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革关乎广大青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关乎国家各项事业的稳定发展，因此，上至国家领导下至平民百姓都非常关心、关注教育改革，都希望教育能够越改越好，都寄希望于改革者能够将那些违背教育发展规律的观念或做法彻底扭转，使教育回归本真。可是，这终究是一种理想，理想转化为现实之路往往是充满坎坷和曲折的，更普遍的情况可能是民众对很多教育改革不是像我们上面所说的充满期待和向往，反而更多地感觉到失落、困惑和迷茫，这固然是由于少部分改革自始至终都让人无法理解和接受，更是由于一些明明看上去挺“好”的教育改革最终也不免沦为“失败”的境地。那些自始至终都让人无法理解和接受的教育改革，如历史上非正常时期的一些国家的教育改革——德意日曾经的法西斯主义教育，由于其反人类、反社会的性质必然走向失败，或者如我们“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教育改革由于违背教育发展的规律而最终被拨乱反正，这都自不待言，我们也并不为之感到惋惜。然而，我们通常称之为好的教育改革为什么大部分也失败了？这听上去有点匪夷所思，人们不都希望拥抱美好的事物吗？不都希望教育越改越好吗？但纵观中外教育改革与发展史，我们屡屡可以发现此类情况的发生，较久远的如美国的结构主义教育改革、武汉大学上世纪80年代所进行的一系列高等教育改革，近期的如我国武汉的综合科学课程改革、涿鹿县教育改革、部分大学的三学期制改革等，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笔者认为，“好的教育改革为什么会失败？”这一问题或者话语本身就很复杂，它不像“好的教育改革的标准是什么”“教育改革成功的标准是什么”等这样的问题舍弃了诸多的变量，单纯地或者理想地谈论教育改革，而是将教育改革置于一个真实的情境中去考量。因而这一命题不是我们可以简单回答的，而是需要进行深入的学理分析。诸如何谓好的教育改革？好的教育改革是对谁而言的？何为失败的教育改革？失败的标准是什么等等，只有搞清楚这些问题，最终才能厘清好的教育改革为什么会失败，才能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教育改革的发展规律，更加理性与科学地开展教育改革。

一、何谓“好”的教育改革

如果我们想搞清楚什么是好的教育改革，前提便是要搞清楚什么是“好”。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运用“不知好歹”这个词来形容那些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之人。可见，知“好”知“坏”本应是做人应该掌握的起码本领，而掌握它在大家看来似乎也不是很难做到的事。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有多少人能确切的说出“好”“坏”本身是什么意思？世界上有没有实实在在的“好”东西？人们判断事物“好”“坏”的标准是什么？这些问题如果摆在大家面前，恐怕就不是我们能够简单回答的问题。[1]在经过一番深思和考量之后，我们会发现，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种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同样一种东西可能总是有人为之叫好有人为之叫糟。再继续深入思考，我们可以得知好坏之分乃是人们与其评判的对象——我们通常所说的“好东西”“坏东西”之间关系的表征。事物本身无所谓好坏，一旦与特定的人产生了联系，才有了好坏。联系的中介便是人的需要，符合、满足特定人的需要的事物，这些人便为之叫好，不符合、甚至与特定人的需要相左的事物，这部分人便为之叫糟。但没有事物本身就谈不上好坏，因此客体是基础，主体是归属，主体的需要便是判断事物好坏的标准。因此，好坏在哲学上的表现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价值”，有价值就是好，没有价值就是坏。具体到教育改革而言，好的教育改革就应该是对主体有价值的、满足主体发展需要的那些改革措施，当人们面对教育改革时，对其价值的分析和评判可能会从改革启动一直到改革终结，人们都在思索这样的教育改革于我而言究竟好不好，进而决定采取何种态度——支持、冷淡、反对甚至终结等来对待改革。历史地看，真正好的教育改革应该是以最广大青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与发展为终极目标和评价标准的，但是这将教育改革看成是一个理想结果顺利实现的过程而不是一个充满观念冲突和利益博弈的复杂过程，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以实现上述改革的内在的终极目标为使命的，除了这个目标之外，可能也有通过教育改革实现外在的短期利益诉求，因此，这个命题是一个极为简单和高度抽象了的结论。

教育改革作为社会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之相关的主体不是少数人或者某部分人群，而是各行各业、各社会阶层的众多人，改革措施能够满足谁的需要、谁的利益就成为一个多层次、立体化的问题，因此，分析何谓好的教育改革就是一件十分复杂的工作。而且，教育改革启动之时，各项改革措施尚未显现其效果，民众是不大容易从实践的效果着手去衡量其价值，而在理论上或观念上进行辨别和澄清则是可能的，但这需要民众具备相关的理性思维能力，这样的能力不是天生的，而是需要被启蒙的。所以，一般而言，改革启动之初，教育改革之“好”基本上都是通过改革发起者之口而言说的，改革的发起者必定会为之叫好，即便改革本身不像其声称的那般好，但是为了改革能够为人们所接受和实施，在宣传时一定会突出改革会给人们带来的收益，而少谈甚至回避改革本身的风险和潜在的问题。这是改革开始前的动员必备的伎俩或手段，否则改革就会缺乏合法性。纵观中外教育改革与发展史，每一次教育改革无论是全局性的国家教育改革亦或局部性的地方教育改革无不如此。因此，分析改革发起者的话语以及蕴含其中的权力、利益等因素就成为我们判断一项教育改革好坏的最初依据。事实也确实如此，当重大教育改革被提出和启动时，教育理论界的研究人员总是有一部分扮演着积极的辩护者和热情的推动者角色，而另一部分则充当着理性思维者和冷静的建议者角色，这两部分都是通过对改革话语的分析而进行争论的，这样的争论并不能被单纯说成是意气之争，更多的时候可能大家都是出于知识分子的使命而基于各自不同的教育价值观在发表自己坚信正确的观点，以期推动教育改革的科学发展。

改革的发起者一般必然要为他们所力倡的具体教育改革措施叫好，使其被广泛认同和顺利实施，那么是什么深层次的原因才使改革发起者有如此举动，也就是说，改革的启动于改革倡导者而言有何价值？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只有当改革发起者认为改革的启动可以满足自身需要和利益诉求时，也就是说改革的启动于改革发起者有价值时，他们才会力推这项改革，如果在他们权衡利弊之后发现得不偿失的话，他们是不会费力费时地进行改革宣传和启动的。不同的改革发起者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需要是不同的，也就说是在改革发起者这个群体中，他们的需要也并非都是单一的，而是多元化的。那么，搞清楚这些多元化的需求，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改革发起者的真实意图，将有助于民众深刻认识各类教育改革话语的真实意图、辨别真假教育改革，有助于我们后续更加理性化地开展教育改革。纵观古今中外的教育改革，改革发起者言说的“好”的教育改革无非有以下四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教育改革的主导者是真正为了教育的科学发展，而非仅仅出于自己（团体）的利益考量，① 实际上，教育改革主导者以自己（阶级、阶层或团体）的利益考量为出发点，这是正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否则改革就缺乏动力，但是教育毕竟是公共事业，牵涉着众多人的利益，尤其是青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因此，教育改革不能仅考虑外在的利益因素，最好能够在遵循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规律之上进行改革，最终实现自己的利益考量，外在的利益仅仅能作为出发点和教育改革的副产物，而不能是一直盯着外在的利益不放。因此他们能够尽力搞清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规律，搞清楚社会发展的需要和青少年儿童身心发展的需要，在此基础上遵循教育发展的规律去进行教育改革，即便是改革过程中可能遇到一些阻力，也能够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说服民众认同与接受具体的改革措施，最终的结果也确实有利于教育的发展、有利于青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应该说历史上大部分教育改革都是属于此类积极的改革，否则人类教育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

大学生的就业不仅是学校和学生的事情，更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每个大学生的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缩影。因此，政府应积极整合资源，拓宽大学生就业的渠道。第一，充分利用学校资源开展一对一的职业规划，为大学生就业提供思路。第二，开展基地建设，为大学生提供免费的实践基地，提高大学生的动手能力。第三，建立大学生公益岗位，为刚出校门还没有找准方向的大学生提供职业缓冲期，为更好的发挥职业潜能奠定心理基础。第四，为在“双创”背景下的创业大学生提供无息的贷款和资金支持，增强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

三是，未始即终，胎死腹中。还有一部分教育改革只是刚刚由改革的发起者提出或者宣传，尚未进入到实质的实施阶段，但民众对这部分教育改革一开始就极其不认可，因为他们通过这些理论话语或者宣传说辞一眼就可以判断改革的实质很有可能是不利于自身专业发展或者不利于教育的稳定发展，属于民间通常所说的“瞎折腾”。不论改革发起者宣传得如何天花乱坠，民众的反对之声也会日益强烈，甚至威胁到改革发起者自身的利益。因而为了照顾民意，平息民愤，就匆匆叫停处于萌芽之中的教育改革。我们称这部分教育改革为“未始即终”“胎死腹中”的教育改革。像国内部分大学近年来模仿西方大学试行的三学期制、教育部制定的A类期刊、海南省的某些地方的教材改革、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大三学生被提前毕业的试点改革等就属此类未始即终式的教育改革，这类教育改革的目标自然没有达成，因此也就谈不上成功。这类教育改革，有些是基于改革的压力，如部分学校的三学期制改革，可能就是基于高等学校教学工作始终“只打雷不下雨”，谈改革的多，真正落实改革的少。另外一些改革，如教育部制定的A类期刊、海南省的某些地方的教材改革、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大三学生被提前毕业的试点改革等则是基于某些方面的便捷需要，而不是真正为了促进教育的良性发展。这些教育改革在改革正式实施之前普遍没有认真倾听民意，决策过程既不够科学也不够民主。殊不知，这些改革很有可能不是带给改革受众更好的发展，恰恰相反，改革措施实施之后很有可能抑制或者限制改革受众的发展。当改革者宣布改革马上启动之时，改革受众马上对改革进行激烈的抵制，甚至找来各路媒体报道改革如何损及他们自身的利益，改革发起者自知改革不得民心，遂找个理由或者台阶宣布暂停改革，以息民怨。

第四种情况则更为糟糕，也可以说是第三种情况的始作俑者。改革的发起者或主导者明明对教育知之甚少、不怎么懂教育规律，却非要装作自己是先进教育理念的秉持者，生拉硬扯出一套所谓“新”的东西出来，自己动用各种资源宣传包装，声明自己的这一套多么先进，多么符合教育规律，改革受众如果不按自己的这一套来实施就是落后的、与时代脱节的，甚至结合特定的政治背景将自己所谓“好”的教育改革利用政治手段推广，让人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改革，最终不免为人们所唾骂。这样的情况在当今的中国并不少见，背后反映的是一些媒体与所谓的改革样板学校之间的“共谋”，将教育玩弄于股掌之间，当成他们赤裸裸地赚取荣誉和金钱的手段，心中对教育的发展、对学生的发展毫无敬畏感。

《无衣》表现的是对周天子的尊重。 礼规定侯伯的服装七种图案，卿六种。 《周礼·春官·典命》：“侯伯七命，其国家、宫室、车骑、衣服、礼仪，皆以七为节。 ……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5] 东周时期，诸侯强大，不听周王之号令。 晋武公扩大领土之后，独请于周僖王，被封为晋侯。 诗中表现出十分恳切的态度。

二、“好”的教育改革缘何失败

[1] 李德顺.新价值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22.

人们通常会在教育改革进行一个阶段之后去判断教育改革的成效，这一个方面是检验人们的付出是否得到了收益，另一个方面则是在此基础上判断是否有必要对后续改革措施进行调整或者是否有必要继续进行改革。这是改革开始后，在过程中或者改革告一段落后的回头看阶段，是对改革成效的评估、评价。这是最考验改革决策者实事求是态度的时候，也是民众或改革参与者对后续改革态度的最重要的依据。那么，人们究竟是怎么判断改革成效的？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改革成功与否的？这与何谓“好”的教育改革一样难以简单地进行回答，因为成功与失败、好与坏都是通过人们的话语而表征的。正常情况下，教育改革的发起者一般都不会承认自己牵头进行的教育改革失败，这固然有不愿承担失败责任和瞎折腾的骂名的因素，但更为重要的是教育改革不像经济改革或政治改革那样能够立竿见影，教育改革的效果具有滞后性，恐怕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显现。因此，失败与否也不是一个短时期内能够做出的评判，教育改革的成败需要时间和实践的双重检验。但是，民众多数时候总是希望能够在改革进行一个阶段之后，就基于之前的经验对改革的成效做出一个暂时的判断，这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因为过程性的评价也是有必要的，“盖棺定论”需要时间，我们多数人可能等不到那一天。为了改革更加科学，为了生活更有意义，我们面对教育改革时，总是无时无刻不对其成效做出衡量，只不过衡量的标准可能不一样罢了。有的人基于伦理的视角去评判改革、有的人基于文化的视角去评判改革、有的人则基于利益的视角去批判，这正是因为教育改革本身就是一个充满权力博弈、价值观冲突以及利益折中的复杂过程，于是就有了不同的人对改革成败的看法不一的现象出现。本来，“失败”指的就是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改革的失败也是如此，同样应该是改革预期的目标没有达到就是失败。但是，基于教育改革的复杂性及其影响的全局性和深远性，人们很多时候不总是根据预期目标来判断改革的成效，这就是我们教育评价领域中所说的目标评价和目标游离评价。

校园化媒体是从社会化媒体转变而来，社会化媒体是一种给予用户较大参与感的新型社会媒体，校园化媒体在社会化媒体的范围内属于特定的媒体。校园化媒体的主要形式为微博、微信、论坛以及社区等。目前，很多高校图书馆基本都在应用各类校园化媒体实施阅读推广活动，且应用频率较高的便是微信与微博。

在小学教学中应用信息化资源的根本目的是确保教学目标的顺利完成，而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小学教师积极转变以往传统的教学理念，把信息化教学资源有效融入小学教学中，充分发挥出信息化教学资源在小学教学中的实际教育功能，在实际的小学课堂教学中发挥信息化教学资源的贯穿和引导作用，比如可以利用信息化教学资源给学生构建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发挥环境育人的作用，学习环境好了，学生的学习压力自然就会减轻，在课堂上表现得也会更为活泼，在无形中就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

参考文献：

第二种情况，教育改革的主导者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对教育科学发展的忧思而进行的改革，但是其遵循的并不是普遍的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律，而是局部改革的经验与成果，本来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律之一就是改革措施应该具备适宜性，即适合于本地区、本学校的实际情况，但是，改革发起者总以为别的地区、别的学校这样做了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们这样模仿着来做就一定也会效果良好，但殊不知这样的经验与成果的取得是有严格条件限制的，诸如教师教育观念、学生发展状况以及办学条件、领导支持等诸多因素都会对改革产生影响，生搬硬套、不加转化则有可能会水土不服。这样的情况在近些年来的改革浪潮中并不少见，诸如涿鹿县教育改革、部分高校近年来试行的三学期制、小学生下午三点放学[2]等都是诸如此类的改革。但是改革发起者在改革启动时都会向民众宣称如此改革是有利于教育的科学发展的，然而在改革的过程中的确问题重重，不但没有带来教育向好的方面发展，相反却给改革的参与者带来了诸多困扰。

第三种情况，改革者基于有关其它地方教育改革成功经验的宣传报道，结合自身所在地区或学校的实际情况效仿别人的改革措施，但殊不知这样的宣传报道可能正是像赵丽蓉饰演的小品《如此包装》中所讽刺的那样，实际上“改革者”的做法普普通通，但是通过某些媒体的包装宣传、营造声势，就成了改革典型，在素质教育广为提倡但学生分数仍被重视的当今社会，那些不明就里、没有实地考察和仔细辨别的人就容易被这样的改革所鼓动，并打着素质教育的旗号效仿别人进行大刀阔斧的 “改革”，最终不免为众人所诟病。

三、小结

由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得知，那些真正好的教育改革并不一定最终大获成功，甚至有可能被秉持不同价值观点的人评价为失败，但这在根本上是价值观的差异所造成的。教育的发展最终会证实这些改革的价值，但是那些通过宣传与包装的“好”的教育改革最终一定会走向失败，为人们所唾骂。真正的好的教育改革的失败是非常令人痛心的，因为这些教育改革符合教育规律，符合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符合国家的长远利益，坚持下去很有可能最终成功，但因为许多人的眼前利益而不得不中断，不能不说令人痛心。比如武汉大学上世纪80年代开展的系列高等教育改革、南京的“高考之痛”等。而另外一些所谓“好”的教育改革的失败则是大快人心，因为不宣告失败，其拙劣的演技和违背教育规律的做法仍将戕害教育，束缚教师，贻误儿童，延误国事。我们当然希望这样的教育改革早早结束，最终消亡。这再次提醒教育改革的发起者能够对学生的未来负责，对教育的科学发展负责，慎重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当然，平心而论，历史上很少存在绝对失败的教育改革，就像俗语所说的“雁过留声”，改革总会留下痕迹和影响。通观我国现如今的教育实践，虽然被人们广为批判并扣上“应试教育”的帽子，但是谁敢说我们的教育完全没有现代教育的影子。甚至可以说没有绝对的传统教育，也不存在绝对的现代教育，教育总是二者之间的杂糅，或者可以说教育永远在二者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罢了。这也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在教育过程中，凡是存在过的必然有它的合理性。对于真正的教育改革，我们应该给予包容和耐心等待，否则急于求成对于教育的发展而言有百害而无一利。现实中，也正是改革者或者民众的现实主义态度造成了很多教育改革最终走向夭折。就像现在，我们一面喊着学校教育要培养创新人才，一面又难以容忍真正的教育理想家和改革家脚踏实地地开展教育实验和探索。因此，我们大家都觉得失败的改革并不一定就是真正的失败，改革中断也不意味着改革完全失败。只有人类教育的长远稳定发展才是衡量一切教育改革成败的唯一标准，在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过程中，我们应该坚持做到如我国台湾学者欧阳教先生所言的那样，即“合情合理的事我们多做，不合情合理的我们尽量少做，教育应该跟着这么走，比较好”[6]。

二是，虎头蛇尾。部分教育改革在行政主导下被强制推开，但是在实施的过程中，却发现了很多问题，遭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于是不得不叫停改革，最终不免沦为失败的境地。我们称这部分教育改革为“虎头蛇尾”式的改革。这样的结局并不是改革发起者预期的结果，而是迫于外界压力使然。诸如涿鹿县教育改革、武汉综合科学课程改革、撤点并校等都属于此类教育改革的范畴。此类教育改革中的大多数举措，出发点是好的，确实是想改变教育的现状，更好促进教育的发展。改革的意图，少部分可能是基于真正的教育问题，但更多的时候可能是迫于改革的压力，因为现在有一部分教育管理者认为不改革就是保守和落后的象征，但他们又搞不懂改革的规律，所以就向下面的官员或者组织者发号施令，要求立即推出改革措施，也就是说改革不是为了真正解决问题，而是为了迎合改革的需要或者跟上改革的潮流，改革已经成为一部分人的“意识形态”，无论有没有问题，先打出改革的旗号再说，至于如何改革、改革需要的条件、改革的后果等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他们却考虑甚少，这种为了改革而改革的案例我想不在少数。基于改革的意识形态，改革措施被匆匆上马，很快就面临问题，这实质上是最初改革的顶层设计出现了问题，也就是没有进行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没有结合本地区、本学校的实际提出具体可行的改革措施和方案，导致在改革的过程中民意的反对声越来越强烈，甚至威胁到改革发起者和组织者自身的地位和利益，这个时候改革的发起者或组织者亦或其上级政府部门为了平息“民愤”,尽快结束改革措施，才想起来倾听民意，按照民众的意愿返回到改革之前的老路上去。这个过程不仅浪费了极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更重要的是耗费了民众的支持，民众面对一轮又一轮的教育改革时，最直接的印象就是“瞎折腾”“闹着玩”“往执政者脸上贴金”等，久而久之，教育改革真的就会成为改革发起者自己的游戏，改革也就丧失了其严肃性。

如果说从理论上判断教育改革的优劣，关系着人们是否能够认同、接受并顺利实施改革措施，这是教育改革的合理性问题，那么，从实践中检验和评价教育改革的成效，则关乎教育改革能否继续深入推进，这是教育改革的合法性问题。教育改革的合理性问题直接关系着其合法性的判断，合法性的判断也会反过来加强或减损改革的合理性。因此，这两个问题对于教育改革同样重要，都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慎重对待。过去，我们的教育改革研究多局限于从正面的角度谈教育改革成功的基本要素或保障条件，或从反面的角度谈教育改革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没有将好的教育改革与失败相联系，很少将教育改革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问题相提并论，也就使我们失去了深入思考复杂的教育改革运作机制的契机。因此，在关注何谓“好”的教育改革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何谓失败的教育改革、失败的教育改革的具体表现形式有哪些，这对于我们思考“好”的教育改革为什么会失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改革并非自然而然就是一项“革故鼎新”的行动，良好的改革愿景、美好的改革蓝图并不意味着改革的必然成功。[3]何况好的教育改革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深究的话题。

一般而言，教育改革在实践过程中失败有以下几种表现：一是，众口铄金。对教育改革的成效评价，一方面要看改革发起者和组织者的自我评价，另一方面就是民众对教育改革的点点滴滴的看法。改革发起者和组织者的自我评价一般容易倾向于自我赞扬，失之客观。但是，民众在进行评价时，也并非真的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科学、客观与公正。二者都是基于自身的需要和掌握的证据去衡量教育改革所带来的影响究竟是对自己有利还是有弊，如果有利就称之为成功的，反之则是失败的。就拿美国历史上较为著名的结构主义教育改革来说，改革的发起者和组织者的本意就是要借助于此次教育改革培养一大批能够适应国际军备竞赛和科技竞争的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4]，可以说这就是结构主义教育改革的目标所在。如果我们按照目标评价的思路，那么教育改革的成功与失败就要看是否培养出了一大批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事实上，按照一些当时接受此次教育改革的学生，日后成为著名科学家的人的回忆和总结，这次教育改革对于培养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确实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从这一点看，结构主义教育改革就是成功的。[5]而且，结构主义教育思想本身就是世界教育理论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星，放在任何时代都是有其积极的价值和意义的。但是在结构主义教育改革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无论是教育学者还是一般民众，都认为结构主义教育改革是失败的。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次教育改革实际上是不利于多数儿童发展的，只有利于那些将来有志于成为职业科学家的学生。多数人基于伦理的视角而非既定的目标去评价这次改革，纷纷称其为失败的教育改革。这样的评价思路已经是目标游离评价了。所以说，像这样真正的教育改革本来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我们无法立即判断它的成败，或者说判断教育改革的成败实际上就是人们基于功利主义态度而产生的一种焦虑而引发的行为。

[2] 熊丙奇.照猫画虎的教改必然水土不服[N].中国青年报,2015-04-08(2).

[3] 朱丽.什么是成功的教育改革——教育改革成效评价标准构想[J].教育发展研究,2011(6):35.

社会道德建设是中国古代社会建设的精神支撑。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史，社会道德无论作为一种理想价值，还是作为一种现实规范，其历久弥深，总能在最大程度上唤起人们的无限遐想和向往。按照马克思的理解，社会道德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人类社会分裂为国家和阶级的产物。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道德的性质和具体内容是不同的。但有一点却是相通的：社会道德建设始终是历朝历代执政者极为重视的重要方面。

[4] 陆有铨.躁动的百年：20世纪的教育历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89.

[5] 诺曼·列维特.被困的普罗米修斯：科学与当代文化的矛盾[M].戴建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 社,2003:271-280.

[6] 欧阳教.教育的淑世与“特化”[M]//贾馥茗教授教育基金会.教育名家论教育.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60.

需要注意的是，本法第四十五条规定，评估专业人员签署虚假评估报告，构成犯罪的，终身不得从事评估业务。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九条的规定，评估专业人员签署虚假评估报告，情节严重的，将构成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本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是针对此类犯罪的特别规定，也是对第十一条的例外规定。因为评估专业人员签署虚假评估报告，构成虚假证明文件罪的，是最严重的评估违法行为，应当给予最严厉的惩处，除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外，还应当接受终身禁业的惩罚，即终身不得从事评估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