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研究中，一个始终备受关注的话题是如何理解毛泽东的农民观，即毛泽东如何看待农民在中国近代革命（包括社会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贡献、作用及地位。在围绕这一话题的诸多讨论中，列宁的农民观时常被当作一个参考系，而与毛泽东的农民观作一番比较。显而易见的是，毛泽东与列宁在农民观上持有不尽相同的看法，这一点甚至早在毛泽东自身的论述中就已经反映了出来。问题在于，毛泽东与列宁的分歧是如何发生的？这种分歧又意味着什么？在实际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这种分歧已经带来以及将带来何种影响？

在公立医院改革逐步深入的背景下，公立医院应该进一步完善财务管理组织，使得医院财务管理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从而为公立医院经济管理能力的提升奠定基础。这就要求公立医院应该全面发挥现代管理会计的职能，实现财务管理组织的优化与完善。

不仅如此，几乎所有涉及毛泽东与列宁农民观的研究，都或多或少地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农民观作比较，尤其是与马克思关于农民的那些负面评价作比较。依据马克思理论这一参考系，无论列宁理论还是毛泽东思想，都面对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些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符合经典马克思主义？这些与东方的社会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会不会偏离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论原则？换言之，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大背景下，毛泽东与列宁的农民观，究竟如何演绎着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张力？

此外，由于中国近代革命发生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背景下，并不具备西欧发达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以及相应发达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方式，所以，中国农民在这场特殊的革命中所承载的任务不仅仅是社会主义的与共产主义的，还包括将前现代的中国提升到现代社会的水平上，特别是包括将农民自身提升到现代社会或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水平上。在这一问题上，毛泽东又将如何对待农民的这种改造与提升呢？农民是否有可能通过自身的力量完成这一历史性的转变呢？

本文通过回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特别是马克思、列宁与毛泽东关于农民的经典论述，立足于中国近代革命在条件、任务及目标等方面的特殊性，回应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重新理解与反思毛泽东的农民观。

团督察组每批次均督导检查，定时发布督导检查情况通报，有效推动“民族团结一家亲”结亲周群众工作和“两个全覆盖”活动的正常开展，达到100%全覆盖。无临时安排，应付检查情况，没有晚上入住，凌晨离开，未出现工作开展不彻底、打乱仗的问题，更没有出现结亲干部将农户变成住团场、住宾馆、假住户，未出现今天来明天走、代替住户、代替记录、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等问题。

2.1.5 提取方式的考察 称取上述浸膏粉末2份，分别加入30%乙醇25 mL，密塞，称重，分别超声和回流30 min，放冷，再称重，用30%乙醇补足重量，摇匀，滤过，取续滤液，即得。见表3。

一 小农：中间等级的一员

正如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篇所提出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这是中国革命首先要澄清的根本问题，以便无产阶级同其他阶级或阶层结盟。正是在思考无产阶级的同盟者这一问题上，农民这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就不应被忽略；但其成员却是形形色色、参差不齐的，革命的意愿也有差异。因而，毛泽东更为关注的是，农民这一群体中的哪些成员才是革命的坚决拥护者与参与者。借助于上述关于农村的阶级结构分析，农民中的贫农、雇农等，由于受到剥削和压迫的程度最深，由于处在与无产阶级相近似的境地中，所以最有可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拥护者与参与者。

关于小农为何不是一个阶级的问题，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曾经借用“马铃薯”这一比喻作出过生动的回答：“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简单相加而形成的，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数百万家庭的经济生活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一个阶级。而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6－567页。由这段论述可知，尽管小农在法国人数众多，确实构成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但就小农在生产方式上的分散性与政治活动上的无组织性而言，小农之间并未因为相同的利益而建立稳固的联系和政治组织。因而只是作为阶层而非阶级发生其社会影响力。

销售商品赠送同类商品，在用友U8 V10.1财务软件中，对于正常销售的商品应根据销售普通业务核算流程处理，对于免费赠送的商品，不需要确认销售收入，但要根据税法的规定确认“销项税额”，根据会计准则的要求，结转销售成本，且将该部分成本计入“销售费用”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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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以国家资本主义来抑制小生产（包括小农生产），仍然是一种权宜之计，毕竟共产主义才是布尔什维克的真正目标，资本主义也只是前进道路中的一段阶梯。在此情形下，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变革旧有的小农生产，并使之成为社会化大生产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划时代任务。这就不难理解列宁将布尔什维克的两大任务之一定位在农民工作上：“我们的第二个任务就是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这种在农民中进行的文化工作，就其经济目的来说，就是合作化。”③《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73页。这项针对农民的改造工作可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文化方面的，包括扫盲和普及教育，另一个就是经济上的合作化。就合作化而言，这项工作旨在从根本上改变小农的那种分散的、相互隔离的生存状态，使之成为现代社会结构与组织中的一员。

总而言之，在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中，小农仅仅是中间等级的一个组成部分，既不属于两大阶级之一，也不代表阶级斗争中革命的一方，属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摇摆不定的一个因素。

二 小农与合作化：破解依靠与抵制的悖论

列宁关于小农的阶级定位，延续了马克思的上述看法。一方面，列宁也将小农与小资产阶级相提并论，同样认为小农代表了落后的生产方式，认为小农对于社会主义的贡献尚且不及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列宁也认为，正是由于小农代表了落后的生产方式，所以，这个群体具有一些明显的阶级局限性，比如分散性、涣散性与文化上的落后等等②《列宁论新经济政策》，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9页。，使得他们不能成为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的领导者与中坚力量。

一言以蔽之，两大阶级理论乃至关于农民的负面评价，只涉及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的表层，尚未触及该理论的根本与灵魂。就这一点而言，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毛泽东的农民观偏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相反，毛泽东以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为原型所提出的农民观，是对马克思阶级理论的一种补充与拓展。只是，与马克思的身份略有不同，毛泽东既是一位理论家，也是一位身体力行的革命家，所以，他的农民观不仅体现为一种理论，更体现在现实的实践当中。

由于不可能一下子使落后的农业生产变为现代化、工业化农业生产，列宁所代表的苏维埃政府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即在明知小农和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的情况下，给予这些群体以各种优惠，使其不至于变为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一方。但必须提及的，这些优惠政策是极其有限度的，只能是一种非常短暂的过渡政策与必要的倒退。为了避免这种倒退可能带来的危机，特别是从现代社会主义社会退回到前现代的封建社会的危机，列宁所设想的方法，是以“退一步”来代替“退两步”。也就是说，既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较之于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进步，既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共同依赖于社会化大生产，那么，暂时地以资本主义压制封建小生产，既可以缓解经济上的危机，也有助于避免更大范围的倒退。列宁说：“与小私有者的（小宗法式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比较，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进步。现在有些人犯了很多错误，就是因为他们只把国家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相对照或相比较，而在当前的政治经济情况下，也应该把国家资本主义同小资产阶级生产作一番比较。”①《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04页。“苏维埃政权‘培植’租让制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加强大生产来反对小生产，加强先进生产来反对落后生产，加强机器生产来反对手工生产，增加可由自己支配的大工业产品的数量（即提成），加强由国家调整的经济关系来对抗小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的经济关系。”②《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05页。

2.模拟拉动训练: 演习前6 d，完成针对性训练，如针对海上工作、生活的特点及要求，大风浪航行时物品固定及防护，掌握常用晕船防治和心理干预方法，海上逃生方法与水面生存知识。组织队员集中观看相关海上救护训练教学视频，学习相关医疗卫勤保障方案，讨论20名模拟伤病员的搬运及救治方案，组织陆上模拟拉动演练。

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我们先来看看马克思是如何理解包括小农在内的中间等级的。根据《共产党宣言》，中间等级主要包括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一方面，包括小农在内的中间等级是保守的。这表现在，由于中间等级所代表的是旧有的、封建的生产方式，所以该等级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实质上就是对旧有生产方式的维护，是对过去的捍卫和对未来的抵制。在这一意义上，即使在某些情况下中间等级为了自身的生死存亡不得不与资产阶级作斗争，不得不与无产阶级结盟，但中间等级的这种选择并不代表真正地融入到现代生产方式中，不代表拥护共产主义革命的解放事业。另一方面，正因为中间等级是保守的，所以在实际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该等级中的成员有可能改弦易辙而转投到资产阶级麾下。换言之，中间等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结盟只是策略性的，并非是基于共同的阶级利益与革命目标。一旦中间等级与无产阶级反目，就会导致该等级成为反动的一方，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展现的，这在欧洲革命史上真实地上演过。当然，马克思也曾在《共产党宣言》中设想过另外一种可能性，即中间等级真正加入无产阶级的队伍，成为真正革命的一方：“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1页。

小农不仅不被马克思视为真正意义上的阶级，在某些情况下还被视为反动的与保守的社会等级。从表面上看，马克思对小农的评价，尚且不及他对于资产阶级的评价，至少后者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方向。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极度负面的评价呢？

从表面上看，毛泽东关于中国农民的阶级定位是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对于当时只紧盯城市斗争的部分共产党人而言，的确无关紧要。但对毛泽东而言，这个问题的现实意义是巨大的，对于当时的中国革命而言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三 特殊性：中国农民的阶级分析

对于列宁的农民观，毛泽东显然非常熟悉，否则也不会做以下比较：“我们是联合农民来反对资本家。而列宁在一个时期曾经说过，宁愿同资本家打交道，想把资本主义变成国家资本主义，来对付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这种不同的政策，是由不同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④《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毛泽东并不否认自己与列宁之间的分歧，即列宁主张联合资本主义来抵制小资产阶级（包括小农）的自发势力，他自己却主张联合农民来反对资本家。不仅如此，他也将这种分歧归结为不同的历史条件与国情。

毛泽东与列宁一样也采纳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但与之不同，并没有完全接纳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基本阶级的那些解释，特别是没有简单地将中国农民归入社会中间等级。早在1925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对于中国社会各阶级已经提出了一套较为成熟的划分，即“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包括自耕农）、“半无产阶级”（包括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无产阶级”（包括农村无产阶级，即雇农）以及“游民无产者”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页。。其中，他在“半无产阶级”这一板块中明确提出，“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半自耕农、贫农和小手工业者所经营的，都是更细小的小生产的经济。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虽同属半无产阶级，但其经济状况仍有上、中、下三个细别”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显而易见的是，在毛泽东这里，中国农民的构成具有相当的复杂性，既有小资产阶级的成员，也有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成员，这与马克思和列宁关于小农的论述相比要丰富细致很多。根据毛泽东的这一划分，中国农民实质上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阶级，而是分属于不同阶级的一个社会群体；而且由于有些农民在阶级身份上具有无产阶级属性，这些农民更不能归为摇摆不定的中间等级。

在《寻乌调查》（1930年）中，毛泽东再次根据详细的调查材料，对寻乌的农村人口成分做出了详细的划分，包括“大地主（收租五百石以上的）”、“中地主（收租五百石以下二百石以上的）”、“小地主（收租二百石以下的破落户新发户）”、“富农（有余钱剩米放债的）”、“中农（够食不欠债的）”、“贫农（不够食欠债的）”、“手工工人（各种工匠，船夫，专门脚夫）”、“游民（无业的）”、“雇农（长工及专门做零工的）”③《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5－177页。。

如果我们仔细比较一下写于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与写于30年代初的《寻乌调查》，就可以发现，毛泽东关于农民的阶级分析在不同时期是有差异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主要是以无产阶级为参照系：既没有土地，也没有农具，更没有资金，只能依赖被他人雇佣为生的，就是所谓的农村无产阶级；半自耕农与贫农，要么拥有小块土地，要么拥有一定的农具与少量资金，但其生存依然要依靠租种他人的土地，就是所谓的半无产阶级，等等。换言之，是否拥有生产资料以及拥有量的多寡，是衡量一个农民属于哪一阶级的主要标准。然而，在《寻乌调查》中，无产阶级这一参照系似乎被弱化了，毛泽东更注重根据寻乌本地的实际情况来划分当地的阶级构成。尽管这一划分依然考虑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问题，但同时也增加了其他方面，比如是否吃得饱饭、是否欠债等。或许这些方面在马克思所处的西欧社会与列宁所处的俄国社会都不常见，但却真实而普遍地存在于20世纪早期的中国土地上。就此而言，毛泽东关于农民的阶级定位是异常复杂与具体的。

或许有人会质疑，毛泽东关于农民的阶级分析完全背离了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也就是说，毛泽东既没有坚持马克思的两大阶级理论，也没有突出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而是过分看重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与贡献。

依据前文马克思的两大阶级理论以及有关小农的负面评价，在此，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的论断是否普遍有效地适用于所有历史与所有地域的？事实上，马克思很早就意识到自身理论可能被误用的危险性，所以反复强调其关于历史的那些论断不能成为救治百病的“药方”、不能成为解决所有难题的百变“公式”。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是有历史原型与经验依据的，即通常所说的处于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英法等西欧国家；这种理论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但如果马克思关于两大阶级及农民的论断是特殊的，那么一个新的问题随之而来：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是不是完全不包含普遍性的原则呢？如果这种理论是由纯粹的特殊性构成的，那么除了该理论的历史原型外，它岂非不能运用于任何其他社会，特别是与西欧社会迥异的东方社会？事实上，马克思阶级理论的特殊性并不否定其普遍性，而是包含其普遍性，比如在《法兰西内战》中，既没有纯粹的资产阶级，也没有纯粹的无产阶级，现实存在的总是各种派别的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因而在真实的阶级斗争中，不是纯粹的资产阶级与纯粹的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而是某一派别的资产阶级与某一派别的无产阶级的斗争，甚至是资产阶级某些派别内部的斗争。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之所以特别青睐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因为这两个阶级在当时的西欧阶级斗争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相比之下，小资产阶级与小农都没有或很少对共产主义运动有所贡献。

然而，尽管列宁极力坚持上述基本的理论原则，但同时也不得不正视当时俄国的现实环境。正如列宁在《论粮食税》中所言：“俄国幅员如此辽阔，情况如此复杂，社会经济结构中的所有这些不同的类型都互相错综地交织在一起。特点就在这里。试问，占优势的是哪些成分呢？显然，在一个小农国家内，占优势而且不能不占优势的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因为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耕种者都是小商品生产者。”③《列宁论新经济政策》，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7页。在此，“绝大多数耕种者”正是俄国的小农阶层。既然小农经济在当时俄国的经济结构中占有如此之大的比重，那么小农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自然是被争取与联合的力量，而不是保守与反动的代表。此外，俄国还面临着内忧外患和连年战争所造成的各种现实问题，因而保障粮食生产和小农的利益无疑是当时苏维埃政府最为重要的工作。

四 中国农民的阶级定位与中国近代革命

可见，列宁的农民观包含着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一种张力，或者说，依靠与抵制之间的悖论：一方面希望依靠农民赢得革命的成功，另一方面又担心过分依靠农民从而带来革命的倒退，并由此抵制小农生产的蓬勃发展。为破解这一悖论，列宁提出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合作化制度，旨在将农业小生产提升为大规模的农业工业，从而使农民从小生产者转变为社会化大生产中的一员，从而改变其原有的阶级身份。

随着亚铁离子和铁离子比值的逐步增大，磁性产品的产率逐步下降，说明赤铁矿的回收率在不断减小。结合上述反应方程式可知，造成回收率下降的原因是在60℃恒温搅拌时，亚铁离子被氧化为铁离子，造成溶液中的氢氧化铁过量，使得磁化不充分。

正如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所提到的，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是以参加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事业、以参加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作为其毕生的真正使命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03页。，换言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始终是马克思密切关注的问题。进一步而言，在马克思著名的阶级斗争理论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被视为资本主义社会里面的两大阶级，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冲突最大程度代表了资本主义社会里的阶级斗争；与之相比，其他社会阶层至多是资本主义社会里面的中间等级，并不与资产阶级有真正意义上的对立关系，因而也无法产生出实质性的阶级斗争。当然，即便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也并非自资本家与现代产业工人一出现就形成了的，只是当个别的资本家与个别的工人分别开始联合起来、组织有政治意义的对抗活动时，这两大阶级才算真正形成了。

进一步而言，尽管贫农与雇农被视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大同盟者，但由于他们毕竟不同于无产阶级，其赖以生存的生产方式在一定意义上是前现代的、前工业化的。这部分农民不可能是革命的天然主力军和领导者，他们属于被争取的一支社会力量。对于农民而言，最重要的一项财产就是土地，若贫农与雇农的土地的所有权都无法受到保障，就很难使这些农民安心地、积极地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正是基于这种判断，在毛泽东所主持的历次土地改革中，贫农与雇农的土地的所有权始终是受到重点保护的，这一点不同于针对富农与中农的土改政策，后者在不同的革命时期采取了不尽相同的形式。

新闻报纸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公正客观，它是意识形态的传播工具，更多的是代表其所属国家的利益。本研究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了中美两国对“一带一路”战略的观点和态度，从中也可以看出，国家间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由它们之间的共同利益决定的。因此，人们也可以从不同的新闻报道中看出国家之间关系的转变。本研究也提醒广大读者们用批判的思维去阅读新闻报道，把握其中的真相。同时也希望国内的媒体朋友们通过更好地使用语言工具打造积极的中国形象，从而助力“一带一路”的伟大实现。

最后，尽管毛泽东也认可无产阶级在这场近代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也承认农民（特别是贫农与雇农）只是革命的最重要同盟者，但就政治斗争而言，他给予农民斗争的评价有时还要高于城市无产阶级。他曾谈到：“这部书（注：《农民问题丛刊》）内关于广东的材料……使我们知道中国的农民运动乃政治争斗、经济争斗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争斗的运动。内中表现得最特别的尤在政治争斗这一点，这一点与都市工人运动的性质颇有点不同。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上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时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① 《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41页。

由这段论述可知，城市工人阶级在最初的阶级斗争中虽然也有一定的政治目标，但由于这个目标设定的较低，仅在于集会结社等方面的政治自由，而未触及国家政权的层面。与之相比，现代中国的农民运动（包括历史上的历次农民战争）总是表现为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的聚合，总是表现为推翻旧的国家政权与统治阶级，因而与城市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具有不同的性质。不仅如此，正如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关于巴黎公社的高度评价，能否摧毁旧的国家机器是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重要一环，欧洲历次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都可以或多或少地归结于这个方面。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毛泽东关于现代中国之农民运动的这番评价，既切合中国历史的实情，也道出了当时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方向。

五 农村改革与反封建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革命时期相对而言是短暂的，随之而来的往往是较为持久的和平与发展；如果说革命的胜利可以采取灵活多变的策略，那么，和平时期的发展则谋求一种更持久的、稳定的与深入的改革。就共产主义革命运动而言，这场运动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次革命或阶级斗争，因为它代表的是一种不断上升与行进的革命状态，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在无产阶级仍然存在的情况下，都是不会终结的。发生于20世纪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也不会因为政治上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并建立一种新的国家政权而终止；相反，在一种温和的革命的意义上，这场革命在新中国建立之后仍旧在持续，只是革命的目标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政治方面转向了经济方面与文化方面。在这里，本文只打算考察那些与农民相关的改革措施，特别是关注“反封建”这个主题。

1939年时，美国记者斯诺曾向毛泽东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抗战是削弱还是加强了中国的封建因素？在今天，共产党的纲领中哪些是革命的反封建的纲领？边区以外任何地方，曾经认识到它吗？除非同时在全国范围实现革命的反封建的一面，抗战能够获胜吗？当农民甚至为了抵抗日本来组织自己都不可能——更不必提农村改革的要求——在战争当中能实现革命的反封建任务吗？”②《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5页。斯诺的提问是非常尖锐的，直接指向的是抗战是否具有反封建性质的问题。毛泽东当时的回答是：“这里，首先要说的，中国革命的目前阶段的首要问题是抵抗日本，反封建的任务要服从于第一位的目的——抗日。共产党提出的实现民主政治，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以及改良人民生活，这些都是反封建的纲领……抗日而没有民主，是不能胜利的，抗日与民主是一件事的两方面。”①《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5页。从直观上看，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斯诺的问题——斯诺问的是，领导抗战的中国共产党并没有针对包括农民在内的中国农村提出一套改革纲领，在这种情况下，抗战不可能同时实现反封建的任务；毛泽东答的是，反封建与抗日相比不是当时中国革命的第一任务，即便只是抗日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农民的利益，从而达到压制封建地主阶级的任务。问题在于，毛泽东是暂时回避了这个问题，还是始终回避这个问题？

根据现有的文献，毛泽东并非完全没有考虑到农民所带有的封建主义局限性，这一考虑尤其反映在他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政策安排中。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的中国，是一个逐步走向现代化大生产的社会形态，不可能复归到相互隔离与分散的小农经济上去，因而，在经济上从事社会主义改造是十分必要的。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各种经济措施，都与之相关，这一点也与列宁倡导的合作化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外，毛泽东在革命初期的土改工作中就明确批评过以“平均主义”为代表的那种小农意识②《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3页。，后来在批评党内“左倾”错误时也将之归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影响③《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页。。正是基于这些认识，毛泽东对党员说过这样一番话：“但是作为党来说，作为领导思想来说，我们和农民要分清界限，不要和农民混同起来。这对于农民出身的同志可能不容易理解，‘我就是农民，为什么不能和农民混同呢？’我说你现在叫做共产党员，农民是你的出身，出身和入党是两件事情，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我说不要和农民混同，是说要把农民提高一步，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将来几十年以后，要把一切党外农民，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如不相信这一条，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将来我们要搞机械化，要搞集体化，那就是提高他们。”④《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7－318页。由此可知，尽管农民曾经在中国近代革命中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尽管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坚定同盟，但这一群体所具有的阶级局限性及其所承载的过去，都决定了毛泽东不可能将其排除在社会主义改造之外。

综上所述，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来看，毛泽东关于中国农民的阶级定位、农民在中国近代革命中的角色与贡献、反封建中关于农民的改造等问题，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关于中国农民的观点。尽管他的农民观在具体观点上与马克思或列宁不尽相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背离了传统的阶级分析理论与原则，相反，我们或许可以将其视为马克思阶级分析法的一种中国式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