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通古书约》是清代藏书理论的一篇专论，作者曹溶认为历代藏书家重收藏轻流通，结果致使许多有价值的图书成为孤本，一遇天灾人祸，往往不能保全。曹溶为了古书的长久保存，建议藏书家互相传抄所缺图书，或将所藏珍本刻版刊行交换，有无相通，促使藏书日益丰富，他认为这样做的好处有：“珍藏不出门”、“有功于古人”、“各地皆可行”等，既利于收藏，又便于使用。其先进的藏书理念对后人影响较大，但仍严守着“好书不出户”的古训，与现代图书馆的“文献流通”的概念仍有区别。

一、曹溶与《流通古书约》

曹溶(1613―1685)，字洁躬，亦作鉴躬,又字秋岳,号倦圃,别号金驼老圃，浙江秀水人，明亡降清，著名的藏书家、文献学家[1]。作为一名居官者和藏书家，曹溶也许并不那么重要，但他写下了一卷《流通古书约》[2]，第一次阐述了开放藏书的思想，从而使他成为我国文献收藏史上彪炳史册的人物之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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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民间藏书活动绵延不绝,蔚为壮观,但藏书流通水平却与私人藏书建设状况极不相称。“有书不借,借书不还”“我不借人,人亦决不借我”成为一种社会普遍现象。这使得珍贵的书籍“入常人手，犹有传观之望；一归藏书家,无不娣锦为衣,旃檀作室,扃钥以为常。有问焉,则答无有”[1]1451，书便成了死书，更严重的是稍致不慎，导致古籍形踪永绝，使古人之心血，千年之珍籍，付诸东流，化为乌有，优秀的文化典籍无法得到广泛的传播。独具特色的藏书家曹溶著述了《流通古书约》，倡导藏书为用，刊布流通，反对束之高阁，提出书籍流通新方法，主张古书传抄互换或刊行广布的疏通之法，在我国首次以系统的文字阐释藏书开放流通的思想[4]。

二、《流通古书约》产生的背景

(一)藏书事业的发展

唐末五代乱离以来,南方的藏书家数量和藏书规模持续发展,两宋时期私人藏书中心南移,到明代已彻底完成[5]。朱明一代，藏书事业在前代丰富蕴藏的基础之上，同时由于社会环境的稳定，政治制度的宽松，经济的繁荣，学术的发展，著述的增加和科技的进步，造纸与印刷业发达，刻工价格便宜，出现了大量的私刻、书坊，从而加快了图书的流通及普及，藏书事业达到中国古代藏书的鼎盛阶段，明代私人藏书达到了空前兴盛的地步[6]。明代私人藏书家达到869个，基本等于宋元两代私人藏书家人数的总和[7]，具有代表性的如陆深的“江东山楼”、陈第的“世善堂”、范钦的“天一阁”、黄宗羲的“续钞堂”、钱谦益的“绛云楼”、王世贞的“小酉山馆”、赵琦美的“脉望馆”、祁承爜的“澹生堂”等。

(二)书籍散佚的严峻事实

虽然书籍的数量不断增长，但文献却又在不断的散佚。除了虫蛀、火灾、兵祸、老化、新陈代谢等原因之外，藏书家秘藏而不愿意流通的错误思想也是导致文献散佚的重要原因。因为这种狭隘的思想常常导致古书很大程度上在藏书家主观思想的影响下最终为客观环境所毁灭，使得“举世曾不得寓目”。钱谦益绛云楼所藏大部分宋元旧本和秘笈精钞因火灾而毁灭则为曹溶作《流通古书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8]。

假设阵列天线是均匀线阵（ULA），阵列天线包含了M个阵元，存在一些窄带远场信号，作用于该天线阵列，且有K个目标信号，信号方向与阵列方向保持一致[10]。所有传播的信号被假设为不相关的零均值高斯随机过程[11]。设定主波束的初始入射角为θ0，干扰信号的入射角为θi(i=1,2,...,K)。天线的中心频率为f0，带宽为B(B＜＜f0)。则观测数据向量X(k)为：

(三)秘惜藏书的社会流弊

封建社会，私人藏书大都是为个人及其家族服务的，相对比较封闭，严立家规戒约以防止藏书外借，尤其是珍本、孤本，多束之高阁，藏书家更是守口如瓶，秘而不宣。范钦为了能够使其藏书久远，定下族规，将藏书楼阁橱钥匙子孙分房共同掌管，非各房子孙齐至不得开门，如有违反族规者，将不准与家族祭祀一到三年[9]。与数量庞大的古代藏书家数量相比，乐于借出自己所藏的藏书家只是少数。如叶昌炽《藏书纪事诗》记载藏书家共计739位，不吝借书的藏书家仅有13位,约占2%；而《中国藏书家通典》收录的中国古代藏书家共计2 445人中，乐于借书的藏书家也只有24人，所占比例还不到1%[10]。藏书的吝借心理直接影响了图书的社会功能和古书流通传播文化的作用，甚至导致图书的“名存实亡”，给中国的文化传播带来无法想象的负面影响。

(四)藏书公开理念与实践活动的频繁

1.古书“有目而不见书”的严峻现象 “自宋以来,书目十有余种,灿然可观。按实求之,其书十不存四五。”[1]1451由于私家藏书不断发展，藏书数量增多，出于阅读或者研究的目的，书籍开始编目，产生藏书目录。然而,在曹溶看来，以目求书，不可见者，十之四五。常人不能看到的十分之四五的书，诚然有一部分是由于种种原因散佚了，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古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亡佚了，而是因为不善藏者，护惜所有，不愿将藏书公布于世。曹溶认为，导致古书“有目而不见书”的严峻现象的原因大致有三：一是藏书家主观上以稀有之书,贵藏者之名，古书数量少、年代远，“物以稀为贵”，于是藏书家以“独得为可矜”，以古董视之；二是客观上时人只知借书而不喜还书,多有去而不返的情况；即便是“忠信自秉,不欺之流”,但是“书既出门,舟车道路,摇摇莫定,或僮仆狼籍,或水火告灾,时出意料之外”[1]1451。由此而言，古书的脆弱性与客观环境的复杂性，使得藏书家的惜借心理逐渐加剧，从而不愿公布个人藏书书目更不愿借书出门，古书“有目而不见书”的现象严峻。

1.古书的刊印 曹溶《流通古书约》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避免“单行之本,寄箧笥为命,稍不致慎,形踪永绝,只以空名挂目录中”[1]1451的可悲结果，即通过保存古书，刊刻流布，使其永存于世。古人辛苦一生，成书不易，成书之后渺渺千余年间，历经无数劫难而幸免，遇此书除了珍藏之外，更应“寿之枣梨”，即使不能“寿之枣梨”，也应告知“好事”者，广布于世，尤其是单行本，稍有不慎，将永绝于世。曹溶又提出“出未经刊布者，寿之枣梨，始小本，讫巨编，渐次恢扩”的刊布办法。曹溶相信此法的推行，“四方必有闻风接响，以表章散帙为身任者”，会有“出十余种目录书外”的“山潜塚秘”出现，“嗜奇之子，因之覃精力学，充拓见闻”[1]1451。

(五)经世致用的思潮

4.楚南燕北皆可行 曹溶在理性分析了诸多藏书家吝借心理之后，提出了抄写刊布的具体方法，认为此法“楚南燕北皆可行也”。各个藏书家之间的藏书交换，可以最大限度打破古书流通的地域限制，此法可以适用于全国各地。当一个个的藏书家随着藏书的交流而形成一个个藏书交流圈，各个藏书圈环环相扣最终实现藏书与公、藏书于天下、古书长存之愿望。

三、《流通古书约》的内容

(一)探析流通古书的原因

明中叶以后，藏书公开的议论和实践日益频繁。潘曾纮提出了“今而后宜以郡之藏书而不一借者为诫”的呼吁[11]。李如一将其藏书楼命名为“共读楼”，其含义为“天下好书，当与天下读书人共读之”[12]。姚士粦在《尚白斋秘籍序》说：“……盖知以秘惜为藏,不知以传布同好为藏耳。何者?秘惜则箱橐中有不可知之秦劫,传布则毫楮间有递相传之神理。此传不传之分,不可不察者……一旦三灾横起，流烂灭没……”[11]226-227，初步分析了“秘惜为藏”的弊病，讨论了“传布为藏”的必要性。布衣藏书家徐惟起的“红雨楼”所藏更是不吝外借，曾说：“书亦何不可借人也！贤者著述，以俟知者。其人以借书来，是与书相知也……亦与吾相知也……”[13]，“借书与人，于人有益，于己更有三益，何乐而不为”[14]。随着抄书社的产生与不断发展，社中人互相传抄图书、互通有无现象逐渐增多。这些藏书公开的理念深入人心与实践活动的频繁为曹溶《流通古书约》的产生提供了广阔的文化土壤。

2.古书的抄录互换 刻本出现以前，抄书是私人藏书家收集藏书的主要来源，宋以后雕板印刷术的发展与普及,抄书已不再是藏书家聚集藏书的主要方式。那么为什么明清私人藏书家还盛行互钞互录呢？最主要的是基于封建私有制下藏书家的吝惜心理[17]。曹溶提出建立在封建藏书家吝借心理基础之上古书流通的具体而又简便的方法——藏书家彼此互相交换藏书目录，标出所缺书目，然后由藏书一方的主人雇工缮写,核对无误后,彼此约期互换[18]。可以说，“抄录互换、流通古书”是曹溶藏书主张的核心内容，也是同时代藏书家最为特殊之处。

(二)提出古书流通的方法

Comprehensive judgment of economic growth stage in Huaihai Economic Zone

2.古书积滞弊端 曹氏认为，不流通古书的弊端主要表现在“特我不借人,人亦决不借我”和藏书一经借出“只以空名挂目录中”两个方面。由于在封建社会里，书籍集中在少数人之手，深闭固据，不肯借人阅览，把它看成奇货和古董。特别是海内孤本，收藏家更是“讳莫如深”，不轻易给人知道，这自然给书籍的灾难埋下了祸根。例如《后汉书》的作者先后有十几家之多，而以三国时吴人谢承的写作为最早。因流传不多，致早就散佚[16]。由于相当大一部分藏书家对珍藏秘本重于珍藏，吝于流通,“人不借我，我不借人”这些极端私利的主观原因导致藏书者“纵累岁月，无所增益”，遭遇意外灾害最终导致古书彻底消失!

(三)评析古书流通的作用

展望未来，尽管由特朗普政府在全球挑起的贸易摩擦对美国经济所产生的各方面影响尚需时日才可体现，但考虑到其国内大规模减税政策的推行，美国经济短期内仍可能维持一个较高的增速。据此，课题组假定美国今明两年经济增速为2.9%和2.8%，略高于IMF预测值；而欧元区方面，贸易冲突波及欧元区、英国“硬脱欧”风险犹存、意大利民粹政府的激进预算案加剧了债务风险，诸多因素令欧元区增长前景蒙上不确定性。据此，课题组假定欧元区今明两年经济增速为2.2%和1.7%，略低于IMF预测值。

1.好书不出户庭 通过古书的抄录刊布，藏书家所吝惜的书，不出门庭，即可为世人所见、所得。古籍被私人所独占以后,其社会教育性和文化传播作用便因为金钱的渗透而减弱,随之而来的便是“囤积居奇”和“讨价还价”。这样借阅一途当然很难行得通。既要借阅,自然有“携去”之虞,甚至有被“转抄”(甚而影抄)之患,于是好书自然也就难出“户庭”了[19]。曹溶所提出的“好书不出户庭”之善，是在进行古书流通的同时，充分考虑到了诸多藏书家对所藏古书的惜借心理，基本打消了藏书家“然其间有不当专罪吝惜者，时贤解借书,不解还书,改一瓻为一痴，见之往记。即不乏忠信自秉、然诺不欺之流,书既出门,舟车道路,摇摇莫定,或僮仆狼籍,或水火告灾,时出意料之外”[1]1451的忧虑。从而实现几乎在无损于己藏的前提下刊布流传，利己利人。

2.有功于古人 在生产工具不发达的古代，书籍凝聚着古人的心血，寄托着作者的思想，反映着古人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古代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古人竭一生辛力，辛苦成书，大不易事。渺渺千百岁，崎岖兵攘劫夺之余，仅而获免”[1]1451,藏书家如果将历经千辛万苦流传下来的古书珍本束之高阁,那些珍本、善本稍致不慎,便会断种绝迹,遂使古人之心血,古代之文化付诸东流,于古于今皆不利。通过流通古书，改“藏书以藏”为“流布以藏”，实现“藏之于私”到“藏之于公”的转变，从而避免“稍不致慎,形踪永绝”之患。“成就古人与之续命”，此为“有功古人”之善。

3.己所藏日以富 “己所藏日以富”，以利于己学，又“有功于古人”，从而留芳青史，是封建社会每一个藏书家的美好愿望。但是，由于资财、环境、交通等种种条件的限制，对大多数藏书家而言，以个人之力，实现“己所藏日以富”也只能是个美好愿望而已。更何况，古籍珍本,“一归藏书家……举世曾不得寓目”，何谈“己所藏日以富？”[1]1451如果按照曹溶对各藏书家提出的“抄录互换、刊布与世”主张，则可以微乎其微的代价，避免藏书家“纵累岁月，无所增益”的困境，实现“己所藏日以富”的美好愿望。

明代末期，王学末流空疏的积弊臻于其极，学术界由厌倦而变成憎恶，于是有了内部的反动，士大夫中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方以智、刘继庄、颜元为代表的优秀分子和新兴的士民代表，反对空谈，主张关心时政。他们研究学问的目的在于致用和博古通今。随着社会的发展，经世致用思潮日益深入人心。16世纪中叶以来中西文化的直接交流，尤其是欧洲历算知识的传入，更助长了经世致用思潮[15]。而“流通古书、抄录互换、布刊为藏”的思想，正处在“经世致用”这种社会思潮之中。

至延安府，投中散直參經略範仲淹。（《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呪妙經註》卷六，《中华道藏》30/578）

四、《流通古书约》评价

《流通古书约》一卷，刻于《知不足斋丛书》，区区七百字，是曹溶首次以文字的形式向藏书家发出的图书流通倡导，缪荃孙盛赞“为流通古书创一良法”。

(一)首次以系统的文字提出流通古书的理念

晚明许多藏书家都已经认识到藏书楼吝惜传布的危害。比较开明的藏书家便提出了藏书传布流通的主张。邱濬因为感到借书不便，并且惠及“吾乡后生小子，苟有志于问学者”[20]而设立藏书楼，但是没有进一步提出更高、更完整的要求。这些主张都只是停留在对藏书楼的藏书传统的不满和怀疑，仅仅是对藏书家吝惜藏书、缺乏流通行为只言片语的议论。祁承爜、丁雄飞、黄虞稷等所述的抄书社还止于二三家之间的藏书流通，曹溶则希望所有藏书家联合起来，在更大范围内开展藏书的传抄和流通[21]。明末清初曹溶的《流通古书约》第一次以简洁、系统的文字，提出了流通古书的原因、方法和意义。

(二)发明了流通古书具体有效的方法

无论是宋代的宋敏求、郑元英，元代的贾辅、张汝卿，还是明代的杨士奇、李如一，他们或是出于对私人藏书吝惜的不满，或是出于藏书嘉惠士林之目的，或以言辞、或以行为提倡流通藏书。但是，他们都没有提出具体有效流通古书的办法。曹溶提出流通古书、刊刻传布的有效方法：其一，“彼此藏书家各就观目录，标出所缺者，先经注，次史逸，次文集，次杂说，视所著门类同，时代先后同，卷帙多寡同，约定有无相易。则主人自命门下之役，精工缮写，校对无误，一两月间，各赍所钞互换……”；其二，“出未经刊布者，寿之枣梨。始小本，其巨编，渐次恢扩”[1]1451。

农村改革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和核心推动力，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之路的前景进行了深刻阐述，这也是党中央着眼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建设、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所作出的战略决策。

(三)《流通古书约》的影响

曹溶作为藏书家中的后起之秀，基于当时藏书事业的繁荣与古书流通的尖锐矛盾，系统提出流通古书的主张，既承前人之说，又为后世藏书的流通给予系统的理论指导。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曹溶流通古书的主张虽然较难施行，但它对藏书家的影响却是不能低估的。缪荃孙的图书流通理论深受《流通古书约》的影响，江南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的创办宗旨深刻体现着《流通古书约》的主张[22]。曹溶主张藏书家编制家藏书目，互相传阅交换，以查检自己所缺图书为何处何人收藏，便于传抄，这已是“馆际互借”的最初设想和形式，而这种形式至今为图书馆界普遍采用[21]。由此观之，曹溶“流通古书”的系统理论，对当时以及后世的藏书流通理论及其实践方面产生影响深远。

五、结语

曹溶的《流通古书约》距今已有400年左右的历史，固然有其局限性，但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自己所处时代环境的限制。曹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提出《流通古书约》，为同时代人以及后人提供了新的思路,促进了藏书家之间的藏书流通,不仅保护了古书，而且一定程度上也发挥了古书的社会作用，实为一项创举。至于“流通古书”作为一种思想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则是在乾隆年间周永年提出并且系统论证的“儒藏说”[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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