知名度，扩大了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赢得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

一、 研究区概况

宁夏是我国唯一一个回族自治区，截至2015年底，全区有回族人口240.74万人，占总人口的36.05%。宁夏回族人口在地域分布上，呈现典型的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相对集中地分布在平罗县、吴忠市利通区、红寺堡区、同心县、海原县、固原市原州区、西吉县和泾源县等8个县域，自北向南涉及北部引黄灌区、中部干旱带和南部黄土丘陵区三大自然区域。同时，受自然环境差异的影响，分布区域的经济社会等发展程度差异较大。其中，北部引黄灌区属于宁夏平原，土地平坦，水资源丰富，矿产资源丰富，生态环境良好，农业、工业发展基础较好，是全区人口、经济中心；中部干旱带水资源匮乏，是全区重要的旱作农业种植区和生态环境重点保护区；南部六盘山地区属于黄土丘陵沟壑区，地形地貌多样，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脆弱，是全区重要的生态旅游区和全国重要的生态功能区。截至2015年末，研究所涉及的8个县域地区生产总值为551.6亿元，占全区地区生产总值的19.0%；人口287.6万，占全区人口的43.1%，其中农业人口160.7万，占全区农业人口的53.7%；农民人均纯收入为8 724.0元，低于同期全区平均水平9 119.0元。同时，除利通区、原州区两个市辖区城镇化率达到55.2%，高于全区平均水平外，其余县域均低于30.0%，最低的泾源县不到10.0%。总体来讲，宁夏回族聚居区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低于宁夏平均水平，但近年来，随着沿黄城市带、南部中心城市建设等战略的实施，地区经济社会得到了快速发展，对当地农户的生计产生了较大影响，农业发展规模化、集约化及农户就业兼业化、非农化已经大量出现。

二、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测度

(一)数据来源

研究采用在生计调查领域中广泛应用的参与式农村评估法(PRA)，通过直接观察、村干部访谈、入户问卷调查、社区会议等方法，重点了解调研村域社会经济发展、公共产品供给等基本状况，并围绕生计资本理论的主要指标对农户家庭生计状况进行访谈式调研，农户在调研员的协助下填写问卷。调研在进行了调研培训与预调研的基础上，于2015年7月22日～8月1日，11月13日～18日分两次进行。调查时，首先收集了8个县(区)的自然和社会统计资料，通过对比分析确定了拟调研的乡镇。然后，与确定的拟调研乡镇相关领导座谈，确定拟调研的村庄[4]。之后，再与村干部进行座谈，了解村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根据全村农户花名册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确定拟调研的农户。最后，对确定的拟调研农户进行入户调查，主要内容包括：(1)农户基本情况，包括民族、年龄、文化程度等；(2)财产及资产情况，包括耕地面积、住宅面积及价格、固定资产、收入与支出；(3)城镇化对农户的影响情况，包括就业带动情况、社会交往便利性、贷款活动难易程度、家庭收入增长等。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356份，平均每个村庄22份，有效回收问卷348份，有效率达到95%。

表1：2015年宁夏回族聚居区社会发展情况

县(区)GDP(亿元)总人口(万人)农业人口(万人)城镇化率(%)农民人均纯收入(元)平罗县140.6036.6515.8143.3011300.00利通区146.7340.4615.5061.7316840.70西吉县49.2049.6342.5114.366857.10海原县43.7539.6931.0021.928002.00同心县49.2039.8030.2024.106711.00红寺堡区15.6019.7313.9729.236408.50原州区93.1449.0039.7418.907296.10泾源县13.3812.6011.667.506375.00全区2911.77667.88298.9855.239119.00

(二)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根据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pproach,SLA)对生计资本的定义，生计资本包括自然、物质、金融、人力和社会五个方面。依据科学性、系统性、综合性、可获得性等原则，选取11个具体评价指标构建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见表2)。

在我国已探明的能源储量中，煤炭占90%以上，但人均储量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2[2]。就土地占有量而言，我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3[3]，人均水资源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4；我国每年生产实心黏土烧结砖，毁田533 hm2；钢铁的消耗高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10%～25%；每配制1 m3混凝土多浪费水泥80 kg；卫生洁具用水量比发达国家高30%，但污水回收率仅为发达国家的25%[4]。

表2: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二级指标计算方法及单位权重自然资本(0.1483)家庭实际耕地面积亩0.0152宅基地面积m20.0113家庭林草园地面积亩0.1218物质资本(0.0562)家庭住房价值万元0.0145家庭固定资产总额元0.0417金融资本(0.0227)家庭年纯收入元/年0.0161贷(借)款来源多元化程度有一种来源就赋值1,有两种就赋值2,以此类推;个0.0056人力资本(0.2610)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按调查对象实际接收教育年限;年0.2564家庭劳动力人数人0.0046社会资本(0.5128)社会交往多元化程度在固定的社会交往圈中是否有以下职业:公务员、中小学教师、大学教师、医疗工作者、法律工作者、经济业务人员(包括销售员、会计等)、企业中层以上管理人员、科学技术工作者(包括技术推广员、兽医等),和其中一种职业者有社会交往的记为1,并不断累计积分0.2564获得咨询服务的便捷程度在面临生产、投资、贷款、政策、教育、医疗问题时,能否获得咨询服务,获得一种咨询服务记为1,并累计积分0.2564

(三)生计资本测度

(4)计算信息熵冗余度：dj=1-ej；

(6)计算单指标得分：

“逐行规格化，按列消元”方式可方便地利用这种对称性进行计算。下面用图3上图的5阶对称矩阵进行含规格化高斯消元的计算过程来说明不应用或应用元素对称性形成因子表计算元素的不同。

低速城镇化地区，以红寺堡区红寺堡镇朝阳村为例。全村现有农户1 325户，共6 397人，主要是2000～2001年从彭阳县、海原县、泾源县、原州区等地搬迁来的生态移民。由于地处中部干旱带，水资源匮乏，全村近年来积极推广“高效、节水”农业，形成了甘草、葡萄及玉米种植三大特色农业种植产业，建成了益民暖棚、黄牛养殖园区，形成了肉牛养殖产业。目前，该村人均纯收入5 100元，处于中间水平；农户兼业化比例仅为15%，仅高于位于同一地区的龙兴村，务农主导型农户比例高达85%；土地流转率最低，仅为8%；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也最低，仅为50.52%。可以看出，该村距城区虽仅有8km，但由于县域城镇化整体水平较低，对该村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很小，绝大多数农户仍然是务农为主的生计类型。

(1)构建原始指标数据矩阵：X={Xij}m×n；

(2)采用正向指标标准化方法：对数据处理，并定义标准化矩阵：

1.3.4 少数民族信息贫困研究。朱明[37]通过对国外少数族裔信息贫困成因及对策研究，指出导致国外少数族裔信息贫困的原因主要是：语言与文化方面的障碍、信息需求的差异、自身发展的动力、公共政策的缺失等。通过政策干预、加强信息机构服务、提高信息媒介和文化产品传播率、加强信息技术普及等，因此，可有效改善其信息贫困。从中对照我国少数民族信息贫困的成因，借鉴国外治理信息贫困对策，统筹国家、社会、机构及其自身来系统构建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信息减贫对策，通过提升民族人口的自身发展能力，在国家经济扶贫政策支持下，逐渐摆脱极度贫困和过度封闭，最终促进区域内的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文化融合。

永济市把城市驿站作为政策宣传窗口，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三基建设”工作，把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低保、扶贫、养老、教育、医疗等民生部门的宣传折页和便民服务手册全部集中放置到驿站，方便居民索取。

(3)计算信息熵：

为了使数据能够真实反映区域发展状况，选用完全依赖数据自身信息的熵值法进行指标权重确定及生计资本量大小评价。主要步骤如下[13]。

(5)计算权重计算：

Fist is its originality,Zhuang drama is a kind of dramatic art developed under the basis of Zhuang people’s daily life and Zhuang’s folk art,so it crucially reflects the artistic and aesthetic view of Zhuang’s people,so it is of absolute protogenic characteristic.

(7)计算综合水平得分：

三、 城镇化影响下的农户生计评价

根据农户生计计算结果及调研感知，结合户均耕地面积、家庭收入主要来源等关键性指标，将农户生计类型划分为三种类型：务工主导型、半工半农型和务农主导型。划分类型时，首先，根据农户家庭收入主要来源将农户初步划分为务工型、务农型，一般非农收入占家庭纯收入60%以上的为务工型，反之则为务农型。其次，再按照农户户均实际耕地面积的多少对务工型农户进行细分，一般户均实际耕地面积小于3亩的农户为务工主导型，户均实际耕地面积大于3亩、小于10亩的农户为半工半农型，户均耕地面积大于10亩的农户为务农主导型。最后，将划分结果再通过询问相关知情人进行修正。

(一)城镇化响应下的农户类型分化

每个农户对城镇化的感受与响应的程度和方式并不一致，由此也导致其所拥有的生计资源及采取的生计策略发生显著分化(见表3)，形成了务工主导型、半工半农型和务农主导型三种类型生计模式。

Y={Yij}m×n，其中：

表3:不同城镇化进程下的农户特征

特征务工主导型半工半农型务农主导型调查样本数量(户)及比例(%)38;11%125;36%185;53%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元)48601.1140273.5242020.63家庭收入来源途径(个)2.762.371.69家庭平均劳动力数量(个)2.542.803.66家庭平均住宅价值(万元)7.278.358.63家庭平均耕地面积(亩)1.636.9724.31获得咨询服务的便捷程度2.212.211.86

1.务工主导型农户，即以进城务工为主要谋生手段的农户。该类型农户受原有生计基础、家庭区位等因素影响，实际耕地面积较少，家庭收入主要依靠进城务工，务工所得收入占年家庭可支配收入的60%以上。在348个有效调查样本中，该类型农户有38户，占样本总量的11%，在三种生计模式中所占比例是最少的，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宁夏回族聚居区城镇化对农户类型分化的影响程度还较小。该类型农户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为48 601.11元，家庭获得收入的途径为2.76个，明显高于半工半农型和务农主导型两种模式；家庭平均劳动力数为2.54，家庭平均耕地面积1.63亩，与另外两种模式差距较大。务工主导型农户相对其他农户较早融入二、三产业，并在其中实现了相对稳定的就业，目前与农业保持着微弱的联系(主要原因是不愿意主动放弃承包地与宅基地)，外出以务工为主的生计使得该类型农户获得了相对较高的经济收入及享受社会发展机会的优先性和便利性，成为城镇化发展扩散效应的主要接受者。

2.半工半农型农户，即农忙时节以务农为主、农闲时节以进城或在周边地区务工为主的半工半农型农户，属于一种兼业型农户。该类型农户耕地面积较多，人均耕地面积介于3亩至10亩之间，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务农和务工收入两部分。其中，务工收入是主要收入来源，占年家庭可支配收入的60%以上。在348个有效调查样本中，该类型农户有125户，占样本总量的36%，超过样本总量的1/3，在三种生计模式中样本量仅次于务农主导型农户。同时，务工主导型和务农主导型两种农户占样本总量的47%，说明接近一半的农户开始脱离土地或正在摆脱土地对发展的束缚，城镇化已经正在深刻地改变着农户的发展和生活方式。半工半农型农户家庭获得收入的途径为2.37个，可获得的咨询服务便捷程度为2.21，高于务农主导型，低于务工主导型；家庭平均劳动力数为2.80，家庭平均耕地面积为6.97亩，处于中间水平。可以看出，可耕地面积较少而家庭劳动力较多，农业劳动力呈现剩余状态是导致该类型农户出现的重要原因，与务工主导型农户一样，农闲时节的务工生计方式也使得该类型农户较务农主导型农户获得享受社会发展机会的优先性和便利性。但半工半农型农户收入的稳定性较差，在本次调研中，该类型农户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仅为40 273.52元，略低于务农主导型农户。这一调研结果似乎与一些学者的调研结果并不一致，与本课题组多年来在宁夏进行农户跟踪调研的结果也不一致，根据进一步深入访谈可知，半工半农型农户与务农主导型农户近年来的收入差距的确在不断减小，甚至被后者所超越，主要原因在于半工半农型农户目前处于一种被称为“红利洼地”的状态，具体表现在：非农收入方面，受经济下行压力影响，尤其是宁夏各类城镇房地产市场严重过剩，建筑业开工大幅回落，务工者收入增长停滞，快速城镇化所带来的红利大幅度减少；农业收入方面，由于耕作面积较小，生产效率不及务农主导型农户，后者近年来则通过土地流转增加了耕作面积，通过提高经济作物比例等方式，更多地享受了国家的惠农政策与自治区特色农业产业支持的政策红利，收入增长也相对较快，而半工半农型农户难以充分享受涉农红利。当然，半工半农型农户在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方面普遍优于务农主导型农户，未来应该进一步确立家庭经营的主导方向以规避类似的“红利洼地”。

3.务农主导型农户，即以务农为主要谋生手段的农户。该类型农户受生计资产基础、家庭区位等因素影响，通过土地流转等方式，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规模种植，户均实际耕地面积大于10亩，家庭收入主要依靠经营土地，务农获得的收入占年家庭可支配收入的60%以上，属于典型的种粮大户。在348个有效调查样本中，该类型农户有185个，占样本总量的53%，在三种生计模式中样本量最多。受比较经济利益的影响，传统农业“小打小闹”的发展方式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规模化、产业化和集约化发展已经成为务农主导型农户家庭经营的主要发展方向。同时，该类型农户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为42 020.63元，处于中间水平；家庭获得收入的途径为1.69个，可获得的咨询服务便捷程度为1.86，均处于最低水平；家庭平均劳动力数为3.66，家庭平均耕地面积为24.1亩，家庭户均住宅价值为8.63万元，均处于最高水平。可以看出，该类型农户通过土地流转、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加大特色农产品种养殖等方式，提高了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市场化程度，近年来，在国家和自治区涉农政策红利的支持下，收入实现了稳定增加。

(二)不同城镇化进程下的农户生计状况

城镇化作为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主要力量，在发展过程中既打破了广大农户原有的生计模式，又促使农户拥有的资本不断重新组合、资本价值量不断变化。根据2015年各县区城镇化率(见表1)，结合同期全区城镇化率，将8个研究区按照城镇化率划分为：(1)快速城镇化地区，即城镇化率≥50%，大于或接近于全区城镇化平均水平，只包括利通区1个区；(2)中速城镇化地区，即城镇化速度介于30%～50%之间，低于全区城镇化平均水平，包括原州区、平罗县和同心县；(3)低速城镇化地区，即城镇化率≤30%，处于全区城镇化落后地区，包括红寺堡区、泾源县、西吉县和海原县。在不同城镇化水平地区，农户的生计活动类型和生计资本拥有量也表现出了较大的差异性。

1.不同城镇化水平地区农户生计活动类型。快速、中速和低速三种类型城镇化地区务工主导型农户数量分别为15户、14户和9户，分别占该类型农户总量的39%、37%和24%；三种城镇化水平地区半工半农型农户数量分别为10户、63户和76户，分别占该类型农户总量的7%、42%和51%；务农主导型农户数量分别为16户、67户和78户，分别占该类型农户总量的10%、42%和48%。可以看出，城镇化水平的高低与农户出门务工或在家务农具有较大的相关性，即一般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受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影响，可耕种土地面积相对较少，农户摆脱土地束缚成为务工主导型农户的可能性就高，或抱着“种多种少都是种”的思想，成为兼业型农户。城镇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农户从事工商业的机会相对较低，近一半的农户仍然以务农主导型为主。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的加快，务农主导型农户有更多的机会通过土地租赁等土地流转方式进一步扩大自己可耕种土地的面积，实现土地经营的规模化和产业化，成为新时期的“种粮大户”或“职业农民”，效益也较自给自足的传统模式有了显著提高。不管成为兼业型还是务农型农户，两种生计类型既是城镇化作用的结果，又是城镇化影响下农户生计类型的分化趋势。

与此同时，从各村的发展实际情况来看，基本与上述分析结果一致。具体表现举例说明。快速城镇化地区，以利通区马莲渠乡马莲渠村为例。该村距离利通区7.5km，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回族人口占80%。受区位条件和回族善经商的传统影响，该村形成了以奶牛饲养、榨油、清真食品、草制品编制等为特色的产业，人们有“牛羔羔、草腰腰、老板多如猴毛毛”的形象比喻。2015年，该村人均纯收入9 800元，农户兼业化比例为90%(其中，务工主导型农户占62%，另外两种类型仅占28%，务工主导型处于绝对地位)，土地流传率为19%，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为87.6%，四项指标在16个调研村中均排名第一，形成了典型的以务工为主的农户生计模式。

中速城镇化地区，以原州区三营镇孙家河村为例。该村位于原州区北部，距离市区50km，依托原州区清水河流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优越的区位条件，近年来积极发展蔬菜种植业，建成了原州区2万亩无公害蔬菜基地，并形成了“支部+协会”的产业化模式，产品远销陕西、河南、山东等地。2015年，该村人均纯收入7 000元，处于中间水平；农户兼业化比例为62%，排名第三，其中半工半农型占42%；土地流转率17%，排名第三；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为65.9%，处于中下游水平。可以看出，该村农户形成了以半工半工为主的生计模式。

爸爸常年工作于江上。每次，但凡他休假，必带回一些江鲜，圆滚滚肉艿艿的鸡腿鱼，刚从冰柜取出，鱼身的冰冻尚未融尽。他常年跑上海、九江、汉口航线，余暇得逛当地菜市，顺便买些江鲜，冻藏于他们船上厨房的冰柜里，等休假回来给我们姐弟仨打牙祭。平素，妈妈不舍得买这些奢侈的鱼鲜，我们一日三餐差不多都是蔬菜，炒豆干算是荤菜了。那时买豆干，凭票供应，爸爸想方设法不知从哪里搞到的，印得密密麻麻，四四方方，邮票一般大小，撕几张票，买几块豆干。票用完，若再买豆干，花的钱就会多些。豆干清炒辣椒，也蛮好吃。

图1：不同城镇化进程下不同生计农户类型比重

2.不同城镇化水平地区农户生计资本拥有量。从图2可以看出农户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五种生计资本价值总量，并且同种生计资本不同农户生计价值量也呈现较大差异性。

总而言之，现阶段房屋建筑工程数量及规模已然呈现出逐年增长的发展态势，因此为更好的保障房屋建筑工程质量，实现工程稳定有序建设目标，相关管理部门就应从认清建筑土建施工中质量监督管理重要性入手，结合工程具体建设需求，构建科学且长效土质量管理机制，及时发现工程施工中存在的风险因素，更好的降低工程事故发生几率。

从生计资本价值总量以及各分量来看，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价值总量分别为1.59、1.90、1.50、0.90和2.19，均值为1.62。其中，自然、物质和金融三类资本价值量相差较小，接近均值；人力资本最低，仅为均值的55%；社会资本最高，是均值的1.4倍。由此可以看出，目前农户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拥有量基本相同，社会资本拥有量较高，而人力资本拥有量相对匮乏。城镇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扩大了广大农户的社会交往渠道，政府对中南部回族聚居区适度倾斜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也缩小了不同区域农户享受的社会化帮助的机会，而人力资本短缺目前成为制约农户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因素，加强农户技术技能培训将是今后实现农户发展的关键。

从同种生计资本在不同农户的分布来看，自然资本是决定农户发展的物质基础，一般耕地、草地和宅基地等自然资本拥有量越高的农户对耕地的依赖性就越强。研究区务工主导型、半工半农型和务农主导型三类农户自然资本价值量分别为0.40、0.49和0.70。在三类城镇化地区中，快速城镇化地区户均耕地(草地)面积和宅基地面积相对较小；中速城镇化地区和低速城镇化地区户均耕地和宅基地面积有显著增加，特别是低速城镇化地区基本是快速城镇化地区的两倍，并且大部分农户拥有一定面积草地。

图2：不同城镇化进程下五种生计农户类型价值量

物质资本是家庭资产拥有量的外在体现。研究区务工主导型、半工半农型和务农主导型三类农户物质资本价值量分别为0.20、0.80和0.90，呈递增趋势。这似乎与他们的收入状况呈反比。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农户物质资本在城镇化影响下的流动性特征密切相关，农户的物质资本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即家庭年纯收入、家庭固定资产总额与住房价值总量。在家庭年收入方面，务工主导型农户较高。在家庭资产总额方面，主要耐用消费品在不同类型农户家庭中已基本普及，区别主要在生产性工具方面，务工主导型农户主要从事二、三产业，生产性工具拥有量较少，而务农主导型农户，尤其是中南部地区拥有耕地面积较大的农户则有更多的生产性工具。在房屋拥有方面，务工主导型农户(尤其是与城镇距离较近村落的农户)与农村在生产生活等方面的联系度较弱，大部分农户不愿在原宅基地上更新建房，而是选择在县城或附近城镇购房，受极化效应的影响，物质资本向城镇流动的趋势明显，在农村的存量较小*本文对于农户物质资本拥有量的计算中并不计入农户在城镇中购置房产，主要因为本文的研究目标是以农户为视角观察乡村发展受城镇化影响程度，严格意义上，农户在城镇购置的房屋，无疑是农户的物质资本，但从另一方面讲，许多务工主导型农户与农村联系薄弱，处于城镇“两栖”状态，其农户的身份主要来源于其户籍，是否能被归为农户也需要进一步界定，从这一方面看，似乎这样的计算方法更为贴近实际，符合研究目标。；半工半农型和务农主导型农户对土地的依赖性相对较强，大部分农户选择在农村建房，特别是务农主导型农户，物质资本反而相对较高。

金融资本是农户发展能力的重要体现。研究区务工主导型、半工半农型和务农主导型三类农户金融资本价值量分别为0.60、0.50和0.40，呈递减趋势。这说明在城镇化水平越高的地方，农户依靠务工收入获得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就相对越高，较高的家庭收入和社交关系也使得其融资渠道相对较多。一般快速城镇化地区户均纯收入为9.5万元，融资渠道多元化程度为4.0；中速城镇化地区户均纯收入为6.8万元，融资渠道多元化程度为3.1；低速城镇化地区户均纯收入为4.3万元，融资渠道多元化程度为2.5。

人力资本是决定农户发展程度的主导因素。研究区务工主导型、半工半农型和务农主导型三类农户人力资本价值量分别为0.35、0.22和0.33，普遍较低。其中，快速城镇化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为8.2年，而家庭劳动力个数仅为1.8人；中速城镇化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5年，家庭劳动力个数为2.2人；低速城镇化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为5.6年，而家庭劳动力个数却高达3.1人。半工半农型农户在人力资本拥有量方面不及务农主导型农户，主要原因在于家庭劳动力数量方面的差异。

社会资本是农户发展能力的外在体现。研究区务工主导型、半工半农型和务农主导型三类农户人力资本价值量分别为0.94、0.68和0.57，呈递减趋势。可以看出，与城镇接触越紧密的农户，其社会交往程度和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设施的便利程度就越高。

四、 结论与讨论

在对宁夏8个回族聚居县级行政区16个村域348户调查的基础上，使用可持续生计资本分析框架构建了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进行了评价，结果如下。

1.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改变了农户以地为生、高度依赖土地的传统生计模式，以地为生的传统纯务农型农户目前依然占主导地位，但数量正逐渐减少，而放弃土地进城务工或通过租赁、加入农业合作社等方式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的生计模式已经成为农户发展的趋势，数量正快速增加。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影响下，广大农户生计模式出现了分化，形成了务工主导型、半工半农型和务农主导型三种生计方式。生计模式的多样化既增加了农户发展的机会，又提高了农户的抗风险能力，增强了农户发展的可持续性。

2.城镇化水平的高低不仅直接影响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还直接影响农户各类生计资本的储量和组合。从生计策略选择上看，城镇化水平高低与农户进城务工或在家务农具有较大的相关性，快速城镇化地区农户以务工主导型生计活动为主，中速城镇化地区农户以半工半农型生计活动为主，而低速城镇化地区农户则以务农主导型生计活动为主。从农户生计资本拥有量看，目前农户各类生计资本拥有总量相对较少，并且数量差异较大，特别是人力资本拥有量极低，已经成为制约农户发展的主要因素。同时，同种生计资本不同类型农户的拥有量也出现较大差异。

造模第12周处死大鼠时，A、B、C组大鼠肝脏湿重、肝脏指数低于模型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5)，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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