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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教育哲学——与保罗·斯坦迪什教授的对话

更新时间:2009-03-28

2016年春季,笔者在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访学(UCL Institute of Education)。为参加一次教育哲学研讨会,笔者尝试写了一篇论文,并向指导老师保罗·斯坦迪什(Paul Standish)教授请教,他指出论文缺少论证,这给笔者很大的促动。于是在他的教授研究室,就有了关于怎样才是教育哲学方面的论文,以及如何理解教育哲学的对话。

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原称是伦敦大学教育学院(Institute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London),2014年12月并入伦敦大学学院。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教学上以培养和培训教师为主,教育研究稳居世界之首。访学期间,笔者跟听了保罗·斯坦迪什教授的课,他备课很认真,善于启发,课堂形式多样。保罗·斯坦迪什教授是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教育哲学学科带头人,教育学院哲学研究中心主任,英国教育哲学学会主席,曾任英国《教育哲学》杂志主编。为了进一步了解他对课程设计的想法,谈话便涉及了这方面的问题,他对教师教育的看法也使笔者耳目一新。

迟艳杰:在您看来,参加教育哲学会议的论文,要有一定的哲学性。怎样才是哲学的或具有哲学意蕴的教育论文呢?如何理解教育哲学呢?

保罗·斯坦迪什:对所发生事情的描述是一个报告,而不是哲学性的论文。哲学一定是要有批判和论证的。哲学是对我们自己和对世界的一种基本的理解方式,是世界向人类敞开的一种方式(现象学的)。如今,在教育哲学中,研究者常会提到伟大的哲学家,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其指引。但事实上,这并不意味着一个著名哲学家所说的就一定正确。所以,我们总是应当有准备地去论证某个观点,并对多数人已经认可的观点给以质疑和批判。

迟艳杰:我读了您2007年发表在《伦理学与教育》期刊上的《教育哲学的对立观念》Paul Standish.Rival conceptions of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J]. Ethics and Education,2007(2):159-171.,发现您认为我们还屈服于一种割裂,也就是把哲学和哲学应用于教育这两者之间分离着看待,这很深刻也极具挑战性。因为,在中国,大家一直认为教育哲学是哲学思想方法和观点在教育中的应用。您的这一认识也令我沉思什么是教育哲学。

您认为教育哲学不是哲学的一个分支,也不是哲学在教育中的应用。因为哲学探究什么是善,也关心我们如何具有善;哲学探究好的生活,也关心我们如何过好的生活;哲学研究知识,也关注我们如何获得知识。而人如何具有善、我们怎样过好生活、我们如何获得知识,这些就是教育。那您是如何理解哲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关系呢?

迟艳杰:从学说的角度看,也可能存在着不同类型或流派的教育哲学吧,如分析教育哲学家所做的。现在我想把话题稍微转移一点。我注意到,您上课准备得很充分,课的形式不仅有阅读、小组讨论和问答,您还插入绘画和电影让学生分析。您是怎样思考的呢?为什么这样安排或设计呢?

枪声戛然而止,子弹不再凌空横飞。红琴忽然想起了什么,那根红丝带上已经好久没有打结了,她一下子腾空而起,从木床上弹跳起来,随后,她急匆匆地梳妆打扮了一番,一路上腾云驾雾,直奔山下去了。有了前次滚下山坳落进污泥潭的深刻教训,这回她小心多了,碰到难走处就盘着脚趾走路,唯恐坠落深谷粉身碎骨。不知为什么,她总有一种惶恐不安的心绪,仿佛是做了什么见不得阳光的亏心事,举头三尺有神灵,她总担心会遭到佛祖的惩罚,会遭到某种报应。渐渐的她的脚步放慢了,可身体内强烈的骚动与欲望像烈焰一般熊熊燃烧着,驱使着她将脚步又加快了,她大步流星地朝山下的村子里飞去。

将子弹切向速度分量与子弹轴向抛撒的速度分量进行合成,可得到抛出的三层18枚子弹在x、y、z轴上的速度分量的值。

迟艳杰:我同意您的看法,教育哲学关注价值。那么,政策制定者不思考这些价值吗?我的意思是,教育哲学的探究真的能有助于政策制定吗?我对此倒是有些不确定呢。因为,在我看来,政策制定更多地是考虑各方面的利益和快速见到的效果。

保罗·斯坦迪什:我反对这种观点,即道德教育应该是课程中的一个单独的科目,或者是人的经验中独立的一个方面。哲学中一个基本问题是“我该怎样生活”(这是“什么是良好生活”中包含的一个基本问题。一定意义上,它也是最基本的道德问题——“我应该做什么?”),当我们问儿童在学校中应该学些什么,以及应该培育儿童哪些品质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是这些问题的背景和基础了。所以,我倾向于这样的认识——所有的教育都是道德教育。

迟艳杰:教育哲学研究价值,关心我们如何过有意义的生活。那您怎样看待道德教育呢?

保罗·斯坦迪什:政策制定者不大考虑这些价值的。也因为如此,才需要教育哲学的探究,指出其理由。在这方面,教育哲学对政策制定是有帮助的,如在教育技术的使用上,技术一方面有其积极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如海德格尔等反思的那样,技术也带来了人(包括学生)存在状态的变化,这方面需要教育哲学的研究,从而影响政策的制定。这也体现了教育哲学对实践的意义。

迟艳杰:啊,我明白了您的思路。我赞同您的认识,即教育哲学有助于使我们思考和理解得更加清晰,通过广泛的反思,有助于教育实践中的实践理性发展。这里,我觉得您提出了教育哲学的作用。对知识的研究也是哲学或教育哲学的重要方面,您能对此谈谈您的看法吗?

保罗·斯坦迪什:当然了,教育哲学是一种研究或探究形式,它是有关我们可以认识什么,以及对知识和对我们行为意义的理解,这些是教育哲学的基本内容。哲学的一些分支,如认识论,特别是认识论直接探究知识的本质(也就是说在认识什么、如何认识,以及通过交往或通过做而认识这三者之间要做出区别)。在所要求掌握的知识,以及对其的论证方面,在为特殊科目领域所选择的知识给以评价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例如,理疗师需要大量的命题性知识(事实性知识)?亦或是需要更多的技能?亦或是需要在做中认识(知道如何做的知识)?相似的问题也存于其他研究领域。

保罗·斯坦迪什:《教育观念的理论基础》这门课是硕士生的课,也是教师教育课程中的一个模块。我想,对于教师教育来说,理论不是主要的,或者在一定程度上,教师不需要多少理论,就像一个母亲养育孩子,她不需要什么理论。所以,我会给出一些案例,增强学生分析问题的意识,扩大思考的范围,增加对经验的理解和积累。

近日,工信部网站发布公开征集对《腐殖酸肥料增效剂》等377项行业标准和52项国家标准计划项目的意见,其中涉及肥料行业的有13项,包括肥料和土壤调理剂、肥料和土壤调理剂-氮肥、肥料和土壤调理剂-腐殖酸肥料、肥料和土壤调理剂-磷复肥四类行业标准项目。据悉,意见征集截止日期为2018年9月16日。

迟艳杰:所以您的课是从这一西方文明的源头开始。那您认为作为一个学科的教育哲学和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教育哲学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伦理学关涉价值,显然教育哲学与价值的方方面面或多或少都有联系。在20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基本的变化趋势,就是人们倾向于接受价值基础的原则,这意味着“事实”以价值为基础,或者说事实和价值是不可分的。例如,物理学中研究的问题,如果对人类没有价值,我们就不能理解物理学探究的意义。所以,伦理学,对价值的追问是有说服力的。在教育哲学中,采取的一个首要形式是要进行价值辩护,即给出正当的理由。我们怎样为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的所作所为给以解释,或者是证明其是正当的呢?例如,在英国有些私立学校,如西斯敏公学等,在课程、文化等诸多方面与公立学校截然不同,这就要为其价值选择进行论证和辩护,以使学校教师、家长和学生理解,这就是教育哲学对价值研究的一个例子。

保罗·斯坦迪什:是的,他们对一些基本概念进行了分析,很重要也很有影响。但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其实,在古希腊,在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有了教育的哲学思考了。

保罗·斯坦迪什:我不太理解您所说的作为一个学科的教育哲学和作为研究领域的教育哲学。你想区分的学科和研究领域,在英语中不这样使用,部分原因是这些术语本身就很灵活。

总而言之,现代信息化为体育教学提供了有利平台,促进了教育的个性化发展。高校体育作为国家体育各项工作展开与实施的改革前沿阵地,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发展体育建设的道路中,肯定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在现代教学信息化的背景下,学校应提高对体育教学多方面的认识,建立健全的信息化资源设施,合理创新信息化体育课堂,重视师生信息化能力培养,从整体上促进高校体育的全面发展。

近几年来,随着油菜观赏价值的提高,油菜的种植逐渐趋向专业化和规模化,油菜作为一种经济作物被广泛培育。为了最大限度地提升油菜的经济效益,种植者不断探索改进种植技术,逐渐推广种植秋播油菜。一般油菜的最佳播种期是早春,秋播油菜容易受到气温的影响,因此需要加强对秋播油菜种植技术的研究。尤其是在防治病虫害方面,油菜种植密度大,病虫害有大规模发展、发展速度快的特点。为了避免油菜大面积受到病虫害侵蚀,就要重视秋播油菜的病虫害防治工作,探讨有效的防治措施[1]。

迟艳杰:也许我应该说作为学科的教育哲学和作为学说的教育哲学之间的区别吧,或许这是中国语境下的一个问题*参见:高清海,徐长福:《从学科和学说的关系看社会哲学》,载《哲学研究》1998年第12期。。我的意思是,作为一个学科的教育哲学,是在现代大学制度化知识系统中一个分类,在教育学科系统中,教育哲学是一门学科,也是大学中的一门课程,学科的研究多重视体系和完整性。而作为学说的教育哲学更多地是存在于教育家的思想或教育哲学的流派中,如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或孔子到现代教育家杜威那里,是更具有个性和独创性的思考。两者尽管有交叉,但是也有区别。

保罗·斯坦迪什:我觉得您拉大了两者的距离,我不认为它们之间有真正的区别,学科也是一种研究方式。但显然,在大学中如何划分学科存在着一些重要问题,这些问题与资金的支持相关,也与对学科的期待有联系。在这方面。我倾向于使用“discipline”一词,因为学科是与它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论证相一致。举例来说,历史和物理学是有区别的学科,但是像教育学却与它们不同。教育学融不同的学科于一体(有历史、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哲学,或许更多)。所以,我更愿意说教育学是一个研究领域,由研究主题而规定,并借鉴这些不同的学科。教育学没有它自己独特的研究和论证方式,而物理学和历史学却有。

当然了,您是对的,学科如何制度化地组织还存在着一些重要问题,关于教育哲学是建立在哲学系还是建立在教育学系就是其中的一个问题。我认为,就整体而言,教育哲学应当建立在教育学系,因为,教授和研究教育哲学的人必须能够着眼于错综复杂的教育问题,而不是采用主流哲学家所使用的抽象方法。

保罗·斯坦迪什:我认为伦理学居于哲学的核心。伦理学探究何为良好的生活,而且要通过价值判断,即需要进行逻辑的分析并加以选择。

1.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增强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政治素质是灵魂,是方向,是工会干部素质中的关键。工会干部的政治思想素质,一是表现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和党保持一致;二是要牢记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广大职工是企业的主人,离开企业职工的参与和支持,企业将一事无成,工会将一事无成。所以,工会干部说话办事始终要着眼于职工是企业的主体这个基本点,通过学习不断的提高并展示自己的工作才能,使人信服,受人尊敬,塑造博学多能的服务者形象。

迟艳杰:在英国有一种认识,认为教育哲学出现在1962年的伦敦大学教育学院,那时研究者关于教育政策和实践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说明方式。那一年,瑞查德·彼得斯(Richard Peters)被任命为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的教育哲学学科带头人,他与他的同事一起以分析教育哲学的思考而影响世界。您怎么看这种认识?

迟艳杰:原来如此!我知道您对语言很感兴趣,您对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也深有研究。您能进一步谈谈语言在教育研究中的意义吗?

保罗·斯坦迪什:20世纪,哲学有向语言的转向。对此,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的思考发生在语词里。因此,如果我们想思考得好,就得多注意我们所使用的语词。如果我们不注意我们使用的语词,我们的语词可能影响到我们的思考而我们自身却没有意识到。或许语词限制了我们的思考,或者语词在引导着我们思考的方向。意识到语词建构世界的不同方式或者意识到语词成像这个世界,有助于我们超越自身自然而然地成长于其中的思想限制,能开阔我们的心灵。同样,也能帮助我们认识到强加给我们的又未加批判而采用的专业词汇的束缚,或者认识到强加给我们的词汇是我们所不需要的。在心理学,也包括课程设计中,一些表达形式引发了一些问题。

迟艳杰:这在中国课程改革中也是存在的。如新世纪开始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出了课程的三级管理,重视校本课程的开发。在这个背景下,有学者提出“国家课程校本化实施”,这就带来了“国家课程校本化实施是不是教师教学”的困惑和疑问,因为面对统一开设的课程和编好的教科书,我们往往会说教师教学是“二度创造的过程”“教学是艺术”。

综上所述,对于高血压合并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辅以康复护理,可促进患者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并将血压水平稳定在正常范围内,预防疾病的进一步发展。

最后,我想问您的是:在教育哲学探究中还存在什么问题吗?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近年来,也有学者将目光转向政策冲突中政府的行为。政策冲突造成了政策执行秩序的混乱,政策的矛盾与冲突也改变了政府的执行行为。竺乾威通过分析“拉闸限电”案例,对地方政府在“节能减排”与“地方经济发展”这两个相互矛盾的政策目标下的执行行为进行探讨,以此“透视”权力体系中的上下级关系,并强调政策影响应在不同阶段得到评估。曾凡军在此基础上,将政策冲突下地方政府的执行行为归结为锦标赛体制,认为地方政府行为的组织基础和制度环境都源于锦标赛体制使政策制定与执行碎片化。另外,在政府行为与锦标赛体制二者之间也依靠目标责任制、政绩及政治晋升等纽带维系,因此,需要引入“整体性治理”理念,实现基层整体性治理。

保罗·斯坦迪什:是的,当然。如果没有问题,我们或许就没有称之为哲学或教育哲学的科目了吧?这些问题最终可以归为我所强调的“我该怎样生活”这个问题。重要的是,我们不该认为思考仅仅涉及解决问题。如果认为解决问题即是思考的全部,这是有害的且会导致误解。当然,问题在哪里出现,我们就要在哪里设法解决。在诸多的解决方式中会生产一些冲突。我们应当通过为我们所做事情寻求更好的理由来解决这些问题。这些事情是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必须以某些方式来面对的。但这也是学校教育中,需要以更为正式的方式给予解决的问题或处理的事情,这其中的特别缘由是,我们(包括政策制定者、教师和家长)对儿童应当学什么要做出决定,我们在塑造着,或者也在限制着他们的思考方式,同时也给他们提供了很多机会。所以,再一次强调,辩护的问题对教育而言是基本的,这些理由不是靠经验能够解决的,它们需要理性的论证,这是教育哲学的核心。

迟艳杰:对中国教育哲学的探究而言,这几十年来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学科的恢复和建设上给予了很多关注。现在,也许缺少的是问题意识,以及围绕着问题的探讨而展开的论证。十分感谢您愿意与中国教育界同仁分享您的思考。

 
迟艳杰,保罗·斯坦迪什
《教育学报》 2018年第02期
《教育学报》2018年第0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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