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与“浪漫”是古今中外文坛上逐渐演变的两大文艺创作类别的价值评判范式，也是中西文艺史上影响甚大却较少被关注的两大交互性审美主题。“古典”与“浪漫”两大源远流长的审美范式及其所折射出的精神积淀，可谓“各美其美”且“美美与共”。这是中外文艺思想史公认的事实。对此，朱立元曾认为：“‘古典’和‘浪漫’是作为一种普遍的审美理想、审美原则和审美范式来对待的，决不是一个特定文学流派、文学创作方法，它是就审美范式而言，也是就此范式下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而言的。”[1]遗憾的是，尽管“古典”与“浪漫”在中国历代文论批评话语中都具有其真实性与合理性，然而当前学界则多偏重于从非“古典”即“浪漫”之理论倾向的视角，对其作出屡见不鲜的招损性甚至失真性的缕述，而从“古典”与“浪漫”之含义诉求、兼美及包摄的视角，对中国审美理想的文学现象作出相关内脉表述的鲜少。从这个意义上说，恰恰也暴露出一种基于中国传统文艺审美理想的价值判断观念的现代性选择，或表层因素接受之偏差性的觉知，同时也隐然地凸现出一种不负责任的断章取义式的片面性甚至疑重疑轻式的浮泛性体认。

余光中的新诗创作则自始至终贯彻着一种更高的、更为真实的、“古典”与“浪漫”兼美的情怀和品格。余光中尤为谨严地提出：“主知的古典，重情的浪漫，原是‘艺术人格’的两大倾向。抑知纵情，固然导致万事俱备。过分压抑情感，也会导致枯涩与呆板，终至了无生趣。”[2]“浪漫与古典原是最基本的文学风格，与其说是截然可分的二物，不如说是浑然一物之二端。”[3]余光中那种旁逸斜出的新诗文风和精神气场，的确是“古典”与“浪漫”兼美的最好诠释。有待深思细论的是，中国审美理想正是一种“古典”与“浪漫”的兼美，割弃、讹误、支离或隔悬此二者之言论都是不完整的。何况，两者仍然以兼美的面目对现当代审美范式产生了典范性的影响，这是颇为引人注目的。

一、历史整体性之鸟瞰：审美理想中“脉象”与“路径”的轨迹

纵观中国先秦以来的历代主流文学交互兴替、盛衰，无不印记着一种自古已然的“开新”“守成”与“复归”等文学母题内蕴及重构张力。同样，20世纪的现代中国文学延续、凸现与围绕着一种“古典”与“浪漫”、“传统”与“现代”会通话题的构筑与发展。非“古典”即“浪漫”的审美理想，一方面是中西古今文艺的一道颇具争议的风景，另一方面它也在某种程度上凸显人文主义意识的推崇及审美建构之美学观的流变轨迹。在全球化视野下，迹近于“古典”与“浪漫”之兼美审美理想，则成为现当代文艺批评肌理和创作脉络的主流意识追求。然而，学界对“古典”与“浪漫”之兼美的整体性综观、真正有创新意义的研究并不多见。(美)叶维廉曾指出：“我们不得不承认，由于忽略了历史的整体性而产生偏见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4]这段新锐而精约的文字，的确秘响旁通且颇具启发性地点亮了对“历史的整体性”的关注，是比较全面而整体地认识“中国审美理想”此一新论题的思想之关键所在。殷国明曾作出这样论析：“最古典的就是最浪漫的，最传统的就是最现代的。它们之间的距离并不遥远。在文艺理论上也是如此。”[5]

事实上，综观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人们再次以一种折中、古典、稳健的古典主义审美理论思维向度，强调可持续发展之和谐社会建构。尼采认为：随着对现代文化本身的批判，浪漫变得消极无力。尼采把古典性作为丰富充盈和强力集中表现的类型。他甚至认为古典是现实而丰盈的，浪漫却是生命的匮乏而逃避现实的产物。尼采曾气度庄严地揭示：“一种是生命过剩的痛苦，另一种是苦于生命贫乏的痛苦者，他们借艺术和认识寻求安宁、平静、静谧的海洋，自我解脱，或者迷醉、痉挛、麻痹、疯狂。与后者的双重需要相适合的，是艺术和认识中的全部浪漫主义。”[6]诚然，尼采充满浪漫、狂飙、昂然、奋发的生命意志力外表之下的心灵精神，隐然地透射出他倾重于“古典”之和谐优美思辨的一股清晰而细腻、真实且冷静的冥想张力。

实验结果显示:实验组在运动能力及日常生活能力上,显著优于对照组,这个数据有力的证明采用康复护理干预能有效的提高脑出血病人的生活质量及康复速度,临床治疗效果较好。

在20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坛上，“古典”与“浪漫”的兼美、“传统”与“现代”的接引、“古今”与“中外”的比照、“大众”与“精英”的折中、“人”与“自然”世界的融洽等，成为中国近百年以来整个社会文化构筑“和谐美”的思想内核与精神风骨。此外，人们强调多元、多维、多视阈、多视野的理性识别，强调传统特色文化之回归和现代人文精神的建构，同时开始对单一激进倾向予以批驳。朱光潜曾于《现代中国文学》一文中深入地考辨：“西方影响的输入使中国文学面临着一个极严重的问题，就是传统。我们的新文学可以说是在承受西方的传统而忽略中国固有的传统。互相影响原是文化交流所必有的现象，中国文学接受西方的影响势所必然、理所固然的，但是完全放弃固有的传统，历史会证明这是不聪明的。文学是全民族的生命的表现，而生命是逐渐生长的，必有历史的连续性。”显而易见，古典主义作为一种中西文化共通性的“和谐美”审美理想，自始至终都一以贯之地影响着各时期的文艺创作实践。从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视阈看，“古典”作为一股潜在的审美理想，始终贯穿性地影响着20世纪中国百年的文学创作实践。追根溯源，这种影响主要源于中国千百年以来的古典传统文学浸染、熏陶、感化的内在文化意蕴。这些年来，“古典”与“浪漫”之兼美的审美理想，与其说是现当代“中国新文学”生命精神熔铸的重点，还不如说是现当代文艺学理批判的文化范式与文学气象。孙华娟曾作出这样明确的概观：“‘古雅’是古典主义形式美，对创作者而言，它的意义一方面在于形式规范的习得，另一方面在于此杰作以及杰作中‘陪衬’部分的产生；对欣赏者而言，意义在于对形式美要素的领悟及趣味的养成。文艺创作与欣赏中‘古雅’的具备，可以归结到鉴赏力。但鉴赏力涵括较广，古雅说则能较好地解释中国文艺古典主义传统的特别发达。”[7]这段思力清晰的文字所点明的“古雅”，实乃非常重要地拈出了中国文艺创作中古典主义传统之“悬空境况”。从这个意义上说，“古典”与“浪漫”之兼美的文艺审美理想的交合导向，寄寓着现当代文化建构的另一个特色。这也实在是对中国新文学建构的高迈理想的向往。

[17]刘绍瑾：《庄子与中国美学》，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281页。

此外，还另有一层理由，梁实秋深受中国古典传统文化的陶染浸润。这显然与他内在的审美理想是自然相契合的——即从“浪漫”向“古典”倾重的审美精神追寻现象。这也昭示了学界渐趋跃出那种“非古典即浪漫”的迷误、怪圈与偏狭。梁实秋极为明了地阐述过源于“古典”传统的审美理想对古今中外文艺创作的意义。他曾“沿隐以至显”地勾勒：“大凡文学标准的确定，端赖文学的传统。可是居今之世，以文学的传统精神相倡导，至少在印象主义者看来可谓不识时务已达极点。……我们可以不必诉诸传统精神，但是我们可以诉诸理性。”[9]比较而言，学衡派、新月派的文学批评不仅代表了中国新文学对文化传统的奉守及人文精神复兴的重新思考，同时更是“五四”精神的重新凝聚及新时期文学中的本于人文情性的呈示。此外，梁实秋还论析道：“现代作品中之特别杰出者在将来也许有成为古典的可能。但是我们无从判断，我们很难判断那一部作品将来要成为古典。因为，一部作品有它的精髓，亦有它的附属的‘时代精神’与‘地方色彩’，那精髓即人性的描写，其他附属的则无关紧要，但是我们处在现今的时代，常常不能辨认什么是固定的人性什么是容易变易的附属品，因此常常不能认识现代的古典。若经过时间淘汰之后，社会环境一概变更，于是文学的本身价值乃易被人尝试估量，于是古典文学乃被发现。所以古典文学常是古的；而古代的文学并不一定都是古典的。”[10]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是建立在寻找民族文化与“自我”个性之中的独特文化。它尤为注重对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认同与“反思”。此外，它集中对中国儒、佛、道传统文化根脉的深层找寻、批判、接受与阐释，强调儒家学说节制的思想价值审美倾向，突出传统文化之“民族性”的真正思辨与叩问。

更重要的是，“古典”与“浪漫”二者的较量与辩正，且走向兼美与会通，最终构成了现当代文艺所追寻的某种理想常道和精神激荡的要核。“古典”传统于现当代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古典”与“浪漫”之兼美的研究有待学界进一步重新解读与突破。当然，“古典”与“浪漫”的审美理想关系及其美学内涵的生成性，同样值得再认识。在中国现当代语境中，如何坚守、弘扬古典传统的审美向度，并挖掘、透视其新时期审美现代性的独特历史意蕴，显然需要中西古今文化互话会通的视角。“古典”与“浪漫”之兼美的审美理想，终将影响着现在乃至将来的文艺创作与学理批判。学界不应轻易否定或遮蔽“古典”与“浪漫”的审美内涵及其美学意义。毕竟，其中有着诸多学理问题需要现代解读和再阐释。如文化立场的选择、古典传统的激活、古今中西的对接、误读蒙昧的澄清等等。徐向昱极有深意地指出：“如果说‘五四’时期的复古主义者对于启蒙现代性的否定，是站在保守的立场上为大势已去的古典主义文学招魂的话，那么，‘五四’之后的‘革命文学’论者以更为激进的战斗姿态试图完成对启蒙现代性的超越，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为古典主义文学的复归……表现在审美理想上，就是从复杂多样性的崇高复归简单一致性的和谐。这使‘革命文学’必然成为一种高度政治化的古典主义文学。后来，19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建国后的‘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都与之一脉相承。……与‘文学革命’后以西方启蒙现代性思想为指导的‘五四’新文学不同，这种政治化古典主义文学还具有鲜明的大众化、民族化特色。”[11]诚然，这段文字恰恰从另一视角，富有反思意味地点拨出“古典”审美理想影响下的20世纪现代中国文学创作背后所呈现出来的历史表征。总而言之，此一论断也从根本上印证了五四新文学运动前后，中国文艺建构之于“古典”与“浪漫”兼美的审美价值取向。

宫腔粘连是指子宫内膜基底层受损，并修复困难，导致宫腔部分或全部粘连、闭塞，多发生于有宫腔操作手术患者中[1]，临床表现为腹痛、月经量少、闭经、流产及不孕等。通过宫腔镜下宫腔粘连分离术进行治疗，但是治疗后容易病灶复发，再次形成粘连及闭塞，阻止复发是治疗成败的关键。雌激素、孕激素周期性的与子宫内膜上的受体结合，而发挥其生物学效应[2]。本研究分析不同程度的宫腔粘连患者子宫内膜雌激素受体(ER)和受体孕激素(PR)的表达水平差异，以指导后期临床用药，现将结果总结如下。

二、儒道共生之指归：审美理想中“古典”与“浪漫”的兼美

西欧的“古典”往往指涉的是对古希腊人文精神的复归及回响。作为文学流派的古典主义，追求一种生命存在主义之平衡、传统、理性、摹仿、生态、规范、适宜、整一等美学精神主导原则。从整体上看，“古典”作为历史性的概念与思潮样态的流变衍迁，似乎是一个流淌于古今中外文艺史上具有普遍审美意义和永恒价值的审美范式，一直未曾淡出人们文艺创作与批评标准的审美视野。“古典”最早的文艺涵义往往指称极优秀、最高等级、最成熟、第一流的杰出文艺家或卓越的作品。显然，“古典”的概念常被人们等同于“经典”[12]。毫无疑义，“古典”作为某种文艺创造的模范风格和某种审美活动形态中的范式而凸现存在，即使现代也并不背弃“古典”倾重于理性、节制、自然、适宜等参照原则。“古典”范畴有着浓重伦理道德观念、人生价值理想、审美的社会职能。“自然与文化的对立在古典学中贯彻始终，以致‘古典’一词的定义和构成就像阿波罗在宇宙中实行的冷静、镇定、纯粹的克制一样，而尤其是，受古典文化启发的现代西方传统中，我们可以追溯到的任何启蒙，都把希腊人看作是始作俑者。”[13]“古典”是一种传统渊源历史流衍下来的某种审美理想风格。

在隐性分层教学之前，需结合听说教学的总体目标，根据各层次学生的听说状况设置学期分层教学目标和单元分层教学目标。

一言以蔽之，“古典主义”一词中的“古典”就是以古希腊罗马经典的审美范式为美的榜样和规范，“古典的”在很大程度上指称“古希腊的”，研习“古典”即学习古希腊罗马历史时期的拉丁文文艺作品的“经典”，并要求符合固有的规则范式进行创作。古典文艺要求创作表现出一种“古典主义”式的内在冷静、优雅含蓄、品性良善、高贵克制、纯净永恒与单纯静穆的美的规律。韦勒克认为：“古典主义象文艺复兴、浪漫主义、巴罗克和现实主义之类的术语一样在外延价值和内涵上无论怎样不稳定，有多少歧义，都凝聚着思想，形成了文学史上的不同时期和影响深远的风格，并成为历史编写不可或缺的工具。”[14]歌德则在大力赞赏古典的同时，把浪漫归结为一种不正常的病态呻吟：“我把‘古典的’叫做‘健康的’，把‘浪漫的’叫做‘病态的’。”[15]朱立元则令人感佩地指出：“无论我们赋予‘古典’范畴什么样的内涵，从理论上和从艺术实践上，它都包含着和谐这一含义。”[16]对“古典”与“浪漫”兼美的核心问题回溯及其审美理想建构发展的前瞻追问，需要直面中国传统与现代文论话语转型期或晦暗或明亮的历史语境，特别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20世纪新文学转型期的精神寻绎与理论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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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审美理想的大路，无疑就是通向“传统”与“现代”的接引、“古典”与“浪漫”兼美的新时代价值重建和现代续写之途。如果说古典主义审美理想是儒家学说的思想内蕴，那么庄周道学彰显的则是中国惮悟式的浪漫主义审美理想。刘绍瑾教授亦曾这样坚称：“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是一个农业文明的国度，按照其生产方式、人与人的结构方式、人对世界的把握方式，它理应是古典主义的审美理想的一统天下，但实际上，浪漫主义的审美理想却也得到了发展。……以儒家古典主义的审美理想来说明中国浪漫主义的特点，这似乎缺乏说服力。”[17]“古典”与“浪漫”兼美可以概观和解读中西文艺审美倾向。儒道的共生、相熔、并流、兼载，恰恰体现出中国古今文艺的审美理想是一种健康的惟一的范式——“古典”与“浪漫”的兼美、共相、契合甚至有着同源痕迹的文学现象。中国近百年的学术界存在一种重现代而轻传统，重儒学而轻道论、非古典即浪漫的隐患，这显然是需要学界作出反思与修正的。有学者阐述：“如果说古典主义是一种平衡和谐的完美状态，它也必然包含浪漫主义的因素。换句话说，古典主义作为理想的综合，包含着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这两个极端，因而并不能真正成为浪漫主义的对立面。……古代的古典主义真正的内在精神到17世纪已经丧失殆尽，从人们常常不加领悟地刻意摹仿它的外在形式上就一目了然。”[18]这段严密的文字，显然是呼吁肯定、复归传统的透视之声音。“‘天下以和顺为命，万物之和顺而为性’的‘中和’思想，是我国古典哲学的根本特点，应该说这也是古典主义美学的根本特点。可见东西方古典主义美学虽各有特色，但他们追求的却都是和谐美。这一点是共同的、一致的。”[19]这段指示：古典及和谐美的审美理想是儒学影响下的中国文论建构与演变。德国温克尔曼(Winckelmann)偶或谈及：“希腊杰作有一种普遍和主要的特点，这便是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20]古典主义自始至终侧重于倡导常态、健康、自由的美学原则创作论，同时也隐然地彰显出一种和谐、理性、均衡和穆美的审美理想。

另一方面，“古典”与“浪漫”之兼美，更切近中国新文学对审美理想的理解。中国“古典”与“浪漫”传统理论发展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中华传统文化理论之“儒道互补”一词，在一定程度上也映现了“古典”与“浪漫”兼而美之的审美理想。周来祥曾深刻地论证：“‘和’是一个大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它几乎涵盖一切，贯串一切。‘和’也是一种古代人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模式，他们以此来规范一切，陶铸一切，孔子思想由它陶铸而成，儒家思想由它陶铸而成，古代传统文化也由它陶铸而成。‘和’的精神是源远流长的，是封建社会中占主导的观念。中国封建社会之长久、之稳定，也正好反证了‘和’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主导精神之地位和作用。”[21]“和”无疑是中国儒学文化之古典主义的审美理想的精神内核，亦是20世纪现代中国文化对“传统”“节制”“立诚”等精神的延续，并向“现代”价值向度进行会通的内在脉络。“和”还体现了中国儒学文化对稳健、恒常、秩序、规范、理性等美学原则与审美特征的自觉肯定。孔颖达对“发而皆中节”注解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者，言喜怒哀乐缘事而生。未发之时，淡然虚静，心无所虑而当于理，故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者，不能寂静而有喜怒哀乐之情，虽复动发，皆中节限，犹如盐梅相得，性行和谐，故云谓之和。”[22]简言之，中国儒学之“和”集中地强调了“思无邪”、乐之“和”、中和之美三大美学思想。中国古典传统历来强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温柔敦厚”“情以理归”“发乎情，止乎礼义”“中和为美”的审美理想。适中、和亲、节敬、情理等传统文化词语深入民心，深刻地折射出中国崇尚“以和为贵”的人生哲学观。叶朗曾总结：“孔子继承了春秋时期的这种‘和’的美学思想。……他的着重点不在于音调本身的和谐，而在于音乐表现的情感要受到‘礼’的节制，要适度。”[23]细而察之，儒家传统文化彰显一种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平衡的处世哲学态度。换言之，儒家思想无不凸显出一种“和”所彰显的古典主义审美理想内核。

李泽厚认为先秦(春秋战国)是以氏族公社为基本结构，是中国古代社会最大的激剧变革时期；在意识形态领域，也是最为活跃的开拓、创造时期，百家蜂起，诸子争鸣，而其中所贯穿的总思潮、总倾向，便是理性主义；孔子取得这种历史地位，是与他用理性主义精神来重新解释古代原始文化——“礼乐”分不开的，同时孔子把原始文化纳入实践理性的统辖之下。……继孔子之后，孟、荀完成了儒学的这条路线[24]。孔子强调音乐之美首先应是要“尽美”，其次要“尽善”。后来，“尽美尽善”“美善相乐”也就渐趋成为儒家评判文学的一种审美理想。张学军曾以一种稳健的学术态度宣示：“我国传统的古典美学一向强调美和善的结合，‘尽善尽美’，‘美善相乐’，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成为两千多年来占统治地位的文学思想，人们总是把伦理观念与审美理想相联系。”[25]显然，儒学思想无不贯穿着一种中正、相宜、敦和的古典主义审美理想。儒家古典传统美学不仅注重“中和”“乐统同，礼辨异”等情理悠婉、协调的和谐美精神及审美理想，同时更是追求一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独特人生理想及社会使命感。徐复观明确表述：“在中与和后面，便蕴有善的意味，便‘足以感动人之善心’。……孔子所要求于乐的，是美与仁的统一；而孔子之所以特别重视乐，也正因为在仁中有乐、在乐中有仁的缘故。”[26]

在这个意义上，“古典”与“浪漫”兼美的审美理想也体现出中国和谐美的精髓。和谐是中西美学对话的基础，更是研究西方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美学特征的重要基础。古典主义以和谐统一为基础，而浪漫主义以对立冲突为基础。可见，和谐与中西美学息息相关。

总而言之，儒家文化的内在理路始终贯穿着“贵和尚中”的传统血脉。王文生曾言简意赅地指出：“孔子提倡‘中和之美’，是他‘中庸’哲学思想在文艺上的反映。……其影响所及，也导致了以‘温柔敦厚’为基本特点的儒家‘诗教’的建立。”[27]刘绍瑾在《儒家文论的古典主义特色》中作出阐发：“如果一定要给儒家文论戴上一个西方理论名词的帽子的话，‘古典主义’倒有很多相通之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体现了古典主义审美理想。……秩序与和谐，是儒家美学思想的核心。……‘温柔敦厚’的艺术审美理想，与西方古典主义的特点在精神上有其内在的相通之处，因此，我们认为它代表的是一种古典主义的审美理想。”[28]从根本上说，儒家文化强调“贵和”“执中”和谐观，决不是一种沉闷的或单色调的保守观念。恰恰相反，它凝集着一种调适、节制、恰当、适度等内在文化元素。这也是当下建构现代性稳定、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人文精神。

三、文化理路之接续：审美理想中“现代”对“传统”的接引

“传统”与“现代”的内在互动、互荣、共生与交融，是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建构过程中一道无比亮丽的景观。化“传统”为“时尚”、引“传统”入“现代”、拓“古典”为“先锋”，正是打通中国新时期文学范式转换的平台与教益，也是管窥古今文学演变规律和中国现代文化个性的审美启示。余光中颇为诚恳地指出：“传统并不仅指中国的古典。浪子们不但要反中国的古典传统，还要反西洋浪漫主义以前的传统。浪子们的错误，在于不明白文学的潮流是发展而成，不是可以强行分割的。‘抽刀断水水更流’，文学之流亦复如此。现代诗似乎使诗人们患了一种‘主义狂’(Ismania)，一时作者们似乎不使自己属于某种主义便不快乐。人们轮流模仿达达、超现实、存在等派别，好像换几种不同牌子的洋烟一样方便。事实上，千变万化，恐怕仍然跳不出古典与浪漫两种基本的气质。”[29]20世纪审美的文化病症很值得反思，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与发展同样值得解读。若对20世纪早期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理论加以沿根讨叶式的重新回顾和总结，则可发现学衡派、新月派等现代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审视、扬弃、超越及其对外来文化的参照、借鉴与采定，都能给人以有益的文学启迪与文化思考。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是既对立又调和的。“人类本来有‘合法的’与‘同情的’两种气质，古典主义属于合法的，浪漫主义属于同情的。但是这两种气质都是人性的根本势力，所以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都是人生所不可欠缺的性质，两者不可互相交替，而应该融和统一。知识与情感、节制与情欲、选择与同情、自制与热情、服从与自由、凡此一切，都非统一不可。换句话说，就是‘义务’是古典主义的根柢，‘爱着’是浪漫主义的渊源。”[30]浪漫主义者细微地感知到：“古典主义提供的文学是给他们的祖先以最大的愉快的。”[31]20世纪中国时代症候背景下的话语方式、意识形态、文化选择及其历史意蕴的反思，显得尤其重要。这其中包括多元文化思潮冲击下的人本立场所造成的文化斜视、回避、误读、混杂、失衡、断裂等问题，特别是关乎传统与现代两大话语体系或迎合或拒斥的辩证认识。

[20](德)温克尔曼(Winckelmann,J.J)：《论古代艺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1页。

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理论反映了其对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的深度思考。他深深意识到拒斥了“传统”的所谓“现代”文化则危败多多或纰缪累累，因此他呼吁：“我们应该恢复自己的文学传统意识。”[32]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梁实秋对白璧德涵涉广而思理深的新人文主义理论再次有力地肯定与自觉接受，体现了他对古典传统文化复兴的双重内蕴意识，对20世纪现代中国文学的建构有着深远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五四”新文学时期，受外来文化话语霸权笼罩，中国文坛正处于众声喧嚣、自说自话的派别语境中，不少知识分子却生发出对外来作品不加选择地崇奉与接受，而对自身民族传统文化却表现出原初性的反拨、剥离与唾弃的文化态度，并引发了中国特有的文学现象与文学经验中诸多复杂问题及视界盲区。李钧认为：“传统从未在现代化过程绝然消失过，而是积淀于人们的集体无意识之中，并以显在或潜在话语形式实现了现代转型。……因此，必须以‘中和’的态度看待传统与现代的关系。”[33]唯独学衡派、新月派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复兴的意义及中国经验问题的重新认知与隐忧，有其“标新领异”的历史必要性及兼容并蓄、吐故纳新的学术意图，甚至可以说代表着当时学界反思古典传统文化的一种独特的声音。有学者指出：“学衡派成员的出身颇有些来头，大多有传统文化的家学渊源。……后来这些人又为当时的留学潮所裹挟，蹈海出洋，升堂入室，对新学(或曰西学)也颇有研究。这样的学历为学衡派提供了思考文化、学术问题的国际视野。”[34]从某种宽泛意义上说，学衡派对古典传统文化的审美阐释、重申、秉持与奉守，恰恰是对具有参照意义的外来文化进行现代性审视的一种有力回应。

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过滤外来文化、审视自身传统文化与直面现代话语中，一直努力寻求中西文化对话的最大可能性，特别是“现代”如何接引“传统”的问题。从另一侧面看，这对人们全面地理解中国审美理想中的“传统”与“现代”，亦有一定的新突破。从影响上看，学衡派对古典传统文化本源的解读及其历史认同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有着广泛而独特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及外来文化移植、输入中国的时空轨迹。梅光迪在其论说中启示了这一点：“中国人文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基本上都是文人；而且和美国的人文主义者一样，十分注重道德基本和文学的重要性，将之视为一种表达方式、一种生活方式。正因如此，他们成了中国文学古典派的拥护者，反对所谓的‘文学革命’者推崇的偏激思想和倾向。在这一点上，白璧德的理论原则又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因为中国的古典主义在许多方面都与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的古典主义有些惊人的相似之处。”[35]重要的是，梅光迪对白璧德人文主义学说的精思、认知、推崇，作出了开风气之先的新解，既开启了“古典主义”文艺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同时也以一种世界性的眼光审视着外来文化对民族传统文学的渗透与影响。刘再复指出：“不论我们愿意不愿意，不论我们对传统抱着怎样的深情，改变是大势所趋。当社会进入这样的转变时期，古典传统的完整形态就会发生蜕变。”[36]的确，20世纪早期外来多元新思潮输入中国，并产生蕴含不同文化内涵的文学样式、表现形态及美学色彩，恰恰正是近年来学者十分关注的重要话题。

诚然，学衡派对古典文学、传统文化的重新发现、明辨得失，具有审慎的评判眼量，特别是民族遗产在“五四”新文学运动前后被学衡派知识分子重新发现、认知、明辨、梳理并作出广泛而深入的启示性探讨等，是一个很值得反思、总结且具有巨大挖掘潜力的论题。有学者揭示：“‘学衡’派刚出现时，就受到鲁迅(《估〈学衡〉》)、茅盾(《‘写实小说之流弊’?》)、沈泽民(《文言白话之争底根本问题及其美丑》)等的有力批评。但《学衡》还是出版到1933年7月才停刊(原为月刊，1928年1月起改为双月刊)，共出了79期。可见这是一股有相当影响的、特别是在上层知识分子中有相当影响的文学思潮。”[37]这段话虽然也涉及到学衡派对“古典”传统文化的持守，但是着重点却在于学衡派在当时学界昭示出了更为重要的精神维度和精神底色。问题的症结在于，当时学界鲜少有人注意到，学衡派对待自身传统的态度有其锋锐性甚至可取性的一面。他们对学衡派思想理论作出或斥言或托讽或褊狭的误读。毋庸置疑，这种毛病起于一种断章取义式的遮蔽性的批评，这恰恰从另一侧面启示人们重新发现并反思学衡派的精神力量及其对中国现代新文学精神的摄纳、接力与传承的问题。

式中:xij与x'ij分别表示第i个样本、第j项指标的原始数值和标准化后的数值;珋x与sj分别表示原始数据中第j项指标的平均值和方差。

综上所述，对“古典”与“浪漫”兼美的审美理想，和对“传统”与“现代”文艺理论的文化内涵与审美范式作出互动性的探微，特别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发展历程与连接的批判性反思，需要以一种超越审美化的深度视角，来审视20世纪中国文学建构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境遇、困顿与误读。20世纪早期，外来新思潮的输入让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一股意气骏爽的新鲜活力。殷国明指出：“历史纵坐标上的新旧之争，往往以中西方文化相互参照和影响方式出现的，传统与现代的调整往往表现为东方和西方思想的碰撞和融合，所以来者不明白自己正是到往者去，而往者忽视了自己正从来者处来。而在中国，传统的文学精神常常借西方的话来言说，而西方的灵魂往往就在中国文化形体的躯壳里得以复活。”[38]尤其是学衡派、新月派思想的本身价值，正是在于其为了弥补“传统”与“现代”的文化断裂，所作出的整体性、鉴照性的自觉提示及引向历史深处的呼吁。走向独立、多元与自我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建构，意味着对“古典”与“浪漫”谐振共鸣式的兼美、“传统”与“现代”的接引回响等问题意识及美感追求的思考。

总而言之，希望本探究的视野面向及学理深度，可以拓展并推助人们对此两大传统的审美范式及文化元素有着更深一层的理解及认识。相对而言，古典文化生命力的现代性批判与反思，现代话语中的“中国性”文化理论的认同与影响，中西文化共通性审美理想的内在张力激活与推进，多元文化思潮中审美价值的融合与范导等问题，都值得深入地聚焦、重塑与探究。

[参 考 文 献]

[1][16]朱立元：《西方美学范畴史》(卷3)，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49、279页。

[27]王文生：《中国美学史：情味论的历史发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3][29]余光中：《余光中集》(第七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6、162页。

[4](美)叶维廉：《中国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7页。

[5][38]殷国明：《西方古典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一种比较性描叙的尝试》，《暨南学报》，1999年第6期。

[6](德)尼采：《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53页。

[7]孙华娟：《古典主义的阶段性演进——王国维的古雅说、天才论及文体观》，《文艺理论研究》，2009年第7期。

[8]俞兆平：《现代性与五四文学思潮》，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页。

[9]梁实秋：《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页。

[10]梁实秋：《偏见集》，正中书局，1934年版，第252-253页。

[11]徐向昱：《古典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资源融入“纲要”课程，既能增强“纲要”课程教学的亲和力和针对性，充分发挥“纲要”课程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作用，又能有效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教育功能。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不得适用继续盘问的情形有几类：一是未经过盘问、检查的必经程序，这样的情形首先得进行盘问检查，然后才可能适用继续盘问；二是已经排除了嫌疑无需适用任何强制措施的；三是违法行为轻微不适用限制人身自由处罚的；四是已经确认涉嫌违法犯罪，这其中包括自首、被抓获、被传唤、被拘传、已经受理行政案件、已经刑事立案等无需适用继续盘问的；五是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六是由于疾病不适合适用继续盘问的。按照上述不得适用继续盘问的标准来衡量，上述各种情形在本质上应当是不符合继续盘问的根本目的。

[13](英)玛丽·比尔德、约翰·汉德森：《当代学术入门：古典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9页。

[14](美)R·韦勒克(René Wellek)：《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的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8页。

[15]爱克曼：《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888页。

大体而言，“古典”与“浪漫”之兼美的审美理想，在现当代的文艺建构中日趋得以重新确立。回望20世纪现代中国文坛学者，他们无不肩负着从鸦片战争的惨败沉痛中激发起的一种“强我中华”“师夷长技”的使命感。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那种急于“自我文化”复兴而要求“全盘西化”的呼声；20、30年代以吴宓、梅光迪、胡先骕为首的学衡派及以闻一多、徐志摩、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派对传统文化之中正、健康与尊严等美学审美原则之强调与秉持，尤其是吴宓、梁实秋等人对欧文·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学说的重新发现、肯定、选择、宣扬与阐释所引起的对古典主义思潮的阐发；30年代中后期以沈从文、废名等为代表的京派作家一以贯之强调以“和谐、节制、适宜”为审美原则的文学创作论；40年代至60、70年代的革命文学、文革美学(尤其是以红色经典之革命“样板戏”)，则尤为彰显一种近似于17世纪法国新古典主义风潮的美学审美形态。对此，俞兆平作出这样辞直义畅的概述：“现代新儒学派对非科学的‘自由意志’的奉从、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谨慎守成，构成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另一道脉流等。……但在中国思想界的实际现象表现中，对‘自由意志’的奉从、对民族文化的谨慎守成等这些特质，并不只是新儒学派，如张君劢、梁漱溟等所独具的；像在中西文化、新旧思想中取折中调和的梁启超；像竭力推行‘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学衡派’的梅光迪、吴宓；像出国留学后却想‘勒马回缰作旧诗’的闻一多，以及梁实秋、朱光潜等现代文学作家、诗人等，均有此倾向。因此，只能从异中取从，把他们纳入‘文化保守主义’这一概念趋向中。”[8]从民族文化心理的层面上，寻找自身独特的传统文学的审美、样式、基调、风格，从而立足于世界文坛。

[18]利里安·弗斯特：《浪漫主义》，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82页。

[12]寇鹏程：《古典、浪漫与现代：西方审美范式的演变》，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9-11页。

[19]周来祥：《文艺美学》，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6页。

1.1 对象 选择NICU在2009年7月1日—12月31日和2010年7月1日—12月31日进行机械通气的新生儿。采用回顾性分析，将2009年的105例患儿作为对照组，男64例，女41例;2010年的167例患儿作为观察组，男103例，女64例。剔除标准:①入院时日龄已超过28 d，②入院时即为肺炎、肺不张、感染、临床败血症及已知痰培养有阳性菌者。两组患儿原发病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1]周来祥：《论中国古典美学》，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159页。

[22](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6页。

[23]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9页。

此外，尽量引导学生将失败归因于不稳定的因素，以免影响学生的积极性。而面对学生经营失败所遭受的心理挫折，教师需要引导学生以积极的态度对待挫折，将消极性行为转化为积极性、建设性行为。

[24]李泽厚：《美学三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45-46页。

[25]张学军：《从古典主义到现实主义——论王统照小说创作的转变》，《文史哲》，1987年第6期。

[26]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12页。

[2]余光中：《余光中集》(第四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429页。

威廉斯在作品中反复提到了“中国哲学”或“中国人的哲学”等字眼，这是他对中国的第一类想象。然而这些所谓的中国哲学并不是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也不是普通中国人为人处世的观念，而是美国人从经验的角度、按照自己的理解对中国人进行的想象。

[28]刘绍瑾：《复古与复元古：中国复古文学理论的美学探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112页。

[30]沈谦：《文学概论》，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137-138页。

1.选择优良苗种，加州鲈鱼苗的质量会直接关系到自身的抗病能力，选择健康优质的种苗，可以提高育苗成活率和提高鱼仔活力和健康指数，从而为后期的成鱼养殖提供可靠的保障，使加州鲈养殖效益提高。

[31](法)司汤达(stendhal)：《拉辛与莎士比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6页。

[32](美)欧文·白璧德：《性格与文化：论东方与西方》，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32页。

我们使用了酶联免疫法来进行乙肝病毒血清标志物检测,总结出了15种具体模式,除了模式1到模式5存在统计学差异性,其他的模式分析和乙肝病毒前S1抗原之间的关联性为零。模式1有90例,其中80例为阳性,阳性率是88.9%;模式2有112例,其中有76例阳性,阳性率为69.1%;模式3有64例,其中28为阳性,阳性率为43.8%;模式4有46例,其中有30例为阳性,阳性率为65.2%;模式5有40例,其中有17例为阳性,阳性率为42.5%。

[33]李钧：《中和与重构，归心与返魅——20世纪中国新古典主义文学论纲》，《文艺争鸣》，2010年第7期。

[34]庄锡华：《文化传统与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历程》，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96页。

上述试验结果分析得出：由于受沉积环境和后期地质构造的影响，使得二2煤层顶底板岩性差异较大，泥岩的普氏系数在2.6～2.7，砂质泥岩在4.3～4.7，砂岩(粉砂岩)在6.9～11.1。泥岩属于软岩，砂质泥岩属于中等坚硬岩石，砂岩(细砂岩)属于坚硬岩石。

[35]罗岗、陈春艳：《梅光迪文录》，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24页。

[36]刘再复、林岗：《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福建论坛》，1988年第5期。

[37]邵伯周：《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第2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