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开宗明义地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并详尽描述了其时代特征、目标任务、总体布局等基本问题，而其中被概括为构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十四条基本方略中，第十二条即为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的工作，这无疑标志着港澳“一国两制”实践也进入崭新时代。研究新时代港澳“一国两制”实践的核心特征和指导思想、战略布局上与时俱进的新思路、新方向，探索前进道路上面临的新问题、新障碍和解决问题的新措施、新办法，至关重要，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新时代港澳“一国两制”实践的核心特征

和整个国家步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标志性特征一样，港澳“一国两制”事业也伴随着祖国从“站起来、富起来”进入“强起来”的社会形态转变、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增长方式从注重高速度向实现更高质量、效率、公平和可持续发展转变、对外开放从参与经济全球化向参与全球治理转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向现代化转变等，豪迈踏入港澳“一国两制”实践的新时代。对后者的界定和分析，目前学术界和实务界的研究尚未起步，笔者初步概括其核心特征如下：

一是目标宗旨更为明确，就是要推进和巩固国家统一和繁荣富强大业。“一国两制”方针，滥觞于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周恩来等对推动国共第三次合作以和平解决台海统一问题的政策构想，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解决香港回归祖国进程的制度安排，并在实现港澳政权交接和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的历史性实践中不断发展。“一国两制”方针已经成功地从构想变为现实，从理论付诸实践，从政策形成规范，这当中经历了思想解放、制度设计和不断完善的探索进程，同时也面临着形形色色的挑战和考验。毋庸讳言，执政党在指导实践“一国两制”事业的过程中，也经历过不断开拓进取、试验创新的荆棘之路。在顺利落实港澳政权交接的平稳过渡之后，为坚定港澳同胞对“一国两制”的信心，中央多番强调各部门和各地方不干预特区依据基本法规定自行管理的事务，但在实践中这被香港某些人歪曲为极端的“特区内部事务不容中央干预”的错误说法。2004年之后提出“在不干预前提下有所为”“保持港澳的长期繁荣稳定是治国理政的崭新课题”，之后又继续强调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指出港澳已经并将继续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发挥重要作用，但在实践中特别是在香港，“一国空说、两制各表”的现象仍然存在，对“一国两制”方针的全面贯彻构成了阻碍。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港澳工作实现了创新性的发展，站在国际风云变幻和国家发展大局的高度审视港澳事务，牢记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与维护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的根本宗旨，抓住特区政权建设巩固国家主权管治这个重点，务实解决关系全局的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等社会基础问题，明确提出要把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和维护港澳长期发展目标有机结合起来，将港澳“一国两制”事业纳入推进国家统一、富强、发展、进步的大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去认识其重要地位。中共十九大报告特别指出：“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这进一步明确了港澳工作在国家工作大局中的新的定位，进一步将“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目标宗旨与维护国家统一和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功业紧密联系起来，进一步提高了“一国两制”实践参与者的神圣使命感和责任感。

二是指导原则更为坚定，就是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长期不变。习近平近年有关港澳工作的一系列讲话指示，都突出强调了中央政府贯彻“一国两制”将坚持两点：一是坚定不移，不会变，不动摇；二是全面准确，确保实践中不走样，不变形，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这次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又突出加以强调。如此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是建立在对客观事实的清醒认识和高度自信基础之上的，因为“一国两制”构想目前已经整体上在港澳地区生根结果，被证明是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的最佳方案，港澳两个特区据此已然全面纳入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正如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所指出的：“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以来，‘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事实证明，‘一国两制’是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澳门问题的最佳方案，也是香港、澳门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必须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①。

三是工作重点更为突出，就是要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将中央全面管治权和特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论及港澳工作时两次提到“宪法和基本法”的规范作用和中央全面管治权，突出强调对此问题的重视。报告还具体指出了当前港澳“一国两制”实践的核心任务：一是要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二是要支持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依法施政，积极作为，团结带领港澳各界人士齐心协力谋发展、促和谐，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序推进民主，维护社会稳定，履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宪制责任；三是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全面推进内地同港澳的互利合作；四是坚持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澳人治澳”，发展壮大爱国力量，增强港澳同胞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让港澳同胞同祖国人民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这当然是从执政党和中央政府的角度来设定议题，但同时更是港澳特区政府和民众责无旁贷的职责和义务。

二是坚持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宪制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我国宪制体制的集中体现，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港澳两部基本法的立法依据和效力基础，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和最高法律效力，但其有关社会主义制度的部分规范因为宪法自身所包含的第31条规定的例外“但书”，不适用于实行各自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港澳地区，但上述部分的规范同中央尊重港澳地区保持其各自原有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一样，在“一国两制”条件下理应得到港澳居民的尊重和维护。港澳两部基本法是根据国家宪法制定的，是宪法相关规定的具体化、规范化，是完全合宪的。根据宪法第31条，特区实行的制度包括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保障居民基本权利的制度、行政、立法、司法方面的相关制度及政策，均以基本法为依据。故此说，宪法与基本法共同构成特别行政区制度的宪制基础，过往对此问题有这样那样的模糊甚至是歪曲认识，新时代必须统一于中共十九大报告所阐述的上述权威观点上来，切实在宪法和基本法的共同规定中去达致中央全面管治权和特区高度自治权的有机和谐。

四是发展方向更为务实，就是要强化港澳全面纳入国家治理体系，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经济上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政治上不断发展壮大爱国爱港爱澳力量，在体制上全面强化国家对港澳的制度化、现代化治理方式，在思想上努力增强港澳同胞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在精神上让港澳同胞同祖国人民一样共担责任共享荣光。这样全面、透彻地描述港澳工作的远大前景和具体部署，是执政党和中央政府在正式场合公开文件中的首次宣示。这不仅预示和引领着“一国两制”事业的未来发展，而且务实、有效地把握“一国两制”的政策方向，它完全符合经济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和国家管治规律的客观要求，准确代表着包括港澳同胞在内全体国人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一是突出执政党在新时代“一国两制”实践中的核心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中国革命的历史形成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制体制所确认的。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论述组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十四个基本方略之首，就是“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②。这对于新时代“一国两制”实践也不例外，事实上，“一国两制”构想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政府的主导下在港澳成功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首次在郑重表达就共产党执政下的中央政府对“既要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地建设好，也要把实行资本主义的香港建设好”保持信心的话语语境中，概括说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的地位和作用，即不仅是在国家主体所实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居于核心领导地位，同时也在保持港澳原有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特殊地方行政区域发挥政治引领作用，这是符合新时代实际状况的论述评断。中共十九大之后，中央及时派出宣讲团成员赴港澳向管治团队成员及社会各界人士宣讲中共十九大精神，这是执政党治国理政方略及于港澳的新尝试。

一是关于巩固国家认同观念的制度建设。国家认同观念，说到底不仅是情感问题、文化问题，而且关乎意识形态和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的综合性指标。过往国家和港澳特区政府高度重视通过课堂教育和宣传媒体的普及性引导来实现相关目标，由于种种原因障碍而收效不彰。十九大报告提出一揽子政策措施，特别是首度部署制定完善便利港澳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在相关制度改革上有了新突破。事实上，魔鬼和奥妙都在细节中，制度产生行为符合事物的认识规律。尽管香港回归已有20年，澳门回归也接近20年，但国家和港澳特区内部法律制度和管理政策中，还沿用着大量回归前实行的、不利于树立国家认同观念的东西，而回归后在“尽量保持原有制度不变”思想的影响下又形成了一些新的不利因素，使得港澳居民在内地生活、工作乃至政治待遇上与内地居民存有形形色色与平等国民待遇要求不尽一致的差别。有必要根据宪法和基本法作出全面清理，该完善的尽早完善，该废止的逐步废止，该变更的合理变更，该补充规矩的就立法制定。要用解放思想、勇于创新的行动来改革不适应现今情况的既存制度和政策，从而真正采取综合性、制度化的办法来解决树立和巩固港澳居民国家认同观念的现实问题。

二、新时代港澳“一国两制”实践的战略布局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要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的任务，要依时实现“两个一百年”达致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执政党为此在中共十九大上系统回答了相关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发展方向、方式和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和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与此相对应，新时代“一国两制”实践也显示其整体性的战略布局，笔者认为这主要包括：

2.5 治疗 TMT的最佳治疗方法仍然是一个难题，手术切除仍被视为首要手段，但具体手术方式无明确指南，目前参照卵巢上皮性肿瘤，以全面的手术分期或满意的肿瘤细胞减灭术为主。同时也应根据患者年龄考虑，对于年轻女性保留生育是很重要的方面，尽管实际上对年轻女性的TMT最佳治疗策略没有达成共识，但局部切除可能是最合理的选项[16]。

根据以上文字的分析可知，基于大数据技术下的开放性创新实验室管理模式，是随着时代不断发展的产物，同时其也是数字化技术不断发展的产物，并且还是整个开放实验室教学管理的实际需求体现。所以，相关工作人员一定切实依据大数据的相应特性，科学有效地在之后的教学改革以及发展过程当中不断的发挥开放性创新实验室教学管理的作用，因为这样的模式将会成为今后理工类高校不断推动开放性创新实验室发展的重要工具。

四是强化港澳居民国家民族认同、经济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共享发展成果的人心回归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从多个角度部署了争取人心回归的工作。首先，从港澳特区的内部建设上，强调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要依法施政，积极作为，团结民众齐心协力发展社会经济、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序推进民主、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在地方事务范围内运用“高度自治权”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其次，在内地与港澳经济社会关系上，点破“香港、澳门发展同内地发展紧密相连”的道理，要求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与港澳的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港澳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从而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相应的，港澳特区政府和民众也有必要抓住机遇，在国家发展大局中来审视和谋划自身发展，善用“两制”之利，不断保持和提升港澳在国家改革开放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最后，在港澳特区政治意识和体制构建中，要始终坚持爱国者治理港澳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安排，发展壮大爱国爱港爱澳力量，增强港澳同胞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推动其同全国人民一道履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宪制责任，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只有这样，港澳两个特区才有可能保持长期持续的繁荣稳定，才能实现爱国力量的薪火相传并牢牢把握和充分实现管治权。

二是关于落实中央对特区全面管治权的制度安排问题。2003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府从维护国家主权和确保对港澳的有效治理出发，较好地运用中央直接管理港澳事务的权限，确保了中央全面管治权和特区高度自治权的良好互动，在处理香港政制发展、把握行政长官实质性任命权等重大问题上保持主动，形成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解释基本法、决定特区政改等重大事务、行政长官向中央述职的程序性安排等一系列宪制先例，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中央对特区高度自治权的监督体制乃至于落实中央管辖事务的体制机制，仍然尚不能说已经完备地法治化地建立起来，如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特区立法行使违反基本法的审查权、中央政府对行政长官执行基本法相关事务的指令权、基本法的修改权和宣布特区紧急状态下的处置权等，都缺乏公开的制度框架和程序细节。特别是香港特区迄今尚未履行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宪制责任，中央该如何处理，似也有必要研究相应对策。尽快运用制度和政策全面落实宪法和基本法的相关要求，确属当务之急。

三是巩固中央全面管治权和特区高度自治权的有机和谐的制度体系。所谓中央全面管治权和特区高度自治权，本质上都是国家主权管辖的具体实现方式，之所以冠之以“全面”和“高度”两个形容词，是借以说明相互间存在的权力渊源和依存关系。由于国家主权的本源性，在如中国这样的单一制国家组织结构中，代表国家的中央政府享有对其领域范围内一切人和事的排他性的绝对管辖权，地方行政区域不享有先于国家权力的任何固有和既得的权力，其地方自我管理的权限统一来自中央政府的授权。港澳两个特区也是如此，是国家在必要时行使宪法权力设立的，特区内实行的制度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根据各自具体情况制定基本法确定的，其“高度自治”不是“完全自治”，也不是“充分自治”，而是相对于国内其他地方和外国各类地方组织单位的自治程度较高而已，其来源完全来自中央的授权，并接受中央的监督。清楚理解了全面管治权和高度自治权两者的内在机理，就会自然而然地接受中央主权管辖的全面性，自觉按照宪法和基本法所确立的规范办事，从而形成和巩固中央全面管治权和特区高度自治权的有机和谐制度体系，保证新时代“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

三、用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导解决当前面临迫切问题的新思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所阐释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今历史阶段统率中国各项事业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是执政党主张、国家意志和人民利益的集中体现，同样也是新时代港澳“一国两制”实践的指导思想。学习这份具有伟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纲领性文献，关键在于运用其指导现实的工作，将其精神和要义落实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学以致用，解决当前港澳政治、经济生活中面临的迫切问题，形成创新思路。仅就笔者关注的范畴，谈几点想法：

中共十九大报告所宣示的新时代港澳“一国两制”实践的核心特征，和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执政党自中共十八大以来始终坚持的处理港澳事务的政策方略是相辅相成的，即必须牢固树立“一国”意识，坚守“一国”原则，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香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发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和提高香港自身竞争力有机结合起来，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作出上述总结和概括，反映了执政党对于“一国两制”理论和实践规律的最新认识，是就历史趋势、发展方向、路径选择和制度设计所作的正确判断。

应用系统需要在服务器中安装备份服务客户端，并且和私有云备份系统管理人员协商备份策略，由备份系统管理人员统一在备份服务器中设置备份策略实现自动备份；应用系统基于系统割接等临时需求，可向私有云管理人员提出临时备份需求，由私有云管理人员在备份服务器中设置对应策略实现。

通常来说，语言作为能够传达信息，交流感情的重要手段，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作、人际关系处理等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而普通话无论是在不同省市、不同民族还是不同文化交流上，都扮演着通行证的角色。但是，目前部分培训机构在普通话教育过程中存在诸多的问题，无法做到专业、高效、合理的引导和培养。

三是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制度障碍消除问题。就笔者浅见，所谓粤港澳大湾区，本身属特定的经济圈和自然禀赋，而现有构成世界主要湾区经济区域的粤港澳经济，也是在既往相互合作和竞争中形成和壮大的；当下中央政府主动倡导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主旨是推动各参与方打破行政管辖区域（包括内地省市之间、港澳特区之间和内地与港澳之间）的各种行政壁垒，从而实现整个区域的资源优化配置、产业升级换代和社会协调融合，并最终以更加有利的条件同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接轨，形成具全球竞争力一体化的区域经济。实现上述宏伟目标，就要求本着促进融合、讲求效益、互利共荣、全面发展的原则，脚踏实地解决当前粤港澳合作中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如广深港高铁联通后西九龙车站内“一地两检”制度安排问题，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和立法机构有必要通力合作，按照“三步走”的方案实现顺利通车。再如港珠澳大桥管理制度的设计安排问题，就更有必要在考虑到粤港澳三地现行车辆出入境和交通管理制度差异和利益需求的基础上，谋求突破现行制度鸿沟，倡导三地同步实行更加开放和科学化管理的新模式，最大限度地发挥“互联互通”的技术设施效益。还有港澳与内地间边境设置和通关管理办法简化的问题，也值得重新思考有关的制度设计乃至指导思想，从而循序渐进地消除那些不合理的繁复程序，建立更公平、便捷的机制。当然，任何涉及利益调整的变革都必须慎重行事，需要定准方向并通过逐渐积累条件分步骤推进，才可为大众所接受，不可能一蹴而就、贸然行事。

卢知猷，字子暮，范阳（今河北涿县）人。登进士第，释褐秘书省正字。官至太子太师，检校司空。《唐文拾遗》卷三三卢知猷《卢鸿草堂图后跋》云：“咸通初，余为荆州从事，与柯古（段成式）同在兰陵公幕下阅此轴。”兰陵公为荆南节度使萧邺。萧邺，字启之，进士出身，累迁至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11月，罢相，出任荆南节度使。如此当在咸通初段成式出任江州刺史后与卢知猷、萧邺有过交往。

四是展开对特区制度中部分内容变“延迟决断”为“终极决断”的调研准备。“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在港澳回归过程中得以落实，充分证明其是一个不断探索开拓的伟大创新，其中自然存在制度设计之初看不准确、难做判断的个别内容，这表现为基本法所规定的制度政策中包含着若干没有终极结论的阶段性安排，尚处于某种程度“悬疑待决”的状态，确有必要在适当条件下针对其终极发展作出决断性定论。这包括循序渐进发展民主的进程中，满足何等主客观条件才能实现在香港的“双普选”；“一国两制”在维护“一国”原则的基础上要尊重“两制”差异，但如何恰当处理“两制”间的现实矛盾，需要有明确的方向；更重要的是，保持“一国两制”长期不变的政治承诺，仍有必要用法律的方式加以确认，还必须务实解决许多超越“50年不变”的过渡性问题。凡此种种，均亟待在新时代伊始按照中共十九大的精神提早展开调研工作。

①②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