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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志寰:中国列车的提速记忆

更新时间:2016-07-05

2017年9月21日,7对“复兴号”列车在京沪高铁首次跑出时速350公里,刷新了高铁商业运营速度的世界纪录。“复兴号”是由我国自主研发的标准动车组,是当今世界高铁名副其实的领跑者。

式中,Qr为计算区多年平均地下水补给量(m3/a),ρ为开采系数。经计算,地下水可开采量(Qap)为 13275 万 m3/a。

同年12月28日早上8点,随着D1611次列车首次从石家庄站驶出,石家庄到济南的高速铁路全线开通运营,标志着我国高铁网络“四纵四横”中“四横”的全面形成,这条看起来不长的线路对于中国高铁网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截至2017年年底,我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2.7万公里,其中高铁2.5万公里,占世界高铁总量的66.3%,铁路电气化率和复线率分居世界第一和第二。

伴随教育改革创新的持续深入,传统的教学形式已经无法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多媒体技术的衍生给现代教育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把多媒体技术运用到高中阶段的物理教学当中,不单单能够提高老师的教学成效,还可以深入学生对物理知识的认知.需要注意到的是,多媒体是根据信息技术的发展而演变的,而当前信息技术原本就呈现多样化的状态,因此多媒体运用也有着多样化的特征,所以笔者以为高中物理教学中的多媒体运用,需要结合实际情形进行运用.

提速,一直以来是中国列车发展最重要的课题之一。20世纪80年代,我国旅客列车平均时速只有48公里,而今天,我国高铁的时速已经达到300至350公里。曾有媒体称中国用5年走完国际上40年高速铁路发展的历程,但“水滴石穿,非一日之功”,这些辉煌成就背后凝结了几代人为列车提速所作出的辛勤努力,其中,共和国第11任铁道部部长傅志寰功不可没。

条件艰苦,又有频繁的政治运动,但电力机车的科研进展却未曾停下脚步。苦战十余年,傅志寰和同事们先后成功研制出韶山1型、韶山2型、韶山3型和韶山4型机车,我国电力机车技术得到迅猛发展。作为团队的带头人,傅志寰的工作较常人更加忙碌,他曾因为实验而忘了照看独自在家中的两岁女儿,回想到此事,傅志寰仍无法释怀。

在当前对蛋鸡养殖影响最大的应该莫过于鸡蛋的药物残留超标问题,随着国家食品安全监管的不断加强,加上农业部推行的“动物用抗菌素减量化使用”行动,抗生素的使用趋于规范化,药物饲料添加剂也逐渐地退出,以往的蛋鸡疾病防控措施已经不再适用,由于抗生素的不规范使用造成的鸡蛋药物残留超标问题已经成了许多蛋鸡养殖场的噩梦,许多养殖场因此受到了处罚,甚至还有的面临着牢狱之灾。

“父亲开火车,我长大了要造火车”

傅志寰,籍贯辽宁海城,1938年出生于黑龙江哈尔滨一个叫三棵树的小地方,因此父亲给他取名叫“树生”。到了傅志寰上学的年纪,父亲才按照“志”字辈为他起了个大名“志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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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的傅志寰是听着火车的汽笛声长大的。父亲是一名火车司机,家就安在铁路边上,傅志寰从小就与火车结下了不解之缘。天长日久,对火车也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他喜欢火车,特别是蒸汽车,年幼的他觉得蒸汽车的排气声音像音乐一样动听。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关于火车的梦想便在傅志寰的心中慢慢酝酿,他在心中暗下决心:“我父亲是火车司机,我希望将来能够制造火车,超过我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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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值得尊重,他们确确实实是把自己和国家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当时,国家还未完全从贫弱中走出,各项事业的发展也都还很缓慢,前辈们在艰苦条件下硬生生闯出了这么一条发展之道,从无到有,能有今日成果,实属来之不易。我辈当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这种速度下,滑翔翼一旦与岩壁相撞,无异于飞卵击石,定会粉身碎骨。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他看到奔腾的江水中,猛地跃起了一个巨大的浪头。

在佳木斯一中读高中的傅志寰学习成绩一向优秀,被学校选中可以报考留苏预备生。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对苏联有着十足的向往与崇拜,各种社会时尚均与苏联相关,能到苏联上大学更是许多志在四方的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事。傅志寰最初填报志愿的时候,还是按照学校要求跟其他同学一样报考国内的学校,第一志愿是唐山铁道学院蒸汽机车制造专业,但最终的录取通知书来自北京俄语学院,也就是所谓的留苏预备部。傅志寰回忆说:“像我们这样的工人家庭,在解放前,根本没有条件上大学,更谈不上留学了。”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当傅志寰将好消息告诉母亲时,正在切菜的母亲激动得把手都切破了,这对于傅志寰的父母来说是天大的喜事。

在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的今天,越来越多材质的产品出现,盖罐一个实用器物慢慢地退出了人们的生活圈不为大家所熟知。以长久的文化传承的角度,我们应该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更好更多地了解盖罐的传承,注入新时代的思想,传承传统文化。

评析 此题来源于成书于公元前186年以前的《算数书》,是目前已知最早的中国数学著作,对后世《九章算术》的产生也有一定影响,开创了我国古代数学重应用的特色,标志着我国古代数学理论体系开始初步形成.本题考查圆锥的体积计算,较为简单,答案为B.但它的意义和价值实际上已远远超出了试题本身,会激发考生积极主动学习数学史知识,了解中国古代的数学成就.

一年后,傅志寰和一群同样怀着远大目标的青年学生踏上了开往异国的专列。当时从北京去苏联,先要坐中国自己的火车,然后在满洲里换上去莫斯科的火车,这趟旅程持续7天7夜,几乎穿越了整个东西伯利亚。漫长的旅途本是枯燥无味的,但是对于这群十分向往苏联的年轻学生,这一路却充满了新鲜感与说不尽的乐趣。傅志寰说:“从前没见过的电力机车、内燃机车一路上看了个够。每次停站,我都要下火车,走到列车前面仔细看看火车头。”提到关于火车的一切,傅志寰始终是饱含热情的。

在准备毕业论文所需的材料时,傅志寰参观了诺沃切尔卡斯克电力机车厂,被其规模所震撼,他的毕业论文写的是中国型交流电力机车,一心念着中国的机车发展。在苏联资深电机专家扎哈尔钦科的悉心指导下,傅志寰以优秀的成绩通过答辩,顺利完成学业。

青年傅志寰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傅志寰就读的莫斯科铁道学院,是一所建立于20世纪初的老牌名校,在苏联知名度很高,师资一流,但学校的硬件设施有些落后,条件甚至比国内很多高校都差,不过这对于出生在工人家庭的傅志寰而言并不是什么克服不了的问题。傅志寰至今对那里教过自己的老师记忆犹新:“数学老师讲课从来不带讲义,只是用粉笔在黑板上推导公式,非常精彩;电机学教授把枯燥的原理讲得引人入胜;俄语老师经常和我们聊天,讲故事,周末还请我们去他家中做客……”

1958年,傅志寰(中)与同学合影

刚到苏联的傅志寰还是遇到了语言上的困难,虽然经过培训,但是在一年之内想要熟练掌握俄语毕竟还是有点不切实际,这是当时留苏的中国学生所需要克服的最大问题。语言关过不去,上课听不懂,笔记记不全,日常生活也很不方便,还会闹出一些小笑话。傅志寰回忆当时到商店买猪油,却因语言不熟练对售货员说成买“牙”油,搞得售货员一头雾水。校方也考虑到了这一点,便安排苏联学生与外国留学生同住,为外国留学生创造说俄语的环境,傅志寰与两位来自俄罗斯和一位来自乌克兰的同学同住一室。傅志寰与苏联室友相处融洽,经常向他们请教问题,此外每天还起早贪黑练习俄语。留学的第二年,傅志寰的俄语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且各门功课全部优秀,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目前,木兰溪建设规划一溪两岸,对莆田市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在此过程中,木兰溪的建设缺乏全方位的考虑,莆田市在对滨水空间进行合理控制的过程中,同宜居城市的目标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不具备休闲和健身等功能,不能满足居民对这些功能的需求[1]。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在场的所有中国留学生听了毛主席的殷切期望,都像注入了无穷的力量,热血沸腾,这是巨大的鼓舞,但同时也意味着留学生肩负的重任。50年代的中国并不富裕,但对于留学生却舍得花费财力和物力,国家每个月给留学生的助学金高达500卢布,这在国内至少可以养活六七个家庭,再加上毛主席的这番话,留学生们没有理由不好好珍惜这个机会。

当时中国留学生在苏联同学中被称作是“面包干”,意指中国留学生不懂生活,干巴巴的,一门心思只想着学习。提到这个称号,傅志寰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国家花了那么多钱送你出国留学,不是让你来享乐的,玩是人的天性,他们也不是不想过丰富的生活,但不好好学点东西回去,又怎么对得起国家和人民重托?虽然拿着丰厚的助学金,傅志寰还是省吃俭用,钱都用在了买书上,在苏联买的唯一一个大件,只是一块用来掌握时间的莫斯科牌手表。

苏联的大学考试实行5分制,中国留学生们意识到只有刻苦学习才能报答祖国,都拼了命地考5分,考不到5分就会很自责。正是这样的高要求高标准,在那个年代学成归来的留学生们才能为祖国的各项事业做出巨大贡献。在5年的学习中,几十次考试,傅志寰只有两次不是5分。

抵达莫斯科后,傅志寰被分配到莫斯科铁道学院,学习铁路电气化专业,由此开启了长达5年的海外留学生涯。

傅志寰毕业前夕,中苏关系突然恶化,苏联撤走了在中国指导技术的全部专家,这意味着刚刚学成归国的傅志寰即将面对没有指导的自主研发机车之路。1961年7月,顺利拿到毕业证的傅志寰启程回国,开始为中国铁路交通贡献力量。

坚决服从祖国分配,愿意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傅志寰出生时,东北尚在“伪满洲国”治下,伪政府对中国人实行弩化教育。那个时候的傅志寰大概不会想到自己能有机会到苏联留学,而且学的还是自己最向往的铁路专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傅志寰的远大理想插上了一双翅膀。

回国之初的傅志寰在拿到毕业分配申请表之后,毫不犹豫地在上面写了这么一句话:“坚决服从国家分配,愿意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他说:“国家培养了我们,理应回报。”这当然不是句空话,傅志寰是发自肺腑地想要为国家为人民做实事,这也是他们那个年代留学生们最迫切的愿望,是那一代人特有的豪情壮语。

1955年,17岁的傅志寰只身一人来到北京,进行留苏前必要的俄语培训。他满怀期待地想要到苏联学习蒸汽机车制造,结果在赴苏之前,领导告诉他,这个专业已经被苏联淘汰,组织上建议他能够改学更先进的电力机车。傅志寰听闻这个消息并未失望,反而满心欢喜,“比原来专业高一个档次,当然更好了”。不拘泥于形式,懂得变通,与时俱进,这是傅志寰对于中国铁路交通发展最早的态度体现。

傅志寰最终没有选择留在北京的铁路部门,践行了他“坚决服从国家分配”的誓言,远赴千里之外的湖南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在报到之前,傅志寰回黑龙江看望父母,当时,他的母亲癌症已经扩散,在得知儿子将要到祖国南方去工作,这位一直生活在东北的母亲更加不舍,而傅志寰也很痛苦,他说他那次从家门出来,几乎是一步一回头。国家交以重任,心中又满怀抱负,他想母亲应该是能理解他的,只是这一次的见面,竟成了母子俩的永别,到株洲8个月后,母亲离开了人世。在国与家之间,傅志寰毅然决然选择为国付出,而最后一次见到母亲的模样也成了他脑海中挥之不去的记忆。

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简称株洲所)始创于1959年,傅志寰来到这里时,株洲所刚刚成立两年,几乎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年轻人,老技术员寥寥无几。研究所设在离市区5公里外的一个叫田心的小镇上,条件非常艰苦,而初来南方的傅志寰本以为南方的冬天会特别暖和,没想到这里的冬天多雨,感受到的是钻心的湿冷。没有实验室,也没有像模像样的办公室,二十多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里工作,“搞技术的”与普通百姓一样经常填不饱肚子。雪上加霜的是,苏联撤走了全部的专家,而苏联电力机车本身也存在技术缺陷,不可照搬,我国电力机车的试制工作困难重重。

“我是带着年轻人的美好愿望去株洲的,现实与理想差距确实大,但是没有消磨我的意志。我从小家境贫困,吃得惯苦。在事业面前,苦真的算不了什么……那时可以说是激情燃烧的年代,大家憋了一口气,不相信离开洋人,就一事无成。发愤图强,日夜攻关。”困难没有打倒这群充满拼搏精神和昂扬斗志的年轻人,办公室经常灯火通明,大家都在夜以继日地工作。傅志寰由于有在苏联实习的经历,在实践上比其他同事懂得多一点,再加上他的动手与实验能力很强,工作4年便被任命为总体线路室负责人,后担任副所长,负责研究开发工作。

当地今年大部分肥料经销户肥料销售状况不容乐观,一方面是由于今年肥料价格较高,农户不愿投入,在选择肥料时只关注肥料价格,选择价低质次的产品,而价格较高的品牌产品销售困难。另一方面由于玉米价格持续低迷,农户种植玉米几乎没有收益,因此许多农户将小麦、玉米轮作改为单种小麦。

傅志寰与妻子唐曾妍也正是在株洲时期恋爱、结婚,二人结婚时正值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来势汹汹,他们自然难以幸免。“文革”开始后不久,傅志寰就被划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两年后获“解放”,继续在株洲所工作。

傅志寰18岁赴苏留学,为日后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知识积淀和实践经验;归国后在株洲埋头苦干23年,研发出“中华牌”韶山型电力动车。在铁道部期间,傅志寰曾主持了4次列车大提速,开工建设青藏铁路,领导自主研发出时速高达321公里的“中华之星”动车组……可以说,傅志寰所作出的贡献为我国近年来高铁的迅猛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想想看,天上飞的是外国造的空客、波音飞机,地上跑的是奥迪、桑塔纳等国外品牌的汽车,但是在我们的铁道上,奔驰的是中华牌,是用我们的心血创造出来的韶山型机车,就是这一点我们无怨无悔。我们的付出得到了很大的回报,这个回报不是对个人的,而是对祖国、对中华民族的回报。”在株洲的23年,傅志寰把青春年华奉献给了中国的电力机车事业,他用“无怨无悔”来总结这段经历,而在株洲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也为其日后的工作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让中国铁路提速,一直是我追求的梦想”

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时,乘坐在日本新干线对随行记者说:“就像推着我们跑一样,我们现在很需要跑!”

1981年,傅志寰被派往德国学习电力机车设计制造,当时德国铁路已经达到时速200公里,而我国列车最高时速才100公里。德国之行使得提高中国列车速度的愿望在傅志寰心中萌发。

1957年11月,苏联举行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毛泽东主席亲自率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访苏期间,毛主席特意到莫斯科大学接见了中国留苏学生代表,刚到苏联不久的傅志寰恰好赶上了这次接见活动。莫斯科铁道学院离莫斯科大学并不近,尽管傅志寰与同学提前半个小时就到了那里,偌大的礼堂还是座无虚席,傅志寰只能站在后排。当毛主席出现在演讲台上时,整个礼堂掌声雷动,傅志寰回忆,毛主席的演讲持续了大概四十分钟,因为毛主席讲的是湖南话,整个演讲他只能听懂一多半,但是这次讲话中最著名的那段话深深烙在了傅志寰的脑海,并影响了他的一生:

1993年,傅志寰来到东北哈大线检查工作,了解到日伪时期蒸汽机车牵引的“亚细亚”号列车最高时速已经达到130公里,而我国当时最高时速也就120公里。

这对傅志寰的刺激很大,而在八九十年代,随着公路、民航的崛起,铁路客运市场份额持续下滑,再不提速,火车将失去竞争力。

1997年1月,中国铁路开始进行提速试验。这是在其他运输方式迅猛发展的压力下铁路运输所必须做出的选择,但是安全问题也同样摆在决策者的面前。面对外界的质疑,傅志寰认为风险固然是存在的,但不能畏惧风险,迎难而上,新技术和规范化管理会化解风险,再不提速,中国火车就要准备退出历史舞台。因此,作为当时主管提速的铁道部副部长,傅志寰亲自参加了提速试验,尽管采取了必要的安全措施,但试验总是存在风险的,更何况是性命攸关的高速试验。傅志寰觉得如果他在场,大家就会更放心一点。首次提速试验不负众望,成功突破时速200公里,一直达到212公里每小时,标志着中国铁路进入高速领域,鼓舞了为提速事业兢兢业业付出的广大科研工作者。

对于为什么中国不从一开始就研发高速铁路,而是在已有机车技术上提速这一外界疑问,傅志寰解释道,一方面外汇不足,另一方面中国铁路工业已具有一定的基础,我们相信自己的技术研发能力。傅志寰强调,市场是难以换到核心技术的,引进只是手段,目的是培养自主开发能力。

1998年,傅志寰就任铁道部部长,继续主持列车提速工作,1998年到2001年又先后进行了3次大提速,提速范围覆盖全国大部分省区。在经过傅志寰主持的4次大提速之后,中国铁路运输重又焕发出活力。

1998年,傅志寰(前排中)在行驶的列车上指挥提速试验

可能现在人们提到中国高铁,最先浮现在脑海中的是“和谐号”和“复兴号”动车组,作为中国高速铁路早期成果的“中华之星”动车组已经淡出人们的视野,进了博物馆。“中华之星”是由傅志寰领导,2001年开始研制,设计时速270公里/小时,曾创造321.5公里/小时的行驶速度纪录,是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列高速列车。该列车在试车中暴露出轴温过高等问题,影响行车安全,最终铁道部停止对该车的继续投资,项目停止。虽然未能大规模投入运营,但“中华之星”创造的运行时速毫无疑问是中国高速铁路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这一次试验的教训也为后来的研发者们铺垫了道路。

傅志寰在铁道部部长任上的另一大贡献,是积极推动铁道部提出青藏铁路的建设方案,并获得中央领导同志的认可。傅志寰曾7次踏上青藏铁路工地,当他看到工人们为这一超级工程不惧千辛万苦,他被深深感动,回想到在基层工作时的艰辛,他说,他由衷钦佩这些活跃在底层为国家默默奉献的工作人员,是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把一直以来国家建设青藏铁路的愿望变成了现实。

2001年,傅志寰(左三)在青海秀水河附近的青藏铁路建设工地上

“中国是名副其实的交通大国,但还不算交通强国”

2003年,65岁的傅志寰不再担任铁道部部长,离开工作了42年的铁路战线,这并不意味着他铁路生涯的结束。尽管已经不在铁道部部长的位置上了,但傅志寰依然在关注着铁路的发展,仍然在为我国高速铁路发展建言献策。

老崔在小区里贴了个告示,在告示下搁置了一个票箱,请业主为停车的事情共同出主意。搁了一个星期,打开来看看,只有一张按摩院的广告塞在里边。

傅志寰说,他对中国铁路的这种感情,在他看来,是割不断了。

2016年和2017年,傅志寰分别在《中国铁路》上发表了《关于我国高铁引进与创新的思考》和《我国高铁发展历程与相关思考》两篇文章,较为系统地介绍了中国高铁技术引进程度和创新能力,对几十年来中国高铁发展路程作了全面的总结,并为高铁的进一步发展指明方向。

傅志寰在“2017中国(湖南)国际轨道交通产业博览会暨高峰论坛”上演讲

2017年,在中国(湖南)国际轨道交通产业博览会暨高峰论坛上,傅志寰作了以“关于交通强国战略的若干认识”为主题的演讲。在演讲中,傅志寰明确提出,中国是名副其实的交通大国,但还不算交通强国,在交通运输服务和科技发展水平上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他以中国人引以为豪的高铁为例,中国高铁的数量占了全世界的65%,但是规则的制定权不在中国手里,国际话语权有待提升。这提醒我们不要安于现状,交通强国之路尚远。

孙芝杨[38] 开发出南瓜、淮山复合型酸奶,即在新鲜牛奶中加入8%南瓜汁、8%淮山汁、6%木糖醇、之后接种5%菌种(保加利亚乳杆菌与嗜热链球菌比为1∶1)进行发酵而成。Kim等[39]报道,添加不同量的淮山粉末(质量体积比为0.2%,0.4%,0.6%,0.8%)到鲜奶中,经巴氏杀菌、43℃发酵6 h后贮藏16 d,对其理化、乳酸菌和感官特性进行评价,发现随着贮藏时间的延长,其pH逐渐下降、粘度值和乳酸菌数量逐渐增加,而L*和a*色差值无明显变化,认为添加质量体积比为0.2%~0.6%的淮山粉末到鲜奶可以用来生产淮山功能性酸奶。

当有媒体报道称“中国高铁全靠引进”时,这位把一辈子心血投注到中国铁路运输上的老部长坐不住了,他驳斥那些不明真相的媒体:我国高铁不是突然出现的,它的孕育与成长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20世纪4次大提速算起,是科研工作者们一棒接一棒跑下来的。傅志寰也坦言,引进的作用不容低估,但是国外的公司是不可能转让核心技术的,所以突破和掌握核心科技靠的是我们自己。

傅志寰用“书呆子”形容自己,他认为自己办事过于较真,认定了一加一等于二,不能等于二点零一。回顾自己在铁路部门的工作经历,他说:“做人要实事求是,但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傅志寰退休后在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担任副会长,“我现在的主要工作就是在欧美同学会帮帮忙,算是个志愿者吧”。在他看来,从20世纪50年代他们那批留苏学生算起,60多年来,中国的留学生已经有好几代人,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海外留学人员日益增多,这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分布全球各地。“我们应该尽力把这股力量凝聚起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能量,为国家和民族多做贡献!”这是傅志寰对后辈的殷切期望,也是作为最早一批留苏归来的中国人才的责任担当。

宋平
《传记文学》 2018年第5期
《传记文学》2018年第5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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