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之后，随着社会制度的巨变，家谱文化也随之发生变化。相对于1949年以前编修的旧谱来说，学术界对1949年之后编修的新谱的研究还比较少，尚处于探索阶段。河南地处中原，其家谱编修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全国的面貌，故本文不揣浅陋，主要以河南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新乡家谱为例，对中原家谱的新修及其时代特征做一初步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1949―1979年中原家谱编修状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30年间，通常被人们认为是家谱编修的沉默期或中断期。上海图书馆王鹤鸣研究员在《中国家谱通论》中对这段时间家谱的新修便付之阙如，仅写到：“由于受‘左’的影响，人们视家谱为封建糟粕，大量家谱被销毁，即使存放在图书馆的家谱，也是堆在角落里，任其虫蛀、尘封。人们谈谱色变，续修家谱当然提不上议程。”[1]然而，我们如果仔细考察就不难发现，新中国成立后30年间的家谱编修从未停顿，仅从上海图书馆编《中国家谱总目》中便可看到，这一期间编修的家谱有1 150种(其中著录河南家谱18种)，而且是30年间无一年中断。我们知道，《中国家谱总目》仅仅是著录了一部分家谱而已，还有很多这一时期编修的家谱没有得到著录。如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钱杭教授对浙南6县的调查，发现了该时期的新谱40种，《中国家谱总目》均未著录[2]。从河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新乡地方文献整理中心馆藏家谱和地方文献记载的中原家谱编修情况来看，这一时期中原家谱的编修的确没有停止，而且较好地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在家谱史上应当有其一笔，不能忽视。

(一)1949―1963年中原家谱逐渐与新的社会制度相融合

1950年代中期有一大批中原家谱问世。如《(长垣县苗寨东榆林)吴氏家谱(1951)》《(新乡县古固寨史屯)崔氏族谱(1953)》《(获嘉)岳氏族谱(1955)》《(原阳县西李寨)李氏族谱(1955)》《(长垣县苗寨东庙)景氏族谱(1955)》《(新乡县定国村)郭氏族谱(1956)》《(辉县峪河穆家营)王氏族谱(1957)》等。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是对1949年以前修谱活动的自然延续和惯性发展，并未受到明显的家族外部力量的限制。如，《(获嘉)岳氏族谱(1955)》序曰：“(族谱)自民国辛巳年(1941)增修后迄于今又十余年矣。其间经过饥馑变乱，各处所存谱册或经残缺，或被焚毁，现存者几无完璧。若不急(及)时修续，一经中断，岂非吾族一大憾事哉！况我族家户日繁，人丁日盛，青年未续入者亦甚繁伙。吾全体族众有鉴于此，所以今春有续修家乘之议，一唱百和，无不赞同。”这一序言所讲代表了当时那批中原家谱编修的普遍情况。

Case 2.p=3,q=2.先证明|Q|=2.若否,显然|Q|=4,可取x∈P,o(x)=3与y∈Q,o(y)=4,因G内幂零,则有子群H=〈x〉×〈y2〉诱导的子图P(H)含有K3,3,从而可得幂图不可平面化,矛盾.故|Q|=2,类似Case 1可以证明CP(Q)=1,则有P为初等交换3群且G为Frobenius群.

1950年代中期处于新中国成立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时期，社会稳定，广大农民翻身做了主人，政治热情高涨，各个家族有必要对近些年来新增人口入谱，所以会出现一个续修家谱的高峰期。但这一时期续修的家谱，在编修体例与风格上和旧谱差别不大，指导思想上也没有太多的改变。

在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之后的1960年代初期，出现了一股中原家谱编修热潮，如《(辉县胡桥请下佛)侯氏族谱》于1961年创修[3]489，《(新乡县古固寨三王庄)曹氏族谱》编修于1962年10月[4]93，《(辉县胡桥南云门)刘氏族谱》曾于1963年续修[3]488，均是这一时期编修的中原家谱。这一时期的中原家谱编修热，刚好处于三年困难时期之后，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生命的敬畏和对家族延续的渴望。

时代在不停的变化发展中，新的科学技术的不断涌现，大数据时代已经到来。在这样瞬息万变的时代环境中，公立医院需要积极的进行变革才能更好的适应时代的发展。处在国家对医疗卫生体制进行改革的背景中，公立医院需要更加积极的改变自身，摒弃那些顽固旧疾，获得新的生命，方可实现可持续发展。加强内部控制就是公立医院需要采取的主要变革措施。此外，医院的经济活动在这样的转型期中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在转型期中明显增加，只有加强内部控制，对内部的财务管理制度、经济活动流程进行重新梳理和规范，才能不断促进并提高医院实现现代化管理水平。

下面我们以豫北新乡县一个乡镇——古固寨镇1949年以后60余年间的家谱编修(见表1)为例[4]93-95，来探讨一下当代中原新谱的编修情况。

河南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的一部手写本家谱《(辉县穆家营)敦本堂王氏族谱》即编修于1963年，为上述报告所称现象提供了注脚。让我们来看看这部家谱的情况，该谱谱序曰：“尝闻创之于前者树其基也，续之于后者继其美也。我王氏族谱创修于民国四年，续修于民国二十六年，迄今二十余年矣。其中生齿日繁，变更日伙，娶而复娶，生而又生，取继与继，各有其人，若不及时续修，恐人丁日繁，门户益多，愈久而愈难修矣。言念及此，续修之念勃然而动。余商同族侄子敬邀请合族人等商议续修族谱，众皆称善，欣然乐从，于是筹措款项，重订新谱，分派人员挨户调查，详究细问，使无遗漏，某人系某人子，娶妻某氏生子几人，某人承继某人取某人子为嗣，一一登入草谱，汇订成册，挨次复核校证无讹誊录，新谱经月余而告竣。余愧才疏学浅不能为文，聊作俚语以叙其事，庶使后之览者一目了然，分清门第，知其远近，各念一本九族之谊，团结和睦，相亲相爱，互助合作，搞好生产，促其社会主义早日到来，过着美满幸福之生活，则余之心愿足矣。是为序。”在这篇序言里，作者既提到了续谱的意义，也提到了续谱的过程，最后还不忘与当时的社会形势相结合，“互助合作，搞好生产，促其社会主义早日到来”，憧憬着美好的未来，体现了中原家谱的编修不断与新生的社会制度相适应、相融合。

(二)1963―1979年中原家谱编修的沉寂期

5）TIPSS支架：主要为镍钛合金类支架，与MRI兼容。早期，部分为不锈钢支架。行MRI检查时，不锈钢类支架在植入部位及附近可能产生伪影，影响图像质量。

1963年之后的一段时期里，传统家谱编修进入“沉寂期”，但也并非没有家谱的编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在全国各地出现了不少家史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家谱编修的变异体，这一时期亦可称之为家谱编修的“变异期”。这些家史往往有家族以外的力量参与其中，又不同于以往家谱编修主要依靠本家族力量的特点。家谱一般都是非正式出版物，而这一时期编修的家史有许多被正式出版，且印量很大。如1964年北京市楼梓庄人民公社村史编写组编辑、北京出版社出版的《贫农“家谱”万代传——楼梓庄人民公社村史、家史选编》一书。河南也在1963年以后出版了一批家史著作，如《血泪春秋》《工人家谱》《告状恨》《亲与仇》《血与火(家史)》等，许多家史著作还进行了再版重印，如《血与火(家史)》就于1965和1973年先后两次出版印刷，印量达到25万册[7]，比起以往的家谱来说，得到了较大程度的传播，配合了当时的政治运动。

二、1980年代以来中原家谱编修状况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思想得到进一步解放，经济也得到进一步发展，中原家谱的编修逐渐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活跃期，而且超越了以往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一些曾经被“损毁”的家谱也逐渐以新的面貌重新问世，体现了中原家谱编修的连续性。

(一)1980年代以来中原家谱编修进入新的历史活跃期

1981年，在政府倡导和推动下，各省、市、县普遍开展地方志编修工作，即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第一轮修志工作。在新志编修的影响下，人们对家谱是“封建宗法制度的象征”的认识逐渐改变，家谱的新修也逐步升温。正像有学者所言的那样：“八十年代前期，随着修撰新志的升温，谱牒作为可供利用的史料之一，恶名逐渐脱去；虽然仍是配角，但地位不断提升。”[8]

新修中原家谱一般对旧谱进行了批判继承，在指导思想上积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适应社会主义新的时代要求，将旧谱的指导思想与现代社会充分结合。

国家档案局、教育部、文化部下发文件《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通知》(国档会字〔1984〕7号)，对家谱的编修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通知》对家谱的学术价值和现实作用进行了阐述：“家谱是我国宝贵文化遗产中亟待发掘的一部分，蕴藏着大量有关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经济史、人物传记、宗族制度以及地方史的资料，它不仅对开展学术研究有重要价值，而且对当前某些工作也起着很大作用。但是，由于国内收藏的家谱极为分散，又没有专门目录，因而长期以来国内对家谱的发掘、研究工作做得不多，这与国外学者、机构对中国家谱搜集不遗余力、研究多有成果的状况很不相称。同时，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许多根在大陆的台湾同胞、海外侨胞的思乡之情日趋浓烈，他们也亟需利用家谱来寻找自己的血缘关系。”[9]这些表述对当时人们对家谱的重新认识起到了引领作用，许多家族正是在这一精神的指导下，开始了家谱的新修工作。

纵观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家谱编修出现变化正是前文所提及的1963年，正如钱杭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河南报告’的提出，及其成为《前十条》附件下发全党的1963年4至5月，应被视为中国现代谱牒发生性质转变的一个重要节点。”[6]此后，家谱编修一度成为少有踏入的禁区，出现了一段时间的相对“沉寂期”，一直到1980年代以后才开始解冻。

关于这一时期的中原家谱编修情况，有一条曾被广泛引用的史料，那就是1963年4月15日《河南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该报告称：“这次运动中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确凿地说明当前我省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是十分激烈的。光是九十个县三级干部会议上所揭发的材料……续家谱一万多宗……特别严重的是，不少党员、干部参与了这些活动，有些甚至是他们带头干的。”[5]一万多宗！平均到每个县也有100多宗。当时续家谱的数量和普及程度令现在的我们也感到吃惊。当然，也许当时的报告存在夸张，但续家谱的事看来在当时的河南全省是普遍存在的。

古固寨镇隶属于新乡市新乡县，距新乡市政府驻地12公里，属城市近郊镇。该镇东邻延津县榆林镇，南毗原阳县福宁集乡和本县朗公庙镇，北靠新乡市经济开发区(小店工业园区)，西依新乡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和新乡市红旗区。据2011年统计数字，全镇辖15个行政村，总面积44.1平方公里，总人口3.7万人，有男性姓氏69个，其中姓氏最多的村为三王庄(24个)，分布最广的姓氏为李姓(13个村)。

 

表1 新乡县古固寨镇境内1986―2011年家谱编修情况

  

村别家谱名称时间三王庄吕氏族谱1986.12南张庄马氏宗谱1988.04古南街牛氏宗谱1989.08小屯曹氏家谱1990.01古中街李氏家谱备忘1991.02古北街张氏家谱1992.02古南街马氏家谱1994.08古北街冯氏族谱1994.02王连屯李庄李氏族谱1995小屯申氏族谱1995三王庄孔氏支谱1996.03古中街刘氏宗谱1996.06王连屯苏庄苏氏族谱1997三王庄闫氏族谱1997.02三王庄闫氏家谱1998.01村别家谱名称时间王连屯李氏族谱1999.03三王庄贾氏族谱2000.02古北街卢氏族谱2001.07冷庄冷氏族谱2001.11三王庄汪氏家谱2003.03三王庄梁氏家谱2003.12三王庄王氏族谱2003.12南张庄樊氏族谱2004.05三王庄张氏家谱2004.12三王庄郭氏族谱2005.12三王庄、古南街魏氏家谱2005.12古北街李氏家谱2006.06古南街郭氏族谱2006.10冷庄田氏家谱2006.11南张庄张氏家谱2010古南街惠氏族谱2011.01古中街银氏家谱2011.12

在家谱遭到破坏的时候，家族成员出于对祖先的敬畏之心和对家族的责任感，会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家谱。如《(新乡八里营)白氏家谱(1992)》序曰：“历经‘文革’，老谱遭劫。多亏有富贤侄，想方设法，历经周折，将我家谱录下。”[11]又如新乡市茹岗村的茹呈海老人，在“文革”期间，为保全家谱和宗祠，多方奔走，哪怕是受到迫害，也始终矢志不渝。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许多家谱就是靠家族中热心人士的保护而留存下来。正是这些被保存下来的家谱，在1980年代以后的中原家谱编修中获得了新生，并且在家谱编修史上起到了重要的承上启下作用，体现了中原家谱编修的连续性。

霍尼韦尔安全与生产力解决方案集团（Honeywell Intelligrate）总经理梁俊告诉记者：“霍尼韦尔（Honeywell）观察到Intelligrate在整个欧美市场的强势发展，2013至2015年，Intelligrated的收入增长了30%以上，有效帮助物流、工业企业自动化水平再升级，为原本就处于高自动化、科技水平的欧美市场，带来了新风潮。同时，近几年中国仓储物流行业的快速前行，也让霍尼韦尔（Honeywell）察觉到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认为未来巨大的自动化设备需求，通过吸收Intelligrate，并将其引入中国市场，将是一种双赢的操作。”

(二)当代中原家谱的流失与抢救

应当承认，在大量当代“新谱”修成的同时，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多年来有大量“旧谱”遭到了人为或自然的破坏，流失相当严重，但其中也有一部分得以保存，体现了家谱编修的连续性。

依据江苏、浙江、安徽和湖南等省部分地方史志的记载，南京大学徐雁教授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家谱文献的毁损进行了钩沉式的研究。叙述了家谱文献在土改运动，尤其是在“破四旧”的“文革”初期被损毁的事实，展现家谱文献先后进入图书馆典藏、古旧书市场和拍卖市场买卖的情景[10]。根据地方文献记载，河南在当时也有类似的情况。当然，只要不是把家谱焚烧或化作纸浆，其他的流失如入藏图书馆、进入市场等，有一丝庆幸的是这还不是家谱的消亡。

据新乡县古固寨镇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古固寨镇志(评审稿)》记载，1953至2011年的近60年间，古固寨共有34部家谱创修或续修。其中2部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所修，在上文中已经提到，即《(新乡县古固寨史屯)崔氏族谱(1953)》和《(新乡县古固寨三王庄)曹氏族谱(1962)》，其余32部均为1986至2011年的25年间所修(其中部分为其他地区所主修，如表1中所列2006年古南街《郭氏族谱》为牧野区定国村郭赞兴主修)。由此可见，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原家谱的新修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活跃期，而且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0年所无法比拟的。

王荣生教授将教材选文分为四种类型：定篇、例文、样本、用件。“定篇”的材料应该是一篇完整的、没有经过任何删改的经典作品；“例文”的材料要能够“足以例证知识”；“样本”的材料要注重典型性；“用件”的实质是提供信息、介绍资料，使学生获知所讲的事物。

1.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优化现行财税体制。地方政府财税收入是增强区域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的基础。加大财政投入和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加大对偏远贫困地区的财政支持力度，改革对应的财政制度，建立合理的公共物品成本分摊机制，形成健全的公共财政制度。除了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以外，更重要的是要优化现行财税体制，合理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供给的支付比例，提高中央政府在相对落后地区的支出比重。合理开征有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税种，如房产税，作为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来源。

三、当代中原家谱的时代特征

当代新修的中原家谱与以往的旧谱相比，从指导思想到体例与规模，都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指导思想，古今结合

我们从《(原阳县西李寨)李氏族谱(1985)》的《第五次修族谱序》可以看出这一时期修志对修谱的影响：“古人言：国之所重者在乎史，家之所赖者在乎谱，国有史则古今明，家有谱而昭穆序。遵古人之训，近几年国家为了继往开来，今(令)省地市县及乡镇厂矿层层撰史修志，看来已是势在必行。以此而论，上行下效家谱为尽报本追远之心而续修谱牒，想必也是理所当然。”

对于女儿是否入谱的问题，各个家族的处理方法也不尽相同。以往的旧谱，一般情况下女儿是不入谱的，当然也有例外，如《(新乡县茹岗)茹氏族谱(1941)》就有女儿的记载。1949年以后的30年，女儿入谱的也很少见。

1980年代以来的新修家谱，女儿入谱的越来越多。这中间也有过渡的痕迹，比如《(新乡定国村)郭氏族谱(1996)》，据编修者郭赞兴先生介绍，因为当时无论男女，入谱者要按人头缴纳5元钱，所以对女儿入谱没有做强制性的规定，但是毕竟开创了该支郭氏族谱女儿入谱的先例。当代新修家谱，特别是一些人口较少的家族，女儿一般是入谱的，有些甚至把外孙、外孙女也写入谱中。有些家谱对女儿是否入谱有年代限定，规定1980年之后由于计划生育国策的实行，独生女也写入家谱。

(二)体例多样，表现灵活

当代家谱在体例上表现不一，突破了宋代以来传统家谱的体例。在书写方式上，有传统风格的繁体竖排版式，有现代风格的简体横排版式，甚至还有繁体与简体混排的。有些新谱采取章节体，如《新乡孙姓谱牒(1998)》就分为《孙姓家族渊源考》《新乡各地(村)孙姓家族谱》《新乡孙姓家族的文化》《新乡孙姓家族人物志》《孙姓家族的典故》《华夏孙姓名人谱》《华夏孙姓史迹游》等七章，以及前言、凡例、编后记、附录等内容。体现了中原家谱新修的不断创新。

(三)颁谱仪式，隆重热烈

在家谱编修完成之后，通常会举行颁谱仪式，当代的这种庆典活动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比过去更加隆重热烈。参加颁谱庆典的除了本族宗亲外，有的还邀请当地政府官员或名人参加。比如，新乡畅氏家族的《鄘南畅氏家谱(2012)》告竣后，选择在端午节当天，部分族人聚会于新乡市中原路天泉宾馆，举行颁谱仪式并合影留念，参加颁谱仪式的族人无不感到光荣和自豪。有的颁谱仪式在本村进行，除了传统的鞭炮外，还有现代音响等庆典设备，气氛非常喜庆。

(四)科技影响，规模宏大

当代家谱的编修，受到科技发展的影响较大。有些家谱在印刷纸质家谱的同时，也会附带有光盘，或是有电子版保存于家族之中，甚至流传更广。有些家谱中每个家庭有一张全家福照片，《(南阳唐河大符桥)符氏家谱(2012)》就是如此，这在以往是无法实现的。

图1中，原点为时间、空间、价值轴的交点，指示IDC核心成员“中国”“此时”“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价值观”，s1表示 IDC 成员“WTO”“世界”。o1表示 ODC核心成员“美国”，其空间、价值坐标远离中心；a1为其价值坐标，表示“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美国优先”；t1表示其时间坐标，即在不久的将来，ODC对中国加征税收，其行为对世界以及自身都产生深远影响，分别用 l1，l2，l3表示。

与以往相比，当代还出现了一批规模宏大的会通谱、统宗谱。比如中国保存最长久和最完整的家族谱系《孔子世家谱》，在2009年完成了第五次大修，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共80册2 000多万字，收录孔氏族人200多万人，河南多地的孔子后裔参与了此次修谱，如新乡花园村支、新乡八里营支等。

《郑氏族系大典》也是一部规模宏大的家谱著作。荥阳郑氏是北朝的著名汉族士族，影响深远。2001年11月16日，“郑氏历史文化研讨暨《郑氏族系大典》编纂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在河南荥阳召开，正式启动了该谱的编纂工作。该谱计划分为八部，规模宏大。目前该谱已经正式出版四部，还有数部正在编纂之中。

[1]Nicolson,Nigel.The World of JaneAusten:Her Houses inFactand Fiction.London:Weidenfeld&Nicolson Ltd,1991:14.

当代中原家谱的编修，从过去旧谱单一注重血缘纽带关系到血缘纽带与文化认同相结合，这是社会发展进步的表现。当然，当代中原家谱编修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有些村庄在村委会选举中拉选票的情况十分严重，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一些家族利用家族观念，借修家谱之名凝聚族人民心来拉选票，本来应该为全村百姓服务的村委会干部，变成了为特定家族甚至个人谋利益的工具。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加以正确引导。编修家谱“聚族”本身没有错，但不应局限于某个家族利益，而应顾全大局，敦睦乡里，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应有贡献。

综上所述，1949年以来，中原家谱的新修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30年，中原家谱的编修不断与新生的社会制度相适应、相融合，并且在1963年之后出现了一段时间的沉寂期。1980年代以来，中原家谱的编修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活跃期。在大量当代新谱修成的同时，有大量旧谱遭到了人为或自然的破坏，但其中也有一部分得以保存。当代中原家谱的新修在指导思想、体例、规模等方面均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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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乡县古固寨镇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古固寨镇志(评审稿)[M].新乡:新乡县古固寨镇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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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钱杭.中国现代谱牒性质转变的重要节点:以《前十条》附件中的“河南报告”为中心[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0(6):156-164，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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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刘海山.(新乡市卫滨区)八里营村志[M].自印本.200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