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中国大运河(包括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和浙东运河)与“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以下简称《名录》)。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在申遗现场表示，将深入探讨巨型线性文化遗产，尤其是活态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和利用模式[1]。京杭大运河(以下简称“大运河”)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水利工程，大运河的复杂功能和深厚文化积淀，要求对其保护与管理应采取更为审慎的思路。而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一般采用“静态保护”模式，但随着“文化景观”概念的提出与完善，人们发现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并非截然分开，而是互为表里的关系。尤其是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文化遗产的认知，即重视和加强活态/在用遗产、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的协同保护。目前，关于物质遗产活态保护的研究主要包括大运河“活态遗产”分析[2]、历史文化街区活态保护[3]、遗产活化[4]、旅游化生存与产业化发展[5]、文化遗产活态保护[6]等方面内容。

适应性管理在20世纪70年代由生态学家Holling等提出，其原称“适应性环境评估与管理”[7](Adaptive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主要应用于生态系统管理。适应性管理基于两个前提：一是人类对于生态系统的理解是不完全的；二是管理行为的生物物理响应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8]。适应性管理是一种生态系统管理方法，强调系统存在不确定性，并把生态系统的利用与管理视为试验过程，要从试验中不断学习。适应性管理在国外流域环境治理方面已有一些成功案例。我国适应性管理研究主要针对自然资源管理[9]、流域水污染控制[10]、流域水资源管理[11]等。而对自然文化遗产资源的适应性管理研究很少。由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李文华、闵庆文等负责的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全球环境基金(GEF)项目“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动态保护与适应性管理”作了开创性工作[12]。但是，对农业遗产动态保护与适应性管理的互动关系研究则较少。

1983年7月，来自全国各地的3万多名建设大军和上百名外国专家汇聚潞城。历经4年多的艰苦会战，一座现代复肥城在古老的上党大地巍然耸起。中国第一代复合肥料硝酸磷肥诞生了！中国化肥工业至此进入了发展的新纪元。

大运河作为一种活态遗产已得到各方认同，但是对运河遗产的活态特征及其保护途径的研究却很薄弱。传统的文物保护思路难以适应运河遗产的客观现实，必须针对运河遗产的活态保护与功能需求，构建相适应的遗产保护与管理模式。

一、京杭大运河遗产的活态保护特征与途径

(一)活态遗产概念阐释

“活态遗产”概念最初来源于《佛罗伦萨宪章》(1982)中的“活态古迹”(living monument)。《佛罗伦萨宪章》指出，历史园林是一种活的古迹，因为它主要是由植物组成的一种建筑构造，因此它是具有生命力的，其面貌反映着季节循环、自然变迁与园林艺术。徐嵩龄认为“活态遗产”(living heritage)是指至今仍保持着原初或历史过程中的使用功能的遗产，包括历史城镇、村落，历史园林，历史工程，文化景观等等[13]。所谓“活态”，主要指该遗产不仅具有“遗产”的属性，是历史与文化的见证，而且仍然具有其原始的使用功能，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仍在持续发挥作用[14]。

[12]李文华、刘某承、闵庆文：《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生态农业发展的新契机》，《中国生态农业学报》，2012年第6期。

“活态遗产”既具有作为历史文化见证的原初功能，又具有现实使用功能，采取活态保护方式可以将此类遗产不断传承下去；同时针对活态遗产的管理也不同于其他一般性遗产，其管理模式的构建应基于遗产的活态保护与传承体系。活态保护是对遗产整个发展过程的保护，不仅保护遗产的物质个体，还应包括遗产所处的环境和遗产中所包含的连续的历史[15]。因此就交通运输、防洪灌溉等功能的延续而言，大运河无疑是一种活态、在用遗产，而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亦是其作为活态遗产的重要例证。

Based on heat-deficiency model, 40 healthy male SD rats, SPF grade, were housed for a week in an air-conditioned room (temperature, 22 ºC; relative humidity, 55%) and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4 groups (n = 10 per group): blank, model, ZM, and WDF (water decoction of Poria) groups.

(二)运河遗产活态保护特征

《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办法》规定，大运河遗产保护实行统一规划、分级负责、分段管理。因此，该适应性管理平台的构建也采用“分段管理”模式。但这个平台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机构或组织，而是为解决运河遗产保护与管理问题而构建的动态“议事”模式或治理机制。在条件成熟时，可以构建基于互联网/物联网、计算机技术、新媒体的运河遗产适应性管理决策支持系统。该管理平台具有以下特点：

近年来，京杭大运河以全新面貌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其中夹杂着各种利益诉求，如文物保护、南水北调、航道整治、水利工程、旅游线路等。如何延续运河现实功能与遗产保护，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办法》针对运河遗产，在坚持真实性和完整性基础上，增加了延续性原则。运河遗产“活态延续”不仅是指原初运输功能的延续，还包括与运河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白桦林36°坡面径流5.7%，截留94.3%的降雨量；落叶松林17°坡面径流4.8%，截留95.2%的降雨量；2种林分雨水截留相差接近1%[13]。本研究没有36°坡面落叶松林地的径流，但是参考杜阿朋[14]的研究：在同等降雨条件下，华北落叶松产流量陡坡(25°≤a≤36°)16.5 mm、缓坡(10°≤a≤16°)1.5 mm，可以推测落叶松林在36°坡上产流量要远高于白桦林，所以在水源涵养功能上，白桦林高于落叶松林。

5．宗族恶势力或者地痞流氓阻挠土地信托流转。在农村部分地区，宗族恶势力和地痞流氓影响力不可低估，甚至已经影响了基层政府的正常运转，老百姓敢怒不敢言。他们早就对农村一些优质的地块和项目垂涎三尺，现在岂容别人插手？传统土地流转一般在农户之间小范围进行，他们一般不方便阻挠，现在土地大规模、长时间通过信托转让出去，当违反他们意愿时，他们就会千方百计进行破坏，明的暗的都来，让你防不胜防，提心吊胆，甚至会明目张胆的动用武力，对宗族恶势力和地痞流氓不依法予以严惩，部分农村地区土地流转难以正常进行。

“遗产运河”强调运河遗产元素的一个明显特征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发生的动态演化。这就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运河所经历的技术工艺演化与变迁本身，也许正是水道遗产的本质和需求所在”(《国际运河遗迹名录》)。大运河历经两千余年的持续发展与演变，直到今天仍发挥着重要的交通、运输、行洪、灌溉、输水等作用。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很多运河段落因为保护不力、损毁严重被剔除于保护名录之外。据作者调查，运河所经城区段往往是运河古迹、文化遗存、河道原生态状况受到干预和破坏较为严重的地区。如山东济宁城区段老运河已淹没在钢筋混凝土中，古运河两岸高楼鳞次栉比。

1.管理目标的不确定性

在大运河被评为世界遗产后，“以全球视野和标准做好大运河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工作”已成为遗产管理的总目标。就大运河管理来说，涉及到水利、交通、南水北调、文物、城建、环保、旅游、渔业等众多部门，它们往往从各自部门角度提出利益诉求和管理目标，如此复杂的部门利益交叉难免导致对整个管理系统目标认识的偏差。同时，由于运河遗产管理涵盖自然与社会经济复杂系统，随着系统自身演化、系统认知的不确定性以及管理涉及的大跨度时空转变等造成对目标体系认知的分歧，很难获得一致认同。

最早对运河遗产的“活态性”传承进行研究的是北京大学的汪芳，她采用“活态博物馆”理念对无锡古运河历史街区的保护与发展进行了具体探讨，其核心在于动态地利用历史街区已有的各种元素，将整个空间内的一切元素都纳入博物馆的内容[16]。可以说，采用活态博物馆形式解读运河历史街区的开发策划，能够完整地将运河遗产的历史文化信息予以保护、阐释与展示，包括各种物质的、非物质的文化遗存、当地居民的生活场所与场景以及参观者的畅爽体验等，即活态传承。

3.运河结构的本质要求——活态变迁

《威尼斯宪章》(1964)“修复部分”第十一条指出：“各个时代为某处古迹的建筑物所做的正当贡献必须予以尊重”，这就提供了关于遗产活态保护与传承的“法理”基础。文物建筑及历史地段等文化遗产是活态延续的，不同历史时期对遗产的叠加部分，只要能增加遗产的价值或文化信息，都应该谨慎对待，应确保遗产真实性的全部信息得以完整保留和延续。1996年，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在其编制的《国际运河遗迹名录》中针对运河遗产的真实性指出，“运河与水道因为其使用功能才显得重要，然而这种功能本身也必然意味着其机械装置或基础设施部件都必须持续地得到维护、修缮或更新，从而确保其主要功能与结构得到延续”。这一点并不违背《奈良真实性宣言》(日本奈良，1994)的主旨，同时也得到《遗产运河文件》的认可。

大运河的活态遗产性质最明显地体现在其现实功能。例如，大运河山东济宁以南部分仍在通航，在煤炭、建材等物资运输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其他一些河道则承担着景观、灌溉、防洪、排涝等功能。大运河的“活”还体现在它是一条不断变化、不断整治的运河。历史上，大运河就曾多次变迁。近代以来，随着传统功能的部分退化，运河使用功能发生变化，管理维护设施不断更新等，而这些变化共同为大运河作为活态文化遗产的价值作出贡献[17]。

(三)运河遗产活态保护途径

1.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保护与传承

李永乐等认为，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由大运河生产、生活方式孕育而产生的，或者其内容反映大运河生产、生活方式，或者其形成、传播依赖于运河环境[18]。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资源属性来看并没有特殊性，因此其保护与传承方式大致应采取以下几种方式：(1)活态保护方式。非遗项目应该在原有的物质存在与人文环境中“原生态”进行活态保护；应该尽可能发挥其原有的功能和作用；在不改变原有性质和状态的情况下，也可以同时发挥其他的多种作用[19]。也就是说，对非遗传承人、非遗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环境都要整体保护；(2)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性旅游开发。具体模式有原生地静态开发、原生地活态开发、原生地综合开发、异地“集锦式”开发等[20]。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可持续开发，可以采用“原生境”展示式、博物馆式、舞台表演式三种方式[21]。

2.运河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保护与延续

与国际上已列入《名录》的“遗产运河”如法国米迪运河、加拿大里多运河等有所不同，大运河作为仍在有效使用的文化遗产，对其保护与管理缺乏先例。根据《文物保护法》，大运河遗产应按照文物保护单位模式进行保护，尽管已经被整体性列为全国重点文保，但还有很多运河遗产点/河道以及运河相关文化遗存被列入省市级文保，还有一些并未纳入文保单位。

在文物保护单位模式基础上，充分兼顾运河遗产的现实功能，值得提倡的运河遗产保护方法还有[22]：(1)通过监测预警系统进行控制性保护。2012年大运河扬州段在全国率先使用空间信息技术、视频实时监控、物联网等手段，遗产监测预警中心涉及环保局、园林局、气象局、公安局等33个遗产监测责任单位、遗产点权属单位；(2)采用博物馆、历史街区、遗址公园、旅游线路等方式进行保护性利用。杭州市自2002年开始实施的运河综合保护工程，经过不断环境整治，实现了运河遗产保护与当地居民生活的和谐共生。

刘庆柱针对协调大运河在历史文化价值、旅游景观以及运输功能三者间的关系提出[23]：第一，目前仍在正常使用的运河河段，由于现代航运的需求，对运河地改造必须要在保留其历史文化价值的前提下开展；第二，有些河道文化遗迹保存较好，审美价值高，是文化旅游景观区，可将它们作为地方的历史文化符号加以保存；第三，对于被废弃的河道遗址，保留其历史遗迹尤为重要，要为它们留出一定范围的保护区域，绝不能在上面乱盖乱建。

二、京杭大运河遗产适应性管理体系框架

(一)对运河遗产适应性管理的理解

大运河是典型的“人与自然共同的作品”，具有自然遗产、文化遗产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复合特征。从自然生态系统角度来看，大运河南北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串联起微山湖、高邮湖、太湖、杭州西湖等众多湖泊，运河生态系统在一定时期内形成了相对稳定格局。运河遗产适应性管理整合了河流生态系统的不确定性分析以及运河遗产“因地制宜”管理思想，是一种集自然、人文因素为一体的跨界协同管理方法。其核心是针对运河遗产管理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开展一系列调适性管理步骤和策略，在管理过程中不断摸索，强调在管理实验结果的基础上不断调整方案，最终实现运河遗产的活态保护。

于里巷中聚哭。相传春秋时期郑子产死，郑人巷哭三月，竽瑟不作。见汉刘向《说苑·贵德》、《孔丛子·杂训》。晋羊祜卒，南州人罢市，巷哭者声相接。见《晋书》本传。后来诗文中多作为典故用来称颂官吏生前有善政者。宋苏轼《分类东坡诗》二四《陆龙图诜挽词》：“属纩家无十金産，过车巷哭六州民。 ”〔2〕248

(二)运河遗产资源管理的不确定性分析

3.管理依据的不确定性

2.运河遗产的保护途径——活态传承

“活态传承”原本主要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延续方式，它区别于“博物馆式”的静态保护，强调“非遗”不是僵化的“标本”，而是要在其产生和发展的环境中进行保护。运河遗产活态保护的根本目的是使其世代传承下去，无论是物质形态的还是非物质形态的遗产都要得到保护。

2.管理行为的不确定性

大运河遗产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传承运河文明、延续运河功能，又要保护生态环境、助推经济社会发展、提升民众的生活品质和文化品位[24]。但限于部门利益以及管理行为对系统造成影响及其相应的认知存在局限性，运河管理极易导致利益冲突，甚至破坏运河景观，其中有些属于管理体制问题，有些属于人为因素问题。运河管理部门长期存在“多龙治水”局面，各部门之间的管理理念及管理方法存在较大差异。同时，专家学者、决策者、利益相关者与各管理部门之间由于分析问题的立场不同，也可能导致知识交叉和价值取向的不确定性。具体表现在研究者主要从专业学术角度对系统或特定问题进行研究；利益相关者倾向于从切身利益出发提出要求；而决策者偏重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视角去解决实际问题[25]。

运河遗产资源是一个将自然生态与文化生态纳入整体的庞大遗产系统，这些特性导致运河遗产管理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因素。

运河遗产资源管理因涉及众多部门，他们作出相应管理行为主要依据各自的法规和现实需要。据粗略统计，相关法律包括《文物保护法》《城乡规划法》《水法》《防洪法》《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港口法》；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有《防汛条例》《水文条例》《河道管理条例》《航道管理条例》《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办法》等。如何保证这些法规以及各部门作出的决策既有利于运河遗产保护又不相互冲突？更何况各部门对运河遗产资源复合系统功能及系统演化过程认识不足，许多管理方案建立在部门利益的线性模型假设基础上，导致相应的管理决策影响、决策成本、潜在风险、系统效应等难以准确估算。

参照上述的干法工艺流程图，按照正常处理1 t废旧电池干法处理模式，三元材料动力电池以传统的干法回收工艺计算成本和收益，LFP分别以传统的干法回收工艺（干法1）和改进的干法回收工艺（干法2）计算成本和收益，成本分别命名为CLFP干法1、CLFP干法2、C 三元干法，收益命名为 ELFP干法1、ELFP干法2、E 三元干法。处理成本价格根据实际调研及综合参考文献[6-7]，具体如表3所示。

(三)运河遗产资源适应性管理的体系框架

科学有效的管理模式与治理框架才是确保运河遗产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运河遗产资源适应性管理框架包括系统平台建设、目标设定、问题识别、方案设计与实施、系统监测、评价与反馈等一系列行动组成的循环过程。如下图所示。

  

运河遗产资源适应性管理的体系框架

1.适应性管理平台构建与分析

1.运河功能的现实需要——活态延续

(1)根据遗产动态适应问题确定目标任务，并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分解和部门细化，并不是以某一运河管理部门利益或单一运河功能为基准，采用自上而下的静态思维和固定规划去解决问题，而是更加强调运河区段各功能之间的协调关系以及运河遗产资源变化对整体的影响，是一种“上下”结合的管理策略。

(2)管理方案的构建具有反复性，管理平台需要安排相关工作人员适时研究、跟踪及评估系统的运行，及时发现新问题，考虑公众、利益相关者及科学家的意见，逐步修订控制方案，而不是等到规划周期期满后才进行系统评估与重新规划[26]。由于对遗产资源系统理解的不确定性以及管理方案对系统整体状态影响的不可预知性，所以解决方案的形成表现出阶段性和反复性。

(3)突出运河遗产适应性管理平台的综合协调功能。宏观层面的管理平台以政府机构与省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为主，如国家与地方层面的运河管理部门、大运河保护和申遗省部际会商小组，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城市联盟等。微观层面注重发挥社会团体、行业协会、媒体监督等作用，使方案的确定与执行更合理，更能够兼顾基层部门的利益关切，形成利益相关者有序参与的局面。

2.适应性管理循环过程

运河遗产适应性管理过程主要包括目标设定、问题分析、设计方案与措施、预测方案效果、执行方案、评估/监测/反馈系统运行、发现新问题等7个阶段，最后在循环科学管理基础上不断提高决策质量与管理水平。整个管理过程是反复的、动态的，当运河遗产资源系统内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管理者要迅速切入上述某个环节，及时进行风险管控，提出导致系统变化的假设及相应解决方案，并对已有计划和措施进行充实完善，使之适应新的变化。例如，运河航运(输水、排污、排涝等)对生态环境是否产生污染，进而是否对遗产造成破坏？或者这些现实功能是否直接对遗产造成破坏？同样，管理者对遗产资源的保护管理干预行为也可能对其他功能造成影响，上述问题都需要加以研究。

三、京杭大运河遗产活态保护与适应性管理的互动机理

(一)运河遗产适应性管理对活态保护的保障作用

运河遗产适应性管理将遗产资源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在试错中不断提高管理水平，从而确保运河遗产能够以全球视野和标准得到保护。(1)活态延续运河功能需要将遗产保护面临的复杂问题，通过循环过程进行适应性管理，如将水利、交通、文物、南水北调、环保、旅游等众多部门的管理目标融合一体，进行方案设计。(2)运河遗产活态传承涵盖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体系，横跨自然、人文复杂系统，充满了太多不确定性，实践证明适应性管理才是最佳的方法。(3)从运河结构变迁的角度来看，变化与适应才是其常态。水系在变，河道在变，水情在变，水工设施在变，治水理念在变，治水方略在变，管理机构在变，运行机制也在变，这些变化完整地反映了大运河作为文化遗产的“动态演变过程”[27]。对复杂问题的解决不能用线性思维，适应性管理过程恰恰是对系统进行目标-问题-方案-监测-反馈等循环管理，逐渐降低管理的不确定性并最终解决问题。运河遗产适应性管理正是从运河遗产的活态延续、活态传承、活态变迁三方面发挥保障作用，实现活态保护目标。

(二)运河遗产活态保护对适应性管理的推动作用

总体来看，大运河遗产的活态保护是世界遗产委员会最为看重的保护模式，要保证运河仍然发挥“重要的交通、运输、行洪、灌溉、输水等作用”，就需要厘清这些部门之间的关系，寻求最大“公约数”，即确保运河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延续性。

运河遗产的活态保护与管理不同于一般古建筑、古遗址，维护其水利、航运、南水北调等功能，也是遗产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协调众多部门的利益关切和管理需要，却是复杂的适应性管理问题，因为各个部门的管理出发点不尽相同。如交通部门重点考虑运河现代水运发展的需要，管理依据主要是港口、航道内河等法律法规；水利部门重点关注河道整治、在用水利工程运行，认为文物保护与防洪安全发生冲突时，坚持安全第一；其他部门同样存在认识分歧问题，即运河的首要功能不一定是文化遗产保护。

诸如此类的复杂问题都将关系到运河遗产的活态保护。这就需要加强部门沟通、专家论证及公众参与，例如，当出现一个看似观点对立的问题时，要在一个平等交流的管理平台上，在确保运河遗产真实性基础上，采用问题识别、方案实施、监测评价等一系列实验性管理思路，最终取得令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当这种管理思维成为常态后，也就实现了运河遗产活态保护与适应性管理的良性互动。

在民俗学研究领域，民间叙事或日常叙事至少暗含着两条理解途径：一是作为口头传统或民间文学体裁的叙事；二是作为记忆载体的叙事文本。长久以来，民俗学对作为民间文学体裁的叙事研究已经非常宏富，甚至出现许多影响深远的研究范式，如故事类型学中的AT分类法、故事形态学等，但对于作为记忆载体的叙事文本，则有待进一步深入讨论。

[参 考 文 献]

[1]李韵：《“丝绸之路”“大运河”联袂入遗》，《光明日报》，2014年6月23日。

[2][14]单霁翔：《 “活态遗产”: 大运河保护创新论》，《中国名城》，2008年第2期。

[3]王景慧：《历史文化街区要活态保护》，《中华民居》，2010年第8期。

[4]喻学才：《遗产活化：保护与利用的双赢之路》，《建筑与文化》，2010年第5期。

[5]王德刚：《旅游化生存与产业化发展——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模式研究》，《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

[6][15]郇滢、刘军民：《从真实性角度看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文博》，2014年第1期。

Mike：中等强度的黑色水果味，酸度和酒精感都比较突出，酒体相对强劲，入口有浓郁的黑果和橡木桶带来的草本、香料味道。有氧化气息，略显老态。可以搭配香草汁牛扒/羊扒，烧鹅。

[7]Holling C S. Adaptive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pplied Systems Analysis, 1978.

[8]杨荣金、傅伯杰、刘国华等：《生态系统可持续管理的原理和方法》，《生态学杂志》，2004年第3期。

[9]徐广才、康慕谊、史亚军：《自然资源适应性管理研究综述》，《自然资源学报》，2013年第10期。

[10][26]刘小峰、盛昭瀚、金帅：《基于适应性管理的水污染控制体系构建——以太湖流域为例》，《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年第2期。

[11]佟金萍、王慧敏：《流域水资源适应性管理研究》，《软科学》，2006年第2期。

铁钻工底座主要用来支撑铁钻工绝大部分质量。底座插入到底座套筒中，将整个折臂式铁钻工安装在钻台上，由图1可知底座主要容易产生弯曲，所以将底座设计成圆柱形状并对底座圆柱弯曲强度进行计算。通过计算得到满足条件的圆柱形底座。

[13]徐嵩龄：《文化遗产科学的概念性术语翻译与阐释》，《中国科技术语》，2008年第3期。

[16]汪芳：《用“活态博物馆”解读历史街区——以无锡古运河历史文化街区为例》，《建筑学报》，2007年第12期。

[17]佚名：《大运河、丝绸之路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国家文物局网站, http://www.sach.gov.cn/art/2014/6/22/art_722_92137.html, 2014-06-22.

从国外预备役部队建设情况看，大多数国家都十分注重对军事资源的充分利用，不仅把退出现役的人全部转入预备役直到最高服役年限，甚至还专门设置了退休预备役，把服现役（或预备役）期满后领取退休金的，或者有资格在达到60岁时领取退休金的所有人员，都纳入预备役管理范畴。同时，只要是战争需要的专业技术人员，就会人尽其才地加以利用。而从我国对军事人力资源利用看，退伍士兵参加预备役组织较为普遍，但绝大多数的军队转业干部、转业士官和自主择业干部却被置于预备役组织之外，甚至有些单位把预备役军官指标用在了“拉关系”“给名分”上，“建非所用”问题十分突出，必须大力纠正这些现象。

小麦普通加工与高科技加工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普通加工的产业链不完善，存在资源浪费现象，而高科技加工则能够形成一个相对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加强与副产品的联系，并且提高利用程度。二是普通加工属于初加工范畴，高科技加工则属于精细加工范畴，加工质量与效率都得到了有效的提升。三是普通加工缺乏科技含量，不利于长久的发展，高科技加工则更有利于未来发展前景，更有利于国际市场的竞争。

[18][21]李永乐、杜文娟：《申遗视野下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及其旅游开发》，《中国名城》，2011年第10期。

[19]余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与新农村建设的持续发展》，《农业考古》，2011年第5期。

[20]贾鸿雁：《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性旅游开发》，《改革与战略》，2007年第11期。

[22]张晨、汪滢：《大运河申遗引出话题: “活态遗产”如何保护与发展并重》，新华报业网, http://js.xhby.net/system/2012/09/28/014731738.shtml, 2012-09-28.

[23]陈苑：《专家谈大运河申遗：价值无可比拟，过程大于结果》，人民网, http://culture.people.com.cn/n/2014/0622/c87423-25183072.html, 2014-06-22.

[24]佚名：《加强中国大运河遗产保护的倡议》，《中国文化报》(大运河文化专刊)，2014年9月18日。

[25]金帅、盛昭瀚、刘小峰：《流域系统复杂性与适应性管理》，《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年第7期。

总而言之，建安时期诗与乐的风格有着内在紧密的一致性，且在文人的生活中音乐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文人将在音乐中得到的滋养又转注到诗歌中，在这过程中离不开文人们音乐修养的提高，为了更好地了解建安时期音乐对诗歌的具体影响，我们应当梳理一下此期的音乐来源、特点等。

“奉橘帖”所说“奉橘三百枚”，是送给亲友的。虽然“奉橘”二字已损，但可依稀辨识，主人的情谊犹存，千年不破。

[27]张廷皓、于冰：《京杭运河水运、水利工程及其遗址特性讨论》，《中国名城》，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