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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历史、现代国家想象——20世纪50年代农民识字课本中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

更新时间:2009-03-28

一、绪论

20世纪50年代,在毛泽东领导下,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扫盲教育工作,主要针对新中国成立时高达3.2亿的文盲群体,占据当时全国人口的59.3%[1]。作为古老的农业大国,农民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始终是最大的社会群体,按照1945年毛泽东所著《论联合政府》中所说,农民人口占据全国人口总数的80%[2]。新中国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最大社会群体的农民参与国家事务是进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基础。对数量巨大的文盲群体进行基础成人识字教育成为亟需开展的工作。

鸦片战争之前的古老中国,是典型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状态,在鸦片战争之后百余年的近代社会变迁中,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生活方式不断冲击和瓦解着中国农村封闭的自然经济状态。虽然冲击之下的中国农村逐渐接受了西方的日常生活用品,例如洋火、洋油等,但在文化习俗、礼仪礼制和思想等方面,传统的桎梏仍然难以打破。经过了两千多年小农经济和与之并行的礼俗礼制,农村体制的完善可以达到传统符号的推动层面,只需要依靠习惯和宗法的强制力使之遵循,所以庞大的文盲群体并不影响传统文化符号权威的体制渗透。同样,近代知识分子认识到民众启蒙在中国近代民族和社会革命中的关键作用,虽然并非完全团结民众,但呈现出了问题的关键——国民性。

与传统宗法社会家天下的思想观念不同,近代以来需要建构的是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华夏”“中国”“社会”“国民”等词语的广泛运用正是为了代替诸如“清朝人”“光绪年生人”等家天下烙印的主要称谓。虽然于欧洲而言,自文艺复兴时期即形成的众多民族国家,是欧洲国家形态历史演进的一种基本类型,但民族国家并非一经产生便具有现代性,需要一个转换过程,即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只有在国家对其主权范围内的领土施行统一的行政控制之时,民族才真正得以存在。”[3]按照这一术语的使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并不具备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逻辑起点和现实基础。严格来说,近代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开始于新中国成立,因而毛泽东于20世纪50年代进行的扫盲教育运动可以进行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其逻辑起点和现实基础均已具备。

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需要统一的民族共同体形成,需要把民众由自在的群体存在转变为自觉的群体存在,区域性的联合需要向民族情感和民族意识迈进,在这一过程中民众的思想启蒙教育成为真正达到这一层次的关键。基于对民众国民性的重视,毛泽东在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的前提下,开始了自上而下的民众启蒙教育。由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难度很大,所以依靠强大的领导力和政治权威,一开始便具有强烈的指令性,将全国范围内开展扫盲工作作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建设的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之一。依靠领导权威的渗透树立民众对国家层面的关注意识,从抽象的国家向清晰可见的领导人、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建筑等实体聚焦,通过识字课本上简练语言的重复,形成具有政治文化承载力的符号,从而达到合法性的建构和对民众的规训。新中国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所面临的情况还包括“所有民族都被纳入到国家这个政治共同体中,在这个政治空间中与他民族发生联系,结成新的交往关系”[4],面对多民族历史记忆、文化背景、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以及各民族利益诉求的分殊导致的张力,最为有效和快捷的方法是“运用国家政治权力来使国内不同族群在保持自身文化特色的同时实现政治一体化”[5]。识字课本作为扫盲教育的重要载体,对国民性处于空白状态的民众而言,则是最好的塑造工具,相当于白纸上作画,处于相对纯粹的前提之下,对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而言,通过国家政治权力的推动,发挥着直接有效的作用,毛泽东敏锐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地理这门学科的学习,要结合大量实际应用的内容。虽然初中地理学科并非作为中考重点考查科目,但是学好地理知识对初中生整体素质的提升有极大帮助。然而在初中地理教学过程中,授课教师的教学方法单一,课堂气氛并不活跃,进而导致课堂上毫无生趣,学生失去地理学习的积极性。所以,从素质教育的基本理念出发,更好地体现出对于学生综合素质能力培养的目标,教师在初中地理的教学过程中,要积极推进实践教学活动,让学生通过实践,对于这门学科的基础知识内容有更多的理解。在教学中,努力地推进实践教学改革活动,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将主要围绕该问题谈自己的一些想法。

学界对农民扫盲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扫盲史、扫除文盲标准和扫盲教材的研究,对识字课本也有专门的研究,如方成智的《建国初期识字课本分析》和郅鸿博的《中国扫盲教材的发展历程及其启示》,认为识字课本随着扫盲运动的发展而发展,将传统识字教育和成人教育相结合,郅鸿博还指出扫盲教材存在的针对性不强以及与现实生活脱节等问题。在本文,笔者试图从机制层面出发,将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作为理论支点,联系西方政治思想理论,如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哈贝马斯交往行为和合法性理论、福柯话语权力理论,简单涉及哲学思想基础,对建国初期农民识字课本中体现的国家政治权力对民众的规训和权威树立进行论述,以管窥农民识字课本中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

二、农民的政治参与与文化领导权的确立

农民识字课本主要通过语言对农民进行思想启蒙教育,语言成为研究农民识字课本规训和塑造作用发挥的切入点。20世纪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卡西尔认为:“人不再生活在一个单纯的物理宇宙之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则是这个符号宇宙的各部分,他们是织成符号之网的不同丝线,是人类经验的交织之网。人类在思想和经验之中取得的一切进步都使这个符号之网更为精巧和牢固。”[21]符号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依据,人是运用符号创造文化的动物,语言符号的产生是人类符号的第一次革命。农民识字课本的语言融合了时代特色,正如拼音教育的“t”,使用识字课本的农民在对这个字母发音时脑海中闪过的符号是“特务”,这种紧密的联系在经过不断强化之后,形成了对语言的符号化表达,语言背后的文化并非要求全部了解,但其所能代表的符号意义却成功地扎根于农民的生活世界。例如:农民可以不了解“七一”这一天全部的事件,但一提起“七一”则会立刻生成符号意义,即中国共产党的生日;农民可以不了解刘胡兰的长相、身高,但刘胡兰这一语言所代表的符号意义则是忠诚与献身。20世纪50年代识字课本所要达到的正是这样的效果。课文不要求详细繁杂,简单易懂的叙事和没有多余的场景描述成为笔者对识字课本最为直观的感受,带有鲜明爱国主义教育的课文通常带有明确的感情倾向和能够让农民记忆的简短标语。所以,识字课本所进行的国家意识建构,正是将原本复杂的政治生活通过简单易懂的语言符号进行宣传,以使农民在语言符号与中国特色政治文化之间自然链接。

[14][15][19][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52、680、664页。

现代民族国家建构需要政治建构和民族建构,在新中国复杂的多民族环境下,政治统一之后各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建构成为民族建构的关键,所以,按照西方政治思想的观点,需要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同时强调。马基雅维利认为,国家政权的统一和实现,必须要利用伦理道德感化的力量让人们形成统一意识,除此之后还应具备实力雄厚的组织。马克思侧重从阶级层面建构国家概念,把国家看成是统治阶级实施政权和进行阶级压迫的暴力机关,“变成了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变成了阶级专制的机器”[7]。但马克思同时也认为:“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他们是国家的必要条件。”[8]所以马克思认为的国家概念,同样是阶级性质和家庭、市民社会两个层面的,只是侧重于从阶级层面进行国家概念建构。关于20世纪50年代识字课本在扫盲教育工作中发挥的作用,更符合实际情况的是将西方政治思想中市民社会这一层面的突出强调。在毛泽东看来,阶级斗争与农民政治参与意识并非分割,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对此,笔者认为,从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切入可以更加贴切地理解此时期农民识字课本中现代民族国家建构。

——近日,澳大利亚葡萄酒管理局首席执行官安德烈亚斯·克拉克(Andreas Clark) 在采访时表示,过去几年,中澳双边自贸协定大力推动了澳大利亚葡萄酒走进中国市场。明年关税进一步下调后,澳大利亚葡萄酒将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

关于民众在文化领导权取得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葛兰西认为:“如果农民不能同时涌入政治生活,任何民族人民集体意志都不可能形成。”[9]农民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的作用得到葛兰西明确的肯定,在集体意志形成层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国家概念的建构上,葛兰西侧重把国家理解为统治阶级通过文化道德教育,使人们对其统治服从同意的工具,“可以说国家=政治社会+市民社会”[10]。将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明确划分开来是葛兰西对国家认识的独特之处。关于市民社会,葛兰西将其建构为流传观念意识和技术的场所,属于组成国家的意识形态领域,并非机械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是强调市民社会对政治社会的统治能否成功影响重大。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解,葛兰西更强调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认为上层建筑对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也是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符合1950年代通过上层建筑的强力推动进行民众扫盲教育最为关键的因素。葛兰西认为:“物质力量正好构成内容,而意识形态则构成形式;划分形式和内容只具有教学法的意义,因为没有形式的物质力量在历史上会是不可思议的,而没有物质力量的意识形态也会成为个人幻想的结果。”[11]可以看出葛兰西并非是只强调意识形态作用的唯意识哲学思想。基于对上层建筑作用的强调,葛兰西认为,群众革命意识的形成需要外部输导力量,并不会完全自发形成。按照葛兰西的观点,只有取得了文化领导权才可以算作真正取得了国家统治权,这也是建国后毛泽东重视民众意识形态教育的理论依据。

矿床以热液成矿作用为主,根据野外观察的矿脉穿插关系以及矿石镜下特征,可将热液成矿期分为三个成矿阶段:石英-黄铁矿阶段、含金石英-硫化物阶段、石英-铁白云石阶段,金矿化主要集中于石英-黄铁矿阶段、含金石英-硫化物阶段[1]。

在毛泽东看来,对民众的扫盲教育工作并不单纯是提高其科学文化素养,而是激发国民性,参与政治生活,并服务于农业合作化的社会主义建设。极强的实践性成为上层建筑干预民众意识的迫切需求来源。对此,要回到葛兰西对文化的理解,“文化是达到一种更高的自觉境界,人们借助于它懂得自己的历史价值,懂得自己在生活中的作用,以及自己的权力和义务”[12]。所以识字课本可以让农民意识到自己在历史中的作用,使其具备自觉的国家意识,只有如此,才能具备现代国家想象的先决条件。

三、交往行为下合法性建构与包容多元的政治文化共同体

通过农民识字课本进行的扫盲教育工作,在上层建筑的输导下谋求文化领导力,离不开民众接受的过程。识字课本本质上仍然是启蒙教科书,只有接受了识字课本上的知识,才会发挥其作用。可以这样认为,识字课本是国家与农民进行交流的载体,国家通过识字课本进行文化输导,民众通过识字课本学习了解国家希望输导的内容,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实质上是国家与民众的交往行为,离开交往行为探讨识字课本的作用发挥,会导致离开识字课本本身。

步骤4:将第i个未知节点可以接收到的m个信标节点分组,每3个不共线的信标节点为一组,假设一共有k组,运用本文提出的数学模型计算出该未知节点的坐标:(xW1,yW1),…,(xWk,yWk)。

良好的交往行为需要根据交流各方群体选取合适的话语内容,共同语言是交流得以顺利进行的关键。农民识字课本承载着国家与农民交往行为的语言内容,所选取的意向必然要贴合农民的实际生活和可能接触的事物。在农民识字课本的拼音教学中,与发音所对应的事物多数是农业生产和衣食住行方面常见的事物,如:1.能够直接对应的事物有“e”对应鹅、“i”对应衣、“u”对应屋;2.通过声音对应的有“o”对应公鸡的叫声、“s”对应撕纸的声音,最能形象说明农民实际生活的是“l”,对应喂猪时农民呼唤猪的声音;3.通过行为对应的有“h”对应喝水的动作、“p”对应泼水的动作;4.体现农民日常生活经验感受的有“k”对应擦汗的动作,代表着渴的感受,“ei”对应呼喊田间劳作农民的声音(因该识字课本为山东省教育厅出版,所以带有山东方言的发音特点,与普通话的呼喊不一样,这样的发音,具有很强的经验性和地方特色);5.带有明显的政治价值导向,如“t”对应特务、“c”对应刺刀[13]。以上五种分类概括了农民识字课本在拼音教学中依据的生活事物。可以看出,所选素材注重与农民生产生活实践紧密结合,同时兼顾国家政治导向,如对特务和刺刀的素材选取,这为交往行为提供了可以被农民群体理解的语言。

交往行为的顺利进行是获得合法性的前提。德国思想家尤尔根·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中所表达的问题,只是在个人生活体验的镜子之中,才可以被看出是一种社会性痛苦压力的反映。”[14]所以一场社会性的思想启蒙教育,需要将国家需要输导的历史价值和政治导向与民众的日常生活体验相结合。作为合法性理论的代表者,哈贝马斯将公共空间与交往理论相结合,认为合法性的确立需要民众的社会认同,“在民主法治范围内,多样的生活形式可以平等共处。但这种生活形式必须重叠于一个共同的政治文化,而这种政治文化又必须不拒绝来自新的生活形式的碰撞”[15]。农民识字课本试图达到的正是这样的高度,承认多样的生活形式。当时,不少地方发行了符合地方特色的识字课本,例如福建人民出版社版本,有“我们的福建”“鹰厦铁路和南琯铁路”“渔家乐”“水稻‘千斤’乡”“兴修水库山塘围塘好处多”“海防模范洪顺利”等具有福建特色的农业、渔业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课文。同样,在该版本中还带有鲜明的政治文化烙印,例如“祖国在前进”“我国的首都”“歌唱农业合作化”“我要做个好社员”“一定要解放台湾”“战斗中的东山岛人民”等,不仅介绍国家的基本情况,而且针对与福建关系密切的台湾问题也摆明了鲜明态度,结合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对农民进行思想价值输导[16]。从最具有代表性的福建省《农民识字课本》,可以看出对福建地方生活形式进行肯定和鼓励,同时使之重叠于一个共同的政治文化,对于面临的台湾,也是正面明确态度,并非拒绝。将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这些新的生活形式与福建农民的生产生活相碰撞。对这一机制的形成,哈贝马斯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在承认一个政治社会中永远都会存在着若干文化群体的同时,也要求确立一种共同的文化……所有文化群体的成员将不得不接受一种共同的政治语言和公约,因为他们可以有效地促使人们参与资源竞争,参与保护集体和个体的政治利益。”[17]20世纪50年代农民识字课本很好地体现了对多元文化的尊重,对确立的政治语言和公约,也是在不泯灭多元文化群体的前提下进行输导的。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2页。

四、文化与符号权力:识字课本对农民的重塑

在农民识字课本的教学上,人民教育出版社版本印有这样的要求:“本书教学要注重两方面:(一)在语文方面,通过课文练习,使农民学生获得初步的读写能力,看懂浅近的书报,并能用简单的文字表达自己的意见;(二)在思想教育方面,通过教材内容,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20]识字课本配合当时应用广泛的宣传方式——书报,使得农民获得关于国家的信息资讯,同时运用书本课文内容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没有相机和电视的条件下,如何让农民对书中所描写的事物,例如实际存在的事物天安门、国家首都,以及已经发生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如三湾改编、刘胡兰等,存在一种直观、深刻的印象,是农民识字课本所要努力达成的目标。对此,文化与符号权力成为理解这一过程的理论依据。

20世纪50年代识字课本服务于民众的启蒙教育和基础成人教育,在民众思想启蒙和政治概念的塑造过程中发挥着工具载体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识字课本在扫盲教育运动中发挥的作用与单纯的启蒙教科书并不一样,它除了发挥启蒙教育的作用外,还面临着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现实的需要。对此,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指出:“列宁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的建设又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去开始进行,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现在我国不仅有许多到了学习年龄的儿童没有学校可进,而且还有一大批超过学龄的少年和青年也没有学校可进,成年人更不待说了。这个严重的问题必须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加以解决,也只有在农业合作社的过程中才能解决。”[6]可见,识字课本所承载的并非自然状态下民众科学素养的提升,而是带有实践性质的政治权力推动,显示出激发民众国民性的迫切需求。所以,扫盲教育工作从一开始,便带有极强的政治权力引导。

文化与符号权力的交织,在一般情境下并不能达成严密的控制,看不见的隐形权力所造成的服从效果并不能达到狂热的局面。而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农民识字课本思想启蒙的农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表现为无私的献身精神和高涨的劳动精神,足以说明特殊的情境使得符号权力对民众的影响已经达到了米歇尔·福柯所认为的规训层面。同米歇尔·福柯所认为的规训的手段一样,规训的顺利进行需要相对封闭的状态和层层监视,简单来说,是权力的执行者可以清楚地掌握被规训者的情况。新中国成立后需要进行思想启蒙教育的农民群体,在中国共产党严明的纪律和完善的基层支部体系之下,加上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的封闭,农民群体所能接触的思想除了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优良作风及先进思想外,并无其他。整体处于封闭环境之下的农民群体,纪律产生的影响将移除其他多余的干扰因素,符号权力的渗透便更为便捷稳固。正如米歇尔·福柯所说:“与奴隶制不同,因为它们不是基于对人身的占有关系上。纪律的高雅性在于,他无需这种昂贵而粗暴的关系就能取得很大的实际效果……纪律的历史环境是,当时产生了一种支配人体的艺术,其目标不是增加人体的技能,也不是强化对人体的征服,而是要建立一种关系,要通过这种机制本身来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也变得更顺从,或者因更顺从而变得更有用。”[22]所以纪律主导下的农民具备顺从和积极性两个方面的特征。可以说,20世纪50年代农民识字课本恰逢文化领导权合法性的确立和符号权力得以发挥规训作用较为理想的社会环境,所以全国性的社会主义建设能够全面激发农民的劳动热情。与此同时,在宣传手段的使用上,识字课本同样拥有电影、广播的大力提倡,特别是将广播的作用尽力发挥。在此时的农民识字课本中,贴近农民生活的课本内容,如农业生产经验的总结传授、农业合作化改造的激励,使得农民切身感受到国家干预的好处;对农民切身利益的关注,例如对农村公共卫生问题的强调,使得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得到进一步巩固。虽然过度的合法性和过度的规训程度产生了诸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国家力量过于主导的严重后果,但就20世纪50年代农民识字课本而言,其发挥的作用应大力肯定。对农民具备农业生产技能和具备读书看报、记账、计算工分等实用技能的获得意义重大。

五、结语

(3) 通过构建分裂过程中染色体变化的模型,锻炼动手能力;在探究过程中,尝试通过小组合作的方式,提升合作学习能力,增强团队意识,培养创新精神;通过细胞周期大转盘的拼装游戏,提高实践能力,提升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

[ ]

[3][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赵立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44页。

[2]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作《论联合政府》中明确指出:“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不成了空话”,此处沿用四亿五千万人口总数。

[1]截至1949年末,中国大陆人口为5.4167亿,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4]王建娥:《族际政治民主化: 多民族国家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课题》,《民族研究》,2006年第5期

[5]于春洋:《论族际政治整合: 研究取向与实践模式》,《天府新论》,2012年第6期。

[6]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1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页。

哈贝马斯所认为的生活世界,可以理解为积淀在语言中的各种背景知识和行为规范的综合体现,它代表了一个社会共同体的集体行为期待,“真实、自由和正义的思想,作为相互关联的先验的基本规范……建设性地植根于生活世界的合理结构之中”[18]。所以,合法性的构建需要包容多元的政治文化共同体,识字课本所展现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包含着多元政治文化共同体建构的努力。正如哈贝马斯所说:“尽管各文化生活形式的多样性,民主的公民身份确实要求所有公民在共同的政治文化之中经历的社会化过程”[19],农民识字课本进行的实质上是使农民变成拥有民主的公民身份的过程,是历史进程中的农民接受其民主的公民身份合法性的过程,因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需要以民主身份的公民作为受众群体进行推动和保障。

[9][10][11][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杂记》,曹春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218、64页。

[12][意]安东尼奥·葛兰西:《葛兰西文选》,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

[13]山东省教育厅:《农民识字课本·拼音》,山东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20世纪50年代农民识字课本使农民意识到自身作为社会群体在历史中发挥的作用。在农民具有国民性,成为拥有民主身份的公民之时,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才得以完成。农民识字课本作为农民启蒙思想教育的载体,以其贴合农民日常生产生活的内容、通俗易懂的课文设置、政治思想鲜明的价值导向,使国家权力的文化领导力逐渐得到认同,在包容多元的政治文化环境下,通过相对单一的输导手段,对相对封闭状态下的农民群体产生了符号权力,达到对农民群体思想观念和生活形式的塑造和规训。就现代民族国家建构方式而言,是自上而下的民族国家建构,运用国家的力量将农民日常生活的各个要素进行符号编码并融入识字课本之中,形成话语权力和秩序,从而使得农民按照现代民族国家条件之下具备民主身份的公民的生活方式进行政治参与,以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学术期刊一般实行三级审稿制(即初审、复审和终审),其中由行业专家负责的复审工作(即专家审稿)是保证稿件质量的重要环节。因此,基于长期积累的审稿专家的信息,开发基于结构思考的审稿专家档案工具(见图6),是长期稳定、动态更新和持续拓展审稿专家队伍的必然需要。

[16]福建省教育厅:《农民识字课本》(第三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17][德]哈贝马斯:《包容他者》,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8页。

将青少年列为重点普法对象,强调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青少年法治宣教格局。结合省自然资源厅提出的“小手拉大手,争做国土小卫士”系列活动相关要求,走进实验小学、慈吉小学等学校宣传青少年法治观念,形成校园浓厚的法治文化宣教氛围。

[18][德]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上卷),法兰克福苏尔坎普出版社,1981年版,第342页。

几年来,农业生产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为推进农业转型升级创造了一定基础,但农产品有效供给无法满足农产品消费需求升级,造成供求结构失衡,要素配置上产量、进口量、库存量“三量齐增”明显不合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到达极限而绿色生产极度缺乏,农民增收传统动力减弱而新动力跟不上等问题依旧突出;解决好增产与提质关系、成本攀升与价格低迷问题、库存高企而销售不畅的挑战、农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等诸多矛盾依旧紧迫。

法理与道德究竟孰重孰轻?这里“我”做了深刻的思考——“我知道作家是靠感情亲近世界,而法官确实靠准绳去衡量世界,二者有着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但我却想:一个好端端的人一辈子活活摽在一个丧失理智的疯子身上,这就符合道德、符合人性吗?”

[20]徐勉一、张星五等:《农民识字课本》(第四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51年版,第1页。

为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我国设立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作为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的办事机构,组织拟订国家食品安全规划,并协调推进实施。

[21]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

[22]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55、156页。

 
孙莹
《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0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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