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外蒙古作为中国北部屏障，与直隶连接，地理位置十分重要。18世纪初期开始，张家口到库伦的道路成为中俄贸易的要道。19世纪中后期，随着铁路被引入中国，兴修铁路的风气渐开。列强纷纷争夺在华铁路利权,以获得巨大经济和政治利益。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欲将西伯利亚大铁路延展至中国境内，先攫取东北铁路利权，再谋取蒙古路权。清末，随着清廷政治改革，库伦办事大臣也在外蒙古实行新政。1905年，姚锡光奉旨考察蒙古，呈练兵处实边之策，提出修筑张库铁路①。肃亲王善耆及库伦办事大臣等上奏要求修筑张库铁路，以收振兴边疆之效，几经商议决定等京张铁路完工后即修建张库铁路，但京张铁路完工后，邮传部又决定先修张绥铁路。张库铁路方案数次被搁置，迨至清亡，未能实施。清虽然没有修筑成张库铁路，但是规划张库铁路这一史实不容忽略。张库铁路规划未实施直接影响着中国北部边疆地区交通体系的构建，也反映了清廷修建北部边疆地区铁路面临的困境及其以路治边的设想。

一

18-19世纪,英国与俄国多次在欧洲和中亚地区发生冲突，英俄在中国的利益纠纷延续着这种矛盾[1]。甲午战后，列强纷纷攫取在中国修筑铁路的权利。19世纪80年代，俄国在近东和中亚细亚的外交受挫，转而将扩张重点转移至远东[2]。俄国在修筑本国西伯利亚大铁路时，考虑铁路支线向中国边界延展。1896年，俄国阿穆尔总督杜霍夫斯科伊分析俄国未来铁路走向为：(一)通过恰克图到中国内地；(二)由外贝加尔经过满洲到海参崴，波西图及牛庄；(三)阿穆尔线[3]162。财政大臣维特主张建设通过满洲直达海参崴的铁路，“一旦此线操在俄国手中，有把握说，以后在北部任何铁路线或支线在未得俄国同意以前便不得建筑”[3]178，沙皇对维特的策略表示赞同。同年，维特诱使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密约》之一即中国同意俄国修造铁路至海参崴。俄国取得在东北地区建筑铁路的权利后，继续谋求蒙古路权。英国试图修筑关内外铁路，将势力渗透到中国东北，而俄国更是将东北视作口中肉以巩固既得利益。英俄在修筑关内外铁路问题上发生激烈斗争，但英国无意与俄国真正发生冲突，俄国也想通过妥协缓和矛盾[4]。双方于1899年达成瓜分中国路权范围的协议。俄国以长城以北为修筑铁路范围，英国以扬子江流域为修筑范围。同年6月1日，总理衙门对俄国公使照会“中国政府认为将来如添造铁路，由北京向北或向东北俄界方向，除用中国款项及华员自行造路不计外，设或有托他国商办造路之意，必应将此意先与俄政府或公司商议承造，而断不允他国或他国公司承造之”[5]。

式(4)～(7)中Vs、Vc、Is、Ic分别表示安全保障水平偏差指标、安全成本值偏差指标、安全保障水平绩效指标、安全成本绩效指标。

俄国若取得在蒙古修筑铁路的权利，势必会对中国北部边疆构成威胁。民间舆论十分关注蒙古路权问题，并且持续报道进展。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报道称：“俄国近拟扩充西伯利亚铁路直达张家口，该处距北京仅百英里。俄人之意其欲染指北清矿务乎？抑竟欲干预中国内政乎？”②报界对俄国的铁路扩张十分警惕，直指俄国的侵略野心。此时，俄国尚未就此事照会中国官方。1903年10月初，俄国极东总督致电驻京公使，意在要求自库伦至张家口铁路划为俄国专管之地，但未得照会③。两天后，“某公使藉贺节之便前往某邸府中拜谒晤谈一时之久始出，探悉议商库伦直达张家口之铁路输金于中国政府，仍归俄开办，未知某邸答词若何”④。可知，俄国尝试取得张家口至库伦之间路权。俄国极力谋求在蒙古的特权，甚至向清廷提出“于蒙古一带地方，所有敷设铁道、采掘矿山及其他营利事业，悉许中俄银行经理，且关此项事业，所有各种输入品，不得征收税银”[6]547。

日本与俄国争夺在华利益，对于俄国的动向十分敏感。1906年7月15日，日本驻德国大使馆属员明石元次郎报告：“俄国最近将要伴随着西伯利亚铁路的复线工程，开始兴建一项新的自恰克图至库伦的铁路工程。在日俄战争以前，此项工程已经完成各种准备，即线路之设计及大部分的测量。由于战争爆发，工事一度停顿。”[6]548其报告还提到，俄国人在恰克图和库伦收买了大量土地；俄国矿山公司在所计划的新铁路线附近开凿了10处左右金矿，因得失不相偿而暂时中止；当地中国官员与俄国官民非常亲密，俄国为维持当地治安由哈尔滨调往库伦的兵力已达1个师团之多；俄国还想取得自库伦至乌里雅苏台架设电线的特权。同年9月10日，日本外务大臣西园寺交给日驻华公使林权助关于帝俄在恰克图和库伦间修筑铁路计划函。“如果让俄国修筑该铁路，则在政治上和军事意义上对我非常不利，盖不待言。望火速调查真相。万一确有上述事实，则希对中国政府严重交涉，要求中国断然否认俄国之措施及严厉拒绝其要求。此外，陆军当局认为，如果中国政府为拒绝外国要求而自行修筑该铁路，其在军事意义上所造成之结果，当与俄国自行修筑此路完全相等。盖中国政府软弱无力，一旦有事，必不能阻止俄国占领及使用该铁路，俄国自可依靠该铁路获得运送兵员军需之便，对于我国之大陆方面的攻守计划的基础，当有很大的影响。”[6]547-548日本十分重视这项铁路计划。为此，日本陆军部制定了战争预案《恰克图、张家口铁道完成后露国对我作战研究》，从中国中立的情况、中国和日本组成“同盟”的情况以及中国和俄国组成“同盟”的情况3方面分析可能存在的作战情况，研究作战攻略⑤。

二

张家口至库伦，地处蒙古高原，途中人烟稀少，道路长达约1 225 km。赴库伦、恰克图与俄国和外蒙贸易的商人多在此行走。商人运送货物多用骆驼车、马车和牛车，由张家口出发最快约20天至库伦。1885年,清廷派曹廷杰密探俄界情形，令其变装前往西伯利亚一带游历，留意“彼兵卒之强弱众寡”、“道路之险易”以及“彼之咽喉要害”，可不拘定时日，探察明白才可回报[7]1-2。曹廷杰于农历四月二十七进入俄界，九月初八抵珲春界，共历时129天，搜集情报100多条。他呈报：“探闻俄人欲修铁道通中国，其初，意在由恰克图至张家口，以蒙古王不允，此议已寝；其次，由海兰泡，经伯都讷，通奉天、高丽；其次则顺黑龙江东岸至徐尔固，又顺松花江北岸至伯利，再由乌苏里江东岸通海参崴，拟于二三年内兴工。按俄人此举若成，不但经商获利无穷，即兵之进退亦皆电掣风驰，恐高丽日本未必能安枕也。”[7]891905年8月，练兵处军政司副使姚锡光奉命考察蒙古后，上呈练兵处《续呈实边条议以固北圉禀》，提出修铁路以筹边，将京张铁路至少通至库伦，才能抵制俄国，杜绝其觊觎。至于铁路经费，他提出“可渐推渐进”，“以铁路之利，筑未修之路，以蒙古之财，修蒙古之路”，“以铁路之利，筑未修之路”为“滚进法”[8]。姚锡光考察到张家口至库伦及恰克图是华商和俄商出入通道，运送的货物比津榆路多。自天津经张家口出库伦进入俄境，比由营口经哈尔滨进入俄境路途短，运费更少。如由京张铁路接续出边，中国可与俄争利，筑成一段铁路，则收得一段之利，“以蒙古之财，修蒙古之路”，即仿照外国官私合力集资办法，集王公股本，先行修筑一段，若得厚利，更能吸引殷实的蒙民和汉民入股，与“滚进法”相辅而行。同年12月8日，庆亲王、袁世凯和翟鸿机等筹商中日条约后,议及蒙古边防不靖。袁世凯主张等京张铁路修竣后要筹款接修由张家口直达库伦的铁路，选派精兵加以防守，并在张库开通商埠，“以期振兴商业而实边隅”⑥。1906年2月，侍郎胡燏棻电致直隶总督袁世凯，“饬令互拟筹款之法”，“一俟京张路工告竣，即行接修张库铁路，以杜外人干预，并闻此事业经军机大臣面奏，已蒙两宫许可矣”⑦。正拟修张库铁路办法之时，俄人又赴外务部要求这项路权，被拒绝。在俄国迫切寻求蒙古路权的危机之下，1906年3月18日，各大臣商议应速兴修张库铁路，不能推迟，并且致电袁世凯“妥议筹款之法，并饬查核关内外铁路所存余利是否敷用”⑧。

⑧ 出自《筹议修筑张库铁路款项》，原载《申报》1906年3月18日第4版。

1906年11月4日，肃亲王善耆上奏“俄日据我土地争筑铁路，今日经营蒙古乌可再落后尘”，提出“择要酌修，俟开车收价又可接续扩充造修交进”的方法，认为采用这种办法只会“日富”不会“日窘”[9]857。善耆所提议的方法与姚锡光提出的“滚进法”相同。善耆和延祉上奏时，邮传部已成立。邮传部尚书张百熙议复肃亲王善耆，认为张库铁路线“筹蒙要策首在路政，所见大略相同。查京张铁路现在开办，一俟全路告竣，如有余利，自应接展而北达库伦，迨张库路成，并可向北延长，以达于恰克图，以期推广路权，用副朝廷注重边陲之至意，所有核议蒙古铁路缘由合理”[10]467。1907年1月20日，库伦办事大臣延祉上奏称，蒙疆开垦宜先筹筑张库铁路，“如安设张库铁路淘取库伦金沙弊少利多”，“通百货”，“运兵转饷”，“且煤矿已经查出并送商部验看在案”[10]472-473。邮传部议复延祉奏折称“近来用款浩繁骤难得此巨款可供造路之用，查京汉铁路业经开办此后应如何接续建筑及以他项铁路余利匀拨之处”，“修张库铁路不独运兵转饷有益防边，并可输送文明，于蒙民开化亦大有关系”。虽然邮传部肯定了张库铁路的价值，但认为“现办铁路多系借款筹办，虽有余利，每年筹付偿项全恃此以为挹注，目下实无盈余”，京张铁路也是由关内外铁路余利项下提拨，张库铁路应“俟京张铁路成，再当实力扩充”[10]862。虽然暂时无法修筑张库铁路，但仍将其纳入全国铁路规划路线中。邮传部岑春煊奏请统筹全国规划铁路轨线，拟定全国东南西北4大干线，提出北干为“自京城北达京张、库张线，抵恰克图”[9]865。察哈尔都统诚勋提出由张家口延伸两条铁路，分别是东至热河为张热，西至绥远为张绥，至库伦再分两支干至内外蒙古，并且蒙古热河轨道均可定为北干。各大臣均赞成等京张铁路完工后修筑张库铁路，并且打算以官办方式，用铁路余利修造，并将此路规划到全国铁路干线规划中。铁路余利是清廷解决张库铁路筹款的首要选择。但张家口至库伦路程约1 225 km，如修筑张库铁路，至少需银千万两。工程如此浩大，铁路余利根本不敷用。

三

张库铁路筹款问题远非铁路余利可以解决。张库铁路需款甚巨，正筹划之际，1906年7月，蒙古喀喇沁王电请筹资自办。政务处饬令理藩院详查该王筹资之法是否有外人入股⑩。清廷对于外资筑路十分慎重，清查资本来源，以避免利权流失。1907年4月下旬，“外蒙古某郡王面谒庆邸，提出极愿联合各蒙摊认路股，庆邸答以度支部所筹路款已得十之五六，尚不难于筹措。惟内外蒙古地方辽阔，农工商矿废业于地不知凡几，贵郡王如可集资勘办，政府必赞成保护”⑪。面对蒙古王公的热心，清廷并未迎合，不愿蒙古王公插手蒙古铁路。一方面，总理衙门曾经对俄国的照会使得这条铁路只能走官办这一条途径，否则会落入俄国之手；另一方面，清廷担心蒙古王公受外国势力操纵，尤其是俄国。若由蒙古王公筹款自建，工程耗费巨大，资金方面有可能融入外资而受外人控制，清廷最终将难以维护路权。

张库铁路筹款甚难，但为防守边疆，张家口至库伦之间的交通问题亟待解决。1908年，察哈尔都统奏请筹办蒙古汽车公司，因张库之间路长工巨，修筑铁路耗费时间较长，在此期间，先行开办公路，在张库铁路完成之前，他国之人不得在口外蒙古另行汽车。由于涉及外交，各部相互推诿，此方案未获批准[11]。张库之间道路与张绥路相比，客货稀少，修整较难，开办铁路难度较大，邮传部决定先勘测张家口至绥远路线。1909年，邮传部对张库铁路仍然有勘测计划，在其按年筹备要政清单上写明“宣统元年测勘张库北干路线”，“宣统二年测勘库伦至恰克图北干路线”[10]1279。1910年2月15日，蒙古王公阿穆尔灵圭奏请勘测内外蒙古干线。邮传部尚书徐世昌议复其奏折，提出内蒙的铁路由张家口分道而西，其收效实较张库为易，等张绥告成，“或勘筑张库，或再展而西再行奏明办理”[9]875。

链物流泛指冷藏冷冻类食品在生产、贮藏运输、销售，到消费前的各个环节中始终处于规定的低温环境下，以保证食品质量，减少食品损耗的一项系统工程。它是随着制冷技术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是以冷冻工艺学为基础、以制冷技术为手段的低温物流过程。而我国作为农业大国，为了建立更广更优质的农产品市场未来将依赖于物流行业，此时冷链是最有力的技术支持。

④ 出自《时事要闻》，原载《大公报(天津)》1903年10月8日第1版。

俄国将库伦及恰克图等处路权置于国际压力之下。因此，外务和邮传两部尚书筹议提前赶办张库铁路之法。其商议的办法是“将前光绪三十二年勘定之张库、库恰各线另行改勘，务从简便，并将前定专归官办章程今改为官商合办，招集内地华商及各蒙旗王公股款作为商股，以辅官力之不足，而期易于集事”⑫。时任资政院总裁的溥伦认为，“内外蒙古风气不开难于进化者，实由交通不便之故。现在强邻窥伺，危如累卵，则便交通风化，保蒙疆固国防。铁路之筑，万不容缓”⑬。他提出应先将张恰和张锦两路从速筹办。1911年3月，邮传部尚书盛宣怀提议赶筑张库和张恰两大干路，“若不赶等办法，则将来纠葛必难解决，应设法筹集特款，速行开工，以重路权而杜窥伺等情”⑭。同年6月，库伦办事大臣三多提议赶办张库铁路，调武卫左军分守边疆要隘，但内阁并未采纳。前军谘处与库伦大臣商议，因边疆防务吃紧，尚不能修成张库全路，先行使用汽车为暂时交通之计，先修张家口至坝上铁路，再由坝上至库伦行驶汽车。邮传部勘察发现张家口至坝上一线山路崎岖，“须由张家口绕道经孔家庄、苏家桥、万全、坝水、关上、南山、膳房堡、新河桥、狼窝沟、蒙古庙至兴和城，接库之大道计程约一百二十里共需银二百四十余万两”⑮。因此，军谘处提出应从速修筑由张家口至兴和城一段线路。

注 释：

Clark等（1972）、Bonilla（1973）、Sieh（1978）和 Swan等（1980）的开创性论文证实，可以通过测定横穿活动断层的探槽中暴露的断错土层的年代来约束古地震的发生时间。这些数据对具有地表破裂的地震（一般震级至少为6.5）确立了 “复发间隔”。确定沟渠和其他地貌特征断错的年代可得出活动断层上几千年平均的长期滑动速率。一些情况下，这些地质滑动速率与大地测量确定的应变积累速率吻合较好。而也有的情况下差异很大，表明速率随时间变化和／或可能有群集行为。

把雷红放下。雷钢大人似地喝令一声，想从她手中抢出雷红，她不松手，雷钢对着她手腕，咬了一口。小纲，小纲，松口，你咬妈妈？你咬妈妈？

边防吃紧，国库空虚，清廷虽急于修筑铁路，但也无法在短时期内修筑完成。辛亥革命如疾风骤雨，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外蒙也宣布独立。时任总理内阁的袁世凯极为重视外蒙独立事宜，特调毕桂芳奔赴库伦解决。毕桂芳认为，“此次外蒙独立势颇汹汹，恐难挽回”，也可能俄国借此要挟谋利，“蒙古独立完全出于俄国主谋不得不先与俄使交涉，为釜底抽薪之计，然后赴蒙议商方有把握”[12]14。于是，毕桂芳先与俄公使商议，“几次接谈，喻之以义理，重之以邦交，复动之以私谊，渠始为允助”[12]14。俄公使提出须允诺先前照会外务部修筑张库铁路事，欲将外蒙取消独立与张库铁路两事作为交换条件，趁机巧夺路权。毕桂芳查实先前确有俄国照会，将此情况报告袁世凯，最后决定先应允其要求，但“须声明将来实行着手时，须先商定最公允之合同，总以我国不失主权为要旨，如合同稍有不公允处，此案作为无效”[12]15-16。此缓兵之计并没有用上。正值国家经历辛亥革命，无暇顾及外务，毕桂芳认为此事关系重大，不能在此变动局势下承担此重责，于是拒绝俄公使要求。

父母的言传身教对子女思想道德的培养将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家庭中营造尊老爱幼、诚实守信、父慈子孝、勤俭节约、团结合作的和谐氛围，对中职生的教育作用远远超过书本教育。在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家长积极参与，通过家长座谈等形式加强对传统文化教育的宣传，增强家长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调动家长学习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性，鼓励家长在家庭中树立榜样。通过各种方式不定期与家长进行信息沟通，交流学校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和进度，积极争取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配合，了解学生在家庭中的表现及存在的问题，探索针对性的教育方法，在学校与家庭之间形成传统文化教育的巨大合力。

清廷决定修筑张库铁路是希望通过铁路这一便利的新式交通设施联系外蒙古，巩固边疆，防范强邻俄国，并且振兴外蒙，重振商务。清廷急于变革，但是资财捉襟见肘。另外，清廷声称修建又拖延修建，或许如日本所说，即便修建成功后也可能会被俄国实际操控，这对中国更为不利。俄国虽步步紧逼，但最后也没有得到该处路权。未修成张库铁路不仅由于经济和环境原因，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际方面的影响。最终，修筑张库铁路成为空谈。清廷修完京张铁路后转而向内蒙方向修筑，未向外蒙延伸，这构成清末北部边疆铁路的基本格局。

① 苏全有《邮传部研究》和《邮传部与清末铁路事业的近代化》中提到1907年邮传部商议修张库铁路，因经济和地理原因，而最终选择修张绥铁路。毕奥南和刘德勇《大成公司与张家口至库伦之现代交通变迁》认为，一些热心蒙务的蒙古王公推行新政时提出修张库铁路，主要是由蒙古王公倡议。

又今年入冬，因积雪深，每年冬季一到，察哈尔、厄鲁特蒙古人到距塔尔巴哈台城几百里远的地方迁徙居住过冬，冬季一到，所属城市居住的守城千名官兵也迁徙到游牧地过冬。

② 出自《译件》，原载《大公报(天津)》1902年6月17日第3版。

③ 出自《时事要闻》，原载《大公报(天津)》1903年10月6日第2版。

清廷欲修筑锦州至瑷珲铁路，遭到俄日干涉阻挠。1910年2月22日，俄公使廓索维慈致清外务部照会，“提议将锦州至瑷珲建造铁路，暂行罢议。而从张家口造一路至乌拉圭(库伦)，或再展至恰克图，直达俄国边境为止”。另外，俄公使认为中国亦久思建造铁路，但“中国现状颇处困难者，以未得西伯利亚交通之故”；中国如建造铁路，俄国人应诱使清廷同意由俄国注资[6]632-633。日本不反对俄国这项提议，并“和列国一道加入恰克图铁路借款”，“在无碍于帝国政府历来对锦瑷铁路的态度之范围内，进而赞助该提案”[6]638。俄日欲将张库铁路置于国际资本之下。列强在瑷珲铁路争执不下的情况下，转移矛盾，谋求建立张库铁路，以求共同利益。如此，俄国将为最大受益者，他国亦同时受益。

⑤ 出自日文网络书馆，原题目为恰克图、张家口铁道完成后露国对我作战研究。

⑦ 出自《议商接修张库铁路》，原载《申报》1906年2月5日第3版。

⑥ 出自《会议修筑张库铁路并开通商埠》，原载《申报》1905年12月9日第3版。

1906年6月中旬，清廷王大臣认为库伦边疆急需认真治理，历经多次会议拟定办法，并发数条电报致库伦办事大臣，饬令其立即实力整顿。拟定办法为：“一、振兴库伦商务须先设款何修张库铁路，以期销货推广厘税增旺。二、详细调查矿务，以防私售外人，庶免纠葛。三、随时派员巡察中俄交界卡伦，以资防范。四、推广警察弹压地面，保卫商民。五、务以联络蒙情，开通蒙智。六、扩充后地荒垦以兴农利。”⑨这些办法正是应对俄国在蒙活动的策略。1906年8月20日，考察游牧大臣博迪苏奉命考察蒙古游牧事宜，上书陈奏沿途情形，并请求修张库铁路。博迪苏认为，修筑张库铁路有利于运兵防守蒙古，也有利于商务运销和矿产运输。博迪苏提议修筑张库铁路时邮传部尚未成立。商部和户部会奏议复博迪苏，认为等京张铁路修筑完毕再行定议，又询问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的意见，袁世凯表示赞同修筑，等京张铁路修至张家口看关内外路利有无盈余再行筹商。商部户部提出这条路已商议由官款修筑，应由商部先行立案，“俟京张竣工以后察看津榆路利如何再议勘路兴工，以收一气衔接之效”[9]857。

⑨ 出自《政府会议整顿库伦办法》，原载《申报》1906年6月15日第3版。

童年淘气的事、有趣的事太多了。如果它们是一串串风铃的话，那风儿一吹，它们便会发出一阵阵清脆、欢乐的响声！

⑩ 出自《饬查张库铁路集款》，原载《申报》1906年7月29日第3版。

目前，国内城市商业银行对市场营销的认识还不够深，还未能形成全面的市场营销战略策略观念。全面的营销观念是引导相关银行走向繁荣的指导方向，它关系到银行的每一位员工，渗透于银行工作的方方面面[5]。国内城市商业银行应认识到市场营销是建立在全员努力、客户导向、利润和社会责任这四方面之上。但是，目前国内的相关银行对于市场营销观念的理解还不够深刻，没有真正落实市场营销的“以客户为中心”这个营销理念。

⑪ 出自《蒙王与庆邸筹议路事》，原载《申报》1907年4月21日第2版。

⑫ 出自《政府筹议蒙路之大计划》，原载《大公报(天津)》1910年4月5日第4版。

⑬ 出自溥伦《奏为议决提议修筑蒙古铁路情形事》，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档案号03-7566-03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⑭ 出自《盛尚书关于库恰铁路之计划》，原载《大公报(天津)》1911年3月27日第4版。

⑮ 出自军咨府《为从速修筑张家口至兴和城一段路线等事致内阁咨文》，宣统三年四月二十五日，档案号03-7567-02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参考文献：

[1] 马跃.英国与中国东北关系研究(1861-1911年)[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2：101.

[2] 安德鲁.俄国的远东政策(1881-1904年)[M].商务印书馆翻译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41.

[3] 张荣初.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M].北京:三联书店，1957.

[4] 黄定天，马跃.19世纪末英俄争夺关内外铁路探析[J].求索,2012(2):245-248.

[5] 关赓麟.交通史路政编：第5册[M].南京:交通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1931:3516.

[6] 宓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第2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3.

[7] 曹廷杰.俄国西伯利东偏纪要[M]//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5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

[8] 姚锡光.续呈实边条议以固北圉禀[M]//中国国家图书馆.清代边疆史料抄稿本汇编：第10册.北京:线装书局，2003:292.

[9] 关赓麟.交通史路政编：第2册[M].南京:交通铁道部交通史编纂委员会,1931.

[10] 邮传部.邮传部奏议类编续编[M]//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4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

[11] 毕奥南，刘德勇.大成公司与张家口至库伦之现代交通变迁[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3):80-88.

[12] 毕桂芳.外蒙交涉始末记[M]//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17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