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全的杂志信息网

梅尔维尔的人性观

更新时间:2009-03-28

赫尔曼·梅尔维尔是美国19世纪伟大的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与纳撒尼尔·霍桑齐名。两人都热衷于探索和研究人性的善恶、人神关系及人与自然关系,对当时美国的社会思潮和众多作家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然而,有不少学者常从生态及神学的角度去分析梅尔维尔作品中人类抗争自然和挑战上帝失败的悲剧色彩,并认为失败的根源就是“人性之恶”。其实,在研读梅尔维尔在不同时期的作品时可以看出,在他的人性观中,“善”是主导方向,即便在其作品中“恶”也有所体现,然而这种“恶”却是“被逼迫”的,而非与生俱来的。这就使得他的人性观既不同于人性本恶的罪恶观,也不同于超验主义那种过于乐观的人性观。

一、人性之善

梅尔维尔的作品可以分为3大类:第一类是其早期作品,主要依据某些史实及其本人在海上的经历所作,如波里尼亚三部曲中的代表作——《泰比》;第二类是其中期体现人与自然关系等主题的作品,顶峰之作是《白鲸》,这也是众多研究者乐于探索之作;第三类是其后期以短篇小说和诗歌为主的作品,如《书记员巴特比尔》及遗作《比利·巴德》[1]2

小徐将欧阳锋送到电梯口,问欧阳锋:大哥,你没事吧?欧阳锋打了个酒嗝:没事!你请回,闭着眼我也能找到家!

《泰比》中的主人公托莫和他的同伴托比因为无法忍受“多利号”船上枯燥无味的生活和船长的残暴虐待而闯入了泰比峡谷。然而,他们并没有被可怕的食人生番吃掉,相反却受到了格外的“尊重”与“宽待”。虽然托莫总以文明人自居,俯视土著人,但是简朴、虔诚、无私的考利和天真、善良、美丽的菲厄蔚都使他留恋这伊甸园般的生活[1]9。这些“野蛮”的土著人尚能如此之“善”,那么文明世界之人在梅尔维尔笔下自然也是充斥着人性之善的。这点即便是在《白鲸》中那位遭到众多批判的船长亚哈身上也能得到印证。当亚哈准备上甲板的时候,“疯孩子”皮普抓住他的一只手要跟他上去。亚哈说:“孩子,孩子,我跟你说,你现在一定不要跟着亚哈了……你就待在这舱里,我要他们像伺候船长一样伺候你。”[2]459这对于平日里冷血和常常粗暴对待他人的亚哈来说,无疑表明了其内心的“柔情”。同样,文中的另一处也更加明确地把亚哈的柔情与人性之善尽显于读者面前。亚哈在甲板上遇到斯达巴克时对他说:“青翠的故乡啊,快乐的家庭生活啊,人的眼睛是面神奇的镜子,老兄,我在你的眼睛里看到了我的妻子和孩子。不,不,你千万留在甲板上,留在甲板上!——我上小艇时,你千万不要上,让额上打了烙印的亚哈去追击莫比·迪克,你不要去追。你不应该去冒那个险,万一出了问题,我就再也不能从你的眼睛里看到遥远的家了!”[2]468此处不仅体现了亚哈对斯达巴克的关怀,更透露出他对于家庭的柔情,他不再是读者眼中那个粗暴的、一心只想复仇的冷血之人。再如《书记员巴特比尔》中的老律师对于自我封闭拒绝交流的流浪汉巴特尔比这个新雇员也是尽显人性之善。老律师多次主动尝试和巴特尔比进行交流,并安排一些校对工作给他做,可惜每次听到的都是他“我宁愿不做”的回复。当老律师发现他吃住在事务所里而不得不让他搬离时,也遭到了他的“强硬之拒”。尽管这些都让老律师很恼火,然而他却一直没有解雇巴特尔比。他说:“但是当愤恨这种原罪在我心中升起,引诱我对巴特尔比下手时,我一把抓住它,将它甩了出去……我力图善意地解释他的行为,以便我扑灭我对这个书记员的恼怒之火——可怜的家伙,可怜的家伙!我想道,他并无所图,再说,他生活艰难,应该受到宽待。”[3]30-31国外有些研究者对于这位流浪汉是这么说的:“巴特尔比是不愿意迎合大众商业小说的梅尔维尔本人的自喻,是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异化的工人,是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是基督的化身。”[4]其实,在梅尔维尔死后很久才被发表的小说《比利·巴德》中就直接刻画了一位基督的化身——比利·巴德。这位“天真无邪”和“思想单纯”的年轻水手即便是在杀了武器士官柯拉加特后,维尔舰长仍然相信他是忠实的,他对军医说柯拉加特是“被上帝的天使打死的!可天使也得受绞刑”[3]317。当比利在绞刑台上的时候,上下高低各处的人们都随着比利喊道:“上帝保佑维尔舰长。”但是,“在他们的心中,还有他们的视线中,只有比利一人”。恰恰在比利死时,“一抹柔和的朝霞穿过低悬在东方的羊羔绒般的云雾,仿佛上帝之子耶稣在神秘显圣,在大家都仰首注目这奇异天象之时,比利升上去,升上去了,乘着玫瑰色的漫天朝霞”[3]339。比利在人们心中就是那位受难的耶稣基督,而梅尔维尔也无疑借此表达了他“人性本善”的人性观。

教师要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能力布置作业,一、二年级的学生在不留书面作业的情况下,就要让他们养成对知识探究的兴趣,让学生不由自主地回忆课堂学习内容。例如,在《认识人民币》这一节的学习后,教师可以问问学生:“你们知道人民币都是什么颜色的么?我们国家的各个版的人民币都是不一样的,同学们回家看一看人民币的颜色和图案,下节课我们做一个‘你来形容我来猜’的游戏。同学们形容看到的人民币颜色和图案,我们一起猜一猜是几元人民币。”

二、“被逼”之恶

1.3 精液处理方法 人工授精当日,男性患者手淫法收集精液到无菌取精杯中,37 ℃水浴液化,采用上游法或密度梯度离心法进行精液处理,计算PTMS,最终授精量为0.5 ml。

《比利·巴德》中的水手比利从“法律”层面来说也是一个“恶”的代表,因为他杀了人,犯下了不可饶恕之罪。最后,他被战时军事法庭判决有罪,实施了绞刑。然而,天真善良的比利所犯下的罪行绝非出自其内心,更不是体现其蓄谋已久的人性之恶。“战力号”军舰上的武器士官柯拉加特在指控比利叛变时,故意走到距离比利很近的地方,然后催眠般不可抗拒地看着比利的眼睛,柯拉加特的眼睛经历了显著的变化:“这两盏本该蕴含人类智慧光芒之灯失去了人性的表情,眼球冷冷地吐出来,如同深海里某种不明生物的怪眼。柯拉加特催眠术一样的那第一瞥如同蛇的诱惑;最后那一眼如同饥饿的大鱼要扑食。”[3]315在这里,柯拉加特被描述成那条伊甸园里引诱亚当和夏娃偷食禁果的大蛇,比利在舰长和船员眼里就是生活在伊甸园里的亚当,只不过这个“亚当”发现了蛇之恶,从而杀了它。为了保持人性之善和对上帝的忠实,比利“被逼行凶”,犯下了罪恶,然而当他被处绞刑时,所有的人都视其为耶稣的化身。在梅尔维尔看来,这种“被逼”之恶并不能改变人性的“善”之根本。

三、双重影响下的人性观

自从第一批英国分离派清教徒在北美新大陆扎根以来,清教主义就开始对北美的历史和文化产生深刻影响,并引发了19世纪美国小说界代表人物对于人神关系及人性善恶的深入思考和挖掘。而清教徒所信奉的加尔文教是极力渲染“原罪”和“内在堕落”思想的。对此挖掘最深的代表人物当属霍桑,其作品的突出特点便是描写社会和人性的阴暗面,而且擅长剖析人的“内心”和“心灵”。1850年8月,梅尔维尔在朋友举办的野餐会上结识了纳撒尼尔·霍桑,之后与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霍桑的思想深深地影响到了梅尔维尔,他非常钦佩其才华,并阅读了霍桑的很多作品,《白鲸》的创作灵感即由此产生。甚至在写作过程中,他也常通过书信和霍桑交流自己的思想。很多评论认为“白鲸”象征着大自然——这一上帝的化身,而亚哈却违反上帝的意志,挑战上帝的权威,妄图去征服自然。梅尔维尔无疑是通过描写人与自然的关系去揭示人性之恶,但同时也印证了霍桑人性本恶的原罪思想对其人性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白鲸》清晰地传递出在早期殖民地所弥漫的压抑悲观的情绪。

对于《白鲸》中的“斐廓德号”船长亚哈,众多的研究者是从人与自然的角度去分析他的人性之恶,因为他妄图向象征着大自然的白鲸挑战,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同时,这也是在违背上帝的意志。然而,亚哈的身上却一直都有超乎常人的坚毅和勇敢等优秀的品质,他获得了“海行人”的敬重,从而成为捕鲸船上的“核心人物”。只是由于满脑子都是复仇的意念,他暂时变得丧失理智,甚至有些疯狂。亚哈被白鲸咬掉大腿后被迫返航,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他一直直挺挺地躺在一张吊床上,“他那致残的身体和犹如刀割的灵魂二者所流的血融合在一起,这才使他丧失了理智”[2]168。而且,他在白鲸身上“看到一种隐藏有费解的歹毒意图的暴力”,他叫嚣“即使太阳侮辱了我,我也会对它不客气”[5]。在亚哈的身上,人们看到的是一种“不敬神”的胆识和魄力。对于给他带来如此巨大的肉体和精神双重之痛的对象,无论其是动物、人类还是神,他都要加以报复,更何况在他的意识中,白鲸是“邪恶”的象征。但这种报复只是针对给他带来伤害的对象,从这层意义上来看,与其说梅尔维尔意在刻画一个丧失人性之人,倒不如说他是在勾画一个性格执拗的顽固之人,一个可以为了复仇放弃原有正常生活甚至是牺牲自己性命之人。显然,船长的“恶”是被白鲸和自己的性格所“逼”的。

兴起于19世纪新英格兰地区的超验主义是一场文学和哲学的思想运动,这股运动潮流影响到了美国的一大批文学家,包括霍桑、麦尔维尔和惠特曼等。梅尔维尔1847年与大法官之女结婚后安家于纽约市,经朋友介绍,有机会听到爱默生的演讲,受到了超验主义某些“积极思想”的影响,尤其是爱默生的“自立”思想。以爱默生为代表的超验主义强调“精神第一”,主张最大程度发挥人的“超验”作用,强化人对自然的主观能动性。在《论美国学者》中,爱默生主张“人就是一切”,强调人的自我力量:“The world is nothing,the man is all;in yourself is the law of all nature.”[6]129正是受到人的这种“自我力量”的鼓励,梅尔维尔的人性观中也始终充斥着“积极的”正能量。这也使得他即便在揭示人性之恶时也与霍桑有所不同。霍桑的作品更多地是去揭露人性的心理之暗,如《红字》和《教长的黑面纱》。这些作品中的人性之恶更多的是发自内心的,而非外因所“逼迫”。虽然梅尔维尔和霍桑都深刻意识到了广泛存在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人性之恶,不过两者对“恶之因”的剖析是不同的。霍桑更多挖掘的是“本恶”思想,是“原罪”观,透露出的是一种“宿命论”;而梅尔维尔却并没从宗教角度去揭示人性之恶是无法避免的,他只是在极力表达人性在外因的作用下会有恶的一面。同时,他也不赞成超验主义那种对社会和人性过于乐观的看法。因而,梅尔维尔的人性观是在清教主义和超验主义的双重影响下逐渐形成并得到发展的。

四、共性与个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认为,共性是指同类事物所共同具有的状态、属性和变化发展的规律;个性是指同类事物中各个事物在状态、属性和变化发展规律方面的不同特点。共性决定事物的基本性质,个性揭示事物之间的差异性。从这一关系来看,梅尔维尔的“人性之善”体现的是“共性”,而“人性之恶”则体现的是“个性”。“善”为主,“恶”为次,“善”决定了人性的“基本性质”。这如同《比利·巴德》中的水手比利,纵然他是施恶之人,然而他身上的善却是作者着力渲染的主题。比利得到了所有船员的认可与崇敬就是他身上这一决定基本性质的共性起了作用,因为他天真无邪,被看作是耶稣的化身。对于比利这个主体来说,善是他身上的共性,而恶是其“特殊时刻”的个性,这一“特殊时刻”便是无法控制自己的“被逼之时”。《白鲸》中的亚哈船长不要命地去疯狂追捕白鲸时,也是身处这一“特殊时刻”。《书记员巴特比尔》中的老律师一直对那位抄写员心存善念,处处忍让。他被逼无奈把律师事务所搬离,固执的始终不愿离开办公场所的巴特尔比最终被房东叫来的警察送到了监狱。老律师作出这一决定的“被迫之时”是他的显“恶”之时,这是他人性中的“个性”。但他一直牵挂着如行尸走肉般活着的抄写员,当来到监狱的围墙下看到缩成一团似是熟睡的巴特比尔时,他刺痛般地低声说:“与国王将相们同眠。”对待这位流浪汉的善心是一直扎根于老律师内心身处的,这是他人性中的“共性”,是根本所在,他的“善之共性”是自始至终的。梅尔维尔认为善才是主导方向,他说:“柏拉图著作的权威译文中,有一个据说是他列出的定义清单,其中有一条:‘本性的邪恶:即出于本性的邪恶。’这个定义虽然有加尔文主义的品味,可绝不是如同加尔文的信条那样要关涉到全部人类。显然它的意图只是使其适用于个人身上。断头台上和监狱里找不到很多这般邪恶的人。”[3]294

美国政府在19世纪积极推行“天命说”,当时的美国民众都为自己国家的强盛感到自豪,产生了强烈的自我独立意识[1]7,年轻的梅尔维尔也不例外,这从他早期的作品就可以反映出来。在这一社会思潮背景下,再加上又受到以爱默生为代表的超验主义思想的影响,“人性之善”便很自然地成为了梅尔维尔人性观中的“共性”。而与此同时,霍桑的“人性之恶”成了他人性观中的“个性”,因为他和霍桑一样,看到了社会中存在的“恶”。从这一角度去看,共性一直决定着梅尔维尔人性观的方向,只不过在不同个体身上的体现有所不同,在同一个体的不同时刻也不同。这点与超验主义者不承认有个体和个性差异的观点有区别,超验主义者淡化甚至无视个体之罪和个体之恶。梅尔维尔和霍桑一样,对社会进步不那么乐观,只是他并没有采取霍桑那种忏悔和赎罪的消极方式,而是更倾向于一种客观和平静的态度。这正如有评论家评论《比利·巴德》时所说:“这部小说表明作者在经过一生的磨练和思考之后,对于生活终于采取了平静的接受态度。”[6]238

参考文献:

[1] MELVILLE H.Typee [M].马慧琴,舒程,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2] MELVILLE H.Moby Dick [M].张子宏,译.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2.

[3] MELVILLE H.Billy Budd And Other Stories [M].陈晓霜,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5.

[4] 马红旗,吴艳虹.“巴特比”与麦尔维尔的左派激进主义思想[J].外国语文,2013,29(3):21-26.

[5] 梅尔维尔.白鲸[M].罗山川,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175.

[6] 李宜燮,常耀信.美国文学选读:上[C].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

 
乐传
《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01期文献

服务严谨可靠 7×14小时在线支持 支持宝特邀商家 不满意退款

本站非杂志社官网,上千家国家级期刊、省级期刊、北大核心、南大核心、专业的职称论文发表网站。
职称论文发表、杂志论文发表、期刊征稿、期刊投稿,论文发表指导正规机构。是您首选最可靠,最快速的期刊论文发表网站。
免责声明:本网站部分资源、信息来源于网络,完全免费共享,仅供学习和研究使用,版权和著作权归原作者所有
如有不愿意被转载的情况,请通知我们删除已转载的信息 粤ICP备202304699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