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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视域下的《皇黎一统志》研究

更新时间:2009-03-28

自古以来,越南就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10世纪中期,越南文人开始用汉字创作诗文,由此标志着越南汉文学的诞生。至15世纪,越南封建社会进入鼎盛阶段,为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统治者纷纷效仿中国的政治制度,学习中国文化,为越南汉文学全面繁盛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后黎朝各代皇帝为进一步加强皇权在思想与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大力提倡儒学,儒学逐渐成为正统思想,对古代越南政治、教育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后黎朝儒学独尊地位的确立

自公元前207年赵佗建立南越到胡朝末年(1407),经过1 600多年的发展,儒学在强化皇权方面的优势凸显,越来越受到封建统治者的青睐,逐渐取得了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后黎朝建立后,黎太祖确立了以儒学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第四代皇帝黎圣宗统治时期,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强化儒学影响的法规条例,使儒学的独尊地位得以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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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儒学教学科举制度鼎盛发展

后黎朝统治者均崇尚儒学,尤其在黎圣宗统治时期,他通过一系列的措施积极推行儒学:定乡试之法、改革会试及改进科举制度以选拔人才;在国子监置《五经》博士,教授监生;以《论语》《孟子》和《五经》等儒家典籍的内容对考生进行考核。李仁宗太宁四年(1075),越南正式开启科举取士制度,经过近400年的发展,在黎圣宗时期臻于完善。光顺与洪德年间,黎圣宗采取固定考试时间、明确考生资格以及完善乡试、会试和殿试的三级考试制度等一系列措施,对科举考试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和规范。在取士时尤其注重考核考生的品德,规定“听本馆官员及社长保结其人实有德行者,方许上数应试,凡不睦、不忠、不孝、不义、乱伦及教唆之类,虽有学问词章,不许入试”[1]。黎圣宗在位的38年间共开科12次,取士511名,比李朝和陈朝取士的总和还多140余名。

()颁布法律法令条文使儒家思想具体化

后黎朝时期,历任统治者根据儒家思想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教条和律令。洪德十四年(1483),黎圣宗颁布《洪德法典》,由此将儒家伦理道德、封建等级观念以及尊卑秩序等通过法律条文具体化,并在实施过程中加以严格规范。同时,黎圣宗大力提倡礼仪,重视忠信孝悌之人,曾敕旨:“子居父母丧,妻居夫丧,当选三年通制,不得徇情直行,悖礼逆法。子居父母丧,而妻妾怀孕,以流罪罪之。妻居夫丧,而肆行淫乱,或丧未满,释服从吉,并先通嫁信及娶之者,并以死罪罪之。若居丧服,出见戏场,纵观不避,以流罪论。如有贪财好色、而娶恶逆之妻妾及蛮人烝亡兄弟妻妾,并为官吏而受贿,抵罪。”[2]677凭借这种强制性的行政法规,儒家思想被迅速而有效地推广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官方翻刻儒家经典加速儒家思想传播

历史上,越南大量引入儒家经典,如越南的使者和文人借朝贡与学习之便遍买经传诸书,黎仁宗派使者请求用香料交换儒家经典书籍等。在中国的印刷术传入后,越南开始翻刻儒家经典。光顺八年(1467),黎圣宗颁布诏令重新刊刻官版《五经》,用于国子监教学,打破了先前主要从中国买书或求书的惯例。黎圣宗时期是后黎社会发展的黄金时期,因大量翻刻儒家经典而出现了较多书版,洪德十五年(1484),黎圣宗下令“作文庙大成殿,并东西庑,更服殿,书版祭器库……”[2]723,下旨在文庙建造书版库贮藏这些儒家经典。官方翻刻儒家经典,为儒家思想在越南的传播和普及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二、儒家思想在《皇黎一统志》中的渗透

《皇黎一统志》是18世纪越南吴家文派的代表作,涵盖了从黎显宗景兴三十年(1770)至后阮朝嘉隆三年(1804)共34年的历史,深刻地反映了后黎朝末期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角力,也是一部著名的“补史小说”,具有较高的史料和文学研究价值。后黎朝时期,历任统治者采取以儒治国的政策,儒家思想对越南汉文小说的创作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越南汉文小说家也有意识地通过小说创作填补史传的不足,这使得儒家思想深入渗透到作品的具体事件和人物形象中。

()“忠君爱国的君臣观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3],统治者为巩固封建统治制度,逐渐形成了一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君臣观念。君主是国家主权的象征,故爱国往往通过忠君来实现。在《皇黎一统志》中,这种忠君爱国的君臣观也有诸多体现。

小说中,郑檊在郑王郑森逝世后继承王位。黄素履奉郑森遗命,与卿郡公郑桥、棪郡公阮棪、泗川侯潘黎藩、珠郡公阮廷珠、院郡公阮俒和垂忠侯谢名垂等7人辅政。郑檊为郑森宠妃邓宣妃所生,虽被郑森宠爱,但因是庶子,且年幼多病,难以服众。所以,院郡公阮俒奏请郑森之母太妃阮氏,希望能让郑森的长子郑棕执政。阮氏将此事告诉黄素履,其没有同意。于是,郑棕在祖母的支持下发动了政变。面临郑棕逼宫政变,黄素履坚决抵抗,努力维护后黎朝政局的稳定,避免祸起萧墙,并在出兵前启奏郑檊:“小臣履谨启,臣受先王付托,保辅王上,今三军为变,震惊宫阙,臣请受王命提兵诛之,克则王之灵也;如其不克,臣以一死见先王于地下。”[4]56后来,黄素履率兵出战,壮烈战死,充分展现了他忠君爱国的壮举。此外,小说中还有霑武、富春城副将及其二子、李陈公、硕郡公及陈功灿等刚毅忠贞之士为了维护国家安定统一而前赴后继、赴汤蹈火的故事。

孝是礼的重要体现,儒家所说的“孝”是子女对父母所尽的孝道,“三年之丧”便是孝道的一种体现。这一居丧制度本是中国古代丧葬制度的一部分,《礼记》:“‘三年之丧’何也?曰:称情而立文,因以饰群别、亲疏、贵贱之节,而弗可损益也,故曰‘无易之道也’。创巨者其日久,痛者甚愈迟。三年者,称情而立文,所以为至痛极也。”[6]父母至亲离世带来的伤痛需要3年的时间才能平复,由此,“三年之丧”的守制产生。后黎朝学习儒家的居丧制度,并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加以强制推行。“子居父母丧,妻居夫丧,当选三年通制,不得徇情直行,悖礼逆法。”[2]677《皇黎一统志》第四回的李陈公是丙戌科进士,“为人简易朴实,性至孝,居父母丧三年,墓庐一遵礼法。常自言‘吾今四十,平生所履行,惟此三年,近于人道’”[4]70。李陈公为母结庐守丧3年,并自认为是40年来做的最近人道的事。他的守丧遵循了3年守孝的通制,得到了当时越南社会广泛而高度的评价,并被树立为儒家“孝”的典型代表。

在封建君主专政制度下,君主是最高统治者,是国家和王朝的象征。可以讲,在封建君主制度背景下,忠君与爱国往往具有同质同向性,即爱国必须忠君,忠君才算爱国。忠的本意为“敬”与“尽心”,忠君即专心事主。《论语》:“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5]14孔子认为,君以礼待臣是臣对君尽忠的前提。可见,孔子的观点是辩证的君臣观。但随着君主专制思想的不断强化,忠的概念不断被极端化,忠君也演变成对君主的愚忠。中国儒家的君臣观在越南基本被全盘接受,但后黎郑氏手握国家政权,黎皇仅是没有实权的傀儡。所以,“黎皇郑主”的畸形体制使得儒家忠君爱国的思想在越南发生了改变:忠君和爱国成为独立的概念,两者的同质同向性被瓦解。文化具有变异性,会因不同的社会基础和政治环境而变化。“不同民族的兴衰存亡,精神文化的巨大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主要是能否顺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及时改革上层建筑领域中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陈旧因素,在尊重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大力吸收与消化外民族的先进文化,使本民族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并妥善处理同周边民族的关系。”[10]《皇黎一统志》中的忠君指既忠于黎皇,也指忠于郑王。虽忠于的君主不同,但最终目的都是维护国家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使人民安居乐业。小说中的郑王党在郑王被推翻后,并没有立刻就转而支持黎皇,但当被西山攻打与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际,郑王党却都毫不犹豫地站出来支持黎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硕郡公黄冯基。硕郡公起初是郑王阵营的老将,在西山兵第一次攻入升龙时,硕郡公奉郑王之命带领精兵千余人抵抗西山兵,后“单存手下十馀人,与其子八人,环硕郡象脚下,倚象而御。六子力战死于象前。硕郡使象奴跪象而下,与其子二人夺路而走,仅以身脱”[4]68。郑王被推翻后,黎昭统帝执政,但被阮整专权。硕郡公便重新集结军队,讨伐阮整,战败后被阮整抓获,临终前言道:“故老将黄冯基的一家父子,死国事者六人,是非自有公论,成败天也!”[4]144不论为郑王浴血奋战还是讨伐阮整,都是硕郡公为国尽忠的具体体现。

与黄素履等人的忠君形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权臣阮整。他本是黄素履的门生,以为师复仇与“扶黎灭郑”之名勾结西山兵攻入后黎,将郑主赶下台,后又因与阮文平结怨,被迫留在后黎,于是开始玩权弄法并独揽大权。阮文平得知阮整的龌龊行为后,派武文任讨伐之。武文任抓住阮整后斥责道:“汝是郑臣,叛而投我,以谋灭郑。既又叛我北还,欺黎以取大位,擅作威福,阴谋僣窃,以与吾王争衡,究汝一生,皆蹈乱贼之故智,须剖汝心肠,去其秽恶,使北人以汝为戒。”[4]180武文任的评价简要精确,毫不留情地揭露了阮整因贪权弄权自毁一生的事实。所谓“忠臣不事二主”,阮整本是郑王臣子,因恩师黄素履被杀投靠西山王,后又投靠黎皇,他频繁的叛变与失节为世人所不齿。

相较于君臣观和伦理观,儒家“义”与“信”的人际观在日常生活中为推动儒家思想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进而使得儒家思想在民间社会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和渗透。

()“的伦理观

伦理是道德的外化,而儒家道德规范体系的核心是“仁”,其中又以“孝”和“悌”为根本,正如《论语》所言:“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5]1儒家的道德观念在国家的层面是忠、仁与礼等,在家庭的层面上则是孝、悌、慈和爱。

通过分析滤波结构对产生载荷历程的影响,建立了变截面滤波结构模型,如图6所示。模型为变截面的柱形液压缸,液压介质与活塞接触面半径为r,长度为Lr;液压缸底面半径为R,长度为LR。假设工作中活塞不进入半径为R的截面,则可建立运动控制方程为

此外,儒家还倡导“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规劝兄弟之间和睦相处。《皇黎一统志》中,郑王郑森去世前,先是不顾诸位大臣和皇太后的反对废除了长子郑棕的世子之位,后又立年幼的二儿子郑檊为世子,并把王位传于郑檊。郑森废长立少的行为最终导致了三军叛乱,给郑氏家族和后黎朝留下了无穷的祸患。郑森去世后,三军日益骄横,不受管制。为稳定政局,长子郑棕在祖母的支持下发动宫变,夺回了原本属于自己的王位。郑棕即位后,手足之情仍在,在得知郑檊由于在宫变中受到骄兵的惊吓生病后,“新王购求能医治者,与百金封侯爵。次日,新王令参从四川侯为王具启,请逊为王弟,乃付下廷议,降为恭国公”[4]57。当时越南王公贵族极为推崇儒家思想,“孝悌”观念也深入人心。郑棕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儒家“悌”的伦理观念已经在他的思想中打下了烙印。

儒家“孝”与“悌”的家庭伦理观是维系社会安定和发展的根本,对家庭的和睦也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皇黎一统志》通过对李陈公结庐守丧和郑棕为弟求药的典故,展现了“孝”与“悌”的观念对民间百姓及王公贵族的巨大影响。

()“的人际观

“义”是儒家行为举止的取舍标准,“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5]187。“义”是君子最为崇尚的,君子只有勇没有义,就会作乱造反;小人只有勇没有义,就会做土匪强盗。因此,无论君子还是小人,没有了义,都会对社会造成危害。孟子也曾讲:“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7]由此可见,在儒家观念中,坚守义比珍惜生命更加重要。《皇黎一统志》第九回中,黎皇派陈功灿出使西山,与北平王商议义安政事,且可带一名辅行人员随同。陈功灿因与吴儒交好,便首先想到了吴儒。但出使之事生死难料,且吴儒还有老母在堂,这使得陈功灿又于心不忍,而吴儒却对陈功灿说道:“相公受国厚恩,某受相公雅顾,大臣为国当事,士为知己者死,皆义之当然,此外非所知也。”[4]157吴儒的这番话不仅有为国尽忠的君臣大义,还展现了士为知己者死的豪迈气概以及休戚与共的朋友之义,充分体现了“义”作为儒家行为举止标准的意义。

“仁、义、礼、智、信”是儒家价值体系中的核心因素,其中“义”和“信”更是在人际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逐渐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规范。

文化在传播中由于政治制度、文化背景与风俗习惯的不同,往往会发生嬗变。“世界上没有无文化的民族,不具民族特色的文化亦是不存在的。”[8]在儒家思想传播到越南后,统治者根据越南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背景对其加以扬弃,使其融入了越南本民族的特色。“他民族文化传播进来,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文化模式和思想观念,成为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文化资源。”[9]越南的儒家思想在中国儒家思想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儒家思想体系。

儒家的君臣观是一种上下级之间的诚信与责任,要求臣子在等级森严的秩序中恪尽职守,通过对君主以及国家倾尽生命的奉献实现自身价值。小说通过对忠臣的赞颂和对权臣的痛斥,侧面反映了忠君爱国的君臣观已深入越南的士人观念中。

三、《皇黎一统志》中儒家思想的嬗变

“信”是儒家修养的基本内容:“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5]2“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5]17《皇黎一统志》中西山王曾言道:“整本北河人,亡命归我,观其为人,反覆谲诈,不可倚信。”[4]153在西山王看来,阮整反复无常,诡计多端,不值得信任。阮整在《皇黎一统志》中是典型的反面人物,虽“少时从事儒学,涉猎经史”[4]57,但因对权利的欲望过于膨胀,周旋于各派之间,三易其主,身上缺乏儒家之士所拥有的忠心和信义,失去了立足于世的根本,最终身败名裂,受凌迟之刑而死。

()爱国与忠君的不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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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孝的不同认知

《尔雅·释训》:“善父母为孝。”《说文解字》:“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承老也。”“孝”字上为老,下为子,即承其亲并能顺其意。随着汉代儒家思想成为封建正统思想,孝也成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重要部分。儒家思想中家庭伦理自然扩展为社会伦理,如“孝”向上可延伸为臣子对君主的“忠”。而统治阶级倡导“以孝治天下”,使道德伦理进一步向政治伸延。《孝经·士章》中对孝与忠关系的阐述体现出孝亲与忠君的结合:“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盖士之孝也。”该段论述认为,用孝道来奉事国君就是忠诚,是士人应具备的孝道,从而将原属于伦理道德范畴的孝道向政治转化。越南在接受儒家忠孝观时,将其与本国的特殊国情和宗法思想相结合,模糊了忠和孝的界限,扩大了孝的概念,形成了独具自己民族特点的忠孝观念。越南儒学中的孝可以分为两部分:对国家尽忠和献身的孝称为大孝,对父母的孝敬称为小孝。西山兵第二次攻入升龙后,文楚派人到义安招降阮选,并抓走阮选的父亲和妻子作为要挟。阮选见到父亲的修书后哭诉:“人生有三:帝,吾君也;鹏公,吾师也;父命不敢不从。吾师之雠不可不报,使降而得奉父以终养,复我邦族,为真福农夫以没世,得此失彼,吾亦甘心。但恐落于毒手,并为所害,忠孝俱亏,遗笑千古,为天下之至愚,最是不可也。”[4]195在阮选看来,君和师都在父之前,大孝之义高于小孝,孝国大于孝亲,再加上担心文楚言而无信,他最终选择了孝国。

而教师给学生留的课后作业,也多为记单词、背对话篇章等硬性知识记忆,给知识拓展、语言创造性运用和语言兴趣培养留出的空间微乎其微。

儒家思想体系博大精深,在东亚、东南亚及中亚等地区的汉文化圈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儒家思想对《皇黎一统志》的渗透折射出其对当时社会道德、文化和政治方面的影响与价值。作为补史小说,《皇黎一统志》达到了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的高度结合,其中的文化、思想与制度方面的价值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

中文文本向量化是对文本使用数字进行语义表示的一个过程,需要对输入的中文文本进行分词、编码、向量化几个步骤。

① 文化的变异性指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出现的与主流不合或者叛逆主流的现象。

(1)合作互动、优势互补原则:教师和家长是平等、合作的关系,教师应以平和、平等的态度对待每一位家长,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指导、共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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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侠
《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01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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