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37年，身在延安的中共领袖毛泽东就敏锐地看到了建立国际反法西斯阵线的重要性，并呼吁中国要想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应与英美作外交联络”。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难危急，毛泽东更是把与英美法苏等国家建立某种形式的反日同盟视为当务之急。1937年7月23日，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呼吁“争取英、美、法同情我们抗日，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他们的援助”[1]。

夜半，登子真的出门了，背着个孩子。他急匆匆地走过封冻的河面，绕过山脚下的墓地，来到河滩边的一处低洼地，他升起火开始烧东西，甲洛洛闻到一股腊肉的香气。

应该说，中共早就看到了中美和中欧关系之重要性。但在那时，风云变幻，随着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和蒋介石的围剿，共产党和红军被迫长征寻求再生之路。其后在抗日战争中，中共领袖一直关注与美、英等国的关系。但由于那时中共还不是执政党，难以开展外交工作。而且，当时国难当头，国民党政府控制着国家的战争资源。它跟共产党貌合神离并且利用一切手段试图置共产党武装于死地。

抗战全面爆发后，美英等国出于其自身利益，对当时国民党政府采取利用兼合作的态度并有条件地供给战略资源。而国民党政府为了打压延安，从军事物资到医药医疗器材资源等方面对陕甘宁共产党根据地和晋察冀解放区进行全面封锁；甚至连当时宋庆龄等民主人士为支援中共抗日从国际社会募捐争得的资源也被国民党扣押截留[2]。

这时，一些中共领袖配合宋庆龄及其支持抗战的“保盟”[3]“工合”[4]国际组织联合开展了有效的国际声援活动，并借机与美国、英国之间建立了半官方的外交联系。这种活动一直延续多年并取得了成效。

新中国成立后，基于资料缺失和相关原始文件流落海外等原因，中共在延安期间这方面的活动较少被史家论及。本文所要揭示的，是笔者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发现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和宋庆龄等人及国际组织间的一批英文亲笔信件，其中呈现的那一段史实在中共党史以及中国现代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经过悉心梳理，终于明白了其中的原委。1938年，毛、周两位领导人写这些信时，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刚刚度过了一场巨大的生死劫难：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到蒋介石全力剿共后红军被迫长征，再到其后艰难地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承受了太多的艰苦磨炼以至于面临过生死存亡的困境。长征过后，中共及其军队大伤元气，而眼下国共暂时抗日合作的局面使得中共刚刚能够居守延安得以缓冲疗伤和图存。

除此之外，笔者同时还发现抗战时期宋庆龄、斯诺夫妇、路易·艾黎、宋子文及其他当时活跃于中美政坛和国际间赫赫有名人物的书信往还的原始文件，资料共计180余箱。

大略浏览一遍，笔者更加肯定这批文献的重要性。其中，除了当时中国抗战亲历者和领袖人物的书信，还有很多重要的文件、史料和大量的照片、报表及亚、欧、美活动人士在中国抗战时期建立国际援华组织时的通信及宣传组织工作的全部原始文件等等。

4）如果满足条件 not flag=true并且 count＞threshlod1，则字符边界确定下来，令xx1=x，并将左边界值加入到列表Lborder[]中，置flag=true，进入步骤5），否则直接进入步骤5）。

仅就其中中共领袖书信文献的内容而言，这批寄往美、英抗战信件的写作历时7年之久，差不多持续了全面抗战后的全部岁月。而它们的发信地点也各自不同。除毛泽东、朱德的两封信发自延安以外，周恩来的信件发自汉口，董必武的信件发自重庆，而宋庆龄的信件则发自香港、祖国内地和海外各地。

这些珍贵的信件，近80年间几乎从未被触动过。这些书信及其他原始资料为何会来到远隔万水千山的美国？又为什么被送到哥伦比亚大学？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为什么要给美国写信，他们这些信件是寄给谁？当时，这些领袖人物写信时的国内外背景怎样？而寄出这些信后的结果又如何呢？——这一连串的问题都在那个瞬间袭入我的脑海。

我谨借此机会向你们表示衷心感谢。我收到了你们通过孙夫人转致捐赠给国际和平医院工作人员的两块昂贵的手表，这是饱含情谊的礼物。我们的这所医院几乎所有的物资都奇缺，这种计时工具对使用它们的人，而且对我们的医院太有帮助了。我谨向你们确证，只要我们跟他们联系，这些手表会即刻被送到医院去。[12]

笔者试图从错综复杂的史实中爬梳脉络，一段时间以来，通过对大量原始资料的解读、辨析、信息搜寻和文献查证，基本上还原了中国革命史上那一段艰难岁月中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

首先，还是应了解这些信件的原始内容。

在这批信件中，最早映入我眼帘的是周恩来的信，因为上面“诺尔曼·白求恩” 这几个字一下子吸引了我的眼球——这是在中国广为人知的名字啊！[5]此信写于1938年8月4日，是从八路军汉口办事处寄出的。收信人是“美国援华委员会、美国和平民主同盟”(其前身是美国“反战和反法西斯同盟”[6])。信件内容如下：

朋友们：

(3)0～9.8 m孔段：钻孔孔径550 mm，下入∅425 mm×8 mm表层套管9.9 m，并用强度为M10的水泥砂浆固井；

如我们几星期前写信所告知，诺尔曼·白求恩医生从五台山地区给我们发来了无线电报，他和另一位志愿为我军做医务工作的外国医生理查德·布朗先生已经抵达那个地区。白求恩医生告知，在过去几个月里，他跟布朗医生一起已经在那儿施行了110多例手术。白求恩医生请求贵处能汇给他们一千美元为那个地区的医疗和手术器械所用。他请求将这笔款项寄到延安的马医生那儿。

自1938年起，一些支持中国抗战的海外物资开始进入中国，特别是经宋庆龄呼吁奔走，从欧美、东南亚支持中国抗战的组织和广大华侨处获捐了大量的医药-医疗器材并准备输送给八路军抗日前线[9]。与此同时，以白求恩为代表的加美医疗队也到了八路军前线。但是，这批医药医疗器材的输送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干扰和扣留。毛泽东周恩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写信寄到美国以配合宋庆龄的汇报并说明当时的艰难情况，以利于下一步的行动。

至于上面提到的一千美元，八路军的设备和资金接收处是香港的“保卫中国同盟”。马医生是延安的一个外国医生。您不能寄钱给他，因为这不是他真正的名字。我们在书信上、电报上和金钱收据上也不能写上他真正的名字。同时，我们也认为将金钱寄给个人是不恰当的。因此，请将贵处能支持白求恩医生的款项寄给我们的香港办公室，它会被用于我们五台山根据地的工作。

卡尔曼滤波用状态方程和递推方法进行估计,根据前一个估计值和最近一个测量数据来估计信号的当前值,其解以估计值的形式给出。卡尔曼滤波算法如下[8]。

您的真诚的，

周恩来，八路军代表

在“保盟”成立宣言中，宋庆龄开宗明义宣称它的任务很明确具体，即“保盟目标有二：一，在现阶段抗日战争中，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二，集中精力，密切配合，以加强此种努力所获得的效果” [13]。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任务很实在、很明确，就是为了在国际上争取医药外援以救助中国抗战军民。

亲爱的先生们：

自清末起，中国就成了西方人的乐土。特别是一些跟海外通商的港口城市大都成了冒险家的乐园，而以当时的上海为最。我们这里叙事的上下文背景中相当多的史实都是在这里发生的；包括事件中的主角宋庆龄也是生于斯长于斯，这里曾经是她活动的主要舞台。

七月份的余下款项被兑换成了中国货币2571.43元，正式的收据已经寄去。

我们也已经寄去了关于战地医院的初步详细报告。此后，我们会按月寄去逐月的报告。

八路军医疗服务处深愿借此机会表达他们对即将得到的巨大支持之诚挚谢意，并希望今后这样的帮助能够持续下去。这谢意不仅仅是发自医疗部，而且也发自那些伤员和承受苦难及需要您处帮助的人们那里。

送上诚挚的问候。

毛泽东，李富春

 

这封信是从延安寄出的，美国收信人和地址跟周恩来的信一样。寄出时间是1938年8月20日，它比周恩来的信晚16天，可谓前后契合。显然，这两封信彼此有一定的呼应关系。

科技部近日发布了《全球生态环境遥感监测2018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10年—2017年全球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呈上升趋势，与前40年相比增速不降反增，政府积极采用了推广应用清洁能源与实施重大生态工程等措施。2017年，中国单位GDP碳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了46%。中国碳减排成效明显，排放增速逐渐降低，2013年以来增速基本为零。

至于信中提到的人物和事件，由于其中的主人公白求恩医生已成为后来在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此处不必赘言。信中提到的八路军亟需却被截留之救死扶伤的医疗器械，笔者随后会详谈。而信中提到的那位神秘的外国“马医生”就是后来闻名中国的美国人马海德[8]。

《上海护理》为上海护理学会主办、国内外公开发行的综合性护理学技术类期刊。本刊以广大护士为主要读者对象，主要报道护理学领域领先的科研成果和临床经验、护理学术动态、护理教学理论和方法以及与护理密切相关的基础理论研究成果。本刊的办刊宗旨是:贯彻党和国家的卫生工作方针政策，贯彻理论与实践、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反映我国护理临床、科研工作的重大进展，促进国内外护理学术交流。

显而易见，毛泽东的信跟周恩来的信谈的几乎是一回事，但内容却稍稍有别。读此我们不禁要问，当时正值全面抗战初期且战争进行得最残酷的阶段，中共这两位核心领袖人物为什么会万里迢迢写信给美国方面报告这些医疗器材和战地医院之类的“小”事情呢？

优化建筑的节能设计时，应先总结和实现建筑基本功能无关的各种耗能方式，然后再结合建筑的实际情况，选择合理的节能方式。无用耗能通常包括变压器损耗及传输电缆的线路耗能等，这种耗能量相对较多，且对实现建筑功能没有任何帮助，是利用建筑能源的一大损失。

其实这里面蕴藏着大文章。如果回顾一下当时抗战的大背景，我们就不难明晰此事的来龙去脉了。

二

这两封中共当时最高领袖的信为什么会寄往美国？它们又承载着什么样的使命和目的？为此，笔者开始调阅这批文件资料。

2016年9月，为了钩辑一段中国现代文学史和翻译家的旧事，笔者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书及手稿库查阅资料。埋首故纸堆搜求时，惊奇地发现了一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领袖抗战时期寄往美国的亲笔签名的书信原件。直觉告诉我，这是一批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文献资料。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蒋介石仍然不遗余力追杀剿灭共产党。但日寇的入侵改变了历史。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呼声和紧接着的西安事变逼得蒋介石必须妥协并倾听民意。虽然国共间有着难以弥合的裂痕，但那时双方不得不暂时将矛盾掩藏起来。其时两党间虽言合作但又纷争不止，此后不久就发生了皖南事变；蒋介石念念不忘釜底抽薪想置共产党于死地，而毛泽东周恩来则需要大智大勇韬晦隐忍、卧薪尝胆跟蒋介石周旋，利用这暂时获得的宝贵时光休养生息。一方面他们需要救亡图存，一方面他们又需要舆论特别是国际舆论的支持。

于是，这期间给美国人写的信就大有深意，值得琢磨了。这里至少有着两层意义：一，它可以向国际社会发出声音或揭露真相(国民党政府垄断外援并趁机打压异己；通过这种渠道可以让蒋介石的靠山美国人知道其所作所为从而约束蒋政权的倒行逆施)，并寻求获取美国进一步实质性的援助；二，这种行动也是一种试水的举动。它既能联络美国朝野支持中国抗战和同情延安势力的舆论，又能借机加强中共与欧美的国际联系；埋个长线，以利于今后的革命斗争——这也是跟共产党对前途和命运的长远设计以及毛泽东在本文开头提出的争取英美同情及支援的大方针直接吻合的。

毛泽东和周恩来给美国的信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书写的。可他们又是基于何种具体原因呢？抗战伊始，中国军队处在最困难的时期，面对武器水平远高于自己的日寇，中国军队虽顽强抗敌但伤亡惨重。那时，全国主要的战争资源都控制在国民党政府手里。蒋介石在刻意限制和封锁延安；不止是武器弹药甚至在医药和医疗器械等方面也对八路军根据地进行封锁。当时，中共陕甘宁和晋察冀根据地战场因为缺医少药造成军队伤员死伤惨重。八路军在山西河北交界的五台山地区展开浴血奋战，并取得了平型关和阳明堡大捷；但国共表面上的合作并不稳固，国民党政府控制着战争资源，处处掣肘八路军、新四军。

我们多么希望能向贵处报告，你处通知我们的那14箱医疗手术器材已经来到了延安并被输送到了五台山地区！[7]这14箱器材是红十字医疗救援委员会送给陕北战地医院的，有足够配备300到500张战地医院床位的手术设备和相应的医疗器械、敷料等。那样的话，白求恩和布朗医生的手术设备问题就会解决了。而此刻，我们将寻求其他办法来解决如何替代这14箱设备的问题。我们盼望能够尽快获得这些设备来解决五台山地区的亟需。

当时国共刚刚进行第二次合作，时代的大趋势和国际舆论皆认为中国人应该团结一致，万众一心抵抗日本侵略者；但国民党的封锁直接伤害到八路军的战斗力。对此，中共如果隐忍就等于默认；但如果抗议或抵制则会被不解真相的民众或外国人看成中共挑起内讧影响民气，容易被国际舆论误解。

面对着宋庆龄凭借其影响力为中共和八路军争取的国际资源屡屡被劫的情形，毛、周寄往美国的信显然是一种重要的争取国际舆论的政治策略和必要的申诉行动[10]。

仔细研读这些信件，我们可以看出，在当时艰苦卓绝的情况下中共领袖是如何利用书信形式占领正义和舆论的制高点、他们是如何有理有利有节地进行政治斗争宣传，以及如何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从事必要的斗争的[11]。

配合宋庆龄等进行国际行动和申诉的，不只是毛泽东周恩来的信，这次发现的文件里，还有后来朱德和董必武的信：

亲爱的朋友们：

长时间以来，我一直想给你们写信以表达我们敌后军队和人民对于你们给予我们国际和平医院和战时儿童福利院之持续不断忠诚支援之感谢。

首先，启动参与者的近邻信任水平。高近邻信任启动组首先会看到一段话，“中国有句古话叫远亲不如近邻，在邻里生活中，我们可能会逐渐发展出对近邻的信任”。然后，被试会看到一些体现近邻信任的事例，并被要求写下1件自己身上曾经发生的体现近邻信任的小事。而低信任启动组会被告诉“随着城市化的进程，邻里之间的关系似乎在逐渐淡漠”，同时看到一些因邻里之间不信任而发生的小事，并被要求写下自己身上发生的1件。

虽然封锁和某些反动势力企图阻止我们收到贵处支援的医疗器械和全部的物资，但是你们的支持不仅对我们有了巨大帮助，而且鼓舞我们用更加努力工作来克服我们面对的困难。

我们相信，这种封锁，至少是对医疗器械的封锁，在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正义呼声的力量面前是不能持久的了；因为我们的战斗也是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斗的一部分。跟孙中山夫人、保卫中国同盟并肩工作的援华委员会和其他为中国民主事业奋斗的朋友会用粉碎封锁和救济计划给予了我们巨大的帮助。

请接受我的感谢。这也是来自四十七万八路军新四军战士的感谢，来自两百三十万根据地人民的感谢，来自中国的北方、中部和南方地区八千五百万全体抗日军民的感谢。

朱德，总司令

 

朱德的信是写给英国伦敦援华委员会的，主题也是表达对国际力量战时给予的医药医疗器械及反法西斯战争之道义的感激之情。其语言更是恳切和富有诗意。但是，我们明显看出此时朱德的信与抗战初期毛、周的信在口气上已经有了不同。

因为这次写信的时间是6年以后的1944年8月，这时共产党跟国民党的矛盾已经近乎公开化，而且此时抗战已进入最后阶段。抗战尚未胜利，但国共内战情状已见端倪。从朱德这封信上看，国民党对中共的封锁多年来并未见收敛，而且更加变本加厉。朱德的信已经不再是委婉地暗示，而是在策略和提法上做了调整，直接点明了“反动势力”的阻挠封锁，可见对这种行径已近乎忍无可忍，同时这封信也不像毛、周的信说得比较隐晦和收敛，这里除了控诉外，也直接点出了宋庆龄等在国际上对八路军的“巨大帮助”。

笔者认为，朱德的信之所以这样写，其一是因为他的身份是中共抗战军队的总司令，有必要旗帜鲜明地表明观点，这是堂堂正正中国军人的性格。其二，朱德是个性情中人，在国民党反动派一再的骚扰压制之下，他不必隐忍而要直抒胸臆。第三，这也是中共的一种国际策略，这一点很重要。当时抗战胜利在望，而战后的新格局将是何种状况，国共两党肯定都在预测和展望。提前向国际社会暴露矛盾，揭露国民党多年来的迫害和封锁可能是中共中央的意图。所以，朱德利用这个时机释放出相关信息应该是合适的。特别是在此信的结尾，他深情地用诗意的排比句式向关心和支持中国抗战的国际友人分别表达了47万中共军人、230万根据地人民和8500万根据地抗战军民的诚挚谢意，令人读之动容。

这次朱德发信的地点是延安，时间是8月14日。而与之相呼应，在不到一个月之内的9月11日，董必武也自重庆向美国的援华委员会发出另一封信：

亲爱的朋友们：

为了寻求相关的答案，笔者开始对这批文献进行研读、分析并结合相关史实进行探索，走向了艰难的解谜之路。

你们忠诚的

董必武，中国八路军驻重庆代表

难道这仅仅是巧合吗？我们可以设想，在那战火纷飞、邮路不畅的年代，中共或曾经有过更多跟海外联系的努力。其间或有寄达或有丢失(比如，董必武的信上就有明细的收发记录，该信9月11日从重庆发出，抵达纽约已是10月21日)；而且即使寄达也因种种原因有的可能并没有被仔细保存至今或有幸被发现。但是就这批文献中能够被看到的而言(哥大这批181箱文献收存得比较系统，估计其中中共领袖信件或未有遗失，大致上就仅有这些)，至少证明了一点，就是相隔了6年，中共在外交上拓展生存空间的愿望依旧，特别是与美、英政府和民间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力量联系的努力一直在延续。

成锐说，铆工又称为冷作钣金工，其工作内容主要是把板材、型材、线材、管材等，通过焊接、铆接、螺栓连接等加工方法制作成钢结构的一种制作工艺。在这些工序中，铆工是金属构件施工中的指挥者，要对放样、号料、下料、成型、制作、校正、安装等工艺非常了解。

三

文章写到这里，我们自然要谈及这个题目的另一位主角宋庆龄以及与她有关的一系列事件，这也是我们阐述相关事件的关键内容。

说起抗战时期的中美关系以及中国那时获得美援的情形，一般读者都知道宋美龄到美国国会演说获得大量美援、并在美出足了风头的一段历史；但是鲜少有人知道宋庆龄那时其实也在美国和欧洲、东南亚甚至新西兰等地进行了大量的募捐、团结国际友人支持中国抗战的卓有成效的活动。

在哥伦比亚大学发现的这批信件和手稿原件里，就包括宋庆龄当年的大量书信原件。从这些信件里我们可以触摸到历史、追寻出宋庆龄竭尽全力为抗日救国操劳的印迹。

全面抗战开始后，宋庆龄就在上海和香港及时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和中国工业合作国际委员会(简称“工合”)两大组织，向全世界正义人士、反战组织及华侨呼吁募捐、宣传中国的抗战。

紧接着是毛泽东的信：

而宋庆龄任名誉主席的工合国际组织乃缘起于1937年中国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路易·艾黎、埃德加·斯诺夫妇等外国友人与上海的一批爱国人士发起创办的。他们看到日本侵略者彻底破坏了中国工业，而中国若要坚持抗战并取得胜利，就必须修复并重振自己的民族工业。所以，他们希望通过“工合”的建立，来组织因日本侵华战争而失业的工人和难民进行生产自救，以支持长期抗战。

摒弃传统的计划经济观念，树立相应的市场经济观念，将高校国有资产视为一种资源，确保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从学校的长远规划出发，合理使用相关资产，在确保国有资产完整、安全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资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要改变以往“重钱不重物”的管理思想，要求“钱物并重”。同时，增强动态管理意识，根据条件变化，适时完备管理机制［1］。

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的工作很快赢得同情中国抗战的各国正义人士和爱国华侨的热情支持。很快，它就收到了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等国的捐款和物资，总计价值上千万美元，其中有大量的医药和医疗器械，并动员了许多外国技术人员来华无偿为工合工作。工合国际委员会在促进中国的工业合作社事业、支援中国人民抗战和发展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友谊方面作出的重要贡献[14]，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中国革命领导人的盛赞。

测区位于内蒙古准格尔旗黄河边上，沟壑纵横，植被覆盖较少，为典型的黄土地貌。项目要求地形图比例尺为1∶2 000，等高距为2 m[1-2]，用于矿山地质灾害治理。整个测区面积合计24.7 km2，分布在5个治理区域。测区内主要地物为：在建高架铁路、普通工业厂房及居民地、网围栏、公路及大车路、电杆(塔)、光缆桩、路堤、路堑和田坎，主要植被为耕地、零散树木及成片的果园。测区最低海拔为870 m，最高海拔为1 346 m，最大高差达476 m。

“保盟”和“工合”两大组织的成功得益于几个重要因素。第一，是宋庆龄利用其国际视野和资源优势整合了亚、欧、美等正义力量及支持中国抗战的各阶层人士形成了国际性的联动力量。第二，宋庆龄巧妙地利用其特殊身份、人脉资源、社会关系和政治影响力。她把“保盟”和“工合”两大组织纳入了当时的政府体系并得到当局的认可。由于她的影响力，导致宋子文、宋霭龄、宋美龄等都因应当时形势所迫实际参与这些组织的活动；而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也不得不被动参与，就连蒋介石对它的活动也不得不默认。第三，则缘于宋庆龄曾经接受西方教育，她熟知西方意识形态及其社会组织、慈善和非盈利机构的运作规则，故她能够熟练运用自己的知识赢得外国相关机构的认可、信任和援助。

鉴于国民党封锁控制八路军新四军的医药医疗资源，宋庆龄就竭尽全力利用这些有效资源为八路军新四军服务。这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所以就出现了中共主要领袖人物都写信配合并支持宋庆龄“保盟”和“工合”组织工作这样的情况。

宋庆龄在海外捐助支持八路军新四军的行动自然激怒了反动势力，蒋介石暗中布置对国外援助八路军的医疗器械予以扣留和阻挠[15]。宋庆龄则指挥将这些医药和医疗器械绕道香港甚至越南等地运达八路军根据地。这种运作形式显然增加了运输难度且易引起国外捐赠者疑问，而毛泽东周恩来的信正是为了配合、呼应宋庆龄的国际募捐活动并及时地报告收款细节、资金使用情况及对这种支持的感念。

宋庆龄熟稔西方这类国际组织的运作方式，她一定跟当时中共高层有着密切的联络和契合，毛泽东、周恩来的信在关键时候寄往美国相关机构，这对海外抗战募捐和呼吁医疗器材、救死扶伤工作可谓及时雨。它们扫清了蒋介石在阻挠国际外援支持中共抗战中设置的路障和绊脚石。

抗战期间，蒋介石对中共一直实行着两手政策，他靠拢美国并孤立中共，表面唱合作私下却在想拳经，意图寻隙在战后置中共于死地。削弱中共战力、封锁其物资特别是医疗资源是他们的一贯伎俩；而宋庆龄是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朋友，她极力替延安打破这种不利局面。据考证，截至1946年，宋庆龄通过“保盟”和“工合”两大国际组织在国外募捐约50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都输送到了中共抗日根据地[16]。这在当时是一笔巨大的数字，它极大地支持了中共的抗日战争。

在听课过程中，学生的注意力容易分散，如果教师不通过提问的方式让学生把注意力不断地转移到课堂中来，那么教师的讲解就会使学生产生思想上的疲劳，从而分散、转移注意力，降低学习的效果。教师的提问要恰当，要掌握合适的时机，这样才能调动起学生思考问题的热情。小学生大多有很强的表现欲，愿意在大众前表现自己，让大家承认自己的能力，愿意听到老师的赞扬声，因此有回答问题的激情。那么怎样才会得到老师的肯定呢？那就是把老师提出的问题回答对，而要想正确地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唯一的途径就是认真学习、认真思考，所以说，恰当的提问一定会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除了替延安获取物质资源，宋庆龄的另一特别贡献还在于她组织了大批国际友人和媒体大造舆论宣传中共的抗日活动。她也介绍外国记者、医生甚至美国代表团中有正义倾向并同情延安的人士在国际上为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宣传张目。宋庆龄在上述诸多方面对中国的抗日战争贡献甚巨。比如撰写《西行漫记》的美国著名作家斯诺夫妇和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人都是经宋庆龄直接介绍来到延安的。至于她对医疗器材和人员的引进更是数不胜数[17]。著名的白求恩大夫、马海德医生、柯棣华医疗队也都是她直接引荐到根据地的。

除此以外，宋庆龄领导的“保盟”和“工合”还努力动员一切友好的国际力量支持中国抗战。除在香港以外，“工合”在东南亚、欧洲和美国都有分支机构而且积极发挥着作用。仅在哥伦比亚大学所存这批文件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工合”在美国大量的工作记录。这个组织在美国不遗余力地宣传中国的抗战并发起募捐行动，而且直接招募医生、工程师、普通工人、华侨去中国参加抗战。自遍布美国的宗教草根组织到大亨集团，直至动员邀请到美国总统罗斯福夫人出任“工合”名誉主席、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出任主席[18]，它在美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声援赞助中国抗日的活动。如果说宋美龄的国会演说替蒋介石赚来了美元和名声，那么，宋庆龄兢兢业业的工作则向美国民众扎扎实实地介绍中国军民的抗战，替中国正义的反侵略战争造足了舆论，赢得了掌声。

宋庆龄和“工合”组织不仅广泛组织国际宣传，而且身体力行地发起中国工农业建设运动。它激发了战时中国在西南、西北特别是中共根据地的生产自救运动，为中国抗日持久战积蓄战力、补充军需民用物资，为中国取得抗战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细心的读者不禁会问，宋庆龄那时作出了这么大的贡献，为什么中国民众皆知宋美龄在美国国会的辉煌演说而对宋庆龄的业绩所知甚少呢？

这段历史为什么广大民众不甚了然？究其原因，我们发现一个重要方面是宋庆龄旗帜鲜明地反蒋亲共，当时国民党的国家机器和媒体当然不会去宣传她。而另一个原因是她从海外募得的钱款和物资大都给了共产党和根据地，这在当时是个秘密，自然秘而不宣。中共建国后，共和国给了宋庆龄无可比拟的殊荣，党中央盛赞宋庆龄在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始终跟中共站在一起，无条件地支持中共。但这一段历史功绩却没有得到足够的表彰和宣传，盖因建国后中美关系长期紧张，而且这里面的细节关系又错综复杂。1949年后，国内政治运动频仍，虽然中共高层对这一页历史了若指掌，但对具体史实却一直没有时间和精力顾及。

其后的反右和“文革”等运动更是强化了这种政治高压气氛，1949年后因中美关系的恶化使得这个话题渐成禁区。其后不仅是无暇顾及梳理这段史实，在各种政治运动中整个国家机器也濒于瘫痪，人人自危，连国家主席和中央高层人士的政治生命都难以自保；中美关系降到冰点，更没有人愿意回顾并认真评价这段历史了。

服饰的变化是历史的缩影。隋文帝结束了魏晋南北朝的混乱局面，建立了大一统的封建多民族国家。到了唐代，为了加强对西域各族的统治和管理，唐太宗设立了安西都护府和安南都护府，进一步扩展了丝绸之路，与西域各国之间的往来互通也越来越频繁。外族人不但不被视为蛮夷，反而被礼遇为贵人，因此外族人争相到长安朝拜，唐人尊重外来人的习惯，出现了各族通婚的盛况，民族融合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唐太宗也被各族人民誉为天可汗。此时的盛唐正如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所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四

仔细研读此期与中共领袖信件同时发现的资料，我们可以看见，与中共领导人书信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宋庆龄与她的团队间的秘密文献，而这个团队的主要人物大都有国际背景；换句话说，这些文件披露了宋庆龄的“朋友圈”和她的组织运作内容、方式以及相关的工作程序。

为了更加清晰地理解宋庆龄和她的工作团队如何在那国难当头呼号转徙的情况，我们不妨将目光投向抗战以前的那段凄风苦雨、“茫茫九派流中国”的岁月。

史沫特莱女士通知八路军医疗服务处，七月份有一笔给八路军前线战地医院数目为650美元的款项被付与了汉口市美国纽约花旗银行。八路军医疗服务处已知悉此事并收讫此款项。

自晚清以来就有一批外国人士在中国享有特殊地位，也扮演着特殊角色。当然，他们也拥有特权，甚至不受中国法律和习惯的约束。在中国这块异域土地上，他们几乎可以为所欲为，享受着在其母国不能想像的优越感；不惧中国政府、无视中国法律，他们是一伙“法外居民”。利用这样的身份，他们也做过不少有益的事情，对中国人反帝反封建、获取民族自由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撇开本文涉及的事件本身，让我们先看看那时在十里洋场活跃的一些外国人。

大致加以区分，其中第一类外国人是有中国背景甚至是生于斯“土生土长”的“老外”。比如，国人熟知的司徒雷登 [19]、赛珍珠[20]、创刊美国《时代》和《生活》的媒体大亨亨利·鲁斯[21]、宋庆龄的秘书和首创协和医院社会救济工作的蒲爱德[22]等。这批人大都有难以割舍的中国情结和对这片土地的热爱——虽然这种情感会以不同形式来表达。

而第二类则是在乱世闯荡中国的外国人。其中有犹太商人哈同；政客威廉·端纳[23]；江湖人双枪科恩[24]；学者费正清夫妇[25]；媒体人史沫特莱、斯诺夫妇、爱泼斯坦、安娜·路易斯·斯特朗[26]、安娜·利泽；作家项美丽及其他各色人等；更有工程师路易·艾黎以及支持中国抗战的著名的外国医生白求恩、马海德、柯棣华[27]等国际主义战士。

很显然，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生长在中国还是后来来到中国的外国人，这批人里面有个清晰的左中右的政治态度的划分。

而宋庆龄所联系和打交道的，是其中最具正义感且坚持国际主义精神的一批国际友人和无保留地支持并热爱中国的先驱人士。他们中有人亲自投身中国革命或倾向革命，或同情苦难中的中国人民，不遗余力地帮助被侵略和被压迫民族；直接或间接地用各种形式在中国和在国际上支援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其中有的甚至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而那些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伟大事业捐躯的国际主义战士如白求恩、柯棣华等人都是经由宋庆龄介绍到延安和八路军新四军那里去的。

这一百多箱文献材料真实记录了宋庆龄付出的心血和努力。从中笔者读到她孜孜矻矻耗尽心神地筹划、布置如何发动华侨、如何策动海内外政治人物和国际知名人士替中国抗战呼吁，为伤兵、孤儿和流离失所的妇女捐献救助款；我也读到她的谆谆告诫、事无巨细的叮咛、设计和悉心安排每一步行动的具体计划。只有亲自浏览这些当年的书信，我们才能深切理解这样一位真正的爱国奇女子，才能知道为什么新中国会如此厚待这位“民主人士”以及其他在共产党最困苦的时候与之相濡以沫的人。

同样，记载蒲爱德[28]和斯诺夫人[29]在美国募捐和讨论每一次行动步骤的海量信件也同样感人。蒲爱德是一位出生在中国并在中国生活、救助中国穷苦百姓大半生的美国人；而斯诺夫人则是刚刚深入中国、了解战时中国人的不幸并竭尽全力帮助中国人的一个正义的国际主义战士。她们身在美国却同情四万万受苦受难的中国民众，“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成了自己的事业”(毛泽东《纪念白求恩》语)。直到今天，诵读这些让人感动和热血沸腾的书信，笔者才深深感受到自己童年时读到的这些语录并不只是在说白求恩。中国革命有今天，我们应该铭记这些在艰难行进路上的每一个点燃自己、照亮我们路径的国际友人。

翻阅着这批七八十年前的书信，读着那些滚烫的字句，笔者眼前不断浮现出那些无私地为着中国人民反帝、反侵略和民族独立事业而奔波、操劳的身影。这不能不令人深深感佩——几万里外，他们到底是背负着一个什么样的神圣使命，在为另一个古老文明和遭受困厄的人民呼号转徙，哀诉奔波，这些史实的确令人动容。在世界人民支持中国抗战和反对内战的斗争中，我们不止有白求恩，还有很多无名的英雄。他们的英名曾经被湮没过，但在今天，我们应该铭记住他们。

五

从哥大所藏文献所昭示的抗战期间中共领袖及宋庆龄等与英美各界频繁联系的努力中，我们可以看出，在那个时代，身处延安的中共领导人还是非常恳切地想与欧美政府建立联系、并且十分重视这种关系的。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种努力曾经取得了重大成效。比如说，宋庆龄曾经有效利用“工合国际”的形式吸引了美国总统夫人和军界要员加入其中。但是，美国人对这类组织的参与概念是模糊的和有条件的，因为当时宋庆龄的“工合”是有着国民党政府参与和“合法”外衣的。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美国利用蒋政权的需要、美蒋利益关系向纵深发展，宋庆龄和中共在这种模糊空间中彳亍前行的努力开始日渐步履维艰；其后他们一直努力开展的战时与英美建立关系的初衷不断受挫，中共与美英的新国际政策开始渐行渐远[30]。

基于那时中共不是执政党而且一直被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打压；特别是西方国家意识形态中根深蒂固的反共意识，美国政府开始把天平的一方越来越不加掩饰地偏向国民党政权。到了后来，美国政府竟渐渐撕去伪装开始赤裸裸地选边站队，支持国民党发动内战，打压共产党势力了[31]。中共对美国人的好感和想进一步合作的希望终于在美国人跟蒋政权建立“中美合作所”及其助蒋反共方针的摧折下夭折了[32]。鉴于这种新的局面，延安也不得不调整策略，针锋相对地与之进行新的抗争[33]。随着美国开始全面支持国民党打内战，毛泽东奉送其“纸老虎”称号，中共与美国的联络基本上割断，乃至于最后发展到后来在战场上兵戎相见[34]。中共和美国的再次相遇，一直等到二三十年后的尼克松时代了。

只有理解这段历史，我们才有可能理解今天中美关系的来龙去脉。

美蒋联合围剿中共及其后蒋介石败退台湾、美国势力退出中国大陆这段历史当然会导致中共对美国的戒备和仇视；以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共对其早期曾经努力试图跟英美建立关系这个话题讳莫如深。

前面说过，中共在1949年后对抗战期间中共配合“保盟”“工合”两大组织在宋庆龄领导下联系美英并获取资源支持抗战这个话题进行过有限度的回顾。“保盟”被新中国重视并更名为中国福利会，成为一个备受重视的全国性组织；而“工合”则在历经新中国政治运动后于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得到恢复并在今天中国的国际政治和两岸政治文化舞台上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之所以迟至多年后才开始注重并恢复研究这一段历史，前文提到的各种政治运动的干扰当然是一个主要因素，另外一个明显的障碍则是当年中共领袖及其他当事人涉及相关事件原始资料的缺失。

众所周知，新中国建立后百废待兴，当时国家关注的重点是新政权的巩固、政治制度建立及国计民生等重要问题。

建国后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极大地冲击了中国现代史的研究，特别是在一些政治定性问题上的混淆黑白、各种极左和右倾的错误路线不断干扰形成了无穷的政治障碍。改革开放以后，拨乱反正，情形得以好转，但由于史料缺失，很多遗留的问题仍待解决。

新中国成立后，“保盟”和“工合”的大量原始资料流散在港台和国外，时过境迁，中国现代史上有很多远比它们更重大的事件尚缺少系统史料补证；因此，有关这两个组织的许多问题至今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研究，也就不足为奇了。

今天，我们有幸在海外发现了这批珍贵的资料，并可以通过对相关资料的解读来还原历史，从而比较客观地评价这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了。

我们必须以严肃的态度认真回顾这段历史。哥伦比亚大学所藏中共领袖这批信件和“保盟”“工合”180余箱文献资料原为宋庆龄亲自建立的“工合”国际组织美国总部干事蒲爱德收藏，后由她捐赠给其母校哥大珍本图书馆手稿库保存。这批珍贵资料长期沉睡在书库一隅。笔者相信，对它们的进一步整理和研究，对于我们加深理解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具有着重大的意义。

[参 考 文 献]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7页。

[2]Peter Schran, Guerrilla Econom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hensi-Kansu-Ninghsia Border Region, 1937-1945， pp. 79-82.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76；陈冠任：《宋庆龄大传》，团结出版社，2003年版，第289-293页。

[3][11][16]陈漱渝：《宋庆龄传》，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8年版，第175-184、203、206页。

[4]Tony Saich (ed.), "Introduction," The Rise to Pow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ocuments and Analysis / with a contribution by Benjamin Yang.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6；刘家泉：《宋庆龄在香港》，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199-224页。

[5]毛泽东：《纪念白求恩》，《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9-661页。

[6]这个组织是美国共产党的下属机构，其前身是“美国反战及反法西斯同盟”，1937年改名为“美国和平民主同盟”。其具体内容可参见：Harvey Klehr, John Earl Haynes, and Fridrikh Igorevich Firsov, The Secret World of American Communism.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gs. 10-11.

[7]当时国际社会捐赠给中国抗日军民的医药医疗物资常常被国民党封锁和没收、扣留。有的需要绕路辗转才能到达八路军新四军医院。对此，宋庆龄曾经给予愤怒揭露和控诉。她曾经对外国友人说：“蒋介石希望的只一件事——消灭共产党，而对日抗战只不过是他的第二防线。”“国内政治的封锁使他们(指中共抗日根据地)没有医生、外科器械和药品；甚至由国外友人送来的，他们也得不到。”参见陈漱渝，《宋庆龄传》，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8年版，第176、203页；刘家泉：《宋庆龄在香港》，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53、64页。

[8] Edgar A. Porter. The People's Doctor: George Hatem and China's Revolution，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c1997.

[9](1)Lloyd Eastman, 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 PP. 46-68,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2)陈冠任：《宋庆龄大传》，团结出版社，2003年版，第289-292页。

[10]根据研究资料显示，当时八路军医院医药和医疗物资奇缺，如果不是因为封锁和缺乏最起码的抗生素类药物，白求恩是不会因感染而死的。见(1)Larry Hannant，The Politics of Passion - Norman Bethune's Writing and Art,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Scholarly Publishing Division，1998；(2)Adrienne Clarkson，Norman Bethune；Extraordinary Canadians: Published by Penguin Canada，2009；(3)陈漱渝：《宋庆龄传》，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8年版， 第193页。

[12]别以为这里是区区两块手表太小题大做。在那个战争年代，解放区物资极度缺乏。据汉学家费正清回忆，他曾经去访问过战时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看到他们的赤贫景象：“梅博士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到600元，……一支派克笔的价格高达6000元。钢笔、手表和照相机成了投机买卖的抢手货……对于中国教授来讲，送其一支钢笔，其价格都超过了他一年的工资。”(见《费正清中国回忆录》，闫亚婷等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196页。)这里说的还是在条件较好的昆明和国统区仅仅一支钢笔的价值，而在被国民党严格封锁的延安，这类物资更是奇缺；手表除了有昂贵的价格，作为计时工具它对于医疗救护而言更有着救死扶伤和救命的无价之意义。我们若要读懂此信，非要明察当时的时代背景，否则，这种意义很难为今天读者所理解。

[13]“中外关系与抗战胜利”， 见《写给香港人看的中国现代史》，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299页。

[14]刘家泉：《宋庆龄在香港》，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252页。

[15]陈冠任： 《宋庆龄大传》，团结出版社，2003年版，第277-278页。

[17]Epstein, Israel，Woman in World History : Life and Times of Soong Ching Ling (Mme. Sun Yatsen)，P. 437；Beijing :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04.

[18]刘家泉：《宋庆龄在香港》，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206页；陈漱渝：《宋庆龄传》，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8年版，第197页；陈冠任： 《宋庆龄大传》，团结出版社，2003年版，第291页。

[19][26]《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1428-1435、620-622页。

[20]王海龙：《赛珍珠真情写中国》，《人民日报》，2014年8月10日，第七版。

[21]罗宣：《在梦想与现实之间：鲁斯与中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7-123页。

[22]安娜·普鲁伊特、艾达·普鲁伊特：《美国母女中国情：一个传教士家族的山东记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7-22页。

[23]张学良口述，唐德刚撰写：《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106页。

[24]Daniel S. Levy, Two-Gun Cohen: A Biography, St. Martin's Press, 1997, pp. 56-87.

[25]John King Fairbank, "Preface", A Fifty-Year Memoir,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 1982.

[27]任鸣皋：《柯棣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28]参见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书库手稿部书信原件，及蒲爱德的自传见《美国母女中国情：一个传教士家族的山东记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17-22页。

[29]参见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书库手稿部书信原件，及(美)尼姆·威尔斯，《续西行漫记》，陶宜、徐复译,三联书店出版社，1991年版 。

[30] Schaller, Michael, The U.S. Crusade in China, 1938-1945 / Michael Schaller. Pp. 129-13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31]John King Fairbank, China: A New History, P326-339;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94.

[32]费正清：《费正清中国回忆录》，闫亚婷等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221页；另见在中国臭名昭著的“中美合作所”美方主持人梅乐斯的回忆录Milton E. Miles, A Different Kind of War: The Little-known Story of the Combined Guerrilla Forces Created in China by the U.S. Navy and the Chinese during World War II, Page 326-345;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7.

[33]James Reardon-Anderson, 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 1944-1946，P. 186,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

[34]毛泽东：《美国“调解”真相和中国内战前途——和美国记者斯蒂尔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