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北的抗战工作经历了从局部到全面整整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在这14年时间中，东北的党组织和抗日武装力量在毛泽东的关心与指导之下，不仅经受住了残酷斗争环境和无法直接取得与党中央联系等方面困难的考验，而且还在东北地区站稳了脚跟，保存了党的有限的骨干力量，这为党在东北地区抗战工作的顺利开展以及后来有效实施“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总方针奠定了十分良好的基础。

一、对东北抗日武装力量地位的评价

自从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起，东北就掀开了武装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序幕。九一八事变刚一发生，东北各族人民和东北军中的部分爱国官兵就在党的抗日号召的影响与推动下，纷纷组建了诸如救国军、自卫队、反日总队等各种形式的抗日武装力量。由于这些抗日武装力量基本上都是自发组织而成的，具有义勇军的性质，因此，人们便习惯上把“这些名目繁多的各种抗日武装力量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据有关资料统计，在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全盛时期，也就是从东北抗日义勇军兴起到1932年夏秋之际的半年多时间内，参加抗日义勇军的总人数就达到了30万以上。这些抗日义勇军凭借着他们的一腔热情和保家卫国的本能反应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英勇的斗争。但是，由于国民党及其政府出于对抗日义勇军发展壮大多方面顾虑的考量，对抗日义勇军采取了多项不当措施；也由于抗日义勇军在自身方面存在着的某些不足之处，这样，在日军发起的一轮又一轮强攻面前，东北抗日义勇军于1933年春左右便呈现出纷纷溃败之势。与此同时，党在面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地区的残酷现实时，一方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进行了强烈的声讨和谴责；另一方面也在不少地区开始展开建立抗日游击队的工作，并积极配合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对日作战。

在抗日义勇军遭到重大挫折的情况下，党对东北抗日游击队继续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工作指导丝毫没有放松。在1933年9月至1936年1月期间，党考虑到东北地区抗战形势的艰巨性、长期性、复杂性等特点，多次对抗日游击队进行改编。最终于1936年将其统一整编为东北抗日联军。此后，东北抗日联军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到1937年的年底，东北抗日联军不仅自身的总人数发展到30 000多人的规模，而且还在艰苦卓绝斗争的基础之上，先后开辟了包括北满、南满、东满、吉东在内的四大游击区域。东北抗日联军以此四大游击区域为依托，在东起乌苏里江、西至辽河东岸、南起长白山、北抵小兴安岭的广大地区开展了轰轰烈烈、气壮山河的游击战争，先后“同日伪军进行了大小几千次战斗，粉碎了日伪军的多次‘讨伐’，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军”。 [1](P2)

1940年春，日伪军加大了“进剿”东北抗日联军的力度，东北抗日联军不得不在给养断绝、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艰难转战于日伪军重兵分割包围的小块地域中，部队减少到不足2 000人。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为了避免被日伪军全歼的危险和保存实力，仅存的东北抗日联军主干力量不得不向中苏边境撤退。“虽然东北抗日联军各路军领导人与苏军确立了合作关系，也一直与苏方代表王新林等保持联络，但事实上苏方对东北抗日联军各部队的物质支援是极其有限的，仅限于提供少量电台、电池、伪币和少量收容因作战负伤而过境的东北抗日联军伤员。在此期间，中共吉东省委、中共北满省委和东北抗日联军各路军领导人一直想方设法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始终未有音讯”。[1](P308～309) 在这样的情况下，东北抗日联军的大部分成员被迫转入苏联境内，并组成南野营和北野营，以便于统一领导、统一管理和统一整训。1942年，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好转，经苏联有关方面同意，在苏联的东北抗日联军南北野营被统一整编为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人数为1 000人左右。1945年9月，在党的领导下，东北抗日联军在东北各大战略中心点建立起来了各地区的东北人民自卫军司令部。同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将原东北抗日联军和在这之前所有进入东北的2万多名干部和110 000八路军新四军官兵统一整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任命林彪为总司令，周保中为第三副总司令。至此，东北抗日联军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开始了新的征程。

对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地位，毛泽东曾经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指出：“东三省几十万义勇军的奋斗”，不仅使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达到了空前的高涨”，[2] 而且通过他们所进行的抗日游击战争的实际行动，也有力地回答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3]东北抗日义勇军不仅有力地挫折了日本侵略者的侵略锐气，而且还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更用武装力量的方式“武装了自己”，[4](P405)这对整个东北地区坚持不懈的抗战工作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因为正是由于东三省抗日义勇军的存在与发展，才使得日本侵略军“疲于奔命” [4](P406)的状态成为了可能。对此，苏维埃政府既对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抗日斗争行为进行了声援，又号召苏区的广大人民群众给予了他们力所能及的募捐援助，这对他们的抗战工作确实是极大的鼓舞。

1941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向着有利于中国抗日战争的方向发展，毛泽东认识到东北将会对党在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具有非同凡响的意义，这正好与共产国际书记季米特洛夫对中国共产党重视东北问题的指示精神不谋而合。8月21日，季米特洛夫致电中共中央，提醒和要求中国共产党要高度重视东北问题，并尽可能挑选2-3名完全适合满洲情况并且政治可靠的中共人员派往东北。毛泽东对季米特洛夫的建议与意见高度重视。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应该接受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与建议；另一方面也应该将不断加强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之事提上议事日程上来。为此，中共中央要求晋察冀边区中央局指派有关人员到东北开展工作。同时，还在延安集中了14名满洲籍人员。这些人员在延安经过短期的专门培训之后，奔赴晋察冀地区。在晋察冀中央局领导之下首先成立了满洲工作委员会，然后，寻找适当的时机，“逐步潜入满洲”。[13]实事求是地讲，中共中央的这一决定和行动，为党在解放战争时期能够顺利地贯彻落实“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以及最终赢得东北地区的战略决战先机打下了十分扎实的基础。

二、对东北抗日武装力量中党员干部作用的肯定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战略家之一，统揽抗战工作的大局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全国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考验。这时候，毛泽东不仅要考虑全党如何克服面临的这些挑战与考验，而且也没有忘记东北广大党员干部、抗日联军、人民群众的抗战斗争以及他们所面临的更为严重的挑战与考验。

早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毛泽东就十分关注东北地区。1934年2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式上首先提议向牺牲在战场上或者刑场上的先烈们致敬。他指出，近年来，全国红军在浴血的战斗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这中间，我们许多同志为苏维埃流着最后一滴血而光荣地牺牲了，许多同志在国民党区域、在白色区域领导革命斗争中被国民党屠杀了。许多同志在东北地区领导抗战游击斗争中，被日本侵略者杀害了。因此，他向全体代表提议要向这些先烈们静默三分钟，向这些先烈们表示哀悼和敬仰。“在这段文字中，毛泽东列举了19位烈士，其中就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他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杰出骨干……1931年被党中央派来东北工作，担任党中央驻东北代表、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化名‘达平’。1933年3月28日，罗登贤在上海因叛徒出卖被捕，8月29日慷慨就义。为纪念罗登贤，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布命令，在中央苏区设立了登贤县。1935年，中国共产党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把罗登贤列为光荣殉国的民族英雄之一。1938年9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开幕式上，毛泽东再次提议全体代表向先烈们静默致哀。在这次列举的先烈名单中就有满洲省委常委金伯阳、东北抗联第六军军长夏云杰、第七军军长陈荣久、饶河游击队队长张文楷和政委李斗文、东北抗联第四军政治部主任何忠国、满洲省军委书记杨林。” [10]同时，在缅怀先烈、敬仰先烈的基础上，毛泽东还十分重视对在东北党组织和抗日武装力量中涌现出来的优秀人才的使用。如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毛泽东曾经专门抽出时间接见了作为东北地区苏维埃代表的何成湘。何成湘当时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毛泽东听取了他关于东北抗日斗争的汇报，对东北地区抗战工作的现状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之后，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的第二届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将东北抗日武装力量的主要领导人杨靖宇(当时化名为张贯一)选举为委员。当这一消息传到东北之时，东北的广大抗日军民都深感鼓舞和振奋，大家都以欢欣鼓舞的心情，表达了“拥护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2月5日宣言和坚决抗日救国、收复东北失地的主张”与愿望。大家更对“以靖宇同志(张贯一)及另一东北工人代表当选为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 [11]感到骄傲、自豪和光荣。1938年，在党中央组建的25人“七大”准备委员会委员中，杨靖宇再次入选。由此可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对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日武装力量的重视程度。

1949年，当中国人民即将迎来新中国成立的曙光的时候，为了进一步鼓舞前东北地下党组织之党员与抗联干部在继续革命和建设中的热情与斗志，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的电报中又明确地指出，东北抗联干部在过去的“光荣斗争历史应当受到党的承认和尊重”。但是，抗联的干部也要有这样的认识自觉，即自己“在过去的工作中亦和党内其他各地从事革命斗争的同志一样，是难免有缺点和错误的”。对于这样的缺点和错误，作为抗联的干部不仅不应该有什么思想上的包袱或者负担，而且还要有“着重检讨自己过去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勇气和担当。只有这样，才能在今后的工作之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并“更好地为党工作”。在该电报之中，毛泽东还希望他们在今后的工作中“有更大的进步” 。[9]很明显，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虽然只提到周保中一个人的名字，但由于周保中当时的地位和身份，其对东北抗日武装力量中的所有党员干部的评价应该说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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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样的情况，1948年1月1日，经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向全党批转了《东北局关于前东北地下党组织之党员与抗联干部的决定》。对于在东北抗战过程之中“为反对敌伪而英勇牺牲的东北人民无名英雄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都“应该永远纪念他们”。对于“东北党和人民十四年长期艰苦斗争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不仅不应该淡忘或者忽视，而且还要认真“研究其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这对于中国共产党正在开展的“爱国保田自卫战争是有裨益的”。该《决定》进一步指出，全党同志必须明白，党的所有干部“都是党的宝贵财产，无地区无工作之分，现在散布各地之前东北地下党员及抗联干部，一般的是被重视的，并在工作中提拔了”。在解放战争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之际，党必须“责成各级党组织应根据党的正确的干部政策和具体情况更适当分配他们工作，培养教育与团结他们，轻视与敷衍是不对的，姑息和纵容也是不对的”。与此同时，党也对他们今后如何正确地看待自己过去的工作并开展未来的工作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即对于过去要“继续过去艰苦斗争的光荣传统”；对于现在和未来要在“克服现存的一切弱点”的前提之下，“积极工作，努力学习并力求进步”。因为由于这些党员干部“在长期抗日的分散游击战争中，缺乏党的政策教育，对于阶级斗争的经验是不足的”，所以，应该加强对于他们的阶级教育。“特别应学习毛主席的思想并以此为指导来总结抗联历史经验，提高到党的政策与路线水准上来，团结在东北局党中央毛主席周围为争取全国革命的大胜利而奋斗”。此外，各地党及政府应积极开展“对于确因抗日反满而牺牲的贫苦烈属遗族”的调查研究工作，并在此基础之上，根据抚恤条例有关方面的规定，切实对其“予以适当照顾”。[8]可以说，这一决定，对充分肯定东北抗日武装力量中的广大党员干部的历史作用至关重要。它对稳定前东北地下党组织之党员与抗联干部之情绪以及激发他们继续跟党走和继续为党的事业贡献力量的激情和勇气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三、对东北抗战工作顺利开展的关心

东北抗日武装力量在抗日的烽火中涌现出了无数杰出的抗日党员干部，如杨靖宇、周保中、赵尚志、李兆麟、冯仲云、李松、李延禄、赵一曼、张甲洲、李杜、祁致中等，在他们的领导、组织和带领下，东北的抗日活动始终薪火相传、绵延不断。但是，由于东北抗日武装力量编制的不断变动、领导人员的频繁更换，再加上从1938年至1945年的8年时间之内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日武装力量与党中央直接联系的中断，造成了东北党组织和各抗日武装力量领导人对党中央在各个不同时期的方针、路线与政策学习领会不到位的不足甚至严重缺陷。对于如何正确看待东北抗日武装力量中党员干部的作用问题，不仅关系到他们能否做好抗战工作的信心与勇气，而且也关系到他们未来工作的动力与信念。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对他们的作用多次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早在1938年2月，当全国抗战即将进入相持阶段的艰苦岁月之时，合众社记者王公达采访了毛泽东。王公达十分关注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抗日活动是否有中国共产党前去领导的问题。毛泽东清楚地告诉他，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着与东北地区抗日义勇军一定程度上的和一定形式上的联系。毛泽东指出，在东北地区不仅有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的义军领袖杨靖宇等，而且也有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方针路线政策指引之下的“民族统一战线”。[7]这是毛泽东首次对东北抗日武装力量及其中的党员干部的作用作出的正面性回应。在随后的几年时间中，东北抗日武装力量中的广大党员干部一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努力开创抗战工作的新局面；另一方面又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如亲自派出代表寻找与苏联或者共产国际有关人员接洽、收听关内广播、搜集和查看《救国时报》与《新华日报》等报纸，以从中获悉党中央的主要动向、大致的战略部署以及不同阶段的主要任务和工作，从而保证东北的抗战工作能够大体上与党中央的总体要求保持一致。尽管如此，由于长期得不到党中央的直接指导，东北抗日武装力量在开展抗战工作的过程中还是避勉不了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不足与问题。由此，也使不少的党员干部产生了比较大的思想包袱。当然，在抗战胜利后的一段时间之内，有一些党员干部也受到了某些不公正的评价、待遇甚至怀疑等。

1937年，当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党为了顾及全民族解放战争的大局，在对国民党实行多项让步政策的前提下，实现了与国民党的第二次合作。但当党与国民党谈到涉及有关红军准备参战及编制问题时，国民党对党和红军提出了种种限制的条件，毛泽东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与其在这个时候与国民党讨价还价以致争论不休，还不如先在有限的条件之下把目光投向东北地区的抗战工作。他指出，在国民党政府“不许可主力参战，但许可部分参战条件下”，则以27军、28军、32军及骑兵团共3 000余人，编成一个游击师派往冀热察地区，并“多派红大干部随去”，以此来“扩大义勇军运动”。[12](P4)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意欲把东北抗战纳入全国抗战的重要步骤之一。

1939年，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日联军与党中央直接联系已中断1年有余，毛泽东更加关注东北抗战工作的真情实况。该年年初，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专题会议，讨论有关大生产运动与东北抗日联军等问题。毛泽东不仅参加了会议，而且还在听取关于东北抗日联军的报告后，发表了针对东北抗战工作的重要意见。他指出，东北抗日义勇军是一支已经参加抗战7年时间的部队，虽然这支部队的人数在1939年之时只有一万多人，但毫无疑问，这支部队已经“成为很好的基础”。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目前当务之急的问题就是如何“使中央同东北抗日联军建立联系”的问题。对此，他建议要想方设法“派交通员并设法派电台去”。在他看来，东北抗日联军要想在今后抗战的过程之中获得良好的发展条件与机遇，必须要“有好的领导”。只有在好的领导之下，再加上“有山村及反对民族敌人等条件”，东北抗日联军才能既避免“有削弱的可能”，又“有发展的可能”。[12](P12)

对于东北抗日联军的地位，毛泽东认为，东北抗日联军在东三省广泛开展的游击战争在整个抗战期间配合全国抗战斗争的意义十分明显。在这里，“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就算对整个抗战增加了一分力量”。在毛泽东看来，东北抗日联军的地位还不止这些，“其给予整个敌军敌国以精神上的不利影响，给予整个我军和人民以精神上的良好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5](P416)此外，东北抗日联军在长白山等地建立起来的山地根据地既“是抗日游击战争最能长期支持的场所”，也“是抗日战争的重要堡垒”。[5](P1 034)只要这样的重要堡垒长此以往地存在下来，不管这支武装力量在此期间经受过多少艰难困苦甚至挫折失败，这支武装力量都不会遭受到“被敌人消灭”的厄运，这对猖狂横行于东北大地的日伪军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6]

四、对东北抗战胜利后发展方向的指导

在毛泽东的战略思维中，东北的地位与作用始终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1945年5月31日，这时候离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还有一段时间，毛泽东在做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结论报告时提出了党的工作要有“准备转变问题”，其中就提到了东北问题。毛泽东认为，“东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这个区域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未来与国民党的军事、政治、民心博弈都至为关键。这时候，毛泽东设想，“如果我们有了东北，大城市和根据地打成一片，那末，我们在全国的胜利，就有了巩固的基础了”。[14](P410～411)同年6月10日，中国共产党开始进行选举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为了使东北地区能够有代表入选，毛泽东发表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他十分动情地说：“关于东北问题，我觉得这次要有东北地区的同志当选才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因为“东北是很重要的”。他认为，假如未来有一天，中国共产党“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这是因为东北既有大工业又有重工业，况且在地域上还连成一片。所以，毛泽东“觉得这次要有东北同志当选才好”。[14](P426)从这番话里不难看出，在毛泽东的战略思维中，在党的下一步工作部署中，东北已经成为一个不是可有可无的地方，而是成为未来与国民党一争高低的重要区域之一。正是根据毛泽东这样的思想，党自此便把如何作好东北工作看成为一切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3、现场根据图纸资料使用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测量公共测控屏 II：发现端子开关量输出 W134线缆K7（X5-45）端子、 W131线缆K10（X5-60）端子对地有+53V输出，装置信号回路如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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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国共两党围绕东北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4月中旬，在党的领导下，东北民主联军解放了长春。毛泽东在听到这一消息时，显得十分高兴和激动。他在致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彭真、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的电报中指出：“长春占领，对东北及全国大局有极大影响。”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必须用全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与武装群众，“为保卫长春而战”。为此目的，应派遣一大批既懂策略又有经验的干部积极开展剿匪反霸、土地改革、改善民生等项工作。在开展这一工作过程之中，“须注意坚持广泛民族统一战线，只得罪少数人，不要得罪太多的人……工人工资及其他劳动条件切不可提得过高，必须采取劳资合作、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劳资两利的政策，决不可只顾工人暂时片面利益，结果害了自己。”[15]显而易见，毛泽东提出的这一策略方针对党最终能够顺利地解放东北起到了十分积极的影响。

中国经营网一位当时的现场记者这样描述当时吴浈的窘态：在论坛结束后，众媒体记者将吴浈从论坛会议厅一直围堵到会场酒店安检处，吴的随行人员以“吴浈还有其他活动”为由，拒绝了采访。最后，吴在随行人员护送下从安检处离开。

参考文献：

[1] 朱姝璇,岳思平.东北抗日联军史[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4.

[2]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91.

[3]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1.

[4] 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 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19.

[7] 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8] 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黑龙江党史资料(第10辑)[Z].1987.

[9]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500.

[10] 辽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可歌可泣的诗篇：毛泽东与东北抗日联军[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10～11.

[11] 政协通化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吉林文史资料(第24辑)[Z].1988.

[12]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第19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257.

[14] 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410～411.

[15] 毛泽东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08～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