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四期》以文学的方式重返历史，力图祛除阶级理论和党派政治对历史的遮蔽，重述伟大而悲壮的国军抗战历史。作品回望了自北伐至“文革”后这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变迁，通过对英雄人物悲剧命运的展示，对既成的历史叙述进行了深入的反思。新历史主义者怀疑发掘历史真相的可能，强调权力在历史叙述中的统治地位，然而何顿却要用文学照亮历史模糊和隐匿的部分，还原历史的真相，维护历史的正义，还那些迅速被历史遗忘的英雄以应有的尊重。我们将从史诗追求和传奇笔法两个方面，展开对《黄埔四期》的讨论。

一 对遮蔽和遗忘的正面挑战——国军将士的抗日史诗

《黄埔四期》涵盖了自北伐至“文革”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在这段历史中展示国军将士的遭逢和际遇。这段“革命的岁月”也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长篇小说所共同选择的史诗性叙述的时间框架，从《白鹿原》《花腔》到《圣天门口》《笨花》，都在这个时间框架内展开叙事和想象。选择这一时间段线作为叙事的空间，《黄埔四期》的史诗性追求一目了然。事实上，中国当代的小说创作一直有着史诗性追求的倾向，这个传统从延安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将中国农村的整体性变革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将中国的土地革命认定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必然环节，直观呈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土地革命的历史功绩，从而对其执政的政治合法性做出了有力的确认。新中国成立后，当代文学沿着《暴风骤雨》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路径，承担起了建构革命历史的重任，“只有通过‘宏大的历史叙事’，才能把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和曲折多变的革命历程表现出来”［1］，所以史诗化的叙述成了这个时代作家们对于长篇小说创作几乎一致的追求。《保卫延安》《红日》《红岩》这些作品以革命历史中的重大事件为叙事背景，展现艰难而曲折的革命历史过程，描摹和刻画革命英雄人物，在波涛汹涌的历史氛围中凸显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之后的革命历史的史诗性创作提供了书写的范例。这种历史叙事方式在被不断地模仿和复制之后，成为一种刻板而顽固的历史叙事模式和规约。这种影响在进入新世纪后依然持续，黄亚洲的《日出东方》（2001）、张惟的《血色黎明》（2009）等作品依然延续了这种风格。毋庸置疑，这种类型的作品所弘扬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理想主义精神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起到了动员群众参加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作用，但是作为一种历史叙事方式，阶级斗争史观和党派政治思维的影响也使其展现出专断性和排它性的特征，文学对于“史诗”的理解被限制在“党史”和“阶级解放史”的范畴中，其它叙述历史的视角被遮盖和屏蔽。这种历史叙述模式强调历史叙事对现实的功利性作用，而对历史进行了刻意的裁剪和选择性的叙述，对不符合合目的性的“历史意志”的历史采取了回避的态度。其中，国军在正面战场抗击日军的历史长期以来是这种历史叙述模式所极力回避的对象，这正如唐伟所说：“国民党军队正面抗战的历史，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这段历史就像一个鬼魅般的幽灵，始终徘徊在国家历史的边缘，并没有被编织进现代中国革命的正题。”［2］在这种历史叙事规约的影响下，文学史著述对于表现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文学作品普遍保持一种谨慎或回避的态度。“如果仅凭文学史著述中的抗战文学，很难想像中国现代史上曾发生过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抗日战争。”［3］可以说，《黄埔四期》起底了一段被隐匿和遮蔽的历史，以文学的方式记录和展示了国军将士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悲壮而辉煌的战斗历程，对既有的坚固而僵化的历史叙事逻辑发起了正面的强攻。其实何顿的这种努力在写《湖南骡子》时就已经开始，后来的《来生再见》也是这种努力的继续。在这两部小说中，何顿将眼光聚焦在他的家乡湖南，书写了湖南境内正面战场的几次大型的会战，写出了国军和湖南人民誓死保卫家乡的英雄气概。但那两部小说只书写了中国抗日战场的一隅，到了《黄埔四期》，何顿突破了地域的界限，将眼光投向了全国，书写的战事包括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徐州会战、中条山会战、豫中会战、兰封会战、长沙会战在内的所有正面战场的大型会战，还描写了国军在滇缅一带的作战，用史诗性的笔法将国军主导的正面战场的抗战进行了全景的展示。其中的很多战事已经因以往历史叙述经年的刻意回避而日益浅淡和模糊，很多抗战英雄被这个国家和民族迅速地抛弃和遗忘。何顿以浓墨重彩的历史重述来对抗这种对抗战历史的遗忘。他以极尽繁冗的方式尽可能地勾画每一场国军将士的浴血战斗，记录每一次国军的冲锋。一场接一场的战斗接踵而至，丝毫不给人以放松的空隙，战争中的中国军队根本没有喘息的机会。小说中多次提到，日本军队的机械化配置和高人一等的作战能力在与国军的交战中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给国军带来十分重大的伤亡。而国军由于没有充分的备战机制，只能临时征兵补充兵员，这些临时补充的兵员由于没有时间进行基本的战斗训练就投入了战场，造成了更大规模的伤亡。所以，何顿的笔法虽然繁复，但这种书写方式却对当年国军连续遭遇日军重击而疲于应战的战争样貌进行了精确的还原。这不仅不是败笔，反而是一种创造。在小说中，不仅飘扬着嘹亮的战歌，也流淌着国军将士淋漓的鲜血，何顿想用文字记录每个参战的国军将士的名字。张灵甫、胡琏、李弥、宋希濂、蔡廷锴、区寿年、黄固、翁照垣、许权中、杜聿明……何顿好像生怕这些抗日英雄被国人遗忘，化作历史的尘埃，就忽略裁剪，何顿让他们尽可能多地出现在自己的小说中。但这些人物在小说中多数只是留下了名字或是简短的事迹，何顿无法做到让他们都面目清晰，这就形成了这部小说人物繁多却面目模糊的弊病。正是由于以往当代文学对这段历史的忽视，让何顿痛心疾首。他急于让自己的小说承担更多的叙述历史的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减损了小说的艺术性，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的事情。

1.3观察指标观察患者手术治疗的手术时间、手术过程中的出血量、术后肛门排气时间、下床时间、住院天数。并对两组并发症发生情况进行分析。

那些当年御敌抗战的军人是何顿最关心的对象，他不仅关注他们当年战场上的威武英姿和为国家民族付出的生命与鲜血，也关心他们战后的遭遇和命运。他们的命运随历史的蜿蜒和扭转而起伏，他们在国家和民族危亡的时刻挺身而出，奋勇搏杀，用自己的勇气和智慧拯救百姓于水火，但历史却并未给予他们应得的尊重和荣耀，反而将他们打入另册，让他们在被怀疑和被监视的状态中度过了漫长的岁月。

通过小说我们看到，党派政治的纷争，是导致他们悲剧命运的最主要因素。在参军初期，姜乃常参加了国军主导的北伐，在战斗中他身先士卒，精明而强悍，取得了傲人的战绩，得到了快速的晋升。他本该留在战场上继续施展他的军事才华，却因蒋汪不合，被蒋介石调去南京，在黄埔同学会任干事，监视黄埔同学的思想动向。国军内部充满了猜忌。他虽光明磊落，却因他人的嫉妒而遭人算计，被检举有“亲汪思想”，在浑然不觉中被打入了另册，在之后的岁月中他都没有得到提拔，以致在抗日战争中没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贺百丁率领的部队在抗日作战中屡建奇功，在其它部队纷纷溃退之时，他仍能率部高歌猛进。然而，即使他获得如此战功，他和属下并未晋升，收到的只是长官的空头承诺。原来贺百丁在山西抗敌之时，由于粮草不足，用缴获的枪支与共军交换粮食，被军统的特务怀疑“通共”，从而总部早早地限制了对他的任用，他甚至因此被投入监狱，遭受了残酷的刑罚。国军内部的不和与猜忌不仅导致了有能力的干将不能在抗日作战中最大程度地发挥效用，也导致了在具体的对日作战中各部队不能相互有力地支持和援助。小说中，贺百丁多次带着麾下的独立师独自与日军缠斗，然而其它国军部队竟按兵不动，在远处观望，贺百丁不禁悲叹：“我难过的是这么多兄弟部队，没人配合我作战，要是我手中还有两个师，这仗就好打了。”［4］此外，小说中还多次提到蒋介石用人的狭隘，他对于不同地域的将领亲疏有别，对于来自于江浙一带的将领信任有加，而对于来自其他地域的将领则多有防范。这对于国军内部派系林立的现实无疑雪上加霜。国军内部的派系斗争和相互猜忌的状况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国军本就不充盈的战力，这也是其在对日作战中深陷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何顿在赞颂国军将士奋勇抗敌的同时，始终保持了冷静和审慎的历史眼光，对于国军内部的倾轧秉持了客观的态度。

［2］唐 伟，吴 霞.“犹是深闺梦中人”：评何顿的《来生再见》［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1（4）：5.

这些悲剧命运不是个案，而是贺百丁这一代军人普遍的遭遇。这是他们的不幸，也是民族的悲哀。他们为国家民族贡献了青春和热血，胜利后回报他们的却是凄惶和疼痛。战争虽然结束了，但战争的思维方式并没有休止，中日间民族和国家的对抗迅速被阶级的对抗取代，这些抗战的英雄迅速被阶级仇恨所吞噬，在接下来的一系列斗争的漩涡里被淹没和遗忘。通过对这群老兵命运的书写，何顿对这段历史进行了质问和反思，勇敢地揭示出了历史的隐疾，他的真诚和大胆为新世纪严肃的抗日文学叙述提供了范例。

将成品油、鞭炮及焰火、小汽车、摩托车、电池、涂料等资源环境类商品分类为地方税基。对资源环境类商品课税主要是因该类商品消费对所在地区有着一定的外部性，地方政府应承担外部性治理成本。作为对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的补偿，应将该类商品分类为地方税基。此外，还可以考虑合并小汽车消费税与车辆购置税，纳入到消费税的税目中。车辆购置税脱胎于车辆购置附加费，是在 2001 年“费改税”时进行的调整，系用于道路建设的专用资金。小汽车消费税和车辆购置税在税基和目的职能上都有较大的重合之处，只是在征税环节上有所差异。出于简化税制的目标，可考虑将小汽车消费税与车辆购置税合并。

二 战场与情场——英雄传奇展开的两个空间

参考文献：

通过对姜乃常和贺百丁两个主人公英雄形象的塑造，《黄埔四期》表现出了民间文化传统中武侠文化和民间英雄传奇的隐形结构，与《抗日英雄洋铁桶》《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等抗日题材的“革命英雄传奇”采用了相同的叙事策略。在“革命英雄传奇”里，没有爱情和欲望的位置。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爱情”被抛出革命叙事的范畴之外，性别的差异只有在对婚姻的叙述中才有意义；而对婚姻的叙述，其则重点在于突出解放和革命的价值和意义。对于人的私人情感需求以及对于异性的欲望，革命文学多是避而不谈的，其中缘由黄子平曾有过分析：“‘英雄血’还在，但那是‘集体英雄’，集体英雄是中性或无性的，不分男女。‘美人泪’‘时代女性’已经脱胎换骨，成长为‘党的女儿’。永远是‘党的女儿’而不是‘女儿’或‘女性’，因为政治父权的身份是凭借女儿的身份来界定、来确认的。”［7］这样来塑造英雄，突出了英雄的“神性”，却忽略了英雄的“人性”，使英雄形象高大却渺远，与现实生活中具体的人很难建立起关系。这种刻意“纯化”的描写使英雄人物脱离了生活，从而失去了自身的真实性和丰富性，被符号化和平面化。“革命英雄传奇”中对于英雄个人情感的忽视与革命叙事的规约有关，也与中国传统的英雄叙事经验有关。在古典文学的经典文本中，英雄是无性的，［8］从关羽到武松再到孙悟空，对于异性都有一种本能的拒斥；而亲近女色的往往是些悲情的人物，无论是与虞姬相爱的霸王还是恋着貂蝉的吕布，或是有小乔陪伴的周瑜，都功败垂成，只留给后世一声叹息。何顿在塑造英雄人物时在作品中描绘了英雄们缠绵悱恻的情史，着重突出了大侠的“剑胆琴心”。《黄埔四期》中这些英雄不仅善战，而且多情。

与贺百丁相比，姜乃常的情感经历丰富得多。姜乃常的妻子与情人加起来有6人之多，这6个女人无一例外对姜乃常一往情深。发妻田贵荣不计较姜乃常对她的冷漠和抛弃，心甘情愿为他守护家产、教育子女，在土改中甚至替他 顶着地主的帽子，代他受过；黄莹为了与他在一起，不顾他已婚的事实，冒着和父母决裂的风险，以未婚先孕的方式逼父母同意与他结合；陆琳为了与他长相厮守，不顾自身的安危，女扮男装，投身行伍，在枪林弹雨中陪伴其左右；高红梅毕生将其视为下凡的天神，称其为“老爷”，常年毕恭毕敬侍奉他的生活而无怨无悔；杨凤月不顾道德的规约和世人的眼光，以出轨的方式与其私会；马沙丽更是为了他而放弃了结婚，只要能为他生一个孩子便心满意足。在战争年代，姜乃常骁勇善战，驰骋疆场，充满了英雄气，对女性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在战争过后的艰苦岁月，他把私藏的名人字画和金条及时变现，帮助他的女友们渡过生活的难关，这无疑也增加了女人对他的信任和依赖。他不仅是战场上的英雄，也是生活中的强者，他不仅勇猛，而且睿智，他的大侠风范与风流本色不随时代的更替而变异。

为了显示电缆位置对应的数字信号及观察与电缆位置对应的模拟电信号，测试时将LCD插在开发板上焊接的排针上，示波器的通道接地探头与DM642的系统地线连接，信号探头与DM642的DA转换模块输出端口连接，连接摄像头与DM642，并连接电源.在PC机上打开工程文件，编译连接运行，并观察LCD的显示及示波器上曲线的变化.

剖析QN-06V参数井失败的原因，主要为受限于沁南区块勘探程度低，前期地震工作网密度不够，测网较大，地震工作覆盖范围不足难以实现对该区域煤层复杂赋存形态的有效控制，造成了井位布置出现了偏差。

何顿笔下的主人公不似金庸笔下的杨过和黄药师那样从一而终，对待爱情忠贞不渝，而更像古龙笔下的陆小凤，风流而率性，对待每一份感情都真诚而热烈，然而却不执着。在《黄埔四期》中，风姿绰约的女人们不仅作为一种点缀，衬托英雄的雄性魅力和旺盛的生命力，也是一个管道，作者可以通过对她们的设置展现英雄内心深处的细腻和柔软，使英雄的形象更为立体而丰满，也更具传奇色彩。可以说，小说中不仅充斥着英雄血，也流淌着美人泪；何顿不仅将他笔下的主人公设置成战场上的神话，也让他成了情场上的传奇。在小说中，贺百丁与秦云的恋爱给人印象深刻。秦云是总部派给贺百丁的机要秘书，她的美貌和温良征服了贺百丁，使其不顾已婚的状况与之坠入爱河。但事实证明，秦云是共军派来的特务，贺百丁部与共军交战的数次失利都与秦云有关。当军统查明秦云的身份后，派特务来逮捕秦云。贺百丁闻听此事十分震惊，自己麾下的两个旅总计五六千部下都因她而亡。秦云的身份和作为给了贺百丁极大的精神冲击和伤害，但对秦云浓烈的爱让他阻止了特务的抓捕。他知道此行等待秦云的将是常人难以忍受的摧残和折磨，同时他也深知，事已至此，自己无法解救秦云，他唯一可以为她做的就是交给她一把手枪，让她自裁。阻挠特务的抓捕行动让怀疑贺百丁通共的人掌握了更切实的证据，破坏了上峰对他的信任，几乎断送了他的政治生涯，贺百丁以自己的政治生命为代价给这个他深爱却背叛了他的女人以保护。在贺百丁老年的濒死之际，贺百丁于混沌中回忆起他的爱人。在生命的尽头，他还计较于尘世的功业和仇怨，却愿意放弃追究爱人对他的出卖和背叛，以宽容和大度在心中与爱人达成了和解。这些都体现了他内心中的温润与柔情。有趣的是，贺百丁虽然风流却重情义，也是个怕老婆的人。他在西安受训时与当地一酒楼的老板娘吴姬交好，后者执意跟随贺百丁回老家，不惜做妾，贺百丁满口答应；然而回到家中，面见发妻极其不悦的神情后，贺百丁却怯懦了，不得不将吴姬介绍给还没有老婆的二弟。战场上面对枪口和刀锋面无惧色的猛将，面对妻子却充满了敬畏。作者通过这一情节，表现了人物的不同侧面，使人物更加真实而可信，避免了平面化的倾向。

前进速度：当铁丝直径为8 毫米时，前进的速度为4500 能正常循迹，但速度过慢，当提速为4800 时加速2 秒，当加速到5000 时因车速过快，影响了循迹，卡顿现象严重。故选择最佳前进速度4800。

何顿通过写作包括《黄埔四期》在内的“抗战三部曲”，拨开历史的迷雾，还那些老兵以应有的尊重。何顿无法忍受英雄的光辉因刻意的遗忘而黯淡，“抗战三部曲”全部的努力，实际上是要重申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即遗忘就意味着背叛。

何顿对国军英雄人物的塑造，借鉴了中国古典文学的英雄塑造模式。通过史诗文本的构建，何顿还原和呈现了国军曾为国家和民族作出的伟大贡献；通过传奇笔法的运用，何顿让笔下的英雄人物与那些民族记忆深处的古典英雄产生了精神联系，从而回避和摒弃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设限，使其归入民族英雄的谱系和行列。作为《黄埔四期》的主人公，姜乃常和贺白丁等人身上散发着浓烈的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中才有的古典英雄气质。他们有的运筹帷幄，有的能征惯战。他们只要意趣相投，志同道合，哪怕是不期而遇，萍水相逢，也可以自比关张，歃血盟誓，结为兄弟。当然，与古典英雄相比，他们的结义充满了现代意识。他们结为异姓兄弟不是为了追逐个人的功业或完成家族的使命，而是怀着共同的家国情怀，联起手来以血肉之躯抵御外侮、共赴国难。他们以自己杰出的禀赋，在战场上写就了一段段非凡的传奇。李扬认为：“传奇意味着艺术在对现实的把握中，摒弃那些普遍的平凡的生活素材，选取富于戏剧性的生活内容，并以偶然和巧合的形态显现。英雄传奇既多虚构而且其人物又是理想化了的英雄，所以免不了要用夸大的笔法，为他们的行为涂上一层怪异的、超长的或神奇的色调。”［5］4-5何顿为了塑造这种传奇化的英雄，无疑对人物进行了一些理想化的处理。主人公姜乃常是国军的军官，他善于布兵，更善于格斗，善于近战，还长于用步枪远距离狙击。在具体的战斗中，他或是以一己之勇激起全体官兵的战斗热情，或是以精准的枪法远距离狙杀对方的指挥官，打乱对方的战斗部署，为己方的作战制造优势。小说中多次提到他使用张灵甫赠送给他的带有精确校准功能的狙击步枪进行精准的狙击。此利器在他手里好比倚天屠龙，让他在战斗中如虎添翼，在万人阵仗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他宛如一个冷兵器时代的武将，能以一己之强力左右战局。他不仅在大兵团作战中身先士卒，作战英勇，还可以化身孤胆英雄，深入敌阵。他为了解救被英军扣押的部下，冒着被拘禁甚至被枪毙的危险，独闯英军司令部，在得知对方已将部下押运到别处之后，更是一气之下率部洗劫了对方的军火库。无论是正面与敌人搏杀，还是面对敌人的暗算，他总是如有神助。每当危险临近，他的右侧眼皮就开始剧烈抽动，向他报警，这使他多次躲开了飞向他的子弹和炸弹，让他化险为夷。古典文学中武松与李逵式的勇猛，要靠打虎这样的情节来展现，而《黄埔四期》中姜乃常却将一只孟加拉虎养作宠物，不必动手打，瞪瞪眼老虎就蔫了，足见其威风和煞气。如果说何顿对姜乃常的塑造偏重于其“力”与“胆”，对另一个主人公贺百丁的塑造则是偏重其“智”与“谋”。贺百丁也是一名国军军官，他被描画成一个类似诸葛亮式的智多星。他不仅作战英勇，而且熟读兵书战册，谙熟兵之诡道，常常出奇制胜，以计克敌。在中条山一带与日军的战斗中，他吸取了由于兵员训练不足和装备落后所导致的大兵团作战失利的教训，采用化整为零、奇袭巧取的游击战法，在保存己方有生力量的同时，给敌方造成了大量的伤亡。他还利用地形频施巧计，火攻水淹，巧妙地突破日军的铜墙铁壁，凭借个人的才智一次次书写以弱胜强的战例。当其他指挥官损兵折将、一败涂地之时，他却在战斗中将一个旅扩员成了一个师，令其他国军将帅无不佩服。

综合以上工况组合并考虑新老路基和路面结构层的安全系数，将该新老路基的差异沉降控制标准值减小至0.5%，此时对应的处理方案如表4所示。

［1］孟繁华，程光炜.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M］.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20.

国共的纷争显然比国军内部的派系斗争更为激烈，也更为残酷。抗日战争中，两党的军队各自为战，相互警惕；抗战胜利后又刀剑相向，大动干戈。这种对抗持续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这种对抗最直接的受害者就是这些曾经为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抗日国军将士们。何顿对抗日战争的表现并没有以抗战的胜利而结束，小说很大的篇幅留给了这些抗日军人及其子女在“胜利”之后的日子，讲述英雄远离战场后的悲哀。贺百丁在内战后期由于大势所趋，加之对国军高层的失望，选择了起义。但起义将领的身份并未给他带来安全和荣耀，他始终被新政权视为潜在的威胁而被排拒和警惕。在“反右”斗争中，他侥幸逃过一劫，但在接下来的“文革”中，他被送进了监狱。他在监狱中饱受煎熬，只有在倒尿桶的间隙可以享受片刻“放风”带来的快意。当年与贺百丁一起并肩作战的何绍晖，建国后转业去了工厂，度过了一段安适的生活，但在随后的“文革”中，他被认作是国民党的特务，屡遭批斗后无奈逃亡，之后竟流落街头，成了一个乞丐。两党之间的对抗还波及了这些军人的后代，贺百丁的儿子贺兴与贺强，由于是国民党军官的儿子，在学校里遭受歧视，无奈之下他们想参加偏远农村的建设，试图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别人既成的印象，但地方的干部没有把他们当作建设者，而视他们为敌对分子，对其进行限制和监视。贺兴性情暴躁，在一次和民兵的冲突中被打成了痴呆；而贺强被派往边地，守护山林，在与盗伐林木的农民搏斗中落下了终身的残疾。

陈平原认为，武侠小说着重表现武侠个人的风度和气质，如果让侠客投身行伍，则有损对侠客风采的展示，所以他说：“说到底侠客不过是崇信义而重交谊，急难好义轻生重气的个人英雄，以其侠骨豪情而不是丰功伟绩吸引读者。硬要将其改造成政治家或军事家，必然吃力不讨好……非要逼其从军出征建功立业，侠客只能蜕变为‘英雄’，‘武侠小说’也将转为‘英雄传奇’。”［6］的确，相对于爱恨情仇交织缠绕的江湖，战场上的是非曲直、忠奸善恶简洁而分明。除了表现战场上英雄的英勇、果敢和智慧，作者很难仅仅通过战场来展现人物内心的丰富与复杂。所以战争文学中的英雄人物较之武侠小说中的大侠，显得单薄且类型化倾向突出。李扬在分析以《林海雪原》为代表的“革命英雄传奇”这种类型小说时写道：“‘英雄传奇’的重心是对英雄人物的刻画。传奇里的英雄人物大抵分为两类，一类是张飞、武松、李逵一类粗豪的英雄，另一类则是诸葛亮、周瑜式的儒将。《林海雪原》中的英雄也由这两种类型构成，杨子荣、刘勋苍等小分队战士属于前一类，是所谓‘五虎将’似的英雄，少剑波则是典型的儒将式的人物。”［5］12-13的确，在姜乃常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武松、杨子荣的影子，而贺百丁则与孔明、少剑波相似。为了克服人物的类型化倾向，何顿在书写英雄们征讨杀伐的同时，又着重写了英雄们的情场逸事，通过表露英雄们柔情似水的一面，凸显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3］秦 弓.关于抗日正面战场文学的问题［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9-16.

［4］何 顿.黄埔四期［J］.收获（长篇专号），2015（春夏卷）：133.

［5］李 扬.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

［6］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1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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