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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书外的历史,英雄背后的故事——评何顿的《黄埔四期》

更新时间:2009-03-28

如果没有《湖南骡子》《来生再见》和《黄埔四期》,我们对何顿的认识或许只停留在这样的印象之中:他能够轻松自如地表现他置身其中的现实生活,贴着“新状态”或“晚生代”的标签执着于展现生活现实,挖掘城市中小市民的生存状态与情感纠葛。然而,当《湖南骡子》《来生再见》相继出现后,何顿让我们刮目相看。他在自己的文学世界中,以真诚的姿态,努力摆脱局限与桎梏,不断超越既成的创作路径。从《湖南骡子》《来生再见》开始,何顿一步步地将目光投向历史的纵深之处。他开始关心家国旧事,他以正视历史、还原历史为己任,以深邃厚重的思想,在芜杂的历史裂隙中纵横捭阖。

2011年何顿出版了近60万字的长篇小说《湖南骡子》。小说围绕长沙何氏家族五代人百年间的生活变迁展开叙事,以一个家族的经历折射出湖南的百年历史,以及湖南人身上“骡子般”的倔强、坚韧、顽强、不屈等独特的历史文化精神,继而铺陈出辛亥革命以来近代中国的百年沧桑,正如何顿自己所说,他是“以湖南为基地来写中国的这一百年”。由此可见何顿在叙事上的勃勃野心。《湖南骡子》之后,2013年何顿又出版了近40万字的长篇小说《来生再见》,这一次何顿将视线投注到波澜壮阔的抗战历史。与已经汗牛充栋的书写抗日的作品不同,《来生再见》以国民党部队的底层战士黄抗日的视角来讲述亲历的战争场面。从长沙会战、常德会战到衡阳保卫战,何顿试图改变中国抗战文学中弥漫的英雄主义光环,重新书写战争中的“人”。2015年,《黄埔四期》发表在《收获》杂志“长篇专号春夏卷”中。作为何顿“抗战三部曲”的收官之作,《黄埔四期》依然是厚重的大部头,小说洋洋洒洒近百万字,历史跨度漫长,人物众多,情节更是跌宕起伏,极具历史震撼性和文学颠覆性。小说延续了《来生再见》的视角,讲述的依然是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的种种经历与遭遇。小说向我们敞开了颇为陌生的历史另一面,牵扯出一段被历史教科书遮蔽的历史。

在北京市仁爱教育研究所诉重庆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侵犯著作权纠纷案㉖ 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2013)渝中知民初字第108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就认为,被告利用原告教科书而出版在目录和内容上均与教科书一一对应的教辅书行为,应视为对该教科书在著作权意义上的使用,侵犯了权利人“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因为依据他人编著的教科书出版同步教辅书的行为,虽不同于复制行为,但仍然是作品的使用行为,是教科书著作权人所享有的一项重要的财产权益。虽然立法者未对其进行界定,但应通过兜底条款的适用来保护这一在立法上并未否定的利益。

一 反抗遗忘——直面尚未凝固的历史

优秀的战争题材小说不会美化战争,不会粉饰死亡,不会矮化对手,也不会无视常识,何顿的《黄埔四期》无疑就是这样一部思想与艺术俱佳的抗战题材小说。初读《黄埔四期》也许会遭遇到一个比较困难的进入过程,因为小说篇幅长,文中涉及的人物众多,采用的又是现实与历史交错出现的写作手法,其中又夹杂着许多琐碎的日常生活,难免会使人产生叙事重复啰嗦之感。然而在克服了最初的阅读障碍之后,将进入一个极其开阔与丰富的文学世界,让人欲罢不能。《黄埔四期》在时间上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界限,从抗日战争爆发一直写到“文革”结束。前段侧重战争场面的铺排,从谢乃长和贺百丁离开湖南家乡投考黄埔军校开始,到他们成为国民党的高级军官,从一·二八淞沪抗战开始,到几年后的忻口会战、淞沪会战、兰封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昆仑关战役,再到滇缅战役、中条山会战、豫中会战……何顿对这一系列国民党主导的抗战正面战场进行了史诗般的全景展示;而后段则主要讲述以谢乃长和贺百丁为核心的国民党老兵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各色人生与命运变迁。从宏大的革命历史到精微的日常生活,这样的结构安排以及叙事策略使何顿的创作意图显而易见,他试图要在历史的褶皱里打捞、还原真相,以生活之流为契机走入历史的深微之处。

北部湾经济区的区内贸易比重反映了其在广西省内贸易中的一个地位,如果这个比重呈上升趋势,则表明广西总贸易对北部湾经济区的区内贸易的依赖程度也在上升。本文主要选取北部湾经济区2008年-2011年四年间全区区内进出口额以及全区进出口总额来进行测度,通过选取指标得到如下表格:

厂房尺寸的确定是由流道尺寸、安装场长度、安装高程、吊车跨度、吊件最大高度、副厂房布置、设计水位及水工建筑物结构要求等因素决定。经布置后,厂房上、下游总长度为110.80m,厂房底部总宽度为31.00m,上部总宽度31.0m,最大高度61.00m。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战争与人类一直形影相随,时至今日,局部的战争依然没有结束,这也是人类面临的最大灾难。文学承载着人类社会的记忆,以艺术的方式记录着、反映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绵延的战争也成为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的主题来源。世界各国都有以战争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库尔特·冯尼格特的《五号屠场》等等,这些作品或是借由战争思考生命的意义,或是以悲悯的情怀关注人的存在价值,又或是揭示战争中人性的戕害以及战争给人的心灵带来的无法修复的创伤。这些脍炙人口的战争文学经典,因为蕴含着强烈的悲剧意识和人本意识而经久不衰。

可以说,何顿在创作《黄埔四期》时的意图十分明显,就是要以一个知识分子的担当还原历史,唤起大众的历史记忆,抵抗遗忘;但是,小说毕竟不同于传记,传记需要真实,小说需要的则是大胆的虚构和想象。用小说书写真实的历史就需要寻找到二者之间微妙的平衡,既不能让史实变得生硬、僵化,又不丢失文学的艺术本性。何顿以勇气和智慧巧妙地化解了这一难题,将他的历史激情渗透在字里行间,用文字映射出一幅真实的历史画卷。

二 直面战争——普通人写就的胜利

在中国,14年抗日战争犹如整个中华民族的一场梦魇,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抗日战争虽然是当代文学一个重要的题材来源,与抗战相关的作品众多,但从抗战时到现在70多年间,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却始终没有出现可以和世界战争文学经典比肩的作品。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于,中国人的战争观是值得反思的,中国的战争文学缺乏成熟的审美范式,其对战争的认识总是依附于政治观念,并以此来评判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大家认为正义的战争就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力量。作品颂扬革命者的英勇无畏,表现正义必胜,预言侵略者必然走向失败与灭亡,洋溢着积极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与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这样的认知,使得中国当代的抗战文学缺乏必要的思想深度,艺术上也陷入了概念化、脸谱化的恶性循环怪圈。

参考文献:

何顿就是这样主张回到叙事现场的作家,他认为作家要将原汁原味的社会生活客观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将一切交给读者,读者自有判断是非曲直的能力,不需要在小说中借由人物去说教。何顿在《黄埔四期》中,赤裸裸地写出了战争的残酷和惨烈,思索被战争裹挟下个人的命运流转。当战争袭来,家国处于危难之时,战场上的将士有恐惧,有迷惘,也充满纠结,这才是拥有血肉之躯的普通人最真实质朴的人性;然而,恐惧过后,他们还是会毅然前行,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捍卫家国的尊严。回望当年的烽火岁月,在何顿眼中为国捐躯是最有价值的精神信仰、最高贵的人生品性,其无关党派与政治。

三 岁月的雾霭——中国的抗战文学

何顿的身体里流淌着湖南人的血液,性格中继承了湖南人特有的倔强与执拗。为了在《黄埔四期》中重述那段被遮蔽的历史,他沿着小说中主人公的足迹重走了一遍抗日之路。从上海、西安到中条山,从昆仑关、兴隆集到罗山、高黎贡山,直至滕南和缅北,他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他耐心地访问那些依然健在的抗战老兵,翻阅谢乃常的回忆录以及相关的省志、史志文献,并远赴云南六库,从曾经与谢乃常合作抗战的老土司的后人那里搜集写作素材。如此浩繁的创作准备工作听起来就十分骇人,尤其是在当下这般纷繁缭乱、以追求速度和娱乐化为潮流风尚的文坛氛围之下。当版税与知名度成为衡量作家成功与否与作品优劣的标准的时代,何顿能够沉潜下来,以惊人的笔力,用数年时间,以真实的历史背景为基础,执着于书写抗战题材,没有迎合,甚至成为逆流,实在是不失一个知识分子的担当。著名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经不止一次地说,作家的职责在于提醒公众牢记容易被遗忘的历史。他认为,这就是作家的革命责任。[1]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下社会涌动着娱乐至上的风潮。作为知识分子的作家,本不该受如此风潮的影响,而应开风气之先甚至要逆势而上,挽救颓败的社会风气,但不幸的是,不少作家也被娱乐至上的风潮裹挟,其创作渐渐地娱乐化了。于是,诸多的抗日神剧出现了,无论是“我军”还是“鬼子”都在被过度消费,战争的严肃性也随之被瓦解。而在《黄埔四期》中,贺百丁与贺强关于抗日战争这段历史的对话,正暗含着何顿的历史观。贺强的历史老师否定了国民党抗日的史实,历史教科书中也没有记载贺百丁打过的那些战役。“历史老师说,那些所谓会战都是国民党为表示自己抗了日,杜撰了。贺百丁脑海里闪现了抗战中一个个弟兄倒下的悲惨场景,心口就扯得痛。”[2]58历史就是这样按照需要被剪裁或回避,然而,何顿却要用文学维护历史正义、还原历史真相。他试图用文学的力量扭转公众对战争的认知,穿越战争叙事上的层层铁丝网,破除党派政治纷争与唯阶级论的限制,以真诚而坦荡的姿态,严肃地对待历史,为那些正在被国家和民族逐渐遗忘的抗战英雄正名,让那些为国牺牲的灵魂得以安息。

4.统一要求与专业特色相结合研究新课标背景下高等师范院校英语教学法课程教学策略,落实国家、学校对教师教育专业的统一要求。

描写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可以说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上古传说中就有神农氏与斧燧氏之战、黄帝与蚩尤的逐鹿之战以及共工与颛顼之间的战争;先秦两汉时期,如《尚书》《春秋》《左传》《汉书》等典籍中记载了很多刀光剑影的战争场景和在战场上运筹帷幄的风云人物,为中国的战争文学奠定了最初的精神品格和叙事方式。此后漫长岁月中,每一个封建王朝的建立和终结几乎都伴随着大规模的战争,战争文学也由最初的“史传”逐步脱离史实的限制发展为充满想象的叙事类战争文学。毫无疑问,战争文学是由战争激发出来的,战争最容易触动作家敏感的神经。1931年爆发的中日战争,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的危难时刻,它以极其粗暴的方式席卷大半个中国,影响到了当时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当时到当下,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始终是战争文学的重要题材来源,残酷的战争与沉痛的创伤记忆成就了抗战文学的大观。无论是从文学观念、思想深度还是从人物形象、叙事手法考量,何顿的《黄埔四期》无疑都是抗战文学中的佼佼者。

历史的复杂性也许就在于,它总是以破碎和残缺的片段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所能掌握的或许只是历史一个横截面,却无法得知与复原总体的历史图景。国民党参与抗战的一段历史,由于一些历史与政治原因而被排除在了中国现代革命历史图景之外,然而,那些国民党抗战老兵的现实生活,以及他们在战场上的亲身经历,甚或因为他们曾经的国军身份而遭遇的政治运动的欺压,都让何顿开始重新审视战争与历史,并试图以小说的形式来弥补那段残缺的历史。由此可见何顿无所畏惧的文学信仰和精神气度。在《黄埔四期》中,何顿对于那场惨烈而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的表述,是从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切入的。对于历史素材,这样的结构本身就是一次叙事上的冒险,这是对历史的正面强攻。何顿显然已经突破了意识形态的限制,打破了预设的政治立场,试图重返历史现场,在我们所熟悉的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抗战图景之外,掀开了由国民党部队承担的正面战场抗战历史图景。

战争的硝烟逐渐散去,然而战争的记忆却无法遗忘,也不该被遗忘。小说也可以说是另一种历史,一种教科书外的历史。何顿用小说来记录战争,以最朴素的语言来叙述战争中的生活之流。他笔下战争的残酷与惨烈让人感受到精神上的震撼,他笔下战争中个人的命运变化、英雄背后的故事让我们去深刻反思历史与战争。何顿在《黄埔四期》中的叙事态度是真诚的。他试图穿越对抗战历史的固有认知,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真相;他诉诸笔端的文字有感情、有温度;他以个人命运为出发点辐射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极大地扩展了抗战题材小说的叙事空间。

从《湖南骡子》《来生再见》到《黄埔四期》,笔者不敢说何顿这些关于抗战题材的小说是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但至少我们看到了何顿正在努力挣脱原有的关于抗战文学写作的条条框框,摆脱意识形态的捆绑,以真诚的姿态书写那些关于抗战的真实记忆。何顿写作《黄埔四期》缘起于两个“黄埔四期”的后人——谢乃常的儿子谢祥京和小说中另一个主人公“贺百丁”的侄子文一夫,是他们找到何顿,让何顿来讲述关于他们父辈的故事。早在“文革”期间,何顿一家所居住的青山祠街上就住着一些国民党老兵,这些老兵被勒令自带小板凳去居委会学习毛主席著作,他们老实、敦厚、不敢乱动乱说、甚至有些猥琐的形象深深镌刻在少年何顿的记忆中。这些老兵经历过历史上的大事,曾经为了不当亡国奴而浴血奋战,可是历史却遗忘了他们。于是,何顿想凭借自己的文字,为那些抗战中最普通的国民党士兵在历史上留下一点痕迹。“英雄好写,英雄背后的故事却难写,我是写他们和他们的一生。”[4]何顿做好了向历史深处打捞的准备,将他们在战场上的勇猛、无畏与犹疑、无奈,以及他们在生活中的亲情、友情、爱情等各个方面展现在人们的眼前,用客观、冷静的文字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去感受,以此来感染读者。

透过平实的文字表达,可以感受到《黄埔四期》汹涌而又沉静、内敛而又磅礴的文脉。小说围绕着黄埔四期生贺百丁和谢乃常两个主人公,出场了近百个人物,描写了大大小小数十场战役。何顿对于战争一直保持着审慎的态度,早在写作《湖南骡子》时,何顿就能表示:“我并不是个喜欢渲染战争的作家。我写战争,是想让读者知道,就战争本身而言,不论正义的或非正义的,都是血淋淋地屠杀。”[3]何顿在《黄埔四期》的第4卷和第5卷中,用超过十万字来描述谢乃常和贺百丁所经历的一次又一次的恶战。战争一场接着一场,排山倒海般让人应接不暇,甚至没有喘息的时间,压抑、残酷、血腥与恐惧几乎成了第4卷与第5卷的全部关键词。面对日本人的疯狂侵略,中国军队拼死抵抗;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国军将士们即便明知和日本军队实力相差悬殊,也因为心中积蓄的愤慨而热血沸腾。在惨烈的凇沪会战中,“五五三团在南翔坚守了三天,三天里,一千五百多官兵投入战斗,战死了七百多人,剩下的八百官兵仍然坚守着阵地,阻挡日军的猛烈进攻。仗打到第七天,五五三团只剩四百人了,又补充了五百新兵,这些新兵还没打过仗,贺百丁把新兵分给三个残缺不全的营,让老兵带着新兵打。他的身旁都是死去的尸体,负轻伤的官兵继续作战,负重伤的都被抬走了。他觑着这一具具尸体,他们在一天前或半天前都还活着……”[2]76尽管残酷,但这就是战争的真相。战争改变着许多普通人的命运,无论胜利还是失败,战争带给人类的都是一场灾难。因此在《黄埔四期》中,何顿写抗战,不发议论,不随意感慨,只是冷静客观地叙述战斗的场面,而没有去渲染胜利,这也是何顿独特的思考方式。在家国情怀这样的大爱背后,何顿更注重从人性的角度去反思战争,去关怀战争下的个体生命。战场上,枪林弹雨中牺牲的千千万万的普通士兵,他们只感受到了战争的惨烈,却再没有机会享受胜利的喜悦,即便侥幸在战场上存活下来,也因为身份的原因而被匆匆卷入生活的洪流与时代的纠葛之中,颠沛流离,身不由己。走下战场,他们依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或者干脆隐姓埋名,以个人弱小的力量与其共生的时代对抗或妥协。

[1]加西亚·马尔克斯,门多萨.番石榴飘香[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5.

[2]何 顿.黄埔四期[J].收获,2015(长篇专号春夏卷):58.

[3]何 顿.朱小如.我仿佛与谁都很近,又都相距甚远:关于何顿长篇新作《湖南骡子》的对话[N].文学报,2011-10-20(04).

[4]何 顿,王晓梦.写作是一种深刻的热爱[J].百家评论,2015(3):48.

日生东而有西酉之鸡,月生西而有东卯之兔,此阴阳交感之义,故曰卯酉为日月之私门。今兔舐雄毛则成孕,鸡合踏而无形,皆感而不交者也,故卯酉属兔鸡。[注](明)郎瑛:《七修类稿》,中华书局,1959年,第74页。

 
丛琳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0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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