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四人帮”的倒台，邓小平着手拨乱反正，电影界也走出荒芜的隆冬，迎来了新的春天。谢晋，作为第三代导演中的翘楚，率先自觉地加入到“反思”浪潮中去，重新定义现实主义审美原则。新时期头十年中，谢晋导演的《天云山传奇》《芙蓉镇》《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等等影片，在电影史上留下深深的烙印。谢晋的影片中，人物的命运与政治的走向紧密联系，谢晋导演作为知识分子背负的使命感与忧患意识贯穿在艺术的创作过程中。

一、反思精神

如果说，影片是带着导演强烈的个人色彩的话，那谢晋的影片背后，一定是有一个始终关注着民族的命运，背负着强烈的使命感，在历史的洪流中呐喊，在命运的风口浪尖上奔走的知识分子。谢晋的影片，带有强烈的反思精神。这种反思并不是哲学上对人类生存与精神文化的思考，而是基于现实中，对在社会变迁和政治动荡的风云变幻中被裹挟着前行的个人命运的关注。

谢晋影片中的人物，没有一个可以置身于政治漩涡之外，《芙蓉镇》中右派分子秦书田、《牧马人》中孤苦伶仃的许灵均以及《天云山传奇》中年轻能干的罗群，无一不是因为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被打入社会的底层，忍受着灵魂与肉体的煎熬。而影片中的反派人物，诸如李国香、王秋赦以及吴遥之流，他们平步青云，在高位上呼风唤雨，也并非因为能力出众或是品行善良，而仅仅是因为依附于“最正确”的政策之下，踩着别人的尊严与前程上位。这个时代的人物，政治将他们紧紧捏在手中，将他们的人生翻起一个个滔天大浪。在看不清前路的生活里，人们不仅失去了独立思考与言论自由的权力，甚至于连生命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把社会政治和个人命运组合起来考察和把握，这不是艺术幼稚的浅见，而恰恰是对中国当代生活真实而深刻的理解。”[1]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社会环境，孕育出了谢晋新时期的电影中不可回避的反思精神。而这种反思，直指造成人物悲剧命运的社会环境。这在“拨乱反正”的历史背景下，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如果说，谢晋电影塑造的主人公罗群、秦书田等人是一种理想的存在，是直面抨击这种混乱无序的社会状态，那宋薇和黎满庚是以一种更加真实的存在，将反思精神具体表现在人物身上。罗群、秦书田是因为有强大精神世界作为支撑，从而在风暴的中心屹立不倒。李国香、吴遥是反面人物，迎合着高层的意思，打压身边的同志。但宋薇和黎满庚则是更多人的代表，他们在政治的风波前，犹豫了、懦弱了、低头了，他们因为出卖灵魂而痛苦，因为背叛同志而愧疚。他们本性不坏，但在政治风波的十字路口，选择了逃避。谢晋在创作宋薇这个角色后曾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可以被看作一代人受蒙蔽、受愚弄、直到觉醒的缩影”[2]。他将宋薇比作鲁迅笔下的祥林嫂，软弱、幼稚并且盲目，这是形成她悲剧命运的性格特征。宋薇的悲剧带有强烈的时代烙印，她把对组织的服从与崇拜，转化为对个人的无限崇拜。所以即使她并没有完全相信罗群的罪名，但她依然选择了与罗群决裂。宋薇与吴遥的结合过程中，组织给她介绍吴遥，当她拒绝时，陈书记问她：“你是选择相信组织上级呢？还是相信你自己呢？”这之后她便无力反抗，接受了这桩婚姻。婚后，宋薇把吴遥看作是党，因此，最后“宋薇同吴遥的最后决裂,并不仅仅是同吴遥个人,而应该看作是同二十多年来不正常的传统观念的决裂”[2]。同样，《芙蓉镇》中黎满庚在情感与政治前途中，一次又一次地背叛情感。第一次，黎满庚为了自己的个人前程，放弃了与胡玉音的感情，从而开启了胡玉音的悲剧。第二次，他为了一家人的安稳，交出了胡玉音托付给他的1500元，致使胡玉音家破人亡。对前途的不舍和对胡玉音的种种情感纠织在一起，积压在黎满庚的心头，使他背负着沉重的道德枷锁在世间行走。黎满庚是悲剧的，同样他也是这个时代的悲剧典型。在焦灼的痛苦中，他只能不断地拷问自己的灵魂：“黎满庚呀黎满庚，你这个卑鄙的出卖者，你这个自私自利的小人，你这个沾着血腥气的帮凶！你算个什么共产党员？你还配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是党章上的哪条哪款、党的哪一号文件要求你这么做了？”黎满庚与宋薇，都不是完全丧失良知的人，都是在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下心甘情愿地充当打手的人物。他们的心中充满了矛盾，被愧疚压抑着内心，他们的痛苦是心灵深处扭曲着传递出来的，他们是谢晋电影中最具有反思价值的两个人物形象。

二、两元对立

谢晋早年求学于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导演系，从事电影工作以后，国内充斥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氛围。正是这种氛围，让谢晋对以“冲突”为核心的创作原则熟能生巧，潜移默化地移植到了电影作品中。而推动“冲突”实现的，是善恶两元对立的政治化的人物命运走向。

房地产公司需要通过融资方式获得足够的资金使投资项目得以顺利进行。公司大部分项目都是首先利用项目的预售收入偿还融资贷款，在贷款的过程中又抵押了同等甚至更高价值的地块作为贷款条件。也就是说，在不可预知预售收入的基础上，如果公司不能用自有资金偿还融资贷款，保证方式的占比又呈减小趋势，那么公司要单纯依靠项目的预售收入来偿还融资贷款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现实主义的基本审美原则便是贴近生活、把握生活，谢晋作为现实主义电影大师，他的创作不会离开这一基本准则。同样为现实主义作品，费穆导演的《小城之春》与谢晋导演的作品呈现出迥然不同的两种艺术风格。《小城之春》吸取了大量的中国古典元素，把感情的涌动藏在平静的水面下，平衡周正，韵味悠长。而相较于抒情性的《小城之春》，谢晋的电影则更倾向于戏剧性。我们可以看到，谢晋电影中的人物存在两极对立，善恶分明的态势，但是当我们褪去时代的发展带给我们的光环，再去看电影中人物的命运，会发现谢晋的人物因为时代的原因从未脱离过政治，而谢晋电影中的政治也正因为如此才不干瘪、不教条，充满了人情味。

因此，诉讼成本收益的内在失衡和农村社会现实的外在约束，决定了集体成员代表诉讼应当主要是一种激励机制，这不同于公司代表诉讼。由于高昂的诉讼成本已经对滥诉风险形成自然制约，除非受义愤、缠闹等非理性因素的刺激，有些学者担心的滥诉现象不大可能出现。即使存在剩余的滥诉风险，完全可以通过程序规则的合理设计予以过滤。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朱大可便带着年轻人的焦虑对谢晋电影模式展开了批评：“正如一切俗文化的既定模式那样，谢晋的道德情感密码又总是按规定程序编排，从中可分离出‘好人蒙冤’‘价值发现’‘道德感化’‘善必胜恶’四项道德母题”。[3]大团圆的结局，正是谢晋电影艺术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在批评者的眼中，这是其封闭保守的重要论据。

以《芙蓉镇》《天云山传奇》两部电影为例。“谢晋模式”在人物安排中呈现一种两极分化的状态，即善恶对立。以李国香、王秋赦、吴遥为代表，完全拥护上级的斗争纲领的一群人，在欲望的膨胀之下，为了一己之私，肆意破坏着芙蓉镇的安宁，冤枉好人，陷害忠良，泯灭人性；以秦书田、胡玉音、罗群为代表的好人，善良、坚韧、忠诚，身处黑暗却心向光明，在泥淖中苦苦挣扎却不丢下原则。在电影的最后，都会有一个比较圆满的结局。

三、“大团圆”模式

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我们似乎很难理解李国香、吴遥等人对错误政策的无条件服从，给同志扣上莫须有的罪名的行为；也很难理解宋薇没有思想、没有灵魂让政治支配自己的感情的做法；甚至于那个时代混乱、荒诞的人际关系、社会环境，我们都不敢想象。然而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真面目！谢晋的电影中，这样的人物处理，是有根据的。政治的风云诡谲把社会搅得天翻地覆，恶的扭曲，善的坚持，还有软弱与愧疚在中间挣扎。应该说每个时代，这样的人性都是存在的，只是在过去的文革十年中，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让人性的对立显得犹为明显，从而掩盖住了灰色人物在善恶之外对人性的煎熬。

《芙蓉镇》的最后，生下了孩子的胡玉音终于等到了平反回来的秦书田，王秋赦在摇摇欲坠的吊脚楼里变成了疯子，芙蓉镇又回到了以前和谐热闹的景象。《天云山传奇》中，虽然罗群没有等到恢复名誉便与世长辞，但宋薇的觉醒也是表达光明的前景终会到来的象征。当风波和闹剧结束后，一切风平浪静，生活又朝着欣欣向荣、积极光明的方向发展，呈现出一片和睦“大团圆”的景象。批评者认为，谢晋导演将这样一整个社会矛盾简单化处理，把秦书田、罗群等人的苦难命运归咎于李国香、吴遥，在运动中不断膨胀的政治欲望使得人性扭曲到了极致。

“古乐，我要跟你说声对不起，我不是像你说的那样，莫名其妙出现在你生命中的，而是你父亲找来医治你的。那时，我刚上大学，选的专业是心理学。当你父亲发现那么多成名的心理专家都无法医治你时，于是另辟蹊径，找到了我。而我，因为家中突遭变故，很需要你父亲的钱，所以，我接受了你这个挑战。

谢晋电影艺术中“大团圆”的结局是谢晋导演对于当年两亿观众的一种妥协。但是，当“大团圆”的结局成为一种保守的思想象征时，我们应该看到谢晋导演在其中做出的突破与进步。《天云山传奇》中，随着吴遥的失势，宋薇迎着春风向新生活走去，我们不会忘记，这后面的代价是惨烈而深重的。盼来了光明的未来，我们无法忽视，身后埋葬了许许多多如罗群一般坚贞不屈的同志。罗群只是这十年中一个微乎其微的身影，还有许许多多的同志在这一段历史中，身边甚至没有一个冯晴岚一样的人儿能陪伴在身边。他们孑然一身，在屈辱中踽踽独行。可以说，惊醒宋薇，让她去勇敢地重新站起来的，是这些妻离子散、众叛亲离的冤魂。宋薇获得了新生，而罗群最终也没能回来。《芙蓉镇》的最后，秦书田平反归来，贤妻幼子在旁，和胡玉音一同操持着小小的米豆腐摊。身边谷燕山书记依然笑得豪爽，黎满庚虽羞愧，到底一笑泯恩仇，芙蓉镇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的场景。然而我们无法忽略，当年那个在芙蓉镇上搅起滔天大浪的李国香，依旧风风光光的要去省城嫁人，她甚至已经记不清秦书田的长相，虽然她曾经斗倒过秦书田，也和秦书田一起被批斗。当记忆重新被唤醒后，李国香满面笑容地对秦书田说：“秦书田同志，这些年受了不少苦吧”，而秦书田这些年来的苦涩与千帆过尽后的淡然都化为一句，“去过过老百姓的日子吧，少掺和上面，他们的日子有时候好过，有时候不好过”。然而大家真的都释然了吗？当光明的前景展现在眼前时，王秋赦敲着锣，喊着“运动啦”出现在了米豆腐摊前时，所有人的脸上都是凝重的，政治运动带来的浩劫不止伤在身上，还有心里抹不去的伤痕。胡玉音不自觉地往秦书田身后躲，黎满庚揽紧了五爪辣，谷燕山书记看起来毫无惧色，发出了“这世道真有意思，叫癫子的不癫，不癫的倒癫了，没运动了他不疯？”的嘲讽。所以，“大团圆”的结局只是国家前行的方向重新走向正轨，但十年中给经历者在心中留下的伤痛和阴影是难以抹杀的。美好的结局是历史走向的必然，但这不是为了麻痹观众，忘掉过去的苦痛，而是在走向光明的同时，不要忘却曾经的苦难与血泪。

参考文献：

[1]任仲伦.论谢晋电影[J].电影新作，1979（3）：53-58.

[2]谢晋.心灵深处的呐喊——《天云山传奇》导演创作随想[J].电影艺术，1981（4）：31-41.

[3]中国电影家协会.论谢晋电影[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