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地分析和看待教育改革，有三大问题是无法回避的：第一，怎么样看待改革，解决为什么要改革的问题；第二，改革究竟是要改什么，解决改革是满足何种需求的问题；第三，怎么样改革，解决实施改革的路径问题。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达成共识，是教育改革成功的前提基础。

目前的教育改革多为悬垂式改革，由中央或地方政府自上而下推进，这三大问题的回答也主要是由教育行政部门及其技术精英来完成的。这种改革模式是目前我国教育管理体制下的现实选择，基本上也是教育改革的首选模式。从利益分析的角度来看，在这种模式里，教育行政部门及其技术精英必须是作为多方利益整合的代言人身份出现，这样的改革才能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但是，政府也有趋利行为，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不一定就会完全重合，甚至在某种情况下还会产生严重分离。弗里德曼曾经分析指出：“教师、管理人员和联邦政府官员同别人并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可能也是家长，衷心地希望有一个好的教育体制。然而，作为教师、学校管理人员和联邦政府官员，他们的利益与他们作为家长的利益,与他们所教的孩子的家长的利益是不同的。他们的利益是靠更大的集权化和官僚化来增进的。尽管这与家长的利益并不一致，然而，他们的利益确实是通过削弱家长的权力来增进的。”[1]

在利益分离而不是重叠的情况下，“自上而下”的教育改革模式确实存在着很大缺陷，无法调动多方面的改革主体力量参与或投身改革。随着我国政府治理能力改革的深入推进，有必要通过重新梳理上述三个问题寻求教育改革共识。

一、在尊重传统、坚守本土的基础上达成价值共识

教育改革面临的第一个冲突就是“为什么要改”和“为什么不改”之间的博弈。如果认为改革即是一种政治正确，改革可以使一切问题迎刃而解，显然只是一种美好的期许。所谓的改革，就是把事物中旧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使之适应客观情况。[2]那就是说，事物中的旧的合理部分应该积极保留下来，而不是在倒洗澡水的同时把孩子也倒掉了。这个合理的部分即是我们的历史与传统。尊重传统、敬畏传统，才能赢得改革的价值共识。这是其一。其二，改革不能脱离本土的时空。中国的教育改革必须植根于中国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条件，才有发展的土壤和根基，也是改革的价值前提。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得不参考和借鉴先发国家教育现代化的经验，但参考和借鉴决不意味着照抄和模仿，它必须考虑到中西传统中的内源性差异。艾萨克·康德尔（I.L.Kandel）指出，研究外国的学校制度，更为重要的是要考察某种学校制度所反映并为之服务的那个民族的精神气质。[3]在他看来，所谓民族的精神气质，无非就是各个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

（一）尊重教育发展传统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教育存在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影响力的教育家也不计其数。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的教育家，或者在自身教育实践的基础上，或者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前提下，提出了诸多的教育理论、教学模式、教学方法。例如，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提出教学是“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的普遍的艺术”，论证了一系列的教学原则和教学规则，提出了班级授课制，奠定了近代教育教学理论的基础。18、19世纪，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将教学分为明了、联想、系统、方法四个阶段，形成了课堂教学的基本模式，在我国中小学课堂教学实践中被广泛采用。20世纪初，在美国出现了一个与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传统教育学派完全不同的教育新理念——实用主义教育学，其创建人杜威对传统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发起了批判，提出儿童中心、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和“做中学”等一系列教育主张。对近现代以来的各种教育理论精髓进行系统关注和研究，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教育改革与创新，就可能少一点吕型伟先生所说的“浮肿病与多动症”，多一点教育利益相关者的认同和赞赏。

应该说，不同的治理机制各有利弊，任何一种机制都不能解决所有的治理问题。科层制可以实行统一的集中控制，但自上而下的信息传递机制难以有效激励学校及其教师、学生及其家长参与变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协作机制发展了多元的合作关系，可以促进更多的教育创新活动，但是缺少严格的契约约束和权力保证，存在被套牢和信息溢出的风险。因此，不同的教育治理机制之间存在互补性，可以采用不同治理机制的组合来有效减少治理成本。

广西产拳卷地钱DNA的SCoT-PCR引物筛选及反应体系优化 ……………………………………………… 谢凤凤等（10）：1309

从教育自身的演变来看，它遵循的是一种“成长原则”，即教育不是一种理性设计，而是一种成长结果。正因为是成长，所以它一定要受环境的影响，并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独特的精神和传统。这些无形或有形的教育理念、形态、形式对教育利益相关者都有着潜移默化的、难以捉摸的影响，也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价值基础。

（二）坚守本土经济社会发展实际

在单一制国家，教育改革一般具有全国性和全局性，但在遵循中央统合主义的原则下，仍应鼓励结合并联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推进改革，这也是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即不能脱离地方实际，就教育改革谈教育改革，需要与当地的政治环境保持一致。以深圳为例，它与北京、上海、广州同为国内一线城市，经济发展实力大致相当，城市人口规模都超过千万，但其教育发展理念、模式、路径却与其他三座城市有明显不同，具有非常鲜明的地域特色。深圳教育的发展模式，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拿来主义，兼容并包”。所谓“拿来主义”，是指深圳作为一个教育后发地区，其教育发展理念、模式、师资、课程无不是从“拿来”起步的。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深圳逐步实现了“拿来”基础之上的自主发展，初步完成了从农村教育向城市教育转型，从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的过程。所谓的“兼容并包”，是指全国各地的教育文化都或多或少被带到深圳来，都作为这个城市教育发展的精神养料被吸收。从深圳的人口特点来看，2010年以来深圳常住人口超过千万，其中非深户籍人口占七成以上，[6]是一个非常完全、非常彻底、非常典型的移民城市，多元文化兼容并包是深圳这座城市所特有的文化特质。“拿来主义，兼容并包”是深圳教育改革的共识。

中国现实国情是我们考虑问题和制定所有政策的出发点，离开这些现实条件而进行的教育改革，就好比炫丽的海市蜃楼、缺少稳固的土壤根基，也就很难成为国民的实然选择。当前正在推进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之所以困难重重，一方面是改革本身的艰巨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其理论根基，如建构主义、后现代化主义、多元智能论等，源于西方土壤，移植到中国时，缺少一种与中国国情整合的有效机制，难以适应中国本土的现实需求，因而出现了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与中国传统教育文化分庭抗争、各自诉求的冲突局面。[4]文化传统之于一个民族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它有一种神圣的克里斯玛（Charisma）特质，对于它所属的那个民族具有强大的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对文化传统和教育传统的坚持，有助于在当代的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更自信、理性的态度更好地吸收他国的教育经验。[5]

坚守本土实际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坚守中国国情，这是从中西教育比较的角度而言。坚持中国国情，体现对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尊重；二是坚守区域实际，这是从区域教育比较的角度而言。中国领土辽阔，区域间教育千差万别，坚守区域实际，这体现了因地制宜发展教育的思路。

二、在坚持社会尺度和教育尺度比较整合的基础上达成需求共识

需求是推动教育改革的根本动力。如何判断教育的需求，达成需求共识，应该做到教育的尺度和社会的尺度相结合。人们在讨论教育问题时，常常运用“政治尺度”“经济尺度”“文化尺度”等来判断和研究，但唯独缺少教育自身的尺度。由此在教育改革中也产生诸如“应答式”“被动式”和“单向式”等思维方式，教育的价值与角色缩减为只是为社会转型与发展服务，在对时代挑战和社会需求的应答中，成为社会变迁的附庸和“应声虫”。[7]

（一）坚持教育尺度源于教育自身演化和发展过程的内在独立性

[4] 蔡宝来,晋银峰.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现实境遇与未来抉择[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92-102.

淮海集团是一个有着近80年光荣历史的老兵工企业，在硝烟中诞生，在战火中成长，前身就是黄崖洞兵工厂、西安村兵工厂和刘伯承工厂，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当年老兵工战士发扬“一切为了前线”的精神，夜以继日、奋勇争先、千方百计、不断创新搞生产，支援前线打胜仗；今天，淮海人秉承“一家人、一件事、一条心、一辈子，感动自己，影响他人，振兴淮海”的价值观，在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砥砺前行，为保家卫国作贡献。

任何教育改革都是时代变迁使然，教育的发展受特定社会和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变革所制约，是特定社会和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的一种反映。农业时代行的是贵胄教育，工业时代行的是普及教育；保守的社会张扬传统价值观教育，变革的社会倡导创新教育。以我国封建社会的教育为例，这一时期的教育系统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封建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教育目的以维护封建秩序为本；（2）教育结构具有封建等级性；（3）教育内容具有封建文化的专制特点。这一时期的教育虽然也有调整和完善，但都以不改变封建教育的整体特质为前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72年出版的《学会生存》一书中就认同这样一种观点，“巨大的经济运动总是伴随着教育上的扩展的。今天的许多事实证明，经济发展的要求和新的就业机会的出现强烈地激起了教育上的扩张。”[8]53-54该书同时还指出，目前的教育体系正受着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的压力，过去的经验表明，内部压力本身还不足以引起教育结构上的变化，而“外部压力在我们这个时代特别坚强有力。这种压力正在采取新的形式，开始无规则地向前演进，时而又回过来重新安排基本情况。现在看来很明显，我们不能再继续沿着过去的这条老路前进。但人们对于他们将选择哪条道路却仍在犹豫不决。未来行动的方向主要将从外在因素中推演出来”[8]117。从因果关系而言，任何新的教育事物的出现都是社会变迁的结果，任何教育的变革都反映着社会变迁的状况。

其次是尊重教育的规律性。历史唯物主义把历史看作人类的发展过程，其任务是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教育活动也不例外。教育活动的规律性，其一，是指教育中存在某些类似于科学特征的规律和原则，或者是经人类反复尝试、反思和实践，长期演进而获得的经验性的认识和做法。比如，教育的规模和速度，从根本上说要受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制约；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是教育教学的依据，而教育教学又能促进儿童的身心发展；儿童学习知识以间接经验为主，直接经验为辅；掌握知识与发展智力能力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等等。其二，是指教育学科或教育活动发展主线。在教育史上，有形式教育和实质教育、主智主义与行动主义、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等三大对立论争，不管何种立场的教育观念、教育主张，都有产生的历史依据和社会基础，对现代教育学、课程与教学论的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对于丰富和完善现代教育教学体系都有它的积极意义。但是从人类教育活动的主线来看，这几百年来还是以夸美纽斯、赫尔巴特、凯洛夫等为代表的主智主义为主要方向。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多次出现了试图借助技术形式取代传统课堂教学的实践尝试，如电化教学、慕课等，但都不是主流的实践活动。

（二）坚持社会的尺度源于教育改革的社会制约性

坚持教育的尺度，首先要坚持教育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是针对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关系而言的，是指教育在看待与评价自身及其发展时基于的是教育的立场和视野。教育活动坚持自身的主体性，将使人的发展不是手段而是目的。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有自身的逻辑，其指导思想、理论基础，改革所取得的成果有自己的历史延续性，所以尊重历史并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是改革能够持续推进的基础。

就教育与社会的关系而言，后者是推动前者的决定性因素，但二者也并非单纯的决定和制约的线性关系，后者自身的发展逻辑也将决定其对前者影响的接受程度。例如，中国的自然科学在古代也有相当的发展，一些成果甚至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但受封建社会统治者独尊儒术政策的影响，自然科学的内容在学校教育中并未受到相应的重视。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教育对自然科学毫无反应，其实在古代官学中就有医学、算学之类的自然科学专门学校。因此，理性化的教育改革，必然要在认真度量、权衡社会需求和教育自身需求的基础上才能作出判断，而不是偏执一方。

三、在坚持共同治理的基础上达成社会共识

教育作为一个公共的社会领域，其改革一方面与教育场域内的主体密切相关，一方面与社会场域的其他主体也有一定联系。因此，达成教育改革的社会共识，就可以巩固改革的社会基础。这些社会基础，都可以称之为教育利益相关者。

F学校办学性质变化的过程，其实就是从否认教育利益相关者的任何权利到赋予基本权利，再赋予参与权利的过程，每一次的赋权都是地方政府教育治理结构的重大变革，也是对赋权层次的不断提升。但是，从“参与”这个词的内涵来看，参与也代表了某种程度的限制，比如参与主体的资格限制、参与事务的范围限制、参与过程的程序限制等等。在管理实践中，参与既可以被作为要求某种权利的途径和手段，也可以作为推卸责任的借口和托词——因为参与者既可能被赋予一定的甚至是平等的建议权和决定权，也可能仅仅是正式获得知情权的听众。[9]显然，作为权利的参与者是远远不能适应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当今的世界与以往的世界已经变得极其不同，在此背景下，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观念应运而生，并逐渐由一种理论范式演变为一种实践模式，广泛应用在教育实践领域中。治理意味着利益相关者从被管理对象转变为治理主体，与地方政府一起分享包括决策权和控制权在内的组织权力。

2018年是家电业轰轰烈烈的一年，发生了许多令人难忘的大事。譬如华帝冠名的法国队世界杯夺冠、退全款引争议，赴美纳斯达克上市的拼多多迅速崛起、山寨家电开始横行，小米宜家首次联手打造智能家居，格力多元化升级又是造半导体又是进军新能源汽车，海尔在中欧所D股市场挂牌上市交易、成为家电业“第一人”，美的合并小天鹅、洗衣机市场加速洗牌、全球首个8K频道在日本NHK电视台上线、8K电视开卖，人人疯狂刷抖音、家电抖音卖货火了，京东上线京造、左攻网易严选右搏小米，董明珠与雷军的十亿赌约成2018年末媒体关注的焦点等等。

如何达成社会共识，与教育利益相关者在教育治理结构中的地位，即在教育改革中是否具备相应的话语权与决策权有重要的关系。教育改革三十多年来，地方政府以外的教育利益相关者和教育改革的关系经历了从无关到产生影响，从产生影响到能够参与这样一个历程。以深圳市F学校为例，上个世纪80、90年代为一所村办集体小学，2000年后改制为国有民办学校，2014年又变更为公办学校。第一次办学性质的改变，是与地方政府以外的教育利益相关者（在这个案例中主要是学生家长和社区代表）无关的，教育利益相关者没有任何权利。第二次办学性质的改变，则源于教育利益相关者通过多种渠道向地方政府施加影响，迫使地方政府作出了在F学校设立公办学校分校区的决策，然而这样并没有化解矛盾。地方政府进而主动邀请家长和社区代表坐下来，一起参与讨论，协商让双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这实际上是地方政府赋予了利益相关者参与决策的权利，将他们纳入到组织决策程序，从而把冲突转化为了合作，事件最终得到了解决。

（一）共同治理的目标选择

共同治理的目标是合理平衡教育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实现教育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并以此来安排利益相关者在教育治理中的权力。对于直接的教育利益相关者的划分，我们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地方政府利益、学校及其教师利益、学生及其家长利益。共同治理就意味着在利益不重叠的情况下，如何分配与平衡这三类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从而达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我们可以用韦恩图的形式来直观呈现上述利益结构。（见图1）

  

图1 教育利益直接相关者利益结构图

在图1中，Ⅰ圈代表学校及其教师利益，Ⅱ圈代表地方政府利益；Ⅲ圈代表学生及其家长利益，三种利益排列组合，可能出现7种情况。其中E、F、G区是利益单独存在的区域，为最不容易让利益相关者认可的利益选择，只有一方能够从政府行为中获益；B、C、D区重叠了部分利益相关的利益，为较易让一部分利益相关认可的利益选择，有两方能够从政府行为中获益；A区重叠了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为最容易让大部分利益者认可的利益选择，三方都能够从政府行为中受益。在共同治理的结构下，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不能仅仅只作出符合自身利益的选择，而要优先考虑对三方都有利的决策。

（二）共同治理的机制构建

共同治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在教育治理上的分权制衡和监督制约的问题。共同治理的机制主要是科层制与协作制。科层制（bureaucracy）是指一种权力依职能和职位进行分工和分层、以规则为主线的组织体系和管理方式。其特征一是科层化，组织机构与成员均按权力大小依次排列，内部层级结构明晰，部属必须接受上级的命令与监督；二是专业化，组织中的部门与岗位是根据任务类型和目的进行分工设置的；三是规则化，组织成员都得按严格的法令和规章进行工作；四是非人格化，成员在组织内的流动不主要由上司好恶决定，而是由一套客观的标准来确定；五是技术化，每个成员都必须专精于自身岗位的工作；六是公私分化，公务活动领域与私人生活领域是截然分开的。科层制代表了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公共教育行政模式。共同治理机制要求将科层制与协作制结合起来运用。关于协作制的模式，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三种：

一是地方法团主义模式。地方法团主义比较注重地方政府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强调通过政府干预将各社会团体整合起来，并制度化、正式化地吸纳到国家决策结构中，从而在社会团体和国家之间建立制度化的联系通道和常规性互动体系。在这种模式里，社会团体不仅是一种利益代表团体，代表着自上而上的利益，而且还兼具公共机构的角色，承担自上而下的公共责任。简单地说，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建立有序、稳定、制度化的合作关系，通过合作与协商代替竞争与排斥，解决社会冲突和失序。随着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参与教育事务合作的社会组织将越来越多，它们和地方政府形成了一种相对独立和平等的合作关系。

二是委托代理模式。是指地方政府通过委托或购买等契约方式将公共服务外包给其他政府、私营组织或非营利组织的模式，其目的在于减少政府成本、提高效率。委托代理模式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直接产物，被认为是替代传统的官僚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最佳选择。当代西方教育改革中的学校管理私营化就是委托代理模式的具体实践。西方学校管理私营化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私营组织自己创办并管理经过政府特别授权的公立学校，接受政府生均经费，但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学区教育委员会的管辖。如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特许学校，就是由政府授权与私营组织管理。其二，是私营组织与地方学区教育委员会签订合同，承包管理传统的公立学校。位于美国明尼苏达州伊岗市的四维公司（原来称为教育选择公司Education Alternative Inc.，EAI）首开美国公立学校私营管理先河。1990年，四维公司与佛罗里达州达德县学校委员会签约，管理该县的南点小学。1994年又与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特（Hartford）教育委员会签订合同，负责管理该学区32所学校、26000名学生及每年两亿美元的预算。这是全美首个完全交由私营公司管理的学区。[10]

三是合作治理模式。是将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多个利益相关者聚集在一个公共舆论空间，通过协商达成共识形成决策。安塞尔（Ansell）、戈士（Gash）等学者认为合作治理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1）针对公共政策或公共管理问题；（2）合作由政府等公共机构发起；（3）治理主体包括利益相关的公共和私人部门、利益无关者；（4）治理主体直接参与决策过程而不仅仅是公共机构的顾问；（5）协商的公共舆论空间组织化运作并要求共同参与；（6）协商目的在于达成共识，采取共同决策。[11]上海市普陀区桃浦镇在这方面进行了实践探索与尝试。桃浦基础教育协同发展联合体以镇政府搭建平台为依托，协同政府、社会组织、市场、公民等多方力量，通过定位、认同、参与、协商、互动等集体选择行动，形成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组织网络，并以章程制、议事制、共享制、督导制等系列化工作制度，推动共同参与教育公共事务管理，共同生产、提供教育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共同承担相应责任等，使得地方政府自上而下的单向度运行转变为上下互动、彼此合作、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多元关系。[12]

采用SPSS 18.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参考文献：

[1] 米尔顿·弗里德曼,罗斯·弗里德曼.自由选择:个人声明[M].胡骑,席学媛,安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61.

[2] 黄河清,姚德怀.近现代辞源[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241.

[3] 艾萨克·康德尔.教育的新时代——比较研究[M].王承绪,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3-8.

教育在受特定社会和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在因素影响和决定的同时，也有其自身演化和发展的内在独立逻辑。因此，作为社会改革的一部分，教育改革既有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面，也应符合自身发展的规律和特征。作为社会意识的教育一旦由一定的社会条件产生出来以后，便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具有它本身的继承性和运动、发展的特殊规律。例如，中国最早的学校没有高、中、低层次之分，教育对象、教育内容也未完全分化，但随着人类知识经验的积累和增多，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都逐渐发展完备起来，到封建社会便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教育体系。

益生菌能直接改变肠道菌群的种类和数量，而益生元能刺激肠道有益菌的生长，提高活性。降糖药物二甲双胍和小檗碱通过改变肠道菌群的结构促进肠促胰岛素分泌，减少炎症反应，改善胰岛素抵抗，降低血糖。

实验采用单因素 2 水平(沟通方式：同步 vs异步)被试间实验设计，全部被试被随机分配到两个组当中。近年来弹幕流行，用户在观看在线视频时既可以选择传统的评论方式进行异步沟通，也可以选择弹幕进行同步沟通，这有利于将实验组有效地区分开，因此研究一选用网络视频作为刺激材料。

[5] 朱利霞.重申教育的保守性[J].中国教育学刊,2012(6):34-37.

[6] 深圳市统计局. 深圳市统计年鉴2013[EB/OL][2014-04-21]. http://www.sztj.gov.cn.

针对智能仪表研发能力培养需求，增设虚拟仪器技术、多传感器信息融合技术两门选修课程；修改单片机原理及接口技术、嵌入式技术等课程的教学内容与模式，如单片机原理及接口技术改为C语言编程，考核方法上增加实物制作考核；测控电路课程于2017—2018学年第一学期实施考试方法改革，引入实验电路制作考试，提高学生的工程设计能力。

应用Excel 2010对数据进行流行病学特征的描述性分析，应用SPSS 19.0进行统计分析，采用趋势卡方进行不同年份发病率变化的趋势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7] 李政涛.中国社会发展的“教育尺度”与教育基础[J].教育研究,2012(3):4-12.

1)碎片化严重。由于现代交通网络的建设，使原有森林古道被割裂或直接被覆盖，残留部分原有道路。未受到现代交通网络影响，但处于偏远地区的森林古道，也逐渐受到人为损毁或直接被遗弃遭受自然侵蚀，造成森林古道碎片化严重，被割裂而存在于各个角落。还有部分森林古道被改造成水泥台阶，致使其深厚的历史底蕴消失，现代化痕迹严重。

[8]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M].华东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所,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

[9] 王身余.从“影响”、“参与”到“共同治理”——利益相关者理论发展的历史跨越及其启示[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1):33.

[10] 罗伯特·G·欧文斯.教育组织行为学[M].窦卫霖,温建平,王越,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498-501.

[11] 王名,蔡志鸿,王春婷.社会共治: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实践探索与制度创新[J].中国行政管理,2014(12):18.

[12] 范以纲.从“桃浦模式”看区域教育治理体系的构建[J].人民教育,2015(7):40-42.

这样一份承诺书其实更像一封自我举报信，反映出了“承诺者”所在部门、单位存在的诸多问题，比如可能存在的各种办事潜规则，比如极为松弛的日常管理，比如消极应对承诺、整改的错误认识和不良作风。因此，当地有关部门在调查这一事件时，千万不能只盯着涉事科室负责人和承诺书的草拟者，而应该深入查一查是不是像网友们怀疑的“承诺=自曝”。只有这样，才能清除深层次问题，让这一奇葩承诺书成为绝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