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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影响

更新时间:2016-07-05

经济学中的货币学派在理论和政策主张方面,都强调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是引起经济活动和物价水平发生变动的根本原因。Carl.Brenner于1968年使用“货币主义”一词来表达这一流派的基本特征,此后被广泛沿用于经济学文献之中。货币主义者认为货币在经济活动中最重要,而且货币存量的变化是解释货币收入变化的最主要因素,通货膨胀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种货币现象。[1]

1995年,中国颁布了第一部银行法,将货币政策的目标确定为:对内维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对外维持人民币真实有效汇率的稳定。随后,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将货币供给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因此如何从货币供应量增长变化的角度认识货币政策,在调节经济运行中如何设计和实施货币政策,对解决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控制通货膨胀和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问题无疑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目前国内从货币供应角度分析货币政策的研究不多,主要有唐齐鸣、王海生(1997),[2]谢云山、伍旭川(2006),[3]许亦平、张鹏和林桂军(2011)等。[4]他们都是在回顾我国货币政策的历史和转变过程的基础上,对数据进行描述性分析,提出体制转轨时期对货币政策的若干建议,研究方法主要是主观的定性方法。杨春雷(2009)使用 1990-2007年的数据,通过相关性分析及方差分解技术分析了货币供应增长率、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率在中国货币政策实施中所起的作用。[5]本文则基于1994-2016年的年度数据,对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作对应分析,用数量方法从货币供应量增长变化的角度对我国的货币政策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相应建议。

一、对应分析方法及基本原理

对应分析也称 QR- (指标—样品)型因子分析,1970年由法国统计学家J.P.Beozecri首先提出,其本质是一种因子分析方法。它是将R(指标)型因子分析和Q(样品)型因子分析结合起来,从R型因子分析出发,根据R型和Q型因子的内在联系,将指标和样品同时反映到相同坐标轴(称作因子轴)的一张图形上,揭示出同一指标的各个类别之间的差异,以及不同指标各个类别之间的对应关系。比如在图形上邻近的一些样品点则表示它们的关系密切,将它们归为一类;同理,图形上邻近的指标点可归为一类,而且属于同一类型的样品点,可用邻近的指标点来表征。因此,对应分析,概括起来可提供三方面的信息:指标之间的关系、样品之间的关系,以及指标与样品之间的关系。

基本原理:由于R型因子分析和Q型因子分析反映的是同一个整体的不同侧面,所以它们之间必然有联系。对应分析就是利用数据变换,通过一个过渡矩阵ZR型因子分析和Q型因子分析有机结合起来。具体是首先给出分析指标点之间关系的协方差阵 A = Z TZ和分析样品点之间关系的协方差阵 B = Z Z T,由于 Z T ZZ ZT 具有相同的非零特征根,而这些特征根又正是各个公共因子的方差,因此可以将指标点和样品点同时反映在具有相同坐标轴(即因子轴)的因子平面上,对指标点和样品点一起考虑进行分类。[6]如果将这些非零特征根记为 λ1λ 2 ≥ …≥λm,0 ≤ m ≤ min(p,0),设协方差阵A的特征根λi对应的特征向量为Ui,则协方差阵B的特征根λi对应的特征向量就是 V i= ZUi,求出A的特征根和特征向量后可以写出指标点协方差阵对应的因子载荷阵,记为F。则:

文章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017》。因为 1993年开始的金融改革使中国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体制,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实施现代意义的货币政策,所以我们选取《中国统计年鉴2017》中1994-2016年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长率的五个指标:流通中货币、单位活期存款、单位定期存款、个人存款和其他存款。实证图形中的样品点1表示1994年,2表示1995年,依此类推,23表示2016年。实证分析应用统计软件SPSS22.0实现,程序运行语句为:

二、实证分析

图2所示的指标变量的类别点图,判断在二维空间里,各个指标在其相关性较大的维度上的特征。

根据由R型因子分析和Q型因子分析之间的关系,可以得到样品点协差阵B对应的因子载荷阵,记为G

CORRESPONDENCE TABLE=all(23 5)

依据岩性特征将古元古界金水口岩群进一步划分为片麻岩段(Pt1J1gn)、片岩段(Pt1J2sch)和大理岩段(Pt1J3mb)。片麻岩段主要分布在矿区南部,岩性主要为黑云斜长片麻岩,夹于片岩段的灰色黑云斜长石英片岩、灰黑色斜长角闪片岩中,与上覆片岩段呈整合接触关系;片岩段区内均有出露,呈NWW向条带状产出,岩性主要为灰黑色黑云斜长石英片岩、灰色斜长角闪片岩,其中斜长角闪片岩为石墨矿的主要赋矿围岩;大理岩段分布于区中部,受构造控制明显,具条带状构造布,局部夹有片岩段的灰色黑云斜长石英片岩,本区少量石墨矿出露于大理岩之中(图1)。

图4所示的类别点联合图,反映指标和样本的潜在关系,列点与行点距离越近则关系越密切。

/STANDARDIZE=RCMEAN

UTM(Universal Transverse Mercator)投影即“通用横轴墨卡托投影”,与高斯投影都是横轴墨卡托投影演变而成,主要区别如下:

/NORMALIZATION=SYMMETRICAL

“你还是要去啊?”大梁忽地动了怒,陡然扯高了声音。“真是个犟牛!”说完就气冲冲地走开,撂下句话,“我去问问杨先生,听听他的见识!”

/PRINT=TABLE RPOINTS CPOINTS

/PLOT=NDIM(1,MAX) BIPLOT(20) .[7]

1.3.2 操作考核结果。穿刺针两次以内进入颈内静脉为穿刺置管成功,3次及以上未能成功穿入颈内静脉为置管失败,改由带教老师进行操作。穿刺置管时间由穿刺针破皮开始计时到导管固定完毕结束。记录两组穿刺成功例数并计算成功率,穿刺置管时间,以及出现并发症的例数及其发生率。

表1所示为对应分析的统计摘要表,提供最大维度的信息来观察每个维度的贡献,以确定综合指标的个数。

表1 统计摘要

惯量的比例置信度奇异值标准相关系数维度奇异值惯量占累积偏差2 1.0 6 7.0 0 4.6 9 6.6 9 6.0 2 7.2 2 4 2.0 3 7.0 0 1.2 1 3.9 0 9.0 2 1 3.0 2 3.0 0 1.0 7 9.9 8 8 4.0 0 9.0 0 0.0 1 2 1.0 0 0总计.0 0 6 1.0 0 0 1.0 0 0

图1所示的样品和指标的对应分析图,反映样本点的变化规律。

图1 样品和综合指标的对应分析图

(一)数据来源及记号

(二)对应分析结果及图形

图2 指标变量的类别点图

图3所示的样品点散点图,用以提供样本点的聚类。

/DIMENSIONS=2

混合动力轿车用发动机一般采用阿特金森(Atkinson)循环的发动机,阿特金森循环发动机的热效率比传统的奥拓(Otto)循环发动机更高,原因在于前者的膨胀比大于压缩比,一般通过采用可变气门正时系统来实现。与传统轿车的发动机不同,混合动力轿车用发动机主要的设计目标是经济性,凯美瑞混合动力车发动机采用了燃油双喷射系统,而雅阁及君威均采用燃油缸内直喷系统。三款混合动力车用发动机的类型及主要参数对比见表1。

图3 样品点散点图

/MEASURE=EUCLID

图4 类别点联合图

三、实证结果及政策含义

本文通过对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作对应分析来对我国的货币政策进行实证研究,主要结果如下:

社区的英文是“community”,也可以称为“共同体”。这一概念最初由德国古典社会学家滕尼斯提出,他强调了社区在精神层面的抽象即共同体。作为一种理想类型的共同体表达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紧密关系,这种“关系本身即结合,或者被理解为现实的和有机的生命——这就是共同体的本质”。“人们在共同体里与同伙一起,从出生之时起,就休戚与共,同甘共苦。”共同体是具有共同归属感的社会团体,“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⑲滕尼斯在使用共同体概念时,强调的不是物理形态的社区,而是人与人之间形成的亲密关系和共同意识,强调一种归属感和认同感。

(一)由表1摘要中惯量的比例累积可以看出,若选取两个维度,指标的信息量已达90.9%,说明选取的五个指标可以简化成只考虑两个综合指标即可,分别用维1和维2表示。由图2Column的列点对称正态化可以看出,流通中货币、单位活期存款、单位定期存款、个人存款等四个指标在维1上的影响比较大,可以将它们看成是第一个综合指标;其他存款在维2上的影响比较大,可以将它看成第二个综合指标。很明显,单位定期存款对维1和维2的影响都比较大。单位定期存款属于M2准货币的范畴,流动性较弱,这个结果与我国实际相符,统计数据表明在过去的20年中,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在大多数年度里超过GDP增速,而且也与我国企事业单位和居民过高的储蓄率这一明显的经济现象一致。

(二)由图3Row的行点对称正态化可以看出绝大部分的行点集中,说明1994—2016年我国基本施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周期性的实施扩张性和紧缩性相结合的调控政策。但图1维2已变换的Row类别对称正态化告诉我们,货币供应具有高度波动性,其波动周期短,波动频繁,波动幅度大,说明货币政策抗干扰能力差,缺少独立性和相对稳定性。图中的 Row4表示 1997年,在1997年出现断崖是因为1997年初,中国人民银行对金融统计制度进行了调整,因此自1997年起的数据与历史数据不完全可比。

此外,当2≤n≤5 时,G.G.Gundersen等〔2-3〕找到了满足方程(1)的非常数整函数解;当n=6时,G.G.Gundersen〔4〕构造了满足方程(1)的非常数亚纯解〔5-6〕。

(三)由图4行点和列点对称正态化可以看出维 1即第一个综合指标和绝大部分的行点邻近,说明我国货币政策主要运用第一个综合指标来调节货币供应量,第一个综合指标指的是流通中货币、单位活期存款、单位定期存款、个人存款等,明显以直接控制工具为主执行货币政策;同时少部分的行点如点21,14,22,13,10,16,12等和第二个综合指标其他存款邻近,这些点对应的是20世纪90年代末的年份和本世纪的年份。第二综合指标其他存款主要是外币存款、信托类存款、金融债券、商业票据以及大额可转让存单等,这说明随着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结构发生的改变,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金融市场逐渐拓宽完善,货币政策工具也以直接控制工具为主逐步转向直接型和间接型工具相结合。

四、与实证结果相对应的几点政策建议

由实证结果(一)可知,一直以来我国货币的流动性较弱,居民、企事业单位储蓄率居高。高储蓄率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是把“双刃剑”,一方面高储蓄率支持并促进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过高的储蓄率会限制和减弱即期的消费需求,国内居民平均消费水平降低,势必造成国内需求不足,形成产能过剩。要从货币政策方面解决过高储蓄率的问题,主要是疏通储蓄化为投资的渠道,鼓励金融投资创新,发展多种融资方式,促进货币市场发展,加快货币流通,提高转化效率。具体如扩大货币市场参与主体、逐步吸收各类金融机构参与货币市场、拓宽融资渠道、允许国际金融公司发行人民币债券等;发行中央银行票据,为央行灵活调控货币市场流动性提供有效操作工具;丰富投资产品,推出货币市场基金、短期融资券、债券远期交易、浮动利率债券等金融新产品,扩大直接融资比重;发展商业票据市场,拓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渠道。[3]

实证结果(二)反应出货币供应高度波动性,货币政策抗干扰能力弱。货币政策作为一种宏观调控手段,发挥总体上是会受经济的影响,经济环境是处于不断变化发展当中的,故货币政策也不可能一成不变。要使货币政策真正服务于经济发展,不受其它因素的干扰,货币政策应逐步回归其主要职能——稳定币值。[8]建议逐步转变中央银行职能,中央银行是一国的货币当局,负有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对金融业实施监督管理的责任。中国人民银行自成立以来,除了稳定货币以外,还负有对财政借款和透支、非金融部门发放贷款、分配资金等任务,因此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银行,无法保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统一性和权威性。新的货币政策体系虽然明确了中央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依法独立执行货币政策,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中央银行职能完全到位还需一段时间。同时要改变货币政策孤军作战的局面,国家财政政策应配合货币政策实现宏观调控;中央银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时,要把握调控的“时”和“度”,有前瞻性,充分掌握主动性。[2]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9.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或方差分析,计数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实证结果(三)表明近年来我国的货币政策工具,正由直接控制逐渐向间接调控转变。货币政策工具是中央银行为达到货币政策目标而采取的手段,分为一般性工具和选择性工具。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主要包括: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再贴现,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主要包括:贷款规模控制、特种存款、对金融企业窗口指导等。[9]货币政策的间接调控工具是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直接调控工具是选择性货币工具,在过去较长时期内,中国货币政策以直接调控为主,即采取信贷规模、现金计划等工具。事实上1998年后,取消了贷款规模控制,主要采取间接货币政策工具调控货币供应总量,并在间接工具失控时,通过直接贷款的方式进行修正。并且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工具的运作,影响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活动,进而影响货币供应量,最终影响国民宏观经济指标,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的增长。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和使用已经完善。由于不同货币政策工具在影响力度、范围、层次上都有差异,因此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和使用上应该有所分工,尤其重要的是还要在不同货币政策工具之间进行搭配。[10]例如再贷款和存款准备金侧重于调节商业银行资金的中长期流动性,而公开操作市场和再贴现则主要调剂商业银行的短期头寸。因此,在再贷款政策和存款准备金调整时,势必导致金融机构的短期流动性受影响,这时就必须适当地辅以公开操作市场和再贴现加以缓解。

参考文献:

[1]360 百科.弗里德曼规则[EB/OL].[2018-02-01].https://m.baike.so.com/doc/7737670-8011765.html.

[2]唐齐鸣,王海生.中国货币政策的回顾与展望[J].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7,33(1): 18-22.

[3]谢云山, 伍旭川.“十五”期间中国货币政策的回顾与展望[J].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6,127(1): 40-43.

[4]许亦平, 张鹏, 林桂军.1979-2009:三十年中国货币政策回顾与展望[J].甘肃社会科学, 2001(2): 1-5.

[5]杨春雷.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与经济波动的实证分析[J].海南金融, 2009,242(1):13-15,28.

[6]于秀林, 任雪松.多元统计分析[M].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3: 199-200.

[7]武松, 潘发明.SPSS统计分析大全[M].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 406.

[8]董光沛.转轨时期中国货币政策的选择[J].统计与管理,2017 (2): 76-78.

[9]360百科.中国货币政策工具[EB/OL].[2018-02-01].https://m.baike.so.com/doc/4092694-4291850.html.

[10]段军山, 赵明勋.近年来我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工具分析[J].当代财经 2005,251(10): 44-48.

郭冰阳,金芳
《城市学刊》 2018年第2期
《城市学刊》2018年第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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