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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和女性文学的对峙与融合

更新时间:2009-03-28

当代女性主义理论家埃莱娜·西苏提出:“飞翔是妇女的姿势——用语言飞翔也让语言飞翔”[1],这一论述可以用来概括中国新时期以来女性文学的创作风貌。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文艺界思想解冻和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众多女性作家开始渴望颠覆男性话语权的主导地位,在小说中以女性的身体、情感、心理经验和生活琐事为主要内容,着重抒发女性主体的小情调和小忧愁,并引起一股独具特色的女性文学创作浪潮。王安忆凭借“雯雯系列”小说于20世纪80年代登上文坛,此后她依据奇幻多变的写作模式赢得广泛关注。凭借对女性情感和心理经验的书写,加之自身独有的心理体验和对事物细腻敏锐的捕捉能力,王安忆被诸多文学研究者划入女性文学阵营,且其整体写作特色也被以女性文学定义。然而,王安忆本人对此却持坚决的反对态度,她曾明确表示“我不是女权主义者”以及“我不喜欢被称作女性作家”。“按照荣格的心理原型理论,作家在构造一个审美世界时,也必然按照心理原型去重构现实生活,作品中的现实结构既与社会结构相似,也是作者主体结构的外化。”[2]108主观上对女性文学有一定抵触情绪的王安忆,于小说实践过程中也必然会规避女性文学的写作特点,从而形成独具个人特色的书写模式。但身为女性,王安忆还是会无意识地将特有的女性经验渗入到小说文本中。所以,就其小说文本的客观呈现而言,其作品依然具有女性文学作品的某些特色。从王安忆主观上对女性文学的拒斥和其小说文本客观呈现出的女性文学特点两方面出发,探究她和女性文学的微妙关系以及其在女性文学基础上的超越和飞翔,对深入了解王安忆及其写作特色有重要的意义。

一、对峙:对女性文学的有意规避

王安忆和女性文学之间的对峙主要体现在其主观上对女性文学的有意规避和批判性态度。作为一位产量颇丰且质量颇优的当代作家,她不满足于女性文学中相对狭隘的写作视野,而是以挖掘人类心灵的火光和追求精神的超越为创作目标,力求使作品呈现出宏大的境界。因此,在小说文本中,王安忆注重融入自己理性的思辨,从而使作品意蕴更为丰富。同时,她还以第三人称的“中性叙事”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女性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意识,进而表现出对女性文学的摒弃。

()抽象的哲理思辨升华文本意蕴

在接受访谈时,王安忆阐释了拒斥女性文学的原因:“我之所以不喜欢被称作女性作家,是因为女性小说有些特点我不喜欢。比如写小的哀乐、伤感和忧愁,这都是境界比较低的,把身边琐事写成风月型的,就更讨厌了。”[3]由此可见,王安忆对专注在作品中抒发私人情感而忽略挖掘文本深层意蕴的创作方法的排斥。在这种创作理念的影响下,王安忆的小说创作与女性文学作品中着重表现女性主体的“小情感”不同,她自觉追求写“大悲剧”,力求让作品呈现出“大境界”和可供多层解读的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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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深刻而又理性的哲理思辨注入小说是王安忆自觉的写作理念,其小说意蕴开阔且主题多变:对历史的追寻,如《纪实与虚构》;对人性的思索,如“三恋系列”小说;对仁义这一传统道德是否存在的辩证性沉思,如《小鲍庄》;对现代社会中人类异化现象的批判,如《屋顶上的童话》等。和当时执着于创作女性文学作品的作家不同,王安忆创作小说并非仅是为了彰显女性主体力量与解构男性话语霸权,而是认为“小说的价值是开拓一个人类的神界”[4]。秉持这种创作追求,王安忆摒弃女性文学作品中狭隘的写作理念,采用宏大的视野总览人类社会中的诸多现象,并将自己理性而又抽象的沉思通过小说呈现出来,进而使她的小说比其他女性文学作品更显深度和哲理意蕴。

独有的女性经验在王安忆作品中的客观呈现,让她的小说文本具有鲜明的女性书写特色。作品中塑造的一系列正面女性形象,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她内心深处潜存的女性意识。虽然王安忆主观上对女性文学有排斥情绪,但她在小说的实践过程中却表现出同女性文学书写相融合的倾向。

理性抽象和哲理思辨的小说意蕴、冷静客观的第三人称叙述模式以及主观上对女性文学写作特点的自觉拒斥,使王安忆作品呈现出浓厚的历史关怀和人文精神,同时也奠定了其在当代文坛的重要地位。

()冷静客观的第三人称叙事解构女性意识

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创作以新文化运动反对封建伦理道德为背景,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创作虽涉及妇女解放问题,但女性作家对此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未必是源自女性的自觉和抗争,而更主要的是部分男性知识分子在谋求社会改良过程中所开展的一个阶段性话题”[2]10。进入新时期,伴随社会改革和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的传入,越来越多的女性作家开始拥有独立的女性意识,为了争夺自身的话语权,她们笔下的女性形象大都积极、昂扬和勇敢,而与之相对的男性形象则虚伪、懦弱与无知。

临床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中国医学生在本科学习阶段并没有大量的接触临床患者的机会,因此导致他们的临床诊疗水平的提高主要取决于毕业后分配到何种级别的医院。而与其他国家相比,例如在美国,无论大医院,还是小诊所,医生的临床诊疗水平均相差不大,其主要原因在于我们中国医生没有实现“标准化”培养。

赋有理性、冷静与思辨气质的王安忆,在写作过程中自觉规避女性文学的写作特点。而这种选择不仅使她的作品具有深广的意蕴,同时也使文本呈现出更多的审美空间。

二、融合:文本中女性文学特色的呈现

在当代作家群中处于卓然独立地位的王安忆,注重作品深度的开掘、语言的调遣组合、艺术技巧的变换应用以及结构形式的创新出奇,这些均使她的小说作品在形式技巧和主题内涵上颇具独特风貌。也正因王安忆对其小说价值的清晰认知和理性思考,才会拒绝文坛将她定义为女性文学作家。的确,仅就小说审美境界和艺术技巧而言,王安忆小说确实不应和女性文学作品共属同一阵营。但是,仔细品味王安忆小说文本不难发现,其间某些部分还是和女性文学作品有共通性。

在小说创作实践中,王安忆从不遵循女性文学作品中以女性为书写中心的定规,而是客观理智地以第三人称展开叙述,进而解构作品中的女性意识,使其文本呈现出迥然不同的审美内涵。以《小城之恋》为例,因小说中以女性和性为主要叙述内容,诸多研究者据此认为小说中体现出明显的女性意识,故将《小城之恋》定义为女性文学作品,并将王安忆称为女性文学作家。但王安忆却提出异议,她强调:“我确实很少单单从女性角度去考虑东西,好像并不是想在里面解决一个女性问题,我没有这样想。”可见,《小城之恋》虽以女性和性为叙事内容,但作家的叙事目的却并非是宣扬女性意识,而是采用第三人称以冷静客观的口吻叙述故事,表达出“有情感的背景,有理性的背景,性才可能成为一种健康的关系”[5]的主题。与女性文学作品不同,《小城之恋》的文本内涵并不局限于单纯的“性”,而是将其上升到关注“人性”这一更高层面。不难看出,在创作小说过程中王安忆运用中性叙述来客观呈现故事内容,解构女性文学作品中浓厚的女性意识,使小说文本具有更加广阔的审美释义空间。

()建构正面女性主体形象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女性文学逐渐成为文坛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且该时期从事女性文学创作的作家大都具有明显的女性意识。女性文学作品偏于表现女性主体的生存体验和心理经验,多呈现出“私语化”和“私人化”创作倾向,陈染与林白等女性作家开创的“身体写作”模式便是女性作家关注自身价值和话语权的实证。面对文坛备受关注的女性文学写作热潮,王安忆并没有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其中,而是依旧坚守自己独特的理性书写模式。她也没有以女性视角去极力书写女性意识的觉醒,反而以十分冷静客观的叙述模式表达自己对人生和社会的体悟。

主观上,王安忆虽不赞同文学研究者将她划入“女性文学”阵营,但其小说文本中客观呈现出的大量正面女性形象却和当代女性文学注重“美化女人”的写作特色不谋而合,这促使其小说呈现出女性文学创作的某些特质。当代女性文学代表作家林白坦露:“美化女人是我的爱好之一,我就是要将他们描绘成既美丽又有很好的气质,我无法放过他们……在我的文字之流中,脱落的羽毛比比皆是,我从来不丑化女人,这将使我付出真实与深刻的双重代价。”[6]总览王安忆的小说文本可以发现,其笔下的女性形象也大都经过作家的美化,如让她在文坛上展露锋芒的“雯雯系列”小说,是以一位清纯美丽且活泼善良的青春期少女雯雯为主人公;《流逝》中的欧阳端丽是积极适应时代变革并能够自食其力的女性代表;荣获茅盾文学奖的《长恨歌》则是以一位“标准美人”王琦瑶贯穿始终。此外,《姊妹行》里勇敢坚决的“分田”和“水”,《小新娘》中有出水芙蓉之貌的“女孩”,这些正面的女性形象均体现了王安忆对女性美的再现和挖掘。

在谈论《长恨歌》的创作初衷时王安忆提到,她并不想通过作品去塑造一个女性形象,而是希望通过描述一位女性在时代变迁中的飘摇沉浮去展示一座城市和一段历史。从这种创作理念看,《长恨歌》的主题境界要明显高于普通女性文学作品。然而,作者在《长恨歌》中流露的女性经验又让这部作品具备了女性文学的某些特色。《长恨歌》里,王安忆既对日常生活化细节展开细腻而又耐心的描述,又对王琦瑶和女性同伴相处过程中的心理变化进行捕捉,同时也不惜笔墨地对王琦瑶和男性交友过程中的举手投足进行刻画,这些均体现了一位女性作家特有的生存体验和心理经验。

冷伍明等[12]研究了预制管桩桩身应变计的埋设工艺,并将其应用在PHC管桩静载荷试验中,研究了PHC管桩的荷载传递机理.付贵海等[13]也将应变计安装在PHC管桩桩身表面预留槽内,进行了深厚软土地基预制管桩荷载传递试验,该方法因桩身表面预留孔槽内填充高模量环氧树脂和导线出线方式工艺都较为复杂,而没有广泛推广使用.蔡健等[4]将带应变计的附加钢筋预先埋入到钢筋笼里面,准确分析桩顶荷载在桩身内的传递规律,该方法克服了PHC管桩高速离心的生产工艺带来的弊端,大大提高了测试的精度,但由于应变计无法适应PHC管桩高温养护的条件,故而需大大增长养护时间.

()女性经验的显性流露

在小说创作中对开拓“人类神界”有着孜孜不倦追求的王安忆,尤其看重小说整体性的表达效果,力图让小说文本呈现出高境界和深意蕴,而对于一些注重趣味性、个体经验和单一情感的写作模式,则表现出怀疑和警惕的态度。所以,王安忆并不看好女性文学作品中对女性主体经验的深度关注,而是在创作小说时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小说物质化”的探索中,通过改变小说叙述方式与结构形式,使小说具有更多释义空间。但是,正如程光伟所说:王安忆“既然是一个女性,她就无法完全摒除女性固有的心理、眼光和经验;她的性别意识,即使受到小说那么严格的约束、净化和训练,也很难说都发展到了‘零度状态’”[7]。因此,无论王安忆如何规避女性文学作品中对女性经验的书写,其小说文本里还是渗透了女性作家所独有的经验,这也使得她的小说具有女性文学的审美风貌。

女性形象在王安忆笔下大都呈现出对自身主体力量确信的特点,她们或面容娇美、引人怜爱,或健康健硕、充满活力,且这些女性在遇到人生困境时往往都能凭借自身努力顽强求生。王安忆作品中塑造的大量正面女性形象和女性文学作家着重书写女性主体力量的创作目标相互呼应,她虽极力强调自己在创作时并不刻意去展现女性意识,但对作品中女性形象的肯定和赞扬,依然使其作品呈现出女性文学写作特征。

仅以《小鲍庄》为例,作家通过“并置型结构”将庄内村民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描绘出来,从而揭示“仁义”这一传统道德在“小鲍庄”呈现和消逝的主题,并借此传达出她对历史的探寻、对农民宿命感的深刻认知以及对其愚昧却不自知的温情体察。小说以真正仁义的“捞渣”死去而“伪仁义”的村民却从“捞渣”身上获得好处为结尾,讽刺了农村社会中世代相传的麻木思想。王安忆对农村社会里“仁义”消失现象的辩证性思索体现了她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而这种以众生为本的精神也使其作品远高于注重抒发“小忧愁”的女性文学作品。

三、超越:女性文学基础之上的飞翔

程光伟曾高度评价王安忆对女性文学的超越,“那种女人与时代相夹杂、个性与共性焕然一体的叙述的深度——如果这样看,她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又怎么是一个‘女性文学’所能涵括得了”[7]。这一论述不仅肯定了王安忆小说的价值,而且阐明了她和女性文学之间的关系。不难发现,对女性文学着重抒发女性个体情感写作模式的规避使她突破了女性文学作品中的狭隘视野,同时建立起个人化的视野宏大的叙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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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雯雯系列”小说登上文坛的王安忆,在最初创作时大都以自身的阅历和经验作为小说的“建筑材料”,在讲述青春期少女“雯雯”的故事时,她没有局限于个体情感的抒发,而是着眼于“雯雯”逐步走向更为广阔的社会人生的过程,以此表现个体的成长、时代的变迁以及人性的复杂。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小鲍庄》的问世更预示着王安忆将笔触深入到更为广阔的书写领域。作品中,她对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探寻和思索表现出人文关怀的宏大视野。伴随着一直以来孜孜不倦的写作精神和对小说技巧执着探索的顽强毅力,至此王安忆的小说早已褪去“雯雯”时期的青涩,表现出更具魅力且引人深思的审美风貌。无论《纪实与虚构》还是《叔叔的故事》,亦或是《上种红菱下种藕》所呈现的创作技巧上的特异与思想内涵上的深邃,均体现了王安忆高超与独特的写作风格。

在小说中灌注自身强烈的人文关怀和历史意识,是使王安忆小说具有较高格调的重要原因,其小说文本里虽或多或少地流露出女性的个体经验,但其中暗含的关于人生百态的哲理思辨使她的小说品格更显质感。王安忆创作小说时常在女性视角外融合其他文化视角,在感性体验基础之上运用理性将现实生活中各类材料加以归纳概括,建立了意蕴丰厚的小说审美世界。因此,如果仅以“女性文学”概括王安忆整体写作风貌未免有失偏颇。只有将王安忆小说放入更为广阔的视野中,才能探索到这位女性作家在女性文学基础之上的超越和飞翔。

第五步,为信号系统风险项制定风险控制措施。根据上一步找出的信号系统隐患信息,追溯事故致因因素,并按照所处的系统全生命周期阶段,分阶段制定控制措施,以完成信号系统的风险控制。

参考文献:

[1] 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203.

[2] 乔以钢.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文化探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 王安忆.从现实人生的体验到叙述策略的转型:一份关于王安忆十年小说创作的访谈录[J].当代作家评论,1991(6):33.

[4] 王安忆.心灵的世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1.

[5] 张新颖,金理.王安忆研究资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250.

[6] 徐坤.双调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书写[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63.

[7] 程光伟.王安忆与文学史[J].当代作家评论.2007(3):4-15.

 
崔佳
《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01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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