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总是寓于未来的不确定性之中，并与危险、损失和破坏的结果相伴，人们对于风险的预判与实际结果的偏离说明风险既具有客观性又具有主观性；实际上人们更习惯于关注风险的损益结果，而往往忽视风险因素的影响，这使得风险的应对出现偏差。当现代化进程带来自反性的自我危害时，风险的“人化”和“制度化”促使社会形态进入到真正意义的风险社会[1]，社会结构、制度以及关系的分解和断裂造成人为风险逐渐代替自然风险，风险更具有制度性和文化心理性。显然，相比于风险的制度化，人们的主观心理因素才是应对风险的决定性因素。当前面对社会转型引发的社会矛盾凸显及社会结构解构，使得我国已成为风险高发社会，而在整个风险治理体系中，领导干部作为风险应对主体，应扮演什么角色和发挥什么作用，也需要从文化心理角度进行深入的解析。

一、领导干部风险应对的心理结构分析

环境、人及其行为之间构成了一种动态的交互关系，领导干部作为行为主体，由于在整个领导环境和交互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其面对风险的信念、动机、思维及情绪反应的心理状态如何，将会对风险结果产生决定性影响，而领导干部独特的个体心理特征和社会角色扮演将是引起或激活这种心理状态的内在核心要素；当人们更为关注风险事件结果的损益程度时，领导心理结构匹配所唤起的主体能动性强弱，会成为风险引发和解决风险的关键，风险影响程度也许并不是来自于客观事件本身，而是来自于领导者风险应对的人为主观状态。

到了火车站，我们看见那个女孩儿正和她的家人在一起说着话。舒曼一个人拿着吉他和行李站在离她稍远些的地方。他的行李很简单，不像一个远行的人，孤凄地看着周围一家家送行的场面。

（一）领导者风险应对的动机

按照调节焦点理论认识，人的趋近—避免行为选择及情绪敏感性都是来自于有差异的动机自我调节系统[2]，从基本需要出发，调节快乐和痛苦的不同动机会使个体在积极、消极的心理状态中产生不同的感受、策略和行为选择，调节焦点遵循的是趋利避害原则；而对于领导干部来说，由于其追求的期望状态并不仅限于快乐和痛苦的基本需要，而是多体现在抱负与成就、责任与安全等高层次追求上。注重抱负与成就的动机倾向，促进焦点就会占主导，个体会采取积极趋近的领导行为，以此更好实现领导目标；注重责任与安全的动机倾向，预防焦点就会占主导，为避免受到惩罚，个体会采取消极的归避领导行为；促进成功和预防失败，个体在任务绩效和问题解决中会基于不同的动机倾向选择不同的策略与决策模式。

这话说起来轻巧，做起来确实有难度。这是一个手脑并用的过程：从动脑开始，想出一个可行的行动方案，然后动手引导宝宝去做。请注意我这里没用上“教”这个字。你教，宝宝没有体验，就没有感受，路摆在他面前，他也走不下去。

基于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影响，领导者往往把成就动机和权力动机作为主要动机取向。从成就动机来说，希望追求成功并避免失败，领导者不仅关心目标的挑战性，还会关心成功与失败概率，高的成就目标固然更具有激励性，但担心失败的恐惧感往往使领导者在风险面前谨小慎微；从权力动机来说，领导者往往把追求个人化权力作为主要行为动机，而按照风险标的区分，风险显现的是责任、安全与成败，它与领导者追求的成就和权力动机并不是因果关系，因此对待风险问题并不能直接唤醒领导者的积极心理状态，相反的，由于风险可能带来的负向结果，领导者为规避危害和失败，反而会采取避免行为拉远与风险发生的距离。基于趋利避害的焦点调节，随着新政治生态的影响，领导者在权力追求上也会因动机强度调整而调节应对风险的积极状态。

（二）领导者风险感知

风险应对固然受人心理认知的直接影响，但心理认知又受着人的情绪、态度、意志等心理品质的影响。事实上，情感影响是风险感知的重要影响因子，面对风险损失所带来的恐惧情绪以及期望成功而又害怕失败的焦虑情绪，都会产生应对风险的心理压力。研究发现，情绪波动和差异会直接影响到人们对待风险的态度问题，并进而影响到人们应对风险的行为状态。情绪焦虑型对风险具有高的感知敏感度，但往往也对风险抱有消极态度；情绪坦然型能够积极面对风险，心理控制能力强，较少有恐慌，能更好地以积极状态处理好风险危机。对于领导者来说，在发挥主导影响时，情绪问题不仅影响到自身面对风险的态度倾向，而且会感染到周边人和环境，具有扩散效应。消极的情绪必然带来自身恐慌和心理压力，同样会带来应对风险的消极态度和情绪扩散，在风险认知、判断及风险决策上陷入被动境地；积极的情绪会减少恐慌，发挥主观能动性，寻求更好路径避免风险和化解风险，由此，在风险应对上领导者应具有情绪自控能力。

领导者拥有权力，在社会结构和文化体系中因之获得高的权威和高的社会地位，这使其在社会影响中往往具有权威性和主导性，人们不仅对其道德特质充满高的信任感和依赖感，并且对于其在特殊事件中应展示的领导魅力充满期待，这赋予了领导者不同于其他社会个体的角色定位和角色认同，领导者应对风险是基于职业规范和职位要求的正式角色赋予，责任担当是这种角色扮演的第一要求，风险识别和风险决策考验领导者的心智，是角色期待的重要特质，而及时有效化解风险是角色扮演的追求结果。领导者在风险面前具有角色的广泛影响性，也具有化解风险引导的权威性，但在风险预知和突如其来的风险应对面前能否积极地适应角色，应切实把握好正规角色和实践角色的统一，以防角色出现偏差或冲突。

（三）领导者角色扮演

反垄断法中纵向垄断协议的解释学澄清——兼评全国首例纵向垄断协议行政诉讼案...........................................................................................吴佩乘 11.44

风险往往是与不可确定的危险后果相关联，而这样的结果，会引发人的情绪情感反应，不同程度的情绪反应反过来也会影响人对风险的认知和积极行为。对于领导干部而言，风险应对结果是与领导责任挂钩，危险性越高，所承担的责任越重大，由此带来的个人成功或失败的影响也就越大，保持独立性意味着所承担的风险责任加大，因此领导者在应对风险上从以自我为中心可能会转向另一个倾向，那就是由恐惧情绪所带来的不愿担负责任问题，甚至推卸责任，所以存在着期望通过责任分散来避免失败的心理，这种心理就是表现在情绪上的从众心理，盲目信从，不作独立思考，特别希望借助专家的信任度寻求责任分散的途径；另一方面，在风险面前的反应过度，往往使领导者作出非理性的情绪反应，形成风险放大效应，而这种效应会加剧自身的畏惧感和担心更加失败，由此导致自己的知觉、判断、决策上更加从众，乃至于产生看客心理，用消极的态度应付风险的影响。

（四）领导者情绪状态

不确定性是风险的固有属性，而人对风险的感知更具有主观属性，正是基于这种主观属性，领导干部的风险感知也往往具有认知倾向的差异性，并突出表现在风险决策中。领导者通过学习、记忆、信息推理等认知手段对外界风险环境变化进行感知，但这种感知会受到个人前期经验的影响，成功或失败的经验会极大影响领导者的风险决策，而基于家庭因子、社会职业因子和文化因素也会在关键事件处理中影响到领导者风险应对的行动意向[3]，并进而影响到决策行为；另外，领导者所独有的人格因素，如自我效能、自愿承担风险和行为期望值高低都会对领导者的认知水平产生影响，强化或弱化风险判断能力。实际上，来自领导者有限认知水平的主观风险更有甚于事件本身带来的客观风险，领导者在风险感知中的表达性偏好，如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及形式主义的习气，会削弱风险的预知判断力，对风险应对方案的正确选择产生误导。

二、领导者应对风险的心理误区

行为期望值是建立于社会动机基础上，领导干部在权力和地位上所形成独特的心理优势，使其更看重成就动机和权力动机，领导工作和社会行为也主要从追求成功和获得权力为出发点，其行为动力来源于实现个人发展和成就认可目标的可行性，成就实现和权力满足构成了行为期望值高低的二个重要维度，从而也决定了其行为动力的大小。

（一）行为期望值低影响风险应对的主观注意和行为卷入的积极程度，导致领导者风险应对动力不足

人们对风险的关注大多集中于风险造成的负面结果，结果的大小会影响到对风险的感知和把控的自觉程度，通常由于对风险所要造成的负面结果的预判和评估不够，使得人们风险意识淡化和把控风险的积极态度和行为不够，从而造成风险治理最好时机的贻误，所以风险应对的最终结果不是取决于风险源是什么，而是取决于人在风险面前所表现出的认知、情感、态度、个性品质等心理因素的影响。相对于风险源的有形因素影响，人的心理状态作为无形因素隐秘但影响更为深入，个体特征、期望水平、知识结构、成就动机等心理因素都会造成在风险认知和判断、主观评价与偏好以及风险应对态度上的偏差[4]，这种偏差在应对风险中也往往会形成心理误区。领导者从社会角色扮演和决策主体地位方面都具有独特性，领导者的心理状态对风险应对的整个过程具有全局性、决定性和主导性影响，其主观注意及行为卷入程度所受心理误区的负向影响，相对于一般人，会增加风险发生概率和加大结果损失，这种心理误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二）自我效能感偏差带来风险感知上的心理固化，这种固化会导致风险意识上的麻痹心理或决策上的自以为是

应对风险，领导者的心理素质是一种无形影响因素，但也是最至关重要的因素，而这种因素恰恰是被忽视的。当风险加剧了人们的社会焦虑时，领导者的心理紧张和焦虑情绪也会产生，这将会影响风险问题解决的成效，一种积极的心理素质培养是领导干部应对风险所必备的。

（三）风险应对表现在情绪上的从众心理和看客心理

在江阴的各部门联合推动下，要把耕地做成拥有生产、生态环境和景观文化功能的综合体。农田在吸收SO2、滞尘、供氧等生态功能价值上与草地相等；在固碳、涵养水源价值上稍小于林木、草地、湿地和沼泽；但在保育土壤的价值上，尤其是减轻泥沙淤积上优于其它任何生态单元；如果不算农田在土壤肥力保持方面的价值，农田生态服务功能价值总量较接近于草地、阔叶林、灌木林疏林和经济林。

（四）归因上的侥幸心理

人类在控制和改造环境时总是对自己的行为结果寻求合理化的解释，面对成功或失败，决定于个人因素还是环境因素往往存在着归因上的偏差，习惯于自我中心的归因偏见。看待自己的成功常常归因于自己能力高低和努力程度的个人因素，把失败归究为任务难度和运气好坏的外部环境，而在心理上突出自尊性防御，对成功自我标榜，对失败怨天尤人。当前，制度化风险(包括市场风险)和技术性风险已经成为现代风险结构中的主要类型，我国也已经全面进入制度化风险和技术性风险社会，要准确预估风险，成功防范和化解风险，关键就是要正确认识到这种风险源的存在，突出问题导向，否则就会陷入归因上的心理误区。对于领导干部来说，习惯于把风险预估看作是一种单一事件和表面化，这必然导致经验教条和归因上突出个人化因素，把科学预估风险和正确化解风险看作个人能力和努力结果，自我标榜并心存侥幸，而对于处置不当却怨天尤人、寻找借口和推卸责任[5]，使得风险防范缺乏前瞻性和主动性，“一叶障目”疏于察觉，视而不见而贻误时机。

三、领导干部风险应对的积极心理培养

自我效能感强的人在能力判断、信念或主体自我把握与感受等方面都比较强，因此也较他人更为自信，但自我效能感强并不与能力水平划等，往往与实际能力存在偏差；对于领导干部而言，权力、地位影响及成功经验通常代替了一个人的知识结构、技能等能力特质，领导者只需通过权力或个人经验复制就会达到服从和执行，这使领导者在自我效能上表现的更加自信和官僚做派。在风险认知和判断上往往表现出过度的自负和自以为是，既不愿接受别人的经验，更不愿倾听别人的反面忠告；在风险应对的态度上，往往凭个人偏好，风险注意度不高，由此滋生麻痹心理；在风险应对的行为上，习惯于照走老路，一切按已有经验和套路做，惯性心理明显，但面对不同风险源，不适时调整应对措施，最后必然使风险应对工作陷入被动。

（一）领导干部要不断培养积极的人格特质

当面对困难、挫折和风险挑战时，更要具有自我决定性，乐观、勇敢、坚持及富有智慧创造力，特别是面对风险可控性上不断积聚的压力，应能在情绪、态度上加强自我把控力，积极采取行动，努力去做，领导干部在风险面前应积极扮演自信、可信赖和富有支持感的角色，并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

（二）领导干部要增强风险感知的敏锐性

风险感知是风险应对的第一步，只有增强敏锐性，才能及时发现风险苗头，防患于未然，而作为领导干部更应该增强忧患意识，不仅具备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还要具备底线思维，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结果，做到有备无患，牢牢把握主动权，要清醒认识到大好形势下潜在的风险、危害、挑战所在，“图安”先要“知危”。

二是文体杂。杂文属边缘文体，杂文家很难“纯粹”，很难单以操弄杂文为专业。所以，他们在理论、文论、小说、诗词、书法或史学、哲学等方面，往往多有业绩——鼓捣杂文，多成了“副业”。

（三）领导干部要加强沟通防止个人中心倾向

风险识别是驾驭风险的基础，但这种识别仅靠个人的能力、知识结构、经验是不够的，风险存于无形中，其结果也具有不可确定性，领导者识别风险时不应陷入主观臆断的自负中，要广开言路、博采众长，在风险评估中应加强沟通，虚心听取民意，领导者在沟通中应充当政府、专家与普通大众或媒体的中心链接点，并把他们当做同等的风险参与者；在风险决策中要充分发扬民主，发挥集体的力量，既注意经验式推理与直觉式判断，也要关注社会价值的理性思考。

（四）领导干部要提升自身的意志品质

风险意味着责任，而风险应对必然承受心理压力，风险带来恐慌是对风险危害结果的负向情绪反应，领导者要克服这种恐慌心理，就必须调整好心态，塑造坚强的意志品质，敢于直面挑战和困难，不能因害怕承担责任而选择逃避，要培养勇于担当、开拓创新的精神，坚定克难攻坚的信心，把风险压力转化为前进的动力。

参考文献：

[1]张虎彪.风险的社会建构——风险社会理论的认识论研究[J].兰州学刊，2008（3）：88-89.

[2]莫丽娟.调节焦点理论的源起与发展[J].新西部：理论版，2013（11）：165-166.

[3]伍麟,张璇.风险感知研究中的心理测量范式[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95-102.

[4]王晓群.风险管理[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130.

[5]周文翠.论政府职能转变的两个维度——应对风险社会的视角[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2（3）：35-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