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自信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 [1]晚清以来，中华民族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从师夷长技以制夷走向师夷长技以自强，从中体西用走向全盘西化。在此过程中，西方文化开始与中华文化融合，但是毋庸讳言，中华民族对自身的文化逐渐失去了信心，从“月是故乡明”变成了“月是他乡圆”。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经济的腾飞，中华民族开始用自己的智慧解决世界性难题，开始从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自有文化中寻求答案。但是首先，我们要对自己的文化有信心，虽然有罗素*“若不借鉴一向被我们轻视的东方智慧，我们的文明就没有指望了。” 〔英〕伯特兰·罗素.中国问题[M].秦悦，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8.、汤因比*“中国是第三世界的先导、代表和代言人……缓和了西方的物力论，使分裂走向统一，为规制人类生存提供了唯一的途径。”〔英〕汤因比.未来·属于中国——汤因比论中国传统文化[M].杨栋梁，赵德宇，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77.等外国学者对中华文化推崇，但是笔者更希望从儒家思想的践行者身上探寻这种固有的文化，从孔子与梁漱溟的言行中发掘这种一脉相承的自信。

二、孔子与梁漱溟的文化自信

(一)面临生死危机时体现出的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绝对不是一个虚有的名词，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会让一个民族在群强环伺时坦然无惧，让一个人在面临生死危机时淡然自若，这种文化自信在孔子和梁漱溟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公元前496年[2]，孔子在周游列国的过程中途经匡地，在进入匡城的时候，指着城墙上的缺口对弟子们说：“我曾经从这里进入过匡城”，由于孔子和阳虎的相貌很相似，给孔子驾车的颜刻也曾给阳虎驾车，而阳虎曾经入侵过匡城，给匡城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二月公侵郑取匡”[周]左丘明，[晋]杜预，注.春秋左传正义[M].卷五十五.，所以孔子被误认为是阳虎，并被匡人拘禁了五天[3]。在匡人白刃交于前的时候，孔子的弟子及随从们都惶恐不安，而这时候孔子的态度却十分淡然，并不惊慌失措。孔子对弟子们说，上天既然让自己继承了中华文化，那么这种文化就有存在的价值，不会绝灭，自己也不会被害，匡人是无法对自己造成伤害的* “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春秋]孔丘.论语译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9：100.。这不是从宿命论的角度看问题，而是对中华文化拥有自信，这种自信让孔子有了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气度，并且这种自信跃然纸上，能撼动千百年后读者的心魄。

作为近代新儒家代表之一的梁漱溟，表现出了同样的气度。1939年，梁漱溟在华北华东各战地，出入敌后八个月，无论情势如何险恶，总能神态自然，如同无事，包括后来在炮火下冒险出港，都能淡然自若，乃至于随身的物品都没有丢失。这样的态度、行为引来了同行诸位友人的多次赞叹：“梁先生真奇怪，若无其事！梁先生了不起，若无其事”[4]195。这样的表现和孔子的如出一辙，并且在梁漱溟的自述中可以更加明晰这种心理：“我心中何以能这样坦定呢?当然这其间亦有一种天分的，而主要还由于我有一种自喻和自信。”[4]196自喻是一生奔波为了中国社会、为了民族复兴，而不是为了个人享乐；自信是自己“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对孔孟之学和中国文化有所领会，并自信能为之说明；基于中国社会的认识，而对于解决当前大局问题，以至复兴民族的途径，确有所见，信其为事实之所不易。”[4]这虽然有对自己能力的自信，但更多是基于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孔子与梁漱溟，他们都是中华文化的继承者与发扬者，他们在继承中华文化的同时，中华文化赋予其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让他们在面临生死危机时底气十足，而他们又构成了中华民族在面临危机时怡然不惧的脊梁。

(二)缺少认同者时体现出的文化自信

孔子与梁漱溟在面临生死危机时体现出的这种文化自信，不是在中华民族处在兴旺繁荣时形成的民族自豪感，而是在整个时代都不认可这种文化时，依然对自己所承载文化拥有信心。文化自信让他们能够在缺少认同者时依然坚持着心中的理想。所以文化自信是一种源于自我内心深处的精神力量，不是建立在他人身上的“自信”，这种自信不会因为他人的贬低、诋毁而消失，也不会因为缺少认同者而自我摒弃。

春秋时期，礼坏乐崩，以周王室为代表的文化载体开始坍塌，诸侯为了谋求王霸，对推行仁爱忠恕的儒家思想敬而远之，纵横、法家等学说逐步占据了主流。孔子一生的遭遇是最好的注脚，他离开鲁国，适卫、过曹，周游于宋、郑、陈、蔡，均不能施行心中的政治理想。虽然诸侯不认可孔子所承载的文化，但是孔子从来没有进行自我否定，相反，他认为如果有人能够让自己施展才华，那么不出三年，必然有了不起的成就。即使没有人认可自己的思想，那也是时运不济的原因，而不是文化本身的问题。当孔子晚年时，看到当权者不认可自己的思想，社会对这种文化没有信心的时候，依然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开始整理典籍，传授弟子，将这种文化传承下去。植根于心灵深处的文化自信让孔子能够在缺少认同者的时候依然能坚守着自己的理想。

3.诚信是构建和谐企业的关键。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的本质是一种契约。员工与企业都签订了劳动合同。合同的前提就是诚信关系。《管子》中有一句：“诚信者，天下之结也。”意思是，讲诚信，是天下人交往的关键。不仅员工之间要诚信，而且员工与企业更要讲诚信。如果失去诚信，员工之间就不可能协调，当然更不可能和谐，员工与企业同样不可能和谐。诚信属于道德范畴，是员工和企业的自觉行为。

而梁漱溟不同，他在众多反对的声音中，坚持着自己对中华文化的信心。以医学为例，民国时期，废止中医的呼声越来越高，因为从西方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中医有许多无稽之谈，并且即使是有效的部分，中医也“不能说明自己，即说，人家也不能了解，也不信服” [6]，所以即使有高明的中医医师，也会被人认为是变戏法。此时在众人的反对声中，梁漱溟坚持认为中西医是各自文化孕育出的“两条不同路”，中国的方法要更胜一筹。虽然目前中医在现代西方医学面前毫无办法，但是这种无法解释是由于超过西方太多，只有等待西方医学继续前进，发展到同样的高度来接受中医。以此为例，梁漱溟认为中华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只有等西方文化继续前进，达到新的高度后，才能理解中华文化。所以梁漱溟在众人的不认可中坚持着自己的文化自信，别人的不理解无法减少其分毫，并且其文化自信中蕴含着一种骄傲。

对田口法快速充电法的参数设计,也即通过实验来对充电过程中的中5个阶段的各个电流进行优化。由于在参数设计中,正交设计能够寻得最优点,因此本文选用正交设计进行优化,按照正交表1来执行锂离子电池充电的实验过程。

文化自信也给了梁漱溟同样的力量，纵观梁漱溟的一生，经历了中国近代最动荡的年代，在此期间，无论是清政府的无以为继，军阀割据，还是抗日战争，都使广袤的中华大地变得千疮百孔，这些都对中国传统文化提出了一次次质问，越来越多的仁人志士从西方文化中为中国探寻出路，认为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学”，已经无法挽救中国近代悲惨的命运。“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正多。尤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者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说也。”[5]现实的压力让越来越多的人不认可中国传统文化，让越来越多的人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自我否定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文化自信的丧失。

(三)践行中华文化而形成的文化自信

孔子重视践行，在《礼记·儒行》中，孔子对其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包括坐起、言语、行为等的具体要求，郑康成为其注曰“‘其自立有如此者’，谓自修立己身，有如此行在上之诸事也。”这些都是对个人修身的要求，都是践行的具体化，这样才能达到“力行则可使”[7]的境界。孔子的大部分言行记录在《论语》中，其中重视实践的描述、孔子自己践行的心得体会更是俯仰皆是。例如：“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论语·学而)；“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德之不休，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子曰“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又得”(论语·述而)； “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等。孔子重视践行，依托践行形成的文化自信根深蒂固，以孔子的思想为核心，形成了“自天子以至庶人，一皆是以修身为本”的重视践行的儒家文化，是中华文化自信的不竭源泉。

近代中西文化激烈交融，梁漱溟绝对称不上学贯中西，在艾凯对梁漱溟的采访中，梁漱溟自己说道：“我对学术啊、学者啊，对中国的老学问不行。我对你说过，小时候没有念过‘四书五经’，‘四书五经’的书里面有些个生字我现在还不会认。那么，再一面，现在的学问，科学我也不行……”。[8]即使如此，梁漱溟依然被后人认为是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这是和现代学院派新儒家的一个显著区别。究其原因，是由于梁漱溟是文化的践行者，他是一个“本着自己思想而去实行、实践的人”。[8]他曾在父亲对这个世界失望时回答到：“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纵观其一生，这是梁漱溟不可动摇的信念，是践行儒、佛等中华文化而形成的文化自信。

从孔子到梁漱溟，文化给其带来了异乎常人的勇气，让他们能够直面生死，在缺少认同者的情况下坚持自信。这种力量并不是无根之木，而是建立在对文化本身的深刻了解上，这种了解，并不是通过书面文字、讲学得来的，而是通过亲身实践体会到的。所以孔子与梁漱溟真正了解中华文化的内涵，他们认识到世界需要这种文化，这种文化一定不会灭亡。因此，践行中华文化所产生的力量，是他们在乱世中坚守理想的根本动力，这种动力源于自己的内心，任何外力都无法磨灭。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老龄健康司副司长蔡菲也表示，深入推进医养结合工作，首先应强化政策落地和实施；其次，要加强标准和规范的出台。“医养结合是国家创新的养老服务模式，应从国家层面加强部门间合作，以养为基础，以医疗为支撑。”蔡菲说。

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体现在社会的每一个成员身上，而文化自信的继承要依靠每一个人的努力。今天，我们需要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提升民族文化自信，孔子与梁漱溟的事迹可以作为切入点。

三、文化自信的继承

所以无论孔子还是梁漱溟，他们都是从践行中华文化出发，行成了不可动摇的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一脉相承，让其承当者在面临生死危机的时候淡然自若，让其在缺少认同者的时候能够坚持前行。

例4 a：This war is becoming the most important story of this generation.

(一)从真实事迹入手，引导读者继承文化自信

孔子、梁漱溟等先哲，留下了诸多事迹和著作，经过后人不断的研究，形成了浩如烟海的文献，这些资料中，结论性的部分长于说教，精于思辨，但不利于读者产生认同感。而真实事迹的资料可读性强，具有带入感，有助于引导读者认同蕴含于其中的文化。就如本文所叙述的，在了解到孔子和梁漱溟他们直面生死的经历后，有利于读者产生钦佩、疑问等心理，这会激活读者自己探究其深层次原因的动机，读者通过进一步探究，会加深其对文化的理解，并模仿其中可实行的部分，从而继承先哲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的继承无法建立在人云亦云的基础上，简单的宣传、喊口号只能造就虚假的繁荣，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从真实的事迹出发，才能改变思想，进而改变行为，从而产生文化认同，这样才能树立文化自信，这是文化自信继承的有效途径。

2005年12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的罗干同志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要求政法机关发挥职能，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2006年11月，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被确定为基本刑事政策。

(二)亲身实践优秀的传统文化，培植文化自信

在继承文化自信的过程中，一个容易忽略的环节是行为的改变，文化自信不仅是行而上的思想意识，更是可以落实于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指导，是一种改变行为的内在力量。而如何培植这种力量，唯有通过具体事例引导读者亲身实践中华文化。实践的前提有两个，一是自觉自愿；二是榜样行为的可模仿性。仅文中所列举的例子来看，孔子与梁漱溟有关文化自信的事迹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可模仿性不强。如何选取更加恰当的事例来引导读者实践中华文化、培植文化自信，是需要继续深入思考的方向。

(三)将真实事迹高度概括，沟通学术与生活

文化自信如果仅限于学术讨论，就失去了其最广泛的意义，而学术著作很难拥有大众读者。这就需要将真实事迹高度概括化，通过一个简短的故事，将蕴含于其中的相关理论表达出来。例如“孟母三迁”的故事，虽然很简单，但是深刻的表达出环境对幼儿学习、成长的影响。文化自信等相关理论也需要如此，选择一个孔子、梁漱溟等前贤有关文化自信的真实事迹，凝练成一个通俗易懂、趣味性强的故事，进而成为一种文化符号，这不仅利于文化自信的传播与继承，也是沟通学术与生活的有效方式。

参考文献：

[1]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EB/OL].(2017-1-25)[2017-11-20]http：//cpc.people.com.cn/n1/2017/0125/c64094-29049531.html

[2] 何新.孔子年谱[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7：78.

[3]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1919.

[4] 梁漱溟.我生有涯愿无尽·梁漱溟自述文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5] 刘东主.近代名人文库精萃·陈独秀[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3：128.

[6] 中国文化书院学术委员会.梁漱溟全集·第二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131.

[7] [三国·魏]王肃.孔子家语[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15.

[8] 〔美〕艾恺采访.梁漱溟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