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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神思》篇“拙辞”和“庸事”两句新解

更新时间:2009-03-28

《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体系严密的文学理论专著。关于其《神思》篇中“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这两句话,已有众多学者作出了解释,如黄侃的“修饰润色说”和王元化的“想像活动”说等,但是这些说法都未能准确解释“拙辞”和“庸事”两句的涵义,没有把握《神思》篇的主旨。该文采用比较和类比方法,从文章主旨、关键词、句间关系和上下文逻辑关系4个角度出发,对这两句作出全新的解释。

如自学习《鸦片战争》时,鸦片战争打开了我国的大门,为我国带来了侵略、伤害。但同时进了我国自然经济的解题,让我过从封闭天国转变出来,开始面向社会。它也成为了我国现代史的开端,所以学生不能够从单一的角度去认识和学习它,而要从辩证的角度去看待它。

一、《神思》篇主旨发微

为更准确把握“拙辞”和“庸事”两句的内涵,首先要明确《神思》篇的主旨。《神思》篇开篇明义,借用庄子的“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指出“神思”的一个特点,即自由想像和联想,“心”不为“形”所束缚。王元化在《释〈神思篇〉杼轴献功说》中指出:“所谓‘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语出魏中山公子牟,是指身在草莽而心存好爵的一种人生态度,本来带有贬义。刘勰引用这句话时已舍去了它的本义,藉以规定‘神思’具有一种身在此而心在彼。可以由此及彼的联想功能。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看出,刘勰所说的‘神思’也就是想像。”[1] 但是,“文之思也,其神远矣”,可见文之“神思”并不仅局限于想像这个特点。刘勰《文心雕龙》有云:“是以临篇缀虑,必有二患:理郁者苦贫,词弱者伤乱,然则博见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2],明确指出文章在进行构思和谋篇布局时,只有见闻广博,才能解决文章理义睧暗不清的弊端,只有贯一才能拯救文章之乱。因而,刘勰强调文章要“博而能一”,只有有了主线和共同的思想情感,文章才会有神思。黄侃也谈到:“博而能一,四字最紧要。不博,则苦其空疏;不一,则忧其凌杂。”[3]95因而,“神思”具有自由想象和“博而能一”两个特点。根据《神思》篇可得出结论,文学构思贵在“博而能一”。文章无论辞采多么华美,故事多么新奇,如没有巧妙的构思,缺乏统一的中心思想和写作主线,也只能如一盘散沙,犹如理不出头绪的麻团。可见,《文心雕龙·神思》篇作为创作论的第一篇,主要谈了文学创作的问题,指出文学创作过程中应自由想像,文学构思时应“博而能一”。

结合试验结果对水稻的经济性状与产量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对照最高为处理2区,其有效穗数值最高,达到190.8穗/m2,最低为处理5区,即采用常规施肥的对比区;在每穗实粒数方面,处理1区表现最高,可达到313.9粒,而处理3区最低,只有294.8粒。不同施肥处理情况下水稻产量平均值为1.2~1.28kg/m2,其中处理2区最高,采用了脲甲醛缓释肥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而采用常规施肥处理后的试验5区在水稻产量上位居第4位,超过了木质素缓控释肥处理的处理1区。

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刘勰主要运用举例论证和正反面论证的方法,论证了“博而能一”的观点。他在反面论证时举了“若情数诡杂”的例子,正面论述时又举了“视布于麻”的例子。《文心雕龙》前5篇是“文之枢纽”的部分,而《神思》这篇文章在组织安排上同样具有严密的逻辑,读者应该拨开迷雾,抽丝剥茧理出其论点和论证方法。但以往众多学者对《文心雕龙·神思》篇中“拙辞”和“庸事”、“布”和“麻”两者的把握,更多的是把句中每个字词直接翻译过来,以现在的文学常识来解读刘勰那个时代的文学作品,这显然忽略了文学的时代性和文本内在的逻辑性,忽视了上下句之间的关联,断章取义是不能正确理解“神思”丰富复杂的内涵的。“拙辞”和“庸事”两句及“杼轴献功说”都是强调文章在构思时要讲究谋篇布局,做到“博而能一”。

拙辞庸事两句代表性观点的分析

郭绍虞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大学者,他将“杼轴献功”的意思简要概括为:“这里以麻、布为喻,形象地说明了想像活动就是作家对现实生活素材进行艺术加工。”[7]明确指出“麻”经过作家的艺术加工而变成了“布”,这个艺术加工的过程即是作家构思与组织经营的过程,这是目前最贴近《文心雕龙·神思》篇原意的解释。

综上所述,理解“拙辞”和“庸事”两句及“杼轴献功说”时,必须了解骈体文的写作特征,不能断章取义,更不能忽略虚词的使用。要注意句意和段意之间内在的逻辑关系,从整体来把握《文心雕龙·神思》篇的篇章结构。

李逸津的《〈文心雕龙·神思〉篇“杼轴献功”说辨正》纠正了黄侃和王元化的观点,注意到了虚词“于”对理解句子涵义的重要性,这是研究上的又一进步,但是对“拙辞”和“庸事”两句的解释和理解却又欠缺。李逸津在文章中指出:“‘于’训‘在’,介词。由于它的存在,‘拙辞’与‘巧义’、‘庸事’与‘新意’之间的关系,就与王元化以及黄侃的说法全然翻了个个儿。不是‘在拙辞中孕育着巧义’、在庸事中萌生出新意’,恰恰相反是‘拙辞孕育在巧义之中’、‘庸事萌生在新意之中’。也就是说,作家有时构思的意义很巧,却选用了‘拙辞’来表达,意思很‘新’,却采用了‘庸事’来说明。”[5]李逸津注意到了虚词“于”的被动用法,对“拙辞”与“巧义”,“新意”与“庸事”之间的主被动关系作出了明确界定。但是解释“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时又忽略了“若情数诡杂”的条件和上一段“博而能一”的结论,如此断章取义,并不能准确把握“拙辞”和“庸事”两句的内在涵义。

王元化在《释〈神思篇〉杼轴献功说》中指出:“使庸事可以萌新意,使拙辞可以孕巧义,绝不是在形式方面进行润色所能收工奏效的,其中一定还有另外的原因。这另外的原因我以为就是想象活动所起的作用。”[4]95-99王元化否定了黄侃的“修饰润色说”,这是一大进步,然而以“想像活动”解释“布”与“麻”及“拙辞”与“庸事”两句又是不科学的。王元化认为:“布和麻的关系是来揭示想像和现实的关系。”[4]98他认为,“麻”是现实素材,经过“想象活动”就变成了“布”,这是夸大了“想象活动”的作用。根据生活经验可以知道,一团团麻线由纺织机重新加工和组织经营,才会变成顺滑的布匹。“神思”确实具有想像的一些特点,思接千载,想像无边无际,自由驰骋,“心”可以不受外在“形体”的束缚。但是,用想像来解释“布和麻”的关系,认为“麻”是现实素材,“布”是想像后的产物,显然牵强且不合逻辑,且这篇论文前后也存在矛盾。《释神思》篇在后边还写道:“照刘勰看来,‘布’是由‘麻’纺织而成的,两者质地相若,纤维组织不变,从这方面来看,‘布’并不贵于‘麻’,但是经过纺织加工之后,就变成‘焕然乃珍’的成品了。”[4]98王元化在这里明确提到“麻”变成“布”是因为经过了纺织加工,即刘勰文中所说的“杼轴献功”,那又何以得出“布和麻的关系是来揭示想像和现实的关系”的结论?其次,用想像活动来解释“拙辞”和“庸事”两句更不合理。王元化认为:“‘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这是针对作家运用想像而言的。作家作品中所写的依旧是生活中常有的‘拙辞’和‘庸事’,作家只是凭借想像去揭示其中为人忽略的‘巧义’,为人所未见的‘新意’罢了。”[4]98但在《文心雕龙》中完全找不到相关的材料来证明王元化的上述结论,并且套用“布与麻”的结论来解释“拙辞”和“庸事”两句,是不严谨的做法,这种方法论是不可取的。

在明确《神思》篇主旨的基础上,下文将从关键词、句间关系和上下文内在逻辑关系3个角度来谈对“拙辞”和“庸事”两句的认识。

对“拙辞”和“庸事”两句的解读众说纷纭。其中,黄侃、王元化和李逸津的观点更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

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乘船考察西江时提出,要坚持生态优先,强化规划引领,加强智慧海事建设,加强安全管理,深化改革、锐意创新,不断提高海事管理水平,积极推进珠江黄金水道建设。

众多说法中,产生时间早且影响较大的是黄侃的“修饰润色说”。他在《文心雕龙札记》中说:“杼轴献功,此言文贵修饰润色。拙辞孕巧义,修饰则巧义显;庸事萌新意,润色则新意出。凡言文不加点,文如宿构者,其刊改之功,已用之平日,练术既熟,斯疵累渐除,非生而能然者也。”[3]116黄侃的“修饰润色”说认为“拙辞”可产生“巧义”,而外在的修饰可使文章的“巧义”显现出来,庸事经过加工润色,就能产生新意。一团团“麻”能够变成“焕然乃珍”的“布”,就是经过了“修饰润色”。但是,“拙辞”和“庸事”其本质即是如此,外在的修饰润色真能化腐朽为神奇吗?这种解读显然过于牵强且缺乏严谨的论证。再者,“拙辞孕巧义”和“庸事萌新意”明显是将原文中重要的虚词“或”和“于”忽略了,将被动涵义直译为主动涵义,使得“拙辞”与“巧义”、“庸事”与“新意”之间的主被动逻辑关系完全颠倒,意思发生了很大改变。此外,黄侃对“拙辞”和“庸事”两句的解释,显然忽视了其假设的“若情数诡杂”的条件和“博而能一”的结论。脱离前后句之间的联系,单独从字面角度理解“拙辞”和“庸事”两句,是不科学的。

(3)表达能力欠缺。大学除了师范生,其他专业的学生甚少有语言表达的训练。而创业、创新训练项目、挑战杯等项目往往需要路演、答辩,这时表达能力欠缺就凸显出来。而表达能力的提高需要长期的训练积累。

三、“拙辞”和“庸事”两句新解

左东岭在《问题意识、创作经验与〈文心雕龙〉研究》中强调,“要重视骈体文的文体特征与刘勰本人的骈体文写作实践经验,例如‘庸事’是指用事用典不恰当,而不是平庸的事情。对仗与用典是刘勰最为关心也是最为熟悉的写作构思环节,所以他才会在行文中一再谈及。在骈体文的写作中,对于对仗、用韵和典故的精心挑选与合理安排,就成为作家所必须留意的关键环节”[6]。刘勰在骈体文写作中使用的“于”“或”和“若”等虚词,明确指出了前后文之间的逻辑关系。因此,后人在理解“拙辞”和“庸事”两句的内涵时,不能忽略其指示意义。

()从关键词着手

细读《文心雕龙·神思》“若情数诡杂,体变迁贸;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视布于麻,虽云未费;杼轴献功,焕然乃珍”这句话,会发现有两个关键词“若”和“视”。“若”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擇菜也。从艸右。右,手也。一曰杜若,香艸。”[8]18文中的“若”是其引申义,是“如果、假如”的意思。而“视布于麻”中的关键词“视”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瞻也。从見示。”[8]175文中的“视”是其引申义,即“看”的意思。刘勰将“布”和“麻”作比较,认为经过“杼轴献功”后,“麻”便可以成为“焕然乃珍”的布。很明显,这里使用了两个并列性的假设词,并在此基础上举了“若情数诡杂,体变迁贸;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的例子来论证。“拙辞”“庸事”两句与“布于麻”是两个并列的例子,在理解上互相补充,分析时不能单看某一端。而且,这两个例子论证的是同一个论点,即运用举例论证的方法来论证文学构思应“博而能一”的问题。

根据《神思》篇中“若”和“视”这两个关键词,可以明确“拙辞”和“庸事”两句与“视布于麻”两个例子之间的对仗关系,即这两句在结构上是并列关系,在句子的理解上互相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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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句间逻辑关系角度看

“若情数诡杂”是假设的条件或原因,“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是推导出来的结果。在否定性原因基础上推导出来的结果当然也就是否定性的结果。而对“拙辞”和“庸事”两句的解释,黄侃的“拙辞孕巧义”“庸事萌新意”和李逸津的“拙辞孕育在巧义之中,庸事萌生在新意之中”都不存在否定性理解。此外,黄侃和李逸津的解释也没有考虑到“若情数诡杂”这个条件。“情数诡杂”即“博而不一”,倘若文章诡杂没有贯一的主线,便会造成“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的现象,“巧义”和“新意”最后也会沦落为“拙辞”和“庸事”。只有明晰了产生“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这种现象的原因,才能准确把握句间逻辑关系,更好地理解“拙辞”和“庸事”两句的深刻内涵。

()神思篇上下段的联系来看

《神思》篇上段针对“临篇缀虑”的二患,提出“博见”和“贯一”的解决办法,指出作文构思时应该“博而能一”,一切论据都为论点服务,下段中的“拙辞”“庸事”两句及“杼轴献功说”便是对文学构思要“博而能一”的论证。

刘勰举了“布”和“麻”的例子。“麻”是根根分明并且散成一团的原材料,“布”是井井有条和顺滑的成品。两者之间质的飞越和转化是杼轴梳理与组织经营的作用,而不是由黄侃的“修饰润色”和王元化的“现象活动”造成的。杼轴在古代本是指织布机上的两个部件,即用来持纬(横线)的梭子和用来承经(竖线)的筘,杼轴亦代指织布机,同时还可以比喻诗文的组织和构思。刘勰将写文章时“博而能一”所起到的作用比喻为将“麻”纺织成“布匹”时杼轴所起的作用,恰如一团乱麻经过杼轴的加工和梳理,也能成为“焕然乃珍”的布。“视布于麻”的例子是强调“博而能一”,强调作文应该讲究构思与谋篇布局。因此,综合考虑《文心雕龙·神思》篇主旨和关键词、句间关系和上下段的内在逻辑关系等方面,可知“拙辞或孕于巧义,庸事或萌于新意”的准确含义是:即使构思时文章有了一些“巧义”与“新意”,但倘若写文章时做不到“博而能一”,那么落笔成文后,杂乱无序的文章最后也只能沦为一堆平庸的文辞。

《文心雕龙》共50篇,从《神思》到《物色》这20篇主要谈了文章的构思、风格和体势等创作问题。其中,《神思》篇集中谈到了“想像”和“博而能一”的问题,认为前者是文学创作之前的准备活动,后者是落笔成文时对谋篇布局和文学构思的要求,即应该“贯一”。“拙辞”和“庸事”能否萌生出“巧义”和“新意”,关键在于文章在组织经营和文学构思上能否做到“博而能一”。

参考文献:

[1] 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119-120.

[2] 詹锳.《文心雕龙》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1001.

[3]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116.

[4] 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5] 李逸津.《文心雕龙·神思》篇“杼轴献功”说辨正[J].求是学刊,1983(5):78-79.

[6] 左东岭.问题意识、创作经验与《文心雕龙》研究[J].文学遗产,2014(2):43-49.

[7] 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第1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239.

[8] 许慎.说文解字[M].徐鉉,校订.北京:中华书局,2015.

 
王晓
《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01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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