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陈独秀与邹韬奋是中国新闻传播史上两位著名的报刊活动家，陈独秀以一份报刊引领了一场运动，是近代中国公认的启蒙思想家。邹韬奋继五四而起，以《生活》周刊展开生活启蒙。通常认为，尽管邹韬奋因为生活原因缺席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但学界公认五四新文化运动是邹韬奋思想得以形成的一个重要来源。学界也普遍认为，邹韬奋对五四启蒙运动的“接受”主要与胡适有关，在讨论邹韬奋与五四思想家的研究中，研究的焦点多集中于邹韬奋与胡适的“交往”，在邹韬奋的文字中，陈独秀是“缺席”的。

运用标准差椭圆刻画民宿总体的空间集聚和发展趋势.其中椭圆长轴代表民宿分布的空间发展方向，短轴则反映了民宿集聚程度的高低.由图3可知，当前民宿分布的空间发展趋势是向西北—东南延伸，旋转角度为165.3度.椭圆长轴较长，表明民宿分布具有明显的方向性，短轴较短，表明民宿分布的向心力较大，即民宿分布的集聚性较强.民宿分布最显著的集聚区为思明区.本文基于民宿营业时间，绘制2008年～2017年10 a间的厦门民宿分布的标准差椭圆，并获得其重心演变轨迹，发现厦门市民宿分布大致经历了北→南→北→西北的回旋式演变.

应该说，学界对陈独秀、邹韬奋两人各自的研究成果虽然很多，汗牛充栋，但是对陈独秀与邹韬奋的比较研究则是“缺乏”的，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可能在于：一是陈独秀与邹韬奋之间没有“交往”的历史。和邹韬奋与胡适的“交往”相比，陈、邹之间不仅缺少现实的交往互动，文字类的“精神交往”也基本没有，这种“交往”“缺乏”的状态，无法为比较研究提供具体的文字佐证，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比较研究的可能性；二是政治因素的影响。虽然陈独秀是中共的创始人，但由于陈独秀后来成为托派，与中共分道扬镳，其政治地位仅限于中共的创始人而已，邹韬奋则不同，邹韬奋对中共的“趋近”，不仅有力“声援”了中共，也表明中共路线的正确性与吸引力，这也成为邹韬奋在中国新闻史上占据赫赫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考察陈独秀与邹韬奋的启蒙报刊实践与思想转变轨迹，两人则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两份报刊都创立在上海，都以远离现实政治，“辅导青年修养”为宗旨，刊物的栏目设置也是相似的，随着民族危机的严重，两份刊物最终也都走向了“激进化”，两人的思想也从自由主义思想逐渐转向共产主义，陈独秀成为中共的创始人，邹韬奋也通过积极的行动向中共靠拢，并最终成为中共党员。因此，从这种“惊人”的“相似性”来看，学界应该关注陈独秀与邹韬奋的对比研究。这种比较研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有意义的。从可能性来看，两者虽然缺乏“直接”的“交往”，但作为《新青年》的“灵魂”与《生活》（周刊）的主持人，可以通过《新青年》与《生活》的比较，如宗旨、内容、栏目设置与激进转向等方面的比较讨论两者的“相似性”；从研究意义来看，陈独秀作为启蒙思想家是毋庸置疑的，邹韬奋启蒙思想家地位的“坐实”也需要通过与陈独秀报刊启蒙思想的进一步比较，更重要的是，通过比较也有助于发现中国报刊启蒙的“共性”。

启蒙与宣传有着本质的不同，本文对陈独秀与邹韬奋报刊启蒙思想的比较，主要选取《新青年》与《生活》周刊作为文本，两人创办（主办）的其它报刊不纳入考察范围。这是因为这两份刊物是两人启蒙报刊实践的代表刊物，也是中国新闻传播史上的代表性刊物，可以反映两人的报刊启蒙思想。本文对两者报刊启蒙思想的比较即以《新青年》与《生活》周刊为样本，通过对宗旨、内容、栏目设置与激进转向的比较讨论两者的“相似性”，从而“发现”中国报刊启蒙的共性。

二、启蒙、报刊启蒙与报刊启蒙思想

由于一些具体名词的概念在学术上众说纷纭，还存在一定争议。为了将本文观点阐述清晰，有必要对“启蒙”、“报刊启蒙”与“报刊启蒙思想”等本文涉及的基本概念进行尝试性地界定。

（一）启蒙

当代世界有关启蒙的讨论已成为宏大叙事，不同的人站在不同视角对启蒙都可以展开“合理”论述，启蒙内含的“自反性”也注定了启蒙必然成为宏大叙事，这事实上给界定启蒙增加了难度。本文并不打算给启蒙下一个严格定义，只是结合相关定义，对启蒙的内在特征作一描述，亦即启蒙必须具备的一些特征。目前来看，康德有关“启蒙”的界定影响最大。康德认为，启蒙就是“人们走出由他自己所招致的不成熟状态”，而走出不成熟状态必须依赖“理性”（无论“逻辑理性”还是“实践理性”）的确立，这表明理性是启蒙的一个根本特征。理性的确立则需要借助于反思与批判，这是毋庸置疑的。反思与批判的“实现”不仅需要借助于“新”的“知识资源”[1]（无论是输入的“异域”的知识资源，还是重新被挖掘的“传统”的知识资源），而且还需要引路者（类如西方“启蒙时代”的“哲人”，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的“思想者”或“先贤”）。本文认为理性、批判与反思、引路者及其引入的“新”的“知识资源”是构成启蒙的三个基本要素。

（二）报刊启蒙

在18世纪西方启蒙运动中，承载启蒙思想的传播媒介主要是沙龙、学院和书籍等，其中又以书籍为主要载体。与此不同，在中国近代的启蒙运动中，无论清末新政时期面向底层社会展开的思想启蒙，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面向知识青年展开的思想启蒙，报刊都无一例外地成为承载启蒙思想的最重要的传播媒介。事实上，如果从思想史、文化史的视角看，近代中国的三次办报高潮也都发生在这一时期。因此，从传布启蒙思想主要载体的视角，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可以称之为报刊启蒙。当然，报刊启蒙的称谓也意味着承认报刊对启蒙思想的传播存在相当的影响，甚至在一定深度上影响了启蒙的“走向”。比如，报刊与书籍是两种不同的传播媒介，相对来说，书籍可以在“封闭”的环境下“从容”地建构完整的叙事，报刊则是开放的、即时的，需要对外界话语保持高度的对话性，虽能取得“即时”的传播效果，但必然对叙事的完整性造成负面影响。应该看到，报刊启蒙在中国有着必然性，时势日危与文人论政让报刊成为介入社会的最佳工具。当然，在启蒙的意义上，报刊只有具备前文所列启蒙三个基本要素的基础上，才能称之为报刊启蒙，相关报刊也称之为启蒙报刊。

自那天起，东亭早起的人们，天天都能看到阿里推着罗爹爹朝东湖方向而去。罗爹爹坐在轮椅上，怀里抱着一台录音机以及一盒早点。罗爹爹满脸带笑，一路跟阿里说着闲话。阿里经常只是大声地“哦”一声。如果天下雨，罗爹爹不打拳，但阿里还是去。只是车上坐着老巴。老巴打着伞，阿里穿着雨衣，推着轮椅。沿着每天的路，慢慢地走。他要去湖边，听母亲的声音。只要听到母亲的声音，他一天便能平安度过。

（三）报刊启蒙思想

本指安定刘氏江山。 汉刘邦（高祖）病危时对吕后说：“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见《史记·高祖纪》、《留侯世家》。后因以安刘爲维护王朝的典故。 宋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四七绍兴十二年》：“及是秦桧除太师，彦诗以啓贺之，有曰：‘大风动地，不移存赵之心；白刃在前，独奋安刘之略。’桧喜，由是稍复录用。”

思想启蒙需要引入“新”的“思想资源”，并通过相关的批判与反思以实现对相关新思想的“接受”。如前所述，这里“新”的“思想资源”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从西方输入的“异域”的思想资源，二是由传统思想资源中“挖掘”出的“新”的思想资源。对西方思想资源主要以输入为主，对传统思想资源的“挖掘”则以批判、反思为主。当然，这里还存在一个激烈的中西思想资源的对比，即以西方的思想资源审视、批判传统的思想资源，这个过程是残酷的，最终导致了中国传统的知识资源沦为学术资源，然而，这是思想启蒙的内在要求。唯有如此，才能让“青年”舍旧求新，实现对青年的思想改造。因此，《新青年》以“哲学文学为是”，内容主要涉及对儒学孔教的批判与反思，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对青年自觉、觉醒的强调，对个人主义的倡导，对白话文学的学理探讨与文学实践，对美学、宗教、教育的探讨，对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引介等等。应该说《新青年》所输入、讨论的“学理”是极为成功的，《新青年》因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元典”，成为各方争夺利用的“符号”。然而，从传播效果层面来看，《新青年》“成功”地让“理性”“个人解放”等启蒙理念进入了青年的“头脑”，鼓励他们运用个人的理性，选择自己的未来之路。五四新文化运动结束后，知识青年虽然存在左翼右翼之分，但都“勇敢”地投入到国民革命的洪流，这与前七卷“以哲学文学为是”的《新青年》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三、基于启蒙对《新青年》与《生活》的比较

（一）宗旨：由改造个人到再造社会

尽管创刊时代背景不同，两份刊物在办刊宗旨上呈现出相似性，都以提高读者修养，进而改造社会为目标。《新青年》以“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天职”，希望借助青年的思想改造再造新的国家；《生活》周刊在邹韬奋的主持下逐渐形成了“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的办刊宗旨。

对于具有启蒙报刊性质的报刊媒介来说，“通信”栏是吸引读者参与讨论，将报刊论域引向纵深的一个重要手段。正因如此，学界对《新青年》与《生活》的栏目研究也主要集中于“通信”与“读者信箱”。“通信”与“读者信箱”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已经成为报刊与读者交流栏目的“典范”，唯一不同的是，“通信”逐渐成为《新青年》同人“自己的园地”，“读者信箱”则始终是广大《生活》读者发表意见的“公共领域”。

《新青年》聚焦于思想启蒙，内容以“哲学文学为是”，《生活》周刊聚焦于生活启蒙，内容以城市生活为主。《新青年》呼吁个人的解放，鼓励青年成为“自己”，勇于选择自己的路，然而如何实践，尤其是城市青年在“新”的城市环境中具体的生活实践，《新青年》同人虽提出了“立人”的命题，但在新的城市环境下如何“落地”则是一个实践问题。换句话说，《新青年》的思想启蒙并不能解决思想的实践问题。《新青年》虽然促成了青年的“觉醒”，但“觉醒”的青年仍然处在新旧思想交替的过渡阶段。一方面，青年在实际生活中仍受到传统家庭观念和婚姻观念等的束缚而苦难重重，另一方面，新兴的城市在为青年提供相对便利的职业通道的同时，也对青年如何融入城市新生活提出了挑战。于是，青年在人生观和世界观上陷入困惑，在现实面前变得迷茫挣扎。青年问题成为时代的焦点问题。《生活》周刊及时弥补了这一缺憾，与都市职业青年一起探索城市青年应有的理想生活。《生活》提出了“立人”的观念，希望青年人能不断提升自身的修养，培养坚强乐观的心智，锻炼适应社会的能力。在内容上，《生活》不仅仅关注青年人的就业现状，为他们提供职业指导，更将关注的视野触及到职业青年城市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婚姻、恋爱、教育、职业修养等方面，而且这构成了《生活》的主体内容。因此，一定意义上，《生活》确是在延续并实践《新青年》提出的“立人”命题，而且在效果层面颇为成功。

在上文对启蒙与报刊启蒙简要界定基础上，本文所谓报刊启蒙思想主要指报刊活动家指导其启蒙报刊实践的办刊思想，这种办刊思想或由报刊活动家相关的话语表达所构成或由其具体的启蒙报刊实践所呈现。本文重在比较陈独秀与邹韬奋的报刊启蒙思想，不仅以此确立韬奋启蒙思想家的地位，也由此发现中国报刊启蒙的共性。两位报刊活动家一生有着丰富的办刊实践，在中国新闻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但从启蒙与报刊启蒙来说，并非两人创办的所有刊物都可称之为启蒙报刊。相对来说，陈独秀五四时期的报刊实践（《新青年》《每周评论》）与邹韬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办的《生活》（周刊）更符合启蒙报刊的意涵。就陈独秀来说，《新青年》与《每周评论》不仅成就了陈独秀报人生涯的巅峰，而且也引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两份刊物所具有的启蒙报刊性质是毋庸置疑的。就邹韬奋来看，《生活》周刊是邹韬奋主持时间最长的刊物，不仅反映了邹韬奋由民主主义而逐渐左倾的思想转变轨迹，还反映出邹韬奋的报刊思想尤其是报刊启蒙思想。当然最重要的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尾声，邹韬奋接办主持《生活》周刊，两份刊物在宗旨、内容、栏目设置与激进转向等方面都存在“惊人”的“相似性”。这表明通过比较两份刊物能开展两者报刊启蒙思想比较的可能性。

（二）内容：思想启蒙与生活启蒙

两份刊物的内容也紧密围绕刊物宗旨展开。《新青年》的内容主要围绕思想启蒙而展开，《生活》主要围绕生活启蒙而生发，但在“立人”这一点上，《生活》周刊的生活启蒙承继了《新青年》提出的“立人”的启蒙命题。本文并不打算详细展开两份刊物内容的文本研究，尝试根据已有相关成果分析在“立人”这一点上《生活》所表现出的对《新青年》的承继性，揭示思想启蒙与生活启蒙的复杂勾连。

《新青年》成立之初即设立“通信”栏，原意在于吸纳社外文字。在陈独秀迁居北京，《新青年》成为同人刊物之前，“通信”栏逐渐成为读者发表意见、商榷学理的“公共园地”。不仅参与人数众多，内容也很丰富，从问学到商榷学理，从文学改良到孔教入学，从世界语到标点符号，学理的商榷颇激烈。《新青年》迁办北京成为同人刊物后，“通信”栏逐渐转为《新青年》同人“自己的园地”，外来文字减少，以至于除非必要，外来文字绝少刊登。李宪瑜认为，综合主题的选择、学术性的加强以及编辑方式的改动等原因导致了“通信”栏“由公众论坛而趋向自己的园地”。[2]应该说，这个论断有其合理之处。就报刊论域的广度与深度而言，《新青年》同人有必要利用这一“自己的园地”“穿针引线”，[3]将不同栏目、不同文体、不同话题“纠合”在一起，从而便于推进《新青年》论域在广度与深度两个方向上拓展。然而，要指出的是，“通信”栏成为“自己的园地”后，虽限制了社外意见的发表，但读者对刊物论题的“参与”并没有减少。陈独秀来到北大之后，成功地将青年的思想改造与北京大学的教育实践结合起来，以往单纯的文字阅读与有限的通信问答迅速被师生、同学间的相互讨论所取代，不仅课堂可以问学，宿舍也可以商榷，甚至还有专供讨论商榷的“饱无堂”和“群言堂”。[4]应该说，观点的公开讨论与相互交锋所带来的传播效果无疑要比单纯的文字阅读来得好，而这种效果又因同学之间的异地通信被进一步“放大”。因此，尽管对社外来信的“封闭”让“通信”很难称为严格意义上的“公共领域”，但是“通信”栏并没有减损读者的“参与”。于是，《新青年》同人“自己的园地”成为启蒙青年读者的“前沿阵地”。

评估机构的设立条款，除符合《合伙企业法》《公司法》所规定的基本条件外，还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的特别要求。本条在梳理各专业领域评估机构的评估师人数要求后，对评估机构的设立条件作出了统一规定。

起初，《生活》周刊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机关刊物，“传布职业教育的信息”是刊物最初的宗旨。与陈独秀在“乱世”中创办《新青年》不同，邹韬奋主持《生活》周刊主要是在所谓国民政府“黄金十年”（1927-1937）的前五年。这一时期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最好的国家发展时期，对国民政府直接控制的江浙沪地区来说更是如此，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新兴城市的发展为青年就业、生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尽管如此，如何适应新兴的城市环境，如何将个人与国家建设相结合都是职业青年面临的新命题。为了帮助职业青年适应新的城市生活，实现个人职业与国家改造的结合，邹韬奋主持《生活》周刊期间，刊物不仅经历了从中华职业教育社机关刊物到都市通俗文化生活杂志再到时事政治周刊的发展转变，而且还逐步确立了“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的办刊宗旨。邹韬奋希望借助《生活》与青年们讨论城市生活的实然与应然，引导青年踏上一条将个人工作、生活与国家改造相结合的理想之路。应该说，邹韬奋对职业青年开出的生活的“药方”也是颇为成功的，刊物不但受到广大青年读者的欢迎，还得到了国民政府上海市教育的“褒扬”，《生活》周刊也成为民国时期最有影响的杂志之一，发行量更一度创下民国期刊发行量的最高记录。

（三）“通信”与“读者来信”：“自己”的园地与“公共”的领域

《青年杂志》（《新青年》）的创办既缘于陈独秀个人的反思，也缘于其时不断恶化的政治社会现实。民元初年的政治社会现实不仅没有按照民主共和的道路前进，而且大有退回封建帝制的可能。政像日乱、一切如故的社会政治现实，不仅让知识精英无所适从，也让普通民众产生“今不如昔”的感觉。中国社会亟需补课，如果民众思想没有根本转变的话，“共和的招牌”是挂不长久的。陈独秀认为，无穷无尽的政治空谈无济于事，只有从思想伦理这一“最后的觉悟”着手，唤醒青年一代，国家社会问题才有被彻底改造的可能。为此，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动人的思想革命也由此开始。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青年杂志》第一卷第1号）明确表明刊物以“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此后又说，“介绍西方学说，改造社会”为“本志唯一之宗旨”。这表明陈独秀希图透过对青年的思想文化改造，再造新国民，再造新国家。应该说，陈独秀对中国问题所开出的这一文化药方颇为有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已经证明《新青年》对青年的改造是有成效的，五四之后，经过改造的“新青年”则成为国共两党看重的国民革命的生力军，这又再次证明《新青年》改造青年的有效性。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兴起的国民革命也正式拉响了国家改造、社会改造的大幕。

行政事业单位缺乏对资金流向的监督管理，在资金流向上，缺乏专人检查，容易出现与预算使用不一致的情况。有部分行政事业单位过度依赖会计中心，导致其财务监管力度减弱，出现财务管理问题，影响资金运转效率。我国的财务监管系统，还不够完善，行政事业单位缺乏财务监督管理，所以导致许多资金的运用和项目不能匹配。

如果有人问在中国历史上，哪些帝王的人生最跌宕起伏、引人好奇，那么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一定名列其中。他曾登基为帝，又因辛亥革命退位，在跨越时光漫漫洪流之后，等到了新中国的诞生，经过改造、特赦，成为了全国政协委员，开启了全然不同的人生。

《生活》周刊的“读者信箱”栏目是邹韬奋接任《生活》周刊主编后开设，主要刊登读者所遇到的婚恋、教育、人生及社会方面的困惑与意见，通过编者与读者的沟通释惑，帮助读者解决生活上和精神上遇到的困难。“读者信箱”在吸纳读者“参与”方面表现出3个主要特征：1.读者来信多。自设立信箱栏以来，来信数量由最初每日几封逐渐达到千封以上。2.内容涉及面广，但前后偏重有别。前五卷以婚姻、恋爱、教育、职业修养等方面的内容为主，较少涉及现实政治；五卷后则相反，政治、社会议题增多，婚姻、恋爱等内容减少，甚至一时成为抗日救亡问题的专栏。3.交流的平等性。通过“读者信箱”，编者与读者建立了平等的编读互动关系，淡化了编者和读者之间程式化、固定化的身份色彩。“读者信箱”栏的上述特征“暗合”“公共领域”要求的开放性、平等性、讨论性等基本特征，当前相关从公共领域角度讨论《生活》周刊的研究成果也多以“读者信箱”栏为研究样本。因此，一定意义上，将“读者信箱”看成是公共领域是合适的。这里有待进一步讨论的是“读者信箱”的启蒙色彩。有研究认为，九一八事变前，“读者信箱”富有启蒙色彩，九一八事变后，信箱内容从前期丰富的内容题材变为单一的发表抗日救亡问题的园地，虽然增强了战斗性，但启蒙色彩大大减弱。然而，如果考虑到邹韬奋此时所持的无党派立场，考虑到其立论的出发点是民族大义而非党派视角，我们仍可以称之为“启蒙”，毕竟这与纯粹的政党宣传存在根本的不同。由这个视角看，《生活》周刊的“读者信箱”始终表现出了启蒙性。

（四）转向：由谈政治到革命

两份刊物在创刊之初都与现实政治保持相当的距离，而随着国内外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两份刊物都开始介入现实政治，陈独秀开始“谈政治”，并迅速“左转”创建中共，刊物也转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邹韬奋由“参与政治”到“批评政治”，刊物逐渐“激进化”，刊物转为“新闻评述性质”的周刊，邹氏本人也不断趋近“共产主义”。

当前学界对《新青年》是否谈政治存在不同的观点，然而很明显，如果从批评时政的视角，《新青年》尤其是转向共产主义之前的同人杂志时期还是很好地遵循了杂志创办之初确立的“批评时政，非其旨也”的宗旨，与现实政治还是保持了“相当”的距离。陈独秀公开谈政治可以《谈政治》（《新青年》第八卷第1号，1920年9月1日）一文为标志，而此时《新青年》已经成为本年8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共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开始偏离“以哲学文学为是”内容定位而逐渐成为“颜色过于鲜明”的宣传刊物了。当然，我们还可以1918年12月22日《每周评论》的创办来讨论陈独秀的“谈政治”。《每周评论》的创办确是缘于《新青年》同人“谈政治”的需要。《每周评论》的“谈政治”是以“公理战胜强权”，以及“输入新思想、提倡新文学”的宗旨为基础的，与其说是直接地介入政治，不如说是通过评论实现政治社会思潮的思想启蒙。然而，随着巴黎和会山东问题的交涉失败，陈独秀开始转而提倡“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不仅以言论介入现实政治，而且亲自行动。尽管此时陈独秀批评时政的出发点是“平民政治”而非“政党政治”，他的“直接行动”也非“倡导暴力革命”，但随着“直接行动”的失败，陈独秀开始接受政党政治。因此，我们可以把《每周评论》的“谈政治”看成是陈独秀利用《新青年》“谈政治”、宣传共产主义的“先声”。这个过程表明陈独秀由远离时政到批评时政，由平民政治到政党政治，终至创建中共，报刊于是转为中共宣传和组织革命的“利器”。

巧合的是，《生活》周刊也存在一个由“不谈政治”到“谈政治”的变化。这个变化大致以“九一八事变”为界。前期多谈个人问题，避谈政治，主张通过个体的“进德修业”，最后达到健全理想的国家社会；“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生活》开始批评时政，介入“现实政治”，刊物在成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的同时逐渐“激进化”，并最终于1933年12月被国民党当局查封。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阐明，一是前期的“避谈政治”并非不谈政治，二是后期的“激进”并不意味着“共产主义”。《生活》前期“不谈政治”并不是回避政治，而是避免批评时政。与《新青年》不一样，《生活》虽“以社会而非政治为旨趣”，但却一直是“参与政治”的，套用时髦的话说，参与国民政府的“政治建设”。比如刊载孙中山及其三民主义的文章，刊载吴稚晖、戴季陶等国民党要人的事迹和言论的文章，再如《每周大事记》专栏中对蒋介石“剿匪”训令和进程的报道；将共产党人描述为“‘烧杀劫掠’的‘变态’” 与“猖獗”的“赤化分子”[6]等等。事实上，邹韬奋、毕云程等《生活》的编者对“三民主义”的信仰是由衷的，甚至后期谈政治、激烈抨击国民政府时，他们仍视三民主义为“正途”。《生活》后期开始批评时政并逐渐“激进化”，但这种“激进化”并不意味编辑接受了“共产主义”——站在中共的立场批评时政。前文已经指出了邹韬奋、毕云程等人对“三民主义”的由衷信仰，编者是站在“匡扶”政府的角度提出“建设性”的批评。邹韬奋本人这一时期也再三强调自己的无党派立场，邹韬奋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与追求是在其逃亡及以后的报刊实践、苏区考察后逐渐形成的。当然，邹韬奋批评时政的出发点是爱国主义与民族大义，这一点与中共的部分主张不谋而合，也是他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思想基础。

四、结语与讨论

前文已对陈独秀与邹韬奋的启蒙报刊实践进行了比较，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两者启蒙报刊实践存在的相似性与不同之处。两者都重视青年读者，都希望通过对青年的思想改造实现国家、社会的“再造”。然而，囿于刊物创办时代社会背景的不同，陈独秀以全体社会“青年”为预期受众，希望全面、彻底地改造他们的思想，因而《新青年》的启蒙着力于思想启蒙，由此《新青年》同人必然以师者的姿态面向青年，这也必然减少青年读者对刊物的“直接”参与，但这并不意味着刊物对青年读者的“疏离”，恰恰相反，杂志在成为启蒙思想“前沿阵地”的同时成功吸引了青年读者的“间接参与”。邹韬奋没有赶上《新青年》同人“激扬文字”的好时光，但他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尤其是胡适的影响，在“和平时期”主持《生活》周刊，力求成为城市职业青年的“好朋友”，引导他们学会“生活”“参与政治”，实现个人发展与国家建设的“双赢”。在“新”的城市环境中讨论、引导职业青年应有的“城市生活”，继续《新青年》同人提出但缺少实践的“立人”命题，这是韬奋《生活》周刊表现出启蒙色彩的根本所在和可贵之处，这也决定了邹韬奋办刊的“朋友的姿态”，在成功吸引广大青年读者“直接参与”的同时，让《生活》成为中国报刊史颇具典范意义的“公共领域”。

启蒙的本意是“使之为人”，“人们走出由他自己所招致的不成熟状态”，要实现“不成熟”向“成熟”状态的转化，人们必须依赖建基于反思与批判基础上“理性”原则的确立，这又需要引路者及其引入的“新”的“思想资源”，启蒙的最终结果是培养独立、理性的个体。尽管相较而言，《生活》周刊在反思与批判精神以及“新”的“思想资源”的引入上要逊于《新青年》，但两份刊物均致力于培养独立、理性的青年读者，《新青年》鼓励他们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追求个性与解放；《生活》则鼓励职业青年养成独立自由的思想品格，追求健康向上的城市生活。尤为重要的是，两份刊物都成功地将对青年的思想改造与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结合在了一起，《新青年》为青年读者开启了理性之光，为其后兴起的国民革命提供了生力军，左翼青年更随着《新青年》的革命转向而投身共产主义革命洪流；《生活》周刊以朋友的姿态启发青年通过每个个体的“健康向上”以养成“健全的社会”，在民族危机日益危重之时，邹韬奋以自己的“政治觉醒”“唤起民众”“延安青年们，几乎每一个都述说自己曾受过韬奋同志的影响、帮助而走上革命的道路的事实。”[7]

陈独秀与邹韬奋的启蒙报刊实践都由启蒙始，革命终，经典“演绎”了近代中国“救亡压倒启蒙”的时代命题。他们创办启蒙报刊，致力于培养理性、独立的青年个体，希望通过青年个体的觉醒实现国家、民族的独立与富强，而当国家、民族危机趋于严重时，他们则毅然选择了革命之路，面向青年宣传革命，引导青年走上革命救亡之路。作为青年的启蒙者，他们是独立、理性的思想者；作为革命者，他们是革命的前行者与领路人。由启蒙转向革命意味着启蒙的“终结”，思想的多元性被革命思想的“独尊”所取代，独立与理性也被统一到革命的组织性之下。尽管令人扼腕，然而应该看到，陈独秀、邹韬奋等人的启蒙报刊实践所闪耀的理性之光，更应看到促成他们由启蒙转向革命的对国家、民族及普罗大众深沉的爱，这是陈独秀、邹韬奋启蒙报刊实践对于中国新闻传播史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章清.传统：由“知识资源”到“学术资源”——简析20世纪中国文化传统的失落及其成因[J].中国社会科学, 2000(4)：190-203.

[2]李宪瑜.“公众论坛”与“自己的园地”——《新青年》杂志“通信”栏[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2(3)： 32-44.

[3]陈平原.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新青年》研究：下[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3(1)： 116-155.

[4]罗家伦.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M]//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五四运动亲历记.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9： 58-60.

[5]心水.病根[N].生活, 1930-08-24(01).

[6]韬奋.由学生而晚而弟[N].生活, 1928-03-18(01).

[7]萧三.韬奋同志——文化界的劳动英雄[M]// 邹嘉骊.忆韬奋.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85： 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