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典籍最早的汉译外活动，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北天竺菩提流支将汉籍佛经译成梵文。（马祖毅，1997：2）到北齐后主时期的刘世清，将汉文《涅槃经》译成突厥文，是中国译者的第一次汉译外。在古代，中国文化处于强势地位，因此中国典籍的翻译活动一直以外国译者汉译外为主，这样的状况持续至清末。民国时期，政府并未鼓励，官方也未建立汉籍外译机构，中国译者的译出活动，“仅是散兵游勇，全凭爱好，并无计划，有的译者纯属兴到为之”，（马祖毅，1997：702）未成规模。解放之后，在政府的支持下，才逐步开始了大规模、有计划的典籍译出翻译工作（马祖毅，1997：698）。近年来，个别学者对汉语译者的翻译资格产生质疑：汉籍工作只能由英语译者“译入”，而不能由汉语学者“译出”。（黄立波，2011：97）这种结论虽不合逻辑却又“情有可原”：一般认为中国译者的汉译外佶屈聱牙，不符合目的语的表达习惯，而西方译者的汉译外流畅、自然。但这一谬论，脱离了原文，忽略了译文与原文之间的联系。马祖毅（1997：4）认为汉籍的翻译有两个条件，一是原作，二是精通双语的译者。因此，绝不能仅站在译文角度，批评译者行为，需要尊重作者本意。本文以杨、霍英译《红楼梦》为例，对比汉译外的不同角度，回答如何实现汉译外的传播效果，并使中国译者的翻译活动为目的语读者所接受。

一、汉译外研究概况

中国汉译外工作，正处于抢滩对外话语体系的关键期，这一时期亟需回顾汉译外的历史曲线，审视其传播效果，规划汉译外未来走向。中国典籍的译介，始于东汉，这一时期佛经翻译盛行，但汉译外仅处于萌芽期，与蓬勃发展的外译汉相比，未成规模，以佛经翻译为主，部分以文化传播形式出现；明清至民初，汉译外进入了发展期，以外国译者为主，一大批传教士来华，在传播教义的过程中，逐渐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兴趣，开始了中国典籍的译出活动，但这些译本多以节译为主，完整性不高。由于英美读者第一次接触到中国文化，出于好奇，节译本十分受欢迎，传播效果好，影响深远。与外国译者的兴趣使然（马祖毅，1997：702）相比，中国译者中大多为了救亡图存，孜孜不倦地进行着外译汉活动，汉译外仅寥寥三人，辜鸿铭、张庆桐、苏曼殊（1997：703）。直至新中国成立，政府重视汉籍外译工作，从1979年到1965年间，共用43种外文出版了图书3 000余种（马祖毅，1997：705）。改革开放以后，外文出版事业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开始译本质量、选题、品种都有了显著提高（马祖毅，1997：706）。

后来，在酒店里。丁小强提出想和杜一朵一起洗澡。杜一朵不干，说原来你的演出就是一起洗澡？太没有情调了。杜一朵就提出打牌，茶几上的确有一副纸牌。她说，我们来打牌，输了就罚酒。

汉译外的发展路途坎坷，鸦片战争以前，封建君主自恃天朝上国，多以赠送珠宝、瓷器回馈外国使臣的贡品，未意识到中国典籍才是中华民族最为宝贵的财富。（马祖毅，1997：703）民国政府也未对汉译外工作提供支持，全凭译者的一腔热血，汉译外工作迟迟未成规模。学界质疑中国译者汉译外的权利，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外国译者的汉译外工作发展较早，普通读者易出现先入为主的观点，鸦片战争之后以20世纪70年代，中国文化典籍英译进入全译时代，出现了完整、优秀的全译本，普通读者的新鲜感已消失，读者逐渐局限于汉学研究和翻译研究者，文化传播效果大打折扣（谢天振，2009：226）

二、《红楼梦》英译本研究汉译外研究

（一）杨宪益霍克思英译《红楼梦》研究综述

学术界在《红楼梦》英译研究中的主要阵地，是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两个全译本。对国内学者历年来所取得的学术研究成果进行描述和分析，可以为英译研究拓宽视野，寻找并回答文化传播中的瓶颈问题。在知网上查询全文“杨宪益霍克斯红楼梦”，筛选出 CSSCI期刊中与本文研究相关的对象，搜索整理得到CSSCI文献169篇。（搜索时间：2017年3月16日17：00）。

《红楼梦》英译研究目前主要落脚于三个模块：一是文本研究，包括底本研究及原作中有特色的部分，如人物、饮食、宗教、语言等；二是译者研究，从译者出发，探究译者的翻译策略、翻译效果及翻译得失，近年逐渐将重点放至中国文化典籍走出去；三是读者研究，如读者接受程度等，这一部分还囊括了各类以西方读者视角展开的研究理论，如西方文本观念、功能目的论、殖民主义视角等。

（二）《红楼梦》两译本研究的比较

学界对于两个译本有较为一致的观点：杨译本多为直译，翻译时以异化为主，保留了源语的异域特色；霍译本多为意译，翻译时以归化为注，在形式及表达上符合了目的语的特点。另外，研究者普遍认为两位译者的文化背景造成了两个译本的差异。目前的《红楼梦》杨宪益、霍克思英译研究正处于研究高潮，研究领域较广，但研究中不乏矛盾、不妥之处。

首先，研究中存在对译者文化背景的误读。杨宪益与夫人戴乃迭一同完成《红楼梦》英译工作，“他们有翻译的乐趣，不赶任务时，他们夫妇俩（杨宪益与戴乃迭）会一同反复推敲。推敲是一种快乐啊，翻译中的推敲最快乐。”（李晶，2010：151）。杨宪益称戴乃迭在翻译中贡献很大，杨宪益译完，交由戴乃迭审译。虽《红楼梦》不乏赶任务的情况，但将杨宪益译本读者接受程度情况完全归咎于译者的文化背景说法较为不妥。

5）有条件的，提倡气调贮藏，适当提高贮藏气体指标中二氧化碳的比例，一般应保持在3%～4%（富士品种不能超过2%），并控制库温在0℃左右。

其次是对《红楼梦》翻译性质的误读。杨宪益在外文出版社任翻译专家时，接受了翻译《红楼梦》的任务。杨宪益对杨苡称翻译《红楼梦》是“很讨厌的、很讨厌的活儿”（李晶，2010：151），翻译一度中断，但出狱后的杨宪益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复《红楼梦》的翻译。夫人戴乃迭对中国文化充满了热爱，一般以杨宪益先翻译初稿，戴乃迭修改、加工方式进行。虽然翻译任务由国家安排，译文一定程度上受到官方规范的制约，但并不能说完全受限于此。有研究认为霍克思的翻译出于译者本人对中国文化的兴趣，翻译时不受任何因素限制（赖祎华，2012：241）。而杨宪益夫妇应政府要求而用直译法，以更好地向西方读者传播中国文化。“无论是霍克斯还是我本人（闵福德）在着手这件工作时，并非把它作为学术活动，而是出于对原作本身的热爱之情”（刘士聪，2003：9）。方开瑞（2012：66）研究发现，杨宪益是在 1950年代接受了中央外事局的任务来翻译《红楼梦》的，但没有任何材料证明，政府有关部门或人员向杨宪益提出他必须遵循何种翻译方法。

同时，本国译者杨宪益所译《红楼梦》以大量直译为特点，杨宪益本人亦是以忠实原文为自己的翻译准则。从译出角度看，杨译尽量保留原语文化的形象，体现了鲜明的佛教和道教文化色彩，而霍克思在译序中声明，“我恪守的一条原则是要把一切都译出来，甚至包括双关语在内。”霍强调的是译语文化的传统习惯和英美读者的认知心理及其审美特点，而英语国家与生俱来的基督教文化取向影响了霍克思在翻译方式上的选择（邓红顺，2011：158）。邓红顺认为霍克思带有基督教倾向，因此译为体现了基督教义色彩。反观杨宪益作为中国译者，佛、道、儒思想深深根植于他的意识中，研究者也不能断言杨宪益信奉的是三教中的哪一种。翻译策略的选择与译者国家的文化背景有关，但不是文化背景决定了翻译的方式。霍克思翻译目的主要是基于与读者分享书中乐趣的热切愿望, 且其读者群主要是西方读者, 他在翻译时自然受英语文化规范的影响，着眼于译入语的文化特色。（李姝瑾，2008：116）20世纪60年代之后，西方中国古典文学译本的主要读者圈出现“普通读者锐减，专业读者激增”的状况，因此70年代后，西方掀起了全译热。（陈琳，2015：）这时杨宪益、霍克思分别开始了《红楼梦》的全译工作，出版一部贴近原作模拟书场风格的全译本，符合专业读者的期待。杨宪益夫妇的合译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集速度与质量于一体。杨宪益夫妇一生中所译作品近千万字，常常是杨宪益手捧中国的古典名著流畅口译，戴乃迭手下的打字机飞翔一般流动。与霍克思花费十年之久完成翻译相比，合译更能够取得时间上的主动权，今后的译介活动可参考这样的做法。

据悉，此次谈话主要内容涉及重点宣贯公司系统关于深入践行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规范化试点工作精神，提醒被约谈人积极说清存在问题，对在这次试点工作中能够主动向组织说清问题的，在政策允许范围内给予出路和机会;对遵纪守法、履行好“一岗双责”、管控好廉洁风险提出建议和要求;结合当前形势、所在岗位、业务领域，分析身边存在哪些廉洁风险?对照本业务领域监督执纪问责业务指导书，查找是否存在触“黄线”、踩“红线”、越“底线”的情况;对做好自身、所在岗位及业务领域的廉洁风险管控有哪些思考和措施?对本单位反腐倡廉建设有什么好的意见或建议?谈话对象在遵纪守法与廉洁自律方面有没有需要向组织说明的情况?

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其实是阅读与翻译的反复，译者首先是读者，理解原文之后进行翻译，读者读译文，理解、内化，也可以看作翻译。因此译者的理解对翻译程度尤为重要。杨苡（李晶，2010）提到“哥哥（杨宪益）和戴乃迭翻译有争论时，以哥哥的为主, 因哥哥对原文的理解更深”，如“女子无才便是德”中的“德”，霍译“stupid”，杨译“unaccomplished”，显然杨宪益在“德”一词上理解更为准确。

A toad hankering for a taste of swan（杨译）

A case of “the toad on the g round wanting to eat the goose in the sky”（霍译）

学术圈的传播效果，受传播者的影响力与专业权威性的影响。显然，霍克思与企鹅出版社对西方读者的影响力远甚于杨宪益与外文出版社。译者闵福德所言，霍克思“并不是把翻译《红楼梦》当作学术活动进行”（HAWKES DAVID,1973），学术翻译应尽量减少译者个人风格对原著的更改，更多展现原作者的写作风格、文字内涵。这样看来，霍译本确实不是严格的学术行为。反观杨宪益译本在底本上所做的努力，为了保持《红楼梦》原著的风格，在可读性上不免有所丧失，学术性较霍译本更强一些。

经费投入主要分三部分:人员支出、设施支出和研究经费。人员支出仅包括为研究项目专门聘用的研究人员和研究助理人员的费用,一般由校外经费支付;设施支出仅包括专门用于研究项目的设施支出,包括已有设施;研究经费主要由校内经费支付,通常不包含大学教师的工资。我们统计了日本不同领域论文所属科研项目的经费投入(表5)。

针对两个译本的接受程度，有学者对读者接受程度进行了抽样调查（刘朝晖，2014：85），两个译本在学生中的接受性相近，但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教授认为霍克斯译本的接受程度更高。受测者认为两个版本均存在长句冗长，使读者迷惑的问题。译文的可接受性不仅是语言本身的问题，也与读者是否能通过语义结构、译文句法理解文化背景。

（三）《红楼梦》两译本的传播效果

诚然，两个译本都为《红楼梦》乃至中国文化的传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我们仍应对其实际传播效果进行分析。总体而言，英美学术圈中，一般仅援引霍译本，即便是将两个译本均作为参考书目，也极少引用杨译本（江帆，2007：195）。对普通读者而言，霍克思译本更加符合他们的需求，读者认为用词地道，阅读顺畅。相对地，普通读者认为杨宪益译本“仅仅只是翻译”，“没有考虑风格的“再现”、“句子不地道”。尽管如此，即便是霍译本，也不及 1958年王际真和麦克休·库恩译本的受欢迎程度（江帆，2007：100-101）。可见，由于《红楼梦》情节复杂，文化底蕴深厚，普通读者并不能对译本质量作出客观评价。《红楼梦》与普通读者之间还存在着传播隔阂，故普通读者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

陈历明（2004：111）认为霍克斯有意用“鹅”代替了“天鹅”，用goose取而代之，依靠英语中的a wild-goose chase（荒谬无益之追求），原文那种天悬地隔的、纯属想入非非的强对比含义有所冲淡，而杨译的处理更为到位，也更接近原文。霍克斯如此处理译文是由于“欧洲中心论”内化在译者意识中，将殖民地环境融入在其阐释中。同样，仅以西方读者视角，认为杨宪益译文缺少可读性，因此否定杨宪益译文质量，对译文的“异域风采”视而不见，这样的研究是对作者、译者及读者的三重伤害。

闵福德在接受采访时对霍克思的宗教背景作出了解释，《好了歌》中“世人都晓神仙好”一句，霍克思把这句话译成“Men all know that salvation should be won”。许多人“salvation”（拯救）认为这是基督教用语，其实不然——所有的宗教信仰都可以使用这个词。霍克斯本人也不是基督教徒，他反对任何宗教信仰（崔莹，2015）。以基督教译佛教词汇，不是霍克思无意为之，反而是刻意采用的译法，周钰良（1994）认为霍译本最大的好处在于它能传原书之神，读来往往使读者不觉得它是译品。霍克思对中国文化极为喜爱，“如果我能够使读者得到我读这本中国小说时获得的乐趣的百分之一，也就不虚此生了”（赵武平，2001）。对于英语世界，霍译本是译入，译入对于文化传播起着“打头阵”的作用，须迎合读者喜好、尊重读者文化背景，虽有自谦成分，但连戴乃迭都赞言“他（霍克思）更有创造性”。（党争胜，2009：107）

这样看来，两译本在影响传播效果方面各有千秋，江帆学者认为杨译本之所以受到读者批评，是由于出版机构强行为宣传意识形态，引起了读者反感（2007：194）。反观霍克思从牛津大学辞职，专职翻译《红楼梦》，充分利用了“新红学研究”，为求读者理解进行了归化，受到了读者欢迎，霍译本在传播效果上的确远胜于杨译本。

三、从翻译方向审视杨宪益、霍克思英译《红楼梦》

在用导数的定义证明了之后，教师启发学生思考如何得到函数积的求导法则，并留给学生一些时间思考．随后，有学生回答说：“可以用定义凑．”这时教师没有对学生的这一想法做出回应，而是转而引导学生关注，按照自己预设的方式逐步得出了．

因此中国典籍翻译方向造成的传播差异，与文化接受性互为因果，杨宪益受国家委托开展翻译活动，尽量保持原文特点，在文化推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而霍克斯更希望受译者不同的翻译目的影响。谈及翻译目的，无论是译入还是译出都与归化和异化息息相关。源语读者看归化，总能发现译作与原作相去甚远的地方；而目的语读者看异化，也觉得十分拗口，难以阅读。如此看来，应以具备源语背景的读者评价译本，目的语读者先阅读归化译本、再阅读异化译本更为合适。在目的语读者眼中，霍克思的译文流畅、清晰，可读性强，甚至读来不像译作，更像是一本全新的小说。这样的评价极高，但在源语读者看来，会质疑是否保留了足够的原作文化内容。

罗爹爹是老寒腿，天一凉就要拄拐棍，走路奇慢。阿里先是跟在他的身后，突然记起姆妈的话。姆妈说过，罗爹爹腿疼，要去搀他。阿里便嘟着嘴，上前了几步，把自己的胳膊递给罗爹爹。

面对博大精深的《红楼梦》文本，霍克思作为外国译者，穷极十年时间（鲍德旺，2010：241），翻译了《红楼梦》的前八十章，对其中的时间、译本比较、“图形”表述形式及注释作了详细整理。目的语译者为了契合读者的文化背景，以目的语文化包装原著，使读者接受被目的包装过的外来文化，缩小两种语言间的时间差与语言差。党争胜（2015）认为霍译的加注的确增强了译文的可读性。如“灶王爷”一词，霍译“the Kitchen God，who is welcomed back this night from his annual trip aloft”，杨译为“the kitchen god”。虽然目的语读者从注解中了解到了“灶王爷”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含义，但是译文略显负担，译者的加注，也对原文的结构产生了伤害。闵福德认为《红楼梦》是最后一部“完全中国化”的小说，由于出版在鸦片战争以前，丝毫未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所以译者眼中的《红楼梦》，魅力也在于此，一部包含异域特质的小说。为读者考虑所做的加注，在译者的阐释过程中，也伤害了这样的魅力。归化译本成功传播之后，读者们便会试着撕开包装，发掘下面隐藏的外来文化，开发新的兴趣点，这样就会校正目的语读者对于外国文化的偏见和排斥心理，给异化翻译的正名打下基础。

实际上霍克思在文化内容上也做了大量的工作，虽然霍克思在翻译时否认了自己的学术性，但其实他在翻译过程中，仍旧做了许多严谨细致的工作。对小说中的典故、诗歌等内容都追根溯源，为正确理解小说的内容做了大量的考据工作。在其 《红楼梦英译笔记》中 清晰地记录了涉及到医药、服饰、小说、戏剧、宗教、诗词曲赋、《红楼梦》版本等内容的参考文献（鲍德旺，2010：243）。崔永禄教授曾发表论文抨击霍克思译本，斥责霍译本中归化译文数量较多，他认为霍克思没有为“介绍中国文化”付出足够的努力，不如中国翻译家那般“忠实”。（洪涛，2014：174)。霍克思在翻译时，并非仅采取一种翻译策略，个中的些许差异，可以看出译者在文化传播上作出的努力。上文所提及霍克思对天鹅的翻译“Goose”，多名学者认为这一翻译未保留文化特质，原文意义有所丧失，再看围棋一词的英译，霍译：Racing Go，杨译：Dice、Draughts。经查，Go是日语中围棋的发音，写作“碁”，已收录在柯林斯英汉双解词典中，可见霍克思的考究极为细致，并非“没有付出足够努力”。

定义1 相邻评分矩阵.记R和R′是由相同n名用户对m个项目做的评分矩阵(可能是不完全的)，R和R′是“相邻”的，当且仅当它们两者间至多相差一个元素.

预设主题同样会对译者工作带来伤害，如评价“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译文

在汉译外活动中，无论是外国译者还是本国译者，在首译的过程中，须兼顾传播效果与原文忠实程度。因为对读者来说，陌生的文化背景是理解译文的首要障碍，因此就需要译者规避这一障碍并充分展现翻译美学。《红楼梦》一书，是曹雪芹“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成果，两位译者也是历经多年，千辛万苦才得以完成的两本译著。借杨、霍二译本翻译中的策略选择、文化表达，希望将来可以为汉译外工作提供新的思路。

赤湾港区市政消防配套齐全，蛇口消防中队距改码头约6.5km，西部水上消防中队距本港区约1km。当发生火灾时，水、陆消防中队均可协助灭火，另深圳市在赤湾五路建设小型消防站，与C、D泊位一墙之隔。

四、翻译方向研究的展望与启示

归化是继承译语文化、发扬译语文化的过程，而异化则是传播源语文化，发扬源语文化即外来文化的过程。在跨文化交流活动日益频繁的大舞台下，两种活动都是必不可少的。归化和异化不仅是不矛盾的，而且是互为补充的。译者需要对翻译中涉及的各种因素做综合分析，既可采用归化的原则和方法，也可以采用异化的原则和方法，或采用两者结合的方法。至于在译文中必须保留那些源语文化，怎样保留，哪些源语文化的因素又必须做出调整以适应目的语文化，都可在对作者意图、翻译目的、读者对象等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做出选择。（曹宁，2007：184）

译者的选择与翻译的方向息息相关，翻译的方向决定了翻译目的与翻译策略，因此翻译方向是翻译研究中不可忽视的研究点。译入承担着吸引读者，普及原作的任务，势必要选择为读者所接受的方式；译出则肩负将文化传播深化、优化的责任，直译是不二选择。

译者究竟采取何种翻译策略，这取决于翻译目的，这样的回答使译者在翻译时不必绞尽脑汁契合选择自己的战壕，也要求翻译研究不能一味割裂译者整体翻译手段。如何协调归化与异化的关系，其实是两种文化间的博弈,当今中国在话语体系方面，总体态势依然是“西强我弱”，虽出于上升阶段，但已进入一个瓶颈期。现阶段，我国翻译工作正处于蓬勃发展的阶段，达成了一系列振奋人心的成绩，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刘慈欣获得雨果奖，可以看到，中国文化走出去经过60多年来的努力，已初现曙光。可是，译者的责任较以前更大了，如何在已有译入的铺垫后，将翻译的主动权掌握在本国译者的手中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初期文化传播，面向外语，以源语译出为主，若译者的目的是传达源语文化和语言特色，那么他就可以采用直译或异化的手段（李姝瑾，2008：113-114）；读者逐渐接受、感兴趣之后，可以异化方式翻译原作，将原汁原味的源语文化还给读者，给读者切身与作者交流的机会。译者的责任是在这之中把握异化与归化比例，尽量贴近原作与译作的距离。

全球化中话语权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中国也意识到要与大国博弈，树立文化评价自主地位，需要从文化传播着手，以增强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力。文化软实力的作用逐渐凸显，译者在其中的作用尤为重要。成功的翻译，能够实现文化的传递，异化能够为目的语读者所接受，正如从“dumpling”到“jiaozi”的转变。如何将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译者，中国的评价体系，这三者融为一体，是翻译领域将来要解决的问题。

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应该立足于过往的翻译经验，《红楼梦》是其中不可忽视的资源。既不存在永远完美的译文，也不存在永远完美的译者。两个译本都凝结了译者大量心血，霍克思以热爱中国文化为出发点，杨宪益以爱国热情为出发点，虽然分别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但都是以传播中国文化为己任。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如何在文化强国中取得一席之地，以何种形式参与文化竞争，如何复兴中华文化，是话语体系建设中最根本的问题。

文化传播的三要素，原作、译者、读者。现在，中国文化传播可说已经有了合格的原作与合格的译者，文化处于“传”的阶段，但要为读者所接受，“播”仍需加强。出版社应主动承担起“播”的责任，为译者打消顾虑，为文化传播铺出道路，尽量避免出版社的主观意识左右译者，尊重原作与译作。江帆（2014）在对《红楼梦》译介史研究时发现，译入是建立在目的语国家对源语国家文化的强烈需求上的，译者只需要解决好如何实现译文的信即可。而译出则不同，在目的语读者需求并不强烈的情况下，一厢情愿地译介，容易遭受冷落，因此译者需要多方面考虑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审美趣味、意识形态、诗学观念等，译者的责任艰巨而重大。

新的历史条件下，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中国要实现民族复兴需将三个方面同时发展。翻译在文化领域承担着走出去重任，翻译研究首先要认同民族文化，帮助树立本土译者自信心，积极译介中国优秀典籍，以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总结中国的翻译思想、翻译理念，整合历史上优秀的译本经验，阐释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发扬老一辈译者的精神内涵与独特价值，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脚步才能更加踏实与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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